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高龄的飞虎队老兵戴自谨先生

1945年中美混合联队3架B—25轰炸机正在编队飞行

1944年中美混合联队B—25轰炸机在轰炸黄河大铁桥

我2011年12月14日采访了1916年生人、今年已经96岁的原美国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开B-25轰炸机的飞行员戴自谨先生。

一般来讲，学术界把美国援华空军，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叫飞虎队。所以，戴自谨先生是曾经的飞虎队飞行员。

戴自谨先生精神矍铄、身体健康、谈笑风生、思维严谨，每天还下楼散步一小时。

戴先生是我所知道的，在中国大陆唯一健在的美国飞虎队最后一位飞行员。

戴先生住在上海闵行路一座高层居民楼的最顶层。站在楼顶上极目远眺，阳光明媚下的繁华大上海尽收眼底。天是湛蓝湛蓝的，朵朵白云像人类社会千回百转的故事和梦想，层层飘过。96岁的原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开B25重型轰炸机的飞行员戴自谨先生说：

1944年10月，中美混合联队第一大队二中队4架B-25轰炸机从四川梁山机场起飞,赴汉中待命，前往轰炸黄河大铁桥并将其炸毁。

戴自谨自豪地说，我就是这次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戴自谨回忆：

“我轰炸侵华日军黄河大桥的时候超低空发行，黄河里的水都被飞机螺旋桨煽到驾驶室的玻璃上来！只见侵华日军鬼子兵们有的举枪射击，有的仓皇摇动高射炮的炮身，有的战马受惊在日本鬼子兵群里上蹿下跳、横冲直撞……。”

“我操纵飞机飞向目标，并发出命令：——瞄准目标！准备投弹！”

“日军的枪弹打在我们飞机的机身上，噔噔作响！”

“——拉起！——盘旋！——黄河大铁桥一片烟雾，大桥炸断了！——胜利返航。”

96岁的戴自谨先生用自己的双手上上下下地比划着，仿佛他还在1944年的轰炸中。

阳光明媚下的戴自谨老人儒雅、健谈；他多么像一只在祖国的蓝天中自由翱翔的鹰。

戴自谨曾经是蒋介石、宋美龄专机的飞行员，少校军衔。

戴自谨先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戴自谨先生祖籍是浙江宁波，但是，他本人出生在上海。戴自谨先生从小在上海读书（小学、中学、大学）。1937年 “8·13淞沪抗战”爆发，侵华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鬼子兵的蜂拥而至、杀人放火、难民如潮，已经深深地震撼了戴自谨的心！1938年初，戴自谨投笔从戎，毅然决然考上中国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

经过数年在国内和国外（美国和印度）训练，于1943年毕业，被分配到美国援华空军第14航空大队中美混合团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任少尉飞行员（中美混合团的中国飞行员来自国民党空军第一、三、五大队）。

戴自谨回忆：1943年初，他去的时候，美国援华空军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飞机总数约七八百架飞机。

戴自谨思维严谨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我采访他时，他详细地说出B-25轰炸机前面有几挺机关炮、后面有几挺机关炮，还能说出机关炮所必备的多少发枪弹！他能说出B-25轰炸机怕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为什么怕。他还能说出在护航的情况下，B-25轰炸机怕不怕地面的炮火，为什么不怕。我感觉，戴自谨先生天生就应该是轰炸机驾驶员，舍他其谁也？

戴自谨先生回忆：“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我开B-25执行轰炸侵华日军的任务几十次。我的飞机中弹数次，九死一生。戴自谨先生说，抗日战争后期，我调至运输队，运送前线指挥所接收大员至全国各地和“还都”工作约半年多，然后调至专机组给蒋介石、宋美龄开专机。

戴自谨回忆：1950年李弥率部撤往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一度失去联系。所以，蒋介石下令，一定要和李弥联系上！戴自谨开飞机，到缅甸上空盘旋，找李弥将军。但缅甸北部碧绿一片，深山老林；当时没有和李弥将军的部队联系上。

（注：李弥是国军中骁勇善战的人物，他1926年黄埔第四期毕业。1936年任江西瑞昌县长，1939年参加昆仑关战役。1940年，枣宜会战后，调升为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师长。1944年奔赴滇西松山战场，加入中国远征军，打响松山战役，因功升任第八军军长。）

戴自谨回忆：1951年3月27日，我与飞行学员刘希尚，受到史殿文手持手枪相威胁，从台湾飞回大陆。在机上刘等二人被击毙；降落的瞬间，机械师史殿文向我开枪。我中弹昏迷，被解放军救起。

1977年，戴自谨在上海摩托车学校退休。

一，淞沪抗战不久，中国即失去了制空权

淞沪抗战中日寇飞机在上海大场镇上空投弹

1937年10月26日日寇空袭上海后的局部照片

正在轰炸我国江南的侵华日军空军96式轰炸机

抗战老兵戴自谨回忆，抗战开始，日本空军对中国空军一直处于绝对优势。但是，中日双方争夺制空权的战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到了1939年，弱小的中国空军基本已经消耗殚尽。那时，日本空军可以任意攻击中国任何一个机场或者是城市、乡村。甚至当时的陪都重庆和外援物资集结地昆明等战略要地，都时刻处于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之下。

别说空军，就是地面部队已经无法进行大规模集结，失去制空权、制海权的中国军队一直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挨打的局面。

（注：为了更好的保卫大后方和滇缅公路，中国政府不得已组建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美国航空志愿队和后来改编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在陈纳德率领下也打了一些胜仗，但是，由于飞机数量有限，物资稀少，因此仍然无法和侵华日军空军抗衡，只能采取游击战术。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实力捉襟见肘。即使有美军参与，仍然是杯水车薪、远水近火。由于中美空军没有取得中国战场的制空权，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仍然十分被动。

为了扭转中国战场盟军空军的被动局面，1943年7月14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第14航空队，实力大为增强。指挥官陈纳德决心经过一系列苦战，把中国战场制空权从侵华日军手里夺回来。）

96岁的原B-25轰炸机飞行员戴自谨说：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航空学校毕业。马上，被编入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轰炸机中队的。

二，我学生时代的空军偶像

中华民国发行的纪念空军英雄高志航的邮票

戴自谨的女儿在家史中写道：

“我父亲1916年2月27日（阴历）生于上海，他家开了几家杂货店，家里虽不算富贵，却也丰衣足食。1936年5月，他在上海民治新闻学院肄业，1937年5月，经朋友介绍，到武汉国民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技术科做实习生，有心钻研电影洗印技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只有21岁的父亲，血气方刚，再也不安心工作，一心想报效祖国，到前线去抗击日本人。那时，国内只有阎锡山与共产党合办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生，他来不及与父母联系（他是独子），便前往，录取后到山西运城民族革命大学分校上课，课程有民族运动和军事两部分。当时的教育长是李公朴，任教的有丁玲等共产党人。当年12月，日本人打倒临汾，局势混乱，学校宣布解散。李公仆去了西安，他随即跟赴，但到了那儿一看，无所作为，只得返回汉口。”

笔者注：就在这个时候，战火烧到了上海，813淞沪抗战开始了。

戴自谨先生把8·13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的空中战斗英雄高志航视为楷模。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也成为中国空军的一员，在祖国的万里领空同侵华日军作战。

据淞沪抗战纪念馆出版的《回忆淞沪抗战》⑴记载：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14日当天早饭后，时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飞南京开会，行前指示空军第21中队队长李桂丹率21、22、23各中队按命令提前行动。

下午，在经过冒雨、穿云，克服恶劣气象条件的长途飞行后，4大队21、23中队先行达到笕桥机场，高志航大队长也从南京直接飞抵笕桥。而此刻正好收到最新日机进袭情报，敌大型轰炸机若干向笕桥方向而来，高志航立刻前往起飞线前，以喊话、手势命令正在降落的21、23中队队员赶快再次起飞，利用最后一点余油拦截日机。

高志航立刻驾机起飞，击落日机一架，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击落日机。在十多分钟的空战中，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事后统计，光是落在笕桥附近的敌机残骸，就有六架，都有照片，据信日本飞机也有可能坠落在钱塘江、太湖、及附近海面，所以，八一四空战缔造的六比0纪录，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成绩。另说，这次原本欲突袭杭州笕桥中国空军基地的日本轰炸机，全军覆没，不是被击落在笕桥附近空域，就是负伤后分坠毁在归队途中。

此后的1939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每年8月14日为空军节。

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根据命令他率援助的战机飞至周家口。因天气恶劣，留原地待命。11月21日，周家口机场接到报告，有11架日机向该机场飞来。他立即下令作战，然而此时日军战机已飞至机场上空，在日机的俯冲轰炸下高志航登上座机，刚进入机舱既被早有准备的日军战机投下的炮弹炸中而殉国，时年30岁。

三，戴自谨：我是怎么去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开轰炸机的

吴缘拿来不少当年戴自谨在美国上学时的照片，戴自谨看了很是高兴。

这是在孟买的合影（资料为吴缘提供。发表在关爱抗战老兵网）

美国援华空军B25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合影

戴自谨的女儿在家史中，这样记述父亲的这段历史：

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

淞沪抗战之后，约在1938年一、二月间，我在报上看到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招收飞行员，便去报了名。通过体检和笔试，我被录取为该校第十三期学员。当时，空校要求入伍生必须在陆军军官学校（即黄浦军校）学习半年。5月，我赴广西柳州陆军分校报到，年底学业结束，本应回空校开始进行飞行训练，但因日军频频轰炸柳州航空分校和昆明总校，致使九至十二期的学员无法正常训练和结业。我虽心里万分焦急，却也无奈，只得随队转至昆明陆军第五分校继续学习。直至1939年底（共在陆军学校呆了一年半），我们才从黄浦军校陆军十六期步科班毕业。全体学生被授予准尉军衔，转至昆明航空总校待命。
   国内飞行训练
    终于，在1940年二、三月间，我们在云南的云南驿正式开始接受初级飞行训练，接着，又于1941年初，赴云南沾益进行中级飞行训练。在训练期间，我们一再遭到日军的轰炸，只得辗转于沾益、四川宜宾和昆明，坚持训练。直至1942年初，我们的中级飞行训练才告结束。
    那时，我们的飞行是聘请美国教官（志愿者）和中国教官进行严格的考核，而最终的考核决定权在美国教官手中。
    我们这一批（十三期）学员，当初入伍时共180多人，都是18—23岁，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是航校历届学员学历最高的，有来自清华、北大、重大、浙大和齐鲁大学、南京体院，以及上海的大学生，最低文化程度也是高中生。可是，当陆军学业结束，回航校再体检，就被刷下了40多人；当初级飞行训练结束，又淘汰了50%，最后剩下70多人了。

国外训练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尚未参战，但已有《中美租界法案》出台，即美国可租界飞机给中国，并接受中国飞行员赴美训练。那时，中国已有两批学员前往受训。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1942年5月，几经辗转，我作为第三批学员，终于在印度的孟买，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因太平洋有日、德潜艇不时袭击，极不安全，故我们的船绕道印度洋、好望角，转南美洲。经过40多天的航程，我们终于在1942年6月抵达美国亚利桑纳州凤凰城威廉姆斯机场。经过一个多月的飞行准备工作，我们又在雷鸟机场、土生机场分别重新进行初级和中级各两个月的飞行训练。接着，1943年3月，我终于毕业了，被授予空军准尉飞行员（见习官）。我选择了参加双发动机的高级飞行训练，因为当时我听说我们可能会飞P38战斗机（双发动机，是当时最好的飞机）。但是，我被分配飞轰炸机，另有一部分学员飞驱逐机。
    此时我们仍不能立即参战，又到墨西哥州接收B-25轰炸机飞行训练。一个月后，再到克罗拉多州进行“专门”演练。
    1943年6月，我们乘飞机经南美洲、非洲、再次转到印度卡拉奇（当时印巴尚未分治），进行了战斗演练（主要是编队和低空轰炸），直至1943年10月，国外训练结束。此期间，每个级别及各个阶段，我们再次经受美国教官严格的层层考试。
    这样的来回折腾和训练，到我们回国时，已经离开祖国一年零五个月了。
    我非常珍惜在美国和印度的各种级别和科目的飞行训练和实战演练。由于训练刻苦、认真，我比较扎实地掌握了飞行技术。
    赴美时，我们这批第十三、十四期两期共有150多名飞行员，到结业时又淘汰和失事了20多人，只有130多人了。
  回国后，我被编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任少尉飞行员。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由队长陈纳德准将指挥作战，约有七八百架飞机，其中只有中美混合团有中国飞行员参战。他们来自国民党空军一、三、五大队，但该团的指挥权仍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这是美国根据《租界法案》的规定：飞机及人员只可用于抗日，而非打内战。
    中美混合团共有一个轰炸大队（下有四个中队，每队24名中国人，10余名美国人）及两个驱逐大队。我们大队的美国和中国队长名字我已记不清了，而二中队队长是福利（FOLLY）和吴超尘。飞机的地勤修理技术人员都是美国人。
    当时，美国人分管作战，人事和后勤补给归中国人管。
    参战！参战！！参战！！！这是我们的急迫心情。

2011年12月14日，吴缘、小楼和酷魔，我们一起采访96岁抗战老兵戴自谨

四，抗日战争中戴自谨参战经历

（笔者说明：此文参照戴自谨女儿写的家史中的父亲讲述。）

1943年10月，经过千辛万苦，日思夜盼，我们一大队二中队（其中有我们十三期24人）终于来到广西二塘飞行基地，从此开始参战。这也是学成归来的首批参战的学员。

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从浙江以南到福建以北，从广东以西到海南岛，担任沿海巡航和轰炸日本运输船只。我第一次的任务是赴海南岛巡航，当时，正驾驶是美国人，我是副驾驶。初次在自己的祖国领空巡航，我的心情真是既兴奋又紧张，我渴望有战斗任务下达。在一、二次飞行后，我从此便作为正驾驶参战。11月，我方首次有一架飞机被日军击落，机上有中、美两国飞行员（正驾驶是美国分队长、副驾驶是13期同学高锦纲）。
1944年初，我方10多架B-25开赴台湾，轰炸日占新竹机场。我未去，而是与其他四人（包括一美国军官）被派去印度接回三架B-25H型轰炸机。这种飞机上装有7.5厘米口径、专门对付地面坦克用的大炮（由飞行员操控）。飞机接回后，我方便准备攻击日军地面部队。全队军官个个争着要开B-25H机，我以为开回了飞机，必有我驾驶，可没想到，那架飞机却被张天民争去了。三月，我们转而在长江一带及汉口、九江等地轰炸日军机场和仓库。一日，张天民第一次驾驶B-25H飞机赴长江一带巡航，在芜湖发现日军炮舰。他急于进攻，但不是选用当时较先进的武器—7.5厘米大炮高空射击而是采取低空轰炸，结果被日军炮舰击中，迫降在江对岸。机上五人四死一伤。同学张天民牺牲了，只有枪手活着，被老乡救起，飞机也报废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他不仅是我朝夕相处的战友，还是同乡（上海人）和好友。在他之前，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好友，他叫温凯奇，无锡人。他是跟美国人一起牺牲的。
至于那位枪手，被当地老百姓救起后，住在一个地主家养伤，当时因医疗条件缺乏，只能锯了腿。他伤愈后又归队了。
那时候，中日空军势力处于对峙局面（以前我方一直处于劣势）。在轰炸目标时，我们虽都有驱逐机掩护，但仍遭到日军战斗机和地面高射炮的猛烈攻击，双方都有飞机被击落。
记得有一次，我军要对汉中机场和仓库进行轰炸，为防止泄密，我们从二塘机场飞达衡阳的中途，美国上司才宣布作战任务。我们18架轰炸机在几十架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汉口上空，先是受到高射炮的猛烈炮击，接着我们受到四五十架日军战斗机的攻击。虽然我们有战斗机的掩护，但仍有日军战机闯入我轰炸机编队中。我方有几架飞机被击中，我驾驶的飞机也被打中了几发子弹，所幸未击中要害。这一仗，我方无一人伤亡，并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报销”的第一架飞机
1944年5月，日军攻占广西，机场受到威胁。我们奉命撤到四川梁山基地。这时起，我们的任务改为巡航长江以北及黄河一带，轰炸日军机场、仓库、地面部队和黄河大桥。
6月，我驾B-25飞机在许昌附近巡航，发现日军地面部队向南入侵。我们两架飞机先在高空投弹轰炸，接着我又发现了敌军先头部队，我瞄准后，狠很地按下按钮，接连发射了一串7.5厘米口径大炮。敌军装甲车立刻应声中弹起火，可我的飞机“上炮塔”也被日军击毁，枪手受伤。机身也被打了几十个洞，幸好未击中要害。我驾驶飞机平安返回机场，可惜飞机损伤太厉害，已无法修复，只得报废。

此文到此，有一消息需要插入：

我与在日本国工作的萨苏先生联系，提及要写此文的事情。萨苏说，他恰巧见过这架报废飞机的照片。我急忙拜托他：快找一找？如果能找到，还送戴自谨老人一张呢。

轰炸黄河铁桥
1944年10月，上面下达秘密任务，要我们四架轰炸机赴汉中待命。当时，由于飞行员奇缺，每架飞机都只有一个飞行员，其中一架是美国人，三架是中国人，我是其中之一。到达汉中机场，上面才宣布我们的轰炸目的地——黄河铁桥。

（注：此前不久，我队有3架飞机在四川梁山出任务时遇到云层不慎撞机，牺牲了十多人，其中3名正驾驶中有两名13期学员，3名副驾驶是14期学员。因驾驶员奇缺，从此后每架飞机只有一名飞行员驾机参战）。
当时，黄河铁桥早被日军占领，成了日军运送兵力和物资的重要交通枢纽。此次作战，上级要求我们低空轰炸，力求炸毁主桥，任务分配如下：中队的美国副队长德吉士少尉和我轰炸主桥（铁路铁桥）；杨训伟和肖振昆炸另一座公路浮桥。听到命令，美国飞机上的领航员脸都吓白了，我们几个小伙子见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我们每架飞机上都装了三颗1000磅的炸弹，起飞后从黄河铁桥北岸低空进入轰炸路线，日军地面部队发现后，立刻用炮火密集猛轰，我们飞机上的枪手拼命地回击。刚进入桥头，就看见在我前面的美国人的飞机投弹了，可惜他投弹时间太早，未击中要害。我紧随其后，看得真切，咬紧牙关、沉住气。开始俯冲时，我利用机头前的四挺机枪猛然扫射，等飞到桥中，我按动按钮连续投出两枚炸弹。这时，美国人的飞机已经拉起，我在紧跟（编队）的同时，扔下了第三颗炸弹，可惜这枚炸弹撞针先碰到水面，落下后未能爆炸。

离开铁桥后，我命领航员速到炮塔上去看看，是否击中目标，他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主桥已经）炸断了，炸断了！这时候我的心情真是难用笔墨表述，是哭是笑？是悲是喜？是激动是兴奋？也许就象打翻的五味瓶，什么都有。
在此之前，另两架飞机也已将浮桥炸断，这些轰炸过程机上都有摄像记录。可笑的是那美国佬硬要说他炸中了一颗，生怕丢了美国人的面子，记者来采访时，美国佬只是让杨训伟（炸浮桥的飞行员）接受采访，却让我回避。对此我倒无所谓，你炸、我炸，只要炸中了就行。
回到基地，大家兴奋不已，连老美飞机上的机械师都跑过来对我翘起大拇指，连声称赞。

这是黄河铁桥第一次被炸断，这次轰炸的成功，不但截断了日军的地面交通命脉，对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虽然后来日军又从桥下搭起枕木架铁桥，恢复运输，但运输效率大不如前。

我方共4次去炸黄河铁桥。第二次是1945年我的老乡（上海人）余时骧（14期），白天去轰炸，被打下牺牲了。第三次是45年3月许，杨训伟夜间轰炸成功。第4次是同年6-7月间，张建功夜间轰炸，被打下牺牲了。

（笔者说明：以上段落，参照戴老女儿文章。）

五，B-25轰炸机像恶魔一样向我呼啸撞来

戴自谨回忆：抗日战争中，遇袭遇险是家常便饭。1943年12月美国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轰炸机编队由昆明起飞，去轰炸广州日军。途经一条大河，河上有悬挂日本旗舰只。一美军轰炸机俯冲投弹，被日军舰只携带机关炮击中。一只起落架被打掉，机组人员跳伞逃生。我们作为后续投弹机组再次投弹，击沉该日军舰只。

戴自谨回忆，1944年12月，侵华日军地面部队发动了旨在扫荡美国第14航空队在华东各机场的“桂柳作战”。虽然，日军占领了中美空军机场，但是，由于日军丧失了制空权，不得不很快撤退。第14航空队暂时丢失了几个前进基地，飞机物资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

（据悉在桂林会战期间，中美空军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击落日寇飞机34架，击伤10架，毁地面机6架，炸毁敌车400余辆，炸毁日军大小船只518艘。）

我“报销“的第二架飞机
1944年11月的一天，我奉命飞往湖北宜昌机场轰炸（敌占区）。那天天气极差，飞到宜昌后无法寻到投弹目标，我只得折返。回航时天气更糟，阴雨绵绵，我用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失灵，呼叫梁山基地电台也得不到回应，盲目降落是不可能的，只会导致机毁人亡。我决定往西飞，看看成都那边的天气如何，可是飞了一个钟头，到达成都上空，天气仍不好。此时，天已黑了，飞机上的汽油也要用完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作出弃机的决定。通讯员、枪手、领航员一一跳伞后，我最后一个跳下（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跳伞）。跳伞前，我把飞机上的所有灯全部打开了，当我跳下后，发现那架无人控制的飞机，折转头向我飞来。

只见失去控制的B-25轰炸机像一头恶魔一样向我呼啸而来。漆黑的夜晚，雪亮的灯光，巨大的轰鸣，飞机从我降落伞的头上掠过，空气激流把我携裹、震荡得东倒西歪，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之后，飞机在离我数公里的地方爆炸了（机上装满了炸弹）。
第二天，根据我的约定，在飞行的反方向就近公路边，我相继找到了四个战友。他们中只有枪手一人受伤。因为在漆黑的夜里跳伞，他跌在树上，摔断了一条腿。
在老乡的帮助下，我们来到了乐山县政府，得知飞机掉在深山里，未伤及人，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
来到成都，我找到了国民党空军第五司令部，请他们接收枪手住院治疗，可他们推三托四，我只好找到美军驻成都后勤医院。当医院负责人听说我们是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的，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让枪手住下。这说明我们当时在美军中是有威望的。
我等四人第三天便从成都飞回梁山，重又接受新的任务……

我是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2月参加战斗的，到1945年8月，我们第十三、十四期一大队二中队参加作战的24个同学中，就只剩下了12人，也就是说有一半人在抗战中牺牲了。最后一个牺牲的是45年6-7月，轰炸宜昌时被打下的13期蔡德功。
抗战期间，我一共获得了六、七枚勋、奖章，其中有“彤弓”、“云徽”两枚勋章，另有两枚美国空军颁发的奖章，一枚是我轰炸黄河铁桥的奖章，另一枚是参加作战25次以上的奖章。我被美国空军授予“空军奖章”（AIRMADE）两枚。

（笔者：老人跟我们讲到：开轰炸机，不怕地面的火力是因为高空中，地面火力基本作废，最怕是日本敌机擦肩而过的射击。

老人飞跃过多次驼峰航线，老人说驼峰航线其他都不怕，就怕飞机出故障，出故障就直接掉下去完蛋了。）

抗战后期
1945年2月，日军已是强弩之末，无以应对。我们十三、十四期中美混合团中资格老、立战功的一批骨干，被调到成都，成立国民党空军运输队，队长是衣复恩。当时运输队主要运送人员，有时也到敌战区运送通讯器材等。当年8月，空运队扩大为空运大队。空运大队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分队，我在一中队任分队长（一中队队长是杨道古，副队长是邬钺）。空运大队驻扎在重庆，主要任务是将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白崇喜、李宗仁、张发奎等接收大员，运送到上海、广州、南京、北平、长春、沈阳、汉口、桂林、汕头、长沙、柳州等各个战区指挥受降。
接收工作完毕，开始还都工作，把国民党大小机关官员运送回南京，直至1946年6月。此时，我们的运输队从C-47换成C-46，我由少尉升至中尉。
1947年10月，我调至专机组，专门负责蒋介石、宋美龄以及蒋经国等高官的运送。1949年1月，专机组由上海转移至台湾台北松山机场。
1951年1月，我经过周至柔（时任台湾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和衣复恩（空军大队上校大队长）的推荐，越级参加少校考试（因1940年我得伤寒住院，从十三期降至十四期，故本不能参加十三期晋级考试。当时是以飞行年限晋级而非功勋），考试及格后我升至少校飞行员。

（以上是戴自瑾女儿所写家史中其父讲述）

六，美国援华空军的非凡功绩（以下为资料）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中国主任华建宁主编的著作《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

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中，美国航空志愿队、驻华空军特遣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总共击落、击毁日军飞机2600多架，炸沉和炸伤223万吨日本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66700人，摧毁了573座桥梁。

（以上资料，源自《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一书。第41页。）

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规模

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投入中国战场的部队规模变化如下：

1941年8月，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拥有99架战斗机，250名空地勤人员。

1942年7月，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组建之初，仅拥有50架战斗机和12架轰炸机，400~500名空、地勤人员。

1943年底，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飞机总数为285架，其中188架战斗机，23架中型轰炸机（B-25），51架重型轰炸机（B-24），9架运输机，8架联络机，6架照相侦察机。

1944年6月，第14航空队飞机总数达到500架。

1944年11月，第14航空队飞机总数达到700余架，其中535架战斗机，109架中型轰炸机（B-25），47架重型轰炸机（B-24）。第14航空队下辖2个混合联队，1个战斗机联队，整个后勤联队，总共36个中队。全部空、地勤人员17473人。

1945年1月，第14航空队飞机拥有量约1000架。

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飞机拥有量，1942年约170架，1943年初400架，1943年底700架，1944年达到1000架。

美国陆军第20航空队援华作战的主要是第58轰炸机联队，该联队以成都作为前进机场，拥有B-29轰炸机100余架。

美国空运总部印中联队1943年底定期参加“驼峰空运”的飞机为142架，到1945年为629架，其中包括132架C-54运输机。中国航空公司先后参加“驼峰空运”的飞机共90架。

中缅印战区的美军人数，1942年驻印度美军为3000人，1943年美国空军和后勤部队的人数达到95500人。1944年11月，在印度和缅甸的美军总数为183920人，其中包括空军官兵79946人，作战部队21230人，供应勤务60233人，空运大队22521人。

1945年1月，在中国的全部美军人数为32956人，到8月增至62369人。美军在中缅印战区的总人数，在最高峰时达到25万人。

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战绩和伤亡

说道这些话题，笔者还要说一些生活中的小插曲。

有人自称“双屎”，他的生活内容主要是利用媒体骂街。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以骂人为主要内容。别人在创作中稍有纰漏，他马上冷嘲热讽、祖宗三代地骂。

这个“双屎”还有几个朋友，骂笔者更是肆无忌惮。按照他们的说法：

“骂方军的砖头、瓦片、飞石、板砖，方军都可以抱回家盖个大别墅了。”

他们骂的标的物，主要是认为作者写了“美国援华空军击落日寇飞机2600架”不符合事实。他们认为，2600架？！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恣意妄为。其实，一场浩瀚的，国与国之间的漫长战争里，被击落的日寇飞机何止2600架？

按照1952年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抗战志》第32页中记载：

消灭日本空军，1931—1945年共击落日军各式飞机 3200多架〔其中2700多架是美国空军击落的〕

《中华民国抗战志》中记载，我们中国的抗战将士、飞机、轮船损失是多少呢？

自1937年至1945年，国民革命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仅国军少将以上军官阵亡95人。

我管不了“双屎”骂街。但是，笔者奉劝“双屎”一堆人还要多学习为好。

可也难怪，“双屎”之流《地雷战》、《地道战》看的多，自然目光短浅也。

“双屎”中的“一屎”是无知；无知者无畏也。还有“一屎”就是天生卑鄙。

我和自称叫“双屎”的人认识，侵华日军鬼子兵来华谢罪，我们还一起采访过。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双屎”不学无术，道德败坏。

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中，美国航空志愿队、驻华空军特遣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总共击落、击毁日军飞机2600多架，炸沉和炸伤223万吨日本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66700人，摧毁了573座桥梁。

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中，美国航空志愿队、驻华空军特遣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总计损失了飞机568架，牺牲飞行员586名。

“驼峰空运”中，美国援华空军各部队坠毁飞机456架，失踪107架，共计563架，其中，中国航空公司损失飞机46架，牺牲飞行员1500余名。

根据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的英名碑，首批刻名的美国援华空军烈士有2186名。

例举一、二美国援华空军参战记录：

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军B-29重型轰炸机

1944年5月

中美空军为夺取豫中控制权，共出动各型飞机156架，在空中击落日军飞机87架，炸毁地面日军飞机79架。

1944年6月15日

美驻印军地20轰炸机队的63架B-29超级轰炸机由成都的前进基地第一次起飞出动，在夜间飞临日本北九州八幡市，重点轰炸目标为八幡制铁所。（日本最大的钢铁厂，它的高炉数量占日本全国的76%）。在八幡市共投下炸弹200吨。

1944年8月8日

日本占领衡阳。长衡会战结束。

会战期间，中美空军集结飞机181架，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夺取制空权。在三个多月内，共击落敌机70架。炸毁地面机52架。炸毁敌船只1,000余艘。

1944年10月25日

美军59架B-29重型轰炸机由成都起飞，前往轰炸日本九州的大村市飞机制造厂。

1945年3月31日

美军170架B-29重型轰炸机由马里亚纳群岛基地起飞空袭日本九州。

1945年8月9日

美军航空母舰1600架舰载机空袭日本九州。

1945年8月13日

美军航空母舰760架舰载机空袭日本关东。

1945年8月14日

美军800架B—29重型轰炸机由马里亚纳群岛基地起飞空袭日本高崎、熊谷、福山等地。

1945年8月16日

日本天皇颁发停战诏书。

（笔者说明：以上战例，还有731条。请尊敬的读者查看美国著作《美国援华空军战例》。）

以上空战有很多次，是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轰炸机飞行员戴自谨少尉参加的。

1991年到1997年，笔者在日本国采访期间，日本国民所说：“B—29重型轰炸机遮天蔽日而来……”的话语，恐惧的表情，伸出的双臂，笔者至今印象深刻，刻骨铭心。

笔者以上，仅仅举例少许，说明美国援华空军在抗战时期对中国战场的贡献。

中国的“双屎”之流行为猥琐、心底阴暗、才疏学浅，道德败坏。

再者，贪官污吏不得人心。在他们面前，“双屎”之流为何极尽摇尾乞怜之能事？

七，在中国空军史料里误传的“起义信息。”

在中国空军《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向中国大陆的起义全记录》(4)中期〔1951 - 1956〕中有这样的记载：1951年3月27日，中华民国空军第10大队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谨、机械师史殿文，于台北上空劫持1架B-25轰炸机，安全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

笔者注：以上，这一自然段，是《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向中国大陆起义全纪录》一书中，关于戴自谨的说明。

可是，戴自谨的女儿，却有另外的说法。她在“家史”中，这样写道：

我在为父亲写这篇文章时，谈到回大陆的被“逼迫”经过，他老人家不愿提及，说“这不是历史”。这是老人的隐痛，他不愿回顾与触及，我深深的理解。父亲曾告诉我，1951年他是在试飞B-52飞机时，一个与上司闹矛盾，老婆在大陆的机械师史殿文，闻讯后躲在飞机上。飞机上天后，他拔枪把副驾驶等二人打死，用枪指着父亲飞往上海。飞机落地后，他本想一枪打死父亲，然后谎报他开飞机回来投诚的（他的确也这么说的），所幸枪打偏了，打在父亲的左肺尖上没击中要害，把父亲打昏没打死。
1983年，父亲参加“颁发驾机起义人员证书大会”时，那些老飞行员得知他的情况，个个义愤填膺（他们当然知道谁是飞行员，谁个不是），说要约起来揍那家伙一顿，但爸爸劝阻了他们。往事如烟，再做此举毫无意义矣！

戴自谨补充说明：我被击伤、治疗康复后又经过学习，于1957年1月分配到上海市摩托运动俱乐部（即现在的军体俱乐部）任摩托车教练，直至1979年退休。

戴老说：1983年12月，我赴北京，参加颁发“驾机起义人员证明书”大会，并受到邓颖超、习仲勋、杨尚昆、叶剑英等领导的接见。

笔者个人这样认为，叛逃是军人的耻辱；因反水而投向敌方是军人的自由；两者不相矛盾。但是，夺他人性命、夺战友生命以表现自己，实属可耻。
戴自谨这段逼迫回来的经历惊心动魄，从此就成为了人生的分水岭。

台湾报纸的记录

1991年8月7日台湾联合晚报

台湾1991年8月7日《联合晚报》全文：

根据中共两年前公布的“原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大事记”中，曾有如下一段记载：1951年3月27日，国民党空军第10大队专机组机工长史殿文，在台湾台北上空夺取B-25型轰炸机起义，安全降落上海江湾机场，参加者该有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谨。

这件重大叛逃案件发生时，曾经造成空军当局极大震撼。因为“专机组”是专为国家元首及高级官员提供飞航服务的单位，组成份子无论本职学能及思想忠诚度上均优于一般部队。

然而事隔40年，终于从海峡对岸发出一丝微弱的不平之鸣。现在，已经96岁高龄的戴自谨老先生，极尽一切可能管道，希望洗刷他半辈子的不白之冤。

直到民国45年，戴自谨被分配到“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所属的“摩托车运动俱乐部”，担任机车教练，此后22个年头间，他就以体育工作人员的收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戴自谨因为劫机横祸而断送了一生的事业前途，而莫丽林与龚祯祥甚至未被载入空军殉职手册。这位至今仍寄居上海的垂暮老人，希望他曾效忠的政府还他清白，并给予道义上的安慰。

八，战友情不断

我在采访中，发现戴自谨人缘非常好，极富人情味。和他聊天，才发现，直至现在，他和同学、战友的关系还是亲密无间。戴自谨的女儿记录过戴自谨在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战友的朋友目录：

父亲好友名单如下：
汪正中：十四航空队一大队三中队（飞轰炸机）

中将退役（去世），在美国曾与父会面
彭传梁：十四航空队五大队（飞驱逐机）中将

退役（现在台湾）来大陆探望过父亲
吴捷松：十四航空队一大队二中队（飞轰炸机）

少将退役（现住美国），在美国、大陆与父亲会面
杨昌发：十四航空队三大队（飞驱逐机）

上校退役（现住台湾），来大陆探望过父亲
方杰臣：十四航空队三大队（飞驱逐机）

上校退役（现在美国），在美国与父亲会面
阮右仁：十四航空队一大队二中队

上校退役（现住美国），在美国和大陆与父亲见面
潘文炎：十四航空队一大队二中队（飞轰炸机）上校退役（去世）
杨训伟：十四航空队一大队二中队（飞轰炸机）上校退役（去世）
邬钺运输大队副队长，后任国民党三军参谋长，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上将退役（现住台湾），来大陆探望过父亲
衣复恩：空运大队长，原与蒋经国是挚友，后因故两人矛盾加深，衣被送进监狱，现在台湾和大陆做生意，曾与父亲联系往来
这些住在美国的战友们，曾多次来大陆的昆明、桂林、北京、上海等地（与美国人一道）参加陈纳德“飞虎队”、“驼峰航线”等纪念活动。

九，戴自谨：蒋经国亲自批准，我太太绕道香港，与我团聚。

戴自谨夫人及其子女

戴自谨一家

今天，戴自谨父子俩。

戴自谨一家人都非常善良、和谐、融洽。吴缘、小楼、我在戴先生家吃饭。

戴自谨老人说道夫人携子女一行，途经香港回到上海，与他团聚时，特别提到蒋经国先生。戴自谨老人说：没有蒋经国的批准，一家团聚简直是天方夜谭。

也许蒋经国当时并不知道戴自谨回国是受胁迫的。这就更难能可贵。

戴自谨这样评论蒋经国：

蒋经国先生和蒋介石先生一样，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独立”。

蒋经国1987年11月宣布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尤其是老兵探亲，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

蒋经国在其主政台湾期间较重视本土人才，大量启用台湾本省籍官员，积极推行“本土化政策”。在其执政晚年逐步开始民主改革，即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以及实行“民意机构改革”等，开启了台湾政治民主化之路。

戴自谨夫妻感情甚佳。承蒙蒋经国先生批准，他们得以团聚并恩爱一生。

戴自谨女儿的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

我的父亲和母亲结识很有意思。1940年，我父亲来到云南训练期间，得了伤寒，住进了英国人在昆明开办的“惠滇”医院。我母亲当时是该医院的一名护士长，负责我父亲的护理工作。母亲长得很漂亮，大眼睛，身姿婀娜，父亲很快喜欢上她，并展开了追求攻势，频频给妈妈写情书。爸爸当时是个年轻、英俊、健壮、洒脱的小伙子，又为国而战，妈妈很快就爱上了他。在1942年5月爸爸赴美国训练前夕，他们订婚了。当时，我的大舅对妈妈说：

“你考虑清楚哦，空军飞行员就象漂亮的玻璃杯，虽然好看，但摔下来就粉粉碎”。

妈妈最后依然选择了嫁给爸爸。1943年底，爸爸从美国受训回昆，即与妈妈结了婚。第二年——1944年9月，就生了姐姐，1946年5月、1948年5月和1949年5月相继生了我和两个弟弟。

1951年3月的一天，父亲所在空军部队几个上级军官来台湾台北的家里，母亲一看，知道出事了。妈妈知道爸爸还活着，也是事隔三年之后。爸爸“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在上海参加了工作。他写了一封信由香港朋友转寄至妈妈手中，信中只是含糊地写了：我很好，在上海，不必挂念之类的话，落款“伯年”。伯年是爸爸的小名，除妈妈外无人知晓，加上爸爸的笔迹妈妈认得。从此妈妈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申请全家经香港赴缅甸。妈妈的申请一拖再拖，直至1958年才由我父亲的上司邬钺递报告上去，蒋经国亲自特批后，我们才得以成行。

十，如果有这样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抗战老兵戴自谨先生当然知道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他说：

“抗战胜利67年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节日与我这个抗战老兵有任何关系。”

1945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

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舰日本投降仪式上，战胜国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签字。

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3日。通告指出：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

我国往年在9月3日这一天，曾举办过多次大型庆祝活动。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而命名的。9月3日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第一个值得扬眉吐气的日子，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日子。

1945年9月2日美军密苏里号上的签字仪式

在欧洲消灭德国法西斯的美军

戴自谨虽然自回到大陆之后屡遭挫折，受尽人间苦难。但是，他一丝一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坚持认为：当年在中华民族危亡之时，能挺身而出、抵御外辱、参加抗战的人士，都应该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表彰。

我的观点是：“二战最大的奇观，就是没有给数百万中国国军将士授予抗战胜利证章。”

我也发表个人的看法：

抗战胜利67年了，新中国建立63年了，国军抗战将士们走出“因内战而有罪”的监狱大门已经30多年了，改革开放以来，“地富反坏右”、“反动军官”、“国军就是伪军”的论点已经不存在了。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抗战胜利已经有两次了。

那么，时过境迁。今年，能不能让这些当年的国军抗战老兵，和当年的八路军老战士、新四军老战士共同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全国人民的微笑？欢呼？招手？鲜花？掌声？握手？能不能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授勋？接受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记录？

抗战胜利67年，当年20岁的人，今年就87岁了。机会，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

戴自谨笑着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尚且率先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如果有这样的抗战胜利纪念日，那么，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幸事和光荣。‘相逢一笑泯恩仇’她将在中国历史中以辉煌的一笔，记录在抗日战争历史的最后篇章中，也被你们这些文人墨客所永久记载。”

我当着戴自谨先生的面，写下我采访过的，可以去天安门参加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健康老兵的名字：

1，戴自谨少尉，96岁。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开B-25轰炸机飞行员。健康！

2，李继贤上尉，98岁。美国援华空军开战斗机飞行员。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3，徐新荣少校，95岁。1942年远征军入缅作战，萧毅肃上将、林蔚上将参谋团电台台长。亲眼目睹炸毁惠通桥。身体健康，每天行走一小时。思维清澈、记忆调理。

4, 王建华上尉，96岁。原国军陈诚将军警卫员。身经百战。身体健康，思维清澈。

5，王庆莲少尉，86岁。原国军军统译电员。身体健康，每天锻炼一小时。

6，王笏亮中尉，90岁。他1938年考入黄埔17期步科。每一天在村中走一小时。

7，吕之康少校，90岁。黄埔军校17期，抗日战争时是国军63师营长。健康善谈。

8，何力行中尉，90岁。39年考入黄埔军校步兵科，在国军52师抗日。健康善谈。

9，王鹏寿少校，92岁。黄埔军校17期。参加过浙赣战役、衢州保卫战。健康善谈。

10，钱青中校，96岁。黄埔军校16期炮科。身经百战。现在，天天骑车游荡的西湖边。

（笔者说明：以上人员军衔，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前的军衔。）

我对戴自谨老人说：“我还可以回忆出我采访过的20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军官兵来。但是，这些人能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举办的大会吗？您说？”

戴自谨老人沉思片刻，微微一笑，没有表态。

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大会

2012-5-9日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活动中的老兵

战后67年，2012-5-9日在莫斯科红场上蹒跚而行的耄耋老兵

写到如此，我想起一些往事。1991年到1997年我在日本国学习时，采访22名原侵华日军老兵。当谈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些日本老人的其中一位给我展示一幅1945年二战胜利时，由法国人画的一张漫画：

“一个彪形大汉中国人，被一个小个子日本兵打得东倒西歪。彪形大汉倒了，倒把小个子日本兵砸死了。”这位日本老兵坚持认为，这就是日中战争。而我认为，用漫画表现一场浩瀚的战争？这不过是一个滑稽的笑话。所以，没有翻拍下来，至今叹息。

战后67年，我认为，法国人是不是还是能补充画个漫画：

“一场拳击赛，上三个选手，AB打C。可是，A和B自己互殴，C就趁机暴打A和B。”

不知道法国人是不是还能用漫画的形式表示出这个“民族对民族”长期争斗现象？

我深信，在三百年之内中日之间的争端还会没完没了的。但是，战争的格局、战局、结局，基本上的情形会如同上面的两幅漫画一样。

十二，我和抗战老兵戴自谨讨论抗战局势

我对戴自谨老人说，我采访过七位原美国援华空军的中国飞行员。戴自谨老人告诉我：

“我认识林雨水，他和我一个大队的。什么？他去世了？实在可惜。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我说：“林雨水英语很好。”戴自谨老人笑着说：“当然，他是华侨。”

我说：“我最后一次和林雨水通电话，是在2011年9月18日。当时，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馆的馆长吴先斌来电话，说林雨水在身边。我很高兴，问林雨水（林炳煌）：‘听说，您给温总理写信，说明自己在香港经济上困难。温总理批示，给您拨款五万？’”

林雨水笑着着在电话对面说：“确有此事，确有此事。”

我对戴自谨老人说，我采访林雨水、彭嘉衡等人，地点是在芷江机场。

戴自谨老人回忆：

“芷江机场我很熟悉。湘西会战时，每天要在芷江机场起降5、6次。主要任务是：挂弹、加油、起飞、轰炸、返航。”

戴自谨老兵介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的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湘西会战最后一仗主战场为雪峰山东麓的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

我对戴自谨先生说，我准备出版的一本新书，叫《最后的飞虎英雄》。写的是我采访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中十位美军飞行员，和七位中国飞行员的故事，这些中方飞行员的名字是：

1，台湾的徐华江中将。他把被日寇击落后自己爬出飞机残骸拍的8张照片送给我。

2，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轰炸机飞行员戴自谨少尉（抗战时期军衔）。

3，吴其轺少校。我曾经以《击落日机2600架·抗日航空烈士3294人》写过他。

4，彭嘉衡上尉。我曾经以《上过天堂又下过地狱的飞行员》写过他。

5，林雨水上尉。我曾经以《美国飞虎队老兵林雨水的心路历程》写过他。

6，黄欢笑准尉，美国援华空军的护士。我曾经写过她。

7，李继贤上尉。他1913年出生，曾经在美国援华空军担任飞行员。

8，王延洲上尉。他击落日寇飞机五架。解放后，在监狱数年，回家种地。

说到采访十位美国援华空军飞行员，话题有些长。那是我在2004年7月26日——27日，在昆明参加由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和中美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在昆明共同举办“首届中美二战友谊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当年“飞虎队”及“驼峰航线”飞行员出席此次研讨会，并亲述在飞虎队作战经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等单位派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的退休人员，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与会期间，由于工作惯例，我拍摄大量照片和录像带。

会后，十位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行员去了云南驿等等，原美军机场参观。

邀请我参会的有中美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北京主任华建宁先生、戈叔亚。

在会上，我拍摄五小时录像带，详细记录了原美国空军飞行员的讲述。

不久《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学术著作问世，这是主编华建宁的心血结晶。

回京后，我一直和华建宁大哥商量，要把这五盘录像带中，美军老兵讲话翻译成中文。

可是，噩耗传来，华建宁大哥不幸病世。仰天长叹！壮志未酬身先死！这位美国援华空军飞行员（华人杰）的儿子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痛惜！想起他，我的心就像刀绞一样痛！

谈到美国援华空军，就一定要联系抗日战争的局势：

抗日战争爆发的1931年—1945年〔中华民国19年—中华民国33年〕

当时，中华民国是中国合法政府，他代表的是整个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执政党没有党派之分，只有国民党是执政党。

蒋中正是那个时代中国合法领导人。

国民革命军是中国政府合法军队。也叫国军。日本人叫：中国政府军。

1937—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总伤亡 430万人阵亡 280万人。

国民革命军海军 1937年—1945年〔1937年年底〕几乎打光了。

国民革命军空军 1937年—1945年，前阶段〔1937年—1939年〕国内飞机几乎全部打光了〕后阶段1939—1945年美国援华空军起来决定性的作用。——尽管美国人先为自己利益，后为中国利益。

中国官方的记录：抗日战争中，中国消灭日军154万（包含伤亡数字）。

日本靖国神社中数字表明，在中国战场被中国军队打死44万人军人。在与中国军队相关的印缅战场，日军战死17万人。（笔者注：靖国神社只记录某次战争中战死人数。）

靖国神社的数字，就是日本国执行自大正时代以来，天皇“恩给”的国策。即“给为国作战死伤遗族金钱”的国策。这些数字，是日本遗族会和日本厚生省要参照这些数字，发放叫作“恩给”、实则抚恤金的人员数字。（恩给发放含：战死，战伤，参战存活至今人员。）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1—1945年，中美联合空军、中国国军陆军、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等，以多种作战方式，共击落日军各式飞机3200多架，其中2600多架是美国空军击落的。除空战外，包括地面部队袭击侵华日军机场、炸毁飞机的数字。

中美联合空军在抗日战争中，消灭日本海军 1931—1945年在中国的内海、河流中所击沉的数字：击沉日本军舰 90多艘，大小日本商船，民船 13000多艘。

切断侵华日军后勤的补给线，是夺取制空权后的军事必然。

我告诉戴自谨先生，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期间，只在沈阳等地生产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山炮等武器。但是弹药（枪弹、炮弹）却在日本国本土生产。

美军轰炸日本商船、空袭日本国的兵工厂，完完全全切断了侵华日军的后勤补给线。

我1991年到1997年，在日本国采访过22名侵华日军鬼子兵。1997年以后，有12个原侵华日军鬼子兵到中国谢罪。他们是：本多立太郎、盐谷保芳、东史郎、大芝孝、伊桥彰一、小林宽澄、保谷政治、前田光繁、山崎宏、宫永正风和胜间靖子，他们都谈到一个问题：

“1945年6月以后，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已经没有充足的弹药可以使用了。”

他们说：简单地说，“三八枪”就是“烧火棍子”。大炮没有炮弹就是废铁。

我个人认为：

“历史，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花衬衣；可以换来换去。不要忘记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要夸大一部分人的历史作用，不要贬低另外一部分人的历史功绩。任何修改历史、抹杀历史轨迹的行为，都是助纣为虐，都是给侵华日军的罪行涂脂抹粉。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了所谓的真理。而历史往往会在‘肆无忌惮的谎言’中重演；就像一个民族会在一个又一个‘同样的坑’中重复地摔跟头，重复地被其他民族、列强欺辱一样。”

2007年笔者在东京参观二战中被美军B—29炸毁的炮弹制造厂遗址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平民共伤亡接近数千余万人，军队伤亡38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1000多亿美元。日军被中国军队歼灭133万余人（不包括在东北地区前6年伤亡数，和在滇缅作战中被中国军队毙伤数）。日本战败后，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日军共128万。

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无数为中华民族利益冲锋陷阵的英雄。

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可歌可泣、团结抗战的象征性人物。

通过他们，可以打开了解中国人民迎着日寇的炮火前进！英勇无畏参加抗战的窗。

通过他们，日本国民也可以了解旧日本军为什么能占领中国长达15年之久的迷。

2012-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