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童增先生

钓鱼岛海域飘扬的旗帜

今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早间新闻：“民间企业家童增准备开发利用钓鱼岛的旅游资源。”我听了这个广播，为童增先生感到“如释重负”。于是，急忙用手机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可喜可贺！苦尽甘来！为国效力！寸土必争！民族之光！”

媒体发出的具体消息如下：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在中国大饭店咖啡苑向法治周末记者出示了一份申请书的复印件。在这份申请书上，童增以他名下的一家投资公司正式向国家海洋局海岛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希望租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进行旅游开发。

　“钓鱼岛的风光非常美!而我们前段时间赞助过一个海洋风光摄影展，更激起了我们对于祖国海岛的这种心意。”童增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钓鱼岛从国内法来讲属于无主岛，“那么根据中国的法律我们就可以租赁钓鱼岛”。

　目前，根据国家海洋局、民政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联合颁布的《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法人单位以及个人都可申请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

我1984年就知道童增。为什么呢？那时，他常常被相关部门带走。比方，日本外相访华，他就被相关部门带出北京了。因为习惯了，所以，这次，我依旧为他担心：“会不会再次被带走？”

我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是助理翻译。我当时，是外交部干部司的干部，也是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干部。由于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的需要，我是被分配到那里，担当日本记者秘书工作的。

因为他常常被带走，所以，日本驻华记者都知道他。以至成为一个外交笑话。

我个人认为，再把童增先生强制带走的话，第二次“卢沟桥事变”可能还会爆发。

我和童增后来成为朋友。我因为看见干部在办公室赌博、吃空饷、买卖日本人赠送的汽车、私分捐款的10%、在报纸上胡吹，弄虚作假，说出版了6本专著！腐败集团还在美国买房子出租、开公务汽车回家等等腐败行为，非但无人管理，还受到保护！我自感无趣，所以，走下工作岗位。

十年来，我自费在全国各地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500多人，他们有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来谢罪的鬼子兵，被侵华日军强掳的性奴隶、劳工，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东北抗联，远征军，等等抗战老兵。由于是自费，所以，常常捉襟见肘。这时，童增先生往往慷慨解囊帮助我。

1991年到1996年，我在日本国采访22名原侵华日军鬼子兵。

1997年至今，有12名原侵华日军老兵找我，要到中国谢罪。

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卢沟桥下跪；就他本人“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虽然是个人的意愿，但是，也代表了侵华日军老兵群体在战后60年中的各种各样的思维状态。

我常常对侵华日军老兵说：“今天的卢沟桥、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1937年时代的中国了。中国更不是大清帝国时代慈禧、李鸿章时代的中国了。日本国再随意欺辱中国人，占领中国的土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已经是痴人说梦了。”

这次，民间企业家童增准备开发中国钓鱼岛的旅游资源，我双手赞成。

既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广播了，这次，童增已经不必被相关部门带走了？

再把童增带走，干脆，钓鱼岛就给日本人得了？卢沟桥也双手奉上如何？

国歌中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确实如此，我们再不抗争，我们再把童增强制带走的话，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要受到危害了！

——丢失国土罪是要被枪决的！你以为你是谁？你戴几块表？

唐宋元明清、民国以来，“丢失国土罪”和“皇权更迭”是同等词汇。

童增何许人也？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在中国历史的蜿蜒长河中，他是一艘扬帆航行的船，是被历史长河中永远铭记的靓丽帆船！

童增先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中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童增先生祖籍湖北黄陂，世代书香门弟，祖上多人参加辛亥革命，其中三人参加了“武昌首义”。1956年出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后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副研究员； 2003年12月27日，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厦门成立，被推选为会长。

   1990年，童增发表万言书——《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首次将“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首创性地提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奠定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理基础，率先发起并启动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世纪大潮；

    1991年两会期间，童增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

1992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在38名人大代表的签名提议下，被正式列入大会第七号议案；

1992年5月，童增致信日皇，要求返还被日军掠夺、现藏在日本皇室的中国文物；

1992年8月7日，童增将七个中国慰安妇的索赔材料递交日驻华使馆，由日使馆人员光冈签收；此后童增再次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索赔书。几年间，童增陆续收到上万封受害者来信，并有许多受害者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向他寻求帮助；

     1994年，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来访，与童增签署委托代理协议，以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所属律师为主体所组成的访华法律调查团，开始向中国二战受害者听取事实、调查取证，从而拉开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诉讼的大幕。这段时间里，童增积极参与对日索赔诉讼的相关活动，成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媒体追踪的焦点，并被媒体盛赞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先行者、奠基人”。

    2011年8月4日，童增先生在北京向赴方正县怒砸日碑五壮士每人发2000元现金奖励。

为了对日索赔，童增先生经历了被打压和单位辞退等境况，但他无怨无悔。他满腔热血，一身正气，20多年来，他一直挺立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和民间保钓的前沿，成为中国民间爱国青年和草根们尊崇和景仰的一面旗帜。

2012-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