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汪吉佑上尉。右，周北辰少校。二人的共同点是：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国军抗战将士与侵华日军血肉相拼，为中华民族的土地抛头颅、洒热血。内战中，双方人马有数百万人死伤。解放后，他们经历牢狱之灾数十年。接受我的采访时，已经垂垂老矣。
笔者下一篇发《都是三枚美国勋章惹的祸》讲周北辰少校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
这是一批人。2000年我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叫《最后一批人》的书，写的就是这批亲历抗战、内战，和“龙椅之争”的数不清自相残杀的人们。
千百年来，中国人为“龙椅之争”死伤无数。他们（国军抗战将士）当然也是卷入“龙椅之争”的牺牲品。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抵御外辱的战争中头一次取得伟大胜利；这与国军抗战将士的流血牺牲密不可分。——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1865年以后，美国人不再互相残杀。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不再有“龙椅之争”，他们的敌人，是本国的贪官污吏，是外国人。
1868年以后，日本人之间不再互相残杀。因为，日本实施了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
尤其是战后，日本国继承了美国社会的衣钵。走向民主社会。
1861年，中国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肃顺，载垣、端华自尽；改元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
今天，中国人民大众之间的敌人还是站在龙椅两边的人群群体。其次，中国人民的敌人才是外国列强。再其次，中国人民的敌人才是贪官污吏。——蒋介石、毛泽东，都去世40年了。但是，由唐宋元明清传承下来的传统依然在。
本文的题目是《最悲怆的一批人》，实际上，他们是一批什么人呢？
在侵华日军面前，他们绝对是顶天立地的、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群体。
“国军抗战将士”这个人群群体，是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中最为悲怆的人群群体。十几年来，我采访500多位亲历抗日战争的国军抗战将士们。他们是“——无国家荣誉”、“——无领取为国参战补贴”、“——内战死伤百万、解放后镇反运动被镇压数十万”侥幸存活的，在人民大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30载的一群人。其人生中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殃及子女……，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说他们是“悲惨”、“悲伤”、“悲鸣”、“悲哀”、“悲痛”都不合适！——只能用悲怆！
因为，在侵华日军面前，他们尽是大英雄！有学者说：“国军抗战将士尽打败仗。”不错，我要说的是22次大战役不是他们打的吗？能打胜仗的我们中国的军队在哪里呢？
抗战文化中，有：“小说派”，代表作是：《四世同堂》、《亮剑》……。
有：“文献派作家”。他们集中抗战时期优秀的历史题材，演变成今天的故事。
有：“田野调查派作家”。代表作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
抗战文化中，有各种电影、电视剧、油画、水粉画、版刻、摄影、乡间传说……。
如果用音乐来形容亲历抗战的国军抗战将士们；这些英雄的群体，我希望用柴科夫斯基的 “悲怆”来形容他们。因为，那音乐中更多的是英雄气概而非“悲怆”。另有柴科夫斯基《“悲怆”（第六）交响曲》。
我从1991年开始在日本国采访侵华战争的20几位侵华日军老鬼子。我不能想象出我当着这些侵华日军老鬼子的面大骂中国的国军抗战将士们。
我采访过十位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来中国开会的老兵。我不能想象出，我当着他们的面破口大骂国军抗战将士。因为，美国援华空军中的半数人是由国军抗战将士组成的。
我采访过抗战胜利前夕，随苏联红军打进东北的苏联老战士。我不可能和他们说起在抗日战争中，同日寇血战的国军抗战将士来。
我和抗战历史学家戈叔亚先生有个约定：“在任何场合，不骂国军抗战将士；不贬低国军抗战将士们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我和戈叔亚都是往70岁走的人了！
下面的文章，是我方军政治立场、学术立场的一篇代表作。献给大家，仅供批判。
亲历常德、衡阳、湘西等战役的汪吉佑
和汪吉佑夫妇在一起时，我给汪吉佑挂上老百姓制作的抗战胜利证章。
方军：你好！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第一总队炮三队学生汪家骏，别号吉佑，20岁。
单补生
汪吉佑手拿黄埔军校同学录
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有汪吉佑的名字，这些曾经是历史反革命的罪证。
这是汪吉佑先生父亲和伯父的遗作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
一，汪吉佑印象
2010年4月，我在江苏南通采访了在抗日战争中，亲历常德、衡阳、湘西等战役的汪吉佑先生。是上海的小杨给我创造了这个机会，所以，我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汪吉佑先生的爷爷、父亲，都是江苏省的大文豪。曾经著书立说。汪吉佑本人当然也是文化人，他曾经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
汪老今天90岁，消瘦，健康，思维敏捷，记忆过人。而且，他随和，热情，充满真诚。要采访到他这样的国民党抗战将士的话，已经是非常之难了。
本文原来的题目是《关闭三重门》。意思是：抗战胜利65年，对国民党抗战将士们而言，有三重历史的大门即将关上。
其一，生命之门。随着自然规律的法则，人的生命终将停滞。
抗战胜利65年了，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那时20岁的人，今年也85岁了。根据我的计算，国民党抗战将士的平均年龄是89岁。谁能永远活着？
其二，荣誉之门。当纪念抗战胜利65年的幕布从浩瀚的历史舞台上拉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蓝天上就没有显示出：“给国民党抗战将士补发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证章”这样的信息彩虹。
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中国都是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虽有暂时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是，最终，在抗日胜利时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爆发内战。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才完成最后的统一。
但是，直到今天，“国家荣誉统一化”的问题，没有解决。
其三，待遇之门。2010年9月，部分抗战老兵生活补助金发放了。
抗战前后若干年，中国社会一直萦绕着两种迷雾之中。
一是：“下山摘桃”说；一是：“游而不击”说。
这两种迷雾交错混杂，障人耳目。
日本人一直是喜欢这两种迷雾错综复杂、萦绕不息的。
汪吉佑是“下山摘桃”部分的。所以，除去生命之门的开启、关闭权，在他手上掌握之外，其它的，他能有的，恐怕连一声叹息都没有了。
汪吉佑在抗战初期就参加国军，始终在抗战最前线。抗战胜利后，他不愿意参加内战。所以，他既没有积极参战，也没有随蒋介石的部队去台湾。解放战争后期，他自己脱离了国民党部队，干他自己喜欢的建筑行业去了。
但是，革命的大潮最终没有放过他。1958年，他被抓进监狱。1975年，毛主席，中国政府宣布释放国民党县团级在押军警宪特，他才从监狱的大门里走出来。
汪吉佑的老婆受牵连，不能当老师了，所以，去工厂打工。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汪吉佑的儿子被逼成精神病。一言难尽。
我采访汪吉佑时，看他家境贫寒，几乎一无所有。
汪吉佑有的，是对自己抗战历史的肯定，是对中华民族的热爱，是对抗日战争的回忆，是对抗战烈士们的无限追思，是对子子孙孙能过上安稳生活的希冀和憧憬。
二，侵华日军杀害汪吉佑的父亲
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
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大地上为非作歹、为所欲为
1949年的汪吉佑夫妇
汪吉佑，1921年生人。江苏南通人。汪老自述：我90岁了。我人生的心路历程沧桑、苍凉、苍茫。我在世间芸芸众生中如沧海一粟，我与世间万物一样，经历沧海桑田。但是，我希望给中国的年轻一代留下关于战火、战祸的回忆和警世恒言。
汪吉佑先生告诉我：“父亲汪国镇在民国27年7月1日，被侵华日军杀害。”
国民党彭泽县政府县志19号卷宗中，有这样的记载：
1938年7月1日，马当要塞失守，县城沦陷。汪国镇家乡距离县城15华里，为日军必争之地。当晚，日军高桥联队进村，未及逃避的老弱妇孺20余口，悉数被杀。汪国镇与族人汪志和二人同时被押送高桥联队部。高桥联队长知其为江苏学界巨子，意图诱降，收为傀儡。款以香烟、咖啡、果点之类。翻译传言，汪国镇正气凛然，予以严斥：‘我中华民族为世界最优秀之民族，日本军阀，轻举妄动，必自取灭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索纸，大写一‘死’字。敌酋未置一辞，只是强作冷笑而已。这时，国军16师大举反攻，枪声四起，敌联队乱成一团。高桥如受伤的野兽，室内乱窜。他用皮靴猛踢汪国镇，以泄愤。汪国镇跃起，戟指敌酋说：“听，这是中国的枪声！五分钟内，你将做大陆之鬼！”
敌酋狂怒，以佩刀猛刺汪国镇左眼，血流如注，汪国镇高呼：
“打到日帝国主义！”敌兵数人，以刺刀乱戳，汪国镇左股折断，敌酋最后一刀刺入汪国镇腹部，遂壮烈牺牲，时年49岁。
同时被俘的汪志乘敌人荒乱之际，滚入屋外深沟内，次晨被国军救出。他将目睹汪国镇遇害情况详为上报。国民政府题颁“义烈中千秋”额匾一方，予以旌表。
汪吉佑老人回忆：侵华日军占领我的家乡，父亲让我先逃亡。不幸，他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这个消息，我是在20天之后，家人写信告诉我的。当时，我和大哥抱头痛哭数日。
汪老说：国仇家恨，我在1942年军校毕业后分派到湖南抗日前线，参加了鄂西、常德、衡阳、湘西等战役，出生人死，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拼杀，多次几乎丢了性命。我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的排、连、营长、团附、参谋主任等职。1945年9月3日，我所在的74军57师和新六军一起，在芷江机场，乘坐飞机抵达南京，参加9月9日的受降日军仪式。然后，我们部队开到镇江，再次参加在镇江的受降日军仪式。当时，中国军民的兴高采烈，只是笔墨难以形容！
汪老自述：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局热衷于内战，而我是反对内战的。1949年我便结束了十年的戎马生涯，参加了国家的建设工作，在工作中自学建筑技术，终身从事建筑工作，曾历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总工程师等职，1989年以高工退休。
现在，汪吉佑老人每月退休金1600元，他的夫人每月1200元。他的儿子早已下岗，所以，每月中午到老汪家吃饭。老汪的孙女在上学。所以，他还要补贴一些。
汪吉佑老人说：是我曾经连累了他们，给他们带来了苦难的人生阅历。
经过我再一次问询，汪老补上重要人生经历：1958年，被抓进监狱，服刑。1975年，毛主席，中央政府下令：释放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在押军警宪特人员。汪吉佑回到南通生活。
三，汪吉佑从流亡到从军
侵华日军在南京中山陵
侵华日军搜查一位中国农民
汪吉佑回忆：我是江西彭泽县人氏，幼时随父亲在南昌求学。先父汪国镇（字君毅）系北京大学毕业，当时在江西省立南昌二中任教师，我于1928年到南昌，1935年考入南昌二中初中学习，至1938年因抗战离开了二中，在南昌二中生活了十年，学习了三年，对南昌二中有十分浓厚的感情。
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1938年六月底，日本侵略军攻占了长江马当要塞，县城彭泽已是战争前线。6月22日，先父母带着我和幼弟棋佑回到了乡下老家躲避，6月24日，前线的炮声已隐隐可闻，当天上午九架日军的轰炸机，飞临我家乡上空，对完全没有设防和没有军队的和平村庄，实施野蛮轰炸。当地老百姓，谁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争场面，大家扶老携幼，向山区逃避。这天整个上午，日寇飞机反复进行俯冲轰炸，村里很多房屋被轰炸倒坍，很多村民被炸死，秉乾哥新婚的妻子被炸断一双手臂，我家新建的30余间住房被炸，后来又被日寇放了一把火烧得精光。
1938年6月29日，日军攻占了彭泽县城，沿途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真正是灭绝人性的强盗行为。当天晚上即传闻日军要下乡扫荡，先父母即行商议，决定叫我出逃，由于我年幼，并请我姐夫熊植南陪同我出去流亡。母亲为我收拾了行装，并准备了干粮，父亲匆匆地写了一封信给在衡阳湘桂铁路工程局工作的大哥汪德佑，叫我去那里投奔大哥，并要大哥帮助我继续上学。母亲则拉着我的手流眼泪，万万想不到，生离死别的灾难，却静悄悄地降临到我这幸福欢乐的家庭。父亲对熊植南说：
“我把吉佑托给你了，你的母亲和妻儿全家的生活我负责安排，你放心吧。”
父亲为人素来刚正不阿，不轻然诺，这是家乡人都知到的。熊植南当即表态：“二伯，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吉佑平安地送到湖南衡阳。”这时我才16周岁。
1938年6月30日凌晨，天下着毛毛雨，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衣襟上挂着难民证，拜别了爹娘，与护送我流亡的熊植南一同向田野中的小径走去。一路上很多难民扶老携幼，肩挑手提，络绎不绝地从县城方向走来，渐次地汇成一股逃难的人流，我和熊植南二人也融进了这流亡的队伍里，开始了我漫长的流亡生活。我踯躅在泥泞的道路上，悲痛不能自己，低声地吟哦着才想好的一首诗：
“炮声传百里，故乡已入危，孤身别父母，此去何日归?”
雨越下越大了，我戴着雨笠，手上拄着一根竹竿，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亡艰难地跋涉着。
路上遇到国军某旅，正从彭泽前线调防，旅长名刘戡，他见我是流亡学生，一路上很照顾我，中午还叫我在他旅部吃午饭。而且熊植南是本地人，对附近路线很熟悉，刘旅长一路上总是向他打听道路情况，仿佛是他的向导。饭后，听说刘旅长要枪毙人，我倒吓了一跳。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枪毙人。
果然，刘旅长将队伍集合了，一个士兵被五花大绑的拉到田头上，枪声一响，这个士兵应声倒在田里，血流了遍地。当时我不知道这位士兵犯的什么罪，以致遭到枪毙的结局。后来才听说这位士兵在行军中，强奸了一位农村妇女，被查出来才按军法处理。而且这个士兵便是刘旅长的勤务兵，是刘旅长家乡的人。当时我很激动，中国军队有这样严明的纪律，有这样不徇私情的将军，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的。(这位刘旅长后来在胡宗南集团里当军长，是胡宗南得力的干将。)
头一天晚上，我们到达流泗桥，这是马湖公路上一个小镇，属湖口县，因为此地接近前线，镇上的居民都跑了。我和熊植南二人，胡乱找了一家歇下来，夏天的气侯，不要床铺，随便就可以睡下来。我们吃着自带的干粮，聊以充饥，熊植南还为我找来一碗开水。吃过干粮，由于疲劳过度，我很快便睡着了。
7月1日晨，雨已停了，我们沿着马湖公路向湖口方向走去，沿途看到络绎不绝的国军向彭泽方向开进，这是国军四十六旅的两个团增援彭泽的战事。我看见一位指挥官在喊着口令：“弟兄们!跑步前进，我们要抢在鬼子前面占领前面的高地!”所有士兵，士气高昂，听到命令都快跑前进，这股雄壮的战斗气氛感染了我。我想我现在年纪还小，等我长大了也要参加国军去打日本鬼子。
我们走了一整天，当天晚上到了湖口县城，熊植南是彭泽县邮局的职工，到了湖口邮局，立即受到湖口邮局同仁的热情接待，安排了住宿和晚饭，第一次过着流亡生活的我，心中感到一阵温暖。
7月2日我一早便起来了，我们各人背起了简单的行李，向鄱阳湖边走去准备在那儿找船过鄱阳湖。谁知刚走到湖口城外，忽然大批的日本飞机飞临上空，这时江边上正聚集着很多难民，只见炸弹纷纷落下，江边的难民忽然遭遇到这样惨无人道的大轰炸，真是措手不及。当时人们还没有躲避轰炸的经验，只有纷纷就地卧倒。曾经历过“8﹑14”南昌大轰炸和“6﹑24”彭泽大轰炸的我，急忙拉着熊植南很快地跑到一条山沟里伏在地上，山沟里的野草和灌木遮掩着我们。只听见响声震天，硝烟迷漫，一阵阵火药味呛得人气也透不过来。我心中默默想着，如果被敌人炸死在这里，家里不会有一个人知道，那真是太惨了。
日寇轰炸机的声音渐渐地远了，一些胆大的人从山沟里走出来，但见阳光明媚，碧空如洗，可是江边到处被炸死的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树林里，有的肠子炸飞了挂在树枝上，有的手腿炸飞了，一片惨不忍睹的现场。这是万恶的日本鬼子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证，血是必须用血来偿还的。为了防备敌人飞机再来轰炸，我和熊植南二人向远处的深林里跑去。
到了下午，我已走不动了，从早晨离开湖口邮局，到现在近十个小时，饭既没得吃，水也没有喝上一口，想起过去的年代，一直在温暖的家庭里生活，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想着想着，真忍不住要哭，我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就地坐下来一面休息，一面吃干粮，从山沟里舀点水，二人轮流喝着。休息了一会，我们沿着河边，走到了一个小村子里。这小村子是鄱阳湖边一个小渔村，名叫汪家咀，听见这个村名，我心中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也姓汪，我的家乡叫老屋汪村。我便决定在这村子住宿，休息一夜，明天再走。
第二天黎明，村民为我找来—条小渔船，送我们过鄱阳湖到九江姑塘。约莫正午时分，到达了姑塘，这里是邻近九江的小镇，我们略事休息，并且买了点食物充饥，即向九江方向走去。傍晚时到了九江，在江边找到了一个旅馆住下来。
这时的九江，一片战时景象，街道上店铺家家关门闭户，马路上行人很稀少，轮船码头大多已炸毁了。我们到的那天，正好还赶上最后一条开往汉口的轮船“江大”号。当天晚上，我们就上了船。在船上逢到一位同乡，名汪秉佑，他在部队里当兵，这天恰好他所在部队调防到汉口，他帮助我找了二张铺位。7月4日，下午二时轮船到了汉口。
到了汉口，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这时汉口离前方还远，国民政府很多机关自南京迁到此处，社会秩序还算稳定。在这里又遇到一位同乡，他名谢远涵，他的弟弟谢远明是我的同学。他这时在军队当军需，他问我准备去哪里，我说准备去湖南衡阳投奔我大哥汪德佑。谢远涵说：“如果你去衡阳万一找不到你大哥，你可回汉口来找我，我介绍你到部队里当文书上士。”并看了我写的字，无论是毛笔字、钢笔字都写得很清秀，他看了说“很好，到部队当个文书上士没有问题。”并将他在汉口的地址留给我，他还告诉我武昌警察局长丁唐辅是彭泽人，他对同乡很热情，你去衡阳要坐火车，到了武昌可去找他，他会派警察送你上车，不必买火车票。我当即感谢他的好意，尽管是过去从来未见过面的同乡，他对人的热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在汉口住了一夜，7月5日即过江过武昌，先去警察局找到丁唐辅，交谈之下，才知他是我母亲娘家的侄儿，也算是我远房的表兄。丁唐辅很客气，留我在他家吃了午饭，即派了两个警察送我们上了火车。7月7日晨，火车到了衡阳，这天正好是“七七”抗战一周年，满街是游行队伍，手里举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民动员起来驱逐日寇!”的旗子，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群情振奋，意气风发，流亡途中的我，看到这
种壮烈场面，感到心中沸腾，血在燃烧，萌发了我投笔从戎的决心。
我的大哥汪德佑是南昌二中1933年高中毕业的，1937年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由国家分配至衡阳湘桂铁路工程局工作。我找到大哥后，看见他的未婚妻张恬然已到了他身边，大哥看见了我从家乡流亡来到衡阳，再看了父亲给他的信，他感到很惶惑，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来了以后，会增加他的生活负担，还有一个熊植南，我理解他的困难，立即把父亲给我的一百元生活费交给他。
我到衡阳三天后，即到北门外私立广德中学暑期补习班上课，暑期结束后我即进广德中学高一学习。但那时我的经济很困难，很多书都没钱买，伙食费电没钱交，过去我一直随父亲身边，从来不要我担心，而现在我身边一个钱也没有。怎么办?正当我因为经济问题继续上学有困难时，我看到报上刊登着航空委员会(当时国家的空军司令部，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只好叫做航空委员会)招考空军无线电通信生的广告，我很惊喜，立刻去报了名，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
四，汪吉佑到国军无线电班学习
侵华日军抓住乡亲们当挑夫
1938年8月在武穴的日本鬼子
汪吉佑对我说：……我高高兴兴地整理了行装，十月中旬，离开广德中学去无线电训练班报了到，训练班地点在衡阳东洲船山中学内，那所中学因为抗战军兴，已迁到别地。留下的校舍正好做为无线电训练班的基地。训练班的主任名董心怡，正巧他也是南昌二中1927年毕业生，曾经在我伯父汪辟疆门下，上过课，后来他进了黄埔军校六期。我报到时他同我做了个别谈话，了解我也是南昌二中的学生，而且是他恩师汪辟疆先生的胞侄，他对我表示同情与关切，勉励我努力学习，学好技术，报效祖国。
无线电训练班的学生，一切待遇都是国家供应，入校后即发了黄呢军服，皮鞋、内外衣服，棉被等都有，伙食也吃得很好，每月还发几元零用钱。学习的内容除军事训练外，主要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电工学、电力学、气象学、机械修理。同学们大都是流亡失学的青年，人家都饱尝了流亡的痛苦，此日济济一堂，共学杀敌本领，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学们很快都成为好朋友。
由于战争的影响，汉口已经沦陷了，长沙、衡阳一带危急，航空委员会决定迁移到四川成都。我们训练班也奉命转移到成都，因为当时交通拥挤，衡阳到成都，有多条路线，但湘桂铁路只到金城江，其他公路更是运输繁忙，我们电训班只能决定徒步行军入川。这就开始了我一生中重大的经历——五千里步行入川。
大约是1938年11月上旬，我们电训班包了几条大木船，沿着湘江溯江而上，目的地是冷水滩，当时湘桂铁路由冷水滩至桂林已通车了，船到冷水滩后，我们弃舟登陆，在冷水滩要了车皮，直奔桂林。桂林风景甲天下，在中学上地理课时，已听见老师介绍过，这次行军能经过桂林，令我十分欣喜，桂林风景秀丽，我和同学们游览了七星岩、伏波山、还珠洞、独秀峰、象鼻山、叠彩山等名山胜景。
在桂林休息了约一周，因联系车子无望，决定步行到堤阳，其路线是经广西的百寿县、融安县、贵州的从江县、榕江县、丹寨县、贵定县、龙里县而到达贵阳。沿途所经之处全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人烟稀少，走上一整天，也难得有一个村庄。每天背着自己的行李，要步行约八十华里才能到宿营地，同学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谁也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每天掉队的人不少。有一天爬一个高山，叫“哭妈岭”，上山四十华里，下山四十华里，
很多同学爬不动，只好坐在地上喘气。好不容易爬上了“哭妈岭”，同学们累得直叫“妈呀!”真是名不虚传，“爬上哭妈岭要哭妈”。哭妈岭上有一个老婆婆卖糯米团子，同学们爬上了“哭妈岭”，正是既累又饿，先到的同学将老婆婆的团子已买光了，后来的同学吃不到，只好“望婆兴叹”，只恨自己两条腿不争气，来迟了。
自桂林到贵阳约一千公里，我们共走了四十余天，1939年1月29日到达贵阳，贵阳是贵州省的省会，四面环山，中间一块平地，战时的贵阳，也很繁华热闹，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华南路省民众教育馆内，在这里等待联系好汽车去重庆。2月4日，我们到贵阳才一个星期，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这在贵阳是一个很难得的晴天。在贵州省流行着三句民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逢上这样一个好天，街上人流熙来攘往，显得十分热闹。
忽然间空袭警报响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躲避，紧急警报就拉响了，十二架日寇轰炸机已飞临贵阳上空。炸弹立即在高空中带着呼啸的声音落下来了，一时间喊声震天，哭声叫起，房屋倒了，还有燃烧弹，瞬间城里一片火海。毫无防备的贵阳，毫无躲避轰炸经验的平民，这次突如其来的野蛮大轰炸，其损失之大，死人之多，真是难以笔墨形容的。很多人家全家被炸死，我的一位王姓同乡在贵阳开了一间饭店，全家被炸死，只有一个儿子下乡采购，幸免于难。我的一个亲戚在中华南路开的瓷器店，全部炸毁，他们一家人只好检点没炸坏的碗和汤匙摆着摊子，卖点钱生活。
1939年贵阳的“二·四”大轰炸，给贵阳人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2月9日我们由贵阳乘汽车到重庆，此时重庆是战时首都，中央政府各机关都已迁到这里。市面上显得很繁荣，我们临时住在江北县的公园里。在重庆休息了十天，我们乘轮船沿嘉陵江上溯至合川县，然后弃舟登陆，步行，经安居、安岳、简阳而到达成都，大约于三月上旬，我们经过了长途跋涉，行程五千华里，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成都。
到成都后，我们驻在北门马镇街叙属联立中学的校舍，继续训练。时间短，学习紧，1939年8月我们毕业了，我和儿位同学———同分发到重庆白市驿空军第二总站无线电台工作。
我在白市驿电台只工作了三个月，因为我抱有远大的理想，为了国仇家恨，我要投身革命的黄埔，去学习御敌的本领，我每天工作之余，加紧复习功课，以备投考黄埔军校。
1939年12月，我盼望了很久的军校成都本校十七期在重庆招生，我很兴奋地报了名，并通过两天的笔试和面试，我终于被录取了。记得面试的时候，考官是陈鸿侠教官，他问道：“你为什么要投考军校?”我回答道：“日本鬼子侵略我国，杀害了我的父亲，为了国仇家恨，因此我立志投笔从戎，学习杀敌的本领，将来上战场与日寇做殊死的拼杀，为国家雪恨，为父亲报仇。”
“你知道吗?军校的训练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你能坚持下去吗?”陈教官问着。
“我不怕吃苦，为了国仇家恨，我一定要进军校。”我表示了坚定的决心，陈教官用嘉许的眼光看了我——眼，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
1940年1月上旬，我们这批由重庆考区录取的新生二百余人，被通知到重庆磁器口集中，沿着成渝公路经青木关、来风驿、荣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龙泉驿、成都徒步行军，行程约四百公里，共走了半个月，于一月中旬到达了了成都本校。
当我们的队伍走进军校北校场校本部时，举头一看，一付对联竖立在校门两侧。
上联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啊!这才真正是革命的黄埔，我们每一个人都抱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心，面对眼前的对联，我们认为是可以做得到的革命行动。当天我们被安排住在西门外青羊宫和二仙庵两处寺庙，即开始人伍前的预备教育。
1940年4月军校17期一总队的新生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了成都，4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校长蒋中正亲自出席了开学典礼。学制为二年制养成教育，其中前半年为人伍生教育，后一年半为学生教育。在人伍生教育阶段，实施的是新兵教育，这段期间没有假日，训练生活十分艰苦，训练内容主要是制式教练，器械体操，野外演习，摸爬滚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学科有政治，外语、国际形势。
六个月人伍教育期满后，进行分科考试，我被分配到炮兵科学习。
升学后，在生活方面有所改善，每月拿下士的饷，发了黄呢军服，马靴，佩戴着“军校”“学生”的园领章，礼拜天可以放假。学生教育阶段是学科术科并重，学科方面有四大教程，即军制学、战术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有典范令，即炮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另外还有兵器学，化学、物理、法律、经济、战史研究等。
我还自学了《孙子兵法》和英语。
术科方面是炮操、实弹射击、骑术、测量、劈刺、野外演习。
原来军校学制是四年，战时因为前方急需下级军官，因而将学制缩短为二年，但仍要学完四年制的全课程，因此学习十分紧张，生活血很艰苦，但是没有人叫过苦，同学们都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沉浸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
1942年4月15日，我们17期一总队的学生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上，我们每人被授予了一把佩剑，剑柄上刻着“不成功，便成仁”的金光闪闪的字，并佩上了少尉肩章和挎上了标志军官身份的系斜皮带。同学们摩拳擦掌，等候分配的命令，奔赴抗日前线。
1942年6月，分发命令到了，除一小部份同学留校外，其余全体同学都分派列全国各个战区的作战部队里，我和十多名同学被分派到湖南九战区七十四军，该部参加江西上高会战才下来，驻扎在湖南衡山县整训，我和同学们经重庆、贵阳、桂林到达了湖南衡阳报到，回忆1938年7月我流亡到衡阳，曾几何时，今天我再次踏进衡阳城时，我已由一个流亡学生成长为一个青年军官，马上要到前线参加抗战了。
五，抗战中汪吉佑曾经血战三湘
我们以必胜的信念抗战到底
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
我在汪吉佑家吃饭。汪吉佑是上尉，我是下士军衔。听他的。
我在汪吉佑家吃饭，我发现，他家的伙食非常简单。而且，剩饭，一定要吃。
汪吉佑的儿子在文革中备受冲击，得过精神病。他说话声音很大，笑的也敞亮。我观察，他应该是病愈了。汪吉佑说，每月还要给他钱，要不然，他不能生活下去。怎么办？
饭后，汪吉佑老人接着回忆：
1942年4月15日，黄埔军校17期一总队的学生毕业了。我佩上了少尉肩章，挂上了军官的斜皮带，脚上穿着马靴，威风凛凛。前后不过四年，我已从一个流亡学生，被教育成为一个青年军官了。
分发工作的时候，同学们先填志愿，有一部分同学留校，而我因为父仇不共戴天，请求分派到前线部队。结果我被分派到驻在湖南衡阳的74军，一同分到74军的同学共30多人，其中炮科11人。除梁振维同学因迟到即直到军部报到，留在军部参谋处任见习参谋外，我们炮科10人即到军部炮兵团报到。炮兵团长金定洲少将接待了我们，金团长对于我们自动请缨奔赴抗日前线十分嘉许，表示热烈的欢迎。当即将同学们分到各连，，我被分到第一连任中尉观通排长，我的好友方雅南分在第二营第五连。其余同学也纷纷下了连队。
观通排负责阵地测量，敌情观测，战场通信联络，射击指挥，是连长指挥炮兵作战的重要助手。平时负责训练观测兵、通信兵。在这个排的军士及列兵，均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都是挑选上过中学的兵士。战备训练中，要教他们使用剪形镜、测距镜、方向盘等观测仪器。还要教三角函数，查米位对数表，这都是作战时计算射击诸元必须使用的方法。
刚到时，炮兵团驻防在衡阳白鹭坳，这时炮兵团正是在参加上高会战之后，来到这里整训的。我每天都要率领观通排的士兵在附近丘陵地带演习观测、通信，二连观通排长名王福厚，是16期的，三连观通排长是罗修府，是我同期的，我们三人每天率领士兵演习，彼此关系非常融洽。
1943年3月下旬，宜昌之敌调动频繁，有向鄂西进犯的企图，74军奉令北上到到达常德。四月下旬鄂西会战全面打响，我们一营奉命配属51师，从常德二里岗驻地出发，经临澧、澧县、津市到达藕池口以西一线，迎击来犯之敌。我们一营是山炮营，三个连各装备苏式762山炮四门。山炮是最适应山地作战的炮型，每门山炮可以分解成为八大件，由骡马驮运，非常灵活，适合在山地作战。但到了湖泊河川纵横的地区，就得靠人力来抬运。但抗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遇到这种情况，当地政府会自动给我们派民工帮助我们抬运火炮，遇到没有桥梁或渡船的小河，还要涉水过河，为了抗日打鬼子，民工们肩膀压肿了也毫无怨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我内心无比的激动，我心中默默地在喊着：
“爸爸!我马上要和日寇交锋了，我一定要以百倍的勇敢投入战斗，为您报仇。”
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一个箭步跃上了长江大堤，从望远镜中观察敌人的动态。
下午三时，步兵部队与敌人接上了火。我营12门山炮进入阵地，向敌阵地猛轰。激战到六点钟，我们炮兵趁黄昏之际，全部转移到新的阵地。营长有命令，每个阵地发炮不得超过四小时，就要转移新阵地，在夜幕将临之前做好第二天的战斗准备。
我们每天变换一个阵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清我们炮兵的位置，只是漫无目标的在夜间向我方炮击，炮弹纷纷落在我们背后的树林里。这样的战斗持续了一周，5月29日，我军大捷，收复了渔洋关等军事要地。日寇伤亡惨重，只得退回宜昌。我74军也撤回常德、桃源一带休整。我炮兵营回到澧县那天，正好是端午节，沿路民众，听说是国军胜利归来，家家户户都摆上粽子白糖来招待国军。
我炮兵团驻扎在常德斗姆湖，我们一营驻在裴家码头。立即开展练兵，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
日军在鄂西会战失利后，衡量当时二战中期的情况，盟军即将全面反攻，为了争取主动，集中了八个师约十万兵力，妄图侵占我湘北军事重地——常德。
我军严阵以待，由24集团军总司令统率18军，73军、74军、32军、75军、94军共约十个军布防于长阳、石门、安乡为第一线。调24集团军副总司令王耀武率74军及100军为第二线固守常德、桃源、益阳、宁乡。100军为总预备队，驻防于常德、益阳、安化之三角地区。具体的战场区分；军部及直属部及51师(师长周至道)驻扎于桃源一带，57师(师长余程万)及军炮兵团(缺二营因系野炮营，不便山地作战，仍留驻衡阳，1944年夏配属于第十军守卫衡阳。)守卫常德，58师(师长张灵甫)布防于益阳一线，为右翼部队，除支援守常德部队外，还须注意岳阳南下之敌。
此时日军已突袭占领了桃源、安乡、汉寿，对常德城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日寇意图趁此消灭我常德守军。但是，却遭到我守城部队57师的顽强抵抗，常德屹立不动。11月10日起，敌机对我常德城开始猛烈轰炸，部分工事被毁，战士们利用晚间，迅速修复工事。我军炮兵全部进入阵地，测定好射击诸元(即方向、距离、高低)，枕戈待旦。
1943年11月16日以后，城郊战斗激烈。当时170团防守西门外沼泥湖，连长上官英指挥战，并迅速构筑工事。余程万师长由该团团长孙进贤陪同来阵地视察，并对上官连长说：“本师为保卫常德战略重地，沼泥湖阵地的坚守，对常德保卫战，至关重要，希望你连务必死守，要有勇猛杀敌的精神，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上官连长听了师长的话。即慷慨回答：“我代表全连官兵表示决心，请师长放心，以后战况不论如何惨酷，只要一息尚存，一定与敌人血战到底。”
沼泥湖的战争打响后，敌人在黄土山集结一个加强大队，挟其武器优良，火力强大，先是六架飞机配合山炮、迫击炮，对我阵地进行猛烈轰击，炸弹、炮弹纷纷落在我们阵地内外，企图摧毁我军阵地，用炽盛的火力，掩护其步兵向我阵地猛扑过来。我军倚靠既设的掩蔽的碉堡，组成严密的火网，乘敌人冲到我最有效的射程时，便从碉堡内射出炽盛的火力，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敌人纷纷中弹倒地。日军为了夺取沼泥湖，连续七昼夜进行了九次攻击，均被我强大的火力网所制压，不曾前进一步。阵地前倒下的日军尸体，横七竖八，不计其数，只得后撤。几天来硝烟弥漫的阵地，这时才沉寂下来，我军官兵赶紧整修工事，准备迎接敌人再次的攻击。果然，只半天的时间，日军又开始炮轰我们阵地，当敌人发现我阵地前的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已被炮弹炸成了几道缺口时，立即施放毒气弹和烟幕弹，马上要向上官连阵地发起冲锋。
上官连长是久经沙场的勇将，立即命令三位排长，全连官兵迅速集中，准备集束手榴弹，上刺刀准备和敌人肉搏战。他们刚准备就绪，敌人就冲上来了。刹时间，阵地上手榴弹的爆炸声，我军的喊杀声。日军被炸伤后哇哇的哭叫声，响成一片。全连的官兵们，决心遵照余师长的命令，与阵地共存亡。敌人的冲锋终于失败了，但上官连长的三位排长都阵亡了，全连百余士兵连上官连长在内只剩下七个人了，上官英是我好友，是他告诉了我战斗经过。
11月16日，我城外的据点均被日寇抢占，敌人开始对常德城猛攻，进入到我炮兵的射程，金定洲团长一声令下，众炮齐发，打得敌兵人仰马翻，狼狈后退。这时57师步兵部队的机关枪、迫击炮、掷弹筒组成严密的火网，杀得日军尸横遍野。尽管日寇每天都组织进攻，还派狙击手打死了我军的观通排长田少猷。
但直到11月20日，每次的进攻都被我们击退。21日起，日寇又调来海军陆战队，百余艘舰艇，从洞庭湖方向前来增援。为了争夺城外每一个据点，往往形成拉锯战；白天敌人攻占的据点，晚上又被我守城勇士奋勇夺回，因为他们深知，要保卫常德城，首先必须守住城外的据点。至24日，日寇以伤亡惨重的代价，战领了城外的据点。
六，坚守常德·弹尽粮绝
攻打常德的侵华日军在行进中
国军官兵奋勇抵抗日军的进攻
57师全体英勇官兵，坚守常德城20余天，到11月底弹尽粮绝，此时日寇更对城内施放毒气，并派飞机飞临常德上空投下劝降书，被我官兵撕成粉碎，全城官兵准备巷战。炮兵在巷战中不能起作用，于是我们取下炮闩，卸下瞄准镜，拆卸炮筒、炮架，将其全部埋人地下，炮兵官兵们将阵亡将士的步枪取过来，子弹进膛，随时准备参加巷战、肉搏战。
1943年11月30日，我和二连观通排长邹秉守在掩蔽部里，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饿了就喝冷水吃点炒米。忽然两个传令兵笑嘻嘻地跑进来，解开一包糕饼，原来是他们从糕饼坊找来的，我俩相视大笑，立即狼吞虎咽地饱吃一顿。
12月2日，东门北门二处城墙被敌突破，敌我在城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一街一巷都要经过激烈的战斗，每条街都有战死的日军和我们的战士，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余程万师长见守卫战已到了最后关头，决定突围。他命令170团柴团长率领师部及其他残留士兵与炮兵团人员一起突围，师长自己率领残存的二百余人掩护突围。柴团长受令后即大义凛然地说：“师长一身系我军安危，必须突围出去求援，我当率领部队坚守阵地，以待援军。”说完，即举手高呼：“守城的战士们都随我来。”即率领战土们去寻敌人拼杀。
12月3日，常德陷敌。柴团长及所率官兵，全都为国牺牲。
余师长率领炮兵团二百余人从南门突围，沿途都有敌人封锁，包括炮兵三营何营长在内的许多战士就是在突围中牺牲的，还有二十余人被俘，其中有少校连长侯存义，上尉连附孙国棠，排长杨瑞卿等。他们被俘后日军将他们送到湖北沙洋集中营，关在一个黑牢里。侯存义后来逃跑了，孙国棠逃跑未成，被日寇抓回去，绑在树上，敌人用刺刀把他活活刺死，惨不忍睹。此次常德会战，我三营营长何曾佩、副营长余云程、连长兰玉林、连长郑德辉、连附褚敏玉等均壮烈牺牲。
副总司令王耀武(兼74军军长)率领51师及100军(军长李天霞)于11月26日收复桃源，12月2日实施反包围作战计划的各路大军，已迫近常德，3日侵占常德的日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12月4日我军紧缩包围，对常德展开猛烈的反攻，在我陆空军联合强大攻势下，日军终于全面溃退，12月9日常德收复。是役击毙敌军赤鹿里，滋田睐四郎两个师团长，歼敌四万余人。我军73军暂编第五师师长彭士量在守卫石门时，奋勇身先士卒，在激战中被弹片击中而光荣牺牲。彭师长牺牲后，从他的衣袋里发现他生前寄给妻子的遗书：
“余在军中，虽居师长之职，然余素来廉洁自持，除本人俸饷之外，别无收入，余如作战牺牲，望吾妻刻苦自持，节俭持家，为余抚养子女成人……”
临终前预留遗嘱，体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品德，彭师长殉国后，其部下在湘西山区，购得珍贵的阴沉木，为他制棺收殓，并在沅陵开了追悼大会，国府颁赐了青天白日勋章。彭士量师长黄埔四期毕业，北伐东征，屡立战功，不意牺牲于常德会战。
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44年5月湘北敌又蠢蠢欲动，其企图有二；一是再西犯常德，二是南下取长沙攻衡阳。我74军再次受命固守常德，牵制敌人南下。我炮兵一营配属51师占领德山，此处距常德约十华里，临靠沅江南岸，群山起伏，地形险要，对常德居高临下，与之构成犄角之势。正当我军占领阵地，严阵以待时，日寇忽然改变方向，大军南下，其主力于6月18日攻陷长沙，并趁此一鼓作气，南下进攻衡阳。
7月28日我74军奉令南下解衡阳之围，限令七天七夜急行军赶到衡阳西门外鸡窝山前线，攻击占领该山的日军。炮兵一营接到命令，按照军参谋处的指令，尾随军部经马迹塘、娄底、水东江于8月4日晨到达衡阳外围鸡窝山前线。当日我即率领观测军士布置测量射击诸元，连附刘亚中，指挥四门山炮迅速选择放列阵地。一切战斗准备做好了，我炮兵立即向鸡窝山3066高地猛轰，守候在山头的日军被我们12门大炮连续猛轰，躲在掩体内不敢伸头，我51师的步兵立即抓住战机，像猛虎一样向山头冲锋，敌人抵档不住，立即后撤，我步兵跟踪追击。我也率领观测班的士兵，跟在步兵后面，绕上山头，将战果向纵深发展。
山头上除了东倒四歪的敌兵尸体外，再没有潜伏的敌兵。我俯身看看敌兵的尸体，发现死者都很年轻，但是每一个尸体上都砍掉了一只手，原来敌人对来不及运走的尸体，便将每一尸体砍下一只手，写上阵亡者的姓名，送回日本后交给他们家属做为阵亡的证据。真正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这正是侵略者的下场。我触景生情，也即兴吟诗一首，以表达自己胜利的喜悦。
鸡窝山下炮声喧 战士高歌奏凯旋。
樱花依旧年年放 深闺但见一手还。
七，汪吉佑参加衡阳保卫战
国民党抗战将士抱着和侵华日军血肉相拼的英雄气概上前线
侵华日军准备向我军阵地进攻
当我74军战士不顾七天七夜急行军的疲劳于8月5口一鼓作气攻下了鸡窝山，而我们右翼部队58军却迟迟未能击败当面的敌人而与74军配合。
当时衡阳西线的援军，统由58军军长鲁道源指挥，因此未能协力给当前的敌军以致命的打击。而此时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在苦守了衡阳城47天之后，早已人员伤亡过半，弹尽粮绝，8月6日方先觉军长不得不下令突围，门己则留朴械内继续指挥战斗。
8月8日方先觉军长向蒋介石；发电：“此生已矣，来生再见!”当即举枪自杀，被卫士打掉他的手枪，方军长自杀未遂，即被日军所执，押到日军司令部转送南京，日寇多方劝降，方军长宁死不从。后来经过很多波折，方军长在部下的帮助下，逃至衡山郊区约五十公里的井头江，当时任衡阳县长的王伟能(黄埔六期)，知道方先觉逃出虎口，即亲自来迎接，并派一排自卫队护送到祁阳县黄土铺。当时任四方面军司令的王耀武，派63师副师长夏建寅率兵一连来迎接方先觉，方军长才得脱险，并转赴重庆见蒋介石去了。
自抗战以来，孤军守城47天，对于装备处于劣势的第十军来说，确实是不容易的。可惜由于将帅不和，友军配合行动不能一致，坐失了解衡阳之危的良机。这种情况，60多年年后的今天，想起来还是很痛心的。
衡阳既已失守，我74军立即挥戈西去，除留下57师171团守卫邵阳，以防日寇占领衡阳后西犯，企图攻下邵阳与衡阳成为犄角之势。我57师171团是守常德的主力军，团长杜鼎是湖北襄阳人。黄埔六期毕业，是一员勇敢善战的虎将。我炮兵一营留下第三连协同守卫邵阳，我炮兵团则奉令驻怀化榆树湾整训。
我营奉令驻扎于石门，距榆树湾约十华里，榆树湾是湘黔公路一个小镇。公路向北通沅陵，东接邵阳，在军事上是一个交通要道。在这小镇上有我在空军受训时一个要好的同学的父母和他的弟妹们都住在这里，而且开了—个小店“生活商店”做点小生意糊口。我的部队驻扎在此，我便经常到他家，这一年春节，我受他家邀请到他家过年。这一段生活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很难得，这年(1944年)春节没有战事，我们这支抗日铁军，得以在湘西过了一个平静的春节。同学的父母热情而诚挚地邀请我到他家过春节，我向营长请了三天假，他很高兴地批准了。
同学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大妹妹那年17岁，在沅陵女中上高一，正是豆蔻年华的小家碧玉。虽然长得不算漂亮，但少女的风韵还是很吸引人的。她对我很好，总是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我，即使没有温言絮语的倾诉，我也知道她内心里想说的话。当时我是一个青年军官，随时要上前线作战，随时可能为国牺牲，如果过早的成了家，万一牺牲了，便会给年轻的妻子带来终身的痛苦。常德会战中，我的同学田少猷新婚才三个月，却不幸被日寇的阻击手打死了，看到这种不幸，于心何忍。所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观点，使我抑止了这蓦然而来的蒙胧的爱情。
这次榆树湾的整训，是我参加抗日战争以来最长的一段休整时间，我藉此机会读了些书。还给军部办的《辉煌杂志》寄了文章和诗词，都刊登了，我记得写过一篇有关炮兵作战的技术性文章“炮兵交会法决定射向”也被刊用了。同时还与在空军学习时的好朋友马继亭恢复了通信。这时马君在贵阳农本局福生黔庄工作，待遇很高，而他只单身一人，他父母及胞兄马继志都在沦陷区上海。当时我母亲带着一弟一妹也住在贵阳，生活很困难，而我在军队里只是一个下级军官，薪饷很少，又因战场行踪不定，也难得有钱给妈寄去。当马继亭得知这个情况时，立即给我写信说：“你的母亲就如同我的母亲，以后她们三人的生活费由我负责，你安心在前方杀敌吧!”
接到挚友马君的信，我大感欣慰，从此我在前方打日本鬼子，不必再顾虑母亲的生活了。马君以后就每月给我母亲送钱去，还为母亲购买柴米，—直到抗战胜利，母亲由我长兄送回家，他才没再寄钱。抗战胜利后，我到南京受降，马继亭也回到上海家海会见马君，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八，汪吉佑参加湘西会战
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抗战将士为国血战
抗日战争中国军抗战将士在冲锋陷阵奋勇杀敌
左是汪吉佑。右，上，为周北辰夫妇。周北辰进监狱20多年。是历史反革命。
湘西会战中国民党抗战部队的宣传画
1945年的夏天，由于德意在欧洲战场的失败，日寇已成强弩之末，因此狗急跳墙，做垂死的挣扎，悍然向我湘西进军，轻装出击，扬言十天要拿下贵阳。
当时湘西战场的指挥官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将军，参加战役的部队计有74军、79军、100军、73军、18军、58军、新六军(由远征军调来湘西，做为战区总预备队)等共二十个师。
参战空军飞机百余架；其中本国空军第一、二、三、五共四个大队，另有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因此湘西战场制空权一开始就掌握在我军手里。
湘西会战的战场在雪峰山沿线，南起武冈县，北至新化县。战场在湘西的山区，地形险峻、易守难攻。这次的湘西会战是抗战八年最后一次激烈的会战，由于我军准备周到，参战部队均为精锐之师。
日军参战的部队共有五个师团；即116师团、34师团、68师团、20军、12军。
大约4月9日，日寇从益阳、邵阳、东安向我湘西地区发动猛烈进攻，我军早已做好战斗准备，全军同仇敌忾，决心将来犯的日寇彻底消灭在阵地前。74军57师171团奉令在洞口与江门之间布防。江口东的青岩山下，湘黔公路从山下经过，日寇想要西进，必须争夺青岩，这时171团团长杜鼎将团指挥所设在青岩的主峰，居高临下，自己防区内的情况，一目了然，守卫青岩主峰的是二营五连，连长周北辰，江西南昌人，黄埔军校17期生，与我既是黄埔同学，又是同乡，我与他私交甚好。恰好我奉令率领两门山炮，协同他们作战，我将山炮选好了隐蔽阵地，将观测所选在青岩山头，紧靠着五连的指挥所，以便步炮联系。
湘西会战的序幕揭开了，日军全面向我阵地猛攻，青岩更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从战术上讲，日寇只要拿下了青岩，他的主力部队便可以通过湘黔公路，向贵阳进军，以期与从广西北进的日军在贵阳会师。战斗打响了，日寇不要命地向我阵地猛攻，但是制空权掌握在我方；我们的飞机不停地在上空盘旋，接受地面部队的指挥，日寇冲到哪里，炸弹就落在哪里；我的两门山炮，周连长亲自操纵的轻机关枪，战士们的步枪和手榴弹，构成了火网，一齐向敌人呼啸飞去，打得鬼子们哇畦乱叫，抱头鼠窜地溃退回去。
这时我从望远镜中发现日寇约40多人，从左前方向我阵地匍匐前进，周连长也同时发现了，他喊着：“吉佑!那边有鬼子的生力军来了，赶快开炮打!”
我立即在电话中对炮兵阵地发着口令：“榴弹!瞬发信管，向左五，二千四百米，待命放。”阵地回电话“准备完毕”。我看准时机，对话筒里喊了一声“放！”，但听轰的两声，两颗炮弹落在敌军队列中，把鬼子兵打得落花流水，纷纷后退。
周连长高兴得竖起大拇指：“吉佑!你这两炮打得硬是要得！”
晚上敌趁我空军不好活动之时，又摸黑来袭我阵地，一个鬼子兵摸到了周连长的掩蔽部，鬼子戴着手套来拖机关枪。周连长大喊：“副营长!我的机关枪被鬼子拖住了。”
石盛荣副营长大喊一声：“龟儿子！等老子来收拾他”。他端着冲锋枪跳出战壕，‘哒哒哒……”一梭子弹扫过去，拖机枪的鬼子报销了，后面的鬼子也吓跑了。
整个湘西战场，每一个山头，每一个据点都是这样和敌人拼搏的。虽然每一次的战斗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鬼子的伤亡比我们更惨重。
1945年5月10日进犯湘西的日寇部溃退了，敌人“十天攻占贵阳”的梦想彻底破火了。
正在清理战场的时候，盟军麦克鲁将军来到湘西战场视察，他在战斗最激烈的青岩山头听取了周北辰连长有声有色的汇报，他十分高兴地拍着周连长的肩膀说道：“ good boy! Good boy”他为了表彰周连长对湘西会战大捷所作的贡献，代表盟军总部授予周连长美军的—级银星勋章和白山勋章各一枚。
周北辰连长在育岩血战七天，为湘西大捷立了大功，报纸杂志纷纷刊登了《抗日英雄周北辰》的报导，我也写了一篇《血战青岩》的文章刊登在和平日报上。1945年8月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74四军和新6军受命由芷江乘飞机到南京受降。
沦陷区的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无不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张灯结彩，欢迎国军。络绎不绝的记者，纷纷到各师采访。有一位孙永年小姐那时正好高中毕业，人品十分秀丽，她也随记者采访了周北辰连长。她看见少年英俊的周连长，再听厂池打日本鬼子的英勇机智，对周北辰连长又敬又爱，在不断地交往小，周北辰连长与孙永年小姐于1947年11月16日在南京曲园酒家举行了婚礼。
无数的黄埔青年军官，他们都抱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思想而血战沙场。现在抗战胜利了，他们也应该有个家，过点温馨幸福的生活，没有人再愿大打内战了。基于这种思想，于是我决定结束戎马生涯，自学建筑技术，参加到祖国大建设行列中去，为人民立新功。
九，关闭三重门·抗战历史渐行渐远
国民党抗战将士所作出的牺牲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一部分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受降日军仪式上签署投降书的日军军官
降书
采访汪吉佑先生，不断地电话问询他不明白的问题。（今天，是2010-9-8。）
我感到，历史的三重门，在汪吉佑等抗战老兵前，正在悄悄地关上。
这“三道历史的大门”是这样的：
一，采访亲历抗战老兵的大门，正在悄悄地关上。这不是人为的，是自然界的永恒定律：人老了，自然消失了。我十年前出版《最后一批人》时，就告诫公众，他们按照自然规律，将悄悄谢世；走进历史博物馆。
二，2010年9月民政部发放抗战老兵补贴的范围通知。该文件详细说明了，是：
抗日老战士并非指必须参加抗日战争，而是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各地游击队的老战士和从事地方工作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等。
再说“登记”，国民党在押人员，凡是在监狱住过的都有“登记”。
再说：“他们多年来一直享受着国家定期发放的补助。”这是共产党系统的老兵。国民党抗战将士几乎没有领到过补助。
三，抗日战争胜利65年的纪念幕布，在万众瞩目中缓缓拉开。无尽的苍穹中早已写下这样的字幕：不发国民党抗战将士因为参加抗日战争而特别制作的证章。
抗日战争胜利65年了，不发这样的证章；说明，以后，国民党抗战将士们将永恒没有这样的机会，领到中国政府、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颁发颁发的证章了。
下面是2010年9月，民政部向全国颁发的文件：
2010年9月民政部发放抗战老兵补贴的说明
民政部解释：“在乡抗日老战士”有特定范围
“在乡抗日老战士”如何划定范围？民政部优抚安置局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乡抗日老战士指的是在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入伍，目前健在的农村的抗日老战士。
抗日老战士并非指必须参加抗日战争，而是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各地游击队的老战士和从事地方工作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等。
“在乡不是以现在农村户口为准，而是按当时退伍回乡登记来算的，如果当时回乡，现在是城市户口的也包括在内，但当时复员去了城镇，现在却是农村户口是不包括在内的。因为当时情况是一次性转业，去农村的是一次性给粮食补助，去城镇给安排工作，城镇这部分人现在大部分退休。”这位负责人解释说。
在乡抗日老战士共12.3万人
每年要进行数据更新
据了解，目前在乡抗日老战士全国共有12.3万人。民政部对这部分人员建有专门数据库，并根据地方民政厅民政局每年报上来的最新数字进行数据库更新，死亡人员人将从数据库中去除。
“一次性发放补助金主要目的是为了体现党和国家对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老战士的关怀。”这位负责人说，“这部分人目前大多是80多岁了，如果定期给他们长几十元意义不大，不如一次性发放，可以解决当前的一些实际困难，而且只发给本人。”
中央补助加地方财政 每人每年达5000元以上
关于补助标准，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在乡抗日老战士，是在乡复员军人的一种，除了此次每人一次性发3000元外，他们多年来一直享受着国家定期发放的补助。款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中央财政补助一部分，其他由地方财政负责。中央补助标准根据地域不一，东部七省市每年2932元/人，中西部其他省市是每年3422元/人。地方财政补助并无硬性要求，标准是要达到或略高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目前最高的加起来达到6000元以上，最少有5000元。
据了解，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的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是中央财政拨出的专款，只发给本人。如果本人去世，配偶并不在发放范围。
汪吉佑老人，90岁，在抗日战争中，身经百战。抗战胜利，他作为74军57师的炮兵连长，亲历了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受降日军仪式。1945年9月15日，他作为炮兵上尉军官，带领他的部队，参加了在镇江举行的受降日军仪式。
作为媒体，从来没有一家电视台、报社、杂志社的记者采访过他。
汪吉佑老人目前思维敏捷、记忆过人。“三重门”虽然在他面前关上两道了；
他无缘领取抗日战争胜利证章，他无缘抗日战争的抚恤金、补助金。
但是，抗日战争历史口述史的大门，在他面前还没有关上；您上只要向前迈一步，就可以握住这双曾经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作过战、流过血的手！
（采访汪吉佑先生，是上海的杨琦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此，我给杨琦鞠躬致谢！）
2010-9-8 稍微有改编，再次发表于：2016-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