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生的悲哀掩饰起来的人们

一，把“不接受采访”的牌子挂在门口

蒋思豫夫妇和陈刚先生董咏昕女士

2013年5月15日，宁波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陈刚先生、董咏昕女士带我采访百岁国军抗战将士蒋思豫老人。

蒋思豫老人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最后的职务是江苏省高邮县的县长，属于1945年国民政府所划分的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由于是抗日战争时期，所以，他的军衔是少将。

蒋思豫老人不愿意接受任何采访，他把“不接受采访”的告示牌挂在门口。幸亏，宁波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中有一位叫董咏昕的认识蒋思豫的夫人。经过“走后门”，蒋思豫老人这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蒋思豫，1914年4月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名门世家。其父是清末秀才，擅长书法。

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武汉第三战区驻京办事处工作，后随李公朴去太原，在山西民族大学当教育干部。1938年日寇攻陷太原，蒋思豫返武汉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政治部三厅任宣传干事。据蒋老回忆，虽时局动荡，但是，他每日学习书法的热情不减。

“当时，上呈的行文都是由我誊写。我每日高兴其中，就当做书法练习。”

以后，蒋思豫在《大公报》任编辑、记者。亲历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

蒋思豫回忆，台儿庄战役去的记者多，还有外国的记者、摄影师随行。当时，台儿庄战役打响之后，战场上是枪林弹雨、硝烟弥漫。记者们跟着部队冲锋陷阵、武装转移、撤退、坚守阵地战等等。好几个记者都在战场上伤亡了。

一位记者希望照国军将士冲锋陷阵的照片，他在掩体后面刚刚抬起头观察呢，一发炮弹在掩体边爆炸，炮弹皮削去他半个脑袋。

蒋思豫回忆，报道武汉抗战，老百姓不顾生死，都跑出来看国军飞机和日本飞机空战。记者置身其中，当然也把生死置之度外。一看到日本飞机被击落，老百姓就欢呼雀跃。

蒋思豫老人回忆，一次，在重庆采访，恰遇日寇飞机来狂轰滥炸，他的两个同事因为躲闪不及，相继被炸得身首异处。

1941年蒋思豫重入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学习。后又考入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财政研究学会，再转入国民政府粮食督导司等机构任职。1944年，蒋思豫被国民政府派往国民政府所划分的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的江苏省高邮县任县长。

我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日寇占领了大好河山，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随时准备“光复”。光复的意思就是：收回失去的领土，也指恢复已亡的国家。

蒋思豫是文人墨客，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思豫的少将军衔就毫无用处。

可是，就是这个少将军衔却给蒋思豫带来了几十年的牢狱之灾。

解放后，第一个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反动党团、国军人员”的登记。

蒋思豫从刚刚解放，一直在狱中被关押到1976年。那时，毛主席批示：“释放原国民政府、原国军县团级以上的在押人员。”

蒋思豫老人对我说：没有进去的全部被枪毙了。

蒋思豫不愿意说过去，他总是欲言又止。要不是看在董咏昕的面子上，我估计，他不会接受我的采访。蒋思豫夫妇笑着说，我们写了一个牌子挂在门上：“不接受采访”。

我有些后悔，没有把这个牌子拍照下来。最起码，这是个书法家的墨宝。

再进一步分析，这个“免访牌”是一代人的悲哀。“抗日不光荣，反可耻。”和“曾经在国军抗日，这是见不得人、是应该入狱的理由。”——这不是悲哀吗？

二，把一生的悲哀掩饰起来的人们

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闸北时的情景

卢沟桥事变事变之后，侵华日军把战火蔓延到中国广大地域。那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热血男儿都是挺身而出，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他蒋思豫也是这样的人物。他抗日战争时挺身而出，就是国家和民族的英雄。

日寇进犯，更多的人保持沉默、逆来顺受、俯首帖耳、敢怒不敢言……。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就是抗战时期中国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四世同堂》全书，只有两个人“进山，投奔抗日的队伍”。其余的，都是敢怒不敢言的。

敢于奔赴抗战前线的人，我计算，占《四世同堂》老百姓的2%。

——可见：“敢于挺身而出抗日人们的珍贵。”

但是，经过社会的动荡，政党的更迭，朝代的变更，让世界历史都为之冷峻的事情发生了。“二战最大的奇观，是中国反法西斯战场上亲历抗战炮火的国军老兵，无一人获得国家荣誉。”——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我作为中国抗战历史的研究者，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我可以很坦然地宣布：

“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没有任何可能，实行、实施‘国家荣誉统一化’。”

再说句大白话：“你流血牺牲为国抗日了？可是，你非但不光荣，还……。”

日本人是应该首先弹冠相庆的，战后68年也好，战后78年也好；对手们（中国抗战老兵）的结局都是悲哀的。你们参拜也好，你们不参拜也好，曾经和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军人一直没有好果子吃，直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然消亡……。——这也是不争的历史画面。

“国家荣誉统一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对待为国参战老兵的态度，就是一个国家全体国民是否“幸福”的一个试金石。

“为多数人服务的国家”在一切方面，是让多数国民扬眉吐气的国家。

“为少数人服务的国家”在一切方面，是让少数国民倍感荣耀的领地。

“为少数人服务的国家”因为执政不合理，所以，他们会制造出一系列的歪理邪说，让民众残酷地自相残杀，他们坐山观虎斗。——老百姓一片一片的死伤，都是老百姓们听信谗言认认真真地、头破血流地、前赴后继地，去互殴的结果。

近代也有例证：由于饥荒，1962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无数农民希望扶老携幼去富饶的地区逃荒要饭。可是，无数的农民接受重要任务：把守村口，严防死守，不许外出！

“为多数人服务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国策符合多数国民的意志、意愿，所以，他们建设、战争、外交、政治、法律……的目的，都是符合全体国民利益的。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人整装待发，准备开赴外国掠夺时；无数日本国民挥舞旗帜送行。另外，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姑娘们争先恐后地去给前线的军人“慰安”，也不是偶然的。

——到海外去掠夺，符合多数日本国民的意愿。而成建制的日本军队在日本本土上，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这不符合日本民族的整体利益。所以，在日本历史中“自相残杀”的一页基本上是空白。

我对战争的认识也是如此。自古以来，中国只进行过两种战争：“抵御外辱”和“保卫皇权”。——抗日战争、鸦片战争等等战争的主要意义，是抵御外辱。中国更多的战争的目的，是保卫皇权。

属于“保卫皇权”的战争，理所当然，一部分老军人是光荣的。有俸禄，有荣耀。

我在日本国留学六年，在此期间，采访20几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他们有“‘爱国家’，和‘被国家爱’”的情节。他们作战是为了国家利益、为日本民族的利益。因此，他们得到了能想得到的“国家荣誉”和“物质保障”。日本国从大正年间就开始实行的“恩给制度，”这就是作为物质保证的经济基础。

日本士兵在作战时“以一当十”不是偶然的。

抗日战争，日本军人在华战死50万人以内。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其中，国军牺牲321万人，共产党抗战武装牺牲52万人。一共牺牲380万军人。中日军心相比较：这其中，除去“武士道精神”，和“武器好”之外，“国策”，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绝对不相信：“抓来的壮丁，死了白死，伤了白伤；毫无“国家荣誉”，毫无“参战抚恤金”、毫无“物质保障”的军队能置生死而不顾、奋勇冲杀”的。

战后68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参加抗日战争是否光荣”仍然在混混沌沌地蔓延着。你说他光荣吧？马上有人跳将出来大骂：“他参加过内战！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为蒋家王朝打内战，就是“保卫皇权”。谁为“保卫皇权”而战，我方军都反对。

《读者》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2013年16期刊登杨晔的文章，题目是《大爱无敌》，笔者转自如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刘伯承的二儿子问他：“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来未听您提过？”

刘伯承沉思很久才说：“你问我这些问题，使我想到的是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

晚年刘伯承坚决拒看一切战争片。他说：“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个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次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我至今仍看到他们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以上，刘伯承将军的意愿，和我的意愿不在一条平行线上。但是，有相同的地方。

我采访的抗战老兵蒋思豫先生一百岁了，他是我的师长。可是他，并不能以十足的自信认为自己曾经是国家和民族的功臣。

凡是敢于和侵华日军作战的，都是国家英雄。

但是，我如果把这样的“历史定义”告诉百岁抗战老兵蒋思豫的话，他一定会苦笑两声，摆手谢绝的。

从1949年在监狱中关押到1976年，一共27年。人生几何？

抗战8年，内战3年，关押27年。——这当然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蒋思豫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群群体。

胜者王侯败者寇，按照这个定义，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保卫皇权，”是自古以来中国人之间互殴的原因。唐宋元明清、民国。几乎没有变。

“把一生的悲哀掩饰起来的人们”是一个马上要消失的、被人们遗忘的人群群体。

精彩的微博，沉痛的历史。——方军对一篇微博的评论

我刚刚见到一篇微博，作者郑清剑。转载如下：

@郑清剑

潘炳旺爷爷，93岁，黄埔16期。第一次去走访潘老时，问我们是那个政府单位的，并说：你们把我所说的话都记在纸上了，是不是要抓我呢？抓我没事，但不能伤害我家人，可以吗？后来老人说起他抗战八年，内战后却被关了十来年，在十年里老人年迈多病的母亲带着小孩在外面讨饭，说着说着，老人突然哭了起来。

我刚刚遇见一啼笑皆非、无可奈何、倍受打击、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的事件。

事件是这样的：我刚刚去云南的滇西抗战旧战场采访归来。我去了闻名遐迩的惠通桥。和我一起去惠通桥拍摄的，有天津电视台《中国人》节目组三人。他们在惠通桥上认认真真地拍摄了今天惠通桥的奇观。

回北京之后，朋友告诉我：“天津一位抗战老兵在炸惠通桥的一瞬间，就在惠通桥上。是国军宪兵。天津的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还拍摄了录像。云南的戈叔亚老师看后证实：

“绝非杜撰！非亲历者不能造出如此合理的当时场景！”

我急忙联系天津电视台、天津报社去采访。可这位老人思考再三，坚决不同意采访！

老人郑重其事地说：“我们原来就是有罪的（国民党兵），不能再找政府的麻烦，不能给政府添乱。（大意）。”

2013年7月6日，天津电视台的三位记者在惠通桥拍摄资料片。

当年中国远征军的小伙子们英姿

1944年大反攻，惠通桥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在惠通桥参战的老兵是抗战历史的光荣。天津老兵不以为荣反以为耻不是偶然的。

惠通桥的历史，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侵华日军之所以到云南作战，就是因为云南有滇缅公路。日寇要切断国际上对华援助的滇缅公路，就要穷兵黩武往缅甸、云南派兵。而国军不及时炸毁怒江天险惠通桥的话，日寇就有可能长驱直入，直接威胁陪都重庆的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封锁了我国的海上交通，滇缅公路成为国际援华抗日的唯一通道。日寇千方百计对惠通桥进行破坏，从1940年10月28日至1941年2月27日，对惠通桥进行了6次空袭，共出动飞机168架次，投弹4000余枚。每次都使桥梁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使车辆受阻。守桥员工和部队在日寇每次轰炸后均立即突击抢修，但桥梁负载能力已降低，每次仅能通过7.5吨卡车一辆。

1942年初，日寇自缅甸锐师北犯滇境，5月4日攻陷龙陵县城，当夜占据怒江西岸松山山头。西岸公路上，内撤的车辆首尾相抵，逃难人流拥堵不堪，其中大多数为投奔祖国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华侨。公私车辆和难民争相过桥，秩序无法维持，吊桥钢缆抖动不已。5月5日早晨8时，怆惶撤逃的国府交通部长俞飞鹏下令将东岸桥塔炸毁，主索炸断，整个桥架坠落江中。中午，日寇乘战车逼至西岸桥边。我守桥部队奋起抗击，隔江与日寇激战，随后又沿江布防，日寇直捣昆明、重庆的企图，破灭于毁坏了的惠通桥前。

而亲历炸毁惠通桥的国军宪兵就生活在天津。这样的人，全国不过二、三！

这样的人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民族危亡挺身而出的人！

蒋思豫也好，天津老兵也好，在我的采访对象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真是民族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历史的悲哀！道德观的悲哀！抗战史的悲哀！

三，他在狱中没有受什么罪

蒋思豫夫妇摆在桌子上的一张照片

蒋思豫夫妇年轻时代的照片

我去采访蒋思豫先生，交谈不多。听到的多是掩饰之辞，或者是刻意包装起来的词汇。

字里行间，我听到这样的内容：蒋思豫先生的夫人也是大家闺秀。

解放后，蒋思豫先生因为在国军工作过的历史长期被关押，直到1976年除夕才回到阔别多年的镇海老家。他的夫人徐敏蕾女士20多年里含辛茹苦，靠做教师及变卖些家财把几个儿女拉扯成长，其中一个儿子因生活困难送给了他人。这些都令蒋思豫夫妇痛心不已的往事。令他痛心的还有珍藏多年的大批字画真迹，其中，包括郑板桥、张大千、于右任、徐悲鸿、齐白石等人的珍贵书画，均难逃“文革”厄运，悉数被毁。

尽管如此，蒋思豫夫妇似乎还在极力掩饰过去的苦难。

他们既不认为国难当头挺身而出、参加抗日战争是光明磊落的英雄之举，也不认为政治变革、改朝换代的千千万万人们命运的跌宕起伏是民族的苦难。

沧海能变成桑田，中国人民迟早会明白：为皇权而战就永远是民众间的厮杀，只有为民主而战才能把社会变成监督当政者、使之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体制。

最为令我惊讶的是，蒋思豫夫人居然向我透露信息：蒋先生在狱中生活是很平静的。

我本人1972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4年，作为军人，我曾经在西安市市区南边的监狱工作过。当时，狱中服刑人员都穿一半黑，一半白的服装。这样，逃跑时，很快被认出。监狱中的服刑人员天天烧砖，那个砖窑特别大，竟然，有20个出口！解放牌汽车拉四吨砖，这个砖窑烧熟一窑砖需要解放牌卡车拉几十车！

服刑人员天天搬砖，他们不用手套。因为，手套在强体力劳动时，马上会破。他们用汽车轮胎剪下的胶皮捆在手上搬砖！

我常常和服刑人员聊一聊天。他们都管我叫“方政府”。如果，一个军人姓刘的话，那么，他就被称为“刘政府”。

我看着他们天天进行枯燥无味、循环往复的劳动，我从心里只冒出两个字：“非人”。

作为军人，我1977年，曾经在新疆塔什店监狱短期工作过。位于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塔什店监狱是一个重刑犯的监狱，服刑人员多是带脚镣。他们睡的床是大通铺，没有床板，是一根一根的木头搭建的。监狱的墙有十米高，墙上老有一只大狼狗来回跑动巡逻。监狱围墙外有炮楼，炮楼的墙壁上帖着重刑犯中特别凶悍、残忍，易杀人越狱犯人的照片。对于这样的罪犯，当他们翻身上墙，企图夺枪越狱时，可以不经过请示开枪射击。

我们在炮楼上喊：“张三，你过来一下。”

重刑犯摇头滑脑、玩世不恭地托着脚镣向我们走来。“哗啦……，哗啦……”的。

我们部队在焉耆，部队边上是“新生连”。新生连的老人们全部是入狱国军军官从监狱刑满释放后，在新疆就业的人员。这些人，天天扛着铁锨，集体出去劳动。和他们这些老军人、老军官说话是我们这些年轻军人们的荣幸，因为他们幽默诙谐、见多识广。他们多是上过黄埔军校、亲历抗日战争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由于都受过高等教育，所以，虽然他们穿的破破烂烂的，却高谈阔论、谈吐不凡。

——再幽默诙谐，还是破破烂烂。这，就是监狱。

——我怎么能相信我在蒋思豫老人家听到的言论：“他在狱中没有受过什么罪”呢。

我还想转载一本书中的片段，来评论这件事情：

狱中的江青

　本文摘自《江青全传》，[美]R。特里尔，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在这里，犯人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杀。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底，绝望的江青企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再加上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江青醒悟到，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是一种京剧式的审判，其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复仇。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而已。”检查官们走后，江青浏览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我想转载的第二个故事，也和蒋思豫先生无任何联系。

迫害贺龙真相：断绝供水40多天未留救命药

下载日期:2013年6月9日星期日下载网站：搜狐

在给贺龙输液时，医生大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这时贺龙神志很清醒，待医生走出房间后，他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薛明对给贺龙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医生谨慎用药，对病人进行检查。

　　他们取了尿样，送到丰台检验所进行化验后半夜，化验结果出来了，只见医生在小声嘀咕什么，原来，他们并不是检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图给贺龙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

　　9日零时5分，已确诊贺龙是酸中毒之后，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尽快控制病情的恶化，而是继续输葡萄糖，这一夜整整输了2000CC。

　　这就是他们遵照林彪、江青一伙所说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旨意，对贺龙进行有害无益的反治疗，致使贺龙病情急剧恶化。

　　这两个医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时40分后，不得不打电话请示送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抢救。

　　5时30分，301医院派医生、护士带救护车来到西山。

　　他们对病人做了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同意送去。

　　当决定将贺龙送往301医院时，他的神志依然很清醒，明确表示不愿意去。

　　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贺龙知道，那是林彪亲信邱会作等人控制的地方，他去那里等于羊入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