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宣传画：中国政府必败。
奔向大后方
我们坐着马车从灵宝到了洛阳，住进了军队的招待所，听到接待处负责人的介绍，并且询问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些学生当中有的希望报考军校，有的希望去重庆，我和张兴群因为没有别的关系，所以就决定去西安战干团了。
从洛阳到西安之间有火车，但是在憧关的对岸就有日军的炮兵阵地，白天是不能行驶的。到了夜间，整列闯关车实行灯火管制，并把火车头蒸汽炉的火焰也遮蔽起来，列车趁着夜色在敌军炮阵地前通过。乘客们都一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惴惴不安地盼望平安通过。听说也有时会被日军发觉，遭到炮击，列车内有人死伤。
第二天早晨，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古都西安。
战火炼青春
加入国民党
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由蒋中正兼任团长的培养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干部的军事学校，原来在后方有四个分团，西安是第四分团，简称干四团。以后其他三个分团陆续撤消，只剩西安战干团。实际由胡宗南掌控，胡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是蒋介石的亲信学生，又是浙江同乡，所以蒋非常重用他，任他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目的是监视防范陕北的共产党军队。胡宗南的野心也很大，他想营建一个自己的派系以便将来接受蒋介石的衣钵，所以就需要大量培养自己的党羽。除战干团之外在西安王曲还设有一所军校，即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前者是培养军队中的政工干部，后者是培养军事干部。
西安战干团下设学生总队，培训从军队中调来的政工干部，另有一个特科总队，学员都是从沦陷区投奔而来的有大学学历的知识青年和海外归来的爱国青年，通过9个月的训练，毕业后担任连队指导员或后勤人员，官阶为少校或者上尉。总队长是陆军少将包介山，曾任蒋介石的侍从武官，也是浙江人。总队指挥员是少将徐熙农，东北人，胜利后任沈阳市政府秘书长，胜利后任沈阳市政府秘书长，战干团的学员后来很多在沈阳任要职。
特科总队下设大队，我被编在一大队七期三队，也就是一大队二中队，每队3个小队9个班，每班15个人，等于是一个连。中队长姓罗，是包介山的内弟，指导员姓沙，是山东人。
那时从敌占区归来的学生很多，差不多两个月就可以编一个中队，我们以后来的人就编入八期一队了。
我到了西安后，对大后方的生活感到又兴奋又新鲜，每天出操、上课、听报告，虽然很忙，但是感到很充实，一点也感不到劳累和紧张。战干团设在西安城墙外的西南角，是原来东北大学迁到西安后的旧址，都是平房，操场一端挂着蒋介石的大幅彩色画像，司令台上则挂着孙中山的画像。
每天除军事训练之外，还学习爆破、筑城、游击战术等科目，此外还有宣讲三民主义、国际形势等课程，内容都是批判共产党的，这些我全部接受并被彻底洗脑了。
到西安后没几天就是阴历除夕了，我和张兴群到西安城内去玩，看到家家门口挂着灯笼，庆贺春节，未免有些想家。但想到自己在做一番神圣的事业，也就自我安慰，不去想它了。临回去时感到肚子有点饿，但是两人摸摸口袋，全掏出来也没有几文钱，算了算只够买一碗馄饨的钱，于是就买了一碗馄饨两人分着吃了。这是我在这一生中过的一次不同寻常的年。
每个队内差不多都有两个班是女生，都是年轻的姑娘，有的是男学员的妻子或恋人。我们的伙食每人每餐一条12两面粉的“杠子摸”，我们男生也能吃饱，但总觉得还缺那么一点。女生都吃不了，就把剩下的给了她们的男人，没有男友的女生就给了别的男生。于是在饭场，每当快吃完时，男生就会偷偷地把眼光瞄向女生那边的方向，希望能从天上掉下一块馒头，那情景就像宠物在望着主人嘴里的食物一样的表情，非常可笑。
记得每月有少许的津贴。每到发津贴时我都会到团部的餐厅买上一碗木樨汤，就着我带去的杠子馍改善一顿。或者到市内青年餐厅，花掉一半津贴吃一顿套餐:一碗红烧肉，一碗青菜汤，米饭不限量，美美地饱餐一顿，这是最大的享受了。军队发的一身灰布棉袄军装，经过一两个月后，不知怎么就长满了虱子。在有太阳的日子，我们就坐在朝南的墙根下，脱下棉袄，光着膀子消灭“抗战虫”(那时都把虱子叫抗战虫)。女生当然不会来参加，但是听说她们也长虱子，不知她们是如何处理的。不过她们每天还是梳妆得整整齐齐，非常干净，不像我们男生邀里邀遏。
我们这些青年都是从敌占区过来的，其中很多是从东北伪满洲国逃出来的。我们从未接受过政治熏陶，只是有一腔爱国热情。我们也不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真正区别，只知道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在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且从国人固有的正统思想，认为重庆是从孙中山先生一脉相传下来的正统政府，所以追随国民党是天经地义的选择，而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是为苏联服务。因此我们的思想已经彻底变成解放后共产党所说的“反动”了。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和解放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镇压其实也是一样不遗余力的。战干团内有内禁闭室和外禁闭室，内禁闭室就存团内.坏只了小错误由大队批准送到禁闭室关个十天八天，就可以放出来了。外禁闭是由团部番号105的机构来控制的，可能属于军统吧。对学员中有共产党或日本特务嫌疑的分子，就送到外禁闭室调查审讯，那就没有规定回来的时间了，也许一年，也许就回不来了，所以大家提到105室都有些畏惧。我因为曾在新民学院那样一所特殊学校读书，所以刚去时也害怕被105怀疑我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抓起来送外禁闭，幸亏平安无事。
我们在战干团集训了9个月，毕业前指导员给大家讲话，动员我们加人国民党，大家好像都认为加入国民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一个表示反对的。我们办了集体人党手续之后，在一天的夜间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在庄严的气氛当中，大家举起右臂，跟随总队指导员集体朗诵“为三民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词。当时我热血沸腾，十分激动，倍感光荣。谁知在这一刻就决定了这一生的命运了呢。那个时候我们都自以为会非常认真地信守誓言，但是今天回想起来不禁让人苦笑和无奈。现在我想，对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还是离得越远才越安全。
报名的时候说明毕业后到敌占区去做地下工作，我没有丝毫害怕的念头就报名了。不知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是个人英雄主义在起作用，反正感到去敌后工作挺刺激的，非常光荣。而且还有二姐夫的关系，可以作为掩护，所以毫不迟疑就报名了，而且居然被录取了。报名的人不少，一共才录了六七个。面试的时候，教官问我将来可能到什么地方工作，我回答是察哈尔省张家口，大概是这个回答导致我被录取了吧。其实现在想起来我也够愚蠢的，我从北平跑到后方这件事，张家口的人是都已经知道了，我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党训班的成员都是从敌占区调到后方来培训的，他们都是地方党部的中坚力量，相当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一级的人物，只有我们几个人是考进来的。在班内大家都用化名，谁也不准打听彼此的身份。我化名林若，每天除理论课、形势课外就学些化装、跟踪、反跟踪、爆破、秘密通讯、游击战术等做地下工作所必须掌握的技术，所以称我为国民党特务倒也名副其实，但那是对付日本人的。学的时候感到很好玩，以后在敌占区倒也实地应用了。不过我始终认为，我受训工作都是为了抗战救国，我的脑子里并没有与人民为敌的一丝一毫的念头，那时谁知道共产党代表人民呢?
大家生活在这里都非常开朗，思想没有负担。但是有时候想起远在华北的父母，情绪就有些低落。父亲通过浙江乡亲的关系和西安的一家绍兴人经营的南货店取得联系请他们对我给予照顾。那家南货店找到我告诉我这件事。我因为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帮助，就婉言谢绝了。但是从这一点也让我感到亲情的可贵，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偶尔响起空袭警报的时候，我们就离开营房，到野外的麦田里躲避空袭“跑警报”。躺在麦田里仰望蓝天也蛮惬意的，可是我一次也没有看见日本飞机飞过。
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那时日本的飞机已经不常来了。后来反倒常看见从成都起飞前去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B29军机编队从头上掠过，使人非常兴奋。由于日、美开战，我们相信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这个信心在日益增强。
我们的学习时间为两个月，毕业以后就返回日本占领地区，担任国民党的地下抗日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吸收党员，搜集占领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策反伪政府的官吏和伪军。我明知道这项工作有很大的危险性，但是出于爱国青年的一腔热血和为祖国献身的英雄主义情怀，我感到义不容辞。
学习的内容和在战干团大致相同，增加的是党务组织、宣传要领、世界形势、日本情况等等。另外还有地下.王作员必须掌握的秘密通信方法和通信密码编译，以及反跟踪、化妆、伪装等方法。
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毕业考试的成绩我又得了第一名。填写.派遣单位的志愿时，我因为姐夫在张家口的伪蒙疆政府工作，对我开展工作有利，所以就志愿到察哈尔省党部去工作。
意外的是，因为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的工作非常薄弱，为了培养中坚干部，就把我和另一个察哈尔党部的人调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战地党务处去实习6个月。那是班中同学做梦都想争取的机会，因为到部里实习就可以和中央首长拉上关系，是将来飞黄腾达的进身之阶梯。可我从来想也没有想过这事，谁知天上的馅饼偏偏落在我头上呢。
我们从这张日寇发的传单上可以看出：在1942年八路军的抗战地位。
陪都过客
当时从北平出来，我只带了几件单衣和夹衣，在战干团是军队供给，脱下灰布军棉袄去重庆，既没有被褥也没有棉衣，没办法只好恳求浙江同乡的罗队长帮忙，蒙他慈悲，给了我一套军用被褥才解决了“无衣”之忧。
我们一行5人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在那里搭军队的黄鱼车(是从四川向陕西运送军用物资后，空车回四川时司机揽客挣外快的军用卡车)翻过秦岭山脉人川。一路上观赏山水风光，非常悦目，比起北方光秃秃的穷山恶水可美丽多了。但路过险峻的十八盘秦岭主峰时可真让人心惊胆战。一路上看到诸葛亮上演“空城计”的西城，阆中公路旁的张飞柏、褒城的张良庙，还有剑门关，捏着一把
汗进入成都平原到达广元。
在途中遇到一个军人模样的人，交谈中士家混熟了，到广元投宿，他要求和我们同件一家客栈。定好房间后，我和同伴们到街上吃饭去了，等回到客栈发现那人已经不见了，再看我们的东西，唯独我的一个衣服包袱不见了。那是我的全部财产，真让我欲哭无泪。我因为年轻交了一笔学费，幸亏钞票放在身上没有丢失。
到了成都，体验了天府之国的富庶，那里的东西又便宜又好吃，桔子又大又甜，我想这里的老百姓真幸福。
到了重庆，中组部就在上清寺与两路口之间的巴县中学的旧址内。重庆号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在下面一片起伏的坡地上散布着用竹片和砖木盖起的平房，偶尔有一两间二层小楼，那就是办公地点。他们把我们安置在离大门不远的废弃的游泳池内的竹木房间内居住。墙上可以看到一滴滴由潮气凝结而成的水珠，其潮湿程度可想而知。中组部内分普通党务处、军队党务处和战地党务处。战地党务处下设秘书科、组织科、调查科、交通科和资料室。我们几个人就被分配到战地党务处实习，我和刘大超、高筠被分到资料室。我的工作是把从战地搜集来的情报整理成一本叫《伪满概况》的小册子，另外就是收听日本的电台广播和监听日方的电报信号。我每天都能听到日本大本营发布的战报。在与美国电台广播的消息比较后，我发觉日本国民真是完全被他们的军部蒙骗了。
4年前，重庆由于日军的空袭有几万人死于非命。我在重庆的时候日本飞机并没有来过几次，我只听到过3次空袭警报，进过一次防空洞。
在重庆我一共有两次受到朱家骅的接见。一次是刚到中组部的时候，他勉励我们要好好实习熟悉业务，为党国效劳。再一次就是临离开中组部时向他告别，他也是亲切地祝我们一路平安、工作顺利。朱家骅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有学者风度的人，淡叶文雅，衣着讲究，具有高贵的绅士气质。他是留德的学生，在国民党政府内历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代行总统职务、中央研究院院长及交通、教育等部部长。党内担任过秘书长、组织部长。他想在党内树立自己的派系，与陈立夫、陈果夫关系紧张。1944年，5月朱从中组部下台，又换上陈立夫任中组部长，朱系人马当然将被驱逐，所以朱就立刻任派我们到敌区工作，但朱已卸任，无权再向国民党中央提请任命我们这批人担任省党委委员以上的职务，因为那需要中执会讨论通过。所以我只好以科长任用了。塞翁失马，这对我以后的命运反倒是“福”了。
组部按说是国民党的中枢所在，是很机密的地方。但是我发现大门口既无卫兵站岗，出人也很自由。因为重庆市区是丘陵起伏，没有平地，根本无法建造围墙。战地党务处的小楼门口也无门卫。与敌占区联络的电台就在楼内，我们晚上自由地出入，也从无人过问，要是敌特和共党想进来是非常容易的。尤其隔壁就是中央宣传部差不多每晚都放映美国的最新大片，来看的人很多，也经常从中组部内穿行，当时我也不觉得奇怪。可是现在想起来，国民党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真比共产党差远了，因为我在资料室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价值的情报。
不过有一件我感到意外的事，就是蒋介石检阅军队时，虽然看似戒备不严，实际上防范是严密的。当时马路对面是排列的军队，马路这边就是围观的老百姓，并不是组织来的，与他的检阅车的距离不过十来米。但是我站在人群中静等他通过时，忽然旁边有一个人轻声对我说:“请你把手从裤袋里拿出来。 ”我回过头看了看他，是一个30多岁的公务员模样的人。我立刻明白这个人一定是保卫人员，就顺从地把手拿了出来。可见虽然看似外松，其实还是内紧的。
在重庆我的工资待遇是按最低级职员的标准付的，当时不按法币计算，而是按几担米来计算。超过25岁的人可以加5斗米的津贴。那年我22岁，不够享受五斗米的年龄标准，所以我为了多领五斗米，从此虚报年长了3岁。一直到全国解放我都是虚长3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年纪太小会被人看不起。
食堂的饭菜很丰富，我忘了工资每月是几担米了，反正我的上-资用不完，除了买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外还有节余。在重庆的积蓄加上在西安领到的活动经费，我在西安金店买了将近一两黄金的首饰，藏在皮鞋鞋底的夹层内，随我一步一步走回张家口，交到母亲手中，到现在还有一些没有卖掉呢。
在国民党我到过中枢的中央组织部，在共产党我在国家公安部直辖的新生公学受到审查改造，20世纪中国政坛上风云两党的中央都有我的名字了。虽然身份不同，待遇不同，但是也不虚此生了。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人们，我见过蒋介石，也见过毛泽东(虽然都是远远地望见)。人们会说:你真幸运啊，我会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真倒霉罢了。
1944年元旦，在重庆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我站在所居住的上清寺的中组部门前的大街上，观看中央军的部队列队接受蒋介石委员长的检阅。马路的这边一侧有很多的民众站在那里观看，相距很近。不一会儿，蒋介石坐着一辆敞篷汽车在我们面前缓缓地驰过。我看到他穿着军装，很瘦，但是目光炯炯，显得非常威严。他不住地频频向军队回礼致意。
1949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国的开国典礼上，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我作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一员在城楼下通过，远望毛泽东的身影，我感到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短短5年的时间，我从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变成了共产党的追随者，两位掌握着中国民众命运的领袖我都亲眼见到了。对我而言，这到底是福呢还是祸呢？
潜回沦陷区
1944年春天，由于一位北平交通站的交通员暴露。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导致华北及东北的部分国民党党务地下组织被破坏。很多地下党务人员遭到逮捕。幸而察哈尔省党部并未受到牵连，所以我可以按计划前去报到。
日寇宣传画：中国政府军你们投降吧！
我于6月份离开重庆，来到西安。到西安后，立刻和西安交通中心站
取得联系，听他们介绍了敌区的最近情况。
该年4月份，由于日军的中原作战，洛阳沦陷，以前通向沦陷区的交通线已经被破坏，不能使用。新的交通线一是改由山西省和陕西省的省界沿黄河北上，到第二战区的秋林，在那里渡过一黄河，再经吉县、永和到达孝义，再与孝义交通站联系，山池们安排通过封锁线进入敌区，然后经同蒲铁路潜人北平。
我在西安领到活动经费，商定了今后的联洛密码。我得到化名为：“王维华”的一张良民证，并取得与北平的察哈尔省党部的联络方法，还将活动经费用中央银行法币购买了黄金随身携带，我们同行的有辽宁省党部的3个人，还有一个察哈尔省人，就是同我们一起在重庆实习的那个人。他出发前突然找借口表示不回沦陷区了，是个逃兵。其实后来我知道同学中有不少人都找借口、找关系留在了后方，因为到敌后工作的确是将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危险生意，能躲还是想躲的。
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恐俱，也许那时我只有21岁，初生牛犊不怕虎，还不太成熟的缘故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常常会改变。一些现在快退休的过去的老革命活动家，从原来的清正廉洁到最后受贿被少判刑，就是改变的例子吧。
走了10天左右到了孝义，和交通站的人员会面后，我首先详细地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尤其是对预定乘坐火车的义棠镇的情况问得特别详细。第二天我雇了一辆马车，在离孝义10公里的地方通过封锁线。那时我感觉有点紧张，但是马车夫只向关卡的几个皇协军打了个招呼，他们连问都没问就让我们通过了。很明显，双方在暗地里都是有默契的。当晚我就住在义棠镇的张三车店。这个车店的掌柜也是国民党的人，我又从他那里把情况详细地问了一遍。听说当夜12有开往太原的火车，11点左右，我和另外3个商人模样的人走上铁路向车站走去，其中有一个姓冯的天津商人是和我同一辆马车从孝义过来的走了没多远，突然前方有人用日语问话:“站住!是什么人?”几个日本守备队的士兵走过来，端着刺刀对着我们。那3个商人吓得不知所措，我立刻用日语回答:“我是太原日本商社的雇员，因为和这里的王警察官有事情，才来到这里。不凑巧王警察官出差了，所以没有见到，现在我要回太原去。”日本人听了我不慌不忙的回答，再没有说什么，就让我们过去了。因为我事先对这里的情况和伪警察的情况作了调查，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应对。夜间12点左右，在义棠车站将要上火车时，那个天津商人忽然在远处喊我“王同志!王同志!”吓的我一身冷汗混入人群避开了他。
天亮后到达榆次，换乘去北平的火车，那时是两个火车站，途中路过日军守备队门前，下了人力车鞠一躬后再前进，中午前我平安地坐上了火车，向北平出发了。
被日本警察逮捕
到了北平，我在西河沿找了家旅馆住下。第二天，按规定的联方法找到崇文门外花市二条，往一家客店的信箱里投放进用药写的一封信。
两天之后，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就来找我了。用暗号确认了相互的身份之后，对方告诉我，明天上午10点钟，在太庙南门内的一个亭子里和主任委员贾维榘见面。他自我介绍是省委委员，姓武。
第二天。我按约定时间到了太庙内那个亭子里。昨天来过的那个男人看见就只有我一个人，周围也没有情况，他打了一个手势，于是一个身材比较矮的中年男子不知从什么地方走了过来。他先对我说:“对不起，因为是敌区，所以我必须谨慎防备。”相互自我介绍以后，他向我介绍了张家口方面的有关情况，同时布置了发展组织和搜集情报两项任务。因为是单线指挥，其他的问题我也没敢问，自己的联系地点也没有告诉他。双方约定，以后还用现在的联络方法进行联系。但是他告诉我省党部的科长名额已经占满，让我先到张家口展开工作，职位可以稍后调整。
我对姐夫说，这两年我在河南省洛阳国民党的一个大学里读书。因为洛阳打仗，大学就撤退到西安去了。我非常想家，就没有跟随大学撤退，因此回到张家口来了。向他们我一句真话也没有说。
这两年间，二姐夫的工作变动也很大，他已经不在蒙疆政府内工作了，先转到一个叫土药组合的单位，那是专门作鸦片统购统销的回策会社，后来又转到一个叫做松叶组的日本商社里去了。这个商社和日本军部有关系，在蒙疆地区有煤矿、纺织、肥料、建筑等十几个子公司。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生意，主要的生意是偷运鸦片，经过上海向德国走私。在我回去的前一年，由于军部上层的矛盾和磨擦，偷运鸦片的事被揭发，松叶老板成了军部的替罪羊被投进监狱。他把公司托付给一个鹿儿岛出身的叫冈崎日出士的好友管理。二姐夫当时是冈崎的助手。
我在这个工厂住了半个月左右，二姐夫通知我，大概已没什么问题，可以回家了。我就回到堡子里锦全兴巷四号的二姐家中。
虽然我心里还是不踏实，但是我相信姐夫在张家口的社会关系很广，总不至于被抓起来吧，所以就跟他回家了。可是就在两天后的傍晚，院子里突然进来十几个握着手枪的便衣警察，一瞬间我就想到:“完了！”，其中有一个中国人问:“你是方政吗?’，我点了点头，于是立刻被逮捕了。便衣警察给我戴上手铐，我被押上警车，带到警察局。姐夫也同时被带到警察局，但是没戴手铐，也没有被逮捕。到警察局以后，对我身上作了仔细的检查，把所有的物品全部没收，然后把我押进一个面积只有4平方米左右的单人牢房。牢房里铺着地板，三面是水泥墙壁，后墙有一个30公分四方的小窗，上面嵌着粗粗的铁条，可以透进光线，正面是用粗铁条铸成的铁栅，下端有一扇小门供犯人出人。牢房内除了一个便桶以外什么也没有。听说姐夫被带到办公室以后，警察局的头头进行讯问之后就把
他放回家了。
后来我才知道，二姐家的邻居中有一个姓张的警察局的特高科便衣警察，平时就和二姐一家关系不好。他听说我回来了的消息之后，就报告了警察局，将我逮捕了。1948年张家口解放后，他被共产党政府抓住枪毙了，当然不是因为告发我的事情。
进人单人牢房以后，我就反复考虑怎样回答日本人的讯问。因为我从后方刚刚回到张家口，他们不可能抓到我的任何把柄，我只要按照对姐夫说过的那样回答，日本人就没有任何证据，于是我决定就一直这样回答下去。第二天，在审讯室里，日本人的特高科长对我进行第一次审问，我就按我事先准备的口供回答。因为对方是通过翻译向我审问，所以我就有充分的时间考虑怎么回答。对方主要问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想回来，国民党有没有给我布置任务，并且反复地不停地向我追问。我就按我自己编的回答我只是在洛阳读书，别的什么也没有说，同时我还表示自己是一个不孝的儿子，给家里带来了麻烦，非常后悔。到洛阳去是受到同学蒙蔽的。这时对方终于变脸了，打了我很多耳光。我也记不得他打了几下，只是感到有些头晕。从进来开始，我就预料会遭到拷打，所以早有思想准备，一直坚持着，按自己编的话回答。
过了两三天，又把我带到审讯室，这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军曹(中士)。这个人眼露凶光，一看就叫人有些心惊肉跳。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秋山。看到这个人之后，我立刻意识到今天恐怕很难逃皮肉之苦了。不出所料，他照例问了一些以前问过的问题之后，从嘴里喷出“混蛋”、“畜生”之类的脏话，然后先是用手打我的脸颊和脑袋。接着，他给旁边的人做了个手势，他们就把我绑在一条木制的长凳上，让我不能动弹，然后用胶皮管往我的嘴和鼻子里灌凉水。我的头悬在木凳外面向下垂着，这样水就像冲进心脏和肺部那样特别痛苦。我不能忍受，就哇哇大叫。以前就听说过日本人的“灌凉水”特别可怕，不料今天亲身体验到了。我想，对日本人的严刑拷问忍受不了而招供的人肯定不少吧。这个时候，我一边忍受着痛苦，一边考虑着:我倘若背叛了北平的同志而招供的话，他们肯定会像我一样被逮捕。将来被中国政府知道了，我不但是一个叛徒，还是民族的败类，让子孙也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所以我至死也不能招供。同时我想，他们手里绝没有证据。就这样我一边想着一边强忍着痛苦，一句实话也没有说。
审问进行了3个小时左右，我的衣服被水浇得全都湿透了，脸也肿了，身体上有多处伤痕问到独间牢房之后，有两三天疼得动也不能动了。
这期间，姐夫在外面通过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想方设法营救我，特别是恳求与军部有关系的松叶组的冈崎帮忙。可能是他的关系起到了作用，严刑拷打就遭到一次，以后的审问顶多也就是挨了几个嘴巴而已:我想，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掌握我是国民党地下工作员的证据吧。
我被逮捕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就允许家里给送牢饭了。拘留所的牢饭很差，一顿只给两个高梁面小窝头和一小块腌萝卜、一杯开水。
为了便于监视，独间牢房面对着走廊的一面全是铁制的栅栏，因此就可以和两面的单间牢房的人说话。我左边的单间牢房是一个50岁左右的北京人，是由于贩运鸦片的嫌疑被抓进来的，据他说己经关了一年多了。右边一间是一个30岁左右的俄罗斯女人，据她说，她在哈尔滨和北平都住过，大概是个“白俄”，到张家口不久就被逮捕了。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的，已经关了有半年多了。后来听说就在张家口解放前夕，这两个人都被宪兵枪杀了。
那个俄国妇人每次审问都被拷打得非常厉害，回到牢房的时候自己已经不能走路，一边呻吟着一边被人拖着扔到囚室里。
可笑的是，每次家里给我送吃的东西的时候，她肯定在旁边的房间里叫我:“大哥，给我点吧!大哥，我爱你!”我听了之后，不禁好笑，就把自己不爱吃的高梁面窝头从铁栅栏递给她。听她说，她是从事陪酒、按摩之类异性服务的，但是日本宪兵却怀疑她是苏联间谍。
我被关的这排囚室位于最里边，都是单人间，大概是专为有政治犯嫌疑的人而准备的。一排有十间左右，只关了我们3个人，其他一些小偷、强盗、经济犯都关在前面的大囚室里。像我这样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嫌疑的犯人，本来应该由日军宪兵队管辖的。之所以没送宪兵队，我想原因之一可能因为我的案子是警察局的特务检举抓捕的，所以就由警察局来审讯了，因为这也关系到他们的政绩。原因之二可能由于二姐夫在外边疏通，所以当局也留了一点情面，没有把我移送到宪兵队，如果到宪兵队的话恐怕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在囚室我几乎整天都能够听到从审讯室传来嫌疑犯挨打时的惨叫声，鬼哭狼嚎，使人心惊肉跳。有时从后墙的小窗户也可以望见在院子里对犯人行刑的情景，吊打、灌凉水等等，这也许是他们故意让其他犯人看的，使人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精神已经濒于崩溃的边缘，就像要从悬崖跌进深渊的那种心情。
以后我又被审讯了几次，已经记不清了。审问的内容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拷打的程度已经慢慢缓和下来。大概他们一直在调查我的情况，搜集证据。但是正如我所想的，我到敌后不到十几天就被逮捕了，哪会有什么证据，是他们把我抓得太快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奇怪，在关押期间我的确没有怎么害怕。因为我深信他们没有找到我的身份证据，并且我深信二姐夫一定能把我救出去的。在挨打、受刑的时候我咬着牙挺住了。那年我只有21岁，只有爱国思想主导着我，年轻使我的想法没有那么复杂，没有个人问题可牵挂，所以就那样挺过来了。但是我绝没有像电影中描写的共产党员那样大义凛然、横眉冷对的气慨。在审讯中我说我很不孝，不应该抛下父母离家出走，去抗战区是不对的。以此来博取他们的原谅。这样说是对是错，我现在也不想再去评说。不过我回顾过去再审视自己的一生，我断定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解放后，面对共产党对我的审查时，我毫无气节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坦白了。从共产党来说我是觉悟了，从国民党来说我是背叛了，应该从那一方面来说呢?谁又说得清。如果日本人再向我加重施刑，进行电刑、火刑的话，也许那时就坚持不住，当时就招供了。那样的话我的人生轨迹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两个月以后的某一天上午，和每一次一样，我被从牢房里叫出去。这次没有去审讯室，而是把我领到了一间办公室。便衣警察什么也没有说，向站在旁边的一个男人打了一个招呼。那个男人叫我坐在椅子上，将一块白布围在我的脖子上，给我理发了。我感觉很奇怪，开始担心今天会遇到什么情况，心里在不住地跳着。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是否影响了姐夫。今天异常况是凶是吉?我在不断地猜测着。
理完发以后，又把我领到另外一间办公室，姐夫在那里等着我。看到他之后，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在那里听了科长的训示，我被释放了。
听姐夫告诉我，各方面奔走的结果，最后由冈崎担保，由松叶组接收我，监视居住。从此我被雇用为松叶组的事务员，要是离开张家口，一定要通过冈崎向警察局领取许可证，也就是被当作“要注意者”(控制对象)了。
此后的一年左右时间中，我开始以两张面孔生活了。
抗战时期的宣传画
告别亡国奴
抗日战争胜利前夜
那时的松叶组是一家投资公司，管理机构称为“松叶总务室”，冈崎的职务就是“总务”，设在张家口西关街17号。公司下面管理十几个子公司，有下花园煤矿、大同老史沟煤矿、高田纺织、蒙疆兽骨化工等。总务室的职员只有5个人，两个男职员和两个女职员都是日本人。男职员是事务人员，女职员一个是事务人员，另一个负责生活和庶务。中国人有一对厨师夫妇和一个人力车夫，还有我。
冈崎是单身来中国，家属没有同来。
公司的家属宿舍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两家日本家属。一家是办公室的主管高冈夫妇和一个叫桃子的5岁小女孩，还有一家是松叶老板的小妾和她的姐姐。
我的工作是整理文件、记账和做月末的结算表。我在国民高等学校读书的时候念的就是商科，所以工作上一点没有感觉到困难。
早晨七点以前我到公司，早餐和午餐就和冈崎他们一同进餐，吃的全部是日本料理。有时晚餐也在那里吃，吃完就跟冈崎学下围棋。他从不问我来松叶组以前的事情，也不对我讲什么大道理，对我非常和善，发怒的情况一次也没有。我和他年龄相差有30多岁，他的确对我很好也很信任我，到银行处理大笔款项都交我办理，尤其在日本男职员被征人伍后，总务室的工作差不多都交我处理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却喂养着我这头隐藏着牙齿的“狼"。现在想起来感觉很对不起他。
侵华日军的宣传画
我除了一副公司职员的面孔以外，还有另一副隐藏的面孔。作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我被释放后一个月就开始行动了。我姐夫有一个侄子，是和我同龄的青年，以前我们关系就很好，是一个抱有很强爱国心的青年。经过几次长谈，我决定想把他吸收进国民党。不久之后，他又给我介绍了一位他的挚友、在蒙疆报社担任编辑的叫王秀雄的年轻人。我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之后，告诉了他我的真实身份。王是当地人，年龄比我小一岁，擅长文学，有很多作品在当地报纸杂志上发表，是当地文学青年中的中心人物。
我和王秀雄第一次接头，是在张家口红灯区的妓院里。因为在地下工作中，最热闹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我对他说，我已经被日本警察监视起来了，所以今后的工作就希望以他为中心来开展。对我的想法，他没有表示反对。这时二姐夫的侄子已到北平去念大学了。
我与察哈尔省党部的联系从进人张家口之后就断了，我想应该立刻向省党部报告。因此，我把我的现状和将来的活动计划，用药水写成文字，加上最近收集到的情报，叫王秀雄送往北平。我一再告诉他，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住址和工作单位泄露给对方。今后的联系方式，还是采取由这边单向向对方传送的方法。为了自身的安全，这样做是铁的纪律。
3天之后，王秀雄平安地从北平回来了。主任委员贾维渠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后，同意了我的想法，把若干经费叫王带回，并且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不久，某一天晚上，在我的住所，举行了王秀雄他们2人的入党仪式。他们二人举起右手，跟随我朗读人党誓词。看着他们脸上严肃认真的表情，一种神圣的感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现在回想起来，这给他们两人以后的人生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啊。在60年代的政治风暴中，其中一个人在审查的途中病逝了，还有一个人在监禁当中自杀未遂，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对我来说，这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但是把其他青年卷人政治斗争漩涡之中，我是做了多么对不起他们的事情啊。
由于王秀雄他们的努力，地下党组织已经扩大到10人。第二个月，我又让秀雄去北平，联系和报告情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取得联系，我心里非常疑惑。不过我没有向对方透露过我的联系地址，所以我基本上是放心的。以后我才知道，由于中央组织部长的更迭，各省党部也进行了人事变动。陈系的主任委员到任，原任的主任委员不知道我的联系方法，他只告诉继任者，在张家口有这么一个工作员而已。因此，一直到抗战胜利，我和省党部在完全断绝联系的情况下，完全只能由自己审时度势采取行动。
在松叶组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做着，冈崎好像对我没有任何疑心。进人1945年之后，日本的败象日益显露，日本人脸上忧虑的表情比以前更明显了。在那时，公司最年轻的一个叫藤井的职员，已经接到“赤纸”(应征人伍的通知书)被送往前线。还有一个叫高冈的，40岁左右，好像因为有病才没被征调入伍。但他跟我说:“他们让我去，我也只有去。”
八一五抗战胜利前夕，日本的败象已经日益明显。松叶组总务室内，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平静的气氛，但在日本人的脸上已显著地流露着不安和沮丧的神情。公司内只剩下冈崎总务、高冈主办和事务员堤光子及家政妇渡边4个人了。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8月7日的报纸上登出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日本人最初称它为“霹卡咚”。“霹卡”是闪亮，“咚”是巨响，就是说这种炸弹着地后，先是发出强烈的闪光，然后爆炸发出巨响。
原子弹的威力对日本人的心理防线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以前还天天在喊“一亿防守”的他们，一下就没有了信心，这从那天总务室吃早餐的情形就可以窥知一斑。3个日本人都默默地喝着大酱汤一言不发，不像平时那样有说有笑.我想，他们在我这个中国人面前都不愿说出内心的想法吧。
8月8日，苏联趁火打劫，对日宣战。苏军从西、北两个方向朝东北、内蒙推进，一下子就把张家日暴露成前线。驻华北的日军仓促应战，紧急动员后备兵源。于是像已经56岁的冈崎也被召编入伍，以轴重二等兵的身份到军队报到，是名副其实的老弱残兵。高冈也不例外。两个日本女人默默地为冈崎收拾行囊，当然也不用“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靴”，只是把贴身衣服整理在背囊中而已。不过当时公司的气氛，我在旁边看到的确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味道。两个日本女人都强忍着眼泪忙碌着。冈崎把二姐夫请来，把公司的事务托付给他。其实二姐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日本人败了，他们这些为日本人做事的人还不都是一群丧家之犬。我在公司当出纳，公司用款都是我去银行提取，开好支票，拿到冈崎那里去盖私章就可以了。记得当时公司里头还有很多现金，这时我对它已不大关心，因为我知道蒙疆银行的“骆驼票”即将成为废纸了。冈崎是轴重兵，就是运输兵，他自嘲地说:“我去牵着马拉大车，希望将来大车能把我的尸体拉回来。”他们已经知道日本人必败无疑了。
冈崎走后的第二天，日军在狼窝沟一线布置防线，由“响兵团”奉命防守，掩护在张家日的日侨全体撤往北平。松叶组仅有的两名日本女人和高冈的妻于，女儿桃子也全部逃出了张家口。在张家口的车站广场，我看到黑压压的大片人群，都是妇女小孩和老年人，他们仅带着点随身物品，坐上敞篷火车只身逃往北平。除了逃命，他们一切都顾不上了。这些年在中国掠夺的财富，开设的商店，积蓄的家财，都化为灰烟，他们的大陆美梦彻底破灭了，而且还赔上了几百万青年的生命。为政者的失误，让子民遭受的苦难是无法估量的。
日本人逃出张家口后，在北边掩护的日军也连夜撤退逃往华北。当地的百姓在日本人逃跑以后，把日本的公司、商店和住宅里剩下的东西统统抢走。大街上到处都有抱着棉被、抬着衣柜的人，非常热闹。在日本人撤退的时候，没有像有的地方那样向他们展开攻击或者谩骂的情况。我感到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忠厚善良，并没有乘机报复痛打落水狗。
我在日军撤退之后，曾经和王秀雄到宪兵队的营房搜查，看看有没有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只看到到处是烧剩的纸灰，所有文件好像都销毁了。牢房里一个犯人也没有。只在一个桌子的抽屉里，发现一把南部式手枪，我把它拿回家。在离开张家口的时候，又把它扔了。
我们每天都在密切注意时局的变化，考虑未来的对策。我要求同志们把报社、广播电台和工厂的机器都设法保护好，在国民接收的时候能完整地保存下来。
日本人撤退后，伪蒙疆政府也陷于瘫痪。一些为日本做事的汉奸纷纷出逃，二姐夫和二姐也决定于8月13日逃往北平。因为行李太多，我决定送他们前往。在火车上，我看到了很多衣冠楚楚的人惊惶不安的样子，他们大概都是与日本有关系的人吧。
重返张家口筹划接收
当天晚上到达北平后，我们住在二姐夫的一位姓张的友人家中。第二天((8月14日)早晨上街，无意中遇见党训班的一位同学，是北平市党部地下工作员老郭。他告诉我:日本已通过瑞士政府表示无条件投降了，北平人差不多都知道了。我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决定马上回张家口，指导地下党的同志们作好国军回来前的各种准备工作:维持当地治安，保护公共财产免遭破坏，避免张家口被共产党接收……于是在14日深夜，我搭乘最后一班开往张家口的火车返回张家口。平时这班火车只需8个小时，第二天早晨7时就可以到达。可是这一次行程，却停停走走，中午在康庄停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巧日傍晚才到了张家口站。后来我才知道，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发表战败讲话。在康庄车站停留的那一段时间，大概正是裕仁讲话的时间吧。
傍晚到达张家口后，我立刻在西关街17号松叶组总务室的所在地与王秀雄晤面。此时所雇佣的当地人王姓厨师夫妇及人力车夫已经各自回家，王姓夫妇不知拿走了什么东西，人力车夫把他拉的一辆人力车接收了。日本人也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拿不走的围棋和部分衣物。我决定把此处作为省党部的办公地点。
我和秀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日本投降后，张家口在短时间内恐怕要陷入一个真空时期，国军不会很快就来接受。最近的傅作义部远在河套地区，也不知道中央如何部署，倒是晋察冀边区的土八路距张家口很近，但我们不知道国共两党的谈判能否达成一致意见，这是最关键的。我和秀雄决定，还是在国军未能接收之前作好敌伪财产的保护工作防止被抢劫和破坏。要主动与伪军政当局联系，要求他们坚守原岗位，等候中央政府接收，以功赎罪。同时决定积极发展组织，吸收优秀分子参加。
在此之前，经过秀雄的努力工作，已物色考察了一批他周围的年轻人和同事，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是彼此已有默契。八一五后向他们说明真相后就立刻又聚集了十几位愿意参加的人。他们当中有蒙疆新闻社的记者、商业日报社的编辑、张家口放送局(电台)的播音员和技师、银行的科长和职员、伪政府弘报科(宣传科)的官员及公司的人员，其中以文化界的人员为主。
8月17日，在西关街17号召开了会议，我给他们很多鼓励。大家决定:
1、动员蒙疆新闻社和广播电台的工人保护好机器，以备国军接收;
2、以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的名义起草《告张家口同胞书》文稿，在恰当时候发布;
3、由我和何长志去说服伪政府官员及伪警察当局，要求他们守岗位，维持秩序，等待国军接收，不能让八路军进城;
4、每个人都担负起宣传工作，向市民宣传国民党的主张；
5、伺机由广播电台向重庆呼叫，报告张家口形势及我们的活动情况。
第二天，我和何长志(他是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的公司职员有一位俄国血统的夫人)先后去见了伪政府政务院长鹤龄(想不起姓什么了)和姓阴的伪警察局长，向他们做说服工作。但他们都不肯表态，大概也有不相信我们的成分吧。看我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怎么能保证他们的身家性命呢。而且此时八路军已向张家口的周围集结，他们也在考虑自己的前途了。现在想来，我那时的举动也未免太天真了。
在鹤龄处我遇见了一位伪蒙古军退役的少将，叫李海山，据说参加过一百灵庙战役。我和鹤龄谈话时，他就在旁边。听到我是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的人员后，就跟出来找到我，主动向我提出很多建议，并多次表示愿意帮我工作。没有几天，张家口就被八路军解放了，前些天参加我们活动的人都作鸟兽散了。想起此事，我心绪颇多。仔细想来，对他们以后的人生，我给他们造成了不少麻烦，这从以后的外调中就可以推测到。但是反过来讲，他们主观上的选择也是内因。原来替日本人做事的，看到日本政府投降、国民党要来了，就立刻另投主子，不久后又奔向共产党阵营，这是不折不扣的投机。在那个乱世，真正对信仰忠贞不渝的又能有几人呢？
不久，苏蒙红军已经推进到张北坝上一线。日本的响兵团在狼窝沟一线阻击了几天，掩护4万侨民撤退之后，也循小路撤往北平，张家口就成了真空地带。但是苏军也并未向前推进占领张家口，很明显是想把张家口交给八路军。
有一天我正在西关街17号院内，忽然听到天空中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只见两架黑色的飞机在头上低空盘旋向东而去，没过一分钟就传来几声轰隆隆的爆炸声，我立刻意识到飞机是在投弹轰炸了。不一会儿，我在街上就看到许多人抬着门板向红十字会方向运送伤员。躺在门板上的伤员鲜血淋漓，不住地呻吟。听说炸弹正扔在一条商业街上，死伤了不少人。日本人没有吃到苏联军队的炸弹，而中国人却被炸得血肉横飞，真是从何说起苏军应该早就知道日军已经撤出张家口了，还来对平民区进行无差别的轰炸，真的不知是什么居心。如果炸弹早投一分钟，我也成弹下之鬼了。
8月22日的白天，听说张家口周围山一上已出现八路军的侦察兵，大家都说八路军马上要进城了。我赶紧通知同志们先潜伏起来静等时机，同时赶到张家口广播电台去找那里的同志。我要求暂时先静观形势，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破坏电台的机器设备，不让八路军利用电台做宣传工具。他们表示可以伺机执行。
结果他们是没有执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帮了我一把。如
果执行了，镇反时我就不止判3年徒刑了。
当天晚上，我和秀雄在西关街17号过夜。深夜听到桥东传来密集的枪声，我想肯定是八路军进城了。但是转念一想不应该有枪声，因为日军早已逃走，伪军也四散了，不会有人抵抗，可能是八路军在威慑性地鸣枪示警吧。
第二天早晨到街上看不到多少八路军，只有少数穿着灰军服的人员。我想，我又成了地下工作人员了。
松叶组在蒙疆的子公司解放后，各企业都陷于无人管理的局面。我把西关街17号内除家具以外的东西都转移出来，把高田商店除机器以外的棉纱、布匹也转移出来，找了一间民房，藏了起来。后来这些东西在国民党收复张家口后我再去寻找时，早已不知下落了。
为了安全起见，我就不敢再住在家中，躲在上堡一家朋友的空房中居住，每天到街上去探听消息，和一些可靠的同志们商量今后的行动计划。
在潜伏了二十几天后，我观察到八路军已在张家口作长期占领的态势，国民党不可能马上攻打过来。听说北平已有国民党人员从空路到达，我感到我孤身一人在张家口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所以就决定先去北平与上级联系后再作打算。
于是我回到堡子里的家中与父母告别。自八一五日本投降以来，父亲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后，非常高兴，以为自己的儿子有出息了，要做大官了，可以光宗耀祖了。父亲那年刚过60岁，由于过去生活不检点，又吸鸦片，身体已经非常不好。我告诉他们如果国民党不能接收张家口，我就设法把他们接到北平去。谁知当时一别，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他于46年春节后去世了。
我向秀雄说了我去北平的目的，希望他继续留在张家口，做一些能做的工作，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换作商人打扮，坐火车到怀来下车，和几个商人翻山越岭，走小路到达河北的昌平县境内。当我走出山口看到了国民党的军队时，忽然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随即我在沙河车站搭上火车到了北平。
在北平察哈尔省党部
北平当时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我也不知道察哈尔省党部在什么地方办公，而原来的联络地点可能早就作废了。不过我在报纸上看到有战干团活动的消息，我就循迹与他们联系。听说在珠市口商会有一个联系窗口，在那里他们告诉我，宣武门外南小街有一个察哈尔省党部的联系点。我在那里遇到的人正是1944年我从后方到北平时接头的那个姓武的省党部委员。我把这一年多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也把省党部当时的情况向我作了介绍。原来贾维榘走后，陈立夫系就派了乔廷琦担任主任委员，一个姓秦的任书记长，组训科长姓丁，宣传科长陈石良是朱系党训班的同学。
过了几天，武让我与秦书记长见面。他听了我的汇报后很高兴，表示慰劳。我后来想，他们这些人长期躲在北平，根本没做什么工作，我的工作正好给他提供了表功的材料，他们可以向上峰邀功请赏了。
但是他告诉我，党部的科长编制已满，没有空缺，我只能担任宣传科的干事。我想自己暂时也没有去处，就同意了。不久，他们把这一年的工资补给了我。
北平当时天上飞来的、地下冒出来的国民党接收人员如雨后春笋，也不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就连西安战干团毕业同学会的人也在做接收工作，都是在浑水摸鱼，想在其中发一笔财。敌伪单位和人员也想找一个靠山，保护自己，就互相勾结，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单位。
不知二姐夫通过什么关系，把公安街甲10号的房子变成了自己的家。那所房子就在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原邮政管理局的北侧，紧邻月盛斋酱肉铺，北侧就是原清朝的户部衙门，民国的财政总署，再北边就是北平公安局。这里本来不是住宅区，不知怎的那几间临街的房子就变成了日本人的住宅，日本人走后又成了二姐的家。后来大姐一家从怀来逃出，也住在这里。不久秀雄也从张家口逃到北平来了。
察哈尔省党部在东城史家胡同接收一套宅子开始办公了，主任委员乔廷琦也从重庆飞来北平。但是整个察哈尔省都在八路军的占领下，根本无法工作，但是各县县党部的书记长都一个个在北平冒出来了。我知道他们都不在下面工作，而是躲在北平，所以发给重庆的情报不过是敌伪报纸上摘录下来的东西，根本没有他们搜集到的情报。能向中央表功的，除了我的活动，恐怕乏善可陈了。省党部宣传科向上级报告的内容，也都是鸡毛蒜皮，毫无价值。这两年，我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省级党部都经历过了，亲身体验到了国民党的工作情况。和后来接触到共产党的工作作风相比较，的确不得不佩服后者。
宣传科长陈石良是河北文安县人不知为什么会派到察省，大概与贾维渠有关系吧。他一直到张家口第二次解放前才离开，到上海去了，此后就不知他的下落了。他在北平和张家口的住宅都是我替他解决的。
到北平之后，姐夫告诉了我冈崎他们的情况。冈崎被征集入伍一个星期之后，因为日本投降，他就平安复员了，当时正留在北平等候回国的指示。
姐夫向他谈了我的情况，把我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他。冈崎住在市内的东四北大街一所原来是日本人商店的房子里，那天我和二姐夫一同去看他。见面以后，他只是尴尬地向我点头致意，嘴里喃喃地说着过去多有得罪的地方希望多多原谅等客套话。我理解他作为一个昨日还君临在我的头上颐指气使而今天却已俯首赔罪的战败者，肯定是没有适当的话可说，但是我虽然是以一个战胜者的身份，面对着一个替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侵略者，我却对他个人仇恨不起来。是严词责备还是好言安慰，我自己也不知道了。这其中可能蕴藏着人性与理性的矛盾，从理性而言他是敌人我应该痛恨他，从人性而言是他把我从敌人的牢狱中保释了出来，而且收留了我，安排我在松叶组工作，使我能安全的潜伏下来，秘密展开工作，是我骗了他，因此我心里倒有些对不起他的歉疚之情。不过两国交战，各为其国，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爱国者的正义行动。但是，对他来说又是什么呢?他会怎么想的呢?当然，他当时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所以才那么做的；假如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的话，恐怕一定不会那样做了吧。
后来我又去看望过他几次，我对他说:“你要有什么困难的事情，不要客气，尽管对我说。”在那以后，我对他住的地方和生活费等等，都给了一些帮助。
几个月之后，日本人被遣送回国。遣返之前，全邵集中到丰台的一个仓库里，我和姐夫去看望他们，给他们送行。那是一间很大的仓库，每一间大屋子里的水泥地上铺着被褥，有一上百名日本男女老小都拥挤着住在一起。松叶组的人也在那里，小姑娘高冈桃子也在其中，我带去了给他们的食品礼物，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在他们面前，我怎么也产生不出那种胜利者的喜悦和得意之情，反而有一种轻微的悲悯的思绪掠过我的脑海。后来我听说，冈崎所乘坐的轮船因为触上水雷，在海上沉没了，不知是真是假。近几年我委托日本一个由从蒙疆撤退的日本侨民所组成的社会团体—“张家口之会”的成员替我查找冈崎等人的下落，但是没有消息，可能因年代久远，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大多数已成故人了吧!
在战乱的时代，更能看出人性的真面目。趁火打劫、敲诈骗财，这些平时不为人齿的勾当都露出来了。当年伪蒙疆政府在北平也有许多单位，他们拥有许多财产，都由日本人掌握着，中国人当然是不知道的。冈崎居然利用我的名义，让他们拿出几百元美金来，也送给我二百元美金和一把手枪。大姐夫在怀来县政府任科长，他也把日本人从怀来开出来的一辆载重汽车“接收”了。
有一天，省党部来人举报，说有一名共产党干部从张家口到了北平，住在某处，党部命令我去宪兵十九团联系抓捕(察哈尔省的人一般都比较内向，不愿意作公关工作，后来到辅导处也是如此，一般公关工作都派我去)。我和线人及宪兵到了那里时，那人已经不在了。幸亏那人没有出现，抓捕失败，镇反时我也少了一项大罪。此外我在省党部就没做过什么了。
在失学失业青年辅导处
1945年冬天，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为了安排他的从党务系统退下来的部下，成立了“失学失业青年辅导委员扩，主任委员就是原中组部战地党务处处长甘家馨。辅导委员会在各省设辅导处，贾维集被任命为热察绥辅导处主任。在搭班子时他想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过去。我想在省党部我始终是一个异己分子，恐怕没有出路，于是就决定过去，贾任命我担任了辅导处的业务股长。辅导处下设总务股和业务股，总务股长毛焕清，北大毕业，是贾的旧交，抗战时期他没有去后方也没有替敌伪工作，为人尚属正直。后来察哈尔省被国民党收复后，他当了琢鹿县长，娶了夫人，解放后被共产党镇压了。他走错了一步送掉了性命。
我到辅导处后就与毛焕清到南口去筹办中学进修班。辅导处是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的机构，不能立刻辅导就业的，就先把他们收容在中学进修班读书，灌输反共思想。
南口是当时国共内战的前线，过了八达岭就是解放区了。当地驻军第16军94师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军官中浙江人很多，多数是胡宗南为中央军校七分校从浙江招收来的浙江青年，经培训后分配在他的部队中服役，现在都已是骨干。我很快就认识了师长，并和副官处的吴副官搞好了关系。在他的协助下，先找到一所庙宇做校舍。我嫌太小，他请示师长后，决定在郊外的旧日本军营、现94师兵营内辟出一个区域做校舍。
有了校舍，就开始在北平招生，很快就招到200多名字生。他们大多是从察哈尔省逃出来的富家子女，也有一部分是流落在北平的察省籍的学生。还有一些是通过关系来避难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年龄比我还要大，根本不像学生。进修班供食宿服装，目的是不让他们再回到解放区投奔共产党。
秀雄到北平后，我就把他介绍给贾维榘。但是辅导处内安插的都是他的亲戚、老乡，是一些只拿钱不会干活的乡下人。我没有办法，只好让秀雄先到进修班过渡，伺机给他介绍工作。
进修班的主任张家骐是朱系大学党训班出来的，山西闻喜人，西北联大毕业，为人很正直，我们也合作得很好。我还兼任公民教员，在南口住的日子里也和很多兵营里的军官熟识了，常常和他们骑骑马、打打靶。
南口中学进修班并不是一所正规的中学，虽然所开课程也是普通中学的学科，但是军事化管理，灌输三民主义理念进行反共教育，每天早晚点名也唱岳飞的《满江红》和黄埔校歌。在学习上是虚有其名，学生的心思并不在于此，学校也并不想培养他们成才。辅导处主任的心思是多报一些学生名额，多领一些经费以饱私囊。所以主任向上级究竟报了多少学生人数，连我这个业务股长都不让知道。
6个月的学习期快结束了，我就为学生们的出路而忙碌起来。但是内战越来越激烈，就业辅导也很难，唯一欢迎学生的单位就是需要兵源的军队。我把很多学生介绍到94师谍报队和宪兵学校以及青年军209师，这成了我后来被判刑的第一大罪状。
我和秀雄于8月份启程去热河朝阳。那时所有国军乘火都免费，我和秀雄也各穿一身军服上车，关防通行证上写着“中校主任”、“少校教官”的字样，冒充军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确乱得一塌糊涂。国民党政府每一个单位成立时，都在报纸上登公告启用关防，我这样一个黑单位也在东北日报上登了大幅公告，下面署上主任方政的大名诏告天下，包装自己。
到了朝阳我们就开始招生，很快招进了从初一到高一4个班的学生，这其中包括了秀雄后来的妻子雅琴和我现在的老伴雅贞。
进修班说是学校，其实教学质量非常低。虽然教师都是从北平聘来的，但也不知道张继颜从哪里搜罗来这些老师有的根本不会教书。一个当过洋行职员的英文老师，学生说他一个月才教单词 a book。当然进修班也不是传授知识为目的的地方，只是一处收容所而已。
大姐又搬回锦州，大姐夫也回到铁路局工作了。我常去看他们还为学校的事去了几次沈阳，见到了许多西安战干团的同学，也见到了新民学院的同学。他们都很风光都是接收大员。战干团特科一总队的指导员徐熙农当了沈阳市政府秘书长，在他手下有许多同学都身居要职。张兴群在东北警校担任了要职。新民学从华北回到东北，也算是从后方来的，有些人担任了厂长等职务。这一时期真是群丑粉墨登场、当神仙不知真人的时代。
我对我的工作和境况并不满意，但是因为没有后台，同时也不善于官场逢迎、溜须拍马那一套所以得不到上司的赏识。但我暂时又没有好的出路，只得混日子，得过且过，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了。
在沈阳又看到日本人穷途落魄的景象。在东北的几十万日本人很多都逃难到沈阳，以女人和老幼居多。他们在沈阳生活困难，有很多年青女人就操起了卖笑生涯，在酒吧里当女侍，在宾馆作暗娼。同学请我到酒吧去消遣，我看到里面的客人大多是穿军装从后方飞来的军人，一面喝酒一面搂着日本女人调笑。这和在电影中看到的日军调笑中国女人的画面一模一样，但是角色换了。后来在酒吧的另一侧发生了争吵，一群空军模样的人与另一群人为了争一个日本女侍竟然拔出了手枪。这些场面在一年之前谁又能想到呢?
我在家住了一段日子，谈了谈别后的情况，到西郊外西沙河暂庴的父亲的灵前祭拜了一番，不久我又回到热河去了。
不久辅导处收到从南京拨下的一笔经费，是救济失学失业青年的救济款，贾维榘让我在热河发放。这是一件肥差，可能是对我的一点补偿吧。他在辅导处是权、钱一起抓，多报学生名额吃空头不在话下。
我请秀雄与我同行，帮我做一些事务工作。到一个地方后先找当地教育部门，请他们协助，然后张贴布告、发放赈款。只要有材料能证明他是当地的失学、失业青年，就可以领到一笔救济金，完全是一_笔糊涂账。我们只在承德、赤峰、朝阳3个地方进行发放，其他地方因为治安没有保障，我也没敢去。由承德转道北京去赤峰时，还带了一件布匹(20匹)顺便跑了一次单帮，反正穿军服坐火车不花钱。路过锦州没忘记给外甥也发了一笔救济金。到赤峰后给在那里等待收复林西县后任警察局分局长和督察的原进修班的学生也发了，他们是原进修班教官连正武升任林西县警察局长后带去的喽罗。在赤峰还看见了在那里当酱园经理的柯表叔，浙商的足迹真是无所不在。
经过20多天的奔波，我们的工作结束了。还剩下价值200银元的款子没有发完，我也没有上交，造了些表格就应付过去了。这是我不聪明的地方，我没有给贾维榘分肥，他肯定不满，所以炒了我的鱿鱼。不义之财不是好来的也不会好去。我用这200块银元在锦州与别人合伙投资开了一家餐馆，我仅去吃过一顿饭，在锦州解放前就亏损倒闭了，我连一只碗也没有拿回来。回想起来，我在胜利后也是一个贪官，一个见利忘义的人。当时的风气就是如此，以现在我也能理解腐败分子的心态。
东北的战事越来越激烈，国军节节败退，朝阳危急，进修班全部撤退到锦州，旋即锦州解放，我也回到张家口。辅导处已没有我的位子，贾维榘让我到宣化进修班先教书，班主任是他的妻舅。到了学期结束，他不再聘我，我就失业了。后来贾维榘选上了立法委员，新任辅导处主任由察盟师范姓侯的校长兼任。
我无事可做，到北平去找同学、朋友谋职，也没有结果，就与朝阳进修班的一个学生、逃到关里住在我家的刘冠军联手跑单帮，从北平往张家口贩卖纸烟做生意。我有时也参加贩运，穿上军服不用车费，每次带上两大皮箱纸烟，一次也能赚不少钱，维持生活没有问题，但是心情十分低落。抗战的结果，不但没有飞黄腾达，反倒与一般底层平民一起跑起单帮，真是丢人又无奈。
后来，经秀雄介绍，聘我到新成立的民营报纸《察哈尔日报》担任主任。说是采访主任，手底下也只有一个记者，他跑经济，我跑政府。对这个工作我是很喜欢的，因为具有挑战性，能接触很多各阶层的人，听到很多小道消息、内幕情况，连政府的首长也另眼相看。如果对他不满，就在新闻中造些不利于他的消息。
有一次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一位美国主管来张家口视察，市政府设宴招待，却没有给记者安排席位。各报记者非常反感。大家一商量，第二天各家报纸就登出一条“据传本市市长有可能去职”的消息，让那位市长哭笑不得。
惶惶丧家犬
风雨飘摇中决定去留
1948年的冬季，中国的历史处在巨大的变幻之中，谁都知道中国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变成什么样子，自己会受到怎样的冲击或受益，谁也说不清楚。但肯定的是，有一部分人兴高采烈，企盼这一天早日到来;另一部分人忐忑不安，担心遭到灭顶之灾;还有一部分人自觉自己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无财无势，谅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就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
我从1947年开始就感到时局不妙，国民党在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呈现颓势，国民对国民党已经不抱希望。未来很令人担忧，但是又没有办法。我已经登上国民党这条千疮百孔的大船，想离开已经来不及了。四周是汪洋大海，跳下去也是淹死无疑，所以只有抱着侥幸的心理，企盼国民党也许能起死回生、重振雄风吧。
我在重庆时就读过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与白俄的惨烈的内战和镇压，惨不忍睹，小说男主人公葛利高最后走向万劫不复之路。他的经历和命运也许就会影射到我的身上，我担心自己的命运恐怕也会如此。历史告诉我们，改朝换代后胜者对败者从来不心慈手软的。秦军坑赵卒四十万，扬州屠城三日，都史有记载。何去何从，是到了最后选择的时候了。
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解放车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天津、张家口相继陷落，张兴群也逃到北平，国民党大员与有钱的人开始南逃。辅导处主任赵铁寒也准备逃往上海，发给下属一笔遣散费，就乘飞机走了，辅导处就算解散了。我与一些同学同事商量该怎么办，有人表示想经青岛去上海，有人表示自己拖家带口实在无法一走了之，个个都是愁眉不展，正如形容词所说的惶惶如“丧家之犬”。他们的结果如何，因以后失去了联系，全都不知究竟。那些逃到台湾的人，虽然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但他们是最幸运的。几十年后回到大陆，也许还会受到台办的欢迎呢。即使现在，如果马英九同意两岸统一，国家副主席的位子应该会不吝给他的，而那些蒋三代也会弄个政协委员当当吧。
像我这样留在大陆的，恐怕无一幸免。有血债的肯定是命丧刑场，官职较大的坐个一二十年大牢也是肯定的，并且大多数也会遇到妻子离婚他嫁、子女划清界限的命运。除非官大如李宗仁、傅作义、杜聿明，才能成为统战对象，享受优厚待遇，再当大官。像傅作义和平起义使得千年古都北平免遭战火，也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倒也说得过去。像在美国当寓公的李宗仁、在战场被俘的杜聿明，还有脸再露面，再给共产党歌功颂德，也未免太厚颜无耻了。
我那时陷于极端矛盾之中，留在解放区，我预料会受到共产党的惩罚;但是随国民党南下，我是实在舍不掉老母与未婚妻。我是独子，两位姐夫又是敌伪人员，我总不能把责任推给姐姐，自己带着未婚妻一走了之。再者未婚妻认为如果逃到南方，最后还是无处可逃也有可能，留下来也不一定会有危险，所以劝我不要逃了。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恐怕我们的婚姻不为旧社会所接受。所以权衡之下，就决定留下来了。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个冬天就靠积蓄度日，每天看报关心战事。北平已被重重包围，人们担心的是会不会和谈失败，古城毁于战火。
这时我们3个人住在一起，张兴群偶尔也过来交换一些消息。他曾任沈阳市大东区区长，是从新民学院一同投奔大后方的同学，他也决定留下来不走了。那时我有一支自己的手枪，想扔掉又舍不得，就藏在了大门斗的天棚上，并告诉了他。谁知49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时，班主任就问起了这件事，我心里想肯定是他揭发了我，因为并没有第三人知道此事。看起来国民党人的气节与共产党人是无法比的。后来听说他被判了10年徒刑，释放后也没再见过面。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头一天看着垂头丧气的国军列队撤出城去，第二天就在街上看到解放军浩浩荡荡的人城队伍。我站在西单牌楼的拐角，看到解放军的大炮、坦克、军车全都是美式和日式装备，与4年前国军和美军的人城行列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脸孔换了。但在街道两侧摇旗欢呼的人，我想其中肯定有4年前也同样在欢呼呐喊的人。人世变幻真是莫测啊。
“红皮蓝心”的“革大”学生
北平解放后，军管会就贴出布告，命令国民党的军、警、特、宪到军管会自首登记，听候处理。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并没有去登记。不久华北人民大学相继招生培训干部，她父亲接受新思想特别快，新的政治、经济、家庭、恋爱等观点都能接受，立刻就考人华北大二部，准备作一名人民教师了。
在和妻子商量以后，我们决定报考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二期。考试那天，我和她是前后排的座位。我们就偷偷地把试卷调换了。在体检的时候，医生看她相貌稚嫩，就没有作妇科检查。其实这时她已经怀孕3个多月了，如果发现就不会被录取了。
9月1日报到入学，我被分在一部24班，妻子被分在25班。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姓沈的八路军干部，听说是县级干部，有40多岁，待人很和气，话语不多。但在我看来，在和蔼的表情下，就像藏着一把尖刀，随时可能向我刺来。一部的部主任姓李，听说是王若飞的遗蠕。二部的部主任更厉害，听说是刘少奇的前妻。
入学后我们换了灰色制服，俨然是一个革命军人了。但是我的思想还是外红内蓝，心里揣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学习时嘴里说着人是猴子变的，心里却在想共产党会怎样对待我呢?有时拿着马扎坐在大操场听大课，很多中共的大干部来给上课，朱德、薄一波、刘澜涛都来过。其中艾思奇的课听了之后感到有一些道理。但是听到苏联和八路军打败了日本，只字不提美国，并说蒋介石卖国、国民党不抗日时，思想上非常反感。我是亲自参加过了的人，我决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表面上还是不敢说真话。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说假话就成了我的专长。
革大的校区建于民国初年，原来是北洋军的兵营，有几十幢独立二层楼房。校部那里立着写有“革命熔炉”4个大字的牌坊。我和妻子商量，如果孩子是男的，就用其中的“熔”字起名。我的意思倒不是指孩子是革命熔炉的产物，而是我俩爱情熔炉的结晶，她也同意了。
有一天散步时，我突然遇见了辅导处的前任姓侯的主任。是他在贾维榘当选立法委员后兼任辅导处主任时让我官复原职的。他当时是察盟师范的校长，想不到他也在革大的政治研究院学习。政治研究院是对高一级国民党人员或民主党派人士进行改造的单位。我们遇到后只是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也不敢深谈，就匆匆告别了。我最终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以后又怎么样了。他是朱家骅系的大学党训班系统的。
将近年底时，学校开动员大会，号召大家割尾巴，交待历史。我想这一天终于来了，思想斗争得很厉害。我想如果我把自己过去的一切都坦白了的话，共产党会不会就把我逮捕法办?如果那样，母亲、妻子、将来的孩子将没人照料，太可怕了。所以就决定避重就轻，把党务工作的一段都隐瞒了。但是后来班主任找我谈话，提到了枪的事，又隐约谈到了张家口的事。我发觉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
情况，恐怕瞒不住了，于是就把全部历史都作了交待，并且把留在家中的一些委任状、结婚证书、履历证明都上交了学校。还有一把日本刀。枪支的事我在解放不久就交给了二姐夫，我写信问了他，才知道他已经把枪扔在西什库天后宫胡同旁的井里了。我报告给班主任，不知他们打捞出来没有。
我这时的思想，对共产党既没有反抗之意，也没有盼国民党变天的幻想。心中唯一的只是恐惧，怕离开母亲、妻子和将来的孩子。所以只想让共产党相信我没有反抗之意，但求网开一面，宽大了自己。
在革大学习时，母亲由刘冠军陪着从张家口到了北京。刘是朝阳进修班的学生，从朝阳撤退后一直住在我家，也帮我跑单帮，倒卖香烟。他的长辈是国民党还乡团的队长，所以他不敢回老家。后来他考人了解放军通州后勤学校，就音信不知了。二姐还留在张家口，记得好像是因为吸鸦片的事被强制戒毒了。
10月1日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我以革大一学员的身份也添列盛事，虽然革大的队伍排在正阳门附近，但是高音喇叭里还能听到毛泽东亲口喊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湖南乡音。仪式结束后队伍依次走向金水桥前接受他的检阅，高呼万岁。我现在已记不起当时心里是什么滋味，可能已经麻木了吧。
转眼49年即将过去，在除夕之日，孩子降世了。这是1949年的最后一天。1949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记入史册的一年，对我来说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年。这一天更是方氏家门承先继后无法替代的一天。也是家庭和我的人生的拐点。这一年对我来说，仿徨、绝望、迷惘、恐惧，无时无刻不笼罩在自己的心里。虽然感情上有她在我的身边，尚能感到一丝温暖，但是心灵上难掩对未来的惊怕，心里始终压着一块无比巨大的铅块。
从此，我的人生又进人了一个新的拐点了，当时不到27周岁的我由日本占领区的亡国奴(“顺
未完待续 2015-10-28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