我有责任留下这段抗战史中的插曲

一，我的作品

众所周知，我方军是“记录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或者叫“报告文学”作家。我笔锋所记录的一律是“亲历抗日战争的人物”；记录他们所思、所想，所表述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和思索一生的警世恒言。也是记录“看见的，和听见的”。我是这样一个作家。

抗战馆里赌博、吃空饷、弄虚作假、买卖日本人赠送的汽车、抗战捐款不清不楚，我认为也不正常，是见不得人的行为。有必要记录在抗战历史中。因为，亲历抗战的老兵还在，安倍之流还在得寸进尺，被再一次侵略的战火迫在眉睫。

那么，我出版过什么图书呢？请看下面的记录：

《我认识的鬼子兵》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7
《最后一批人》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战争最后的证言者》	山东画报社	2005
《我认识的鬼子兵》（繁体字）	香港三联书店	1998
《我认识的鬼子兵》	山东画报社	2006
《最后的抗战老兵》（浙江永康）	山东画报社	2010
《最后的抗战老兵》（浙江天台）	山东画报社	2010
《最后一次集结》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
《最后的军统老兵》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2
《我认识的鬼子兵》（日本语）	日本侨报社在日本国出版	1999
《最后的尊严》	九州出版社	2014
《亲历九一八》	九州出版社	2014
《最后一次集结》（日本语）	日本博闻社在日本国出版	2014
获得过《中国图书奖》	文化部颁发	1998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获得过	《优秀图书奖》国家新闻出版署颁	发 1998

二，我的工作单位

我的工作单位，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我在这个地方退休。

我1970年参加工作，73年参军，76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6师汽车营入党。

我从小是高喊“万岁”长大的。但是，我现在相信“腐败”才是“万岁”，就是长久的意思。——腐败，才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我一个年龄60多岁，党龄30多年的人，当然不开玩笑。要承担法律责任。

我要记录看见的腐败行为、腐败集团、腐败分子的行为。和他们在抗日战争历史中所留下的印迹。

我一直主张：“抗战是一本浩瀚的苍天巨著。亲历抗战的老兵，就是巨著的最后篇章。”我现在，还有补充：“腐败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抗战时如此，今天，亦是如此；而腐败是日本人的朋友，日本侵华战争时如此；今天亦是日本人的朋友。”

我所记录的，就是我们的干部们在不经意间，为日本人办的事情。

我认为，这是抗战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有必要记录下来，供后人评说。

三，我看见的受保护的腐败行为

我曾经在我自己的博客中数次表明我的态度。可是，中共北京市纪委的同志见我，说：“这些事情都不存在。”既然如此，我就在余生中常常批判这些不良行为。并且，把我亲眼所见的不良行为发表在日本的《读卖新闻》周刊上，介绍给日本国民。——再进一步，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我还要把我看见的腐败实情，介绍到世界各国的华人报刊上。

我1984年开始，在日本读卖新闻社工作。那时，日本记者大约是在北京工作一年左右回国。和我工作过的日本记者有：丸山胜、丹藤佳纪、高井洁司、草间俊介、山田道明、松永成太郎。时至今日，我们还有联系。我写的图书，已经在日本国出版了两本，她们是《我认识的鬼子兵》和《最后一次集结》。——日本是民主国家，他们希望了解各种思想。

我在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工作的时候，领事参赞是赤仓亮先生。他是一个非常风趣、谈笑风生的人，而且，西服革履、烟不离手。

我不认为我有丝毫的卖国行为。而恰恰相反，腐败行为、腐败集团、腐败分子们的行为才是堂而皇之的，受到保护的卖国行为。不信？您看看？

我在中国反不成腐败，就到日本反腐败。我希望日本国民在了解中国社会的同时，拿着我在日本报纸上写的相关报道到中国参观、访问。

这是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平基金会在十几年前，募捐的说明书。既然是募捐，就应该向国人说明一下“抗战捐款的去向”。地震捐款、希望小学的捐款、中国红十字会的捐款，都应该向中国的老百姓汇报。

中共北京市纪委的同志向我说明：“抗战馆干部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那么，为什么当时给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副馆长一人一个党内严重处分？当时，市委的人来给党员们传达：给他们处分的原因中，“有150万人民币下落不明……。”

我是坚决拥护中共北京市委给抗战馆原馆长、副馆长党内严重处分的。中共北京市委当年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今天，抗战馆的干部已经“无人知晓”此事了！

我方军入党30多年了，是相信有反腐败呢？还是相信有保护腐败呢？

这是抗战馆张承均和美国方面的人物谈在美国买房子出租、赚钱的事宜。

我一直主张“抗战捐款应该向人民公开”可是，纪委的五个人约我谈话，说：“查无此事，抗战馆的干部都不知道……。”“抗战馆的干部数次赴美，也与此事无关。”

我不知道这样的答复在香港反贪局、廉政公署里行不行？在日本行不行？

白纸黑字呀！过去，中国有个作家魏巍写了一本叫《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书。

如今，应该一个有人写一部叫《谁是最幸福的人》的书籍：腐败行为、腐败分子、腐败集团，他们应该是“最幸福的人”吧？他们携款外逃数千亿人民币！至今无法查询！难道说，他们不幸福吗？每一天都在吃人民大众的血和汗！还安然无恙！

侵华日军老鬼子到我方军家做客，他说：“……我后来参加四野了。今天的日本，每个人都要缴纳‘所得税’，你怎么贪污呢？今天的日本，没有一个日本人携款外逃！把钱存到外国的银行去！……这怎么得了？我作为目睹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解放军四野老战士，怎么能接受这个局面？我在日本天天看关于中国的报道，急呀！”

我始终反对中国的干部接受日本人的馈赠。尤其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干部更要行的正、走的直。上面的汽车，是日本方面赠给抗战馆干部的车。李宗远一上网“拍卖”，自己再一点击“买下”，就合理合法成了自己的私人物品了。

中共北京市纪委的同志找我：“他是通过拍卖买的，没有问题。”

那么，便宜货，老百姓为什么买不着？请纪委的同志解释一下。

难道共产党的干部可以自定规程？自圆其说？自我解脱？自欺欺人？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杀伤中国军民3500万人！可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副馆长却拐弯抹角接受日本人的馈赠，还通过自己“公开拍卖”的幌子，把日本人赠送的汽车划为自己的名下！我想问了：这车是美国人给的？是法国人给的？分明是日本人赠送的！

而且，他们最终，在东京的关于“花冈劳工”诉讼的法庭上，出卖了中国劳工的利益。

日本人没有谢罪！只是给了几个糟钱！这场诉讼就以“和解”告终！

中国劳工代表耿谆听到这个被出卖的消息，气的昏迷了三天！

——无数中国劳工，白白地被侵华日军奴役、殴打、枪杀、残害！

——最后，连一个谢罪都没有！你们！却堂而皇之地接受日本方面赠送的汽车！

耿谆委托这个日本友人，就是常常来抗战馆，参与抗战馆十几年各种活动，对中国抗战底细了如指掌，赠送抗战馆汽车，又被副馆长李宗远用“拍卖”的方式，归于自己的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开的日本人赠送的汽车，请看上面照片！

铁的证据！钢的证据！共产党的纪委应该向全国人民做个交代！

中共中央号召反对腐败。同时，一股势力又在保护腐败。——这成何体统？

我1976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6师汽车营入党。反对腐败，是我听党的话。

我感谢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永远给我留着李宗远这个批判的对象！

我反对他赌博、吃空饷、在北京日报弄虚作假，买卖日本人赠送的汽车、公车私用。我同时主张：“——抗战捐款，应该向人民公开！”

这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李宗远在北京日报上自吹自擂，说自己写了6本专著的自我推荐。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5位同志告诉我：“我们问了李宗远。他说，没错！是有此事情！但是，我发现错了之后，我急忙到北京市委组织部更正了。”

如果，警察捉一小偷，问：“你偷东西了吗？”

小偷说：“偷窃了，但是，我马上送回去了。”

这种反腐败不是自欺欺人吗？不是左手管右手吗？不是哄小孩吗？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李宗远竟然在北京日报（党报）上弄虚作假、胡说八道说他写了6本专著后。（实质，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直至今日，他没有写一本专著。）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副研究员王家淼同志，亲自到北京市委组织部反映情况。北京市委组织部当时，就取消李宗远北京市优秀青年的资格。

请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再调查一遍？李宗远欺骗过你们一次了！

用不用再欺骗你们一次？你们如果和他是一丘之貉的话，那，我的话就白说了。

李宗远老婆吃空饷，不了了之。

李宗远老婆也是抗战馆的，她赴日学习。有一年多一直发工资。

如今，李宗远前妻已经在日本国定居，他也再婚了。但是，陈年旧账不变。

中共北京市纪委对我说：“我们调查了，无事。”

理由一，李宗远说：“我老婆吃空饷与我何干？”——那薄熙来和谷开来也无关。

理由二，当时，给几个人都发了。所以，给她发也没什么。

这我倒要深究了。《教育部》《财政部》曾联合发文，指出：“国家需要，公费留学，使用公务护照的，在留学期间工资照发。”“因私留学，应该‘停薪留职’，鼓励去外国学习。”

抗战馆自定章程，接着发工资。我只想问中共北京市纪委：“这算不算违法国家规定、是吃空饷？如今，李宗远前老婆已经在日本国定居了，当时发她的工资怎么定论？”

共产党是反对腐败？还是保护腐败？——昭然若揭。

我方军亲眼所见李宗远在办公室聚众赌博

我亲眼所见，李宗远在办公室聚众赌博。用的是我方军装文件的小桌子。赌博的四人我都认识。如今，胡浩先生已经病故。

我当时，有办公室的钥匙。李宗远聚众赌博时，不知道我忽然回去。他们一边赌博，我还在我的办公处找我的资料，才走的。

我亲眼所见，赌资200毫米高！是百元的人民币。

十年来，我给中纪委、北京市纪委写过数次报告，揭发李宗远在办公室聚众赌博的事实。如果我方军造谣的话，抗战馆的党组织、行政组织为什么不找我谈话？行政、党内处理我？——请抗战馆的党组织、行政组织做出解释？

我一定把中国的腐败反到日本国去。我要在日本的报纸喊：“腐败，才是，万岁。”

“万岁”一词，代表长长久久的意思，也反映我这个入党30多年老党员极度的失望。

外交部驻日机构、大使馆文化处会看到我的文章。我1984年在外交部外事服务局当助理翻译。我的老同事们至今在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领事部等机构工作着。

我当然，还要把日本报纸送给北京市政府、纪委等部门。

李宗远当年公车私用。

我要求抗战馆的行政组织、党组织开出调查的介绍信，证明他没有公车私用。如果隐瞒了，我要公布于世。另外，我要向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事情。还要告诉全国人民。抗战馆敢不敢担这个责任？开出“李宗远没有公车私用”的介绍信来？

花冈事件在日本国法院提及申诉，是腐败让中国劳工完败。

花冈事件的代表人物就是原国军陆军上尉，当年花冈事件暴动的指挥者耿谆。但是，中国的腐败集团、腐败分子、腐败行为最终，帮助了日本人。

我去河南耿谆家两次，每一次录像3小时。

耿谆亲口说：“那个日本方面的人，常常到抗战馆去，给钱等；还有声援一些抗战行为。我以为他是坚定的抗日份子。谁知道，我委托他在日本国申诉，只要表达我的意愿：日本人一定要谢罪！——这，就成了。至于赔偿钱财的无所谓。我首先关心日本人是不是谢罪！”

以上，无论谁诉讼我方军时，我都带上耿谆老人自述的证据。我在法庭上提出反诉。

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和靖国神社的关系特别好的话，中国的安全部门管不管？

可是，恰恰是这位日本方面来的友好人士，在十几年当中，多次邀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干部们到日本国去。李宗远的汽车，就是他赠送的。中共北京市纪委的同志告诉我：“——通过拍卖买的，合理合法。”

抗战馆的干部还给这位日本友好人士介绍抗战馆的女讲解员，嫁到这位日本友好人士的家去。抗战馆如果像军博、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一样禁止的话，我想也成不了。但是，为了中日友好，就成了。

这位日本友好人士送抗战馆原馆长多少“日本小玩意”？什么‘立等拍’之类的日本垃圾照相机，我都为抗战馆前馆长脸红。接受人家此等物品。

以耿谆为首的花冈事件诉讼案，是战后，日本人没有带刀枪在中国取得的决定行胜利。是腐败行为、腐败分子、腐败集团给予日本方面的最大的援助。

此照片为日本刚刚投降，占领美军拍摄的花冈劳工照片。

回眸花冈事件：

1944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强行绑架中国平民和战俘近1000名，运至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花冈作业场，从事超强度的苦役，以弥补其国内劳力之不足，强化日本的战争经济。中国劳工们不堪忍受饥饿及日本监工们的残酷虐待和迫害，于 1945年6月30日深夜，在耿谆的领导下，奋起暴动后集体逃跑，但遭日本宪警的围堵和镇压，当场死亡113人。从强征劳工到暴动被镇压，中国劳工共有418人牺牲，约占总人数的42.4%。1995年6月28日，花冈事件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11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在日本入侵中国期间鹿岛建设公司虐待中国劳工。

耿谆要求：“诉讼结果，日方必须谢罪！”由于不能长期在日诉讼，因此，委托日本友好人士。谁知，最后被出卖了，诉讼结果，是日本人不谢罪，只给部分钱，就“双方达成和解”了。耿谆听罢，知道被出卖，历史诉讼不可重来，当时就气愤得昏迷过去。

中国青年报 2003-03-17

这篇《中国青年报》标题所指《日本委托人出卖中国原告利益》指的就是赠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汽车的人。这辆汽车，被副馆长李宗远以“拍卖”的方式，合理合法归自己所有。中共北京市纪委的五位同志约谈话，告诉我：“李宗远买日本人赠送的车，合理。”

《中国青年报》原文：

花冈劳工领袖首次揭露日本委托人出卖原告利益

“委托人违反职业道德，出卖原告人的利益，我们几十年来主张的3项要求被统统推翻，我坚决反对所谓的‘花冈和解’。”
　　89岁的耿谆昨天（16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依然头脑清醒，但情绪有些激动。这是耿谆沉默3年后首度就所谓“花冈和解”案公开表明立场———一如既往地反对屈辱和解，拒绝领取可耻的鹿岛捐出的发放金。
　　几天前，某中央媒体和河南一些地方媒体都报道说：“4月2日，包括花冈暴动领导耿谆在内的河南20多名该事件的受害者及遗属，每人将在郑州领取2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的赔偿金。”
　　对此，耿谆首次向外界公开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竟有丧失人格者置中华民族尊严于不顾，制造假象，混淆是非，误导世人视听，围攻耿谆，意欲迫使耿谆接受和解”。此外，耿谆还详细披露了在诉讼案中日本委托人出卖中国原告利益的全过程。2001年6月28日，本报曾以《中国原告公开揭露花冈“和解“骗局》独家报道了中国原告团成员孙力老人公开揭露“花冈和解”骗局，后来，孙力遭到中国某些人的打击和报复。经记者调查发现，耿谆所指“委托人”就是原来花冈劳工诉讼案的日本律师团以及某些所谓的知名华侨等，耿谆当年是花冈劳工案首席原告。14年前，耿谆所领导的花冈劳工诉讼团曾向日本鹿岛公司提出3项要求：向中国受难者郑重谢罪、为中国死难者建立两座纪念馆、向中国986人受难幸存者及家属每人补偿500万日元(如今约合30万元人民币)。
　　耿谆1914年生于河南省襄城县。1944年，侵华日军“大扫荡”时，耿谆为中国国民党军队第15军上尉连长，在洛阳15天的攻防战中，因腹部受伤而被日军逮捕，先后被关押在洛阳、石家庄、北京的日军集中营，后被送往日本花冈鹿岛组(现鹿岛建设株式公社)从事苦役。在数千名劳工中，除去途中死亡者，包括耿谆在内实际抵达鹿岛的有986名。在鹿岛公司残酷摧残下，仅半年内就导致418名中国劳工死亡。
　　1945年6月30日，中国劳工在耿谆率领下举行震惊中外的“花冈起义”，但惨遭镇压，近百人又被虐杀至死。起义失败后，耿谆先被判处死刑，后被判为无期徒刑。日本战败后，耿谆于1946年11月回国，以务农为生，曾出任过河南襄城县政协副主席职务。
　　1989年12月，耿谆与难胞王敏等向鹿岛公司发出“公开信”，提出3项要求：(1)向中国受难者郑重谢罪；(2)对中国死难者建立两座纪念馆(日本大阪市和北京各一座)；(3)对中国986人受难幸存者及家属每人补偿500万日元。1990年7月5日，应鹿岛公司之约，耿谆等在鹿岛公司的东京本部举行谈判，鹿岛出席者村上光春对耿谆等人的第一项要求“当场深表谢罪”，而对后两项则称，双方将派出代表继续协商，以期早日解决，双方还发表《共同声明》。
　　然而，后来，鹿岛公司撕毁诺言，中日双方谈判中断4年。在和谈无望的情况下，1995年，耿谆等组成11人的原告团，代表986人利益，委托以日本人新美隆为首的16人律师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状告鹿岛公司。两年半之后，日本法院宣布中方败诉。
　　耿谆等人遂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1999年，日本法院提出“花冈诉讼”在1990年《共同声明》基础上庭外调解，原告团遂接受调解。耿谆引述首席律师新美隆向原告团的要求说：“跨国打官司，往返不胜其烦，于是原告团以十分信任的态度，委托律师团为代表进行谈判。”
　　耿谆回忆说，2000年11月17日，新美隆等在北京召集原告开会，声称以《共同声明》为基础，鹿岛重新做出“谢罪“，支付5亿日元赔偿金，并由中国红十字会负责发放。原告团欣然接受，而没有异议。
　　不过，当时，包括耿谆在内的很多原告都没有看到由律师团一手操纵的和解声明文本。对此，耿谆解释说，原告团由于对律师团深信不疑，不苛求和解文本，而且，律师团与原告团的会议气氛和悦，田中宏(日本人，“和解”后一直遭到一些中国原告的质疑)示意耿谆应对“和解”成功写贺词。于是，耿谆应诺挥毫写下“讨还历史公道维护人类尊严，促进中日友好，推动世界和平”字样。后有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日本律师团曾拿着耿谆的题字在日本大做文章。
　　然而，就在耿谆等原告高高兴兴回家后，他们接到了律师寄来的“花冈和解”文本及鹿岛公司发表的声明。看完之后，耿谆“顿时怒气塞胸，醒觉已陷于蒙骗深渊，不禁昏倒，送入医院”。耿谆说，花冈诉讼彻底失败于“和解”之中，让人捶胸顿足，如刺心之痛。“和解”所列条款“每条都是套在我受难者身上的枷锁，连1990年的‘谢罪’也被推翻，建立纪念馆一项更是只字不提。付出区区5亿日元，尚称是‘捐出’，注明不含赔偿，补偿性质。”耿谆遂立誓：反对和解，拒绝领取发放金，“和解”对耿谆无效，耿谆也没有在“和解”文件上签字。耿谆说，鹿岛公司在声明中对害杀中国劳工只字不提，相反，竟以慈善家自居，真可谓“怙恶不悛，恬不知耻”。“花冈和解”结果出来后，耿谆一直沉默到现在。就在耿谆沉默时，有人“拉大旗作虎皮”，借耿谆的名声与威望到处为“和解骗局”“补台”。“和解”案中的某知名华侨曾写过一篇所谓“和解”功劳的文章到处托人发表，但屡屡遭到悉知“和解”真相的媒体的拒绝。
　　耿谆还痛心疾首地说，“想前思后，皆因失于知人之明，遭受蒙蔽，被人出卖，使事件不可挽回地失败，应当引咎自责。本想不再问事，孰料遭人步步围攻，蓄意迫使接受丧失民族尊严的和解和领取可耻的鹿岛捐出金。耿谆严正警告围攻者，耿谆虽届9旬老朽，尚能奋臂痛击丧失人格所不齿的小人。”（中国青年报记者袁铁成）

中国青年报 2003-03-17

笔者2004年和朋友们一起看望河南襄城的耿谆老人。同时，录像采访三小时。耿谆亲口说：“我之所以被所谓的日本友人出卖，是因为太相信他了。几年来，这位日本友人天天出入抗战馆，参与中国几乎所有的抗日纪念活动。所以，我相信了他。委托他在诉讼中坚持我的立场和观点：‘花冈事件诉讼，——日本人必须谢罪在先。——如果不谢罪，一切免谈！’谁知，我被委托人出卖了！诉讼结果，是所谓的‘和解”！！！日本人给了几个臭钱，这事就完了！——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呢！是抗日战争历史的耻辱呢！是日本人没动一枪一炮、一兵一卒，又一次完胜我们中国人！”

这些录像资料，是我在将来的“行政诉讼”中的证据！

2003年和劳工李良杰去河南襄城采访耿谆。我录了三小时录像。耿谆自述：“我之所以被出卖，是所谓的日本友人天天去抗战馆。并且，参与中国的各种抗战活动，对中国国情了如指掌。还给抗战馆赠与钱财、汽车。没有想到，我被他出卖了！”上面这张照片，是电视画面的截图。电视证据，是我用“行政诉讼”起诉相关单位、个人时，在法庭上提供的证言证词。

—— 搜狐网采访耿谆记录 ——

我方军在采访耿谆时拍摄的一张照片。桌上，是我送耿谆的书《我认识的鬼子兵》。

主持人林白：各位晚上好，今晚是《日本周》第三天的节目。我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一位传奇老人：耿谆。耿谆老人在抗战期间曾经是一名保家卫国的中国军人，与日寇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他后来因伤被俘，在日本花岗，他率领数百名不堪忍受压迫的中国劳工发起了英勇悲壮的花冈暴动。耿老您好，首先我代表网上众多的年轻人向您表示敬意！
耿谆：谢谢，我也向大家问好。

主持人林白：抗战时您是中国军队的一位上尉连长，您的连队当时与日军作战时的情景是怎样的呢？
耿谆：在洛阳作战的时候，我的这个连奉命到洛阳的西下池，防止日军渡过洛河。我们的阵地就在一个比周围地形稍微高出一些的小山包上。战斗最激烈的那天，敌人的炮火很猛，中午的时候我已经被弹片炸伤了腹部。而这个时候三辆日本坦克已经攻上我们的阵地，所以没有时间包扎伤口。

主持人林白：当时你们怎么对付日本人的坦克车呢？
耿谆：我们用集束手榴弹，五六个手榴弹捆在一起，敌人的坦克过来时我们就拉响。日本军的三辆坦克被我们打坏了一辆，可是我们没有平射炮，机关枪的钢芯子弹对坦克效果不大，即使在距离它们很近的地方也挡不住。这个时候敌人攻了上来，我由于负伤已经无法移动，就命令警卫员撤离。但他不肯离开，就和我一起被俘了，后来死在了日本。

主持人林白：后来您是怎样被送到日本当劳工的呢？
耿谆：洛阳的战俘被送到石家庄。我当时的伤很重，是由右边穿到左边的贯穿伤，在石家庄住了半个月，伤口平复一点了，又转送到北京西苑，那是个大战俘营，全国的战俘都在那儿，一批一批的往日本送，一批300人，送到青岛，在青岛上船。

主持人林白：当时你们知道要被送到日本吗？
耿谆：不知道，只是押上火车送到青岛，然后到郾城，下午押着我们到海边，日本人的机关枪架着，监视着大家被押上轮船。这个时候大家都痛哭流涕，虽然不知道往哪里送，但是知道要离开家乡了。上船以后，终于知道要被送到日本去，大家都知道是往地狱去，啥时候能回家呢？有的人就跳水了。敌人把甲板上的人统统往船舱里赶，那个时候天气正热，一些人在途中就死去了。

主持人林白：请问耿老，当初大约有多少中国劳工被抓到日本去呢？
耿谆：从1942年到1945年，大约有5万多中国劳工被强掳到日本去，在日本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他们主要是在矿山，有铜矿，有煤矿，干重体力的劳动。因为当时日本的男人都到亚洲打仗去了，他们国内的劳力紧缺，要把战争进行下去，就必须虏来更多的劳工为他们工作。

网友KK：耿老，请问在日本当劳工的时候您内心是否感觉很绝望？
耿谆：一到日本就是亡国奴的感觉，一开始每天工作12小时，到后来增加到19个小时，吃的东西却寥寥无几，许多劳工只好在路上找些榆树叶子吃。才半年的工夫，我们就死了两百多人，病倒的还有百十人。到了第二年的三月，大家都已经饿得骨瘦如柴，人人自危了，今天上工，可能明天就死了。大家说我们要活不下去了，我们得抗争。

主持人林白：花冈暴动最后爆发的导火索是什么呢？
耿谆：当时我们的一个人掉队了，他以前是一名八路军。日本人把他拉回来的时候，就用公牛的生殖器晒干做成的鞭子把他活活打死了。他们这样侮辱我们中国人，我们再也不能忍了！我对大家说暴动就得杀人，然后冲到海边去抢船，但是这样做九死一生，咱们可能都会丧命。大家说我们宁愿跟你一起投海也要跟日本人拼！

主持人林白：暴动时你们干掉了几个日本鬼子？
耿谆：我们杀掉了四个日本人，还处死了一个汉奸，一共是五个人。

主持人林白：咱们的劳工损失了多少人？
耿谆：我们损失了130多人，暴动的时候有一些鬼子逃跑了，日本人就得到信了。等到我们仓皇出发，到狮子森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整个包围住了，一星期后又都被他们抓了回去。这件事震惊了东京，他们派了一个宪兵司令来审我，认为我是受中国政府的派遣到日本暴动的。后来我作为主犯被判处死刑，但是正好赶上日本战败投降，所以我就活了下来。
主持人林白：花冈暴动是身陷敌国的中国劳工们为了争取生存和尊严，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发起的一次勇敢的行动，在亚洲是绝无仅有的。

网友DEADMAN：耿老您好，请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花冈诉讼中都有哪些索赔的要求？
耿谆：在1989年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公开信，要求了三项，第一要他们郑重谢罪，轻描淡写的不行；第二，要在日本花岗和中国北京分别建花冈死难者纪念馆；第三，幸存者或死难者的家属，每人应补偿500万日元，合计50亿日元。
　　被告日本鹿岛建筑公司，就是当年掳我们去的公司，当年谈的时候曾经向我们谢罪，但却一直拖延我们的要求。95年的时候我们诉诸法律，但是日本的地方法院判中国人败诉，说这一事件已经超过时效了。我们接着上诉，因为这是犯罪行为，而不是民事的债务问题，我们不能接受判决。高等法院又提出庭外调解，我们在钱数上可以让步，最多不得低于20亿，但是谢罪和盖纪念馆是不能取消的，这是原则问题。

主持人林白：但是后来他们似乎并没有谢罪？
耿谆：和解的条款里没有向中国人谢罪，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共给了5亿日元，就象是人死了给点香火钱，他们不但不承认罪行，现在还把这区区5亿日元说成是对中国的援助，所以我说这样的和解是中国人的耻辱，是日本人有意给我们的耻辱。

主持人林白：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判决？
耿谆：一些人做了手脚，没有把真实的译文告诉我，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了这个所谓的和解条款，我得知真相后被气得昏迷了三天。如果我完全明白这些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口头上他们承认有罪，但是不负法律责任，等于是把谢罪也推翻了，所以我现在还不接受判决，我拒绝日方的判决。因为我代表中国人，我是首席原告，大家都知道我不接受。

主持人林白：据我所知在一千多原告里，您是唯一坚持拒绝接受判决的人。我忍不住想问，您对其他同伴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后代，是否感到有点失望？
耿谆：也不能这么说，毕竟他们有具体的困难，他们有的想接受，我说这是你们的权力，我不接受是我的权力。

主持人林白：那家无耻的公司叫什么？
耿谆：鹿岛建设公司，它是一个跨国大公司，现在中国也有它的分公司。
主持人林白：我认为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公司的名字，它曾经奴役过耿老和许多中国劳工，而且到今天也没有谢罪，还在变着法耍花样。我虽然没有建议大家做什么，但是我确实希望大家做些什么。

网友YQUAN：耿老是否认为现在的日本仍然很嚣张？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忠告？
耿谆：日本的极右分子很嚣张，他们霸占世界的野心依然存在，它的历届首相都在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们还得提高经济，我们要好好爱自己的祖国，只有人人爱祖国，祖国强盛了，才能享受我们的幸福自由，我深有体会，在外边给人家当奴隶，那个时候被人家打骂，甚至当场打死人，我们的自由在哪里？更不要说什么幸福了。
　　我们中国人那一次死伤3500万，这个教训我们得吸取。现在我们国家是太平盛世，但是我们得居安思危，我们得好好热爱我们自己的祖国，好好学习，好好把自己的一身本领贡献给国家，才会有我们的幸福和自由。

网友JULY：耿老，您认为您的这件诉讼究竟有没有可能取得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让日本人心服口服的谢罪？
耿谆：这就很难说了，可是也有希望。我听到在美国方面，法律界人士、律师界的人愿意接受这个案子，只要在美国留学、居住的中国人，都可以在美国控诉日本，美国的法律可以制裁日本人。
主持人林白：美国律师喜欢打官司是出了名的，如果能为难一下死不认错的日本人倒是正好。

网友L：我国政府为什么不帮着打官司索赔？
主持人林白：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我国政府着眼两国长远关系，主动放弃了国家间的赔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会放弃民间赔偿，这一点我国政府态度也很明确。另外，所谓民间赔偿就是民间人士运用自己的力量，主动去做，这种事可不能等着机关单位来替我们安排，这就是民间索赔。

网友过客：耿老，请问您当年在战场上受的伤是否已经痊愈？
耿谆：我身上负了七处伤，现在左腿里还有弹片，去年脊梁上有一个弹片自己慢慢出来了。

主持人林白：耿老，我们都很钦佩您，钦佩您的正气、钦佩您的骨气，钦佩您当年作为军人杀敌报国，钦佩您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率领中国人揭竿而起、在日本鬼子的老巢发动起义。现在您已经89岁了，回首这一生，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耿谆：我觉得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当年我正值壮年，又是一个拿枪的军人，所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当然要保家卫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

主持人林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祝您健康长寿，同时要告慰您的是，我们的国家正越来越强大，我们的军队也越来越强大。如今我们有很多的平射炮，不管有多少坦克都叫它们有来无回，而且我相信它们现在不会有登陆的机会，倒是我们这正义的诉讼，这索赔的呼声，这讨还血债的意志，将会登陆您曾经发起暴动的岛屿！

（完）

以上，我是方军要在抗战历史中记录的内容。从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是一部浩瀚的苍天巨著。这部浩瀚巨著的最后篇章，就是亲历抗战老兵的人生命运的结局部分。老兵全部走了，这部苍天巨著就合上了最后的篇章。新的战争书籍何时打开扉页？看安倍的。

在我们依旧为巨著的最后篇章辛勤记录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沉重地写下如下内容：

中国被侵华日军强掳劳工在日本诉讼案中无一例胜诉；无获得日方谢罪、赔偿。

中国被侵华日军强掳为性奴妇女在日诉讼案，无一例胜诉；无获得日方谢罪、赔偿。

侵华战争期间，侵华日军日本鬼子拿着枪炮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日本投降70年了，日本人给了中国的腐败分子、腐败集团、腐败行为几个糟钱，就又一次获得了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胜利。以耿谆为首的花冈事件在日本诉讼案中：以不谢罪，“和解”为日本法院的终审判决，就是一例。

纵向观察百年中日关系历史：

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因为腐败，大清帝国北洋水师完败。

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逃西安。后慈禧太后的核心利益是“回紫禁城，依旧绫罗绸缎、吃喝嫖赌。”所以，签订《辛丑条约》。——核心利益，是腐败的根源所在。

1931年——1945年，日本侵华。中国出现四大伪政权、三百万伪军和伪公职人员。他们的根源，还是为了能侵华日军的刺刀之下，苟且偷生地腐败并生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