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芒市最后的抗日远征军少校吴昌铣（拍摄于2001年）
2001年，我们在云南芒市勐唤路市电力公司的宿舍里采访了84岁的吴昌铣老人。
吴老身材高大、性格粗旷、豪爽。在云南采访最让人为难的是云南人的地方方言非常难懂，我采访交流时常常需要翻译。可是独独他说北京土话，这一点让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
吴昌铣老人是芒市最后一位曾是少校军衔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现在芒市还有二十几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都80上下。根据吴昌铣老人的说法是他的军衔最高，原来还有曾是中校军衔的人物，可惜，一年前去世了。
我曾是退役军人。所以，我采访时一定要问军衔。这是全世界退役军人的习惯。
84岁的吴昌铣给我留下最深刻的话是：“我又没和你们打过，为什么老是整我？”
要说战争的话，吴老汉确实只和侵华日军打过八年，日本投降他就在云南落脚儿了。
吴的话代表了一个过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防部长彭德怀都身陷囹圄，更何况他，一个政府军的老军官。我去访他，应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尊重历史、和对一代人英雄故事的首肯。我们只不过是在一个新时代里可以自由地会面、交谈的芸芸众生里的人物而已。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肯定不敢采访一个前国民党的老军官。
新时代的改变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只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含义。
吴老汉和子女生活在一起，他家是一栋二层的楼，院子里种满花草。他早就丧失了劳动的能力，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来源，多年来只有依靠子女的赡养。也许和军旅生涯有关，他的身板儿老是直直的，他不愿意给子女添麻烦，所以只吸极为劣质的烟草。因为知道我们要来，所以，他准备了一盒好烟；还换了一身新的黑色丝绸的衣服，看上去让人很不舒服。——像电影里的南霸天。经我要求，他仰头哈哈一笑又换上了平常穿的旧衣步鞋。
他介绍说，连做黑丝绸衣服的人都已经故去了，“今天是大事，所以换了好衣服。”
吴老汉是北京通县人士，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他刚好高中毕业。为了不当亡国奴，他和许多青年学生一起开始了流亡的生活。当时，很多中国青年去延安投身革命，可是，听说去延安的路封锁的很严，所以，他们一行年轻人选择了另外的人生之路。他们从天津上船到了青岛，又去了济南。一路上，这些青年人自动组成宣传队，向沿途国人演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宣传抗日。1938年初，他们这批学生又流落到河南南洋，刚好遇上黄埔军校招生，所以，他就成了黄埔军校第17期学员。武汉失守后，他随军校撤退到四川永川地区。1940年初毕业他被分配到第二军，先在参谋处又去军械处的弹药所当了个少尉军官。他们的军长叫李延年，是山东人。1940年他参加了反攻宜昌的战役，在战斗中，不少黄埔军校刚刚毕业的学生兵都光荣牺牲在最前线，连头一个月的津贴费都没领过，都是抬着下来的。他由于在军械所，所以没那么危险。他的部队1939年进入云南。
1943年，吴昌铣的部队编入霍揆章领导的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赴滇西抗击日寇。编入远征军。当时二十集团军的司令是霍揆彰，宋希濂是军长。1942年，远征军兵败缅甸，日寇兵不血刃夺占滇西，这犹如一柄毒箭插入抗日战区的后背。为了切实做好反攻的准备，1943年底他的部队调入边境的林仓地区，在33师担任澜沧江防线弄滚至孟定一带的防务。
1944年5月滇西大反功前，吴昌铣被调到97团任机枪连长。97团先是编入二十集团军攻打松山，由于伤亡太大，由第八军接替继续攻打松山，第二军重新编入十一集团军，从龙陵象达迂回到德宏州芒市的红岩山、桐果园。在红岩山打了三天三夜，吴老汉说：“我们团死了500多人，伤1000多人，日本兵拼死争夺，因为丢了这地方，侵华日军56师团增援松山、腾冲的路就断了。”
“先是我们攻下阵地，一下又被日本兵夺回去，我们再夺回来，反反复复十多次，我们机枪连打的只剩下7人；全团剩下不足100人，其他死的死，伤的伤。最后，阵地巩固下来，日本兵没有力量反击了，位于松山、腾冲守敌的后援终于被我们切断了。”
吴老汉身上至今留有多处枪伤，炮弹皮的擦伤。
我问：“远征军的军纪好不好？”老先生说：“好，但是也有偷老百姓东西的。”
“军队太多，供应困难，鞋都不发，叫士兵自己打草鞋，又没有原料，士兵就去偷老百姓的衣服、傣族的裙子等一些烂东西。吃不饱，就去偷老百姓地里的菜、家里吃的东西，胆大的还偷鸡。不过那是少数人，多数还是规矩的。要干偷鸡摸狗的事还打什么仗？抓住了轻的被长官痛打一顿，重的枪毙。当兵的命不值钱，连长说枪毙就枪毙。后来集团军司令部还发了命令，不准许团以下军官随意枪决士兵，必须由军法来处理这类事情，这以后就好多了。其实，有些事情怪不得当兵的，你说现在的解放军，叫他去偷老百姓的衣服裙子他也不会去，白给都不要，这些都月月发，偷了干什么？”
滇西抗战胜利前后，吴昌铣生任团少校情报军官。部队要开走了，他不想走了，因为认识一位漂亮的傣族姑娘。但是，师里不批准，说情报官不能脱离部队。但是，团长对吴昌铣很好，说部队转移到遮放你就悄悄走掉，团长怕我一个人在异乡难以立足，还叫我带了一个卫兵，他叫刘厚福，两年前去世了。后来我到畹町警察署当过督察，又到勐卯当过自卫队长，帮助地方收容了一些散兵，打过土匪，跟缅甸人做过生意。1949年我自己买了一辆美国产道奇卡车跑生意，后来拉货到永平就见到解放军向西开。
1950年成立商车商会，吴昌铣任副会长，会长不久跑到缅甸去了，吴昌铣当了会长。后来跑车到昆明，在昆明将商车统统收了，人也不准走。先收为联营社，又搞公私合营，再后就成了国营，吴昌铣一干就是七年。因为想到昆明生活费太高，傣族太太又没文化，一家四口怎么生活？所以吴昌铣于1957年两手空空的回到老婆孩子身边。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揪着吴昌铣游斗，五花大绑、带纸糊的高帽子、挂名字打叉的大牌子，站在牛车上，全县8个乡都游遍了。吴老汉说：“我没和解放军打过，我一直和侵华日军血战！我拥护解放，拥护一个新社会的诞生，为什么要斗争我呢？”
吴老汉领我们去了建在山上的烈士纪念碑，1945年1月，中国军队把侵华日军赶出云南，滇西抗战胜利。吴昌铣所在的33师97团单独为牺牲的官兵建造了纪念碑，所以，每年的清明节吴老汉都来纪念碑为500多英勇牺牲的战友献上鲜花。我由于带照相机、摄象机等采访东西忘记带钱了，就向人借了十元钱，买了十支花。太少了！我心里感到特别过意不去，象犯下罪行一样的感觉。于是，我就一路走一路采摘山上的野花，吴昌铣老人也是一路走一路采摘。他的心情很是沉重，后来就不说话了。
在烈士纪念碑前，吴老汉给我们讲述当年残酷的战斗故事后，指着纪念碑说：“我真幸运，比他们，我已经多活了60多年了。”
2001年，芒市远征军最后的少校吴昌铣送给我的侵华日军强行在云南发行的日本钱币。
上面是十元的日本钱币，下面是日寇在云南强制流行的五元日本钱币。
吴昌铣老人送给我们保留的当年的战利品日本军票，军票下面写着“大日本帝国政府”字样。他介绍说，侵华日军在云南除了公开的强盗式的掠夺之外，还用这样的“军票”强买强卖掠夺滇西沦陷区人民的财富。根据史学家估算，侵华日军用军票掠夺了云南相当于当时一亿银圆的财富，约合一亿美圆。吴老汉发表一个老军官的见解，他说：
“日本国是个小国，没有什么资源，所以他要掠夺我们中国。现在也是一样，他们迟早还要侵略中国。你看日本的右翼那么猖狂，首相一次又一次的参拜靖国神社，要警惕，不要被这友好那友好的迷惑住。”
在烈士碑前，吴老汉说：“我们97团活下来的只有100多人。我们守住了阵地，完成了任务。几十年来，我虽然历尽坎坷，吃尽世间苦难，但想起死去的那么多弟兄，我能活到现在，看见祖国一天天富强，这是我天大的福分。”
我们都是穷学者、记者，我们就请吴老汉喝酒，他用大碗喝，喝了半斤以上。
政府军老军官吴老汉说：“近些年，台湾方面托当年的老军人利用探亲的机会找到云南德宏州芒市的我们，希望资助我们现在的生活。当年我们97团的一个上尉，现在已经是台湾退役中将了。根据他向我们通报我们知道台湾的抗日老兵每月可以从政府处领取每月相当于15000元人民币的‘终生俸’，这只是曾经是少尉以下军衔的士兵应该领取的部分。芒市现在健在的政府军老军人有二十三个人，都是内地来的，我们都没和解放军打过一枪一弹。因为这里面我过去的军衔最高，所以，大家都按照几十年前军队的习惯来找到我，问怎么办？收不收这些钱？收不收每个月的资助？我说：大家都是80多岁的人，几十年都艰苦的过来了。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希望祖国和平统一。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我不能分析吴老汉说的是不是心里话，还是有什么顾虑。
伟大的抗日战争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重要的一笔，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战的结果。经历60多年的风风雨雨，当年的老战士们已经风烛残年了。在我国的抗战地域，他们只占当地人口的万分之一，甚至更少。今天，记录他们的生活现状，研究他们的个人历史，呼吁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分析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和今天思想状态，以国家的形式承认他们曾经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给予他们一定的荣誉，已经迫在眉睫。
我最近（2003年）一再给远在祖国边陲的86岁的前远征军少校吴昌铣老人打电话，可是，无论怎么打他都不接，他还健在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寝食难安。这几年，我采访的抗战老人不少都相继谢世了，这让我的心里沉甸甸的。他们每一个人的历史不就是我们祖国的兴衰史吗？他们个人曾经经历过的苦难不就是我们祖国的苦难吗？老人们的哭，老人们的笑，老人们的沉思，老人们的希望，老人们的憧憬不都是和我们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吗？晚上两点半实在忍不住，就再打一次电话！我倒要看看这老头子怎么样了？
听见数千公里以外的声音，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吴老汉的儿子睡眼惺忪地说：“谁呀！啊！方军！你还记得我们！——嗨！我年迈的老父亲近来耳聋了，把电话放在他的耳边他也听不见铃声了。但是，他每天早晨，迎着初升的朝阳，还按照中国军人的习惯出早操呢！——什么？——噢，跑步，是跑步！”
和侵华日军血战过的86岁的云南芒市最后的少校吴昌铣还跑步，好！（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
方军（右一）追访滇西抗战的人证和物证。从左陈祖樑、毕世铣、段生馗、本人。
1944年，侵华日军在云南松山上挖工事。
此文，2004年04月13日 日本版曾经在人民网上刊登过。
我在滇西采访数年只遇到一位北京老兵，他就是吴昌铣。
2000年我在松山脚下采访远征军军医付心德
和解放军记者余戈、保山电视台主持人蓝天一起采访亲历滇西抗战的国军老兵张金正。
我拍摄的滇西抗战专家戈叔亚、解放军记者余戈在采访亲历抗战的老兵
从台湾来的老兵鲍直才曾经参加爆破松山日军的行动。故地重游老人老泪纵横。
我从1999年开始在滇西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因为，我在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工作，而且，1997年曾经出版一本叫《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书。所以，研究口述史就成了我的课题。我的办公室里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家长里短，我比他们大16、7岁。所以，他们的课题多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只有我，带上刚刚毕业的胡浩同学，默不作声，悄悄地往抗日战争历史的处女地滇西抗战地区而来。
胡浩同学在不久就去世了，煞是可惜。听说死于心脏疾病。
那时，保山地区宣传部的部长叫杨文虎，他是个有能力的人。后来，调到云南省工作。他派宣传部的李义钦同志，历史学家陈祖良老师、搞历史研究的沙必璐老师陪同我们。当然，还有一辆专车，是一台日本的“陆地巡洋舰”汽车，这是迄今为止的最高礼遇了吧？这些专家、学者，陪同我们在滇西走了三个月。几乎走遍所以的滇西抗战旧战场。
——试问，20年过去了，还有谁有如此的殊荣？谁有如此的幸运？谁有如此之美妙的经历？
我当时带了一台摄像机，拍摄了30盘（一小时长）磁带。采访亲历抗战老兵在200多人左右。我采访回来以后，把这些珍贵的资料片都交给抗战馆了。由于干部们都想着升官发财，所以，这些资料影片也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我2002年无奈走下工作岗位，自此……。
我199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创作《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从1999年开始，我在七、八年中先后去过滇西抗战战场十几次。开始是为抗战馆的工作。后来，是滇西抗战地区相关研究单位的邀请我。从最开始，每一个地区、甚至村庄里都有几十名抗战老兵，到今天，抗战老兵相继走进历史的舞台，他们形成了凤毛麟角的局面。
我1999年时采访过200多位抗战老兵，记得当时，我在《保山日报》上写过一篇，叫《腾冲抗战最后的52名老兵》的文章。内容是，腾冲宣传部组织老兵集合，集体拜谒位于腾冲国殇墓园中抗战纪念碑下长眠的中国远征军士兵们。——下面的照片里还有我呢。
腾冲国殇墓园中抗战老兵拜谒牺牲的战友们（中间穿白裤子者是本人）
在这些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中多是云贵川的老兵。河北老兵我遇见一位，和保山电视台主播蓝天（如今她已经荣升副台长）一起采访的。但是，在茫茫人海中，我只遇到一位因为战争而漂流四方，最后，在滇西生根的北京籍抗战老兵吴昌铣。我采访他时，他是86岁。如今，我写作《消失的人群》这本书，自然而然想到他。我希望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中记录他。
最后，我想到原中国远征军吴昌铣少校送我的两张侵华日军在云南发行过的“大日本帝国”纸币。这是国家一级文物呀，睹物思人，吴昌铣少校在天之灵应该是有个和平、安详、充满了鸟语花香的世界吧？
我有个朋友叫沙力，他在浙江宁波有个抗战博物馆。我准备将吴昌铣少校送给我的“大日本帝国”钱币转送给他。他可以展览，这样，原日寇的罪行就可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
2017-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