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北京电视台档案剧组充满了鄙视

2009年我去采访飞虎队老兵王延洲，写下《从“七七事变”负伤到驾机击落日寇飞机的英雄》。2012年5月1日，我在新浪博客中撰文《抗战英雄王延洲人生最后一程寒酸》送走了王延洲老人。我文章中的主要观点、照片，都被北京电视台后来制作的节目中，似“强拆”一样强掳去。还说：“不服？你可以起诉！”

2011年8月，我和飞虎队老兵彭嘉衡儿子一起去山东威海采访飞虎队老兵王延洲。就是这次，我又一次和《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合作，一起采访了王延洲夫妇。我们一起唱的歌曲，被北京电视台采用，并在节目中播放。

歌曲，还是我唱的呢，王延洲夫妇都8、90岁了，我不大声，能成节目？

2011年11月26日，我在北京飞虎队老兵彭嘉衡家，采访飞虎队老兵王延洲夫妇。写王延洲的人很多，我着重写他是从“七七事变”的29军开始的。这个精神支柱，被北京电视台“强拆”去，而且，丝毫没有歉意、谢意。

写王延洲的人很多，不同的切入点。但是，北京电视台是依据我的思想、思路，进行录制节目的。这起码应该鸣谢别人先期付出的劳动。并且，在道义上应该支付稿酬。而不是找上你们了，你们才说：“我们找他了没有找到。”你们是插播广告的，为什么如此无德？

我对北京电视台《档案》剧组充满了鄙视，为什么呢？听我和您说说。

中国作家协会年年开会，作家朋友们坐在一起就聊一件烦心的事情：“电视台的枪手们把咱们的心血无偿拿去，连个谢谢都没有！令人气愤！”这就是我们的交谈话题。

要说到“心血、版权、劳动成果”是什么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张艺谋的《红高粱》电影剧本中，有个剧情需要演员演十分钟。可是，剧本上只有两个字：“掂轿”。

——“掂轿”，就是思想后的劳动果实。

我2009年、2011年两次去山东日照采访飞虎队的老兵王延洲（王延周），2011年在北京采访王延洲，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我多次在新浪文化博客中描写这个人物。我主要的文章题目是《从“七七事变”负伤到驾机击落日寇飞机的英雄》。我的采访全部是自费，为了节约开支，我2011年和同去的飞虎队彭嘉衡的儿子甚至一起住在日照的澡堂子里。我们一起在街边上吃“饭碗垫上塑料布的后，再盛上的食物。”——这些内容都写在我的采访记里。

我去采访时，老英雄王延洲当然还活着。

北京电视台《档案》节目组去的时候，王延洲老英雄已经不在了。

写王延洲的作家不少，大家都以王延洲的自传《非凡人生》（2005年出版）为构思的依据。我12年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退休，因此，我的文章从他在29军亲历“七七事变”入手，题目是《从“七七事变”负伤到驾机击落日寇飞机的英雄》。

2012年，北京电视台也从“七七事变”入手，披露王延周的事迹。他们的题目是《中国大陆最后的飞虎雄鹰王延周》。题目虽然有改观，但是，我文章中所有用的资料都被北京电视台“借鉴”去了。

我通过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办公室的吕洁同志，和北京电视台交涉几个月，他们没有丝毫的歉意和谢意，一直说：“我们没有侵权，他可以起诉！”

今天，作协权保办的吕洁同志来电话：“北京电视台《档案》剧组同意支付一千元。不是侵权，也不是抄袭。同意的话，这件事情就算完了。”

以上的话，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福建省的《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与我有多年的合作，他们支付过我稿费。我逢人就说：“福建人真是讲义气！”他们起码尊重了我的人格。我还是愿意继续和他们合作，给不给稿费都没有关系。

我对北京电视台这种态度充满了鄙视，我想，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们也许和我是一个态度。我不要钱，我鄙视的是北京电视台这种傲慢的态度。将来，我要在我今后的文学作品中批判北京电视台这种傲慢的态度！我也放下话：

“北京电视台！我极为鄙视你们！你们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你们拿走、挪用别人的思想，别人的劳动果实，你们还以店大欺人的态度对待别人！难道你们不丑恶吗？”

北京电视台和中国作协权保办吕洁同志说：“我们开始找方军了，但是，找不到。”

我想问问北京电视台了：“你们没有用我的东西，找我做什么呢？你们虽然认为是另起炉灶了，但是，还是在我创作的文稿之后内容。2005年出版的王延洲的《非凡人生》中没有那么多的照片。照片，都是我在王延洲家采访时翻拍的。出版《非凡人生》时，胡主席还没有接见王延洲，更多的照片都是在胡主席握手之后的发掘的。你们去山东日照档案馆看王延洲的自传手稿了，不错。这是‘原创’，方军的‘二次创作’呢？这一点，连北京的《新京报》都特别注明了这一点。你们受到启发了，制作节目了，反倒说和方军的创作无任何瓜葛。你们居心何在？道义何在？诚信何在？良心何在呢？”

以上的话，是我方军说的，你们也可以提及诉讼，我方军一定奉陪！

说道盗窃别人的劳动果实，我还有证据：北京电视台档案剧组制作的《中国大陆最后的飞虎雄鹰王延周》中，连《国歌》和《大刀进行曲》都是我和王延洲夫妇三人唱的。你们采纳我文章中了所有照片、情节，还说“不服就起诉！”难道你们不低劣吗？

说来话长，我和《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景艳记者多年合作。我只要是认为“采访对象有价值”，马上和她电话联系。在电话中，我们一起采访。采访的结果，景艳记者整理、编辑后就对台湾广播。王延周老人谈了自己的经历，尤其是在国军29军中亲历卢沟桥事变，和日军血战。后来，又在飞虎队击落日寇飞机的经历。台湾的老年听众们感慨万千，纷纷来信谈感想。不巧，这样的内容也被北京电视台“扒去”，还扬言：“你告去吧！”

听听，当今之社会，物欲横流、是非颠倒、衙门大欺人、店大欺客、强拆有理。

2012年5月21日《新京报》刊文《最后一名……》

北京电视台还有一个把柄被我捉住。我写完《从“七七事变”负伤到驾机击落日寇飞机的英雄》一文在新浪博客发表之后，2012年5月北京《新京报》记者来采访我，谈王延洲的事情。我说：“王延洲是大陆最后一位飞虎队老兵。”《新京报》当时用了《最后一名飞虎队员的起伏人生》来写王延洲。我的这话是错误的，北京电视台也跟着犯错误，他们的题目是《中国大陆最后的飞虎雄鹰王延周》。

显然，“最后的”是错误的。事后，我自己又在上海、香港、河南省，又采访到三位在美国援华空军与侵华日军作战过的中国飞行员。

我此处的意思是：抄袭，有时是连错误也一起抄袭的。

与王延洲自传相比较，北京电视台确实没有侵权。但是，采纳别人的采访内容，采纳别人在不同角度的分析结果，就是侵权了。我在法庭上也要重申之一观点。若不然，我们作家的辛勤劳动不都成了你们强拆的理由？掠夺的理由？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摆在那里，中共中央文献办公室的文件摆在那里。可是，《苦难辉煌》是作者金一南先生却经过了数十载的潜心研究才出的成果。如果哪个电视台无视金一南先生的劳动，断章取义抄袭，另起炉灶，还说：“请起诉吧。”怕是不成吧？

我希望的我“鄙视”成为北京电视台起诉我的理由，从而形成一个司法界的典型案例。

众所周知，“豆腐的制作”是原创。“豆腐丝的制作”是在豆腐的制作之上所进行的“二次创作”。“二次创作”也是劳动。北京电视台断章取义地说，他们没有侵权，他们也是依照王延洲的自传。不错，那是“原创”。北京电视台在节目中，和我的内容雷同，就是借鉴、仿造、抄袭、强拆了我“二次创作”的思想。我希望法庭上见。

即使我败诉了，所有电视台的枪手们从此可以可无视他们劳动，放心大胆地抄袭、借鉴、赚大钱了，也没有关系。这样的事例已经不胜枚举，我愿意以身试法。

2009年10月31日，因为王延洲住院，我去探望，我拍摄了他在“七七事变”中负伤的照片。王延洲对我说：“头一次，脱裤子让人拍摄。”这个情景，也被北京电视台以“强拆”的方式，变换到自己的节目中。

北京电视台扬言：“我们没有侵权，你可以告！”这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你们强掳、强拆了我的思想还如此猖獗。——仔细想想，上告无门。我还是告诉人民大众吧！

我也告诉北京电视台：“欢迎你们起诉我，我方军一定奉陪！我的证据，我全部发表在在此了。”

我相信，法院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我的依据“全部在先”，北京电视台的“全部在后”。你们不是“跟进”、“强拆”是什么呢？

以各种角度写王延洲的人很多。从“七七事变“入手的只有我一个。我希望这件事情结局是在法院诉讼中解决。北京电视台！——我鄙视你们了，请提及诉讼。

我十年前，去陕西和仵德厚老人一起放羊、种地两周。写下《台儿庄战役最后的指挥官》一文。香港凤凰卫视跟着去采访，中央电视台也跟上。关键是：香港凤凰卫视在仵德厚老人活着的时候采访了仵德厚老人。香港凤凰卫视还在节目中说：“北京一位专家学者先期采访了仵德厚先生，我们是跟进采访。”——我无话可说。只此一句话，让我感到凤凰卫视讲义气。

中国作家协会是常常开会的，作家们坐在一起聊的话题就是被“挪用”和“强拆”。我们大家对这种行为非常反感。我们大家肯定对：“我们没有侵权，你告去吧！”这样的粗劣、粗鲁、粗鄙的说法极为反感。大家想一想，我方军如果接受了他们的施舍不是丧失人格了吗？想必中国作协的大多数作家会赞成我的观点。

这件事情，通过中国作家协会权保办的吕洁同志左右斡旋，费了不少心。最终，以“强拆”（我方军这么认为，与他人无赦）一方：“你告去吧！”的态度，和施舍的一千元为代价，让我方军怒发冲冠、拍案而起。

——吕洁为这件事画上了句号。在此，我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权保办的吕洁同志。

我将在《最后的飞虎老兵》一书中记录这件事情。

我将在《最后的尊严》一书中，作为比较佐证，披露这件事情。

白纸黑字，我也希望法庭上见！我方军一定奉陪。（以上，为在法庭申辩的依据。）

201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