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7岁的抗战老兵戴以谦先生住在浙江江山的28都敬老院里。照片左一,是江山文物管理局的江惠劲先生。他是江山市研究《戴笠军统局构成》方面的专家、学者。左二,是敬老院的院长。左三,就是抗战时期军统局戴笠的机要参谋,如今的戴以谦老人
一,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今年5月28日,我在浙江江山志愿者王俊、江惠劲先生的指导下,采访了在江山市28都敬老院的抗战老兵戴以谦老人。我十分感谢他们,如果没有二位老师的帮助和指导,我寸步难行。第一,偌大的江山市我难分东西南北。第二,浙江江山方言比外语还难懂。别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也十有八九不懂。
所以,抗日战争时期,以由戴笠一手策划和创建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多使用浙江人、江山人。他们在监视收集侵华日军的情报工作方面,成绩显著。
按照我们采访的戴以谦老人的说法:“军统多使用江山人,是因为‘亲戚套亲戚,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都死心塌地。”
抗战时期的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他在无师自通下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报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
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的。据原军统少将,曾是戴笠的得意部下沈醉先生提供,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我们采访的戴以谦先生,正是和戴笠是亲属关系,他管戴笠叫本家爷爷。所以,1943年以后,戴以谦一直在戴笠身边担任机要参谋。他的工作,就是每天管理、收发戴笠的所有信件、来往的公函、文件。戴笠当时47岁,而机要参谋戴以谦18岁。
到抗战后期,军统局已经羽翼丰满,成为一支特殊的部队。
军统局掌握军统司令部二厅、内政部警政司,统控制的军事情报、稽查和国民党军队各级谍报参谋人员。军统局将特工警察划归进警政司。另外加快成立交警总局。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军统特务团、军委会别动军、交警总队。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团及税警部队,加上接受投降的汪伪税警团和汉奸部队共7个多师,全部编成18个交警总队(相当于陆军加强团)和4个教导总队,全部美式装备,机械化程度也很高。戴笠极重视这些军统掌握的武装部队,认为是最重要的本钱。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机要参谋戴以谦的军衔已经升至陆军上尉。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
随着戴笠的死亡,军统局在国军的尔虞我诈中急速分化瓦解。
如果军统局继续“繁荣昌盛”,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恐怕绝非易事。
此时的戴以谦和军统相关情报人员被拆分、调到北平傅作义的部队服务,他仍然干情报方面的工作。
戴笠死后的三个月,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2l万余兵力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内战全面爆发。
在平津战役时,驻守北平的傅作义将军于1949年1月底,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时,在“树倒猢狲散”之中的戴以谦上尉以“起义人员”的身份,响应:“回家给路费”的号召,回到了浙江江山的老家务农。1958年,尽管悄声细语、低头走路、小心翼翼、低声下气,隐姓埋名到福建打工的戴以谦还是被捕入狱。直到1970年出狱,他仍然拥有“戴帽管制”的身份。再到改革开放以后,戴以谦才逐渐以普通人的身份,站在你我他之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无数中国人带来无尽的苦难。以抗战老兵戴以谦为例:战后67年,日本人已经从战争废墟的1945年从新走向经济强国了,可是戴以谦之流不但入狱多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直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是否能获得国家荣誉?
我不觉感到:“我们所有的悲哀,都是日本人值得弹冠相庆的。”
将来,我的书再一次在日本国出版时,日本人会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让你们抗日?我们没有出动一兵一卒、没有费一枪一弹;没有鼓动一词一句,收拾你们了吧?战后67年,你们在‘黑暗的隧道’中走到了今天。还会走下去的,你们!”
我1984年开始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后来到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我1991年开始在日本国留学,留学期间我采访22名侵华日军老鬼子。1998年以后,有12名原侵华日军老兵通过我到中国谢罪。我一直在想:
“我们中国人不爱我们中国人,谁会爱我们中国人?”
当然,没有人能改变以往的历史。但是,人们可以揭示历史;告诫后人。
我感觉江山的抗战老兵戴以谦的一生,有些像苏轼的《赤壁怀古》中的绝句。笔者特此再次奉上苏轼绝句,以飨各位尊敬的读者。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二,王俊先生采访戴笠机要参谋戴以谦的笔录
“游而不击”和“下山摘桃”,还有人抗日不?
姓名:戴以谦,生于1925年3月12日,
抗战经历:1941年,16岁时初中毕业于江西铅山祝同中学(由顾祝同将军创办的战时中学,是一所半军事化的中学)。初中毕业之后加入了忠义救国军,在忠义救国军皖南总指挥部总座室任少尉接待员,番号(平定)。半年之后,到忠义救国军江西铅山办事处(军统东南办事处),任三战区军事物资部中尉副官。
1943年的一天,戴笠带着一帮随从到铅山办事处,碰到我,用江山土话问我:“你这个小孩子,为什么在这里”,我回答:“我有行当(意思是有工作)”。办事处主任偷偷问我:这是谁,我回答“这是我十公(十叔公)”。主任没见过戴笠,马上请到办公室喝茶。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陪着老板坐着喝茶,主任毕恭毕敬地站着。当晚在东南办事处住下,第二天戴笠和办事处主任说人手不够,把我带在身边。一路从上饶过到达浙江下桥(注:刚发现的另一个老兵周文生当时就在下桥,是毛森的部下)。一路上视察毛森的部队。在下桥时,还碰到三个日本兵带着一挺歪把子机枪,两支三八大盖向我们投降,审问后俘虏送往重庆统战部。
快要离开下桥时,有一支日本兵,大概二百人,正往下桥过来,毛森向戴笠报告说请老板赶快离开,说你的安全我要负责。老板一拍桌子:我的安全要你负什么责,你作为一个指挥官,不去指挥战斗,在这里干什么。等吃完晚饭,戴笠说要洗澡,其实已安排撤退。走了一段路,毛森派人送信过来,说鬼子全部被消灭,正在打扫战场。
后我在安徽雄村训练班培训,毕业后担任戴笠东南办事处机要秘书。一般到达机要室的情报都很重要,只要戴笠在东南一带,我都是随从。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戴笠和梅乐斯在淳安一带指挥,当时梅乐斯上校刚收到美国国内的任命,升为准将,晚上我们这些随从还和戴笠、梅乐斯在一起喝酒庆祝。就在那时,军统局已收到情报,日本人要在近日宣布投降,梅乐斯和戴笠说:国内形势马上要变化,你先回上海主持,不用陪我了。戴笠先坐飞机回上海。我们一行人从淳安坐船去杭州。当时坐的是驳船,有十几节,梅乐斯的吉普车也在船上。行至钱塘江快进杭州的时候,驻守在六和塔的日本人朝轮船开枪,戴笠的随从秘书毛钟新(也是江山人)及翻译到六和塔内与日本人交涉说你们已经投降了。日本人告知河面有水雷,只有第三个桥墩下面可以安全通过。到达杭州后,全体上岸。梅乐斯的吉普车没有了汽油,开到日本人的汽油库,那时日本人还没有正式受降,日本兵不让加油,梅乐斯带了一支部队过去,强行拉了一车油回来。从陆路到上海中美合作所,那时中美合作所设在杜月笙公馆(杜美路70号)。戴笠早就到那里。
1946年3月17日,我们收到电报,戴笠当天要从青岛飞到上海参加杜月笙儿子的婚礼,要我们几个在机场接机。当天的安排是这样的:因为当天有大雾,要求主副油箱全部加满油,另多加200加仑汽油。如果到达上海不能降落,就飞南京,还是不能降落,再飞重庆。如果还是不行,就飞回青岛,(戴笠的贴身秘书毛钟新因身体不适,当天没有上飞机)。飞机到达杭州上空,盘旋了三周,无线电让再盘三周,还是无法找到机场,改飞南京。在南京仍无法看清地面清况,我在杭州收到无线电通知准备强行降落。然后就与飞机失去联系。
刚开始出动地面部队寻找失事飞机,但一直没有找到。当时美国有一艘军舰停在上海港。军舰上有两架水陆两栖飞机,动用飞机寻找,终于在距南京30公里处发现了222号飞机的尾部残骸。据现场专家的判断,飞机着落时,有一个引擎插入地面不能工作,另两个引擎造成飞机旋转,油箱着火。(注:当戴笠飞机失事遇难的电报传回重庆军统局本部,当时在译电科的王庆莲奶奶回忆。译电科很多人的手都在发抖。)
1946年以后,我被派到剿匪华北总司令部技术总队大同大队。后任军北站站长。归傅作义指挥。北平起义后,没人管我们,在张家口公安处开证明,返回老家江山。
1951年在外面打工,1958年被判五年,先是关在江山,后来去钱江建筑公司古方砖瓦厂(在金华)劳动,1970年回江山。
戴老兄弟八人,有四个参加了抗战。戴以勉,戴以胄,戴以炀(殉国),戴以谦。戴以炀死在伪军手里,抗战胜利后,杀害戴以炀的凶手被戴笠下令逮捕。戴以胄49年以后死在监狱里。真是满门忠烈。
家庭情况:1958年戴老被关起来后,老婆带着3岁的儿子改嫁。现在无儿无女,住在江山市二十八都敬老院。
经济情况:属于五保户。每月政府发100元,敬老院发30元。
我们一行四人:老江(军统历史专家,戴公馆的所有资料都是他负责完成的),小何(衢州日报记者),小陈和我,4月2日到达二十八都敬老院找到戴以谦老人时,才发现今天是戴老的生日,农历3月12日。小何立马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我们陪戴老吃了晚饭,蛋糕分给了敬老院的所有老人。老人很高兴,还当场给我们表演了几招以前的擒拿术。
三,我对戴以谦老人的采访记录
戴以谦老人所在的江山28都敬老院是清末的庙宇
我们在清末的庙中采访。这座庙现在是28都敬老院的食堂。
看看墙上高悬的奖状,就知道浙江江山敬老院是先进单位。
每日餐单账目是公开的,这让我很是惊讶。
问:您在军统时,用的什么枪?
戴以谦:1944年,我随戴笠到安徽徽州雄村的军统训练班检查工作。那时,用两把枪。左轮,是用来自卫。还有一支枪是美国进口的,子弹和美国“汤姆逊”冲锋枪子弹一样,可以互换使用。戴笠出去用“勃朗宁”手枪,他的枪套固定在小腿上。
戴笠平常不穿军装。在中美合作所那样的正式场合,穿有中将军衔的军装。
私下,我管戴笠叫爷爷。因为,按照祖辈排行应该这样称呼。戴笠生于1897年,应该诞辰有116年了吧?我和戴笠永远相差29岁。
问:您是怎么被捕入狱的?
戴以谦答:我随北平的傅作义将军起义以后,就回到了浙江江山老家务农。随着解放,我感到曾经是国民党军人的历史不光彩。就远离家乡,到福建去打工。想的是:时间一长,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在那里还要登记。有个浙江江山的同胞把我揭发了,说我在军统干过。
工程处保卫科干部的说:“你好好交代,我们绝对不秋后算账。”
后来,他还在大会上表彰:“戴以谦交待清楚,不做追究。你们要向他学习,不要隐瞒。”
1958年,工程处的干部和公安局警察一起来了,给我戴上手铐。他们押送我到杭州市公安局,经过金华公安局管理所的审问,再押送至江山公安局看守所。
我的罪行,是“伪军官、现行反革命”罪。判了五年徒刑。
宣判时,红旗猎猎,吼声震天,步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法官一拍桌子,大声问:
“你上不上诉?”我说:“不上诉。我有罪,应该判五年。谢谢政府判决。”
事后,法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的态度是对的。你如果说:‘我不服!我要上诉!’的话,当时,那就改判12年徒刑。原因很简单:你是国民党军统局的,还是上尉军官。而且,还是戴笠这个反革命份子的机要参谋!那还了得!你说对不对?”
我听了,吓出一身冷汗来。幸亏当时认罪态度好!唉……,人生就是这样难以捉摸。
问:那么,您在监狱里干什么呢?
戴以谦回答:我在江山采石场开采石头。因为,我在军统局时学习过爆破。就是用炸药破坏侵华日军的铁路、公路、桥梁、仓库、机场。在采石场,这些技术都使用上了。
说是“判处伪军官、现行反革命徒刑五年”,其实,一进去,就没有日子了。
我进去以后,就有人找我老婆谈话:“要同反革命份子划清界限。”我老婆无奈,就和我离婚了。从1958年到1963年,我老婆非常困难。她常常领着我的孩子沿街乞讨。
1966年,我在金华监狱服刑。当时,老婆已经改嫁了,她还带着孩子到监狱来看我。主要是问我:“看这孩子该怎么办?没有的吃,看瘦的……。”
1970年,我从监狱回家了。还是“戴帽管制”的“地富反坏右”坏分子。
我16岁就参加抗日战争了,解放后,房子被土改了。
我没有房子住,只能租房子住。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我天天扫大街,见人就弯腰,大气不敢出。也不敢对人笑。
有一次,几个学生过来就踹我屁股一脚,说:“笑什么?你?反革命!呸!”
老婆改嫁后,我一直怕连累别人,所以,一直单身。
我大哥在抗日战争中是国军上校,坐牢。二哥是国军少校,坐牢。1962年死于狱中。
我四哥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了。那时叫“光荣”。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词汇形容。
我在监狱服刑期间,我的父亲在1962年病死了。乡亲们都说是饿的……。
问:您参加抗日战争害怕吗?
戴以谦回答:我16岁参加抗日战争。开始还是害怕,后来,就不怕了。我不要日本鬼子的命,日本鬼子就要我们的命。我参加过很多次战斗,枪林弹雨的。害怕,根本没有用。1941年的一次战斗,枪林弹雨、弹片横飞,我身边的战友多数都牺牲了。
问:您1949年,随傅作义将军的部队起义。“起义”,那就不是“现行反革命”,也不是“历史反革命”了。我认为,判处您的徒刑,是错误的。
戴以谦回答:啊呀!我刚刚知道:“起义还能当县长?当县委书记?”——你和我开玩笑呢。我们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应该打倒的。
问:您对戴笠是什么印象呢?
戴以谦回答:我管戴笠叫“十公爷”。我在他身边主要是处理每一日的来往信件、公函。
戴笠不吸烟,酒量很好。有一次,戴笠走上二楼,看见我们在吸烟,就说:“你们有钱可以寄回家去,可以买衣服穿。不要吸烟浪费。”
问:我写您,用《抗战时期戴笠的机要参谋戴以谦》这样的题目是否可以?
戴以谦回答:“恰到好处。我同意。有人用‘秘书’这个词汇,娘们儿兮兮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是国军的上尉军官,我是‘机要参谋’。”
问:您现在感觉生活的好吗?
戴以谦回答:非常好。我现在每个月130元零用钱。浙江全省孤寡老人都有。我看病的话,可以报销80%的费用。现在的生活,已经比抗日战争时期好多了。我很满足。
201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