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军营文化天地》2001年第2期封面
我非常希望转载朋友关于采访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文章。甚至，我认识的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们访华时，，我都无条件地介绍给各个方面的媒体去采访。
老鬼子盐谷保芳多次访华，我知道的采访媒体就有：CCTV《东方时空》的、有解放军杂志社的，有山东地方电视台、报社的、有四川电视台、报社的，不胜枚举。
我希望看到众人采访来谢罪的各位老鬼子后，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这事儿太重要了。
这事儿还要从1997年我发表第一本书说起。19年前，我发表第一本书，叫《我认识的鬼子兵》。书中讲的是，我从1991年到1997年在日本学习期间，采访20几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故事。那本书，我很幸运，是张爱萍上将写的书名、吕正操上将写的《序》，迟浩田上将写的读后感。《我认识的鬼子兵》发表后，马上被评为1997年的十大畅销书，并且，获得多项国家图书的大奖。
书发表后，舆论哗然，很多在日本国留学过的人说：
“我们也认识、采访了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他方军写的算个屁！”
“……我很后悔！我也认识日本老鬼子，我也能写！他是个屎！”
确实是。1991年，日本国还有原侵华日军老兵85万人。平均年龄70岁。
让我无比失望，19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再写出类似的图书、采访记来。
只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本《寻访二战德国兵》，他真是采访了20几位原德国鬼子。
这个人叫朱维毅。他写的敢于知青生活的小说也很成功。他有这方面的生活。
其实，我是在32年前，见到第一位活生生的原侵华日军老兵的。他叫内山馨。
我1984年在外交部外事服务局工作时，被派到日本《读卖新闻》社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原侵华日军59师团的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内山馨。原来，他的儿子在北京工作，他利用观光的机会重游北京，在前门一带迷路了。
内山馨在前面楼子前徘徊许久。他说：“我1942年入伍，途经朝鲜半岛、中国东北，路过北平转火车，第一次见到前门楼子。1945年日本投降，我从山东泰安随日军撤退，第二次见北平的前门楼子。第三次是1984年，我来看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又见到前门楼子。——大前门！高大雄伟！让我流连忘返。北平的前门楼子比日本大阪的楼子更宽大！”
内山馨给我一张名片，上面的地址是：“东京世田谷区用贺2-2-000号。”他说：“现在，怎么没有满街跑拉洋车的了？这样不好！——有机会去日本，请来我家做客。”
沧海桑田，日新月异，人事沧桑。后来，我又遇到原侵华日军59师团的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我极力把他推向中国的媒体，我希望更多的中国记者从自己的眼睛里看侵华日军老鬼子。本文，就是推荐解放军记者刘燕红公开发表的采访记《鬼子又来了》。
鬼子又来了
——对一位日本老兵谢罪之行的追踪采访
刘燕红
照片说明：右一：金錚先生。我的前辈，日语极好。所以，我的重大见媒体场合一律请他出马。右二，解放军记者刘燕红。右三，原侵华日军59师团军曹盐谷保芳。右四，《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编辑宗颖女士。
11月21日星期二
今天，我特意穿上了军装，为的是在一个老日本鬼子谢罪的场景里有中国军人。我承认，这种感情十分复杂，既自豪，又悲愤。
上午10点，我来到了盐谷保芳下榻的北京国际饭店。
个子不高，头发花白，面色红润，这是初见盐谷保芳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当我得知盐谷已有81岁高龄时，真是有点吃惊，看上去，他更像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盐谷保芳此次来北京的又一原因，是看望《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作者方军。方军在日本留学7年，能说一口地道的日语，自然也就成了盐谷保芳此次中国之行的翻译和向导。
盐谷为何来看方军？我好奇地问。方军答：9月，他在日本作演讲时，遭几个日本记者围攻，逼他拿出日军侵华的证据。会场气氛剑拔弩张。正在这时，台下站起三位日本老人，声称他们就参加了侵华战争，其中一人便是盐谷保芳。在那样的氛围下能勇敢地站起来，让方军感动。就这样，他们结识了。
方军说：“老鬼子”——他一直称这些来华的老日本兵为“老鬼子”，而且毫不避讳，不管“老鬼子”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方军说：“老鬼子”于19日晚 11时乘飞机到达北京，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向抗日战士雕像敬献了鲜花，还为纪念馆捐了款。
我和方军交谈时，盐谷保芳始终面带微笑静静地观察着我。终于，他走近我，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衣袖，说：“我第一次见到中国的女军人。你们的服装真漂亮，比你们过去的军服质地好多了。”说着话，盐谷四下寻找着什么，最后，眼光落到窗帘上。他拉起窗帘一角解释说：“八路军的军服就是这种灰颜色。”“老鬼子”发“八路军”的音简直可以用“精确”一词来形容。
盐谷保芳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就听大点儿的孩子说到部队服役很可怕，尤其到中国更是一件糟糕的事，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打死。盐谷感到十分恐惧，背着家人，用小刀狠狠地把左手食指砍伤，又立刻跑到医院医治，弄得尽人皆知，以此证明自己是个伤残人。然而，1941年，当他长到21岁时，他才知道，军人抠扳机时要用右手，而不是左手，他还是没有逃脱兵役。
他们这些新兵在国内接受了超负荷的军训，半年后，被运往朝鲜，坐上了闷罐列车。谁也不知道他们走向何方，只是强烈地受着思乡之情和对战争恐惧的煎熬。列车隆隆地走了不知多少天，从偶尔打开的车门缝中，他们隐约地看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这时，他们才知道列车经朝鲜半岛到达了中国。终于下车了，他们一眼就望到了不远处高低起伏的山峦。老兵告诉他们已到了中国的泰安。当时，盐谷并没想到“泰安”一词对他的大半生产生了什么样的意义，只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到别的国家来打仗。不久，他领到了枪支和子弹，成了山东人恨之入骨的日军五十九师团中的一员，在泰安一呆就是4年，期间，中国八路在他的手、肩、脚和大腿上留下了6处伤痕。
在国际饭店，刘燕红是解放军记者、军官。我是73年的兵，79年退出现役的士兵。
盐谷似乎明白解放军的前身就是八路军，一再对我说：“八路很好，中国老百姓非常拥护他们。我们中的人被俘后都受到了礼遇。”他说，有一次，他们被八路军包围，他的战友佐藤因腿部负伤而被俘。没多久，他们看见佐藤骑着骡子向驻地走来，吓坏了，以为佐藤的后面跟着八路军，连忙躲进了路两边的树丛，谁也没敢与佐藤打招呼。佐藤走着走着，又掉头回去了。中国“文革”时期，佐藤才回到日本。盐谷问他那次是怎么回事。佐藤说他被俘后，八路军对他很好，送骡子给他，让他回部队。可他怕上司杀他，想了想，觉得给八路军干事更保险些，就掉头回去了。
由于是初次见面，语言又难以沟通，在方军打电话时，我和盐谷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很快，盐谷打破了沉默。他递给我一张印有“中国友好亲善衣会第10次访中团团主
盐谷保芳”字样的名片，又掏出一部相机，比比划划了半天，让我明白他是想给我照相。这时，方军打完电话走了过来，盐谷又把相机递给了他，让他为我们照张合影。快门按下之前，盐谷拘谨地伸出手，用生硬的汉语对我说：“可以吗？”我表示了同意。他握住了我的手，而且十分用力。
下午，我们随盐谷保芳到北京南郊的公安大学作演讲。
会场里坐满了20岁左右身着警服的年轻学员，肃穆庄严。盐谷意外地碰到了这所大学的日籍教师原连阳。他乡遇亲人，俩人都显得很高兴。
可是，面对‘老鬼子”，中国学生却显得忿忿不平。
学生：你是何时意识到你参加的那场战争是罪恶的？
盐谷：1945年，当我作为战俘，被抓到西伯利亚做苦役时，渐渐地意识到故意加在别人身上痛苦是十分罪恶的。
学生：你们面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想没想到过他们很可怜？
盐谷：想到了，我们很多人都想到过不应杀害中国的老百姓。
学生：你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坏事？
盐谷：我们抢过老百姓的东西。一次，我们发现老百姓家有一种黑颜色的鸡蛋，觉得鸡蛋是这种颜色很奇怪，就把它们扔了。后来到中国，吃了这种叫“松花蛋”的东西，觉得味道奇美，很后悔当时把那些“黑鸡蛋”扔了。
《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中，刊登记者刘燕红的报道。
会场里，有人在笑。盐谷板起面孔说：这是我们干的坏事，你们听了应该觉得很气愤。
学生：你们政府一直不愿正视侵华这段历史，那么，你怎么看“南京大屠杀”？
盐谷：“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我在东京，还没有应征入伍，但在国内没有听说过，1941年到中国后，才听说了这件事。4年前，我特意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
学生：你们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战败的消息时心情是怎样的？
盐谷：我们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还是很高兴的，大家都在说，这场战争总算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学生：你们是如何看待汉奸的？
盐谷：不好！
学生：听说你已是第13次来到中国谢罪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把我们的父兄杀了，几十年后，你忽又良心发现，跑到中国来捐些钱，这笔账就能了了吗？
盐谷沉默许久，说：我们对你们爷爷奶奶那代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请你们回去对你们还健在的爷爷奶奶说，发动那场战争并不是日本国民的本意，我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来中国打仗的。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我这位老人的悔过心情。
盐谷说着话，脱下了外衣，显然，他在冒汗。
我们刚到这所大学时，就听说日籍教师原连阳与学生的关系并不融洽。作为49岁的中年人，原连阳并不相信日军在中国执行军事行动外故意杀过人。他的观点似乎能代表日本战后出生的几代人对侵华战争的认知程度，却让中国学生十分气愤，中国学生经常在他的门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这时，原连阳不失时机地问：盐谷先生，你们杀过人吗？
盐谷答：杀过。
人证面前，原连阳沉默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两个小时过去了。最后，盐谷说：我20岁的时候不得不扛枪打仗。希望你们能在幸福的环境里好好学习，让中国强盛起来。
11月22日
星期三 晚
北京
睛
今天是农历“小雪”。我们相约于北京站集合，随盐谷保劳乘火车到山东泰安谢罪。同行的还有《东方时空》的两位编导。行李、摄像机、长话筒、固定架……两位编导拿的东西可真不少。进站时，盐谷一直帮他们拿着那个极像一只长毛狗的话筒。后来我发现，盐谷的随身行李也非常重。
《军营文化天地》刊登记者刘燕红的报道
11月23日
星期四
泰安 晴
霞光一丝丝地揭开了夜幕，清晨6时50分，火车到达泰安车站。接站的是泰安市对外办公室副主任李钦忠。吃过早饭，我们听从盐谷的请求，驱车前往徂徕山。这里打响了山东抗日战争第一枪，盐谷每次来泰安，必到这里向纪念碑致敬。
兴许是听到了汽车的喇叭声，我们的车刚在徕待山抗日战争纪念碑下停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便急急地从路边的民房里走了出来。看到从车上下来这么多人，老大娘一愣，继而怯怯地向走在最前面的盐谷招了招手，那样子像是在招呼一位熟人。盐谷轻轻地笑了，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好，你好！”并从兜里掏出一沓照片，递给了老大娘。
见我们疑惑不解，盐谷解释说：这是他第四次来到这位姓徐的大娘家了。第一次来的时候，盐谷带着谢罪团的几十个人。徐大娘一家人听说来的是日本人，全吓跑了，后经翻译解释，才回到家中。渐渐地，盐谷和这家人成了熟人，他带来的相片就是上次到中国时特意为徐大娘全家照的。
1943年盐谷保芳保留的村民写给吉川曹长的恭颂状。乡亲们不是歌颂日本鬼子的“德政”，而是怕日本鬼子。但是，日本老兵盐谷保芳留着这张纸，也真是惊人之举。
笔者认为，这应该是被山东省博物馆世世代代展出的文物。原因是：“什么是亡国奴？在暴政之下，在强大的侵华日军面前，日本占领区的一亿中国人只能强作欢颜。歌颂伟大、正确的侵华日军鬼子兵所谓”德政“。
徐大娘引领着盐谷走进她的家。盐谷看见屋子里随处码放着的玉米、花生，又准确地说了一句：“这是粮食！”我吃惊地对方军说：“你总‘老鬼子’、‘老鬼子’的，他好像听得懂！”方军不屑一顾地说：“别说他只懂几句中国话，就是听懂了，也没什么不对。”我看过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那上边说他家附近的两个村子被日军烧了，他的两个叔叔被日军杀了，他与日本鬼子有着国仇家恨。
我们要走了，徐大娘竟有些恋恋不舍地跟着我们。我问：“大娘，您知道他曾是‘日本鬼子’吗？”
大娘答：“知道！”
“他过去在这附近干了对不起中国人的坏事，您难道不恨他吗？”
大娘摆了摆手，说：“咋不恨呢！可他来这里谢了好多次罪，那么大年纪，也怪不容易的……”说着，回到屋里，端来许多土特产品让我们吃，临了，还使劲往盐谷的兜里塞满了花生。
这情景让我慨叹不已。这就是中国朴实厚道的老百姓！我忽又想起公安大学一个学生的提问：你们面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想没想过他们很可怜？
据老李讲，盐谷每次来泰安，必向当地的中小学校捐款。盐谷说：日本强大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重视了教育。中日甲午海战后，日本把中国的赔款全部用在了国民教育上。在日本，最好的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物就是学校和图书馆。盐谷又说，一定要让现在的中国孩子上学。他给泰安市的各学校捐款已有1300多万日元。
占领泰安期间，盐谷保芳部队日本兵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给当地的小孩照相
盐谷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来中国前，复制了很多他在泰安当兵时收集的照片。当我们在黄前镇一所中学遇到当地的一位75岁的老人张传孝时，盐谷便指着照片上的一些儿童问：“这些孩子当时大概也就10岁左右的年纪。不知他们现在哪里，我很想见见他们。”张传学老人端详照片许久，遗憾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见一张照片背后注着的“1940春 黄前镇乡长
刘逢涛先生”几个字时，不禁大叫了起来；“我认识他，还认识他的三个儿子！”说着，便迈开大步，向刘逢涛的一个儿子家走去。
村民听说来了一个老日本鬼子，纷纷跑来围观。盐谷见人越来越多，又拿出照片让众人辨认。上了年纪的人大多记得日军在集市上的那次大屠杀，说到当时的惨状，无不悲愤万分。盐谷流着眼泪，一再鞠躬，连连说：“对不起！我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我们曾问盐谷到底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具体的坏事，以至几十年后，他13次到中国谢罪。盐谷说：他当兵不久，部队便开到徂徕山与八路军打仗，双方僵持不下，打得十分惨烈。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是不可能不向八路军开枪射击的，否则，他就会受到上司的严厉惩处。他说，他们不怕国民党军，因为当国民党军打八路军时，还请日军帮过忙。但他们很害怕八路军，刚到泰安，他们就听老兵说八路军特别神勇。为了剿杀八路军，他们经常到各个村庄搜武器抓人，遇到男子，便摸他的手，如果没有老茧，就断定这个男子不是下地干活的农民，二话不说，立刻抓定处置。盐谷说他们的衣兜里经常塞满从老百姓家抢来的花生，水壶里装满老百姓家自酿的酒，然后，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花生，一边向八路军发起冲锋。我们想像着日军的那副嘴脸，笑问：“你们那样射击还能瞄得准吗？”盐谷一本正经地回答：“瞄得很准！”听了这话，我们又变得咬牙切齿起来。
盐谷保芳是泰安市的第一位荣誉市民，据说这个称谓的获得十分艰辛。我问盐谷为何要力争做一个中国城市的市民。他回答：因为他当兵的4年几乎全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是他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年华，可是做了他一生最为后悔又无法忘怀的事。他想为干过坏事的地方的人民做些好事，得到他们的原谅。再有，他出生在山区，他爱山，爱富士山，也爱泰山。中国曾有72位皇帝朝拜泰山，可想而知泰山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十分圣洁的。盐谷告诉我，1985年后，他登过10次泰山，每次都徒步爬到了南天门。当兵的4年间，他也登过两次泰山，但都是为了执行军务，上山时，抬头能看见山腰间游动着的八路军。
一天下来，我的感觉是挺累。
《军营文化天地》杂志刊登刘燕红的采访记
11月 24日
星期五
泰安
睛
今早刮起了大风，我问盐谷保芳是否需加点衣服，他摇了摇手，翻出他身上穿着的保暖内衣给我看，告诉我穿着这个就不冷了。
日本人很节俭，这在盐谷身上得到了证实。他曾让我看他衣帽及鞋里自己动手制作的标签。那上面写着：衣服：购于1970年；马甲：购于1969年；鞋：购于1971年；帽子：自己制作，1979年。东西虽老，但质地好得让人咂舌。他的帽子做工十分精细，磨砂皮，是盐谷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做得的。看来，不光是中国军人能做一手好外线活。
盐谷的饭量很大，但绝不浪费。有一句形容日本人的话，叫“常带三分饥与寒”。一个富裕起来的国家竟然保持着如此的朴素，令人钦佩，这大概也是日本民族的一个未涡灭的文化特色吧。
盐谷今天显得很兴奋，话明显地多了起来，因为他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泰安市的老火车站，他就是在那儿当了4年的大头兵，守着这个车站，天天看着一车一车的中国物资由此运往自己的国家。
9点15分。刚一下车，盐谷便甩开众人，独自大步流星地向旧车站走去。谁也弄不清他此时的真正心情。
我见过盐谷带来的在泰安车站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是他的一个战友登上钟楼推窗照的，还有一张是日本兵扛枪走在繁花丛中。
“那是什么花？”我问。
“樱花。”盐谷答。我一愣。
盐谷说：“我们是驻军，不像野战部队那样度无定所。有时，我们也可以爬爬山，种种树，栽栽花。其间还做些游戏，唱唱歌。有些兵带来了樱花树，栽在山上，居然还开了花，我们就管这个开满樱花的小山丘叫‘泰安公园’。”
我说：“想听听你的军营生活。”
盐谷便指着面前的泰安站旧楼说，他的军衔太低，才是个一等兵，没有资格上这座楼，那是当官的住的地方。他们住在楼的两侧。刚来中国时，他们最怕的是打仗，越怕就越想家，所以总想弄伤自己，以便回家治病。他在战场上亲眼所见很多士兵在两军对阵时故意举起了手臂。这在一些日本老兵的回忆录中能够得到证实。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也是侵华日军的一员，他当过骑兵，因发高烧而有幸回国。他写了一部回忆录，书名似乎叫《摸过地狱之门》。
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和解放军记者刘燕红一行人在“泰安站”前面照相。盐谷保芳说：“这个建筑还在，真是奇迹。”（笔者不知道，现在，是否被拆除了？请各位看官告知。）
盐谷说，老兵打新兵的现象同样让他难以忍受。他当兵时，少年兵、二年兵和三年兵住在一起。少年兵最苦，每天要侍候老兵，老兵稍不满意，就打少年兵。盐谷是个手脚勤快的兵，因此肩上的“星”升得很快，所以很遭人护忌。一次，他被一个已有两年兵龄，却比他军衔低的老兵打了。那家伙酒后闹事，说盐谷没有把码放东西的方法教给新兵。盐谷的右颊青肿起来，从此，他的右耳再也听不清外界的声音了。
10点10分。意外的，我们被告知：找到了抗月战争时任黄前镇区委领导的王永坚同志，便立刻前往王老现居住的泰安军分区第四干休所。
王老已有77岁年纪，离休前任铁道兵学院院务部部长之职。王老是本地人，16岁便是地方区委书记。日军占领时，他被悬赏捉拿，改“刘奇”之名为“王永坚”。
盐谷非常清晰地用汉语说：“你的面色跟小孩一样。”他是在说王老的气色很好。众人一听，笑了。半个世纪前互为敌人的两个人步入古稀之年后竟紧紧地握住了手，让在场的人无不慨叹。
谈起抗日的那段历史，王老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日军到徕阻山的那次长达20余天的扫荡。盐谷一听，眼睛一亮，说他那时就在徂徕山打仗。说着说着，他眼里的光又黯淡了下去。
当王老得知盐谷来中国时是个小兵时，便感慨地说：“1942年以前，驻扎在泰安地区的日本兵普遍是成年人，受过专门军事训练，跟他们拼刺刀，我们三个拼不过他们一个。1942年以后，日军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兵力少，强征了国内的许多娃娃兵。这些小兵胆子小，怕死，成天哭哭啼啼的。”
通过方军，盐谷知道了王老的官职，便竖起大拇指，对王老说：“你，大大的；我，小小的。”众人一听，又笑了。
照片说明：地点，泰安军区干休所。人物：右一，解放军铁道兵高校领导王永坚。当年，他在山东省泰安的八路军当领导，同盐谷保芳等侵华日军作战数年。中间：盐谷保芳。左一：山东泰安外事办公室的翻译老李。墙上，是泰安干休所所住军官的原职务简介。
话锋一转。王老说：“你多次来中国谢罪，我们理解，也很敬佩。但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承认这段侵华史，想否认这段侵华史，这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我不再说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暴行了，就说我看到的吧。我就亲眼看见日军到村子里烧杀抢夺，把老百姓的孩子提起来，扔到火里活活烧死了……”盐谷听了，满脸泪水，使劲地握住王老的手，一再说；“对不起！这种罪行不可饶恕！”当王老粗略地了解了那场战争给盐谷个人造成的不幸时，反过来又安慰盐谷：“那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向前看。那场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日本人民的灾难。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盐谷也表示：“我在国内一再对身边的亲朋好友说日军无理地侵犯了中国。今后，我还要对更多的年轻人说这段历史。只要我活着，就把这个工作做到底。”
下午两点，我们又开始了与盐谷保芳的交谈。老李换下了方军，担当了谈话的翻译工作。
与老李闲聊时得知：老李曾公派去日本留学了一年，他和盐谷保芳相识在日本东京。一天，老李所在学校的校长给老李看了一封信，那上面说写信人是个侵华老兵，很后悔在中国泰安犯下了罪行，得知该校有个泰安籍的中国留学生，十分高兴，希望校长给予照顾。写信人就是盐谷保芳。老李看过了信，很感动，便与盐谷成了朋友。1993年，盐谷再次来中国前，萌生了由北京骑车到泰安的念头，并从国内带来一辆欧洲产的山地车。俩人由北京出发，轻装上路。可没走多久，李老落在了后面。一路上，常常是盐谷走走停停地等着老李。一次，老李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发现盐谷被巡逻的交警拦住了。盐谷被拦的原因是他的山地车没有车牌，车速又太快。交警拦住盐谷后肯定挺后悔，因为双方语言不通，老李的及时赶到解了两个人的围。
“你知道‘鬼子’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又在提问。
“知道。对中国人来说，侵华日军是像鬼一样的人。”盐谷回答，“我以前听到这个称呼觉得非常难听，但现在听来不反感，反而觉得中国老百姓给日军起的这个名字很贴切。我三番五次地来中国，就是想让现在的中国人不再对日本人有这样的印象。”
“是什么激发你以实际行动做忏悔的？”
“日本度过了战后最艰难的时光，渐渐地富裕起来，我们也就有精力聚在一起叙叙旧了。我们是从战场上过来的人，所以对生命更加珍惜。在悼念阵亡的战友时，不禁想到了流血的中国人。那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我们应该说清那段历史，对子孙有个交代。生活好了，人容易产生惰性。慢慢地，一些有良知的侵华老兵开始呼吁应到中国谢罪。我也觉得光在嘴上说或心里说‘我们错了’还不够，应该把忏悔落到实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中国人民物质或财力上的帮助。
“1985年，原日军五十九师团的60多名侵华老兵组成谢罪团，到中国山东谢罪，我任团长。如今，这批到中国谢过罪的老兵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过世，能再来中国的已所剩不多了。”盐谷显得黯然神伤，半晌才抬起了头。
“1993年，您已是70多岁的人，产生骑车旅行的动因是什么？”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可以胜任这样的旅行，所以才敢这样想。沿途，我拍了许多照片，带回了日本。我想，通过我这位老人的做法，让日本青年更多地了解中国。我的中国之行在我们家乡的新闻媒体上还做了宣传。”
每次提到西伯利亚服役的那段经历，盐谷保芳便露出痛苦的表情。
1945年，日本侵略军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缩小战线，准备做最后一拼。5月，盐谷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开始部分撤军。当他们撤到朝鲜的兴南港时，突遇苏军，几千人被俘，后改乘轮船，解往西伯利亚。
途中，这些曾横行一世的日本鬼子被关在了潮湿黑暗的船舱里，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谁要上厕所，就顺着从甲板上垂下来的一根绳子爬上去。这时，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不知走了多少天，到了一座煤矿。他们被强迫看到几米深的煤井里挖煤，终日见不到阳光，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只得到两个难以下咽的小黑面包。饥饿、疾病困扰着他们，三年后，当他们终于可以回国时，人数已锐减了六分之一。时过境迁，盐谷尝到了被奴役的滋味，想到中国人对日军战俘的种种礼遇，将心比心，他深深地感到日本对中国这样宽厚的民族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晚11点10分，我们将乘火车返回北京。盐谷保芳要在泰安多留几天。
两天奔波，每个人的脸上挂满了倦意。吃过晚饭，我们便劝盐谷早点休息，不必再送我们，他毕竟是个80多岁高龄的老人。可是到了10点40分，我们拿行李往外走时，盐谷还是出门上了电梯，并帮忙提着东西。我的心里有些不安，连忙拦着盐谷不要再往楼下走。《东方时空》的一位编导却轻声地制止了我，说：“让他送送吧。”我顿时向他投去不满的目光。他连忙解释：“我想下楼后，抱抱他。”说着，抖抖满手的行李包，那意思是说，他现在实在腾不出手，无法告别。我们准备上出租车时，两位编导果然拥抱了盐谷，我看见盐谷的脚离地面很高。
在北京国际饭店时的照片
11月30日 星期四
北京——成都 晴
早晨7点40分。首都国际机场。我们将乘飞机飞往成都。
很荣幸，除了盐谷、方军和我，随行的还有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宗颖。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图书编辑，编辑策划的两本书我十分喜爱，一本是《我认识的鬼子兵》，一本是《一个人的抗战》。
今天，我们能见到一个复转兵，《一个人的抗战》的作者樊建川。他是个颇具个性的人，插过队，当过兵，教过学，做过秘书，直至当上了宜宾市的副市长。正当他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他却辞了职。几年后，他在房地产业里又事业有成。樊建川又是个极具个性的收藏家，不收藏古董文物、名家字画、珍贵器皿，而是对“文革”藏品及抗战时敌我双方的军用物资感兴趣。收集抗战文物是个十分艰巨的工程，因为历经了多年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后，抗战实物的保存出现了恶性的断层，正像他在“作者手记”里形容的：“经商之余四处奔波收集藏品，下班之后查资料作考证熬夜写作，这中间有劳累辛苦，有力不从心，还有别人的不解……”樊建川说：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几日不见，盐谷似乎比初次见面时略微显瘦。一问才知，他昨晚9点23分才返回北京。在泰安的这几天，他办了些不愿让人打扰的私事：给他的孙女找了一所可以在山东泰安留学的大学，拜会了几个中国朋友，买了些全家人都喜欢吃的泰安产的蘑菇……
1948年，这些在西伯利亚饱受煎熬的日本战俘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然而，眼前战后落败的惨景令他们无可奈何地流下了眼泪。房子烧了，街道没了，人们相见时沉默无语，久久地徘徊在残垣断瓦之间，收拾着残缺的梦。
盐谷回到了家乡山梨县，骨瘦如柴，只剩下了35公斤。他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病，全身像打了石膏一样地僵硬，卧床不起。夜里，他经常做梦，一会儿是喊杀震天的中国战场，一会儿是暗无天日的西伯利亚矿井。这个梦反反复复地跟随着他，弄得他筋疲力尽。他无奈地对父母说，这是他的报应。他病得十分沉重，政府不予理会，父母只好拿出钱来给他医治。盐谷在医院度过了他回国最初的三年时光。
11点45分，飞机安全降落在成都机场。与以往到成都感受最不同的是今天成都的天空出奇地晴朗。
走出机场站口，我被眼前晃动的大摄像机吓了一跳。这是《东方时空》的《面对面》栏目正在做有关樊建川《一个人的抗战》的片子。镜头对准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就是樊建川。
坐上建川公司的汽车，径直来到了位于成都万年路二环路口中央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在方军的帮助下，盐谷抬着一个用黄、白菊扎成的花圈，默默地向纪念碑缓缓走去。他恭恭敬敬地把写有“向反侵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四川将士致敬
原侵华日军士兵盐谷保芳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了雕像正面的花台上，鞠躬谢罪。众人听到他默默地念叨着：“我来谢罪，我来迟了。”
后来，盐谷说：“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对我说：你来了，我们太高兴了。你应该早点来。”他说，因为他来谢罪了，所以天空放晴了，这是英勇牺牲的中国将士在显灵。
饭后，我们去参观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樊建川想请盐谷帮助校正一些抗战藏品的注解。
2点30分，我们走进了这个在民间首屈一指的个人收藏品博物馆。进馆前，盐谷细心地把相机检查了好几遍，然后交到我的手里，让我帮忙拍照。
其实，樊建川的这个抗战博物馆就是他的客厅，十分独特，没有码放生活用品、装饰品，而是装满了抗战实物，走进去，就像走进了一个历史长廊，每件藏品都令人触目惊心，像是在无言地叙说着那段血泪斑斑的日军侵华史。
盐谷慢慢地走着，细细地看着。见到日军在中国发行的债券，他摆了摆手，说：“那些东西不值钱，是用来蒙骗中国老百姓的。”看到日军侮辱中国妇女的照片，他的脸上露出了羞愧的表情，并对众人说：“我们的军队里有许多坏人，参军前就是流氓。”看到日军军刀、刺刀，他摸了摸。看到锈迹斑斑的日军钢盔，他往头上戴了戴……最后，他在东史郎为抗战博物馆题写的“为中日友好愿粉身碎骨”的字旁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日本老兵对这场侵略战争所做的反省”，并摁下了手印。
樊建川说，明年，他要把这个博物馆向社会开放，并正式聘请盐谷保芳为博物馆顾问。盐谷表示：回国后，他要从活着的侵华老兵那里收集一些侵华实物，免费送给樊建川。樊建川很高兴，赠送给盐谷刺有熊猫图案的蜀绣和自己的一本书。盐谷说：希望《一个人的抗战》能像《我认识的鬼子兵》一样在日本出版。樊建川表示，明年，他将去日本，再收集一些日军侵华的物证。盐谷说：“很好。来日本时就请住在我的宾馆里。”
12月1日
星期五
成都
阴，有时有雨
大病初愈后，盐谷便向母亲借了钱，到东京闯天下。渐渐地，他发现战争的阴影从国民的身上消褪了，这尤其在妇女的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盐谷觉得卖化妆品可能会得到妇女的欢迎。于是，他弄到了一批进口化妆品，自己销售，每天坚持工作16个小时。累，但他很高兴，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两年后，他把借款还给了母亲。不久，他有了自己的一个卖法国化妆品的专营店，早晨6点开张，晚上12点关门。经济复苏了，人也变得漂亮了，他的日子也开始好过了起来。婚后，随着一双儿女的出世，盐谷的生意也日渐红火。20年后，他们盖了一座楼，夫妻一商量，决定把它租出去，每月收取100多万日元的租金。30年前，盐谷又有了自己的宾馆。宾馆不大，但处在东京的闹市区，早稻田大学附近，因此地价不菲，生意兴隆。如今，在高楼林立的东京，盐谷的小宾馆显得矮小简陋，可他认为这样已经足够了。他甚至把一块价值颇高的地皮用来当菜地，没事时就去种种菜。盐谷笑说，在那块菜地上可以盖起一座高搂。
他的夫人已经72岁，见过她的中国朋友都说她风韵犹存。夫人每天做祖孙三代人的饭菜，料理家务。全家人怡然自乐地过着日子。然而，这种悠闲的生活依旧抹不掉盐谷年轻时存留的记忆。夜里，他还是经常做那些噩梦，梦里大喊大叫，时常被身边的夫人推醒。
家人很理解盐谷到中国谢罪的行为，并随其多次来到中国。他的夫人更是陪着他5次登上了泰山，这些也成了夫妻二人的一段难忘的记忆。
今天的成都冬雾蒙蒙。上午9时，由《成都商报》策划的“从物证到实证——方军
樊建川读者见面会”在报社举行。一批健在的川军将士及其子女前来出席这个会议。会前，盐谷又把相机交给了我。
会场的气氛是严肃而激烈的。说到动情处，有的老兵流下了泪水。盐谷也非常激动，哽咽着对大家说：“你们如果有气，就请打我一顿吧。”老兵们表示，我们是一个宽厚的民族，不做无礼的事情。但请日本的那些妄想歪曲历史的人记住，中国一定会强大，中国人不再受欺辱。历史是不能遗忘的，遗忘的结果还会有灾难，悲剧还会再发生。
午餐时，我发现，盐谷吃的并不多，他的心情很沉重。
下午2时，我们驱车来到成都购书中心。盐谷、方军和樊建川将在这里签名售书。消息是早发出去的了，购书中心人头攒动。一会儿，一摞摞的书卖了出去。人们手拿着《我认识的鬼子兵》和《一个人的抗战》，排着长队等候签名。三个人的手累得开始发抖。我发现盐谷的头上直冒汗，便对他说：“签上名字就行了。”可他回答：“那样不能表示我谢罪的诚意。”我看见他在递到跟前的每本书上都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对于侵华的罪行，我表示深刻的反省。我祈祷和平。侵华老兵：盐谷保芳。”
12月3日
星期日
北京
晴
“老鬼子”盐谷保芳明天清晨就要返回日本了，宗颖和我商定到盐谷住的国际饭店做东，请他吃一顿饭，算是正式道个别。电话里，我们提到盐谷保芳时依旧使用着“老鬼子”的称呼，可心里却对他产生了亲近。
宗颖和我来到饭店的商品部，精心为盐谷挑选了一套雕龙缀凤的酒具。交到老先生手中时，他非常高兴。我们对老先生说，这是他这次在中国吃的最后一顿饭，想吃什么由他点。他说：“吃涮羊肉！”老先生的饭量依旧惊人。我们四个人一顿饭吃了两盘肥牛，七盘羊肉，两份白菜，一盘豆腐，老先生爱吃豆腐，而且会用中国话点名要豆腐。
我问盐谷的处世哲学是什么。他说：人活着就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要常回头看看已走过的路。人应做光明磊落的事，要正大光明地活着，不要让自己后悔。对于服役后的感悟，他这样说：人活着，不管是苦还是甜，都要心存希望，善待自己，更要善待别人。
我问盐谷：你对战后日本经济很快复苏怎么看？
盐谷想了想，回答：日本民族是个很认真的民族，并且善于把外国的经验吸取过来为己所用。日本人很善于动脑筋，使自己的许多做法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日本的国土太小了。而中国地大物博，很多想法可以慢慢地有计划地实现。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几倍，智慧也多于日本，中国没有理由建设不好。前些日子，从电视上看到中国获得了那么多的奥运奖牌，很高兴，真心为中国的富强而祈祷。
我又问：日本右翼势力公开叫嚣的那些丑恶的观点，会不会把日本国民再次推入战争？
盐谷十分严肃地回答：不会的！在日本，有良知的人是占绝对多数的，他们不会再容许把别人的和自己的幸福毁掉。
酒足饭饱，盐谷当着我们的面把皮带松了松。他伸手摸了摸宗颖和我的胃部，指指自己，用手划了个向外凸出的半圆，又指指我俩，用手划了一个向内凹进的半圆，那意思是说，他吃得很饱，我们吃得太少了。我立刻纠正他，在身前也划了个向外凸出的半圆，告诉他我们也吃得太饱了。大家嘻嘻哈哈地走回了国际饭店。
要分手了。我上前拥抱了老先生，对他说：“明年再见！”盐谷注视着我，微笑着说：“如果能去日本，不要住在别处，一定住在我的家里。我们是朋友，永远的朋友。”
12月4日
星期一
北京
晴
我抬手腕看了看表，9点30分。
此时，盐谷保芳归国时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总被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牵拉着。
给方军打电话时，方军问：“你觉得‘老鬼子’怎么样？”
我说：“昨晚分手时，我直想哭。”
半晌，方军“嗯”了一声。
照片说明：“衣会”的意思是：59师团的暗语是“衣”，他们的谢罪赴中国泰安的战友协“会”的意思。上面名片是，“第16次赴中国泰安地区谢罪战友团”的意思。
以上，是解放军记者刘燕红写的采访记。
笔者的初衷就是要看看别人怎么采访侵华日军老兵的，和他们的感受。刘燕红记者的采访记，无疑是美文。细腻。全面。我认为，刘记者的采访记是美文，值得学习。
不过，刘燕红记者、宗颖编辑后来去了日本东京盐谷保芳家采访。我听说，有这样的情节：“盐谷保芳的战友们听说解放军女记者来了，都想来会一会。”
这些侵华日军老兵，都是侵华日军59师团驻在泰安地区的老鬼子。他们也数次到中国泰安谢罪。要是刘燕红记者能记下他们的名字、职务就好了。如果我在，我会让老鬼子们分别登记。这样，不但完美，而且，准确、真实。
201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