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 刑
二次囹圄苦
在黄寺“新生公寓”接受审查
1950年3月的一天，革大各部的“被学习”人员，大概有几十个人，乘卡车被送到北京德胜门外西黄寺内的“新生公学”。从此，我开始了被审查、判刑、劳改、刑满释放就业、插队监督劳动长达30年的炼狱生涯。
新生公学是公安部对“混进”革命队伍内部、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的人员，和公安部留用的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军统)技术人员进行审查的机构，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兼任校长，孙鹏飞任主任，陈复生兼任教育长，属公安部三局劳改处管辖。校总部设在北京清河原北洋军的军官学校旧址，最多时达到2000人，1954年撤销，在台湾被称为“北京集中营”。
在西黄寺的庙门口，有一群“学员”打着横幅，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那是先我们早到的难友。这是一幕别具一格的欢迎场面:欢迎的人面无表情，神情落寞;被欢迎的人脸色难看，惶恐不安，低着头跨进了那道大门。
黄寺是喇嘛教的寺庙，成了公学以后，僧俗就混住在一片房子里，有僧房、佛堂，也有“囚房”和办公室，里面有几个队。我们新来的都编在第4队，我所在的班有十四五个人，班长是一个老学员，姓李，队一长姓刘，干事姓燕。
通过一两天的学习，我知道我们班的成员都不简单。他们中间有宪兵十九团的连长，有从台湾驾驶B25飞机到大陆侦察、在徐州上空被击落后被俘的机长，还有当过县长的。也有几名学生，一个是燕京大学的，一个是中国大学的，有一个女生是上海人，到北京人民大学求学的。还有一个女子，自称是著名的日本特务川岛芳子的手下，总之听起来都挺吓人的。这些人经过不断的编组以后，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了，恐怕都凶多吉少吧。
在新生公学学习还不算逮捕，每周末可以请假回家，每月还有几块钱的津贴。不久二姐也从张家口到了北京，与母亲住在一起，家中生活还是靠典卖度日。妻子分配到怀来县政府工作，不久她回到北京看孩子，我也回家相聚。这是我们此生最后一次在一起。她在我耳边悄悄地对我说:“我离不开你。”我一辈子也没有忘记这一句话，可谁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结局就在眼前呢。我在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回到新生公学。我们的实际夫妻关系就此画上了句号。
在公学的“学习”开始时，每日学习文件材料，由班长主持。队长有时来听听，大家就像小和尚念经似的，口不从心地说些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话。每个人终日除了开会，就枯坐在床铺上呆呆地出神，彼此也不交谈，只想自己的心事，屋子里从来没听到过笑声。我在那一段时间里，也接近于精神崩溃的边缘。除了担心自己的未来，还想念妻子、孩子和母亲左思右想，都感到将来是一片黑暗，夜里睡觉也常常被噩梦惊醒。早晨睁开眼睛，感到又要迎接没有一丝希望的一天，真不知怎么活下去。人们所说的“绝望的人生”，我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了。人活着哪怕有一点盼头，也不至于如此可怕。同班中有一个国民党的营长，他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听说要被遣散回国成天心神不宁，都快疯了，但也无法解决，组织上也不让他出去。
在学习当中大家暴露出一个真实思想，就是想不通自己并没有做过很大的反共反人民的行为，比起那些国民党的大官如傅作义所作所为，差得很多。他倒可以被原谅，被重用，而自己这种小反动派却被收押，实在想不通，悔不当初没有反动的大一点。针对这种思想，队长反复在会上批判，说你们就是应认真反省自己，认罪改悔。傅作义们虽然过去对人民也有过错，但他们现在的贡献是很大的，所以你们不能与他们相比。我渐渐明白了，政治就是实用主义。重用傅作义是给国民党高官看的，惩罪我们是给老百姓看的。毛泽东在重庆不是也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吗?那都不过是手段而已。
学习过一个阶段，就开始劳动，是在黄寺外的一块空地上给公安部通信局盖一座二层楼。从挖地基开始，我就开始参加重体力劳动了。想不到我的身体还挺强壮的，并没有累垮，而且比一些难友还结实。我对劳动没有抵触，因为劳动过后身体疲劳，晚上就可以睡得像死猪一样，免去许多精神痛苦。
不久妻子到公学来探视我一次，但是队部却没有允许我接见。印老已应聘去山西临汾的一所学校工作，二姐也要跟随他去山西了，妻子决定把母亲和孩子接到怀来去生活。在二姐离开北京的前几天，我请假回家和二姐话别，还逛了一次北海公园。那是因为学校规定学员外出要二人同行，以防逃跑。但离开黄寺后我们就各自行动，约定下午在北海公园集合回公学，这样我才去的北海。二姐去山西后，我北京就没有家了。家中的东西寄存在姓张的朋友家，其中有我自初中时期开始集邮的邮票数千张，当时也值很多钱，但是等到1955年出狱时去问时，说已不知去向了。
楼房建好后，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坦白交待问题，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白天开小组会交待、写材料，晚上开会通过材料、互相批判，并不时开大会批斗顽固分子。在这当中，我没有发现一个像《红岩》中的共产党人那样，昂首挺胸为信仰的主义殉道的人。他们不管心里是怎样想的，都表现出要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的样子，避重就轻也好，口是心非也好，反正没有一个公然反抗的。就我来说，我在日伪监狱中尚能坦然面对，不肯招认，没有惧怕，但是在这时却完全变了一个人，屈服投降，贪生怕死起来。因为前者是面对敌人的，正义在自己这一边，即使死了还能成为烈士;可是这次是全国百姓都倒向共产党了，死了也没有人可怜，因此心理防线已经崩溃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有了儿女情长的牵挂，心想哪怕苟且偷生，也要活下去，与妻子儿子团聚，所以精神上的支柱已经完全崩垮了，就像一条狗对新主人摇尾乞怜，只求饶我一死。想到这里，我也很憎恶自己的表现。但是在那种形势下，真正铁骨铮铮的毕竟是少数。过去我也看到许多叛党的共产党人，不过很少被人宣传罢了。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我彻底交待了自己的历史。
两张判决书
从坦白运动开始，就不允许学员回家了。烧窑班的9个人不住在有警卫把守的大院里，而是住在窑厂的两间小屋里，这是队上抽调认为可靠、不会逃跑的人担当的。我也不知道队上为什么会相信我，可能他们知道我恋家情重不会挺而走险吧。
从此时起我们实际上已经被逮捕了天我站在窑顶，只是没有宣布而已。星期天，看到有很多人来探监送物，我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希望她给我送一床被子来。那些天的礼拜日我终日站在窑顶盼她来能见上一面，有一天我远远望去好像是她的身影，但是没有人来通知我“接见”。第二天队部叫我去拿棉被，果然是她来过了，但不知道为什么队上不允许我见她。
新生公学原来有一个文工团，曾公演过《不拿枪的敌人》和歌剧《赤叶河》，后来没问题的演员划归了公安二师文工团，有问题的仍留在黄寺新生公学。为了丰富犯人的文娱生活，队里也组织了文工队，是不脱产的，每逢新年、春节都要排练一些节目，在本队或到其他劳改队演出。因为冬天窑场停工，只打土备料，所以比较清闲。文工队由一位姓常的干事领导，导演是原来文工团的台柱子，一位叫乔野的40来岁的男子，是东北剿总下来的，听说是与皖南事变有牵连才进来的。不知怎的我也被吸收进去，可能是队里年轻的犯人少吧，因此可以不出工劳动留在队里排戏，我也感到不用劳动还是求之不得的。记得那年排了一个多幕大戏，演了好几场。有一次还到公安部的小礼堂演了几个小节目，我和乔野演了有关抗美援朝的小话剧《汉江月》。因为女犯人很少，所以很缺女演员，那个人曾经当过川岛芳子的手下，也鸭子上架拉了出来，但是效果很差。
李兰香和川岛芳子都是日本侵华时的人物
不久从天津监狱调来几个女犯人，有一个双颊红扑扑的，听说是杀夫罪。还有一个20岁刚出头的女孩子，相貌还可以，就成了台柱子。在那个没有女性的环境里，干事特别注意不要发生绯闻，大家在排戏以外都不交谈，一直到我1955年释放才不参加了。他们都还没有释放，人大的女学生判了10年，川岛芳子的手下判了15年，她们都说冤枉，别人是不知道的。
这一段时间，公安部根据个人的交待在进行外调，没有多少日子，全体集合，点名叫出一部分犯人，把他们转移走了，包括宪兵十九团的姓秋的团长和姓白的指导员，还有几名县长、警察局长和地方军队的军官。后来听说这些人都没有好下场。
这时有一位姓张的干事召集十来名犯人，说要成立一个汇报小组，由他直接掌握。组长是烧窑班的姓张的班长，他是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的委员。其中有我在内，叫我们对犯人的情况进行监视，发现可疑言行，直接向张干事报告。我想我住在窑上，也接触不到一般犯人，有什么可以汇报的。不过当然也不敢抗拒，心想发现不了也没有办法，但是绝不能陷害无辜。
1951年镇压反革命条例公布，劳改队的气氛更加紧张。政府一直号召好好改造，以行动将功赎罪，揭发检举，积极劳动，从劳动中求得新生。大家都很相信，拼命干活，争取年底评比立个小功，积累到减刑的标准，就可以早日获得自由。到后来我才发觉，其实你的命运根据你的历史和罪行早已注定了，再积极也是白费。在黄寺有两次将一部分难友调往他处，这些人里就有平时非常卖力的劳动积圾分子，拿着大喇叭发动竞赛的统计员和班长，他们都是队长的左膀右臂，但是判刑的权力不在队长，而在法院。这些被调走的人轻则判刑20年以上，重则到丰都城报到去了。调走那天，我在窑顶看到有很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送，看那阵势就知道很不妙。
这年的中秋之夜，队部突然把我叫去，我不知道是什么事。队长拿着一张纸对我说:“你爱人为要求进步，已和你划清界限，请求和你离婚。法院已判决同意，现在来通知你，是问你有什么意见。”我脑子里一下子一片空白，我终日提心吊胆的事情终于来临了。她已好久不和我联系了，我正在日夜担心她会不会抛弃我而心绪不宁，但是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我当时想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她的理由光明正大，名正言顺，我不同意又能怎样?那天是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太有讽刺性了!我想也没想，就向队长说:“我同意。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把孩子给我留下。”队长答应替我转达。我走出队部，望着天上圆圆的月亮，百感交集。我独自走向监房，彻夜难眠。早知如此，48年还不如随国民党南撤台湾呢。那张离婚判决书至今大概还在我的档案袋里，而我的档案可能还在公安机关吧。
1952年初的一天，队部把犯人一个个叫去。我进去一看，屋里坐着3个人，问过姓名后就叫我把自己的罪行述说一遍，也没有问别的就叫我回去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意识到，这大概就是正式的审判了。
镇反运动中枪决的场面
在七八月份，又有一批犯人被叫出来转到别处去了，包括文工团的奇野也在其中，因为什么被转移走，我们当然不知就里。
九月二日，全体集合在大院里，我们坐在地上，一个干部上台宣布:“你们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对你们宣布刑期。”接着他就拿出一叠纸张，一个一个喊叫人名上去领判决书。就像学校给毕业班发毕业证书一样的情景。我坐在下面，没有感到意外，因为早在意料之中，在意的倒是究竟会判我几年。我看到难友们有的脸色大变，有的目瞪口呆，一个个走上去领了判决书后，紧张地在看判决内容，脸上的表情是我很难在别的时候看到的。我感到我自接到妻子与我离婚的那张纸后，那些日子已有些麻木不仁了，在张家口日本人的监狱里也像今天的心情，事到临头了，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所以当时也没有过度紧张。
听到喊我的名字，我走过去接过给我的一张八开的薄薄的油印的纸张，我拿过来看到上面的内容，不多，一共只有十几行字。我急切地在最后部分寻找结果，我知道刑期一定在最后一行。映人我眼帘的是“处有期徒刑三年”，我不禁松了一口气，因为在《镇压反革命条例》中，三年刑期是最少的了。判决书上罗列了我的反动职务:察哈尔省党部科长、辅导处业务股长、南口进修班公民课教员、察哈尔日报社采访主任等等。我的反革命罪行是:在南口进修班向学生大肆宣传反苏反共，将数十名学生送到国民党军十六军九十四师谍报队和青年军二0八师宪兵学校，迫使青年学生走上反革命道路。又在张家口企图接收日伪政权未果，解放后企图利用广播电台与重庆联系，唆使员工破坏电台设备，均未果。最后说我在被捕后有悔改表现，才判了三年。看了这一条，我不禁哭笑不得，我哪有什么悔改表现，不过是在高压下老实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没有乱说乱动，才有了这个说法吧。但是如果让国民党知道了，肯定又是被认为是叛徒无疑。反对政权的人在国外被称为政治犯、非国民、持不同政见者，而在中国则被称为乱党、共匪、反革命分子、叛国分裂分子等等，国情不同名分也有很大的区别。
执行死刑
后来听说，我们这次宣判的二三百人中，刑期最长的18年。20年以上的都在前一批被送走了，而第一批被送走的恐怕就不妙了。接着就是认罪的学习讨论，因为大多数都在10年以上，大家思想包袱很重。以前关押的期间还不算刑期，要从宣判日即1952年9月2日算起，我们从进了新生公学已经1年5个月，这一段时间算是奉送了。有人考虑家庭等各类问题，感觉漫长的牢狱生活无法忍受。本来还盼望也许不久的将来就能出去，谁知竟判得如此之重，所以意志消沉，甚至有轻生的念头。干部们就一天到晚给大家开会，要大家认罪。我的思想波动并不大，因为比起别人我是幸运的，算来到1955年就可以出狱了，前后加起来5年半，已经熬了三分之一了，除了忍受、坚持，也别无他法。我们的班长被判了5年。和我一起烧窑的老王，判了15年。他好像是河北省国民党军队里的什么官，我们在里边一般都不愿谈自己的情况，因此也不会去打听别人的事情。他后来被调走了。
我估计我之所以被判得轻，可能因为一是我没有和老百姓打交道，如果有民愤，那十有八九活不成了。第二，我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未遂、未果，也就是嘴里说说、心里想想的多，只有辅导就业是有实际后果的，因此逃过了这一劫。我把结果写信告诉了二姐，也叫他们放心，总算有个盼头了。
在土城砖厂继续服刑
没多久黄寺的窑场因为取土困难就废弃了，于是把我们转移到稍稍位于北边的土城砖厂去了。我们二三百人身背行李，三人一排，前边警察开道，两侧警卫保驾，浩浩荡荡，在路边行人好奇的目光中，演了一场现代“男起解”。回忆那时的情景，我突然觉得，我们享受的是中央首长的待遇。36年后的1987年，民盟在广东佛山召开全国社会力量办学会议，我作为绍兴民盟的代表也参加了。我们出行时，因为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莅会，所以也是警车开道，当时我不禁想到1952年的情景。我先后两度享受国家首长的出行待遇，但性质异样，只因戏台上的角色变了。
土城是元大都的旧城墙，南北向的一段是北京的一个景点“蓟门烟云”，还残留在那里。我们的砖厂在德胜门与安定门之间，砖窑是挖开城墙建造的，取土制坯就利用城墙的泥土。这里的泥土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很小的贝壳。北京不邻近河海，不知这些贝壳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砖经火烧成闷水以后，就会将贝壳炸开成粉末，虽无大碍，但砖的质量不算太好。
土城砖厂有轮窑1座、马蹄窑7座，还有串窑2座，光制坯的机房就有两座。到此以后，也没有学习运动了，晚上顶多读读报，念念文件，一切以生产为主。上面号召生产竞赛，让大家拼命干，以立功减刑为诱饵，每年年底评比，贴红榜记大功、小功，但是最后也没有看到有几个人减刑，慢慢地大家也泄气了。
到土城后不久，我还是被分配在烧窑班，一天到晚，装窑烧火，上大水，出窑，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活。后来听说北京的建设如火如荼，所使用的4块砖中就有1块是劳改单位烧制的。
没多久，砖厂常常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有几次我们正在劳动还不到收工的时候，突然命令快收工，高音喇叭加大了分贝，犯人都被关进了监房，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们出去打土，在砖厂的东西两侧，都发现了埋得很浅的坟头，有的还被挖出来成了空穴，旁边扔着一块块木牌。没挖走的坟上也立着木牌，我看上面写着“X X县保安大队长X X X”、“X X县警察局长X X X”，最上头是红笔划的一个记号“V”。我明白了，原来这里是北京镇压反革命的刑场。后来我听说最多的一批枪杀了100名，后来又增加了1名.达到101名。每次来执行枪决，就是我们提前收工的时候。高音喇叭掩盖了枪声，我们哪里知道啊。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看到，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杀了72万人，关押120万人(我就在其中)，管制120万人。杀人有指标，要求平均一千个人当中杀半个到一个人，实际杀了一个多。毛泽东给上海下指标是千分之一，要杀八九千人。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下达的指标比上海要高。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和天灾人祸，有多少人命丧黄泉啊。我能苟延残喘，还算是幸运的。毛泽东掌权的几十年中，屈死的冤魂何止千百万。我想如果真有地狱之类的另一个世界，他死后也难逃这些冤魂们追索偿命吧。
因此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我没有动过再婚的念头。虽然我所处的环境，也没有那种条件，但是机会还是有的。母亲多次劝我，我都一笑置之。到了80年代，年过花甲之后，我才决定再找个老伴。促成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听到她自杀的原因使我非常难过。我能原谅她离我而去，也理解她的再婚，但不应该发生导致她自杀的事情。我和孩子在她心目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方政老师二次成家的伉俪合影
其实共产党的劳改政策在八十年代以前，对阶级敌人除了“杀”之外就是。“关”和“管”，对这些人是绝不放松的。杀了的就不说了，对关着的就是关得严严的，对管着的就是管得死死的，他们永远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看待，永远把你当成阶级敌人。有的人也真心实意投靠共产党，但是他们还是暗暗地监视着你，公安那里存留着你的档案，你只要在国内就逃不脱他们的掌心。我在80年代后期接受一次外调，离解放快40年了，我已经辗转迁徙了许多地方，但是通过公安系统，还是很快找到了我，真不得不佩服警察国家组织的严密性。
在劳改队必须老老实实服从管教，努力劳动，创造财富。拿北京的劳改单位来说，如北京七建、新都砖瓦厂等，都创造出很多财富。国家没有太多投资就建成了许多大企业，因为劳改队有人才，上至博士，下至工匠，有劳动力，不发工资，而且还是长期“合同”，不赚钱才怪呢。
劳改队的伙食，平时是窝头、高粱米饭、大锅菜，不定量管饱。节假日有荤菜，营养可以满足强体力劳动。衣服是官发的灰布单衣，冬天灰布棉衣裤。我记得好像每月有几元钱的津贴，但不发现钞，凭本可以在供销社买点牙膏之类的物品。
在劳改队，当时以为管教干部权大无比，可以决定立功、减刑这些关乎犯人命运的大事。但是一年下来，立功的人还是很少，而减刑的只有千分之几。我们的前途还是由大政策来决定的，他们不过是现代狱卒罢了。
刑满留场就业
转眼到了1955年8月，我的刑期快满了，心中充满了希望，终于得到自由了，能好好赡养母亲和孩子了。但同时心中也很忐忑不安:为什么干部还不找自己谈话、宣布释放?一天一天册着手指盼望，又担心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到了8月31号下午，队部裴干事终于找我，宣布我刑期已满，留场就业。留场就业是规定，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就是说你还脱离不开劳改系统，还是在公安的管制之下，从劳改转入到“二劳改”。不过对此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再说我也无处可去，宁愿继续烧窑，当一个技术工人。
那时厂里还有一个名词，大家称释放为“毕业”，也是自我解嘲吧。“毕业”后我的工资是多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概是30多元吧。但过了不久就进行了工资改革，我被评为四级技工，月工资48元5角，而早于我就业的还有被评为五级技工的，月工资64元。当时48元这个数目不低了，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记得第一个礼拜天放假外出，我拿到外出证，走出砖厂大门，感到外边的太阳特别明亮，空气特别清新，我脚步也特别轻快。走到大街上，我东张西望，看见一些熟悉的地方，也看到一些新的建筑。我已经有4年多没有走出劳改队的大门了，感觉真的不一样。
令我惆怅的是，北京已经没有一处我可去的地方。家是没有了，过去的朋友也都不知去向，此时此地，我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不过我还是在我向往的饭馆美美地吃了一餐我喜爱的美食，独自一人庆祝我的“新生”。
不久，土城己被砖厂吃为平地，没有土源，砖厂关门，我们调往北郊回龙观的新都砖瓦厂。
这个厂子的规模更大，有8座轮窑，数十座平窑，还有十几座串窑。我被分到一分厂一号串窑烧窑。第二年，母亲到了北京与我团聚，孩子为了不太影响他的前途仍然留在山西。
那一段时间生活比较安定，记得还加人了工会，以为今后可以平安地做人了。孰知他老人家不停地在算计敌人，也算计着自己阵营里的同志。本着他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天也不能停的信念，不把中国老百姓推进水深火热心不甘的决心，新的运动又起来了，我们这些人当然首当其冲。不久，我们无缘无故地被集体发配去了东北荒原。
与前妻的最后一面
1956年暑假由印老送母亲到了北京，这是和他1949年后的重逢。我陪他在北京旧地重游，并且看了一场梅兰芳主演的《霸王别姬》。
过了几天，他到保定去看孩子的母亲，回北京时带来一封她给我的信。信中她告诉我，她最近的心情非常混乱、低落。她不满意现在的婚姻，想念我和孩子，决心回来破镜重圆。但是因为她是国家干部，所以不能马上和我重聚，让我耐心等待她几年，总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的。但她希望不要给她写信，有事通过她父亲联系。
这封信给了我莫大的希望，搬掉了这几年压在我心头的铅块。我梦寐以求的愿望也许就要实现了。
这封信我和过去她给我的信一直珍藏在我身边，一直到1976年在绍兴平水又一次抄家时被专政机关搜走，就下落不明了，使我非常痛惜，因为这封信见证了她对我的真实感情。
现在突然要被勒令插队到东北去，我想必须亲自去见她一面，听听她的意见并确认一下她的态度。于是我立刻乘火车到了保定。记得已经是傍晚了，我打听到新华书店的地址，就赶了过去。进了书店我向一位店员询问她在不在店里，那位店员告诉我她在文学作品柜台。我走过去远远就看到了她的身影。已经8年未见了，她仍然是那个模样，只是成熟多了。我走到她面前，她以为我是购书的顾客，当抬头看到是我时，露出非常吃惊的神情。我赶紧说:“我在隔壁电影院门口等你，你能来吗?”她低声说:“我等一会儿就去。”我就赶紧离开了，生怕被她的同事听见，影响了她。
过了半个小时，在电影院门口，我们见面了。刚见面我们都不知从何说起。终于她开口说:“我们走走吧。”于是我们就顺着马路走着说着。我告诉她我要去东北，并说明日早车必须回北京。她也告诉我，他丈夫已被划为右派，现在在天津学习，真是不幸人遇上不幸人。不知不觉走到火车站前的广场，我们就在草坪上坐下来谈了一夜。她说，她丈夫现在陷于困境，她无法在这时落井下石，流露出对我的承诺恐怕无法实现的意思。我听后默默无语。我知道我无法逼她，再增加她的负担。我们谈了孩子，谈过去的岁月，都不胜唏嘘。从谈话中我感到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她的感情是复杂的，爱情和现实把她夹在中间，使她无所适从。
天快亮了，就这样谈了一夜。我开玩笑说:“早知在露天坐一夜，倒不如找一家旅馆了。”她笑着说:“就这样如果让别人知道，我都已经说不清了。”
天亮之后，我进站回京，她在进站口站着送我，向我挥着手，却不知道从此一别就要阴阳两隔、永世分离了。爱情对一部分情侣来说是美好的、幸福的，但对另一部分情侣却给他们一生带来无比的痛苦和辛酸，甚至于献出了生命。可是坠人情网的人，多数为情所困不能自拔，作茧自缚，抱着此恨绵绵无终期的心灵枷锁直到老死，人怎么就不能像别的动物那样洒脱呢。
到吉林后，我给她一封信，希望她能实践诺言。不久她回信告诉我她不能在这时候背叛丈夫，希望我谅解，不要再给她写信了。接到她回信后我仔细想了想，我是应该面对现实不应该再抱有幻想了，她和我的身份已是天上地下，我难道希望让她由国家干部变成反革命劳改犯家属么，况且我已到了这偏僻的荒原中插队落户，艰苦的生活条件摆在面前，我让她跟我一起受罪么?那样的话我将再一次害了她。1956年她给我的许诺，可能是在她情绪低落时的一时冲动，在现实面前她还是不得不理智的面对的。因此我想我应该也面对现实，把自己的感情尘封在心底，祝福她能幸福我也就心安了。
这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了。
亲历公社化和大锅饭
记得到那里不久就遇到两件大事，一件是全村村民都被集中到四井子村去开人民公社成立大会。高音大喇叭大声播着当地领导的讲话，嗡嗡地听不清楚。下面的村民一伙一群地围坐在一起磕着葵花子，拉着闲话，根本不去听它。回来之后，崔队长再次传达，才清楚公社化了，以后干活要大兵团作战了。再一件大事就是办大食堂吃饭了。
生产队里除会计之外没有知识分子，崔队长就让我管食堂的账目和食堂的餐票，于是我的工作就被转到食堂去了。
食堂的粮食是从生产队的仓库里拿出来的，菜蔬由生产队种植萝卜、白菜等大路菜来供给。主食主要是贴玉米饼子，菜是大锅菜，每家任意打饭，也不限量。因为家里不允许养家畜，所以除了人吃，私人就不需要粮食了。个人原有的粮食也都集中起来交公。我从北京来的时候，带了点大米，是准备给母亲吃的，这次集中粮食我就隐藏起来没有上交。
对吃食堂，开始时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妇女，因为不用自己烧饭了。到时候拿着大盆到食堂打饭就可以了。但是慢漫地就听到一些怨言，食堂的饭菜差不多每天千篇一律，没有什么变化，条件也变不出来。有的人家想吃点想吃的，例如粘豆包等等，也不可能了。但是上面的命令规定得很死，大家也不敢散伙，只在过春节时，队里给每家发了点白面和猪肉，允许自家包饺子吃。这样一来，像过去一样过年每家包上几大缸饺子、杀猪招待亲戚就不可能了。亲戚来了都无法招待，于是不满意见越发多了起来，但是也无可奈何。
公社豪言“放开肚皮吃饱饭”，劳动力少的人家高兴，劳动力多的人家就觉得吃亏了。饭打回家去吃，每家只有多打没有少打的，吃剩的就纷纷倒掉，造成浪费，不计其数。因为不是自家的，谁也不心疼。
从那以后，干活也是大兵团作战，几个屯子的人都集中到一起，轮流给一个村子干活。男人睡在一起，妇女睡在一起。女人们开玩笑喊:“我们当尼姑了，你们做和尚去吧!”
全国都在放卫星，浮夸风在通榆当然也不例外，谎报产量，吹嘘进度，把人搞得晕头转向，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例如，锄草每天上报锄了多少亩，但是实际上是像跑马一样，一扫而过，杂草依然长在那里。
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秋收时，每天白天干12小时，晚上还要夜战。那里的地头很长，一垅苞米地长达一二百米，一块地上百亩。收割的次序是，每一垅地的前边有妇女拿着筐子册玉米，或者割毛豆，后边是几个男人往地边搬秸秆，再后面就是一付犁杖翻地。我是个半拉子劳力，负责拉着牲口耕地。大家都快一天一夜没睡了，女人们在前面收粮食只赶进度，不管质量，一少半的粮食还在秸秆上她们就走过去了。我在后边牵牲口，眼看着还有许多粮食长在上边，却就犁过去埋在土里了。看着这种情况，我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将要有千百万人会因此而成为饿殍，真是人作孽，不可活，自称救他们的人现在却在给他们掘坟墓。
一垅地有一二百米长，大家一走到地头就一头倒下，不管气温只有零度左右就呼呼大睡。大家实在太疲倦了。过了一会儿，老把式把大家喊醒，再照样收割下去。都说农民视粮食如生命，说“粮比金贵，地比天大”，但现在却不知怎么都麻木不仁了。
秋收过后，各自谎报产量互相攀比，上面按所报的数量征公粮、收余粮，结果连社员的口粮也不够了。但是上面还是不满足，在村里挨家挨户搜粮食。我是外来户，根本没有粮食，所以与我无关。不久就宣布:食堂倒闭了。
生产队还有广大的草甸子，秋天青草长到半人高，社员用长柄大刀把草刘倒，等晒干后捆扎成包卖到外地。马匹放牧不须多少成本，也能卖个好价钱。附近的向海池淡水泊，鱼产量也很高，但是很少看到本地人吃鱼，也能卖到外地。因为地广人稀，所以每人平均能种到很多垧地，虽然是粗放耕种单亩产量不高，但是肯定是有余粮的。但是这样一片富饶之地，却因为人作孽而造成饥荒，真令人深思。我在东北通榆的1960年和刚到华北清河农场的1961年都是风调雨顺，丝毫没有看到自然灾害，却看到了饥荒的真正原因。
茶淀分场的“二劳改”
清河农场位于天津市宁河县的曾古河、蓟运河、金钟河之间的三角地带，面积达115平方公里，两千万亩盐碱地荒无人烟、寸草不生。1950年2月由当时北京军管会主任聂荣臻批准成立，开办费为4.2万斤小米，是北京的一块“飞地”，属北京公安局管训处(五处)下属清河分局管辖。一年后建有新村8个，房屋2250间，关押犯人2000余人，主要是关押国民党的特工、反革命分子、反动会道门等一类犯人。1958年反右运动后，北京的一部分右派分子也以教养的处分被收容于此。
1950年夏，我由北京公安局五处送到北宁线上塘沽与汉沽车站之间的茶淀火车站下车，到了茶淀分场。茶淀分场是清河农场中唯一的由劳改释放人员和少数北京失业人员以及盲流组成的分场。
那时清河农场除了场部、五科(后勤机构集中区域)、园艺队（果园)外，还有一分场(劳改犯)、二分场(劳改犯及教养人员)、三分场(劳改犯及教养人员)、于家岭分场(教养人员)及五八一、五八二、五八三、五八四、五八五分场等。
我到茶淀后即被分到西村一队二小队劳动。一队队长姓高，是一个公安干部。小队长姓于，是一位北京的失业青年。一队共有几十位他那样的失业青年，好像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过来的。小队中其他人员包括原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人员、解放军中犯错误的人员、历史反革命释放人员，还有被收容的盲流(从农村私逃出来的流浪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茶淀分场分东村、西村，有家属区，队员可以带家属，家属也可以参加劳动(在家属队劳动)。一个月后，母亲由大姐送来茶淀，我分到一间20余平方米的房子，开始了在清河长达10年的“二劳改”生涯。
那时吃螃蟹的花样很多，除了煮、炒之外，还用蟹肉和蟹黄包饺子，一顿就需要几十只螃蟹，可真是奢侈的大餐，按现在的市价得花500来元吧。
1959那一年的生活是很好的。二姐的养女月珍中学毕业后没有适当的工作，也由山西来到茶淀，中队安排她在幼儿园工作。
茶淀农场的排干的对岸就是一分场农田，隔岸就可以看到犯人在劳动。他们出工时四周都布满了岗哨，每天看到这种情况也习以为常了。
茶淀分场离场部很近，只有四五里路。场长是由一名公安局五处姓梁的副处长兼任的。他的权力大概很大，管着一个十来万人的大单位，而且全国知名。清河的在押犯人和教养人员中有许多“知名人士”，例如著名作家从维熙、孔厥、文怀沙，京剧演员老生叶盛长(叶盛兰之弟)、武生黄元庆(马连良之婿)、青衣赵慧娟(梅兰芳的徒弟)、梅葆玖(梅兰芳的儿子)等等。
场部旁边是园艺队，是关押女犯人的单位，其中也有一部分刑满释放就业人员。那里是农场男就业人员的向往之处，因为有的未婚男职工就在那儿找到了另一半。
园艺队种植着几百亩葡萄、蜜桃等水果，每年收获季节我们都去园艺队支援他们采摘。早晨从枝条上摘下满是露水的“玫瑰香”、“罗马尼亚”、“马奶”等品种的葡萄，放人口中，真是味不寻常。我利用小队长的身份，可以到处巡视，寻找最好吃的品种，一饱口福，吃得直到泻肚为止。过于熟透了的桃子“大久保”，因为不便外运，基本上是内部销售，一筐20斤才卖1元钱，我没有少买。
1960年到1962年的饥荒时代
不择手段渡饥荒
从1960年春天开始，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逐渐在农场显现。其实1959年农场的收成还是很好的，但是既然全国都受灾了，清河也不能不“被减产”，于是口粮定量“被减少”，供应“被缺少”，后来月珍也被动员回了山西。因为清河农场缺少未婚女性，队长的设想是希望月珍留下来找对象。后来听说她在山西已有一个男朋友，也就不留她了。
粮食定量差不多减了一半，品种也由大米、白面逐渐变成棒子面和红薯面，大家都感到吃不饱了。食堂的饭菜花样百出，发明了“双蒸法”主食窝头，2两面粉能蒸出4两似的大窝头，当然到了肚子里还只能是2两的热量。要求每人收工时都要在地头挖一袋马齿觅上交食堂，第二天就拿它做马齿芡窝头。吃到后来我一看到马齿览就想呕吐，但是当年为了充饥只得吃它。那一年也许苍天有德，到处都长着又肥又大的马齿苋。如果不是这种野菜，不知还要增加多少饿死鬼。渡荒之后的几年，马齿觅忽然看不到了，莫非是老天爷收回去了?其实是那一年把它挖得绝种了。接下去的春天，柳叶又成了我们掠取的目标，其他的野菜当然也决不放过，人的脸色由红润变苍白，后来快变成绿色了。
供销社里的商品用“空空如也”来形容最贴切不过了，唯一从未缺货的“进口货”就是食盐和酱油。那些住集体宿舍的人，在墙根支上两块砖头，煮一锅野菜，放上一点酱油，来弥补食堂定量的不足。其后果就是逐渐由脚向上浮肿，既而消瘦下去，最后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撒手人寰。
如果浮肿上升超过膝盖，就可以被收容到病号队，每天可以吃点纯粮窝头，外加一小包药。后来我才知道这所谓的“药”其实就是一小撮黄豆粉。病号队的人命大的能撑到62年起死回生，命薄的大都到阎王爷那里报到去了。
我的挚友、至亲秀雄，那时也因为右派罪错在三分场劳动教养。由于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竟想用割腕来求得解脱，幸亏被人发现没能死成。我那时不知他也在清河，如果知道也许会帮他点忙吧。
幸运的是我那时虽然身在农场，但属于就业人员，有一定的自由。我经常听说一分场不断有病饿而死的犯人被席子一卷就地掩埋的消息。而我们那时每天就像狗一样到处闻嗅有没有可吃的东西，路上的白菜叶、猪食缸里的萝卜缨，庄稼地里的野菜，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收人小布袋中带回去享用。走进玉米地里，看见还未成熟的玉米，就册下来大口吞食。走进红薯地里，用手挖出地下的薯块，用袖子擦掉泥土，就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当然这种行为不能让干部和看青的人发现，否则就会大祸临头。我不但自己吃，还想给母亲带回去一点。有一次怀里揣了两个玉米棒子，不知怎么被高队长知道了。他把我叫到队部，狠狠地骂了一顿。不过他没有处分我，也许我是小队长又有老母，就放了我一马吧。
为了充饥，很多人夹起一床棉被到村子里换来几斤红薯或者胡萝卜，有的人卖掉所有值钱的东西去买3元钱1斤的粮票，有的人伸出三只手偷吃别人的食物，而偷吃公家的东西更是不在话下。
动物的本能一是生存，二是延续后代。人虽然是高级动物，除本能之外还有尊严、羞耻、礼仪、人格等形而上的东西存在。但是一旦影响到本能之根本，生存濒临危险时，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为祖国和主义而不食磋来之食是例外)。在这三年灾难中，我亲眼目睹人们为一餐饱饭而暴露出动物本性的一面，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我利用担任统计员的身份，经常出人中队的办公室。那时到食堂买饭要交餐券，餐券是由中队印发的。我就用复写纸自己制作了餐券，偷着盖上中队的印章，每天到食堂去重复买饭。我明知这样做后果严重，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买饭时要特别小心，要在不同的窗口、不同的炊事员那里打饭，否则会引起怀疑。幸而我与炊事员们的关系都不错，所以一次也没有露出马脚。文革中才知道有的炊事员以打饭给予照顾为诱饵，勾搭上别人的老婆，而那女人为了全家的肚子，也无奈地以身相报，结果被揪出来批斗。
由于我家双份定量，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浮肿。但是食堂的饭其实就是野菜加玉米面再加红薯面的猪食，营养根本不够，所以必须另想办法补充，目标就是偷场院的粮食。每逢在场院干活，我就穿上一双半高筒雨靴，晒麦子时就使靴子的空隙里灌满麦粒，收工回家脱鞋也能倒出一斤多麦粒。管场院的人和我很熟，他是一个被解放军法庭判刑的四川年青人，我有时接济一点吃的东西给他，所以关系很好。因此每天中间休息时我就回家一次，上下午收工再回家一次，一天四次，就有三四斤麦子被我带回家里。有一天他值夜班，叫我夜间去拿粮食。那天夜里我扛回家三四十斤麦子，紧张得要死。
有了麦子却无法处理，没有办法磨成面粉，一也无法煮熟，于是只好炒熟来吃，味道倒也不错，起码是纯粮嘛。但是该死的麦子一炒就劈哩叭啦地乱响，如果让邻居或者路过的人听见，报告队部非同小可。人急了也有办法。母亲炒麦子，我就用铁锤劈劈叭叭地砸铁锹，使别人以为我在修铁锹，就不会怀疑了(现在想起来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当然管场院的也常来吃麦子，这是典型的内外勾结，监守自盗。但为了活下去，不管我采取了正当或者不正当手段，都是顺理成章的，它使我和母亲在度饥荒最紧张的那两年没有挨饿，没有浮肿。
回想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禁汗颜。但是为了活着，脸皮又算什么?我总不能让母亲挨饿、浮肿、饿死吧(后来听说绍兴的二伯父也是在那时候饿死的)。
汉沽是休息日常去的地方。那时的餐馆没有粮票什么也吃不到。我一去餐馆就先买2两粮票的主食，然后大量买菜肴吃。所谓菜肴也不过是炒白菜、烩萝卜而已，而且没有什么油腥的。但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难得的佳肴了。
还有一个食物来源，就是在一分场的田地里等犯人收割完了之后，我们就去拾荒。因为是机械作业，所以地里总会有遗落的粮食。我去上半天，也能在地里挖出一些萝卜或者红薯，或者在麦秸底下扒出几斤小麦。
那时劳动倒是轻松多了。秋收后到春播前，农田没什么活了，一般都推迟出工，提前收工，到了地里，大部分时间坐在地头晒太阳。大家聊的最多的就是交换食物情报和对过去餐饮的美好回忆，大谈东来顺的测羊肉、都一处的烧麦、唐山的烧鸡……等等，心里盼着中午那两个号称窝头而实际是野菜拌红薯面的菜团子。
即使没有重体力劳动，身体也虚弱无比。以前路过一条二尺多宽、一尺多深的小沟渠，一抬腿就迈过去了，但是现在望着它就是迈不开腿。没办法，只好先走下小沟，再爬到对面。
熬过那一年，形势好像好了不少，陆续出现高价糖、高价点心。最先可以买到的是高价古巴糖块，好像是6元钱1斤。大家疯狂地抢购，贪婪地吞食，我也买了2斤，但我没敢多吃。后来听说别的队的一名职工因为吃糖太多，造成胃穿孔不治身亡了。手术时，从他的胃里挖出比拳头还大的一个糖球。高价点心3元钱1斤，我买了给母亲让她经常补充身子。高价餐馆塘沽才有，一碗红烧肉也要六七元(这是一个星期的工资啊)。星期天大家都拥向那家餐馆，没命地吃。
春播以后，因为农活有季节性，所以除了劳动很紧张以外，并没有什么政治运动。虽然社会上运动不断，但是劳改单位因为都是已决犯，就业职工也都是问题清楚的人，所以只要老老实实改造思想，也没有再来为难你，就像被关在动物园铁笼中的野兽，不会再有被猎枪瞄射的危险。每晚学习是雷打不动的，除了学习指定的文件、报刊以及学习后大家言不由衷的轮流发言之外，就是检讨劳动态度，对不安心劳动和偷懒的人进行“帮助”。
饿的场面
文革初期被锁进了“保险箱”
1966年国内形势风云突变。我先是在去汉沽时在街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那些内容很叫我好奇，好些历来被尊敬的大人物竟被说得一无是处，批得体无完肤。不少内部消息都被披露出来，造反、夺权之声响成一片。我对形势的发展感到迷惑不解，可是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千万要小心，不要沾惹是非，只有明析保身才是上策。
不久上面宣布:劳改单位不进行文化大革命，刑满释放就业人员没有资格参加运动。我想这倒好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被锁进保险箱，不会被冲击了。有些在北京探亲的农场职工在家里被红卫兵抓走，五处的干部就去造反队要人，说此人是公安局要抓的犯人，就把他们从红卫兵手中带出来，告诉他们赶紧回农场，以后不要再出来。所以在1966年到1970年间对“九类人员”大冲击的阶段，我们一次也没有被批斗过、、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倒是应该感谢公安机关保护了我们。但是后来我了解到文化大革命针对的是党内的“走资派”，是一场夺权斗争。如果把斗争对象再扩大开去，把几百万关押犯人也不放过，那就肯定要分散兵力，斗争的大方向就不集中了。所以他们并不是可怜我们，保护我们，而是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已。
倒是那些干警们，尤其是领导干部，个个都神色凝重不言不语的，每天都要去场部开会。当然这些会议不会让我们参加，内容也不可能让我们知道。
但是小道消息还是会不断听到。最大的新闻是说姓梁的总场长与京剧团的头牌演员(是劳教人员)有染，把他送给她的内裤也拿出来展览。后来听说那个女演员自杀了。
在此期间，对农场中的一些“坏分子”展开了批斗。西村食堂的炊事员何胖子被揪了出来，说他利用食堂权力勾引一位就业人员的妻子。那个女人上有婆母下有两个小孩，她的男人与我很熟悉。她平时言行举止都很稳重，让人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天她的脖子上挂了两只破鞋，由北京来的失业人员进行批斗。我看了两眼，实在不忍看下去就走开了。还有一个管家属劳动的小队长以工分、分配工作照顾为诱饵，勾搭上一位家属，也被揪出来批斗。除这两次之外，再没有对就业人员举行过批斗大会。对我们这种人，他们大概无暇顾及了吧。
但随之而来的是外调热潮。在解放前与我有过瓜葛的人，差不多都有人来调查他们的历史情况，这使我知道他们起码还活着。外调人员的手段、态度多种多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总想找出点被调查人员没有交待的问题。从这个基点出发，被调查人员的命运就很可怕了。外调人员少数态度较好，相信我的证词;多数态度傲慢，言语粗暴，拿我也当犯人看待。对这些人我只好说完应该说的内容之后就保持沉默了。他们中有的人还威吓说我本身尚有隐瞒的历史问题，要重新处理。其中有一组人来调查张家口解放时参加过我所组织的活动的人，他们一定要我证明他参加了中统，理由是我是中统。我极力辩解我不是中统，他们就一直拖着不走，一连七八天让我交待，并拿斗争我母亲来威胁我。最后我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告诉他们:“你们说我是中统，我就是中统吧，但是他绝对不是中统。”这样他们才走了。我立刻向队长汇报我向他们撒了谎，我确实不是中统。队长点点头没说什么，以后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有一件事我记忆特别深刻。每晚学习都要念报纸或材料，有一天学习时大家都不想念，因为那时文字狱猖獗，到处都在抓现行反革命，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我们场一位职工无意中说了一句大不敬的话，就被定为反革命。有一位职工一屁股坐在有伟大领袖像的报纸上被人打了小报告，斗了个半死。那天晚上读文件因无人愿意读只好由我来读，其中有一句“毛岸英同志于1942年加人共产党”的话，我一边读着一边想起我也是在1942年加人国民党的，于是就脱口而出把“共产党”念成了“国民党”。话一出口，我一瞬间心脏都紧缩了。我偷眼看了看屋里的小队成员，他们都仍然像木雕泥塑一样木然坐在那里，没有一丝表情。我决定装作无事一直念了下去。散会之后，我想要是被他们打小报告到队部揭发，后果不堪设想，还是自己坦白在前，也许处罚会轻一点。于是我立刻到队长那里报告了事情经过，队长想了想说:“你先回去吧。”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里，等着大祸来临。可是过了几天，却没有动静，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想大概被侮蔑的是毛岸英而不他爸爸吧，如果是他老人家，肯定处理不会过夜，因为队长也怕受连累啊。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战备形势越来越紧张。突然间，有关方面发出指令:把有问题的几类人员全部轰出京畿要地，赶回原籍。但原籍是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例外，他们不能回北京、上海，而是被遣送到山西定襄的一个煤矿去劳动。我也毫不例外地被遣送回老家绍兴。在这一点上我能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享受同样的待遇还是光荣的(刘和邓先后被疏散到开封和南昌)，这在文革前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以祖先原籍而不是以出生地为籍贯，所以我当然是绍兴人。在同回绍兴的人当中，有一个几代已居住在北京的人，只因为几代以前的祖先是绍兴人，原籍未改，因而也被遣送到与他毫无关系的绍兴。大概绍兴这个地方自古名人辈出文风鼎盛，并以出师爷驰名全国的缘故吧，不少绍兴人都以自己是绍兴人为荣。周恩来从祖辈起已移居淮安，而现在两地都用他来说事。据说汪精卫祖籍绍兴，后移居广东，但绍兴人对他却只字不提，而且唯恐避之不及。谁愿意和大汉奸攀乡亲呢。
1969年12月，一趟专列从茶淀出发，将我和母亲解回阔别40年的故乡。在临出发前，我通知了大姐。大姐特地从锦州赶到茶淀来为我们送行。从那天一别，就和大姐永诀了。大姐于70年代因病在锦州逝去，结束了并不顺利的一生，终年71岁。
从孩提时代离乡北上，父亲脑子里也许对我有一幅美好的蓝图，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前途和人生。但是他绝不会想到我是以这样的身份“衣锦荣归”的。火车上有武警，虽然不限制我们的自由，但是一看站台上的森严戒备，便可知道自己的身份，犯人与就业人员的划分只是一条虚线而己。
对于回到绍兴，我心中还是比较庆幸的，毕竟比下煤窑或者再上北大荒要好多了。起码浙江是鱼米之乡，吃大米总比吃杂粮好，母亲也能适应。反正靠劳动吃饭，我也没有畏惧的心理。对自己的前途是不可能预测的，是好是坏，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从那只“保险箱”里被送到“群众监督”之下是怎样的命运等着我们母子呢？
戴罪回故乡
绍兴平水：我的新“家”
1969年冬我们从茶淀出发，两天后即到达浙江临平车站。临平离杭州几十里地，下车后我们被安置在临平监狱，听候发落。这里是监狱外的一个采石场，一座石山整个被削下来，炸成碎石，作为建筑材料。四周虽有武警岗哨，但我们住在警戒线以外，他们不干涉我们的行动。
住了十几天以后，按各人的籍贯，我们分别被送往目的地。我们绍兴专区大概有20几个人，其中绍兴县的有7个。到了绍兴，我们被安置在大江桥旁局弄的一个工人专政机构中。当时公检法已被砸烂，这个由工人看管的地方大概就是专政机关了。
我们7个人分别来自茶淀分场、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以前都不认识。有两个是带家眷的，除了我就是一位姓张的，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起义后犯了错误，被判了一年强制劳动，到期后留场就业，娶了一个北方女子，20年以后又回来了。一位姓吴的难友足学俄语的，北外毕业，曾到过台湾，反右时进去了。另一位姓黄的是大学生，在大学期问被打成右派。还有一位姓胡的是于部，学城市规划的，也是右派。一位姓夏的高中毕业后因为生计干了一年国民党警察，解放后参军，肃反时被查出来了。还有一位是从台湾返回大陆的，因为说不清楚问题，也被劳动教养。
专政机关的人问了每个人的情况，在绍兴有无房产、亲戚等。结果有3个人有地方投奔，剩下我们4个人都是无家可归的，就被送往南部山区插队了。我和姓胡的和姓黄的被安插在平水江公社，姓夏的被分配到横溪公社。
从1950年开始我一直在公安机关的牢笼中生活，由劳改到“二劳改”(刑满释放就业)整整20年，从未在社会上生活过，现在又由劳改单位转到由群众管制。在文革初期听到的五类分子被红卫兵毒打、残害的消息，令人丧胆。不知绍兴的人民会如何对待我?最后也只好横下一条心，要杀要剐由他去吧。
到公社以后先由一名大队治保员找我谈话，他像背书一样对我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情况，但是知道你还有没交待的罪行。你要老实交待，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我嘴里唯唯诺诺，心里却在窃笑。我由中央政府的公安部审查了多年，才结的案，你又从哪里知道我还有没交待的罪行?我可是久经大阵势的人了。
谈话后，就告诉我去跃进大队落户。跃进大队又叫新农村，是一个移民村。这里五十年代修造平水江水库时，将库中的一个大村镇西路口整体搬迁到库外的一块平地上，用拆迁的木料建起32排楼屋和平房，分为8个小队。
大队牧场的“猪馆”
牧场由一位姓杨的大队长负责，每天在牧场领导工作，他当然是我的直接监督者。
我们母子被安排在那间大草舍内居住。那间面积有30平方米的房子中，东边是一口大灶，烧猪食和蒸人饭，西边靠墙放了3张竹榻(用竹片做的床板)。老肖睡在靠窗子的那张竹榻上，我和母亲各睡在靠后墙的两张竹榻，中间是堆猪饲料的地方。房子里空空荡荡、毫无遮拦。我看到让我80岁的老母亲住在这种地方，遭这样的罪，蒙这样的羞，真是欲哭无泪，欲死不能，因为我是她唯一的依靠啊。
就这样，另一种形式的10年农民生活开始了。我每天负责把社员收割下来的猪饲料洗干净，用铡刀铡成细块，再把它煮熟。此地喂猪除了青饲料(番薯藤、青菜等)外，都要煮熟喂。农场内有几十亩旱地，农场不养肉猪，只养20几头母猪，产出的仔猪卖给社员。社员养猪是主要副业，肉猪卖给供销社，猪栏里的肥料交给生产队计工分。
生产队每天按社员的劳动力强弱计工分。强劳力是10分，妇女最多7分，刚参加劳动的小孩子是4分，生产队给我定为8分。年终决算时，生产队的工分分值每10分5角钱，所以我干一天活的收人是4角钱。
土产队里苦度岁月
在牧场劳动了两三年，根据上面的命令，让我回生产队劳动。大队把大礼堂的门道用竹席挡住作为后墙，就成了我们娘俩的家。这个新“家”大概有20平方米，我把它布置成靠后墙(席子)放柴禾和便桶，中间一边各放一张竹榻，是我和母亲的睡觉的地方。中间有一张桌子，前边靠大门，右边是一口小灶，左边是一个猪栏，喂着一头猪。这一间屋子就集柴房、厕所、寝室、厨房、餐厅、猪圈于一体了。
再一个我最畏惧的就是上山砍柴。每家烧柴都要到十几里外的高山上去自己砍并且挑回来。我穿上山袜(一种用厚布缝的夹层长帮袜，可防荆棘和蛇咬)和草鞋，腰系刀蒲，内装钩刀，扛上竹杠，拿上两根绳子和垛子，爬上没有路的很陡的山坡，一根一根地把山柴砍倒，再用荆条绑成一捆。砍满8捆或者12捆，穿在杠子两侧挑下山去。
别人会在高处或险崖上砍到粗硬的好柴，我只能在较平坦的地方砍些细短的茅草柴。别人能把柴捆得结结实实，而我捆得蓬蓬松松。即使这样，我也走在别人的最后边。别人可以砍到200多斤健步下山，我顶多砍上120来斤，踉踉跄跄地走下山去。
因为担子重路途远，别人都有家人到半路来接亲人的柴担。我只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因为我知道不会有人来接我的，只好咬着牙继续前行。因为不吃早餐腹中空空，时间已到中午，身上就向外冒虚汗。这说明我已经陷人低糖状态，体力到了极限。但是也没有办法，只有一步一步握到村里。这时我已经是五十几岁的小老头了，为了活着，为了母亲，我不能倒下。虽然前途一片黑暗，人生毫无希望，但是我要活下去，必须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
小队规定，为防止都砍好柴不利于养育山林，社员砍柴回来后不能挑到自己家里去，由会计称过重量后，抽签调配到各户。社员们最怕把我的柴分到自己家来，提出我的柴可以自用，但是队里不同意。当我把柴挑到别人家门前时，总是感到歉疚，同时也得忍受女主人几句不太善意的怨言。
我们到跃进村居住后不久，有一天召集全村开会，照例我是不能参加的，但是也没叫我和五类分子一块到牧场劳动。我自从到了大队以后，除了初到时在公社与治保员谈过一次话之后，再没有人理睬过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有时遇见大队书记和治保主任，他们也扭过脸去，装着没看见我。不是我想象中的要绷起脸来严肃地教训我“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认罪伏法，不许乱说乱动”那种在电影上经常出现的脸谱。我在牧场劳动的时候，为了省钱就用报纸当手纸，有一天大队长悄悄地对我说:“方政，你不要用报纸当手纸了，上面有主席的照片。”我听后吓了一跳。内心十分感谢大队长没有把我揪出来，保护了我。
有一天开会，隔着席子墙，我听到有人在读文件，好像有林彪的名字，还有什么叛党之类的话。正屏息静听，忽然进来一个社员，叫我到屋外面去呆着，不要再呆在屋里了。大概他们发觉我能听到传达文件了。过了几天就听到林彪叛逃的新闻，大队干部挨家挨户把有关印有林彪的文章的书籍和用具都收了回去。
在中越边境冲突之前，我用100元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上面有短波波段，可以收听NHK,BBC、美国之音和台湾的电台。我在夜间把头蒙在棉被里收听中越交战消息。那时我不对“变天”抱有幻想，我知道国民党是绝不可能再统治大陆了。我主要是出于好奇，想听听世界的动态，更主要的是想知道国内发生的我所听不到的消息。我这样偷听敌台的行为也是很危险的，但是我隐藏的很好，没被人发觉。
越秀创业史
告别农村初登三尺讲台
母亲过世后的第二年1979年，政策放宽，在农村劳动的我当然不希望就这样度过余生。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杭州一带缺乏日语人才的消息，于是我就向有关机构写了一封介绍自己精通日语、希望谋求职务的求职信。有一天，我正好到山上砍柴，杭州来了一位干部找我面谈。但是因为找不到我而错过了机会。
1980年秋天，我在樊江中学已经工作了一年左右。一次，我在绍兴市内路边偶尔看到一张日语夜校招生的广告，不禁坪然心动。我突然想到，既然有日语夜校，可能也需要日语教师吧。我立刻找到广告上所写的联系地点，他们安排第二天由夜校负责人和我面谈。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绍兴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去面试，接见我的是一位70岁左右的老者邵鸿书先生。
以后我才知道，邵老师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曾经担任过大学教授的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时代担任绍兴稽山中学的校长。在日军占领绍兴前夜，他带领数百名学生撤出绍兴，在金华、街州沿途边撤退边上课，一直到江西省腹地才安定下来，坚持开学授课，是一个爱国的教育工作者。战后担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驻东京办事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在绍兴第一中学教外语。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也受到迫害，1978年才恢复名誉。
邵先生问了我的经历之后，就用日语和我交谈，并且告诉我明天再见一次面。第二天，我们又在绍兴市政协见面。除邵先生之外，还有50岁左右和20岁左右的两个男性和一个政协的干部也在那里。他们又让我用日语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对日语教育的看法，这等于是对我运用日语的实力进行测试。
35年来，我连日语的50个假名都没有说过一次，但是那个时候就像电脑的内存被激活一样，一口日语就流畅地说出来了。有一部分单词我想不起来，但立即用其它的单词代替表达了我的意思。这是因为我是在幼年时代学的外语，所以不容易忘掉吧。
面谈结束之后，邵先生满意地点了点头，并且当即拍板让我担任日语夜校的兼任教师，于是我被录用了。白天我在农村的学校里教书，傍晚就骑着自行车到十几公里外的城里上课，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课时费是一节课1元钱。
那时，在国内已经掀起了学习日语的热潮，一个班级竟然有70人以上的学员来报名。假如全体来上课的话，连座位都不够了。学员大部分是社会上在职工作人员，有干部、工人、公司职员，各阶层的人都有，可见当时民众学习日语热情之高涨。
“日语热”兴起的原因是，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1977年福田纠夫首相接连访问中国，缔结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条约，这是战后两国间的蜜月期。当时中国人为日本的工业产品所倾倒，同时也对日本先进的管理方式非常佩服，因此都有一种想学习日本的心情，所以造成学习日语的热情高涨。
此外，在社会上也放映了《望乡》、《追捕》、《血疑》等影视作品，这是几十年来在中国初次公开上演的少数外国作品。中国人被其中的生动的情节、美丽的画面所吸引。这些在中国50年代以后是看不到的东西，让中国人感到新鲜有趣，都瞪大了眼睛争相观看。像日本的电影明星高仓健、山口百惠、栗原小卷等名字在市民当中不知道的恐怕没有几个，比现在的“韩流”的人气还要旺。
日语夜校有一个叫立花照子的日本老妇人，她已经60多岁了，中国名字叫洪莲花。她出生在东京，在上野一个贫穷的家庭中长大，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战前她和一个姓洪的华侨工人结了婚，以后随丈夫回到了浙江省象山县的原籍。因为六十年代国防政策的关系，被强制迁到绍兴，住在绍兴城外的安昌镇。邵先生就请她来日语夜校担任教师，专门教发音和会话。有时邵先生要求我和立花老师在学生面前用日语对谈，让学生听。我感觉好像是在演小品，有点不好意思。
参与创办越秀外国语学校
1981年3月，也就是我在日语夜校兼课一个学期后，邵先生发起创建全日制的日语专业学校。那时中国的学校全部都是公立，私立学校一所也没有。于是邵先生就以政协的名义向教育局递交创建申请书。邵先生是民主党派之一——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便利用了这个身份。
学校的校名定为“绍兴越秀外国语学校”。绍兴在春秋时代是越国的都城，以此作为校名含有“培养越国俊秀”的意思。学校的体制属于私立性质。从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私立学校已完全绝迹，这所学校也许是改革开放后浙江省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学校。
当时，邵先生询问我愿不愿意到越秀外国语学校教书。他说:“像你这样有实力的日语教师，学校很需要，让我们一起努力，建设一所一流的外国语学校吧。”听了他的话，我想，邵先生当时已经正式退休，他现在没有任何政府职务，不过是一介市民。他为了外国语学校而多方奔走，不会骑自行车，每天跑遍市里的各个机关，向官员们低头恳求同意他创建外国语学校，大家都称他为“邵老师跑城”。为学校办事他从不在越秀领取一分钱的补贴和交通费，都是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支付。我被他的这种无私精神深深感动，决定跟随他，帮助他办好这所学校。
此时，我对日本的想法已经稍微有了变化。战争结束己经35年，现在的中日关系已经向前迈向友好的一方面。作为一个邻国，假如世世代代冤冤相报不断拼杀的话，那么子子孙孙就得不断流血丧命。只要不是战争狂人，大家谁都不希望形成这样的结局。据我所知，现在中国对日本抱着复仇思想的人并不占多数。就是像法国和德国这样在历史上曾有过宿怨的民族现在也已经友好地相处了。如果中国要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并进一步增进两国国民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很多懂日语的人才。所以，建设一所日语学校是必要的。
6月，越秀在市立第六中学借了两间他们不用的教室，又从市立一中拉来了100多套五六十年前使用过的旧课桌椅，然后绍兴政协给了200元的开办经费，学校就这样启航了。
邵先生曾经是日本留学生，有在日本生活的经历，对日本比较了解，但决不是媚日派，抗日战争也参加了。这种经历我们有共同点，有互相沟通的条件。
最终，我们确定了学校的教学理念:以会话和听力领先。当时中国大学的外语教育，大都重视语法，擅长于文字翻译，对听力和会话很不重视。因此，人们笑称是“哑巴外语”。
当时在浙江省，全日制的日语学校只有杭州大学的日语系和越秀外国语学校。但是，越秀只有2间教室，6名老师，开办经费200元，学生40名。尽管只有这么小的规模，但是我们终于启程了。
27年后的今天，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学生1万余名，设有本科、大专和中专三个层次，已经是一所一流的外国语专门学院了。
（下面，全部省略。）
进过两个监狱服刑的悲惨人生
一，日寇给的苦难和人民间互相给予的苦难
2014年8月29日，我们一起在杭州方政老师的家采访他。右一，喻春雷。右二，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牧野田。右三，阿毛。右四，方政老师。右五。吴缘。
方政老师，是我尊敬的人。像他这样“在一生中进过两个监狱服刑的人”并不是凤毛麟角。我还采访过几位，而且，健在的人物尚有几位。中国是个奇特的社会，还有人进过三个监狱服刑的例子：“国民党政府下的，日伪时期的，共产党政权下的。”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浩瀚的历史中，自古以来，“政权更迭”必有无数人倒在血泊之中；这些人物的艰辛人生，在刀尖上匍匐至今，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不断地“改朝换代”，而在亲历、品尝、实际遭受苦难的人物中，要算老百姓首当其冲。
中国历史上，唐宋元明清、民国、日本侵华、国内战争、新中国成立。每一个“新社会”的诞生都伴随着“不得不经历新的苦难历程的人群”步履蹒跚走在人生之路上。
我方军一直主张：“国军抗战将士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共军抗战将士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为不同党派、不同的主子而血肉相拼的中国人已经铺就一条延续至今的血肉之路。日本人之间很少有“日本人大肆屠杀日本人”的先例；美国人之间，在华盛顿总统之后“美国人之间的残酷战争”也是凤毛麟角。——中国人不！中国人，中国老百姓之间的仇恨还要延续几个世纪。
比方说，时至今日，“国军抗战将士”都要死绝了，还有大量的“豢养文人墨客对他们进行着无情地批判！”
——研究过去，放眼未来，中国人民的敌人实际上是对我中华民族虎视眈眈、垂涎三尺外国列强，和国内的贪官污吏。中国人为党派血战的历史，应该成为永远不再发生的过去。
我和方政老师是老朋友了
方政老师在抗日战争中是国民政府执政下，受过“中央战干团教育”的知识分子。
他受国军中统组织的指派在潜回侵华日军的占领区。不幸，被日寇怀疑，捉获、在监狱中受尽酷刑。由于在“老虎凳”上被灌凉水、灌辣椒面都咬紧牙关，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终究，被无可奈何的日寇释放。
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华民族有四亿人口，其中，一亿人口在日军侵华期间逃命、逃亡、逃生、逃难。“敌占区”就是侵华日军占领区域里有接近一亿同胞在忍受亡国奴的苦难岁月。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就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悲惨记忆。——方政本人应该是发生在《四世同堂》中我们中国同胞受尽酷刑、苦难的活生生的人物。
抗日战争胜利，随后是解放战争。再往后，就是新中国成立。
沧海桑田、时过境迁。老百姓成为首当其冲、亲历灾难的“殉难者”。
刚刚解放，中国镇压原国军百万人、入狱百万人，其余的，在监狱外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劳动。这种残酷的岁月整整坚持了30年（1949——1979）。蒋介石反动派的八百万大军被彻彻底底地击垮，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还是心有余悸；不愿意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发生在中国人民之间的，无情地互相镇压的岁月。
那时，殃及子女也是社会逐渐演变的过程之一：
著名导演张艺谋的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军后勤部队的中校军官。张艺谋的青少年时代算是“出身不好”的孩子。在无数厄运之中，张艺谋甚至梦想：
“能在工厂的宣传科当个小干部是人生最美的结局和期盼……。”
张艺谋上大学是走前文化部长的后门，没有前部长的举荐，张艺谋现在还默默无闻。
著名导演陈凯歌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国民党的。他参加国民党的意图完完全全是跟随当时的执政党、当时的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文革期间，陈凯歌从来不理会自己的“反动”父亲。他去云南插队，成千上万的家长去北京站送子女。当火车一拉汽笛声；徐徐启动的一瞬间：
——千千万万的家长的哭声如巨大的海潮惊骇着历史的瞬间！
——千万人命运像投身苍茫大海、投身原始森林而动人心魄着北京苍茫的天空！
——那是使千千万万的母女、父子、亲属们分离而陷入的麻木和绝望的场面！
已经麻木不仁，站在火车车窗前向外观看的陈凯歌忽然在牵肠挂肚、哭成一片的人潮中看见一个跑动的老人；他一身补丁的衣服，破布鞋，他跌跌撞撞地沿着启动的列车奔跑！他顽强地奔跑就是为了想再看上自己的儿子一眼！
陈凯歌惊讶地发现：——他，——他不就是自己的父亲吗！——当反革命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投身国民党，跟着国军抗日的父亲！——是自己要铁定划清界限的父亲！
著名房地产商潘石屹的爷爷是黄埔军校的早期毕业生。抗战时期，他是少将旅长。在著名的忻口战役中，潘石屹爷爷所指挥的旅血战日寇、牺牲甚重。最后，仅存三百名多浑身是伤、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士兵们。尽管如此，文革期间，老师还是当众宣布：
“潘石屹的爷爷是伪军官！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走狗！”
结果，全部同学排好队往潘石屹脸上吐痰。当一脸被吐满痰和口水之后，让潘石屹到河边洗脸。回来还在教室中站好，让全班同学接着吐痰……
——这样殃及子女的悲惨故事不胜枚举。当时，刘少奇主席又怎么样？国防部长彭德怀又怎么样？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又怎么样？贺龙元帅又怎么样？……
以上，我举了三位“监狱外被监督改造原国军人员子孙的经历。方政先生是国军抗战序列的，他在监狱中度过30载岁月的人物。笔者在军队时，1974年在西安监狱工作过，1978年在新疆塔什店重犯、要犯监狱工作过。——我实在不想形容监狱中犯人们过的生活。
方政在1950年入狱前后已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1987年方政再婚的伉俪照片
我们接着说方政老师。解放后，方政随即被捕、入监。他身边的无数人如果“今天还健在”的话，那么，明天已经就已经成为刀枪镇压下的冤魂。在狱中服刑30载，侥幸生存。出狱后接着忍受被监督劳动的无尽苦难。而且，只能俯首帖耳、毕恭毕敬。否则，再一次大难随即就临头。
直到80年代初，方政出狱。因为方政从小在日寇的铁蹄下、受所谓“满洲国”日寇的强迫教育会日本语。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外国语学校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时代里；像方政老师这样身怀绝技的人才，才能在新时代的暖流中漂浮到了幸福的彼岸。以至于，直至今日，方政老师能以90多岁高龄的微笑，笑眯眯地接受我们的采访。
从1991年开始，我在日本国采访20几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
从1998年开始，我采访数百位国军抗战将士。我惊讶地发现，国军抗战将士是一群寿命比较长的人群群体。那是为什么呢？
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国军抗战将士们的健康状况优于其他人，是源于他们在监狱中长达30年的繁重体力劳动；和，极为贫乏的食物。
人类这种动物必须要具备的能量来源有：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植物纤维和维生素。人类由于分成“畜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所以，用于吸收的肠道长短不一。
而“食肉动物”必备的能源摄取必须有肉。这包括腐败的肉和新鲜的肉。
“食草动物”必备的能源摄取量来自于植物。通过消化道的分解、吸收，获得脂肪、蛋白质、植物纤维等等能量。
但是，人类和动物都必须有强体力的“劳动”：奔跑、登高、饥渴、饿，等等。才能在体力充沛、储藏能量转化的情况下延续生命。比方说电视节目中奔跑的麋鹿和追逐的狼群。
国军抗战将士在长达30年的监督劳动中，锻炼了自己的体魄，使之在“长寿人群”的群体中，以人数最多而取得世间的公认。
但是，国军抗战将士早衰、早亡的也多。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丝毫的医疗条件。往往倒在很小的疾病状态中。比方，高血压。其实，每日一片药，就可以控制疾病的状态。而国军抗战将士无钱看病，只有“强撑”；“撑”到坚持不住的那一天。
我再重复一遍：方政曾经是侵华日军的敌人；方政曾经是新政权的敌人。
像方政老师一样进过两个监狱服刑，又幸存至今的人大有人在！——苦难！是人民的！
照片上有日期。我们大家是2014年8月下旬，在方政家采访的方政老师。
二，采访中的方政自述
方政：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占领我们东北。我是在那时，进的日寇在东北建的学校学习的。记得我们这些满洲国的学生还集体到日本国参观、访问。我们这些学生从日本国途经朝鲜返回中国途中，我们还和当时的日寇朝鲜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一起照相。我记得，我当时，就在板垣征四郎的后面站着。谁曾想，1947年，板垣征四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的巢鸭监狱里被执行了绞刑。
辽宁海城中学在满洲国学习的学生们和侵华日军派来的老师们合影
侵华战争时期不可一世的板垣征四郎
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远东国际法庭在绞死板垣征四郎的前一刻
方政：为了抗日，我1943年从敌占区满洲国悄悄回到后方。在西安上中央战干团学习了一年。这个学校相当于黄埔军校17期。我1943年12月从西安到重庆，在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实习半年。在这期间，我的工作任务是每一天听日本广播电台，在翻译成中文。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研究来自日本方面的信息。
1944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建议我们来自敌占区的学生回到敌占区去工作。其一，是情报工作。其二，将来发展敌占区的游击队，好配合国军将来的反击。其三，争取发展游击队，形成炸毁日寇军事设施、政府设施的可能性。为了响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号召，我报名参加回到敌占区的行列。
我们实际上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中统局领导、指挥。
我回到敌占区工作不久，就在张家口就被日寇的特高课（特务机构）逮捕了。
日寇把我抓进监狱，坐老虎凳、灌凉水、灌辣椒面……。
他们逼我说出我的任务，我的上级，我的下级，我的工作任务……。
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牧野田：什么是老虎凳？什么是灌凉水？什么是灌辣椒面？
方政：（解释日本记者提问后，回到自述原始经历的自述阶段。）我在日寇的严刑拷打下，回答：“我不明白你们的提问内容。我没有上级、没有下级、没有任务。我不是重庆派来的。”
“我是从满洲国回到内地上学。但是，我是在河南洛阳学习。”
方政解释，河南洛阳是侵华日军的占领区。日本人明白，方政和蒋介石政府无丝毫联系。
方政解释，我如果说去了西安、重庆。我早就没有性命了。不用解释，拉出门就砍头。
方政：我的姐夫在伪政府里工作。他担保我，我在被日寇关押两个月后被释放。
我出来以后，继续为军统局工作。我秘密发展了很多人。我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统局的工作人员们系统地配合了苏军战胜日本关东军的情报工作。
方政老师回忆：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三个方面军的部队几乎在所有的方向上跨越了国界，强渡了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迅速突破了敌人的筑垒地域，各方面军的轰炸航空兵从8月9日晨起，对日军后方大的火车站和通信枢纽以及哈尔滨、长春、吉林和满洲其他城市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集中突击。苏联红军主力采用德军在二战初期使用的闪电战术，采用深远迂回，绕过日军要塞，将日军要塞部队与野战部队相隔绝。仅仅6天时间，苏联红军主力已经攻占了日军17个筑垒地域中的16个，并向东北纵深腹地推进了50～400公里。其中后贝加尔方面军穿过广阔的沙漠，越过大兴安岭，向东北纵深推进了250—400公里。与此相反，日军关东军司令部却在几天内就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直到8月15日都未能在任何一个方向组织有力抵抗。仅仅是在海拉尔、索伦、富锦、佳木斯、绥芬河、东宁和牡丹江等地的日军要塞区，日军残部进行了徒劳的殊死抵抗。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参谋长扎哈罗夫用几乎是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苏军精锐第36集团军攻占海拉尔后翻越大兴安岭的情景:
“……几万个马达的轰隆声、蒙苏骑兵的马蹄声，充满了这个被人们遗忘的地方。”
在前苏联士兵的监视下，日本关东军向苏联军队投降，并交出武器。
方政老师回忆：日本关东军后来的档案记载了当时的狼狈。1945年8月9日零时，日军大本营得到情报:“苏军自东部国境及满洲里方面展开攻势”，“日本敌机来袭吉林、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四平、新京、罗津、清津、元山等”。此时的关东军仍然判断苏军“从轰炸情况看，其用意似在恫吓”。然而随后的各方面报告，关东军终于判明苏军已开始全面进攻。当山田乙三在9日下午13时乘飞机抵达已经被苏军炸得弹坑遍地的新京机场时，战争已经爆发了十几个小时。
（未完待续。各位尊敬的读者，太长，抱歉至极）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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