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果想让历史重演您现在就开始掩盖它。

风流倜傥、神采奕奕的美国飞虎队中国飞行员周训典先生在1945年2月的照片。

开笔之前，我首先跪求出版社编辑：“不要改这个题目。这篇文章不反动。”

我印象当中，今天的编辑的历史责任就是给历史人物做“花褂子”、“花衬衫”。

然而，真实的历史不是小姑娘身上穿的“花褂子”、“花衬衫”可以天天更换。

众所周知，刘少奇主席的命运怎么样？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命运怎么样？身经百战的贺龙元帅又怎么样？——不胜枚举呀；——不胜枚举！——光说他们是“被林彪、四人帮所迫害的”，这能让人信服的理由吗？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什么消息被遮蔽了？没有一条！

悲惨，是一个民族的悲惨。如果想让历史重演的话，不妨用编造色彩来掩饰历史。

我真是担心“断代”呀！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东西了。无数老年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历史、为了将来，呕心沥血记录了历史。可是，经过报社、出版社编辑们的“砍杀”；——一群笔吏刀斧手的砍杀后，已经所剩无几……

我是在十年前芷江飞虎队纪念馆开会时遇见周训典儿子、儿媳的。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周训典先生的人生命运。我以前本着，“只写活着的”的原则，因此，我不大关心已经逝去的人。不管说客说他爸爸、他二大爷有什么样的英雄壮举，我也不为之心动：

“采访逝去的英烈，可以2018年以后进行。那时，9、18事变过去了87年！卢沟桥事变过去81年！抗战胜利过去了73年！在世的老兵已经是寥寥无几了，即使是神仙，也是老态龙钟了！”

——可是周训典不一样……

其实，扪心自问：像周训典一生悲催命运的又何止成千上万的人？

编辑：您如果良心，就如实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前辈都经历了些什么？

其实，在中国社会无人不晓：“我们就是欺骗我们的后代也是很容易的，我们不妨编织出一张张幸福的图画来。做“花褂子”、“花衣裳”、“花衬衫”……。可是，在不远的将来，您的儿子、孙子，我们社会的其他人又重蹈覆辙，您又会作何感想呢？”

周训典是文革后期（1970年5月2日，在四川广汉14航校）让革命群众殴打致死的。

他被殴打到还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还被仇恨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群众揪着双脚，从三楼顺着楼梯的台阶“咚”、“咚”、“咚”地拖下来的！每一个台阶都重击一下奄奄一息的周训典先生的头颅！最后，气若游丝的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功勋飞行员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咽气前，一群饿狗扑上去，撕咬他、舔舐他、吞噬他。

他还无助地、本能地伸出手臂最后地推开疯狗的撕咬……

这还不说。抗战英雄周训典惨死之后，被革命群众把尸体拉到机场的跑道旁草草掩埋了！至今踪密难寻。

这是草菅人命！——而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是可以的。至今无人追究，因为草菅人命太普遍了。只要他是“国民党反动派”、“地富反坏右”、是“资产阶级走资派（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都可如此对待……

以上关于周训典先生惨死的这段故事，是飞虎队英雄彭嘉衡老人亲口告诉我。

那么。彭嘉衡是何许人也？让我们上网查一查？彭嘉衡的事迹如下：

“彭嘉衡，1921年7月生于印尼，1938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交通兵团，1940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1年进入中央航空学校学习，1942年赴美国高级飞行学校学习，1944年回国被分配到美国第14航空队中美航空联队，1947年退役，1950年进入军委民航局工作。1986年退休。抗战期间，曾64次参加对日战斗，曾获美国航空最高奖"优异飞行十字勋章"。2010年8月22日下午2点整，享年89周岁的彭嘉衡在北京逝世。”

以上，关于彭嘉衡的事迹是网上搜索来的。又是“光说好不说坏、报喜不报忧。”

彭嘉衡在民航工作期间，从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开始，就年年挨整。而且，运动不断、接踵而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天天挨打。彭嘉衡头发带着头皮被揪掉了，十几颗牙在被人把头揣在暖气片上相撞后，磕掉了。彭嘉衡13岁的儿子看不下去，拿一把小刀向民航保卫处的处长腹部戳去！连着三刀！

——要不是年纪小，彭三毛早就被枪决了。

我1991年开始采访侵华日军老兵。我在日本国期间常常去图书馆。日本人珍藏的（1942年）“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国的发行的漫画里都是‘抗日无好下场！’的意思。——难道真是如此？——日本人是神吗？——他们能先知先觉？”

——周训典在1944年7月14日，和中美空军联队（飞虎队）第五大队的4中队，配合第14航空队袭击日寇的白螺矶机场，他架机超低空发行扫射日寇飞机。飞机上的摄像胶片随着机枪扫射自动拍摄，证明，仅仅这次，周训典架机扫射使24架日机中弹并击毁。当时的中国空军为他记大功一次，并颁发奖金。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周训典罪大恶极应该死无葬身之地的！

彭嘉衡和周训典是解放后的同事。他深深知道关于周训典所有的故事。

还有其他人证实这件历史的故事：上面那段，“临死前用手驱赶饿狗们的撕咬的情景；做出最后的本能求生挣扎的样子，”就是彭嘉衡先生向我叙述的。

其他人的证言、证词刊登在《中国民航》回忆录的章节中了。为了不在重复“国民党反动派、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可耻下场，我就不重复刊登了。

时至今日，抗战胜利70年，还有不少大骂国军抗战将士的人存在。我仔细研究过这些人：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们一般都在日寇肆虐时深受其害。他们的家乡被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给烧毁了，他们的爷爷不是被殴打，就是被侵华日军们给砍下了头颅。他们的奶奶无一例外被侵华日军集体强暴……。

还不是幸亏国军抗战将士杀了回来……，才解救了这些人的长辈、家乡。

当然，大骂周训典、彭嘉衡的人还是会大量存在的。因为，周训典他们既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美国特务”嘛。——有些人的眼光就是这样“固步不前”。

不管怎么样，直至今日，当年的“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军官”的子女们对今天的局势还是忧心忡忡、心有余悸、望而生畏、退避三舍的。尽管在庆祝抗战胜利70年！八年前，周训典的儿子、儿媳出版一本图书，其中，就不敢描写“父亲惨死详情”这些内容。他们只是说：“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见第一页，《序》中词语）……”

周训典儿子写其父的图书《精忠志》

我和周训典的儿子、儿媳发生过多次争论。我认为：“如果，不向后人介绍真实的历史的话，这本书还不如不写。”尽管周训典儿子、儿媳有他们的理由，但是，还是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方军。

如果我们的后人，如果看到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贺龙等等人物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至死。”除了轻描淡写，而没有具体的实例的话，我们的后代将无所适从。怎么讲呢？他们憎恶什么？惧怕什么？担心什么？同情什么呢？什么叫悲惨？什么叫无法无天？——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相传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怎么才能被理解、被传承呢？——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法治社会呢？——我们抗战的英雄们都是什么下场呢？

我看过关于怀念周训典的所有文章。我认为，有必要把他在抗战时期的故事节选一段，以飨各位尊敬的读者。我的目的是问中国人民：“他是抗战英雄，可是，怎么让中国人民自己给殴打致死了？！——难道是日本人打的吗？”下面的文章，是我选自周训典回忆录中的一小部分。是作者周训典儿子、儿媳同意我转录的。即使他们不同意，我也转载了。这并没有违反《著作权法》。一，我注明了文字的出处。二，我说明了他们的著作权所有。

二，周训典在抗战时期的故事

周训典在受降日军时期的照片

1940年3月，周训典和学员们一起被送到四川省铜梁县（今属重庆市）旧市坝空军入伍生总队。这个总队实际上是一所航空  预备学校。周训典被编在第九中队，当时共有12个中队，全是飞行或机械学员。训练期限为6个月，除了学习文化课和航空知识  之外，主要是军事训练，要求十分严格。

铜梁在重庆市西北部，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故乡，盛产稻米、小麦、蚕茧和茶叶等农副产品，竹林茂密，矿产丰富，但那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条件很差。周训典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加上训练紧张，生活艰苦，思乡之情不觉油然而生。他毕竟是一个第一次出远门，年仅19岁的青年。但报考航空机械学校是父亲同意的，他的父亲有一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要让父亲允许自己投笔从戎，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以前的几次“行动”，不是瞒着家里，偷偷出走，就是被无奈地“逮”了回来，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再说，亲戚朋友和老师同学都知道他考上航空机械学校了，还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过行。“好马不吃回头草”，周训典想，条件再差，生活再苦，也要坚持。如今，要做几件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的事，不付出一点代价，不作出一点牺牲，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这是实现自己报国志向、进行抗日救亡的第一步啊！万事开头难，只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艰苦和紧张，都是情理中的事。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古人早就讲得非常透彻了。周训典顽强地坚持下来了，并且在训练中取得了矫人的成绩。同年9月，入伍生总队的训练结束了。周训典被送到成都南门外上桑里9号的空军机械学校。成都是四川省省会，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有杜甫草堂、武侯祠、望羊楼和青羊宫等名胜古迹。环境和条件都比铜梁县好得多了，又经过“入伍生总队”这半年的磨练，周训典不仅适应了紧张艰苦的生活，心情也比那时好多了。在空军机械学校，他被编入“第13期初级甲班”，训练期为一年半，分为3个学期。第一学期是半天上课，半天实习。上课时讲授高中课程，实习时，就到工厂劳动。后来，周训典才知道，初级班只是培养机械军士的，将来做空军的地勤工作。这离自己驾机升空，打击敌人的志向相差甚远，真有“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的天壤之别。于是，他抓紧一切空闲时间，甚至起早睡晚，学习高中的主要课程，决心报考中级班，因为中级班需要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然后再等待机会改变自己所学的专业，实现当飞行员的理想。

1943年周训典在美国学习飞行时的照片

1941年4月，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学校招考第三期中级班学员。周训典报名应考，由于平时扎实的功底，加上临阵反复地磨枪，果然天随人愿，周训典被录取了。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朝他的奋斗目标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这样的好心情并未持续多久。当地的报纸刊登了宁波沦陷的消息。1941年4月19日，日寇军舰10余艘和多艘汽艇，加上万余名士兵，在飞机的掩护下，从多处登陆，侵入镇海要塞，突破甬江防线，逼近宁波城区。20日下午5时，宁波落入敌手。从此，周训典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这更加剧了他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思念之情。周训典为自己考上中级班的高兴劲降到了冰点，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却达到了沸点．抗日救亡的决心也更加坚强了。他决心刻苦训练，希望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

1941年7月，空军招收第十五期留美飞行班学员。周训典终于等来了改变自己专业，实现当飞行员理想的机会。驾驶飞机与侵略者在空中打仗，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家已被日寇占领，国破家亡，父母离散，无依无靠，即使牺牲了也无所牵挂。他对日本鬼子刻骨铭心的仇恨变成了效死疆场、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他想豁出去与日本法西斯决一死战，若在战争中殉国，也死得其所，对得起那些在日寇铁蹄下遭受践踏蹂躏的父老乡亲了；如果能活下来，总有一天能风风光光地见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迈勤劳的父母。当然，“留美”两个字对这个刚满20岁的青年来说，也有巨大的吸引力。在那个年代里，美国毕竟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地方，周训典怎会例外？何况，去美国是为了学飞行，学飞行是为了打日本，打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使自己的同胞免遭侵略者蹂躏之苦。报告后经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和全面的文化考试，周训典被录取了。

1941年12月，周训典与同他一起考上的飞行学员由成都送到昆明的空军航校。3天后，又从昆明到了祥云县云南驿这所航校的初级班，也就是初级教练机训练基地。祥云县在云南省西部，今属大理白族自治州。第二年元月，开始训练，半天学习飞行理论，半天进行飞行实践。全班共有169名学员。

1942年6月，云南驿初级教练机训练基地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他们只得按照上级的命令，从祥云县搬迁到云南省东部的沾益县（今属曲靖市），继续进行训练。同年8月，初级飞行训练结束。经过驻校的两名美国空军军官的全面考试和严格审查，169名学员中，准许出国留美的只剩71人，周训典就是其中之一。周训典和获准留美的学员从沾益回到昆明，等待赴美的命令。

1942年到1944年周训典在美国空军受训练时期的照片

1942年周训典在云南驿机场和战斗机合影

1942年9月，正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的季节，祖国的天空却布满了战争的阴云，祖国的大地震响着隆隆的炮声。周训典怀着出国深造，学好飞行，驱逐日寇，报效祖国的心愿，随同与十五期第五批留美飞行学员一起奔赴美国。他们先从昆明乘中国民航的飞机飞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在盂加拉湾海边，是印度的第二大港，港口可泊大型海轮，是印度的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之一。周训典一行在这里只住了3天，就坐火车离开了这个  东方大港，到了印度东南的克拉嗤，住在当地的美军兵营里待命，而且一住就是3个月。他们天天盼望赴美的日子，天天等待去美的轮船。周训典的心里虽然十分焦急，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就连他们的领队空军少校范光华的心里也没有底。同行的飞行学员，有的逛大街，有的看电影，也有的甚至聚在一起进行赌博，生活显得十分无聊。周训典虽然也逛过街，看过电影，但从来没有参与过赌博。为了到美国后能学得好一点，学得多一点，他利用这段待命的日子，自学英语，提高英语的会话和阅读能力，扫除语言上的障碍。同年12月，他们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远航大洋彼岸的美军运输舰，离开印度，驶向美国。

周训典在美国的学习照。第五批留美学生第二班飞行班学员。后排右六为周训典。

航行途中，轮船在德班停靠两天。德班是南非东部的海港城市，面临印度洋的纳塔尔湾，原名就称纳塔尔湾市，海滨风光如画，十分迷人。不过，他们只在那里逗留了两天。运输舰在德班港添加了燃料和淡水，补充了食物和药品，又启航了。

1943年1月下旬，这艘运输舰终于抵达目的港，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但是，他们还没有观赏一下她的风采，当晚就乘火车奔赴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裴诺克斯市（凤凰城）的威廉姆斯航空学校，并在那里接受飞行预备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学习英语，掌握语言工具，锻炼体魄，提高身体和心理素质，还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和体能测试，以适应飞行的要求。短短一个月的飞行预备训练，转眼就结束了。3月初，他们转入雷乌民航学校。雷鸟航校就在裴诺克斯市的郊区。原为地方所有，此时已被美国空军征用。在正式学习飞行之前，他们又一次接受初级飞行训练，一是为了巩固在国内的训练成果，二是为了提高出国后预备训练的成绩。两个月后，才到美国土山市的莫拉那机场，接受中级飞行训练。7月，中级飞行训练结束，转到洛克机场，进行驱逐机飞行训练。分科飞行训练开始时，校方征求学员个人意见：愿意学习哪种机型的飞行技术。周训典坚决表示：学驱逐机！驱逐机，现在称歼击机，也称战斗机。这种飞机主要用来歼灭空中的敌机，是空军进行空战的主要机种，既可在空中作战，也能攻击地面目标。它的机动性能好，速度快，升空也快，航程又长，而且火力猛，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美国援华空军中美混合五大队1944年授勋后中美军官聚餐的情景

周训典学习驱逐机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为什么要当飞行员？为什么要告别父母，离乡背井，远涉重洋，来到异国他乡学习飞行？就是为了打日本，为了替那些死难的同胞报仇，为了重整破碎的山河，保卫自己的祖国。所以，不学则已，要学就学最有战斗力的驱逐机。周训典深深地懂得，现代战争如果没有海空优势，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是不可能打赢的。小小的日本，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欺侮我们拥有4亿5 千万人口的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中国不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战争一开始，眼睁睁地看着侵略者迅速占领我们的大片领土，而无力反击，只得节节败退。因此，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海军和空军，不能把领海和领空拱手让给敌人。现在，有这样的良机，为什么不学驱逐机呢？为什么不驾驶能打仗的飞机呢？所以，周训典的心愿完全符合他的思想脉络和人生抱负。经过系统的训练和严格的考核，9月间驱逐机飞行训练结束了，但周训典仍然留在洛克机场，继续接受空中强化战斗训练。12月下旬，空中战斗强化训练也全部结束，周训典就要回国参战了。能够顺利毕业的仅有45人，周训典就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1945年在芷江机场周训典和战友们合影

 刚到美国时，周训典对美国的摩天高楼和繁华的街市感到十分新奇。他觉得美国有现代化的城市建筑、便捷的交通工具、发达的科学技术、丰富的物质条件、精良的武器装备，生活水平比国内高得多。但是当他在美国住的时间一长，就感到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美国的经济确实比中国发达，美国的生活确实比中国好，然而在美国上流社会某些人的眼中，根本没有我们中国人的人格和尊严。他们表面上彬彬有礼，言谈文明，举止文雅，骨子里却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不是讽刺挖苦，就是诬蔑贬低。他们自恃富强发达，轻视贫穷落后的中国和其它弱小国家。周训典对此十分反感，一度也有过自卑心理，但更多的是填膺的义愤和悲壮的力量。他说，只有回国后英勇作战，才能使祖国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重振雄风。祖国强大了，才有我们的人格和尊严，才能挺起腰杆做人。因此，他天天盼望回国早日参加战斗，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实现自已的远大抱负。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历史性转  折。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伟大胜利，不仅收复了全部国土，而且把战争推向德国及其占领区。英美联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美军发动越岛进攻，战火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军民也开始了战略反攻。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顾此失彼，节节败退。但是困兽犹斗，垂死挣扎的日本侵略军为了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的陆上交通线，向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的河南、湖南、广西数省发起新的进攻。

1944年，在侵略者的进攻面前，国民党统治区损失兵力60万，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失陷城市146座。侵华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独山，离贵阳仅有50公里。民众怨声载道，危机四伏，局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时局背景下，周训典与第15期第5批留美飞行员一起，于1944年1月离开美国，乘越洋邮轮经大西洋，绕好望角，涉印度洋，回到印度的卡拉奇。当时，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的全体飞行员，也从昆明来到达卡拉奇。他们是来参加转机型战斗训练，并接收P-40新式战斗机的。周训典和同批毕业回国的飞行员被编入美国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联队（飞虎队）第五大队。亦称：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周训典分在二十七中队，成为中美空军联队（飞虎队）的一名基层战斗机飞行员。

1944年1月9日，风流倜傥的周训典在美国留学毕业回国的途中

1944年1月至6月，周训典和队友们协助国内来的飞行员，进行了为期半年的P-40新式战斗机的转机型训练。期间，周训典被任命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联队（飞虎队）第五大队第二十七中队准尉见习官”，派往湖南驻扎。1944年7月初，第五大队所有飞行员从印度卡拉奇驾驶P-40新式战斗机，沿着“驼峰航线”南线，由卡拉奇一密支那一汀江一杜姆杜摩一奈卡河，再越过中国境内云贵高原上的横断山，最后飞抵云南昆明。

1944年7月9日，他们途经广西桂林，第五大队的战机刚刚落地，就遇紧急空袭警报：周训典奉命驾机迎击。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杀敌的良机：他驾驶的飞机像一支离弦的箭，直冲蓝天，准备给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以泄近年来积聚在自己胸中的国仇和家恨。遗憾的是，那天日机很快窜了回去，双方未能进入战斗。此后，中美空军联队（飞虎队）第五大队留驻湖南芷江空军基地。当时，正是“长（沙）衡（阳）战役”空战最惨烈的时期，他们这批回国不久的新飞行员立即投入了衡阳保卫战。

1945年周训典在芷江机场的P-51飞机前

第五大队进驻芷江基地几天后，周训典获得第二次参加空战的机会，他终于等来了施展杀敌本领这一天，他要向祖国汇报自己赴美学习飞行的成果，要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父老乡亲报仇。7月中旬的一天，日寇又向衡阳大举进攻。第五大队的战机立即出击。周训典驾机冲向敌人，冲向这群灭绝人性的侵略者。他向目标来回扫射、轮番投弹。他心中的仇恨与机枪子弹和重型炸弹一起飞向敌群。地面上被炸得火光冲天，尘土飞扬。他在飞机上看到了日本侵略军被自己炸得死的死，伤的伤，丢盔撂甲、抱头鼠窜的狼狈相，心中获得极大的快慰。周训典牢记着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记着岳飞的母亲在岳飞背上刺的“精忠报国”4个包含着仇与恨、血和泪的大字，也记着中学时代学过的岳飞的词《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阂。”词里体现的那种对祖国江山的无比热爱和对匈奴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深深地激励着周训典杀敌立功、报效祖国的坚强决心。

1944年在芷江中美混合大队的俱乐部前。此时，刚刚授勋完毕。

1944年7月14-28日，中美空军联队（飞虎队）第五大队的4个中队配合第十四航空队，多次执行袭击日军白螺矶机场的任务。白螺矶机场位于洞庭湖北岸，是日本空军的重要基地。周训典和队友们驾驶战机，按照司令部制定的作战方案，低空奇袭。当他们飞抵机场上空时，还没有被敌人的雷达发现。当日本侵略军看到中国空军的飞机突然飞到自己的头上，惊慌失措，一片混乱。第308大队的B-24重型轰炸机，在第十四航空队P-40战斗机的保护下，猛烈轰炸岳阳东北的日军基地。当308大队的轰炸机完成轰炸任务，准备返航时，却从白螺矶机场飞来了30余架日军飞机，企图拦截B-24轰炸机。中美空军联队的战斗机群，避开日机纠缠，保护轰炸机安全返航。日机未能达到拦截的目的，只得返航。

当日机刚刚降落在白螺矶机场，中美空军联队第五大队从芷江基地起飞的16架P-40战斗机正好飞临白螺矶机场上空。中国战机立即俯冲下去，击毁或击伤降落在机场上的日军飞机。在奇袭白螺矶机场的空战中，中美空军联队只损失了2架战斗机。其中1架是24 日在飞往自螺矶机场途中，超低空飞越洞庭湖时失事的。那是第 29中队冯佩瑾中尉驾驶的战机，因为飞得过低，飞机螺旋桨碰到了湖面，搅起的大量湖水，使螺旋桨很快停止转动。飞机丧失了动力，迅速扎入水中。周训典和队友们看见那架飞机一头扎进水里，激起了巨大的浪花，一会儿又浮了出来。，飞机虽然还很完整，但飞行员冯佩瑾因受到猛烈撞击而不幸身亡。

另一架是28日那天，周训典所在的第27中队的美军飞行员麦尔斯·纽威尔少尉在执行袭击白螺矶机场任务时，遭遇日机阻截。麦尔斯驾驶的飞机，冷却系统被日机打中。他成功跳伞，但飞机坠毁了（麦尔斯降落到岳阳东部地区，但是，他再也没有归队。战斗结束后，进行过大范围的地面搜巡，也未能找到。直至二战结束，麦尔斯音信全无）。

中美空军联队的飞行员们三次奇袭白螺矶机场，获得辉煌战果：共摧毁地面日机66架、击伤24架，造成日军的重大损失。之后，日军撤出了白螺矾机场，只将其作为前进机场使用。周训典首次参加联合作战，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战斗结束后，根据同步摄像枪图象记录，在袭击白螺矾空战中，他炸毁地面日机24架，中国空军为他记大功一次，并发给了奖金。

在频繁激烈的空战中，周训典经历了三次危险。其中两次，是他驾驶的战机被日军炮火去中，发动机起火。他脱身后，又遭日军追捕，得到当地百姓舍生忘死的救助，才脱离险境，重返战场。有一次，是他的战机被4架敌机紧紧围住，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周训典机敏果敢、沉着应对，终于幸免于难。

留学美国的第15期飞行员毕业了典礼

第一次遇险。1944年8月27日，中美空军联队第五大队第27中队执行空袭长沙、湘潭的战斗任务，重点轰炸日军机场和补给线。周训典战斗机组的任务是：轰炸湘潭日军机场，袭击湘潭周边的日军补给线。那天中午12点，他们从芷江基地起飞，30分钟后就到达了湘潭上空。14架P-40战斗机从6000米高空急速下降，当飞机贴近地面时，日军还毫无防备。他们对准日军机场上的地面目标，交叉俯冲，扫射投弹。被击中的日本飞机和军用卡车燃起熊熊大火，爆炸声响成一片。只用20分钟，第27中队就胜利结束了袭击湘潭日军机场的任务。接着，周训典战斗机组转向东北，沿着湘江往长沙方向飞行，对湘江两岸被敌人占领的桥梁和敌人的船队、战车，轮番进行轰炸和扫射。飞临长沙上空时，他们与4架日机相遇，并与敌机展开激烈的空中较量。一位美国飞行员很快就击落了1架零式日机，其余3架见到这个阵势，迅速拉开距离，逃之夭夭。

下午两点，到了规定的返航时间，美军中队长命令全组返航。返航途中，日军集中地面炮火，猛烈向我机群射击。周训典的战机，不幸被敌军的炮火击中。敌军高射机枪子弹击中了飞机底部和前翼、机舱里的一些仪表也被打坏了。机身受重伤，返回芷江基地的希望已经没有了，但周训典并没有放弃努力，仍然艰难地操纵着飞机，保持返航的方向。可是，飞机已经飞不到机场了。他不得不将飞机迫降在一个村庄旁的稻田里。周训典从地貌上观察，飞机迫降的地方不在我军的防区范围。迫降后，没有马上关闭发动机，他跳出机仓，掏出手枪，朝飞机油箱连开数枪。趁飞机起火时燃起的浓烟，朝村庄方向跑去。当地日军听到了飞机的马达声，知道飞机迫降到他们的辖区了，就立即赶了过来，追捕飞行员，并毫无目标地向四处射击，观察动静。周训典一边跑，一边脱去身上的飞行装备，将石头裹在大件装备里，丢进村边的水塘，然后跑进村庄躲避。村口的几家，家家大门紧闭，户户没有动静。这时，日军的枪声已越来越近，危险一步步向他逼近。周训典急中生智，忙向村后跑去，闯进一家农户的院子，遇见了父子二人。周训典向他们讲明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要求暂避。这父子二人对日本侵略者非常痛恨，对中国飞行员却有深厚的同胞感情。老农民立即吩咐他的儿子，带领周训典从后门跑出去。路上，他的儿子告诉周训典，这里是城步县，在湖南省的西南部，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为了摆脱日军追捕，他们只能绕着山间小路走。周训典跟着他，翻越深山密林，艰难跋涉半个月，才回到了芷江空军基地。

当周训典风尘仆仆出现在营房时，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当时空战十分激烈，周训典既未能按时返航归队，又杳无音信，所以基地当局已宣布周训典人、机失踪。大家还以为再也见不到这位优秀的飞行员了，现在突然在基地重逢，自然十分惊喜。后来，周训典得知，救他脱险的那位老农民因为不肯说出他的下落，被追捕的日军残忍地杀害了。日军还命令当地的乡长，限期交出中国飞行员，否则就要把全村烧光。老农民死后，他的儿子也被迫离家出走，流落他乡。后来，周训典向亲友们讲述这段感人的往事时，总是动情地说，为了救我这样的一名飞行员，老农民被日军杀害了，他儿子外出逃生，弄得家破人亡。老农父子对国家的忠贞，对日寇的仇恨，实在不亚于在前线杀敌的战士。

周训典作战飞行图藏于南京第二档案馆

第二次遇险。1944年7月-1945年5月，芷江基地中美空军混合团总结了对日空战的经验。陈纳德将军打破美军传统的作战考法，创新了一整套新的战略战术。他把这套战略战术总结为六点：1、连续攻击；2、快速俯冲；3、以假乱真；4、集中燃烧；5、游击战术；6、潜伏敌后。周训典在芷江基地时，正好实施这套战略战术。他所在的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运用了新的战术后，在空战中付出的代价少，收获的战果却非常的多。这段时间，中美空军混合团对日空战的次数逐月提高。到1945年2月底，几乎每天都有作战任务，他们连续轰炸日军占领的机场、军事设施以及战船、战车等军事装备，取得了空前的战绩。日军损失了大批飞机，丧失了对空作战的能力。中美混合团重新夺回了制空权。

11月9日，周训典奉命参加战斗，再次袭击日军占领的衡阳机场。他们中队掩护第一大队104-架B-25轰炸机，炸毁了衡山至零陵间的23辆日军货车，又将停泊在衡阳机场上的数架日军战斗机、20余架轰炸机全部炸毁。在袭击扫射宝庆日军据点时，  4架敌机对他们进行拦击。周训典驾机迎战，4架敌机迅速分开。周训典咬住其中1架连续射击，但敌机却闪开了，没有被他击中。另外3架敌机调过头，向他袭来。周训典狠拉飞机操纵杆，快速飞进云层，避开了敌机的袭击。这时，他接受芷江基地塔台的引导，驾驶战机在云层中朝芷江方向飞去。在这紧要关头，他发现飞机上的机枪子弹已经打光，油料也快用尽！油料不足，降落就会发生困难。周训典升高飞机高度，若油料在降落时耗尽，可以从高空中滑翔，以保证自己和飞机的安全。当飞机飞到芷江机场上空时，油料还没有用完。

这时，周训典心里踏实了。他操纵飞机穿出云层，准备降落，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2架日本零式飞机从他的正面向他射击，他飞机的前翼被子弹击中。接着，飞机后部也被机枪扫射。原来那4架日军的零式飞机始终在云层里跟踪他。当他驾机穿出云层时，立即被日机包圉。他操纵飞机躲避，日机死咬不放。敌机交叉射击，密集的子弹射向周训典的战机，机身被打得千疮百孔！这时，子弹已经用尽，油料也将耗完，既没有还击之力，也不能继续再飞了。只有飞机落地，他才有逃生的机会。

周训典关闭发动机，操纵没有动力的飞机，滑翔迫降，落到了地面。

日机飞行员以为飞机已被他们击落，但仍在空中盘旋。飞机迫降后，周训典不顾一切爬出机舱，快速趴到机身下面躲避。日机见状，又朝他扑来，轮番俯冲，向他扫射。他在机身下来回翻滚，避开敌人的子弹。芷江基地守备部队发现了空中的日机，纷纷朝日机射击，击伤了2架，迫使日机仓皇逃离。

枪声停了，周训典从机身下爬出来，楞楞地看着身旁被打烂的飞机，默默地拾起散落在地面的机身上的几块残片，朝着自己的营地走去。他又一次凭着勇敢和机智，躲过了生死攸关的劫难，保存了自己，保存了一名能与日本侵略者在空中勇敢作战的中国飞行员。

1945年12月，日本投降不久，周训典订婚。

第三次遇险。1945年4月2日，周训典奉命轰炸湖南祁阳冷水滩铁桥。为了准确命中目标，周训典驾机朝着铁桥低空飞行。临近大桥时，他紧握操纵杆，压低机头，向大桥俯冲过去，接着对准目标投下炸弹。然后，拉起机头，爬高上升。突然，机身一晃，机头下栽，发动机起火。周训典意识到飞机已被敌人的炮火击中。

当天，天气晴朗，红日当空，万里无云。日军早就发现了空中的中国飞机，大桥两头的日军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连续向中国飞机猛烈开火。周训典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低空向目标俯冲，危险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周训典说，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接近目标，以便准确投弹，摧毁铁桥。如果为了避开敌人的炮火，保全自己性命，在高空中随便丢几颗炸弹，就返航复命，那与临阵逃脱的败类有何区别？还能对得起死难的同胞和战友吗？更不要说抗日救亡，报效祖国了。说时迟，那时快，飞机被击中后，就从700米的高空翻滚下来。周训典按下救生伞钮，迅速跳伞。

降落时，他被一棵大树的树杈挂住，背部被树杈划伤，虽然流血不止，疼痛异常，但值得庆幸的是，终于又一次死里逃生！他降落的地方，在日军阵地附近，敌人立刻四处搜索，对他形成合围。眼看自己就要被擒，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设法自救。周训典见附近有一个水潭，周围杂草丛生。他急中生智，不顾一切迅速跳进水中，强忍着背部钻心的剧痛，潜伏在水草里，没有被前来搜索的日军发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约过了两个多小时，他被当地的8名游击队员救起，脱离了险境。游击队员轮流背着他，走了15公里崎岖陡峭的山路，把他送到游击队的驻地。这时，由于疼痛过度，失血过多，周训典已昏迷不醒。第二天，伤口感染，化脓发炎，高烧不止，无法行动。

游击队就把他留在驻地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调养，周训典的伤口渐渐愈合，身体也慢慢恢复了。游击队又派了3名队员护送他归队。他们昼伏夜行，避开日伪军的岗哨，回到芷江基地。

归队后，周训典又在昆明空军医院住了两个星期，伤愈后又重返芷江，继续参加空战。在游击队驻地疗伤时，竞发生了一个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故事。游击队的队长是位中年妇女，她看到周训典眉清目秀，谦和善良，杀敌勇敢，不怕牺牲，竟生发出由衷的爱怜，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但在国难当头之时，周训典归心似箭，无意于儿女情长。他向那位女队长表示：“决心重返战场，与侵略者决一死战”。女队长见他态度坚决，一心报国，也不再勉强，还给他路费和干粮，并派3名游击队员送他归队。在护送途中，有一名游击队员为了掩护他，而被日军俘获。1946年冬天，周训典重返湖南，看望救过他的恩人，才得知那位被日军俘虏的游去队员惨遭杀害了。为了他，又牺牲了一位同胞的生命，周训典异常悲痛。

1944年7月，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留驻湖南芷江基地后，按照空军对军衔和职务的规定，以飞行技术、文化程度和飞行年限为条件，周训典由“准尉见习官”提升为“少尉飞行员”。周训典对自己能掌握飞行技术，驾驶战机，直接参加对日抗战，打击侵略者，感到非常光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从内心发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青年人报效祖国正当其时”的感慨。“报仇雪耻，打败日寇”，成了他当时的人生追求。谈到周训典的空战经历和作战体会，真有说不完的话题。

1946年3月10日，周训典结婚。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初，周训典回到故乡宁波，看望自己的父母，并接受了当时《宁波日报》记者谢世耀先生的采访。他对这位记者的一段谈话，是他的空战经历和作战体会的最好概括和诠释。周训典说：“空战是敌我双方在赌赛生命，一发千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出生入死的大搏斗。这个时候，绝对要镇静，要机警，要敏捷，要勇敢，要有决断力，要集中一切精力攻击对方，不能有丝毫放松，一定要抱定决心，歼灭敌人。如果一慌张，一松懈，或稍存妇人之仁，自身即受其害。当然，飞行员的体格要极其强健，意志要极其坚定，方可完成这异常艰巨、异常危险的任务。空战和陆战一样，战斗员需要训练有素，进可攻，退能守，还要有超常的智谋和灵活的战术，才能杀敌制胜。美国每一个大城市，均有多所空军学校和飞机工厂，无怪他们的空军这样坚强，我们能不努力吗？”（引自1946年2月21日《宁波日报》刊登的《宁波空军英雄周训典》一文）

周训典的话，说出了克敌制胜的秘诀。直到今天，对我们还有很大的启发。他之所以能这样勇敢顽强，临危不惧，参加那么多次的空中作战，击落、击毁那么多的敌机和军车，除了有抗日救亡、掖效祖国的坚强决心之外，更因为他有非常高超的飞行技术，有十分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特别好的心理素质，还有十分强健的体魄！在空战中，驾驶飞机与敌机交锋或向下俯冲，攻击地面目标，都是十分危险的。敌人的炮火随时都可能击中自己的战机。只要稍有闪失，飞机就会失去控制，甚至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后果。空战中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都可能发生，飞行员要有应对紧急情况的思想准备，临危不惧，机动灵活。周训典多次目睹我方的战机被日军击中的情景，有的战友就随着被敌人击中的飞机，永远离开了军营，离开了他的父母和亲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挑起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保卫了自己的祖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援助。特别是援华美国空军，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了辉煌的战绩，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战斗故事，年轻勇敢的空军飞行员用鲜血和生命，为中美友谊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令中国人民永远缅怀和追忆。

（以上文章，摘录与周训典儿子写的回忆录中。特此说明。）

三，周训典为什么受迫害

1953年元旦周训典一家幸福地在一起（帽徽是解放军空军的）

周训典是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一员。

而周训典的儿媳更是让我感动。我和彭嘉衡的儿子给欧馨志大姐起外号“（带着哭腔哀嚎的‘爸爸’”。我们当着欧馨志没有透露过，生怕伤害了别人。

周训典儿媳是说一次周训典就失声痛哭一次。她虽然没有见过周训典先生，却痛哭流涕了数千次。（平均一年痛哭365回，那么，30年应该痛哭流涕多少次？）如果各位看官如果谁想听到、想看到周训典儿媳的悲惨、伤心、痛苦的诉说的话，我把她的电话转给您？

我只在鲁迅先生的《祥林嫂》一文中见过如此情景。

今天，刘少奇的女儿刘婷不如此、贺龙将军的子女也不如此。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是个重感情的文人墨客，她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纪念自己不幸的父亲。她虽然是噙着泪水、留落纸上，但是，她的悲伤远不及欧馨志……。千千万万的人只是把“过去，埋藏在心里。”只有周训典的儿媳欧馨志女士，——一个从未见过周训典的人，能天天痛哭流涕、伤心欲绝。

这也是让我怦然心动的人物。——如今，周训典的儿子周维平已经陷入深深的疾病之中，他不能为他的父亲的经历笔耕不辍、笔下生辉了。而周训典的儿媳欧馨志大姐的“条件反射后”的悲伤欲将绝永久伴随着她的生命延续。

——笔者认为，这样的人，真是世上难寻……。

——所以，作为旁观者，我有义务讴歌英雄周训典和他的一生。

潘石屹自传刊登在《北京晚报》上

作为国家英雄周训典的儿子，他和著名导演陈凯歌、张艺谋，著名房地产商潘石屹一样都是国军抗战将士的后代。我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其一，闭口不谈自己的父辈在人生最后的阶段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黑云压顶一样的时代风云。以及，命运最终的悲惨和孤寂。

其二，在抗战胜利70年的时候，闭口不谈国军抗战将士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卓绝、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伟大故事。——我这个八路军的儿子倒是红口白牙、慷慨激昂、喋喋不休、欲罢不能、顶风而上、痛苦其中、生扛硬顶地逆潮流而动，讴歌国军抗战将士（包括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第新四军）、讴歌曾经伟大的时代。

——这岂非咄咄怪事！

周训典为什么受迫害？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曾经试问：

“是不是周训典在解放后悄悄留下了在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时期，和在国军时期的照片？——因为太帅，没有全部烧毁？以至于让革命群众抓到证据？”

——欧馨志大姐说：“绝对没有，全部烧毁。您看到的照片，是近几年周训典朋友们从美国回来后带回来的。”

欧大姐给我一张保存周训典被殴打致死前的一份“日记”。大家可以从中看出蛛丝马迹：

另外，我把周训典女儿的感受刊登如下，以飨各位尊贵的读者：

周训典是畏罪自杀吗？

                            ——（此文章的名是笔者起的）原作为周训典女儿

我们兄妹不仅有一个好爸爸，同时也有一个好妈妈。40年代爸爸毅然从军，抗战打日本鬼子，报效祖国，妈妈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支撑家庭，用爱的全部力量支持爸爸的事业。爸爸被迫害致死一年零四个月后的1971年9月19日，年仅4 8岁的妈妈钱承评，因受了极大的精神打击，患癌症去世。我想，我的父母亲是真挚至爱的夫妻，两人都勤奋、认真、忠职守，都一样面对屈辱仍坚忍，是一个难以分开的整体。在回忆、纪念父亲一生的书中，写一段对母亲的回忆和怀念，会使这本书更加完美。

我听妈妈讲，她出生在宁波，和爸爸是同乡。小时候，是翰香小学的同学。妈妈上高中时，日本侵华连年战乱，姥爷生意做不下去，举家迁到上海。

妈妈和爸爸结婚后，一直跟随着爸爸。1949年8月 爸爸参加了人民解放军，1950年妈妈也参了军，被分到西北空军司令部飞行航训处工作。

周训典一家。1951年在兰州。

爸爸参军后，从上海调到北京，从北京调到兰州，又从兰州迁到西安。在西安我家就搬过六七次家。1958年8月，我们随父亲的工作调动，从西安到了天津。这之前我们兄妹4人，都是在部队幼儿园和部队小学住校。

1964年，爸爸随单位迁到四川广汉。那时，我们4兄妹都在上学，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在天津生活。妈妈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她除了工作，还要照顾我们4人，特别是在妈妈刚转业到地方工作那段时间，妈妈的负担太重，但她坚强地克服困难，挺了过来。

1954年“肃反”，由于爸爸因在国民党空军服役这段历史受审查，那些日子，妈妈都鼓励爸爸坚信党的政策。今天我回想起当年的妈妈非常了不起。她从一个生活在大上海受家人百般呵护的小姐，跟随丈夫投身革命，参军入伍。为了让爸爸专心工作，妈妈把家务，教养子女做得有条有理。我记得在爸爸接受组织审查的两个月，没有见妈妈悲观过，她总是努力地工作和照顾我们，培养我们自立的生活能力，自己上学和回家。

1958年我们全家搬到天津。平时爸爸住在张贵庄飞机场，每周六回家过星期天，和妈妈相处的日子，总是聚少离多。妈妈在天津先后换了几个工作单位，1959年我家才有了安定住处，爸爸才把奶奶从宁波接到了天津。妈妈对婆婆非常孝敬，什么活都不让奶奶干，想办法专门做奶奶爱吃的饭菜，还领着全家带奶奶常到水上公园、北宁公园、人民公园去游览。她不但视婆婆为亲娘，对待在上海的大嫂、姨婆也很亲，接她们到天津来住，和我们家团聚。

妈妈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常常写信抒发内心的情感。妈妈恕以德人，一生从没和人争执过，遇到不愉快或被人误解的事，总是忍让对待，这是她做人的原则。

周训典一家1956年在西安

在我心中，妈妈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人长得漂亮，注重形象，穿着非常朴实、干净、得体，落落大方，也是很勤俭的人。我家从西安迁到天津时，全部家具只有两只樟木箱和一台“盛佳”缝纫机。这台缝纫机从妈妈和爸爸结婚就一直伴随着妈妈。我们姐妹的很多衣服，是妈妈亲自给做的。她把自己结婚时的旗袍，给女儿们改成漂亮裙子。我家平时很少买肉，基本以素菜为主，说来是饮食习惯，但妈妈内心始终非常节省。爸爸家兄妹多，当时经济状况都不很好，都需帮助，爷爷奶奶的生活费也都由爸爸负担，妈妈通情达理，全力支持。

1970年，周训典同志惨死于四川广汉第十四航校。

最让我难忘的是，1970年7月初，十四航校通知我们爸爸在隔离审查期间“畏罪自杀”，要求我们全家与父亲划清界限。我当时住在运动队，大妹妹在内蒙古扎兰屯插队。妈妈强忍着悲痛，没有马上对哥哥和小妹讲。那一段时间，是妈妈一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日子。我家被视为问题家庭，街道经常半夜来人让妈妈交代问题，做思想汇报，与父亲划清界限。在妈妈工作的学校，妈妈也成了审查对象，妈妈既要承受失去丈夫的悲痛，还要保护我们，致使彻夜难眠，经常目光呆滞着发愣。一天深夜妹妹发觉妈妈没在身边，独自坐在楼门的台阶上，默默流泪；问妈妈怎么了，妈妈讲心里难受憋得慌。就是这样，当黑夜过去，新的一天开始，又是一个坚强的妈妈面对工作和生活，可想当时妈妈的心境是多么压抑，多么痛苦。无人诉说，无处发泄，自己强忍着，每日还要照顾好哥哥和小妹妹的生活，牵挂着插队的大妹。经过一段思考后，她决定把爸爸的事告诉我们。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70年7月初的一个周末，我从运动队回到家，妈妈把我、哥哥和小妹妹召集在一起（当时大妹妹在内蒙古插队），神情严肃、冷静地告诉我们爸爸的事，要求我们和爸爸划清界限。我当时就对妈妈反驳了几句。在我的心目中，爸爸是那样的慈祥、善良、爱国，不可能“畏罪自杀”。但现在回想起来，妈妈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度和方式？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存。只得迫不得已昧着良心这样说。但不久，妈妈一个原本身体健康、很少生病的人，明显消瘦、腹部发现一个肿块，经到医院检查，肚子里有一个鸡蛋大小的肿块，大夫诊断为卵巢囊肿。那时我正随游泳队在长沙训练，妈妈住进了天津市第一妇产科医院，第一次手术时是1971年4月，当时都以为是一般瘤子。但手术后化验确认为含有癌细胞的恶性肿瘤。由于医院手术中没按恶性肿瘤处理，瘤子在术中破裂，液体流人腹腔致使癌细胞迅速扩散转移，病情很快恶化。这情况妈妈单位知道后，他们非常同情。

3月初的一天，游泳队领导批准，让我回天津，只是说妈妈要动手术。我带着焦急的心情，踏上了回津的火车，忐忑不安的心境，一种不祥的预感，困扰着我。妈妈得了什么病？为什么非叫我回去不可？爸爸刚刚离开了我们，妈妈可不能再有……到了天津我直奔妇科医院，当时妈妈是第一次手术，躺在病房阳台躺椅上。看到妈妈比我离开时消瘦多了，体力也很差，顿时我眼泪夺眶而出。妈妈拉着我手说：“别难过，妈妈不是挺好的吗，过些天就会出院了。”妈妈没流泪，还不断安慰我，关心地问着我的情况。化验结果出来后，我们最担心的事成了事实，我们没将实情告诉她。后来癌细胞转移太快，又为她做了两次大手术。我们4个孩子日夜守护着，妈妈一直表现非常镇定，精神略好时面对我们总说一些鼓励的话。很少见妈妈流泪，她有太多牵挂。最后一次手术做完，妈妈体力明显越来越差，她是在与生命抗争，十多天不能进食。弥留之际，妈妈看不清东西、说不清话，记得她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放心维平的身体……

1970年，周训典同志惨死于四川广汉第十四航校。

1971年9月19日中午1点30分，妈妈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兄妹和未来的嫂嫂欧馨志守在妈妈床边，失声痛哭，多么想把妈妈再呼唤回来啊！医院的病友、大夫、护士知道我家的情况的人，见到我们悲痛欲绝，许多人留下了同情泪水。妈妈的眼睛始终没闭上，我们多次努力为妈妈合上双眼，都没成功。人们说死不瞑目，妈妈就是这样，在她离开这个世界时有太多牵挂放不下。妈妈走了，妈妈带着太多的心酸，带着太多的痛苦，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妈妈刚刚48岁就永远地离别了我们，离别了这个世界。

妈妈的一生是那么短暂，她虽然出生在旧社会，家庭条件不错，青少年时生活无忧无虑，但当她选择了我的父亲后，就走上了一条爱国路，她抗美援朝时入伍，为新中国初期航空事业的恢复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在转业从事教学工作后，一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辛勤工作，她的敬业，她的坚强一直感染着我们兄妹及周围的同事。她对丈夫的飞行事业全身心地支持和奉献；对教育子女付出了一位母亲全部的爱，她热爱生活，勤俭持家，把爱和关怀送给了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妈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人们传诵我爸妈是夫妻恩爱生死与共的忠贞爱情。爸爸走了，妈妈也随之而去，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感情。妈妈生前是意志坚强的女人，但对丈夫她俩始终心灵相通，妈妈终于以生命作代价实现了对父亲深情的爱。

回首往事，我的眼在流泪，心在流血；爸爸妈妈是那场“文化大革命”灾难中的受害者。现在历史已还爸爸清白。爸爸的历史功绩被家乡人民发掘公布于世，他的爱国事迹在媒体传播，妈妈您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妈妈，您安息吧，我们将永远怀念您！

（2005年4月22日于石家庄）

四，周训典得到美国政府的承认

2007年12月4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代表美国政府、美国军方，向周训典的儿子周维平、儿媳欧馨志颁发周训典中尉（抗战胜利时美军军衔）的荣誉证书。

周训典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中美混合大队等飞行部队中，在空战中击落两架日本飞机。在对日寇机场的攻击性扫射中，击毁停滞在侵华日军飞机场的日寇飞机24架。在袭击日军飞机修理广场的战事中，击毁在修理状态中的日寇飞机16架。

——飞虎队周训典在抗日战争中，（架机作战）在有美军飞机航拍电影胶片的证据佐证下：周训典自己击落、击伤日寇飞机42架。

虽然，在1948年周训典离开国军。1950年参加解放军。1970年5月2日，在四川广汉空军14航校内被革命群众殴打致死，并且，草草埋葬在机场旁边的跑道旁。

但是，美国军队，美国政府没有忘记他。2007年12月4日，香港总领事代表美国政府、美国军队、美国国家档案馆，给周训典（追加）颁发二战反法西斯胜利证章。

今年，是周训典先生诞辰94年的纪念日。屈指算来，我们的飞虎队英雄周训典已经谢世45年了。1970年，周训典先生惨死在仇恨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群众的棍棒之下。

同样是1970年，我已经在首钢参加工作了。如今，我也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我的任务应该是讴歌亲历抗日战争的英雄们；记录口述的历史。——周训典先生是最让我扼腕叹息的人物之一。

在搁笔之前，我还是为周训典先生感叹：

周训典先生亲历了“改朝换代”的大革命、大动荡。但是，他一生在各个时代、各个政党的领导下，在不同的战争时代，他一直是佼佼者！一直是优秀的人！让我们看看周训典在自述中记录曾经的辉煌吧？尽管，有“伪空军”的字样。但是，她正是时代的烙印呀！

看了以上的荣誉记录，我感到：“周训典可能对不起共产党，可能对不起国民党，可能对不起国军，可能对不起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可能对不起解放军？总之，他谁也对不起！——他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罪人！”

“但是，不管社会怎样动荡，即使是‘沧海桑田’的变化。——周训典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中国人民！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家英雄！”

2015-8-6

孟秀敏记者是老朋友了，时隔数年她来电话让我谈谈《我的书架》。——怎么回答她呢？

首先，我从1991年到现在写了15本书。（新华书店有卖的。）采访500多人。其中包括：侵华日军老兵、国军抗战将士、美国援华空军、远征军、29军官兵、被强掳劳工、被强掳慰安妇、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参加过抗战的黄埔军校老军官们等等。

我写的都是报告文学、采访真人、记录口述历史。我认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关于“抗战的文学”分成三大类。

其一，小说派。代表作有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夏衍先生的《包身工》等等、等等。眼前的杰作是都梁先生的《亮剑》、《狼烟北平》，还有，旅美作家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等等。——“小说派”作家完全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

这些作者都没有见过真正的侵华日军、日本鬼子的凶恶面目。文学，是生活的升华。

其二，文献派。比方《明朝那点事儿》是畅销书。而这位作者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距离“明朝”遥远。今天，写抗战的也有几位，他们参照文献资料，用今天的文笔、随时为今天的党派服务而“创作”了不少抗战题材的书籍。甚至，一人出版了几十本书！以至于：——著作等身！真是惟妙惟肖。

按照世界通用的《著作权法》（中国不实行该法律）：50年前的照片（公开出版物发表过的）一律解除“版权所有”。就是“拍摄者不再向利用者申请获得赢的的稿酬，”除非摄影者本人再一次申请版权所有。依照此法律，有人到外国图书馆翻拍；回来出版图书，赚的盆满钵满。还扬言：——版权所有。

我很佩服这些人。他们是文学的赢家、赚钱的赢家、名利双收的赢家。

其三，田野调查派。这个派别就是：实地采访、写报告文学、搞即时报道、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们。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代表作，有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到延安采访写下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前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等等大有帮助。

我是写报告文学的，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品尝。单说一条：路费！就是一个自己要承担的部分。比方，我2002年去陕西采访《台儿庄战役最后的指挥官》仵德厚。就是，我先座火车再倒长途汽车，再搭乘老乡的马车。到了村口，我一看：有人穿着我的裤子！这是我和仵德厚不断通信，给他、他儿子邮寄的我的旧衣服。（仵德厚老人给过我一个被子，新棉花！我至今珍藏。）

——是仵德厚看了《咸阳日报》，说有个留学生写了一本叫《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书。这个人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仵德厚辗转反侧，给我写信：“你写日本鬼子，那么，我和日本鬼子打过，你要不要来采访我？”

我从《世间已无杨云峰》、到《台儿庄最后的指挥官》，我采访了500多人。——我方军写谁谁火！——我方军写谁谁名垂千古！——我带动了中国关爱国军抗战将士的浪潮。

我有6个书架、书柜。这个书架上全部是采访数百人的笔记、照片。有美国飞虎队（采访十位美国援华空军飞行员，采访19位中美混合大队、飞虎队的中国籍）飞行员的记录。

有十几位专程从日本国来的侵华日军老兵，到卢沟桥下跪、到江苏金坛县下跪、到上海谢罪等等记录。有他们来的一百多份信件。——他们来华，抗战馆不管！中日友协不管！人民日报不管！外交部不管！——只有我一人：联系、翻译、接站、联系采访、联系去大学和中国大学生见面、交谈。天天住在我的家里住，早晨，我去北京的小吃铺子买油饼……。

——这是一段鲜活历史的事实、是出奇的历史史实和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

我还要出版一本书，叫《来谢罪的鬼子兵》写的就是他们15名来谢罪的老鬼子。

另外，我有“中归联”：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回日本国的全体人员写的《中归联》杂志。

我要慢慢翻译这些东西。

最重要：我保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总参、总后原八路军老战士们在1985年到2005年自己出版的报纸《爱晚情音报》！（全套）

我保存有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自己在1997年到2010年初自己手写、自己复印、自己出版、发行（邮寄）的所有报纸。本多立太郎在日本国演讲一千多次，他主张日本国应该向中国，就侵华战争的罪行谢罪！他亲自来卢沟桥就他个人的战争罪行下跪和忏悔。

我有一个书架在我家的房顶上。我需要用照相机放在地板上向天上照相。

从左至右：日本鬼子钢盔、日本鬼子的毯子、日本鬼子的炮弹壳、饭盒、马褡子、日本关东军的皮帽子、29军的饭碗、美军的军用地图盒子。我保留的文物只是象征性的。

日本鬼子的毯子，是我父亲在1940年当八路军时，打了一个胜仗。缴获日本鬼子的毯子。当时，只有八路军的干部才能分到战利品用。这条侵华日军的毯子在我家整整75年。

我2202年就下岗了，我受不了尖酸刻薄、无耻的迫害和无休止的“小鞋”。下岗的当时48岁。十几年了，我获得了人世间最大的馈赠，就是自由；我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退役军人，不自暴自弃、笔耕不缀。我把我自己在各个出版社（日本国出版《我认识的鬼子兵》和《最后一次集结》）出版的图书，和我写过《序》的图书放在墙上。以勉励我自己：

我今年60多岁，在死前，还要出版：《最后的飞虎老兵》、《来谢罪的鬼子兵》、《战祸的记忆》、《我访过的劳工和慰安妇》、《安徽歙县三少校》、《喂牛的国军少将》……等等图书。

我从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里长大。我父亲在抗战时上过抗日军政大学。可能是这个缘故，解放后，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过副总编辑。

我家的街坊有画驴的黄胄，有《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有《创业史》的作者柳青。有大文豪、大右派李庚伯伯和会雕塑的时宜阿姨。我和《红岩》一书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一起吃过中午的工作餐。我和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中国作协的原副主席刘宾雁关系很好。

——啊哟！《中国青年出版社》真是人才济济，这些叔叔、阿姨仅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能影响一个孩子、一群孩子的一生。

我书架上的图书，左边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全套《星火燎原》。

我书架上的图书右边，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全套《红旗飘飘》。

下面，是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1999年带到北京五箱侵华日军59师团战友会送来的军用品。我先给军事博物馆，再给建川博物馆、最后的一部分给抗战馆（那里的干部还赌博呢）。我再留一点。——我留下多了，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不快。1999年，他80多岁，从日本国东京都万里迢迢地带来日军文物不容易。

我今年已经60多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的。《星火燎原》、《红旗飘飘》影响了一代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我现在的任务，是我父辈没有完成的工作。我要告诉我们的后代：抗战老兵所口述抗日战争时期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枪林弹雨、尸横遍野、国家耻辱、民族悲伤、和一生不幸。

我相信：《方军文集》必将在今后的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中，以报告文学的方式留下一席之地。我一点都不怀疑，还有谁生命不息、笔耕不辍？

光靠赌博、吃空饷、买卖日本人赠送的汽车、弄虚作假、吃喝玩乐……。您想，能成成绩？能有好下场？

2015-8-8

我写的第一本书是《我认识的鬼子兵》。这本书发表于1997年，是从1995年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的文章《我认识的鬼子兵》开始写作的。我1991年到1997年在日本国留学，采访20几位侵华日军老兵。1997年出版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非常幸运，得到了张爱萍上将题写的书名，吕正操上将写的《序》，和迟浩田上将写的书评。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退役军人自然倍受鼓舞。

我感觉任何人的才能都分成三个形成的“要素”：一，逆境反作用力。二，是爱情驱使力。三，兴趣、发明使然的原创动力。

比方说居里夫人，她的“兴趣和发明使然的力量是无可比拟的。能战胜一切困难。”

用大白话说，叫：“乐此不疲”。就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不知道疲倦。

在网上搜索后，居里夫人的词条是这样的：

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波兰语：Marie Skłodowska-Curie，1867年11月7日－1934年7月4日），通常称为玛丽·居里或居里夫人，波兰裔法国籍女物理学家、放射化学家。玛丽·居里的成就包括开创了放射性理论，发明了分离放射性同位素的技术，以及发现两种新元素钋（Po）和镭（Ra）。在她的指导下，人们第一次将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治疗癌症。她是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也是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第一人。但她最终因接触放射性物质，死于白血病。1995年，她与丈夫皮埃尔·居里一起移葬先贤祠。

“逆境反作用力”也可以举出许多“人证”来。

在网上搜索“张艺谋”有这样的结论：

继张艺谋全家福曝光后，其家族旧照近日也被公开。据悉，说张艺谋是“农民”，其实是以讹传讹，张艺谋家可离“农民”太远了。张艺谋的爷爷当年是临潼大户，家宅比乔家院子还大。而张艺谋的父亲也曾是黄埔军校的军官；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大夫，所以无论怎么溯源，张艺谋也实在不能说是“农民出身”。

根据我的调查、研究，张艺谋的父亲生于1920年，抗日战争初期他报考黄埔军校，毕业在国军担当军需官。——正因为如此就遭了。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原国军被称之为“国民党反动派”、“地富反坏右”、“蒋介石反动派、残渣余孽”。总之，不是好人。他们的子女也被称之为：“出身不好的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正因为如此，张艺谋有了“逆境反作用力”，成了当代著名的电影导演。

“爱情驱使力”的例证不胜枚举，在此省略。

在家的方军。《中国老年》杂志来访

再一个，任何人物的形成和他的“纵向遗传”和“横向影响”有关。这就需要填写履历。

方军履历在网上搜索后是这样的：

 1954年生，北京人。16岁进首钢当铆工。18岁参军在铁道兵，曾经参加建设湖北襄樊到四川重庆的襄渝铁路，和新疆的南疆铁路。1976年在军队参加共产党。 

 1980年开始，在北京二外夜大学日语系学习。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之后，在日本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工作。后来，到日本留学。

 1997年回国，出版《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获得由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图书奖、优秀图书奖。曾经出版图书：《最后一批人》《战争最后的证言者》《最后一次集结》《浙江永康-最后的抗战老兵》等书。

 方军的父亲曾经是八路，上过抗日军政大学。解放后，他参加编辑出版《红旗飘飘》等图书。解放军出版社有《星火燎原》等。但是，没有记录国军抗战将士。遗憾。

 多年来，方军致力于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老八路、老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侵华日军老兵、被日军强掳的劳工、强掳为性奴隶的老妇、当年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东北抗联、美国援华空军等老人。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方军认为，亲历中日15年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就是战争巨著的最后一页。亲历者自然消亡了，这本巨著就放回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文库之中了。

什么叫“纵向遗传”呢？我认为：遗传因素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智力程度的。再有，就是后天的教育。爷爷、父亲、教师、学校、书籍……，都能“纵向”给一个人的成长起到塑造的作用。“横向影响”指的是周边社会对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

很多人对于作家不了解。其实，作家就是人们生活中的一员，和一个木匠，和一个司机一样，也在酸甜苦辣咸之中。另外，没有亲历苦难的往往成不了大气候；关上一扇门，就打开一扇窗。——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有一万多人，刚刚好占中国人口的万分之一。

我希望我自己在有人之年写出更多的作品，同时，我也这样努力着。

这篇作文是应孟秀敏记者写的关于书架和资料的事情。离开书架，我一事无成。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 军  2015-8-10

方军拍摄的原美国援华空军杰·温雅德在会议中

美国援华空军老战士们和戈叔亚、彭训厚、彭学谦等中国的抗战专家学者们

前排左一，是戈叔亚。中间为笔者。左五是军事历史专家彭训厚。二排右一是翻译。

2004年7月26日至27日，在云南昆明召开了“首届中美二战友谊国际研讨会”。会议是中国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和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举办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部分当年“飞虎队”及“驼峰”飞行员，在此次会议上，美国援华空军老兵们亲述了在飞虎队的作战经历。笔者非常有幸被会议方邀请后，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笔者不会英语，这次采访异常困难。因为，几天时间天天和飞虎队在一起，所以，我就采取了“跟踪追击、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几天的采访里，除去学术的发言，就是观光游览。在和飞虎队十名英雄走路的时候，就是我的追踪采访的机会。

我首先要看准一个“目标”：这个美国援华空军老兵是不是稍微“悠闲”。其次，我注意我们团队漂亮女翻译的动向。一有机会，我马上右手拉住女翻译，左手揽住想采访老兵的衣襟；开始提问。这时，还要手拿一直微型摄像机，同时，打开挂在胸前的录音笔。

美国援华空军使用过的P—51野马战斗机

美国援华空军老兵中有“大忙人”，比方：约翰·查理德·罗西。他是飞虎队及其“驼峰”飞行员、飞虎协会的主席。他在抗日战争中飞过P-40战斗机和—C46、及其C—47运输机。他拥有在驼峰航线飞行最多次数功勋飞行员。约翰·查理德·罗西就是“大忙人”，中国的媒体人老是追着他。他的面前有三多：照相机多，话筒多，提问多。

我发现美国援华空军的杰·温雅德老兵温文尔雅，不大受到媒体关注，“——有闲”！所以，我马上拉上漂亮的女翻译采访他。翻译好像是不烦我，这很关键！她总是顺从地跟我走，在帮助我翻译。至今，我由衷地感激她。如果女翻译烦我，那么，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非常希望这位女翻译看见此文。如果在北京见面，一定请她吃饭，表示谢意。）

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和当年的护士黄欢笑一起在云南驿老机场温故知新

中间抱着资料的是曾经飞C-46运输机的杰·温雅德老兵。坐轮椅者，是黄欢笑。

（照片为方军拍摄，版权所有。）

此照片，是参加会议期间，方军翻拍自《驼峰老兵的云南印象》展览。

照片所表现的是美国援华空军在抗日战争中有数千人在华。这是B—25重型轰炸机。

采访原美国援华空军杰·温雅德记录

方军：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杰·温雅德：我今年81岁，二战期间曾多次飞行于“驼峰航线”、现担任中国一缅甸一印度“驼峰航线”飞行员协会主席。

方军：我看您虽然已有81岁高龄，但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行走如常。您是美国哪里的人？我去过美国，城市人满为患、很多地方却空无一人，美国人口是中国人的1/4之一吧？在广袤无垠的美国土地上，您为什么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呢？

杰·温雅德：我于1923年8月7日出生于阿肯色州，1942年3月考入美国空军一所飞行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毕业后在美国空军当飞行员。由于显示出良好的飞行显示出良好的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所以，当时已经被派到好几个国家去执行飞行任务，飞行时间达850小时，在1944年年初，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去亚洲执行“驼峰航线”飞行任务，我在内华达州接受了驾驶C—46运输机的短暂培训后，就踏上了这一艰苦旅程，当时我还不满21周岁。我不想你所想象的“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来中国”，——就是接到命令。

方军：参加战争，您会预计到危险吗？不是为了挣钱吗？听说，你们打下一架日寇飞机发奖金500美金。而在40年代初期，一个美国工人的月薪只有……美金？

杰·温雅德：我绝对不是为了金钱才来中国。你再一次问这样的问题，我将生气。我当时非常清楚这次执行任务对我意味着什么，很可能完蛋。

但是，我和所有的飞行员一样，我渴望安全，我常常把“上帝呀”当成口头语。我一开始就参加“驼峰航线”飞行，美军的这种飞行已经于1942年4月创立的“驼峰航线”就开始了。她已结持续了两年时间。

我们就是：卡拉奇——昆明的航线。开始，有日本飞机还来袭击，我去时，已经没有。

正如您所知道的。1942年初，日军在侵占缅甸后切断了滇缅公路对中国的供应，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基本中断，为了把抗战急需的大批物资运进中国，美国和中国联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昆明的全天候战略物资运输空中航线，这也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最为艰险的一条运输线，这条航线长约800公里，穿越喜马拉雅山，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峰，故而得名“驼峰航线”，海拔4000至5000米的山峰 ，恶劣的气候，强气流、低气压以及经常发生的暴风雪、冰雹和霜冻，加上日军战斗机的围追追堵截，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都有附毁和撞山的危险，飞机失事率高得吓人，因此它又被称为“死亡航线”。

杰·温雅德：在天气晴朗时，我在飞行时偶尔能看到山谷中战友坠毁飞机的残骸。很多人说：这是“——航标”。至今，我也这么认为。你们开会时，中文叫“铝谷？”

杰·温雅德在照片左边。照片反映的是曾经救护受伤飞虎队的中国农民赶来聚会

杰·温雅德：命令就是命令。你在中国军队服役过吗？为国家服役，是光荣的。

方军：我1972年11月开始在中国陆军服役。1979年，中国越南发生边界冲突的小战争。那时，我所在的连队把我方军的名字第二批上前线作战的名单（17人）中。不去，马上就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审批、判处徒刑。——尽管如此，还必须上战场。

我的一个战友，被营长“全营紧急集合”后，当着全营战士的面，撕了他的党员登记表。可他最后还去了前线。

杰·温雅德：我们军队中没有党，但是，有牧师。不管此行中国任务有多么艰险、多么不理解，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是一样的。

我在告别了伤心的父母和已经定婚的女友之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我当时驾驶一架崭新的双引擎C-46运输机去中国，机上还有另外4名机组人员我们从美国的田纳西州起飞，在飞越南美和非洲上万公里行程之后，抵达了美军在印度阿萨姆邦的阿萨姆峡谷设立的基地，并被编排在了“驼峰航线”空中运输指挥部。

军衔？你问我的军衔？我当时的军衔是一名中尉。你在中国陆军的军衔是？

方军：1979年时，中国军队没有军衔。军装也一样，这叫上下一致。如果有军衔的话，我应该是“下士”军衔吧？您在驼峰航线第一次飞行是什么时候？

杰·温雅德：到底是哪一天开始我的“驼峰航线”的第一次飞行，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大概是1944年7月28日。但第一天飞行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因为我在第一次飞行中就领教了这条航线的艰险；当时正值雨季，我在起飞后不久就遇上了暴风雨，一路上的电闪雷鸣和强气流陪伴我度过这难忘的第一次飞行，不过具有良好心理素质和过硬飞本领的我并没有惊慌，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昆明。

你知道，我在美国已经飞行数百小时。是老飞行员。所以，才被调到中国了。

杰·温雅德：我没有感到惊慌是因为我觉得这跟执行别的飞行任务没有多大区别。

我在飞行“驼峰航线”时驾驶的都是C-46运输机，这比这一航线刚开始使用的C-47运输机相比有不少改进，C-46运输机的飞行高度可达到6500米左右，可以在山峰之上飞行，从而大大减少撞上山峰的危险。尽管如此，喜马拉雅山地区极度恶劣的气候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让我们在生与死的边缘走了好几遭。

杰·温雅德：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你有地图吗？

方军（左一）和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老兵在一起

我们记者坐的车和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队员坐的大轿车不同。他们的车好。

杰·温雅德老人拉我上他的大轿车。我死死拉着女翻译的手，软绵绵的，好像还有有一丝香香的气息。没有她，我上什么车都是白搭！所以，必须缠上她！

方军：开运输机应该安全。战斗机要面对日寇零式飞机的袭击，生存几率应该50%吧？

杰·温雅德：——错了！——是飞机就要有危险！即使是民用飞机。对“驼峰航线”飞行员来说，最危险的因素莫过于恶劣的天气和机械故障，这是造成事故最重要的两个原因，而这样的危险我遇到过。有一次飞行时我突然遭遇强烈的暴风雨，飞机被吹得在天空中上下颠簸！“咣——、咣——、咣——！”飞机翅膀都快被抖动、震动掉了！

由于“驼峰航线”飞行员的飞行完全靠与指挥部的无线电信号联络，而在这种恶劣天气条件下，飞机的导航信号常常中断，飞机也就迷失了方向，我当时连续几个小时无法与地面的指挥部取得联系。只好“盲飞”，听天由命，——上帝呀！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不少飞机最终燃料耗尽或撞上山峰，飞行员也不可能找到进行迫降的平地，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原始丛林而难以生还。

方军：我采访过飞虎队开轰炸机的飞行员。也充满危险！比方，轰炸黄河大桥。那时，需要飞机超低空俯冲飞行、投弹，再拉起飞机，上升。这时，日本鬼子有高射机枪扫射！有位美国飞虎队的美军飞行员就在俯冲轰炸黄河大桥时被日寇高射机枪击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此时，杰温雅德向我竖起大拇哥。说：——你采访不少人呀！）

方军：我采访一位飞虎队中国飞行员，他回忆，在空中，一次飞机坏了。他让全体机组人员先后跳伞，自己最后一个跳。谁知，在夜空中飞行的飞机自己调头，向这位飞行员飞来。飞机有大灯，明晃晃地照来！

——最后，在降落伞上空“呜呜”的巨大轰鸣中、飞机呼啸而去！飞行员躲过一劫！

杰·温雅德：这样的事情，我们全部遇见过！有一次在执行任务时，我驾驶的双引擎C-46运输机的一个引擎突然发生故障，只靠一个引擎工作而满载军事物资的飞机难以升高，继续飞行下去很可能坠机。飞机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下降高度！为减轻飞机的重量，我只好痛下决心，卸掉了飞机上的全部物资，才得以平安返回卡拉奇的基地。

在1942和1943年期间，日军战斗机非常猖獗，给“驼峰航线”的飞行造成了很大损失，美军第10和第20航空队给了“驼峰航线”有力的空中炮火支援，加上后来日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我在执行飞行任务时几乎没有看到过日军飞机的踪影。

方军：C—46运输机载重是多少？

杰·温雅德：我驾驶的C-46运输机每次能装载约五吨的物资，我从1944年7月1945年2月飞行“驼峰航线”期间，总共执行了87次飞行任务，我运送的主要物资是汽油，此外也包括弹药等军火物资。

方军：——真是一滴汽油，一滴血呀！五吨汽油可提供给一百辆军用卡车，各行驶多少公里？所以，我认为，美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人民的援助是心理上的。

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们最后一次看“纳西古乐”。照片上，是领导人宣科先生讲话。宣科先生先向自己的演员们大声宣布说：“——你们不要睡觉啦！——美国飞虎队来啦！”

宣科先生又说：“演员演出了几十年，都是耄耋演员。他们困觉。我们听说飞虎队早已经如雷贯耳！今天，你们真人坐在这里，是我们纳西古乐世世代代的光荣！”

（摄影：方军。尼康相机。柯达胶卷。时至今日，这样的照片，人世间只有一张。因为，当时无一名记者在场！他们都累趴下啦！）

杰·温雅德：二战的中国战场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危险。似乎每一天，我们都有战友回不来。这让我们忧心忡忡。你刚才说了，我似乎给别人一种不善言辞、不张扬的面孔。其实，二战的阴影至今露罩在我的心中。

尽管杰·温雅德在飞行中屡屡有惊无险，但他自述，有3位好朋友先后在飞行“驼峰航线”期间牺牲，有两位都是飞机在降落时坠毁而丧生的，另一位是已经执行完“驼峰航线”的飞行任务，在驾机经过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返回美国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的。

说到这里，杰·温雅德老人的语气些哽咽。

我查了一下参加会议时，与会者发的《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这本书。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空军在从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方军：您是“驼峰飞行协会”的主席，这应该是国家荣誉？

杰·温雅德：鉴于我在飞行“驼峰航线”中的出色表现，我先后获得两枚“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和美国空军颁发的两枚勋章，但这并没有使我的生活发生多大变化，我也从来没有指望自己会受到什么特殊礼遇，因为我坚信：作为一名军人，我的职责就是一丝不苟地执行任务。在返回美国之后，我继续在美国空军担任飞行员，只不过工作性质从原来的运送战争物资变成了运送军事人员，直到1962年退役，我退役时的军衔是一名上尉。

杰·温雅德：由于中国一缅甸一印度“驼峰航线”飞行员协会在1945年成立时名气很小，我本人根本就不知道，直到1965年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属于自己的协会。你说得“国家荣誉”？应该是“业内荣誉吧？”

杰·温雅德：我于1968年加入了这一协会，并最终成了这一协会的主席。目前协会有会员2100人，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我已经在阿马里洛生活了35年。这一协会主要靠会员每年象征性地交纳25美元的会费维持，协会规定，每位会员只要一次性交纳125美元就可成为终身会员而免交会费，所以实际上能收上来的会费非常少。协会虽然也能得到一些社会捐助，但数额非常有限。

方军：我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工作，然后，到日本大使馆工作。1991年，我到日本国学习。期间，我采访到日本有《中归联》协会。就是“中国归还者联合会”；他们都是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日本战犯。——《中归联》这个组织为日中友好做出不少贡献。可是，人员逐渐凋蔽，所以，就逐渐不存在了。但是，我有他们出版的全部杂志！

——战争就像一部苍天巨著；老兵是苍天巨著的最后篇章。老兵都走了，这部苍天巨著就合上了最后的篇章。新的战争巨著什么时候打开扉页？不知道。

杰·温雅德：我们的协会也将面临不得不解散的命运。就是你说的“最后篇章。”

因为当年英姿勃发的飞行员如今大部分已经作古，即使还健在成员，也由于年纪太大而无法进行旅行和参加活动。现在的美国年轻人们，谁知道“驼峰航线”？要查字典吧？

杰·温雅德：我准备在明年年底宣布这一协会解散，但在协会解散后，我仍计划每年要组织一次“驼峰航线”飞行员的小型聚会，以保持这些曾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之间的联络。

方军：您这次来华参加二战研讨会高兴吗？

杰·温雅德：当然高兴！我在二战期间曾87次飞行于“驼峰航线”，现担任中国一缅甸一印度“驼峰航线”飞行员协会主席。我在美国的名气也没有中国大。

今天，这么多学者、记者，还有你这个北京作家缠着我。——我很高兴。

——你们中国人没有忘记我们，这一点，我最高兴。

方军：我非常想去美国采访您的家人、家庭、生存环境……。我想拿你们（美国飞虎队）和中国的老兵、日本国的老兵，进行一下“国家荣誉感”、“经济收入感”、“被民众认知感”、“被历史记录的荣誉感”……，等等情况的分析，

最后，我想告诉各位：飞虎队老兵都去了什么地方？我完全不知道。好像是：昆明、大理、丽江、云南驿老机场？等等。因为，采访、记录、整理资料、录音、摄影、摄像都是一个人，分身无术。顺便说一句，此时，抗战馆的个别干部还在赌博、吃空饷、弄虚作假、买卖日本人赠送的汽车。（以上文字，方军负法律责任。请提及诉讼。）

2015-8-14

照片说明：亲历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战士付锡庆

照片说明：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29军官兵和日军对峙

照片说明：付锡庆老先生的革命伤残军人证

一，参加29军要考试

发生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6年，当年出生的人今天也应该是66的老人了。66年前的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枪。29军奋起反击，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我今天采访的87岁的付锡庆老人就是卢沟桥事变的参战者，是光荣的29军的老战士。

 付先生当年21岁，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进入29军军训团的。付先生清楚的记得考试题是一篇作文，题目叫《兵贵精不贵多论》。付先生上过五年学，写得一手好字，作文自不在话下。血气方刚的付先生于1937年2月1日入伍，被分在38师教导队学兵第4中队，当了一名学兵。38师师长是张自忠将军。付先生说当时中国的青年争相入伍，就是抱着要保家为国、为国雪耻的目的：

“1931年的9，18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个东北，哪个中国人不知道呢？”

付锡庆先生一米八的个子，一头倒背的银发一丝不乱，漂亮的胡子梳理的整整齐齐，是个天津美男，初次见面就给人以风度翩翩的印象。66年来，付先生始终是一条腿。卢沟桥事变的南苑一战，付先生的部队遭遇侵华日军的伏击。作为轻机枪手的付先生身中5弹，从此的人生一直在艰难困苦之中。但身残志坚的付先生始终让采访者感染到是：29军军人那英雄豪杰的气概。

他说：“7月28日日寇侵犯南苑，战斗到最激烈时侵华日军已经在飞机的掩护下打进东门，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我们都亮出大刀和鬼子拼杀。这时，有一个鬼子由我身后用刺刀向我刺来，当时我正用左手提着机枪，右手握着大刀。忽听见后面有风声，我猛回头和鬼子打了个照面，只见白光一闪，他的枪刺已经扎进我的左肋一侧，说时迟那时快，我抡圆大刀将鬼子斜肩代背砍死在地上，溅了我一身血。”

“斜肩代背”是天津话，我理解“斜肩”大概是45度斜角；“代背”的意思是不是连着“肩背”的意思？

付先生说，29军的大片刀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大片刀三尺长，七斤重，风快！

我前面所说的“英雄豪杰”不单单在于29军官兵在国难之时的行为，而在于漫长的66年风雨付先生坎坷的人生。不是英雄走不到今天，不是好汉也笑不到今天。现在，我面前87岁的老人思维清澈、记忆过人，谈吐沉稳，是个出色的长者。他能健在，还能单腿骑车，这本身就是天意。可惜，我采访的时候天津下大雨，要不，您可以目睹87岁老头儿单腿骑车的照片了。

接受我采访时，付先生心跳40/分，我问他：看自己还可以活几年？付老爷子笑到：再活三年没问题！——不是面对豁达开朗的人，我怎么敢提这种问题、开这种玩笑呢。

二，29军机枪手付锡庆目睹赵登禹牺牲的黑色轿车

照片说明：天津地方领导去看望付锡庆一家

照片说明：付锡庆的伤残证件上有伤残原因证明

位于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当年是战略要地，29军在1936年春派一一零旅第二一九团第三营驻守宛平城和卢沟桥。七七事变前，卢沟桥的形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丰台，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其用心险恶昭然若揭。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垂手可得。

1937年7月7日深夜，侵华日军向我宛平县守军开火，遭到我29军的坚决还击。卢沟桥反侵略的枪声吹响了中华民族抗日的战斗号角。处此国难当头只际，凡我炎黄子孙，莫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经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公赴国难。当日军在卢沟桥遭到29军坚决回击后，感到其有限的兵力不足以取平津，于是，以和谈为烟幕，施缓兵之计，从东北、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大批日军进关，准备大举进攻。在此危急关头，29军军长宋哲元对战、和仍然举棋不定，当日军大举进犯时，他始决心抗战，并于7月27日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7月底，平津战事日趋紧张。26日，日军攻占廊坊，我军亦进攻丰台日军兵营。同日，日军袭击我广安门驻军。27日，日军以一个半师的兵力，并有三团炮兵，百余辆战车，十机架飞机协同作战，进犯南苑。在29军驻南苑部队在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佟麟阁、赵登禹相继壮烈殉国。29日，北平陷落。

29军官兵在卢沟桥事变中激于爱国主义的义愤，担负起保卫国土的神圣职责。虽然武器装备低劣，但他们英勇地与武器精良的侵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以他们的鲜血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谱写了壮烈的诗篇。由于当时的统帅部对抗战准备不足，指挥失当，仓促应战，以致败退千里。继平津之后，保定、沧州、石家庄、张家口、太原等名城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于敌手。

正是南苑一战让付锡庆身负重伤。昏迷苏醒的付锡庆坚持让守侯在身边的机枪副射手河南兵李序亭带着机关枪去找部队，而自己挣扎着爬了一昼夜：“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我终于爬到京苑公路的沟里。这时，我看到公路上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后面有一辆敞蓬车，车上下布满死人和两匹死马，一片血肉狼籍的惨状目不忍睹。以后在医院里我才听说佟麟阁将军中流弹牺牲，而赵登禹将军就牺牲在我看见的黑色轿车里。

三，付锡庆连中五弹从南苑爬到大红门

照片说明：付锡庆住在天津市范家园1号

照片说明：扫大街的付锡庆实际上是个知识分子

我问付先生在卢沟桥事变中29军的士气，付先生肯定的回答：“非常高昂！”

他说卢沟桥事变前军队的训练非常严格，因为他是机枪手，所以，每天上午都要学习操作机枪。在吃饭前全体军人要高唱《吃饭歌》：

“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吾辈之敌，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下午讲堂学习学科有操典、战斗法则、内务规则、应用文、地理、自然等。晚饭后有自习，9点息灯号。可是，29军官兵即使在睡觉前还要高唱《睡觉歌》：

“今日工作又完了，平安快乐去睡觉。国耻莫忘了，灭日复仇显英豪！”

付先生说29军还唱岳飞的《满江红》歌、《站岗歌》和《八德歌》等。

付先生给我学了宋哲元军长的讲话，一派的山东口音，惟妙惟肖。“那是1937年夏季在南苑的大阅兵，我见到宋哲元军长和其他将领。宋哲元军长在演武厅向全军官兵训话，我还记得头一句话说：你把东南角的那面旗子举起来我看看，我说话你们听见吗？继而勉励全体官兵学好本领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以雪国耻。”

付先生说：战争打响后，29军全军投入紧张的备战，我教导队停止了一切课程。

7月27日，由黄村方向传来密集枪炮声，据通报，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调河间、任丘两个团增援南苑守卫，赵登禹一行抵黄村、团河附近与日军不期而遇。说是不期，实际上已由冀察政委会的汉奸潘毓桂向日军报告我方军事部署。七七事变前侵华日军已经掌握我大量情报，收买大批汉奸，这一点，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

28日侵华日军30架飞机开始朝我军阵地狂轰烂炸，紧接着激烈的战斗开始了。爆炸声、枪炮声响彻云霄、震耳欲聋。

南苑一战我大过了枪隐，平素不准放一枪，这次我把枪身都打红了，换了备份枪身再打。我当时没有负伤，可是战友们死伤过半，我班战友王洪鹏就在这次战斗中右臂被打成重伤。在撤退中我大部队沿着京苑公路往北京方向急行军，这时，敌机跟踪我军来回轰炸，同时也遭到早已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日寇突击队的伏击，我军在极不利的情况下伤亡惨重。我见到公路两旁的沟里我死伤的官兵彼彼皆是，东一堆、西一堆的尸体中完整的很少。血肉模糊的尸首染红了整个公路，沟里流的水都被血水染成红色。万恶日寇残忍之极，如见到还有气的伤员就用刺刀捅死。我军的枪支弹药、军用物资散落在公路上，加上遍野的横尸，真是惨不忍睹。侵华战争本身所带来的残酷没有丝毫吓倒我们，相反，更激发我军对日寇的深仇大恨。

作为掩护的机枪手，我是最后撤出。在变换阵地时，日军的歪把子一梭子子弹扫过来，我的双腿连中五弹，我当时就疼的昏死过去。我强迫机枪副射手带机枪撤离后，我挣扎着爬了一天一宿。29日下午5点左右由美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用担架将我抬到大红门集中。

大约8点，有人用汽车把我们送到卫戍医院。

我驻进医院的第二天医生检查，我的双腿已经开始腐烂。

住院开始每天有各个市民团体来医院慰问伤员。没几天北平陷落，危机四伏。

几乎隔几天就有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来医院“视察”，幸有长短武器在身的美国官兵跟随，使日寇没有得逞。没多久，卫戍医院被日军强占，我们这批伤员又被转移到帅府园由协和医院接管。当时的协和医院不但有美国医生还有美国军人，所以，我们的生命暂且有了短期的保障。

到8月中旬，协和医院将我的小腿截掉，当时不能缝合，惟恐继续腐烂。可是，我当时健康状况每日愈下，病情恶化、气息奄奄。

我当时想我还能活着回家吗？我自己从小孤苦伶仃根本就没有家，如今日寇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国将不国，我还有什么家呢？

四，天津扫大街的老人一下获得两枚大奖章

照片说明：付锡庆老爷子不但记忆过人而且能说会道

照片说明：天津地方领导一席话把付锡庆老人感动得老泪纵横

付先生接着说：我第三次转院转到北京东城干面胡同的红十字医院，那时，伤员已经为数不多了，只剩下50—— 60重伤员。轻伤员都在1937年底到到西山投奔八路军重返抗日前线了。我在医院经过精心治疗病情大有好转。在红十字医院我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美籍医学教授柯德斯先生、基督教长老会的郑灵景先生，还有一位犹太妇女。这些医护人员经常来看护伤员，给我们带来报纸、象棋、跳棋等东西。尤其是柯德斯和郑灵景二人给我募捐了100元钱，做了一条假肢，为我以后回家作了安排。柯德斯医生还鼓励我，说你还能做事，将来还能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力量。我真是从心里感激这些人们。

1938年9月，协和医院社会部的于主任发给我路费，到中秋节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乘坐人力车到北京东站坐赴天津的火车回家了。

到天津后，我由于残疾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1945夏天，有小贩把把十多盘法国金钱牌钢丝卖给我，此时，解放区急缺这种造枪的货物，经人联系我把这批货物卖给了解放区。日本鬼子不知道怎么知道了，他们来抓我，幸亏乡亲们帮忙，使我又一次死里逃生。谁都知道，日本鬼子拿中国人不当人，抓去的人不让狼狗撕扯死，就是捆起来扔到海里。侵华日军当时杀个中国人比捻死个臭虫还容易。

日本投降以后的1947年我结了婚，经人介绍我在新丰旅社当会计，解放天津的炮声一响，我和妻子儿女回葛沽老家。战争平息，我再到新丰旅社一看，所有的东西荡然无存，可惜我两年积蓄的小家庭又毁于一旦。

我了解到，在1949年以前，除去反侵略、反奴役的战争，付锡庆没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没参加任何团体，没有任何命案在身。

解放以后，付锡庆基本在天津葛沽镇工作，当过葛沽镇人民政府的秘书。

从1958年到1989年在天津葛沽镇清洁队担任队长。他的工作，就是天天用大扫帚扫天津的大街。我多次去过天津，看见男男女女的小年轻们，手拉手在天津大街上散步，谈恋爱。看见他们，我就想起一条腿的付锡庆老爷子。天津的青年们，你们知道干干净净的马路时谁扫的吗？付锡庆老头子！他不但在卢沟桥事变中和日本鬼子抡过大片刀，还扫过那么天津的马路呐！30年呀！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扫了30年天津的大街呀。

付锡庆老先生1989年退休，按当地政策一次结清，给了1960元人民币。从此，再无任何经济来源。付先生说，1956年以前他一直每月挣18元人民币，当时，他要养活七个孩子。历次政治运动他首当其冲都是受批判的对象。

其中的甘苦，我这个作家笔墨难以形容。

如今，付先生有孙子、孙女11人，有重孙子5人。全家一共32人。

付先生现在和二儿子住在一起，二儿子51岁，下岗。儿媳无工作，重病在身。付先生的房子是1976年大地震时自己盖的，有80平方米。我发现付先生的床非常高大结实，是钢铁结构的。付先生说：“下雨时屋里就要进水，有一尺深。不用淘水。因为，雨过天情、艳阳高照，这些水会慢慢的流入天津海河、汇入中国的渤海。”

我对付先生说，我在日本国用六年时间采访二十几位原侵华日军老兵。他们现在每月领取日本天皇的“恩给”十几万日圆，给到死亡为止。在侵华战争中战死军人的遗孀也领取“恩给”。“恩给”相当于日本人工资的1/3。台湾的抗战老兵有“终生俸”，每月15000台币。

“您对此有何看法？您对自己参加卢沟桥事变身负重伤遗憾吗？”

付先生说：“沧海桑田，世事巨变，66年前的卢沟桥事变我参加了，66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生活幸福，安居乐业。我国没有被外国侵略者占领一寸土地，‘华人与狗’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66年前，21岁的我参加29军，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土地和尊严我负了伤，我不但不后悔，我还感到光荣。如果历史的一页翻回去的话，我还要参加29军！”

听了老爷子的话，我感慨万千：66年的独腿人生，谈何容易？历史的一页如果翻回去的话，他还要上战场！连他们家门口30米远的厕所都是一百年前的——破砖垒起、白蛆踊动。在厕所门口，几个当地人挡住我说：“听说你是北京来的作家？”他们几个手指前方说：

“我们天津钢厂腐败严重，我们带你去采访采访？”

我仔细注视他们片刻，都是朴实真诚的天津眼睛。

“好好学习三讲、三个代表吧。” 我拍拍他们的肩膀，转身走回我的调查世界。我有我的事情要做。

同去采访付锡庆老人的还有天津津南区民政优抚科王俊山和天津葛沽镇民政办的宗长生主任。王科长对我说：1999年以后每月都给付锡庆老人一定的补助，现在大约每月500元。葛沽镇的下岗工人有几万人，很多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上下。但是，这两年，财政上再困难，对付锡庆老人的医药费也是实报实销。谁让付老爷子是咱天津市唯一健在的，参加过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战士呢！

王科长握着付锡庆老人的手，用满口的天津话说：“老爷子！我们基层一级政府对前抗日国民党老兵始终没有相应的优抚文件。但是，您听好了！您听好喽：——只要是中国共产党在！我们中华民族在！我们各级组织在！我们就永远承认您66年前在卢沟桥事变中为祖国做出的贡献！我们忘不了29军！”

87岁的付锡庆一下子老泪纵横。

我正在拍电视片，也不觉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付老爷子的女儿递给我一条很脏的毛巾，我使劲擦了擦涌出眼眶的泪水。我想，在中国境内，我是采访抗日老兵最多的人。不管在云南，在东北，抗战家属不管递过来的毛巾、水杯、饭碗、板凳是什么样子的，我马上会用。

在日本国境内，我是采访原侵华日军老兵最多的中国人。他们递过来的毛巾、酒杯、饭碗我也都用。物品，是心情、国力、文化、生活水准的象征，也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沟通的媒介。

我之所以流泪，扪心自问，让我感动的是天津地方官的讲话。面对我们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历史，天津津南区政府是最有资格说“没有愧对历史”的一级政府。

66年过去了，我曾经采访的原侵华日军老兵不少人和我开玩笑：“从1931年到1937年，再到今天，70多年过去了，战争中，我们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战死、战伤154万人。1945年在中国战场向中国政府军投降、被缴枪械的有128万3千人。可是，我们前日本军老兵协会听说你们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整明白谁抗日？”老鬼子们接着说：“其实，在我们眼里，中国人都抗日！我们甚至对皇协军都百般警惕！”我一直琢磨着侵华日军老兵们的话。

——侵华日军老兵们说的话难道不是真理又是什么呢？

大雨倾盆，哗哗作响，付锡庆家的破房子上是铁皮，所以雨点就擂出了的军鼓的声音。这是今年第一场大雨。付先生家也快进水了。

我支好摄象机对87岁的老兵说，我要回北京了，您再给我唱上一首29军的军歌吧。

付老爷子扶正假腿、挺直腰板说：好！我给你唱一首29军改编的岳飞《满江红》吧。

满     江    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竭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最后说一句，不知您听了这样的军歌，作何感想？

后来，天津电视台请付锡庆和我去做访谈节目，在青年们面前，付锡庆衣着整齐，挺胸抬头，笔管撂直，保持着老军人的习惯。我坐在他旁边，非常生气。

我上去就把他的裤腿挽了上去，把他的假腿露了出来。

我对付锡庆老先生说：“你的假腿，就是你的大奖章。是‘保家卫国奖章’。”

“天津电视台《青年大世界》节目请你来访谈，这是天津人民给你的大奖章。这枚是‘人民英雄奖章’。谁能一下得两枚奖章呢？您说说看？”

付锡庆老爷子听了，笑了。

方军  2002年

照片说明：侵华日军滞留中国的最后一名老兵102岁的山崎宏

一，参战群体像空中迁徙的鸟群渐行渐远

抗日战争结束64年了，战争亲历者像无数空中的风筝，渐行渐远。

但是，我个人采访战争亲历者的工作始终在进行着。

很多人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你采访对象的信息来源？”就是，“你怎么会知道哪位老兵在什么地方？”其实，我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坐在家里；“坐享其成”。

我自认为，我研究亲历战争老人的行为是“得天独厚”的古怪行为。或者，是“天时、地利、人和”都需要我这么做下去。再换句话说：媒体不采访，所以，“需要自己传播的人”，或者叫：“自媒体”。于是，就找到了我。

我再打个比喻，尊敬的读者，请您闭上眼睛思考出一张您最为熟悉的报纸来，她会去采访一位亲历抗日战争国军老兵的辛酸经历和心路历程吗？即便是采访了，可以刊登吗？

有些人一生都感觉自己打日本是对的；但历史却不给他丝毫展示、炫耀的机会。

有的老人在国家危亡之时挺身而出、在枪林弹雨中幸存至今。但是，他们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只能一生看着贪官污吏为非作歹、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享尽清福。

我在日本国采访20几位侵华日军老兵，他们异口同声地、悄悄地、神秘地问我一个问题：“他们（中国军人、政府军、八路军、新四军）生活得怎么样？”

“天壤之别”我回答：“你们有天皇的恩给、有重要的参拜。可他们一生，什么也没有。”

侵华日军老兵尽管熟知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熟悉中国连天的内战，但是，听到这样的信息，还是被惊讶得张口结舌、目瞪口呆：“一分钱没有？？？”

方军采访侵华战争后在中国滞留的最后一名日军老兵山崎宏

我最近的信息来源，是有人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对我的采访后来电话。

来电话的是两位中国远征军老兵，戴安澜200师的兵，参加过缅甸的同古之战，其中一位，还走了缅北的野人山。两位远征军老兵，一位95，一位96岁，他们还有中国远征军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时发给校官级军官的戒指，上面有英、美、中、俄，四国国旗，和V1945的字样。1949年之后，腐败的蒋家王朝被人民推翻。自此，这两位曾经的国军老兵就再也没有领取任何抚恤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没有任何荣誉地位。——他们只配挨骂。

抗日战争胜利64年了，国军庆祝日本投降的戒指，作为货币在商品流通中大浪淘沙中，怕只有一枚了吧？

“需要宣传自己”和“宣传自己家人”的人大有人在。这种情况，一般，是国民党抗战将士。“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这也是青年一代不可逾越的理解障碍。比方，老八路，《地雷战》、《地道战》，他们60年前就开始以英雄的形象给青年讲述“打日本的经历”了。而行将就木的国军抗战将士是现在才开始敢于张口夸奖自己的。这在1967年，即便是吃了豹子胆，也没有人敢说：“我是国军抗战将士，”或者：“我家有国民党抗战将士。”

可以说日本人没有费一枪一弹就让正面战场的国军在50年内噤若寒蝉、免开尊口了。

我家原住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的幸福村一楼，1968年，我亲眼所见，一位原国民党军官上吊自杀。他家住5单元5层2号。这个人，抗日战争时是国军少校，曾经与日军血战过。

我家邻居有两位中国远征军老兵。他们是88岁去世的马振先生，和早已经去世的严少端先生。我也是上周，刚刚听说二位曾经是中国远征军老兵。遗憾。

国民党抗战将士在抗日战争中亲历22次大战役，牺牲380军人。

从卢沟桥事变算起，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206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13人、旅长17人。以上殉国206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

文不对题，言归正传。前不久，山东画报社的秦超编辑来电话，说是他所在的济南市还有一位日本老兵，还在天天给人看病。我将信将疑。

从1931年9·18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8年。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卢沟桥事变距今也72年了。

1945年日本投降，距今72年了。哪个神仙能活到今天？

秦超编辑说，他调查了。老人叫山崎宏，1907年生人，至今保留日本国籍。确实是天天给人看病。我感到，应该马上动身，前去采访。山崎宏是日本人，当然就应该先找山东济南外事办公室联系。

照片说明：侵华日军老兵山崎宏实际上归济南市外事办公室管理

济南外办在济南市政府内，济南外办的办公楼是个古老的建筑，应该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我看，像是德国人在侵华战争时留下的建筑。济南外办主任叫于鲁闽，他的父亲也是老八路，和我的父亲同岁，巧了。外办还有两位女士，一位是英语的，一位是日本语的。外办的三位同志非常热情，他们派车把我们送到了山崎宏老先生家。

可以说，没有山东画报社的编辑秦超，没有山东济南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大力协助，我不可能知道抗战胜利64年了，侵华日军老兵中还有这样的人物滞留中国。

中国人见面先问：“您是哪个单位的？”

我想，102岁的侵华日军滞留中国的最后一位老兵应该属于“济南外办”的吧？

102岁的山崎宏先生是在72年前的卢沟桥事变时，随侵华日军步兵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及其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所统领的部队到中国来的。

当时，军医山崎宏已经30岁了。山崎宏说他实在看不下去侵华日军一路烧杀的行为，逃离了日本军队。一路要饭，希望通过山东半岛的尖上，坐船回到日本国去。可惜，连年的战火、连年的战祸使他寸步难行。久而久之，他放弃了回日本国的念想，他要以赎罪的方式，以在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来为日本民族在战争中所犯罪性赎罪、谢罪。

山崎宏老人见我第一句话，就是：“我来日不多了，我要多为人民服务。”

我对山崎宏的印象完全是纷杂的。把无数的“纷杂”综合在一起，我认为山崎宏老先生是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中所阐明过的：

“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二，山崎宏老人说：我的部队是侵华日军赤柴第十联队

照片说明：102岁的山崎宏清楚地写下自己部队的番号

我用日语问的一个问题，是山崎宏属于侵华日军哪个部队？他马上写了下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侵华日军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就在这个时候，30岁的山崎宏随日军赤柴部队在天津登陆了。赤柴部队一路烧杀抢掠向华南挺进，就在这么简短的几个月里，山崎宏看不下去侵华日军的烧杀抢掠行为，悄悄离队了。

山崎宏知道往南走就是山东半岛，山东半岛上有个尖，那里距离日本国最近。

那么，山崎宏所在的部队都干了一些什么呢？让我们查一查？

根据《天津史志》记载：

天津史志记录日军步兵第10联队的罪行录

1937年8月中、下旬，日寇开始沿津浦路大举南犯。是时，东北军第49军奉调进驻沧县及静海附近。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矾谷廉介)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主力(配署炮兵两个中队) 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开始向静海前进。49军之一部立即加以阻击，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静海轰击，49军守军奋力抵抗不支，向南撤退。24日，日军攻占静海。

占领卢沟桥在乾隆皇帝“卢沟晓月”题词前日寇们欢呼胜利

1937年8月5日侵华日军第二军矶谷师团赤柴部队，宫岐部队和首下部队围攻杀死我29军37师驻府君庙一个排的守军后，又进村逐户搜查杀人，见人就用刺刀挑，村民萧大木头，阎三爷等36人死于刺刀下，其中妇女都是被奸淫后杀死的。

8月初，侵华日军矶谷师团先头部队在五美城村一带受我29军一部重创后，8日，大队日军前往报复。在村口见人就杀，壕边尸体历历可见。

在只有40户的五美城村，日军逐户驱赶未及躲避的男女老幼集中到一道墙前，用机枪扫射。

8月18日军赤柴部队一股冲进小郝村，到处搜人残杀，村民胡万玉被枪杀，张建山和李玉峰的祖母、张国忠的祖母被挑死，张庆哲、张庆圮、张择邻被刺死。他们的房屋计20余间被点燃烧毁。

9月7日一队日军骑兵突袭花园村，将终日躲在洼里刚回家取食物的40多名村民包围，绑成一串用机枪扫射后，又用刺刀逐个猛刺检查。日军撤走后，躲在洼里的百姓赶来相救，只有 4人受重伤未死，其余40余人因天黑难于辨认又怕日军重来，只好草草掩埋在一起。

1937年8月7日，日军300余人突袭王口镇，一时间镇北官道、西大坑、村边、街头、稻地到处伏尸流血。日军撤走后，躲藏的群众出来合力收尸，计108具，还有数十人失踪。1944年秋，我八路军60余人开进与县城隔运河相望的高里庄，准备端掉运河对岸四层楼高的大型碉堡，被碉堡上站岗日军发现，一时枪炮声大作，高里庄民房大部被毁。事后，日军下令拆除摆渡口，高里庄等四个村庄。这四村共92户，200余间房，百姓难舍家园故土，迟迟未动。1945年1月14日时值寒冬腊月，日军劈门砸窗，捣墙拆房，强将四村百姓全部赶出家门，并烧毁了村庄。
　　天津武清县：1937年10月25日，日军驻杨村堂腰部队小队长崛武带两个小队及汉奸侦缉队共180人进剿崔黄口镇。沿途挑死，枪杀张令林等20余人。进城后将300余商人和赶集的百姓逼到西门里路北土坡处逐人验手，凡手上没茧的都被绑上，分三批逼到西门外路南大坑边，用刺刀挑和机枪扫，进行集体屠杀，共杀死128人。临走又抓陈祠荫等6人到杨村，让军犬活活咬死。

1937年8月唐官屯之战。占领县城的东线日军赤柴部队继续南下，8月29日11时，占领陈官屯。守军第29军25旅奉命南撤。下午，日军占吕官屯、刘官屯，稍作休息。 30日深夜，日军突袭良官屯镇。守军第29军37师第217团约3000人，已在西起南运河东岸的夏官屯，东至津浦铁路（今京沪铁路），修好1条1公里长的水堑作为屏障，宽4.5米，深3米，堑南密布暗堡。战斗开始，日军便以多门大炮猛轰该镇，许多工事被毁。31日凌晨，赤柴部队占领该镇右侧阵地。左藤部队则向217团主阵地进逼。其时因连日降雨，积水遍地，日军行动困难，兵力不易展开，距守军阵地数十米时，暗堡内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日军惨败。守军乘机收复右侧阵地。9月3日7点半，日军沿运河东岸向良官屯发起总攻。

赤柴部队主攻，松井部队掩护，接近夏官屯时，被隐蔽在运河两岸青纱帐中的第29军第25旅部分官兵阻击，死伤数人，败回刘官屯。

    4日凌晨，松井部队精锐1小股，分乘两只小船，妄图从运河突入唐官屯，行至夏官屯时，被29军217团击退。晨7时，久攻不逞的日军集结了4支部队，赤柴、松井两支居中，崛田、冈村两支分列两，配合飞机多架，大举进犯。守军许多军事设施被炸毁，依然寸土不让，以机枪、步枪、手榴弹击退多次进攻，但因无法压住敌军火力，更无法对付飞机，加之连日损失很大，正午，日军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梯搭在水堑上强行越过，下午4时占领唐官屯镇。6日，29军第37师、第38师各一部联合反攻，失而复得4次，终因力量不足退去。

这还仅仅是侵华日军第二军矶谷师团赤柴部队所干坏事的一小部分。

一个善良的山崎宏怎么能容忍日军这样在中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

他容忍不了，所以，悄悄逃亡了。根据山崎宏自己回忆，他和三人一起逃亡的。那么， 日军第二军矶谷师团赤柴部队就有四个人逃亡。这在侵华日军中也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吧？山崎宏回忆，其他三人什么下场？不得而知。但是，赤柴部队紧急南下，没有顾上追杀逃兵。

让我们继续查查赤柴部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踪迹吧？

三，山崎宏所在侵华日军步兵第10联队的军史行踪

1937年9月10日在津浦展现唐官屯附近马场城攻击战中作战的赤柴部队长在营地附近吃饭

1，从平津作战到占领济南，是山崎宏所在部队的罪行发端。

 
    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8月8日
    指挥官；香月清司中将
    日军作战兵力编成：步兵第20师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支那驻屯步兵旅团，航空兵各一部 
    作战经过：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夜，日军支那驻屯步兵旅团的支那驻屯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在北平时近的芦沟桥一带进行类比攻击宛平演习，守卫宛平的国军有人开了几枪，但发现日军并未真的攻击时就立即停止了射击，事后日军声称有士兵1人失踪，要求搜查宛平城，国军拒绝后，支那驻屯步兵第1联队即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外卢沟桥发动进攻。引发了77卢沟桥事变。

照片说明：七七事变中河边少将和牟田口大佐

1937年8月29日第十联队在天津登陆后一路烧杀抢掠直奔天津市区。

炮击天津市区残余中国29军部队

在天津西湖村的岗哨

占领天津的日寇步兵第十联队

占领天津后，日寇们接受检阅。其中有山崎宏所在的第十联队。

8日，日军从山海关，通县，天津等地速调其支那驻屯军部队1000余人向宛平县城进攻。11日，又将关东军所属的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朝鲜军所属的步兵第20师团主力调入华北，使在华北的兵力迅速增加到20000多人。

后来通洲事件爆发，战争开始升级，日军分三路进攻平津地区。一路以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为主力，经热河向北平以北地区进攻；一路以步兵第20师团为主力，向北平以南地区进攻；一路以支那驻屯军一部会同海军部队向天津进攻。7月25日，日军步兵第20师团一部攻击廊坊，26日攻击广安门，并向北平的中国守军发出限期撤离北平的最后通牒。28日，日军中央统帅部下达攻占平津地区的命令，并随即向北平，天津发起总攻。29日，日军占领天津，8月4日，国民党守军放弃北平，8月8日，日军举行北平入城式。

2，卢沟桥事变之后，侵华日军步兵第10联队一路烧杀奔向山东

济南，保定，石家庄作战

昭和12年(1937年)8月6日—12月26日，平汉线方向的保定，石家庄作战日军战史中称之为保定会战
    指挥官：西尾寿造中将（津浦线方向），香月清司中将（平汉线方向）
    兵力编成：
    津浦线方向：步兵第10师团，步兵第16师团，步兵第109师团的步兵第118旅团（本川支队）
    步兵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其中有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

步兵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参谋长中泽三夫大佐。

步兵第109师团步兵第118旅团旅团长本川省三少将   

平汉线方向：步兵第6师团，步兵14师团，步兵20师团
    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参谋长下野一霍大佐。

步兵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参谋长佐野忠义大佐。

照片说明：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通过卢沟桥走进战争的深渊

作战经过概要：
    昭和12年(1937年)7月27日，日本政府下达向中国派遣3个师团的命令（步兵第5师团，步兵第6师团，步兵第10师团）。8月6日，日本军部决定攻击华北的日军继续沿津浦，平汉铁路向南攻击，必要时推进至沧州，保定一线。占领济南，保定，石家庄，迫使中国立即接受日本的谈判条件。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的山崎宏30岁，他所在的部队是8月14日在塘沽登陆。
    津浦线方向的作战：8月14日，第10师团由日本抵达大沽登陆。

22日，山崎宏所在师团被上级下达攻击马厂（天津以南）的命令。

照片说明：牟田口廉也卢沟桥作战的日军指挥官

1937年9月4日，山崎宏所在的第10师团步兵第33旅团在马厂以北突破国军守军阵地，11日占领马厂，清县，同日，由日本增援的步兵第16师团，步兵第109师团分别在塘沽，天津登陆，并立即加入战斗（第109师团只以第118旅团参加作战）。

13日，山崎宏所在的步兵第10师团的步兵第33旅团占领兴济镇。

20日，第10师团主力开始攻击沧州，24日占领该城。

同时以一部兵力向德州入侵，10月3日占领德州。

此时，军医山崎宏由于无法忍耐侵华日军一路烧杀抢掠，从部队脱逃。

日军10师团的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对于失踪4名日本军人也应该非常恼火。因为，在频繁的作战中，不知失踪人员是逃脱？是战死？是掉队？是重伤？是被中国老百姓藏匿？是被中国民众所杀？是被中国军队所杀？还是被俘？

战事频繁，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几乎无暇问津。

与此同时，第109师团步兵第118旅团从沧州沿盐山，庆云，王判镇方向南侵。

10月13日，第10师团一部占领恩县，平原完成预定目标占领。

11月5日，华北方面军第2军下达向黄河北岸继续南侵的命令，日军各部沿津浦线两侧继续南下，第118旅团於11月15日占领鹊山，第10师团亦进至高唐，齐河一线，至此日军已经打到了黄河边。

12月18日，日军大本营研究了批准华北方面军南渡黄河占领济南的请求，於是在23日，步兵第10师团和步兵第118旅团分别从王判镇，曲堤，临邑以南等地区渡过黄河。

25日，第10师团主力占领龙山，步兵第118旅团占领周村。

26日，第10师团主力占领济南，日军津埔线作战顺利结束。

3，日军步兵第10联队军医山崎宏逃跑的时间范围

照片说明：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

山崎宏所在日军步兵第10联队从1937年8月14日在天津塘沽登陆，到12月26日作为日军主力部队占领济南，为时四个月；行程500公里；几乎天天作战。

山崎宏就是在这个期间当了逃兵！自谋生路！

我问山崎宏老人：你为什么逃跑？

山崎宏回答：第十联队在天津一登陆后，就一路烧杀抢掠。

我问：日军第十联队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了吗？

山崎宏：我虽然是军医官，但是，我也知道战争的基本情况。——没有遇到抵抗。

我问：那么，那么第十联队都杀些什么人呢？

山崎宏：杀老百姓！让老百姓跪成一排，倒捆双手。一个、一个砍头。就听“哐”一声。砍掉一个脑袋。再“哐”的一声又砍掉一个脑袋。成排的老百姓也不跑，他们伏地磕头，喊：“老爷——！”，“——太君，饶命吧！”——鲜血淋漓！——我是医生呀！

我连滚带爬、气喘吁吁地找到赤紫部队长：“快住手！快住手！停止杀人！我是医生！”

赤紫部队长狞笑着，让他的卫兵拖下皮靴抽我的脸！

我尽量站的笔直，把脸向着天。我的脸上挨一下皮鞋的抽打，我就大喊一声：“——哈依！”再挨一下抽打，就再高喊一下“——哈依！”

大庭广众、众目睽睽呀！赤紫部队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个呆子！（巴嘎）！算了吧！”

山崎宏对我说：“……我就因为这种无情的残暴，无情的侮辱，我才决心逃跑的。”

我问：“我1991年到1997年在日本国采访将近30位原侵华日军老兵。他们都说，日本陆军军事条例中有：临阵脱逃、战场逃亡的一律枪决。你知道吗？”

山崎宏笑了，说：“怎么不知道呢？而且，以凶狠著称赤柴八重藏大佐干的出来！”

1937年时的30岁的军医山崎宏是有知识的，他知道山东有个角延伸出去，接近朝鲜半岛。从那里回日本国应该是最近的路线！

现在与山崎宏共事的刘谟桐教授曾经听过山崎宏几次回忆：“日军常常把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集合到一起，都杀了！最后，再放一把火！烧个精光！”

逃跑的军医山崎宏一路要饭，他往山东半岛的尖上走。

山崎宏回忆，他没有衣服换，乡亲们一看是个要饭的鬼子？！没有揍他都是好事！

后来，山崎宏在济南一家公司的仓库当上了保管员，因为他无家可回，就把仓库当成了家。

抗战8年，山崎宏所在公司是在日伪占领区域。山崎宏必须伪装得非常得体才不被日军注意，原因是山东有很多日本侨民。而且，山东民众对“济南惨案”有“恐惧的持续性”。

最为主要的一点：日寇赤紫的第十联队在台儿庄战役中被中国庞炳勋的军队全歼。

1928年济南惨案，是支持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害怕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侵犯它的利益，于是， 4月19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阻挠蒋介石的军队北上，派遣第六师团5000人在青岛登陆，经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要地，“保护帝国臣民。”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侵华日军占领山东期间日本侨民应该是为所欲为的“上等人”。山崎宏完全可以“耀武扬威”、“为虎作伥”、“与虎谋皮”！但是，山崎宏不属于这个范畴，山崎宏是逃兵。

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关于山崎宏的信息只留下两句话：

其一，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逃离日本军队。一路乞讨，而中国人看这个日本兵可怜，摒弃憎恶，给他一些食物。使他立志，要报答中国人的恩情。

其二，在济南一家公司里当仓库保管员。常常接济生活苦难的中国人。

其三，山崎宏是医生，精通儿科。消息不胫而走，四方百姓都抱孩子找他看病。

我采访过侵华战争期间，在山东泰安车站驻守的侵华日军59师团老兵盐谷保芳。从他保留的一些照片看，侵华日军在山东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如果山崎宏“无心谢罪”、“无意忏悔”的话，他在日军全面侵华的8年之中的任何时间带内，可以走出来，回到侵华日军的嚣张行列里。

日军军医山崎宏在侵华战争期间，没有干过任何有损中国人利益的事情。

——这是笔者推理的情景。

具体情况已经被浩瀚的历史风云所席卷得干干净净。

可以用其他方式推理的话，完成这个结论：

抗日战争期间，任何人干坏事情都没有好下场。这在抗日战争中期，或者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都会得到清算。

——如此再推理，侵华日军逃兵山崎宏是一位没有干过任何坏事的人。这样的人，在中日两国漫长的交往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人物。

4，从1928年到1937年山东人民经历两次噩梦般的灾难

照片说明：1928年济南惨案中被侵华日军杀害的蔡公时

1928年，山东人民就目睹侵华日军的烧杀抢掠、为所欲为。1928年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是靠日本人的庇护而起家的，日本人希望通过扶植张作霖而牢牢控制住中国东北，因而，当然不想北伐军北上彻底消灭奉系张作霖了。
    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了山东省。酒井隆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他立即以“山东局势混乱、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为借口，写信给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要求军部出兵山东。参谋本部根据酒井隆的报告和请求，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派遣日军第6师团五千余人从青岛登陆，入侵山东。
    日军第6师团在青岛成功登陆后，酒井故意夸大事实，以局势极为混乱为由，擅自要求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火速赶赴济南。福田彦助在酒井的一再催促下，星夜兼程，终于在4月底赶到济南城外。
    4月21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借保护侨民之名，派遣驻天津的3个步兵中队抵济南。25～27日，日军又连续在青岛登陆，沿胶济铁路运兵济南市，到28日，驻济日军已达3000余人。日军在济南商埠以纬四路为中心线，划为东西两个"警备区"，构筑工事，架设路障，实施戒严。4月30日，奉系军阀张宗昌撤离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进入济南，方振武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 当蒋介石所率北伐军开进济南城后，酒井隆即唆使早已做好准备的日军四处寻衅。日军不仅随意捕捉北伐军的士兵。5月2日上午，第一军第二十三团营长阮济民等数人徒手行经纬五路时，被日军堵截后当场全部杀害。3日上午，日军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七千余人的武装。对日军的一再挑衅，蒋介石再三地屈辱退让，命令北伐军各部“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而且准备“绕道北伐”，这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闯入山东交涉使署，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尽数捆绑毒打。蔡公时据理痛斥日军，日军竟割掉蔡的耳、鼻、舌头，挖去眼睛，然后将他同众人一起杀害。

照片说明：1928年济南惨案中被俘的中国军人

是日，日军在商埠制造事端，惨杀中国军民多达1000人。5月4日晨，北伐军在济南城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酒井隆借机再次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拍电报，夸大事实，宣称日本无辜侨民被杀害，并将数目扩大了20多倍。国民党军全部撤出商埠区。日军得寸进尺，继续扩大事态，不断增兵济南。5月8日，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普利门、麟祥门、柴家巷、迎仙桥一带发起猛烈攻击，守军退守内城。自9日开始，日军大举进攻内城，守军浴血奋战，死伤惨重，11日奉命撤离。日军占领内城后，抢劫财物，焚毁建筑，强奸妇女，枪杀战俘，屠戮百姓，罪恶令人发指。"济南惨案"发端于五月三日，故又称"五三惨案"。直到1929年5月，日军才在内外压力下撤离济南。

照片说明：1928年济南惨案中缴枪投降的中国军人

（笔者说明：此段大部文献，摘自百度百科。笔者在此处，“故事重提”的目的在于分析1938年在山东隐居的“逃跑日本兵山崎宏”所应该有的社会环境，及其中国民众在国破家亡的局势下，应该抱有的“恐惧持续性”。重温噩梦，不寒而栗。研究至此，笔者对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期中国的凄惨、凄凉，以及任人宰割的国民生活一目了然。）

5，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步兵第10联队赤柴部队被歼

照片说明：1938年4月爱波斯坦作为美国占地记者赴抗日前线，采访台儿庄战役。

爱波斯坦（左）荷兰伊文思（右）在被炸毁的侵华日军坦克上

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步兵第10联队赤柴部队的情况。

台儿庄战役中的1938年3月20日，日军记录：
　　第10师团长于20日命令：“支队应确保韩庄-台儿庄运河一线，同时以一部守备临城峄县。尔后以尽可能多的兵力突击沂州方向，与第5师团协同作战。”濑谷支队长为此部署步兵第63联队(联队长福荣真平大佐)分别以一部兵力确保韩庄-台儿庄运河一线，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派往沂州策应坂本支队作战，支队主力在峄县集结。

3月29日，第10师团长命令尽快歼灭台儿庄之敌。30日福荣部队排除敌军抵抗，在傍晚攻下了台儿庄城内的东半部分，抵达大运河，遭到对岸敌炮兵的猛烈轰击。

当天赤柴部队主力也从峄县南下，傍晚到达台儿庄西面6公里处，当面中国军队约有4个旅。但当晚得到沂州方面撤退的中国军队2个师已出现在峄县以东，因此受命再次转向东进，在击退这股敌军后转南下，于4月1日运动到台儿庄东北约6公里处。

4月4日，台儿庄城内之敌抵抗仍然很顽强，尽管不分日夜的猛攻，战线仅仅推进了约80米。中国军队企图将日军主力拖在台儿庄，而以大兵力从东西两方向深入日军侧背。濑谷支队长在当天晚上留下赤柴部队的一部于黄林庄，主力转移到台儿庄西北约4公里处，警戒西方敌军。

4月5日，台儿庄城内的进攻仍然不见进展，运动至台儿庄西北的赤柴部队发起进攻。

照片说明：中国军队攻入台儿庄，与日军展开巷战

4月6日，局势突然逆转。以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增援第5战区，集中约40个师的兵力围歼了日军第5师团一部、地10师团一部，日军步兵第63联队(联队长福荣真平大佐)、日军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

这样在台儿庄的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和日军的后退成为绝好的宣传材料。
　　捷报传来的4月7日晚，汉口举行几十万人的游行，歌声和爆竹声响彻云霄，庆祝抗战的胜利，广泛散发在台儿庄歼灭日军的新闻，以提高中国军民的士气。这场宣传战的组织者是当时国民政府政治部第3厅(宣传)厅长的郭沫若。
　　国民政府发布的军事新闻称：
　　台儿庄当面之敌于6日晚被我军发起的总进攻夹击，侵华日军凭天险顽抗，但至今晨3时，弹尽粮绝，全线动摇。我军士气高涨，乘胜追击，一举歼敌，获前所未有的大胜。此战敌死伤约2万余名，缴获步枪一万余支，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大炮50余门，俘获无数。敌之坂垣矶谷两师团主力已被我歼灭。
　　根据华北方面军的资料，包括以后战斗最激烈的徐州会战的前半阶段在内，第5师团2月20日到5月10日，战死1281名，负伤5478名；第10师团3月14日到5月12日，战死1088名，负伤4137名。

在台儿庄战役中，在日军步兵第10联队赤柴部队基本消耗殆尽。在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增援第5战区，集中约40个师的兵力围歼了日军步兵第10联队赤柴部队。

日寇原来没料到台儿庄会有如此一场恶战，以为随便就可以占领台儿庄，然后以一师团完整之兵力，直取徐州。日本甚至宣称：大东亚必将由日本帝国这个太阳来普照了，所以敌军日记中有打油诗一首:“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小小台儿庄，谁知道竟至于这样困难！”

台儿庄大战结束后四个小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就进入战地采访，他在第一手战地报道中扬眉吐气地写道：“现在日本军大败而特败了，太阳还不是照样吗？”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荷兰记者伊文思等还在台儿庄缴获的日军坦克上留影。

荷兰记者伊文思还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同胞》正面战场上的胜利。我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影视厅看过播放67年前荷兰记者欧文丝拍摄的《台儿庄战役实战记录》。

日军第10师团的步兵第10联队赤柴部队的军医山崎宏如果不逃脱，想必在中国军队的强大炮火面前化为灰烬。

四，把一生都献给中国人民的日本老人

102岁的原侵华日军老兵山崎宏应该只在军队待了几个月。由于不忍目睹侵华日军的残暴罪行，逃遁于中国民间。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5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艰苦卓绝；无数人牺牲在战场上。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又是三年国内战争。山崎宏在战火纷飞中生活了11年，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1946年开始，遣返投降的侵华日军及其家属总计3100 000多人。（中国抗日战争史606页）在这期间，山崎宏怎么没有被遣返回去，这是个迷。

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无数人在连天风雨的政治运动中丧失生命、自由、幸福、个性、才能、天伦之乐、以及亲情、家庭。但是，山崎宏没有关系。自始至终，山崎宏保留外国国籍。“山崎宏是日本人，山崎宏要是中国人的话，老命也是难保的。”他的家人也这么评论。

照片说明：山崎宏的中国绿卡

照片说明：1957年春节山崎宏在济南郊区医院和同事们合影

照片说明：102岁的山崎宏每天都在为中国的儿童们看病

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山崎宏先生始终以中国为家，并且，以实际行动终生谢罪。

山崎宏本人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说：“我来日不多，要多多为中国人民服务。”

山崎宏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天动地的业绩。他每天都在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他的同事介绍他：常常，他尿了裤子。可还是坚持到下班在回家更换衣服。山崎宏的家在医院的旁门，我弄不清楚，是因为他医术高明，所以，医院要开在他家的楼下呢？还是因为就近，他搬家到医院的旁门。

照片说明：刘谟桐教授对一起工作十年的山崎宏大加赞赏

为了完成最后的意愿，山崎宏申请了四年，才得到济南市政府的批准，死后捐献遗体。

山崎宏的女婿说：“因为山崎宏是外国人，这个申请没有章程可寻。”

照片说明：山崎宏的女婿说捐献遗体申请四年

照片说明：山崎宏先生的各种证书

五，102岁的山崎宏应该生活在中国人温情的海里

我采访了原侵华日军老兵，102岁的山崎宏三天，我感觉，山崎宏生活在中国人民温情的海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精髓就是：仁义礼智信。山崎宏用一生的实际行动爱中国、为中国人服务、为侵华日军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赎罪，所以，中国人民也给他以最为尊敬的回报。山崎宏从周一到周六，都门诊。他的病人是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我问了多位病人，回答都是：

“祖孙三代都找山崎宏医生看病。他不但医术高明，而且，人品高尚。”

山崎宏诊所的墙上贴满锦旗和报社采访的报纸。各路记者都是络绎不绝。

我感觉：中国人民侵华日军当年所犯滔天战争罪行太仇恨了。

我感觉：中国人民对于诚心诚意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真是太宽容了。

我在的几天，天天遇见记者，有电视台的，有报社的，有杂志社的。

山崎宏来者不拒，因为，接待媒体采访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照片说明：齐鲁电视台采访山崎宏

照片说明：山崎宏生活的一部分是接受媒体采访

照片说明：新华社山东分社的记者采访山崎宏

六，在“有门”和“无门”之间

左一，为抗战馆的专家学者陈亮先生。其余三位是山崎宏一家人。

山崎宏先生在这人比较后回过日本国，他的亲属也给他安排了薪金高额的医生工作。但是，山崎宏先生还是决定留在中国，把自己的医术、生命的全部都给中国人民。——他希望用实际行动忏悔侵华战争中他的第十联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此，专门接见了返日探亲的山崎宏先生。并且，对山崎宏以身贡献日中友好的行为大加赞赏。他为山崎宏写下了“大道无门”的纪念条幅。

我问山崎宏其意义？山崎宏不知道怎么表达。他说：

“日本自一千年前派遣‘遣唐使’以来，从中国的唐朝学习到了‘门’这个形象文化的汉子。中国农民家有个小院子，小院子就有‘门’。后来，中国发展成了‘牌楼’。这一点，是中国明朝才开始兴起的。那时，日本不断以海盗的方式对中国的江浙一带进行掠夺。局部战争就开始了。因此，‘牌楼文化’日本人没有学习到。如今，日本国的‘门’很多、很多。东京都的神社、靖国神社等等，还没到寺院呢，就现有‘门’了。”

山崎宏接着给我解释：“中曾根康弘前首相给我写‘大道无门’的意思，简单地说，是日中友好又很多道路，很多方式。日中友好这条大路不是一条因循守旧、又又固定模式的大道，或者是大门。我是医生，我把一生先给日中友好。这种事情无先例。由此：大道无门。”

2014年3月我和樊建川（拍照者）在靖国神社门口（陈亮摄影）

各位尊敬的读者，您们看见“門”没有。在“三顾茅庐”的典故中，也有先打开小院的草門的叙述。三顾茅庐或三顾草庐是指中国东汉末年刘备三次到隆中（今湖北襄阳附近）诸葛亮住处请他出山辅佐自己的事件。此事件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该文提到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可见，門不分大小，皆在庭院之外而有之。

我对山崎宏老人说：“我1996年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里听过中曾根康弘前首相的演讲。他说他在二战的生活经历，是海军少校。他的军舰无数次在中国海域游弋，那时，中国没有‘领海权’、和‘领空权’。但是，二战又是极为残酷的！他的海军同学，有30几人死在战火纷飞的太平洋战争里。——我主张和平，我主张日中友好！由此，我和中国的周恩来、邓小平有极为友善的关系……。”

山崎宏对我翘起大拇哥说：“你也见过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了不起！了不起！”

七，山崎宏和诸位日本前首相的区别

我方军1984年在外交部外事服务局任助理翻译。领导派我到日本读卖新闻工作，又到日本国大使馆领事部工作。我1991年到1997年在日本留学，学习《经济统计学》和《社会学》。我一直在关注中日两国的局势。甚至，每一个日本国民的举止；每一位日本首相、前首相的行为，我都感兴趣。

比方：日本到中国的所有游客都四处拍照。他们的所有照片，实际上都是研究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可能这么说很过分，但是，“船上的民族”天生需要探知外面的世界。日本语中的“情报”单词，被翻译成“情况”。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地域决定的，不是思想决定的。比方：婴儿一生下就会吃、就会哭。——这是本能。

比方：抗战胜利70年了，中国还“打”呢。说“战争是谁指挥的”、“谁是牵制侵华日军的主力……”——甚嚣尘上。日本国民从上到下都高兴中国人的“争执”。他们不少人希望中国人的内战再打一百年，打到尸横遍野；最好打回到故宫太和殿的“龙椅时代”去。

他们去台湾，就说：“大陆是强权政治、台独自由。”他们去大陆，就说：“台湾搞分裂……。”

日本人学习中国话也是天生的快，——他们一直渴望大陆。中日之间比较，如果有一个中国人精通日本语，那么，就有300个日本人精通中文。而且，语言流畅、书写工整，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又比方：二战之后的70年里，日本国共有34人担任了55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这些日本首相有的在对中国态度和政策上表现平庸；有的则严重对立，逆潮流而动。比方：小泉纯一郎前首相，和现在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前首相中，也有能顺应历史前进的脚步，主动与中国改善关系，调整对策的。比方：田中角荣前首相。

当然，我也嘲笑中国人：“中国人特别在乎日本首相的行为，这是一个怪圈。”

比方：“日本国的甲首相上台后拉一裤子稀屎，中国人就强烈抗议。”而：“乙首相上台后主张日中友好。中国人又赞赏有加。”

其实，中国和日本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争端，是国家与国家的争端；是“正义”与“非正义”的争端，而不是“张三上来唱白脸，李四上来扮黑脸”的“个人行为。”——日本国的国会应该做出决议：“是否就侵华战争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忏悔、赔偿？”——国会成员举手表决，形成国家决议。而不是某一个首相的脸色决定是否向中国，就侵华战争的罪行谢罪！——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怪圈”。

我们堂堂的泱泱大国，5000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竟然习惯于看一人的脸色？！而不是重视“国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这一结果，这不是自我作践自己吗？

当然，话说回来，日本国重视中国“人大”和“政协”的决议吗？我很生气。

据说，在外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决议是事关重大的国家决议。

本文说的是侵华日军第十联队的军医山崎宏和他的一生。山崎宏和诸位日本前首相的区别在于尊重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并且，用毕生精力致力于中日友好。

（本文最后部分是刚刚写的，前面的部分是2009年写的。特此说明。）

2015-8-21

凤仪萍珍藏数十年的生死簿封面。我管她叫：“永远放不下的98颗心”。

这篇文章是15年前先发表在人民网上的。故事的梗概，是1944年，在上海的大街上，日本鬼子随便抓人，他们把抓到的人五花大绑、押送上小商船。把这些人送到日本北海道煤矿当苦力挖煤。14岁的中学生凤仪萍被日寇抓住，送往日本。日寇一共抓300多人，不到一年时间，打死、饿死、砸死、塌方压死98位上海同胞！

最原始，是两位小学老师悄悄地记录。两位老师遇难后，是14岁的凤仪萍接着记录。

凤仪萍教授向我诉说一次，难过的泣不成声、老泪众横一次。我也是听得泪流满面。

凤仪萍告诉我：“抗战胜利啦！我们这些幸存者乘坐美军军舰回国。当在地平线上看到中国的大地时，我们这些被日寇摧残的煤黑子，都跪在甲板上失声痛哭：‘——祖国啊！——母亲！——我们终于活着回来啦！’那些美国大兵看见了，和我们一起肩并肩、手拉手也擦拭泪水！——日本，投降啦！——我们胜利啦！”

后来，我决定：让凤仪萍把这个记录98位遇难同胞的小本子交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理由其一：遇难同胞都是上海人！理由其二：沈建中馆长和我私交甚好。每一次来北京和我喝一顿小酒。其三，其他抗战纪念馆太坏。个别干部还在办公室聚众赌博、吃空饷、买卖日本人赠送的汽车、在报纸上弄虚作假……。怎么能给这些腐败分子呢？

自从“永远放不下的98颗心”这个“生死簿”给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后，可是了不得啦！上海人成群结队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阵列室看这个“历史性的文物”。

络绎不绝的上海观众都是一个理由：找自家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抓走的亲属！

“我找我的兄弟……”一位老人一边用手帕揩涌出眼眶的泪水，一边用放大镜看。

“我找我哥哥……”一位老太太在家属的搀扶下泣不成声：“——他被日本鬼子抓走啦！”

“我在病床上的父亲委托我，看看我大爷的名字在不在小本子里。我家是徐汇区的……”一位中年人一边说，一边用急切的目光在本子里搜寻着。

现在，已经是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党委书记的沈建中告诉我：

“十几年了，这个小本子始终是上海观众必须关注的文物之一。我们馆把这个小本子的每一页复印、放大后，专门设立展台接待络绎不绝、蜂拥而至的上海观众。——你这个家伙！——小心一点！以后，发现什么了，要马上告诉我！！不得怠慢！！”

（下面的文章写于2002年）

一，交接生死簿

在广州19路军纪念馆，凤仪萍把生死簿交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领导沈建中手中

凤仪萍，76岁，祖籍上海。

初见他是在北京一家饭店。令我吃惊的是他不象一位76岁的老人，文质彬彬的。

细细一品，他和其他劳工一样充满沧桑、充满艰辛、充满苦难。

劳工生涯只一年，苦难就足足可以贯穿人的一生。凤仪平也不例外。

当年被抓的日本的劳工有四万多人，如今活着的不过千余人。

他是被侵华日军掳到日本苦难劳工中走出的唯一医学专家。

我早听说他，一直想采访他。写过《尊严》的作家李珉女士向我反复介绍他，说“往往在电话中，凤先生就会泣不成声------”。

我想苦难的劳工谈及“劳工的苦难”时往往如此。我采访过百多位当年被侵华日军抓到日本国服苦役的劳工，我感到，今天，已经没人可以完全理解当年我们的父辈当亡国奴的滋味了。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作家的任务只是把这种滋味、这种口述的历史，尽可能的传达出来，留给我们的后人。留给我们的民族。留给我们的历史。

我决定自费去采访他。我把这一信息传达给凤仪萍先生。

无庸讳言，我有我的难处。我已经下岗了。我不断的给相关单位领导写报告，我希望他们能从工作的角度出发资助我，当然，采访资料全部上交。凤先生在广州，我去一趟的话，往返的火车票加起来是个不小的数目。可是，听说相关单位领导要去加拿大和比利时玩（就是工作），所以，这一桩事情就先放下了。

1945年日本投降距今已经60年了，作为能讲述“口述历史”的老人已经寥寥无几了。最重要的是：诺大的中国，还有几人在做这样的采访工作？

有个插曲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中国还真有这么一些人在锲而不舍的做这项工作。他们是哈尔滨的王晓兵、上海的苏智良、王选、杨克林，四川的樊建川、云南的陈祖梁、沙必潞，北京的李珉等。日本国的右翼学者有强劲的大财团资助；而中国人恰恰相反，全靠自己。

最近，在《国际先驱导报》上有这样一篇报道，阐述日企支持右翼教科书。报道这样描述：随着日本进入四年一度的教科书审定季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新历史教科书》再次引起世人关注。由于初中和高中生在6年的学习时间里一直在教室中接受历史教育，因此歪曲历史的危险性比起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性有过之无不及。根据被曝光的送审本，编撰会的教科书进一步歪曲历史、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隐瞒加害事实，将侵略战争描写为自存自卫的战争，与2001年版日本教科书相比更加变本加厉。

编撰会从倾向于右翼的大企业得到充分的资金，朝日啤酒、三菱重工、日野汽车、五十铃汽车、住友生命、味之素、东京三菱银行、清水建设、中外制药、大成建设等众多日本大企业支持编撰会。朝日啤酒名誉顾问中条高德在编撰会会报《史》上公开声称：

“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家，根本没有当政的资格！”

日本人在日本国忙自己的事情；中国人其实也在中国忙自己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作家，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我想通过：“人证、物证和口述史”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我盯紧凤仪萍就是这个目的。

我们中国受日本国侵略十五年，有3500万人伤亡。可以说在侵华战争中有无数的凤仪平当过日本侵略者奴隶，但是，今天，凤仪平式的人物却屈指可数了。怎么办呢？

二，凤仪萍让我写的理由

所谓生死簿就是一个中学生用的作业本。上面记录了惨死日本的98位上海人的姓名、地址。

凤仪萍先生听了我的理由后，就自己来北京了。他现在就坐在我和作家李珉的面前。

“听说你们要自费去采访我，谁花钱都一样，还是我从广州来见你们吧。”凤仪平先生微笑着说：“我很忙，还要马上回去。”

我虽然松了一口气，但是，新的烦恼又涌上心头：他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呢？

“半个多世纪，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是漫长的。您又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不自己写一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呢”我问他。凤先生平静地回答：“我是外科医生，每天都有手术，拿起手术刀切开病人的身体，我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我几乎每一天都上手术台。但是，我不可以回忆当劳工的岁月。也不可以提笔写，因为，那是难以言传的悲伤、悲愤和悲情”。

凤仪萍1930年12月出生于上海南汇县，1937年7月日寇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进而推开全面的侵华战争，几乎同时，上海沦为日寇铁蹄下的孤岛。那时，凤仪萍刚迈进小学的课堂。上海沦陷不几天，他父亲的木材公司就破产了。

战争给凤仪萍的家庭事业带来极大的打击，使他们一下沦为赤贫。

凤仪萍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推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并不单单是他父亲木材公司一家破产的事情。凤仪萍教授说：1936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20.46%，如果不把农民自给性的加工计入手工业产值，则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资本主义工业的这个比重，相对于中国较晚的现代化起步，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凤仪萍教授分析，中国战前这样的一个发展基础，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的损失。一方面是日本在广大的沦陷区破坏或者完全控制了中国战前业已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在那些尚未沦陷的地区，不管是有限的现代工业部门还是传统的农业经济，都被迫以应对战争的特殊需要为第一要务，根本谈不上发展。

凤仪萍清楚的记得：有一天深夜，游击队和日寇进行激战的枪声。

1944年8月，刚上初二的凤仪平被端着三八枪的日本兵抓到上海虹口的一个集中营。他们这一拨儿老老少少300人，老的有60多的，最小的就是凤仪平。那时他14岁。

“父母还不知道呢”，他们300人就被日军押一艘日本运输船上。

在黑黑的底仓，大家说：要把我们抓到什么地方去呢？有人说：是不是日本人要把我们的血吸干吧？众人谁也不知道船驶向何方，更不知道命运的福祸。

船在风浪了行驶了近一个月，后来，在日本国的门司靠了岸。

我调查过百十位劳工，知道战争时美军的飞机天天轰炸，所以日本商船的行驶路线不同，而且，很慢。而“门司”在日本国最西边，是距离中国最近的港口。

凤仪萍说，他们这些人在门司上岸后又被押上火车。车往北，经青森过津轻海峡到北海道的函馆。再转火车到栗山角田煤矿，下井挖煤。当时工具是半机械化，日本人全是工头。中国被强掳劳工住的工棚叫“共荣寮”，每天吃的是土豆、萝卜汤和汤中几粒可数清的米。因为中国劳工不能洗澡浑身上下有虱子，所以，日本工头叫中国劳工“支那虫，或者南京虫。”

如果听到叫：“41号支那虫”，那，就是喊凤仪平呢。

每天清早大家都被叫佐藤的日本工头用皮鞭抽醒。顶着刺骨的寒风，大家穿着单薄的衣服走到角田坑洞口，然后，每人领一盏矿灯带在头上。开始下井。为了御寒，有人把纸片、草和破布都扎的破衣服里，走起路来哗哗直响。。

劳工的工作内容是：打眼、放炮、烟尘未散就进去装斗车。每天清早7点进洞，晚上11点监督检查，合格后才能爬出矿井，回到工棚。由于没有排风设备坑道中的空气污秽不堪、充满煤尘。在日本工头的监督下，同胞们要拼命的挖煤、装车、往外推车。动作慢一点马上就会招来毒打。

凤仪萍说：“我回国十几年了，每当咳嗽时，咯出的还是黑色的带有煤粉的痰。那时，我在大学学医，我自己都害怕。我生怕被同学、同事看见这一情景。”

由于饥饿、寒冷、劳累、惊吓和残酷的暴打，有四名同胞先后上吊自杀；有几十名同胞先后病死、饿死。有十几个人开始往北海道的石狩山、石狩川方向的深山里逃跑。被抓回来的同胞不是被活活打死就是被毒打致残，没打死的同胞已经是奄奄一息，由于不给吃喝和严酷的寒冷，最后的结局还是死亡。

共荣寮的寮长是原关东军受伤军曹，叫小田岛，这个双手粘满中国人鲜血的家伙把中国劳工集合起来嚷嚷：“北海道四面是海！你们插翅也难逃！你们没跑的良民的有，逃跑的一律死拉死拉！”小田岛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几天不亲手打死一个中国劳工浑身都不舒服。

我就亲眼见过一次。

64号是20岁的上海人杨启新，因为饥饿和劳累他走路直晃。中村工头上去一拳打掉了杨的门牙；小田岛照杨的后脑一棍，只听“啪”的一声，脑浆迸裂。杨启新就再没站起来。

1944年12月，日本国已经穷途末路，鬼子们狗急跳墙，小田岛大喊：“前方吃紧，我们要全力支援大东亚圣战！向天皇效忠！”从那之后，我们劳工被强迫劳动的时间更长了。角田煤矿的巷道每延伸一米，都是用我们中国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每个掌子面，每根木头支架下都有咱中国人的鲜血和生命呀！可小田岛吼叫：“你们这些支那虫、南京虫、谁敢偷懒！我打死谁！我们还会从你们支那那里抓来大批大批的苦力！”

在坑道里难胞们相遇也悄悄的说几句话，内容大多是：家中无人知晓，大家只有绝望。我们决无生还的希望了。想家，想念祖国亲人，想念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

由于绝望，我也想到了自杀。我在想着自杀方式：是上吊呢？还是从山崖上往下纵身一跃？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迅速脱离这个苦海？我在苦苦找寻着。

难胞们知道了都来小声劝我：“同胞们之中就你最小，你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我们的苦难告诉祖国人民！”同胞们的鼓励使我感到人间的温暖、使我死去的心中又升起一丝曙光。我决定把自杀的念头先放一放，先看看再说。

难胞中有两位受伤被俘的新四军，他们的宣传最厉害。他们说：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在各个战场浴血奋战，日本军国主义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国土！中国不会亡！

在被强掳为劳工的苦难生涯中，我头一次知道“共产党、和她领导的新四军”。

受难同胞中还有两个文化人，他们是劳工号8号的山要良老师和劳工号28号的费波老师。由于被捕前二位都是小学的教书先生，所以倍受大家的尊重。他们二人悄悄的用小本子记录下先后死亡的难胞姓名。小本子100毫米宽150毫米长，有40页厚，就藏在工棚里，大家谁都知道。二位老师叮嘱我，将来，有一天，一定要把这个小本子带给祖国人民。这是咱中国人民深受日本侵华战争迫害的罪证呀！不久，这两位可敬的先生也分别惨死在坑道塌方和毒打中。他们什么都没留下，只有公公整整的字迹还留的小本子上。

接下来，我偷偷的接着记录，一位，又一位惨死者。

到1945年10月回国时这个小本子上已经整整记录了98位死难同胞的姓名、住址、死因和劳工的号码。整整60年了，这个小本子始终我和在一起。

这是咱中国98位死难的同胞呀！

两三天一死个。饿死、冻死、被打死、病死------悲惨呀。

就象发生在昨天，我始终放不下这98颗心。

说到这，凤仪平先生泣不成声。

凤仪平先生来北京是3月25日。26日一早，他先去天安门广场看了升旗仪式。他说：“看到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人山人海。仪仗军人整齐划一、铿锵有力，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幸福、生活安宁。我触景生情、百感交际，流下热泪。现在的国富民强、国泰民安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记录下的是凤仪平先生的原话，我不知该怎样修饰这些话语。

三，凤仪萍教授和他的生死簿

凤仪萍教授是日寇强掳中国劳工中后来学历最高的战争亲历者

凤仪平先生是个坚强的人，是个儒雅的学者，是我们中国优秀的泌尿外科的医学专家。但是，回忆起悲惨的异国他乡的劳工生涯他还是不断的悲伤、悲愤，以致老泪纵横。我为了调整他的情绪不能不常常换个话题，或者给他倒杯茶。

风教授接着说：1945年10月，矿上来了两位个子高高的美国兵，他们是来找寻在北海道做劳工的美国战俘的。两个美国兵对大伙说：“你们怎么啦？还不知道吗？8月6日及12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已经于8月15日投降了！”

“——我们得救啦！——日本投降啦！”劳工们都欢呼了起来。

我们一起被捕的有300人，不到一年时间被打死、饿死、病死、逼死1/3的人！

1945年10月我们离开北海道南下，重返押来的路线，路过长崎，我们见到原子弹爆炸后的惨景。日本国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罪孽深重的话，怎么也不会把战火最后烧到自己的头上！我们的终点是到福冈、饭冢的一个美军基地等美军军舰回国。后来，加上一艘日本的“明优丸”才把我们3000多中国劳工送回上海。

当地平线上见到中国的国土时，同胞们百感交际，大家都跪下了。抱头痛哭成一片。

1945年11月3日上海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被掳异国他乡的受难同胞归国”的消息。

从我被抓走，我母亲由于找不到我，急的一病不起。这次，在病床上她伸出颤抖的手拉住我说：“孩子，那儿去啦！”

不到一个月，慈母就去世了

我满身心创伤，大病一场。后来，我父亲说：“孩子，你再念初中吧。”于是，1946年2月，我又一次走进上海周浦中学。苦难是国家的、是民族的，是每一位中国人的。重返教室，我的手已经不会握笔写字了。心理的创伤使我常做噩梦------。为了转移自己的思维，我如饥似渴的读书。

一位女教师见我如此刻苦问我其中原委，我一时语塞、一言难尽，只有大哭一场。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的锣鼓声，我走进了江苏医学院。对于我一个九死一生的孩子来说，没想到上了人民的大学。

1968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了，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我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个小本子被造反派收走了！在造反派的棍棒面前，我只能哆哆嗦嗦地交出我的罪证。那是我保存23年的证据呀！那是我永远放不下的98颗心呀！从那时起，我夜不能寐，食不出味，充满焦虑。那时，人们把去过日本的人都叫“日本特务”，去过美国的就是“美国特务。”我只能随命运的风把我这片落叶随意吹荡。

1974年，这个“死亡记录”才终于回到我的身边，可惜之至，头两页已经永远丢失了！

我说：“一个不热爱自己民族的人们是容易让别人当牛马使唤的。”

我还告诉凤先生另外的感觉：“您一生应该经历过两次苦难，一次是被强掳为劳工；一次就是文革。时至今日，好胳膊好腿的你还可以做手术，知足吧！您哪！”

“国防部长罗瑞卿跳下去了，邓朴方跳下去了，您不是没跳嘛！”我告诉他。

凤仪萍教授坚决反对我的说法，他分析：“侵华日军强加的中国人民身心上的苦难，和文革中的苦难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人由于不团结才促成日本侵华的一步步得逞，相反，抗日战争使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共抵外辱，我们才取得最后的抗战胜利。”他说：“文革，当然我们民众也有责任；我们大家不是每一天都在虔诚地敬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吗？那他还不是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中国如果再发动文革恐怕不会有民众支持了。”

凤仪平教授的今天我就不想多说了。他作为我国的医学专家经常赴美国讲学，他作为泌尿外科的医生目前还工作在手术台前。他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广州市民，他应该是广州市的骄傲。为什么呢？他九死一生之后再念初二，如此之坚毅，不值得表彰吗？他存留60年的小本子！——《我们中国劳工在日本国的苦难记录》应该被上海市博物馆征集。难道，不应该吗？我看了凤仪平保存60年的小本子，那上面记录的全部是上海地区受难同胞的地址和姓名。我前几年参加苏智良教授举办的世界慰安妇会议时参观过上海博物馆。博物馆太漂亮了，博物馆现在惟独缺少的就是凤仪平教授保存的《中国上海籍劳工被强掳日本国服苦役的苦难记录》。

常见媒体使用这样的话：“我们的时代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在那里呢？

——那凤仪平不就操着手术刀站的我们眼皮底下吗？

我作为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作家，我发现目前，已经没有一所学校请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军人、苦难余生的劳工和被侵华日军强暴过的妇女讲学了！——学生会的同学们！再过两年，你们这代人怕是想见到经历过抗战的人士，怕也是难了。上海市、广州市著名的大学不少，如果是“德育在先”的话，就应该首先恭请凤仪平教授去讲讲课。哪怕是课外活动也可以。他思维清澈、记忆惊人，我采访过的劳工中，好象只有他有如此的状态了。请他，不是讲医学，而是讲历史，讲抗日战争的历史，用他亲身的经历讲我们中华民族屈辱的昨天！

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不光数理化好；他们首先应该热爱我们的祖国呀！

有人关心外国右翼干什么呢？我感到还是先关心我们身边的事吧。

我问凤教授动手术之前，收病人多少红包？

他回答只拿两千工资。我心里说：真是个书呆子！

我问凤仪平有没有过记者、作家采访过他？

我问凤仪平给没给过大学生们讲起他在日本的经历？

凤仪平说：都没有。我感到奇怪。

凤先生说：我会讲的，我不但要把我的经历告诉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们；为了死难的劳工们讨还血债，我还要起诉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国企业。

凤先生是我的长辈，可是，当着我的面他落了数次眼泪。

一次，   是讲起他慈祥的母亲。母亲至死也不知他失踪的原因。

一次，是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劳工照片的前面。他在我前面哽咽、抽泣。空气都凝固了。

一次是面对康健律师拿出的当年日本国的《中国劳工名簿》。因为有他，也有大家。

凤仪平先生告诉我，他内心世界永远放不下的，就是这98颗心。

四，凤仪萍教授总是伤心落泪

凤仪萍移交文物的历史过程瞬间

凤仪萍先生要回广州了，我约他在最后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再看升国旗的仪式，凤先生欣然同意。我早早开车去宾馆接凤先生，再把汽车停放在历史博物馆北面的停车场里。从历史博物馆正面穿行，我们走进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有几千人在等待升国旗的仪式。这时，东方一抹鱼肚白已经换成朝阳喷薄欲出鲜亮景象，沉睡的北京又要苏醒了。一旦鲜红的朝阳跃出地平线，升国旗的仪式就会在军乐声中庄严开始。天安门广场上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庄严的时刻。

凤仪萍教授身穿笔挺西服，领带，皮鞋锃亮。他对我说，为了看升国旗的仪式，一夜激动得没有睡觉。他说他是上海人，也是广州人，外地人到北京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机会当然也不多。凤仪萍教授说，他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深知一个人和他国家的关系。他说，日本国对于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14岁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国当劳工就是一个证明。他说，一个国家亡了，国民就成了亡国奴、成了毫无尊严牛马不如的劳动工具。他说，和他一起被强掳到日本国的300上海人，已经有98人惨死在日本国，他们已经永远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了。中国只有强大了，我们中国人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只林，我们才能扬眉吐气的做人。凤仪萍教授说，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我们中国人已经可以堂堂正正地挺直腰板面对世界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和刚刚解放时不能相比较了；我们今天的一切已经不能和我们在日本国牛马不如的劳工生活相比较了。

军乐队开始演奏了，朝阳把金色的光撒满大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手握钢枪和闪亮的军刀，以整齐划一的步伐，从天安门前金水桥穿过向天安门广场正步走来。天安门广场上充满庄严肃穆和欢快的气氛。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观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

所有人都仰头向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

凤仪萍教授忽然哭了起来。——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只有他在抽泣。

我扶着他起伏的肩膀安慰他，我可以理解这位抗日战争经历者的一切感受。

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我在心里默默的祈祷：

中国，你更加强大吧！在抗战中无数死难的中国人都期望你呢！

——祖国，我祝福你。——国旗，我向你致敬礼。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     2002年

这是2004年7月23日，我和飞虎队克利福德·隆夫妇合影。这里是在云南大理？丽江？我天天追踪采访，完全不知到了何处。顺便请哪位哥哥给提示一下地域？标志建筑物？

美国援华空军轰炸机飞行员克利福德·隆先生19岁就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那时，他刚刚谈恋爱。我们大家知道，飞虎队的飞机上都有一个张开大口的鲨鱼图像。其余，就是喷涂军方记录：“击落日本飞机后，的日本旗帜”。再有，就依照本人的意愿：把“裸体女人图像”之类的随便图画。可是：克利福德·隆先生，硬是把女友“雪莉”的名字，用“斗大的字”刻在飞机机身上。直至今日，他们的爱情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真是：如胶似漆、形影不离、相濡以沫。

笔者认为：时至今日，克利福德·隆伉俪的爱情都是可圈可点、甚至，值得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种族、任何社会制度下生活的人们羡慕不已的爱情榜样。

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驿机场的美国援华空军军人们，克利福德·隆在其中

（照片，为开美国空军改进版CURTISSP_40轰炸机的克利福德·隆本人提供。）

刚刚下飞机的克利福德·隆夫妇就被我死死地缠住了。我把名片给他，他耸耸肩膀说看不懂。翻译说：“这位是从北京来的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美国援华空军开轰炸机的老兵克利福德·隆说：“了不起！了不起！在我们美国，以作家为职业的人很少。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一生遇见成百上千的空军军人，但是，我只遇见过两次作家。你，是第三个。”

我说：“中国作家占中国人口的十万分之一。但是，和美国作家不同，中国作家要看别人的脸色。”克利福德·隆夫妇笑着说：“看来不是什么好职业！哈哈哈……。”

我对克利福德·隆夫妇说：“中国人都知道：你们的头儿，是陈纳德将军”。 克利福德·隆笑着点头：“知道、知道。我亲眼所见他们伉俪手拉手的样子。”

克利福德·隆夫妇还送我一张陈纳德少将和陈香梅女士相吻的照片。

    我看到克利福德·隆带来很多当年在中国的照片、物品。还有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机。

2004年7月23日，克利福德·隆夫妇在云南驿老机场（摄影：方军。）

2004年，我方军当时的笔记：“19岁时就在云南上空抗击侵华日军的克利福德·隆先生，今年已80多岁了，但仍显得精神抖擞。昨日下午2点，当他和夫人刚在佳华酒店入住后，就向我们展示了当年在云南拍摄的一本老照片。”

老照片中的克利福德·隆看起来颇为英俊潇洒，照片中他倚在当时他驾驶的战斗机舷窗旁，机身头部下方还画着一个獠牙的鲨鱼头。他介绍说：

他当时是从印度阿萨姆邦飞到云南驿机场的，当时飞虎队的战机身上都画着鲨鱼，之后中国人说像“虎头”美国飞机是“飞虎”。他耸耸肩膀说：“好！入乡随俗，是虎头。”

克利福德·隆回忆说：曾在云南经历过上百次的飞行战斗，主要的作战任务是在滇緬公路上空护卫中国军队的地面进攻，时常要与日军战机作战，或是投掷炸弹，或是向地面侵华日军扫射。

克利福德·隆回忆说，在云南的战斗中，他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战役就是发生在1944年的腾冲战役，当时他和战友们足足对日军占领的腾冲轰炸了两个月，最后终于炸出一条缺口，让地面上的中国军队冲进去并最终获得胜利。他驾驶的战斗机也在对日军工事的轰炸中被击中，最后坠毁在保山附近，他本人跳伞后得以生还。

我问起克利福德·隆：“很多腾冲人说：你们的炸弹头上绑上一个锥子一样的尖东西，这样可以扎进腾冲城堑的火山石中！——是真实的吗？”

翻译的小姑娘虽然漂亮，但是，这个“尖东西”和航空炸弹有什么关系，她翻译不出来。

实在没有办法，我在纸上画了出来。没有想到。克利福德·隆看了哈哈大笑！他结结实实地用手拍了我的肩膀一下。——我不知道美国人这是什么意思，只好装着傻笑。

克利福德·隆问我：“你服过役吗？上过战场吗？”

我回答：“我是1972年到197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6师汽车营的兵。1979年中国和越南发生边境局部战事。我是我们连队第二批上前线的兵，我们的任务是补充到陆军某师去开CA—10B型解放牌卡车，那是拖动加农炮的新式卡车。有六个车轮的。不去前线的话，当时就上军事法庭。”

克利福德·隆问我：“你听说过往炮弹头上组装‘尖东西’的军用品吗？”

我摇头。我想：炮弹头前部是撞针，还有定时器。——比方，让它落地前在空中爆炸。

但是，在撞针前面装一个尖东西的话，在炮弹沿着炮管出炮膛的一瞬间会和‘尖东西’产生‘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会不会引起炮弹头儿在出炮膛的一瞬间爆炸？这也说不定。

克利福德·隆对我说：“我是开轰炸机的，我航载的航空炸弹上没有一枚可以临时装上一个尖东西，以增加它的穿透能力。飞机上的航空炸弹弹仓都是严丝合缝的设计，航空炸弹有800毫米长和105毫米长度的两种。由于航空炸弹的重量、爆炸威力不同。所以，我必须俯冲投弹。要不，投弹点就不准确。

我每一次起飞前挂弹80枚或者100枚。每一天，上午在云南驿机场装弹，到腾冲投弹，返航。再一次在云南驿机场装弹，吃饭、加油、起飞。到腾冲上空俯冲，投弹。返航。——我没有见过你说的什么‘尖东西’。”——说完，克利福德·隆大笑起来。

克利福德·隆重返腾冲，观看自己当年投弹炸毁的原英国总领事馆。

（此照片为原保山电视台副台长李根志先生提供。）

美国援华空军老兵克利福德·隆先生老是对我重复一个意思：

“我对不起腾冲人民！他们的城市、城墙、城郭、城楼，都是被我投弹炸烂的。那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我每一天投弹两次：在云南驿机场装弹，起飞；到腾冲后寻找目标，俯冲投弹。拉起，飞回云南驿机场，装弹、起飞；飞向腾冲、寻找目标、俯冲轰炸，拉起，飞回云南驿机场。——我在空中亲眼看着，腾冲城被我炸成硝烟弥漫、一片废墟！”

克利福德·隆又翻开另一张老照片，是他与战友们在芒市时在战斗机前的合影，他指着照片上一位年轻的飞行员说，这是当年他在云南战斗时最好的朋友，名叫本杰明·帕克，驾驶一架性能较好的P-51“北美野马”战斗机，在对日军的战斗中飞机被击落于泰国北部，本杰明·帕克被日军俘虏后杀害。就在这张合影照上，有3名飞行员不久后都壮烈牺牲了。

我发现克利福德·隆特别喜欢照相，他和中国人关系特别好。只要是语言通，他特别喜欢接受采访。我不会英语，我着急他也着急。在云南会议期间，会议上有三位翻译。但是，出去观光，只有一位女翻译。十个美国兵，一群记者，可想而知其采访“艰难困苦”。

我只会几个英语单词:“早晨好、明天早晨。谢谢。我日他们姥姥……。”

1980年我在外交部外事服务局工作的时候，我在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那时，各地外事办的工作人员常常请美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德国使馆领事部、日本大使馆领事部的外国人、中国人去玩、或者吃饭。为的是办理公务护照出访时能快一点。那时，我向那些担当英语翻译的中国哥们儿们学习的几个单词。

和克利福德·隆等等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们在一起，急得我真想进英语学校学习去。

2004年7月24日《城市时报》A4版刊登克利福德·隆寻找当年朋友的报道

2004年，十名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队员重返云南旧战场观光大约引来100多名记者。他们每一天都在各种报纸上发表他们追踪美国老兵采访到的新闻。那些日子，云南电视台也都疯了。从早到晚，是追踪美国兵。害得我这个从北京来的作家常常要“靠边站”。

每当这个时候，克利福德·隆就打开他的照片集，从一张、一张的老照片讲起。

我们漂亮的女翻译这个时候可值钱了，谁也不敢得罪她。她就是“新闻发言人！”

当着大家的面，克利福德·隆拿出一张中国小伙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小伙笑容可掬，身着当时的一套制服，背着东西，克利福德·隆说，这个小伙当时在云南驿机场专门负责照料美军飞员的日常生活起居，他们都叫这个小伙为gigls（意为“经常笑的人”），当时gigls只有17岁。说到这里，克利福德，隆不禁陷入对往事的沉思中，最后，他向我表示，希望能在这次云南之行中找到gigls的下落，从而一了数十年的心愿。

克利福德·隆告诉我：“这小子的飞行帽，伞兵刀，都是我给他的。我有两三套。我开过战斗机、轰炸机。飞机里配备的；还有墨镜！这小子怎么不戴墨镜呢？顶好！”

克利福德·隆在腾冲英国总领事馆前面久久徘徊。他对我说：“在30几天内，我每一天在腾冲俯冲轰炸两次，在云南驿机场挂弹两次。难炸的，一是腾冲的城墙；再有，就是腾冲的原英国总领事馆。——这些建筑物里盘踞着侵华日军的士兵。”

各位老师看见了吧？克利福德·隆手摸的是100年前，中国人在腾冲为英国总领事馆造的两层楼房。当时，腾冲是连接缅甸的重要的出口衙役、海关。这些方方正正的石头，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腾冲火山石”。——北京人，谁家如果装修澡堂子，装一块在墙壁上；那么，背靠在墙上、自己给自己‘搓背’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克利福德·隆手摸的‘腾冲火山石’具备这样的特点：——结实！——轻！——枪弹打不透！——炮弹炸不透，——渗水、过滤、隔音、防潮、坚固、耐压、价格便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1998年在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工作时，开始在云南滇西抗战旧址采访。那时，滇西保山市的宣传部长叫杨文虎。我那时采访，宣传部派车、还派遣宣传部的干部配合：——牛大了。现在，当过云南省宣传部部长的杨文虎已经被判处若干年徒刑了。我也是2002年就走下工作岗位了。但是，云南省腾冲县的火山石始终坚固地堆积在我的心田里。

（此照片为原保山电视台副台长李根志先生提供。）

克利福德·隆，是国空军改进版CURTISS P-40“战鹰”战斗机飞行员，他在被称为“阿萨姆之龙”的隶属23战斗机大队第25战斗机中队飞行。当年，他为保卫驼峰航线的东端而进行过战斗，并曾从云南驿机场和保山机场起飞，对固守腾冲的日军工事进行反复的俯冲轰炸，协助中国军队取得1944年腾冲战胜利。

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克利福德·隆在腾冲的山上向当地干部们讲解当年开飞机轰炸腾冲的地域、投弹量、地面指挥、地面国军制作的投弹方向、地点的标志物体、白线。还有当年中国国军参谋和翻译一起，通过无线电电台呼号，直接对他的投弹矫正、指挥。

祥云县云南驿原飞虎队机场旧址，有在祥云县牺牲的美国飞虎队莫尼中尉的纪念碑。在这张照片中，克利福德·隆夫妇在照片的右边。中间最高处站着的是滇西抗战、中国远征军、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研究专家戈叔亚先生。

第三排右二，是我永远的大哥华建宁。他虽然已经病逝，但是，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实在不好意思，我是在女翻译后面做鬼脸的那位。为了证明我的存在，只好坦白丑态。

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们都怀着无限怀念的心情去给一位叫罗伯特.H.莫尼的战友鲜花、追思、扫墓。他在1942年的12月26日就牺牲在这里了。

罗伯特.H.莫尼，一个美国军人，为什么会来到中国滇西祥云，为什么会赢得一方人民如此崇高的敬意，让一方人民怀念不已？他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到中国滇西祥云的抗日战场，在空战中让年轻的生命迸发出光辉史册的风采。

1941年，中国国民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支援空战力量。此时，为了缓解美国自身的困境，美国开始同意支援中国的抗战。为了实现分化日军作战能力希望，美国同意卖给中国100架P——40型战斗机。还从从空军后备役人员中招募赴华参战的志愿人员，于8月1日正式成立了以陈纳德为队长的志愿航空队，罗伯特.H.莫尼就是其中一个积极赴华参战的年轻队员。

1941年12月8日，是日军偷袭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的日子，美国从此对日宣战。

入华参战的飞行志愿队开始投入保卫仰光到昆明的滇缅公路的战斗。从1941年12月20日阻击日军飞机空袭昆明起，到1942年7月4日志愿队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战斗大队止，美国飞行志愿队作战50余次，击毁了日军飞机299架。展现辉煌战绩的美国飞行志愿队，被当时媒体盛赞为空中“飞虎队”。

这份辉煌战绩，有飞虎罗伯特.H.莫尼的一分光彩。以陈纳德为准将大队长的第23战斗大队，下辖第74、75、76、81、83、85战斗中队及第315空运中队（后扩为大队），分别驻于昆明、呈贡、云南驿、杨林、陆良、沾益等飞机场，罗伯特.H.莫尼就是驻祥云云南驿飞机场战斗中队的一个中尉军人，一只飞虎。

云南驿飞机场是日军空袭的重点目标之一。1942年3月至5月，南进日军先后攻占越南、缅甸和我们滇西的龙陵、腾冲、切断了我国除与苏联所有的海、陆国际外援物资运输线。从反法西斯全局出发的美国，动员了近千架运输飞机和数以万计的人员，与中国空军开辟了印度至我国云南和四川的“舵峰”空运航线，云南驿飞机场成为了重要的空运的空运中途站和滇西空战的飞机场，也成为了日军千方百计要拔掉的眼中钉。

1942年的12月26日，是一个冬晴风烈的日子，是飞虎罗伯特.H.莫尼中尉壮烈牺牲的日子，是祥云人民永远牢记的日子。这天下行3点多钟，日军9架战斗机和9架轰炸机来空袭正在扩修跑道的云南驿飞机场，勇敢的飞虎莫尼中尉驾驶着战斗机从只能单机起飞的跑道上率先起飞迎战，单枪匹马地向日军飞机冲去，在祥云县城上空，向逃在后面的9架战斗机展开了空战。当他击中了日军战斗机队领头的飞机，他驾驶的飞机也遭到了日军战斗机的攻击，冒起了黑烟。飞机受伤后，敢于与敌同归于尽的飞虎莫尼中尉，继续驾驶着飞机向受伤的领头敌机撞去，将撞断了左翼的领头敌机撞落到了县城南面的山岗……这一切，都被在县城里敢于一睹空战的人们看得一清二楚。

飞虎莫尼中尉驾驶的飞机伤痕累累，在坠向县城西北郊区的分分秒秒中迅速画着结束飞行的句号。身受重伤的飞虎莫尼中尉虽然已跳伞落入北郊区的田野，被他的战友罗伯特.莱里斯与当地群众抬入了一位叫董齐元的死人诊所进行了抢救，但终因抢救无效牺牲了。

目睹空战的中国人民群众为了英雄的飞虎莫尼中尉流下了泪水。

为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为捍卫云南驿飞机场和扩修飞机场的民工，保卫滇西的祥云人民，年仅22岁的飞虎罗伯特.H.莫尼中尉同群魔独战壮烈牺牲，云南的祥云人民当时就为他修建了纪念碑。直到现在，云南的祥云人民还在为他扫墓、怀念他。

    这次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们都不苟言笑、毕恭毕敬地来英雄的飞虎莫尼中尉的墓地，为长眠在这里的战友扫墓。

克利福德·隆夫妇手牵着手登山，去给建设在上顶上的，在祥云县牺牲的美国飞虎队莫尼中尉的纪念碑献花。

在去飞虎莫尼中尉的墓地的路上，要攀登一座小山。我看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克利福德·隆夫妇都80多了，步履艰难。就上前去扶了克利福德·隆夫人一下。

不想，克利福德·隆夫人当时就向我大发雷霆。——根据女翻译的解释：

“我身体好着呢！谁要你搀扶？你给我走开！向我们美国军人的先烈鲜花、扫墓；是一件很庄重的时刻，你搀扶我，就是对我一颗虔诚的心意的亵渎！——我要你马上走开！”

我当时就愣在那里了。如果，一位中国老太太80岁了，在登山途中，我如果不搀扶一下，中国老太太会大发雷霆吗？——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想法不一样吗？

女翻译真是够意思，她这时及时向我伸出她美丽、细腻的小手拉着我就往山上攀登。

“快走！快走！”女翻译催着我。——我真是从心里感激她在危难之时对我的帮助。

飞虎队轰炸机飞行员克利福德·隆夫妇和，战斗机野马P-51罗纳德·菲利普斯夫妇在云南腾冲来凤山前的合影。

（摄影者：原保山电视台副台长李根志先生。任何人转载，请说明版权所有者。）

上面的照片，是在腾冲来凤山前。其实，云南哪里都是郁郁葱葱的。“空气太好了，氧气的饱和度居世界之首。——实在没有办法，云南人大多吸烟。用来调节一下优美的空气。”——这是我的思维逻辑，和赞美云南的北京市调侃。

在保山博物馆门前也是这样：4位白发皓首的外国老人神情，专注地看着周围一望无际的绿色庄稼，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旁若无人地耕作，其中一位外国老人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随后缓缓叹道：“太美了，60年后又终于回到久违的漂亮故乡”。叹气的白发外国朋友就是“飞虎英雄”克利福德·隆，在他旁边的则是随行的家属和战友罗纳德·菲利普斯。

据介绍，博物馆旁边一望无际的庄稼空地就是当年的保山机场所在地，当年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抗日战场已被绿色庄稼所取代。昔日惶惶不可终日并到处躲避轰炸的当地居民如今气定神闲、无忧无虑在田间耕作。

    在腾冲英国总领事馆前面，腾冲县的干部们和飞虎队轰炸机飞行员克利福德·隆先生和，战斗机野马P-51罗纳德·菲利普斯先生合影留念。（李根志拍摄）

飞虎队P—51野马战斗机的飞行员罗纳德·菲利普斯先生。中间是当年的护士黄欢笑。

"飞虎英雄"克利福德,隆和罗纳德·菲利普斯及其家属昨日继续踏上寻访滇西保山的里程，在相关部门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保山博物馆和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

虽然“飞虎英雄”们当年打击日军的抗战场所早已物是人非，但他们的回忆和生动形象的讲述再现了当年日军的残暴和抗战的艰辛，让游客们聆听到那段遥远又熟悉的历史。

飞虎队P—51野马战斗机的飞行员罗纳德·菲利普斯老是对我说：“劫屁”。后来，通过女翻译，我才明白：那是美国老军人对于日本人的蔑称。

日本，在美式英语单词里是： Japanese,，Japanese people，JUNGLE ，JAP。

滇西抗战博物馆老馆长段生魁先生向两位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讲解藏品

据了解，为了鼓励军民共同反击日军的士气，类似的标语在保山博物馆到处都可看到，但刻在炮弹上的标语却是滇西人民的独创。另外，美军当年使用的工兵铲、折叠凳、头盔、护腿等遗留物品都让老英雄们看后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两位英雄还对日军曾经使用过但尚未爆炸如今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日军重磅炸弹感伤不已，罗纳德·菲利普斯愤怒地说，日军使用这种重磅炸弹投掷到地上时，除了求救地呼喊声、痛苦地呻吟声就是横七竖八的中国人尸体，还有长短不一的手脚和其它身体器官。

据资料介绍，1942年5月3日，日军进入畹汀，4日占领了芒市、龙陵并派出空军狂炸保山，当天就炸死当地村民1万多人，毁坏房屋无数，随后的日子里，保山共遭到500多次轰炸，由于日军使用毒气炸弹和细菌炸弹，当地村民因鼠疫和其他细菌感染致死20多万人，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随后，在爱国人士张问德组织的敌后抗战和朱家锡带领的游击队的联合奋战下，当地军民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滇西抗战。

克利福德·隆回忆说，战争持续到1944年中期，中美联军开始反攻。但日军构筑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联军对保山城内的日军不仅牺牲的士兵人数与日俱增，而飞机投掷的炸弹对坚固的防御工事影响甚微，为了炸开城墙，飞虎队员冒着被击落的危险超低空俯冲飞行。

在两位“飞虎英雄”记忆深处，滇西人民对火把的热爱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据他们介绍，虽然战争的威胁和创伤一直笼罩着这个地区的人心，但无论是丰收季节，还是战争取阶段性胜利，滇西人民都会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来纪念——燃起火把，然后围在一起唱歌跳舞，那种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来自异国他乡的美国小伙，当年的飞虎英雄们也加入到欢乐的行列享受这种不可多得的快乐。

“中国人非常喜欢火把，当农作物快到收获季节和战争胜利时，他们点起火把，几乎整个村寨都能看见各种燃烧的火把，人们带着火把来到田野，夜色下远看如繁星般灿烂。我们非常担心，因为火光往往会成为日军飞机夜里轰炸的目标，但是他们却仍然沉浸在欢乐之中”。克利福德·隆将双手举过天空，似乎拿着一支火把，正在与滇西人民一起分享欢乐。

“飞虎英雄”克利福德·隆站在云南驿旧机场旁边，思绪似乎已经跨越时间的界限回到了60年前战火纷飞、艰苦抗日的年代。他用手指着远处的群山向参观人员介绍，他与保山有过两“亲密接触”，1942年的一次空战中，他遭到两架敌机的围攻，飞机右翼螺旋桨被敌机打掉，他选择了紧急近降，飞机落地时整个飞机翅膀都被折断并燃起大火，他全身着火从飞机后顶舱中爬了出来，机场旁边驻守的军民冲过来将他身上的大为扑灭并救了他。

几天后，克利福德·隆与4名战友前往芒市上空轰炸日军的运输车队时，日军还击时又击中了他的飞机，他再度迫降保山机场时又被当地村民搭救。

另据了解，克利福德·隆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协会前任主席。

“这个头衔对于我非常光荣和自豪，但也需要成绩和实力来争取”。克利福德·隆说起自己的优异战果时脸上露出神气和自豪。

2004年7月，我还没有数码照相机。是华建宁大哥一再教导我数码照相机的优越性。

我父母在教育部工作，我家在教育部院子里面。华建宁大哥在教育部上班。因此，我们是老街坊、老熟人了。这次采访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我用在日本留学时带回来的摄像机拍摄了十盘录像带。华建宁大哥有自己的公司，他说：“——我管翻译英文，咱们把这些重要的资料传承下去。”——我当然欣然接受。

不想，我一直尊敬的大哥；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中国飞行员华人杰的儿子、华建宁大哥！我们教育部机关大院的街坊华建宁大哥突然病逝！

——我活着就接受不了这个人间的悲剧！

上面的照片，是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们在看纳西古乐的照片。是我用尼康照相机，柯达胶卷拍摄的。这张没有用闪光灯。克利福德·隆就在照片的第一排左边。

这是人世间仅有的一张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看纳西古乐的照片。在同一角度，同一时间内拍摄的。一张用了灯，这张是自然光。因为，记者们都累趴下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战斗”。

照片上，是云南纳西古乐的负责人宣科先生在讲话：

“我们早听说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在抗日战争时期，飞虎队帮助过我们中国人抗战！上面这些演员都70岁、80岁、90岁了。他们天天一边睡觉、一边演出……。”

“我们中国人爱你们飞虎队！”宣科先生突然大声呐喊！引得观众席里一片掌声！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分别的前一天，克利福德·隆夫妇把我叫到他们的房间。

克利福德·隆先生给我一台英文打字机，那是一台老掉牙的英文打字机。克利福德·隆手指给我的英文打字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都听不懂。我想哭。我哽咽着，眼泪在眼圈里转悠。他说了半天在说什么？是不是和《把女友的名字写在飞机上的飞虎队》有关？

克利福德·隆是不是曾经用这台打字机给自己的女友“雪莉”写信？

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2004年他们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们重返中国的旧战场，已经过去了60载春秋！当年，他的精神寄托是不是这台英文打字机？

他们是不是因为在探访飞虎英雄莫尼中尉的墓地的路上骂我一顿？就……

那天的晚饭我喝了很多酒，宴会，好酒，免费，我的缺点就是看见“免费的好酒”就酒量大增。那一晚，我看人都是双的，打字机也是双的……

——他们为什么把这台英文打字机给我呢？

——那位漂亮的女翻译到哪里去啦？急死我了……

2006年，我把这台珍贵的礼物转交给我的朋友，《南京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先生。同时，我送他20张我和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们的合影照片。特别是和克利福德·隆夫妇的合影照片。

吴先斌先生一直没有在他的博物馆里展出这台相关于《把女友的名字雪莉写在飞虎队飞机上的人》的英文打字机。吴先斌先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无奈走下工作岗位，他没有一次嘲笑我；前些日子，我住院，他去看望我，非要给我一千元钱。说：“你心脏病手术，一定收下！少说废话！你他妈的是不是嫌少哇？”

——我问南京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先生：“那台克利福德·隆先生馈赠的英文打字机为什么不展出呢？说不定是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爱情的信物呢？”

——吴馆长笑眯眯地说：“——放心！展出了！还有全部的照片！”

2015-9-5

被八路军搭救的日本遗孤美穗子和聂荣臻一起

1940年10月20日，晋察冀军区3团1个营配属工兵一部攻击井陉新矿区，在矿工配合下关掉厂区电源。日籍站长伤重被俘后不治，老婆死于炮火。聂荣臻的部下救了一对日本姐妹，大的叫加藤美穗子，6-7岁;小的叫加藤琉美子，正在吃奶。聂荣臻把她们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悉心照料。

当时，救护美穗子的八路军战士中，有一名叫杨仲山的八路军士兵。杨仲山是天津警备区的离休干部，他的儿子杨树军曾经是我小学的同学。

2005年8月，杨树军的姐姐给我电话，说当年被救的日本小姑娘要见杨仲山，希望我翻译一下。地点，是北京饭店。这事儿，我喜欢去。

美穗子看见杨仲山后很激动，一再表示感谢。她回忆，在转移途中，杨仲山曾经领着她进了一片庄稼地隐藏。当时，正是战争激烈的时候，杨仲山非常担心日本小姑娘的安全。

美穗子告诉杨仲山：被救若干年后，自己的生活概况、感想、和对和平的希冀。

杨仲山告诉美穗子：自己在抗日战争之后的人生轨迹和今天的生活状态。

他们两人都希望：日中不再战、中日不再战！两国人民幸福安康。

从1940年到2005年，65年过去了。解放军天津干休所的老八路杨仲山，和在战火硝烟中变成遗孤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双手终于握在一起。

2015-9-13

开发滇西战争遗迹旅游资源的设想（1）

2009年11月夕阳中的腾冲城

腾冲国殇墓园中还有云南滇西人民给侵华日军修建的倭塚

我是去云南比较多的作家，我也是写云南比较多的作家。

我1998年开始在滇西抗战地区调查、采访战争遗迹。当时，保山市委宣传部给了大力协助，真是感激不尽。那时，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的工作人员。那时，我还是人民日报社人民网的特约记者。同时，我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

我的作品，不是小说、散文、诗歌；我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写亲历抗战的人物。

2004年，我借参加纪念滇西抗战60周年的机会，和62位各国代表一起感受云南的巨大变化。我亲眼所见保山至大理修建了极为漂亮的高速公路，有了高速路应该给云南的经济到来快速发展了吧？我看未必。这条高速路据说是中国政府出资数百亿人民币修建而成的。可是，面对高速路，我感觉最没有变化的还是云南的干部，他们等、靠、要，已经成了习惯。别看云南保山的干部们人人春风满面，可是他们既不想赚钱也不想还钱。不管高速路修建与否；高速路花了多少钱都与他们的升迁和生活没有多么大的关系。这与温州、深圳、上海、广东的干部略有差别，与日本国的干部当然更是有天壤之别。

“北京——大理、丽江”旅游线路早有了；北京所有的旅行社都有说明。

“北京——腾冲、松山、龙陵”战争遗址旅游线路至今没有就是例证。

云南的少数干部宁愿为少数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也不愿意想想他们的工资和使用的小汽车是怎么来的。体制上让他们没有这种压力，这不但不能怪他们，而且，还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社会的优越性。

你不信吧，那么，我说一种赚钱的方式，看看有没有云南干部有什么反映吧。

怎么赚钱呢？有什么渠道可以赚钱呢？有什么可以推动地方的经济呢？

云南保山、大理、丽江、昆明同为旅游重镇，但是，保山地区地区的旅游业却不被世人所重视。我认为，其一在“宣传”；其二，在“解放思想”；其三才是“开发”。保山地区尚未开发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她就是全国绝无仅有、保存完好的近代战争遗迹。

保山机场在抗日战争时就让美国人修建好了，70年过去了，我们不拿它多作文章？

北京——腾冲直飞的航班早就有了，可是滇西抗战地区的战争遗址旅游还没有开辟。

我1998年到滇西抗战地区采访战争遗址、参战老兵。那时，滇西没有高速公路，破旧的长途汽车几乎要跑一天，才能在盘山路上跑80公里。那时，滚滚的怒江就在盘山公路的旁边。多少次，在两车相会时都会吓出人一身的冷汗来。我是铁道兵6师汽车营的兵，我参加修建过襄渝铁路、新疆的南疆铁路。我们汽车营因为翻车，牺牲18名军人！尽管如此，行进在昆明到保山的盘山路上，我仍然心惊肉跳、感叹：“生和死，就隔着一层纸呀！”

现在，从腾冲到北京已经有直飞的航班了，三个小时就能到。

尽管如此，“北京-施甸-腾冲-龙陵-松山”的旅游线路，在全国所有的旅行社里还是没有。

尽管如此，“东京-北京-施甸-腾冲-龙陵-松山”的国际旅游线路也没有。

尽管如此，“大阪-北京-保山-施甸-腾冲-龙陵-松山”的国际旅行线路也没有。

滇西是目前为止，最后一块尚未开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遗址旅行线路。

只要是开发出来，将给云南滇西的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云南滇西不比浙江经济发达地区，滇西除去农业，几乎什么也没有。

只要有一个无业青年、下岗人员敢在腾冲挂牌经营，战争遗址旅游的金砖就是他的。

电视片《我的团长我的团》播出后，每天有三架飞机“散客”自己旅游，就是证明。

《旅游学》的成分包含两类构成：一是自然景观；一是人文文化。

保山地区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文化”。

腾冲的温泉、高黎贡山的瀑布、上树鱼等等是自然景观。

保山的古迹、滇西抗战遗迹、腾冲的工事，松山的战壕、保山的博物馆、腾冲古香古色、民风淳朴、保留完好的民宅是让人叹为观止、得天独厚的人文文化。腾冲有曾经是侵华日军的慰安所。民宅中至尽保留着侵华日军自己拍摄的照片、展现着日寇的罪行。

松山阵地上有纵横交错的日军战壕和中国国军战壕、工事。

腾冲有国殇墓园、有和顺乡的滇西抗战博物馆。

滇西抗战地区的战争遗迹，是中国社会绝无仅有的人文历史资源。

日本无条件投降距今66年，作为战争遗迹保存最完好的要数中国云南的保山地区。

如果说“故宫太和殿”是人文文化，那么，“保山遗留至尽的战争遗迹”不也是人文文化的内容吗。为什么不利用起来？

历史上这样记录滇西抗战：

从松山上看见的怒江和老惠通桥旁边的红旗桥。有一门山炮，滇缅公路就断了。

2009年11月我荣幸地当上了松山的荣誉村民

在松山战役侵华日军被歼灭之前逃亡出来被国军俘虏的朝鲜半岛慰安妇

2009年11月远征军第八军老兵鲍直才听腾冲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魁讲解和顺博物馆的内容

1942年春夏之交，日本侵略军攻陷缅甸后，立刻把战争魔抓伸进滇西，妄图沿滇缅路长驱直入，进而陷我全滇，威逼重庆。自此,“黑云压城城欲摧”，地处西南极边的保山转眼之间由抗战后方变为最前沿。

1942年5月4日，日寇侵入龙陵，同时派出飞机54架，对保山这座毫无空防的千年古城实行了惨绝人寰的狂妄滥炸；5日，日军前锋伪装逼近战略要地惠通桥，被我守军有效阻击；10日日军侵入边城腾冲。至此，怒江以西大片田土沦入敌手。中国远征军七十一军依此天堑在北起栗柴坝、南至三江口的全长250多公里的怒江东岸设防据守，经多次交锋，挫败了日军东进企图，遂稳定了战局，并与之隔江对峙了两年之久。期间，预备二师及三十六师曾先后渡江入腾，配合民众展开游击战，并多次重创敌人。

当时，曾一度成为我国唯一的陆路国际交通大动脉的滇缅公路被截断后，大量援华军用物资只能由美军航空队通过“驼峰航线”输送，困难重重，风险极大，难有保障。为重新控制并利用滇缅公路这条战争生命线，中国驻印远征军6个师和英、印军于1943年10月下旬联合发起了对缅北日军的反攻，初获战果。次年4月17日，得到了充实和加强的中国远征军作出了渡江反攻计划，卫立煌将军遂率长官司令部立帐保山马王屯，调集并指挥第十一及第十二两个集团军16个师共16万人，分左右两翼向盘距了腾龙一线达两年之久的顽敌发起致命一击。

5月11日起，霍揆彰将军率右翼第二十集团军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继而又经四十多个昼夜血战，终于在9月14日光复边城腾冲。是役，历大小数百战，全歼据守腾境各地日军六千多人

5月22日起，宋希濂将军率左翼第十一集团军铁流西进发起了以战况惨烈而震惊全世界的松山战役，并于9月7日攻克松山主峰，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聚歼守敌三千余人而无一人漏网的辉煌战例。接着，该部又沿滇缅路攻击前进，扩大战果：11月3日收复龙陵，继而攻克芒市、遮放、畹町，并于次年1月27日与缅北远征部队在边境芒友会师。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滇西反攻之役以全胜告捷，总计歼敌2.1万余人，并收复滇西全部失地。

2004年在松山日军主阵地一侧中国远征军挖的战壕中笔者接受保山电视台的采访

（此照片，方军拍摄。请转载者注意：版权所有。）中国旅日学者朱弘先生从日本到朝鲜平壤，再陪同朝鲜慰安妇证人朴永心去滇西抗战遗址，寻访当年侵华日军的战争罪行证据。（照片是笔者拍摄朴永心、朱弘一行在北京站转车的情景）

日本投降几十年后，朝鲜慰安妇朴永心老人作为揭发侵华日军罪行的证人，在中国学者朱弘先生的帮助下，又一次辗转到云南腾冲，和腾冲国殇墓园的老园长毕世跣先生合影留念。

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在历史照片上指认当年的自己

开发滇西战争遗迹旅游资源的设想（2）

在腾冲熊维元祖辈经营流芳照相馆房梁上，藏有侵华日军照的爱克发胶片。这些胶片洗出来是日寇慰安妇的照片。

在腾冲发现的侵华日军在流芳照相馆留下的慰安妇（若春）的照片

云南腾冲一百年前就有英国总领事馆，侵华日军曾经盘踞在此当负隅顽抗的堡垒

（解放军研究远征军抗战的专家余戈、国殇墓园前园长毕世跣、学者戈叔亚和抗战老兵）

2002年，我翻译人民日报社人民网唐辉记者提供的日文资料得知：

在中国云南滇西作战的侵华日军是日本第33军18师团的《菊》部队，和56师团的《龙》部队。叫做《龙》的部队于1941年（昭和16年）在日本国福冈县的久留米组成，兵源全部来自于日本福冈、长崎和佐贺地区。叫做《菊》的18师团是在同样时间在日本国北九州编成的。他们之中以煤矿工人居多数。从滇西战场的日本军战壕遗迹看，许多57年前的战争工事虽然经历数十载风雨依然保持完好、实用，足以体现日本国煤矿工人的坑道挖掘技术。

在松山山顶上战壕纵横交错，侵华日军的战壕和中国军队的战壕相隔不远，有的只差百米只遥。中国军队的战壕有一米宽，一米五深，可以走两个人。日军的战壕只有半米多宽，只可一人通过。两种战壕在单兵作战时和应付炮击、空袭时各有所长。

根据日本国的相关统计叫做《龙》的56师团共有兵力28980名，战死者17895名，生还者11085名。根据云南龙陵县地方志的记录，在龙陵县内作战的侵华日军是56师团的113联队和115联队。“联队”的兵力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团”编制。

在腾冲县，不但有温泉、侨乡文化、英国领事馆，还有保持完好的日军慰安所。

在我的历次采访中的重大发现还有其他的内容，笔者在龙陵县史志办公室的陈景东主任的引导下，观看了该史志办公室的仓库，在厚厚的尘土中约有20余箱和5罐原侵华日军的遗骨、遗物。笔者面对这些步满灰尘的遗物，深感其重要性。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65年，这是在中国境内保存最多、最完好的侵华日军的遗骨和遗物。

在这些遗骨当中，我还捡到一颗完好的侵华日军掷弹筒的炮弹一枚。（2002年）

当时，有很多小孩儿在这所旧楼里玩耍，我真是惊出一身的冷汗。

我听说，滇西抗战地区在战后的若干年中，有被战争遗留炮弹伤害的事例。

因为不能带回北京，我万分遗憾地把这枚侵华日军掷弹筒的炮弹，给了同行的保山市委宣传部的干部李义钦先生。

我在中国陆军服役6年，我认真看过这枚掷弹筒炸弹，它完好无损，还可以投入战斗。

（此照片为方军拍摄，凡是采用者，系经过方军本人同意。此照片有版权。违反者，法庭见）滇西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军遗骨都被滇西人民恭敬下葬，数年后日军遗骨才被收集。

2009年11月远征军老兵鲍直才一行登上腾冲国殇墓园国军阵亡将士纪念山

这些物品的重要性有几层意思：

其一，这是侵华日军罪行的物证。侵华战争使双方人员大量阵亡。中国人作为战争受害者，更是深受其害。

其二，战后数十年，在日军的阵地上收集到这些遗物，是龙陵县人民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体现。

其三，这些遗物又一次构成亟待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象在中国东北发现的成批的侵华日军遗留的细菌弹，和关于中国民间就日本国在侵华战争中所犯战争罪行的起诉和要求赔偿的问题一样，它涉及到两国的外交、友好团体、红十字会、战争受害者、历史学家、战争研究者及阵亡者遗属的关注。

所谓“战争遗留问题”是交战国双方尚未解决的问题。时至今日，日本国没有就侵华战争的犯罪行为向中国人民谢罪，就是例证之一。其次，关于民间赔偿，日本国也是吱吱唔唔、暧昧再三，其丑恶行径让人嗤之以鼻。

2009年我和原龙陵县史志办公室主任陈景东先生再次相遇

位于腾冲和顺乡的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段生魁，学者戈叔亚

根据陈主任回忆，收集日军遗物工作是在1988年至1989年之间进行的，当时主要的目的有二：1945年，当地农民在日军阵地草草掩埋的日军尸骨，在经历了40余年风雨已经裸露出土。收集、收藏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行为。第二个目的，是书写“地方史志”时，需要收集相关资料和物证。从司马迁的《史记》到今天的“史志办公室”，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习惯就是“把历史故事留给后人”。因此，中国各地的“史志办”都由一群认真工作的“文化人”组成。

我把在2002年6月28日看到的这些遗物又分为三类：

1，五个罐装骨灰是侵华日军56师团自己带入云南龙陵县的，龙陵县有著名的松山，1945年的“松山战役”就在龙陵县境内打响的。日军56师团于1942年入侵缅甸、印度，当时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切断滇缅公路后，途径中国云南省打进四川省，以消灭蒋介石在中国后方的抗战力量。”日本兵把在缅甸战死的同伴烧成骨灰，并带入中国滇西战场。日军56师团113联队和115联队途径中国边境的畹町，于1942年5月2日占领芒市。这支部队企图于5月5日化装攻占横跨怒江天险的惠通桥，未果。最后，这支侵华日军部队于1944年5月至1945年1月，被卫立煌上将为首的20万中国远征军消灭在中国云南的腾冲县、龙陵县一带。

侵华日军从缅甸萨尔温江流域带来的装有日军骨灰的陶罐和他们的钢盔、皮鞋

在2002年7月6日的保山日报上刊登我的文章《侵华日军的遗骨遗物》

日军带来的骨灰分别装在五个由缅甸国出产的陶瓷罐中。这些陶罐上下口缩小，肚大，是缅甸国萨尔温江流域妇女顶在头上使用的陶瓷器皿。侵华日军部队的构成与其他国家的军队有区别，他们的建制“师团”或者“联队”多由一个地区的人员构成，用中国语形容叫“老乡”或者“同乡”。他们有携带骨灰参战的习惯，并且，希望把骨灰带回日本国的家乡去。日军的这一“习惯”在中国的各个战场的老照片中都可以看得到。

2，在1945年1月，在龙陵县“松山战役”等战场上，约击毙日军1250人，俘虏28名（含慰安妇）。当时龙陵县人民对来自于日本国的侵略者恨之入骨；对中国远征军厚爱有加。所以，他们在掩埋阵亡者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当时，农民在侵华日军主阵地掩埋日军尸体时的目的只是为了防止尸体发臭，担心污染空气和水源。所以，应该叫“草草掩埋”。时至今日。在滇西有几十座为中国远征军立的碑，几乎所有的滇西旧战场上都有。即使是牺牲了几个战士，当地农民也要自己出钱为他们树碑立传。甚至，连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的题词也完好的保留至今，即使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未曾遭到破坏，让人看了叹为观止。这一点，滇西和内地成了鲜明的对比。

滇西抗战纪念碑和蒋介石题字

3，1988年收拾裸露在地表的日军遗骨时，和遗骨一起出土的还有他们的钢盔、皮鞋、饭盒、拍击炮弹、未爆炸的中国军使用的枪榴弹、皮带头等物品。这些东西都被龙陵县史志委的人收集在一个个木箱中。

根据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滇西办事处的统计：滇西人口战前为1037259人，战后为761616人，人口之损失：战前战后相比较减少人口26%，其他统计在此自不必一一列举。

侵华日军在中国滇西三年中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因此，在龙陵县所发现的日军遗骨、遗物的处理上，滇西人民应该有绝对的发言权。在抵御外国列强的抗日战争中，滇西人民曾经是前仆后继，英勇顽强。他们的事迹将永垂青史。

侵华日军遗骨、遗物在处理之前，他们的归宿应该是博物馆。博物馆中的内容和战争遗迹一样构成了云南省保山地区一种特殊的充满人文文化的旅游资源。

既然是如上所说的“一种特殊的充满人文文化的旅游资源”，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开发和利用呢？所以，我认为：

侵华日军遗骨遗物应该在抗日战争博物馆展出。我们怕什么？怕日本人？

鲁迅先生曾经撰文“友邦惊诧论”，战后66年，我们依旧恐惧日本人？

鲁迅在《“友邦惊诧”论》中说：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开发滇西战争遗迹旅游资源的设想（3）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为腾冲国殇墓园题词李根源书写碑文

再说的具体一点：自1942年3月至1945年1月，滇西战场共歼灭日军21057人。在中国云南滇西作战的侵华日军是日本第33军18师团的《菊》部队和56师团的《龙》部队。叫做《龙》的部队于1941年{昭和16年}在日本国福冈县的久留米组成，兵源全部来自于日本福冈、长崎和佐贺地区。叫做《菊》的18师团是在同样时间在日本国北九州编成的。

有专家学者总结：“滇西抗战，是日本的九州人和中国的贵州人的一场战争。”

当时，远征军第八军的全部是贵州兵。我查阅了资料，现转载如下：

松山战役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独特地位和意义：以战役级投入和牺牲，赢得了战略级的战争目标： 1、打破滇西战役僵局，拔下滇缅公路上最硬的钉子，为最终打通公路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国大反攻序幕；2、是中国抗日战场首次获得胜利的攻坚战、中国战略反攻阶段“转折点”之战；3、是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团）的战役、日军在亚洲战场的第一个所谓“玉碎”战。日本天皇亲授的联队军旗被毁，旗冠深埋地下，113联队不复存在，成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遗留上千具遗骨迄今无法收敛的败仗（亡灵无法回归靖国神社）。4、松山战役，成为山地丛林攻坚战的典范，并有雨季等因素，具有很高的军事学研究价值。战后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为国民党重庆陆军大学教材(1947)。此役也被写入美国军校教材。5、此役遗址至今保存较为完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场遗址之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目前尚在勘查、保护和开发中。

这么多的日本国军人在侵华战争中战死在中国云南保山地区，难道他们的家属和日本国的学生们不想在战争的发生地参观学习吗？10%的家属就有两千人，福冈、长崎、佐贺、北九州的高中学校的假期观光就应该有数百人。或者更多。

我认为组织日本国民在战争发生地观光、游览更多的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

我认为可以在云南保山召开《云南保山战争遗迹旅游资源研讨会》，召集中国和日本国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开发这一旅游资源的可能性。

我认为，参加会议的人员应该有如下部分人员组成：

保山市政府人员、中国抗战学者、中国海峡旅行社、腾冲、龙陵政府人员。

日本国学者、日本国驻华记者、日本国大阪地区旅行社、日本国大阪地区议会等。

参加会议的日本国学者应该有：

日本国《秋田大学》的滇西抗战研究者山田行正。

北海道新闻北京支局支局长工藤哲靖。他曾经大量报道有关滇西抗战的消息。

日本北海道新闻北京支局长佐藤千岁。她会大量报道相关滇西抗战遗址的消息。

再进一步具体划分：

中方组织协调人员部门应该是：云南保山市委宣传部、旅游局。

日方组织协调人员部门应该是：秋天大学山田行正，和《北海道新闻》的工藤哲靖。

此次国际会议应该在保山市举行，会议的参加者应该就“旅游资源”问题实地调查。其次，调查各地的接待能力，确定旅游路线，测定安全系数，粗算旅游费用，预算客源召集的实施方案等等。

中国人要讨论的还有“思想承受能力”的问题。来自于日本国福冈、长崎、佐贺和北九州的日本国游客可能在66年前的阵地前双手合十，为死者祈祷。他们作为侵略者，可耻地战死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为侵略者的家属，祈祷和平、反思罪恶、制止战争，——就成了日本国民的任务。

日本宪法第九条的两个基本点是：永远放弃战争与不保持战争力量即国家的非武装化。

而且，中国人民不是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了吗？我们中国不是战胜国吗？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不是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吗？日本不是有靖国神社吗？我们能阻止日本人去参拜吗？参观战争遗址本身对日本、中国游客不是都有思考和教育的作用吗？

美国夏维夷海岸的珍珠港遗址早就是日本国游客和美国游客的旅游胜地，当地每年通过旅游赚取的资金高达数亿美金。“珍珠港”是美国人的“伤心港”；而滇西，可是中国人完胜侵华日军的“胜利之地”。中国人和美国人是两个社会，“人文旅游资源”由于地域不同，看待事物的观念也不可同日而语。云南不少地方干部只希望国家和政府资助他们，他们之中的不少干部宁愿贫穷也不愿意开发任何可以开发的资源。他们宁愿吵架也不愿意区分66年前后的日本国民。

战争是双刃剑，我们在祭奠抗战将士的时候，我们不也在庆祝抗战的胜利吗？

日本游客是怀着复杂的心境来观光旅游了。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教育吗？

云南滇西抗的不少干部拿高薪不脸红、开公务车回家也不脸红，不开发滇西境内保存完好的战争遗址旅游资源也不脸红。捧着二战遗址资源的金饭碗不作为，还不脸红。

滇西抗战遗址的人民没有因此而改变生活处境，人民公仆也不害臊。

我们不能不承认，云南人是山里的人；是大山里的人；是群山里的人。

（笔者对云南人印象极好，只是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怨气。此文八年前所写，不断修改。时至今日，滇西抗战地区战争遗址旅游的资源还无人开发、利用。滇西抗战地区还是国家贫困的地区。）

反观日本国，他们对在缅北、中国滇西抗战地区作战的战死军人是怎样缅怀的呢？

我的好朋友小田传给我几张照片。以飨尊敬的读者：

日本人在缅北建的纪念日军战死者灵塔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野人山牺牲五万官兵的遗骨至今无人收敛任凭风雨侵袭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牺牲五万官兵的遗骨至今在缅北的森林里无人问津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38师官兵的灵柩至今在缅北随风雨慢慢消逝

抗日战争胜利66年了，中国境内竟然没有一家相关战争的博物馆收藏、展出，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远征军将士遗骨、遗物；好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人有一个祭奠、追悼、怀念、追思、感怀、敬仰、和给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英雄们下跪的象征圣地；或者是在实物展出前给我们一个擦拭眼泪的地方。

中华民族上下几千的历史，不能在我们一代人手中把历史歪曲、泯灭。

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四川建川博物馆，腾冲国殇墓园，保山博物馆，龙陵松山战役博物馆都有责任和义务，补充上没有展出的展出内容。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中，不但有敌后游击队的地雷战、地道战；还有中国政府军在正面战场的22次大战役；有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牺牲在缅北野人山的五万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是累死、饿死、瘴气毒死、蚊虫叮咬害死、在无援中无奈谢世的中国军人们。

开发滇西战争遗迹旅游资源的设想是许多人的设想。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世代铭记。

中国远征军的丰功伟绩、滇西人民前赴后继支援军队作战的功绩世代相传。

我们行走在战争遗迹上，是为了追思曾经为我们民族而流血牺牲的先烈们。

我们感叹战争的残酷无情的同时，是为了更努力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已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我本人希望，开发滇西战争遗址的目的，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感叹：

——发动侵略战争的人，只有灭亡。

——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战则两伤。

方军     （初稿2002年12月8日，改稿为2004年，这次还有改动。2011-1-25）

滇西抗战逐渐人人皆知

2015年9月3日，天安门阅兵时，台湾的连战先生来参加阅兵。

连战在和习主席谈话中这样概括抗战这段历史“八年抗战，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深深重挫了日军，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敌后战场，有力牵制、歼击了日军”。

而在抗日战争中施甸在地理上、在事态、时态上，正是国军抗战的实施地域。

笔者1999年在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工作时，曾经到施甸县采访。当时，保山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叫杨文虎。他派宣传部的李义钦、沙必璐、陈祖梁等人，和我们一起在滇西抗战地区采访6周时间。当时，我们的行动路线就是施甸、腾冲、松山、龙陵、芒市、潞西、畹町、瑞丽、盈江等地。

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还有数百曾经参加过滇西抗战的老兵在。

当时，我拍摄了很多电视片。后来，交给抗日战争纪念馆。

滇西抗战地域的宣传工作，也有循序渐进、不断进步的过程。尤其是电视剧《中国远征军》的电视片播出之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业。

当时，我写过《北京人着急滇西人不着急的那些事》。我写的思想，是希望尽快地把滇西抗战的事迹让更多的人知道。十几年过去了，我发现，我落伍了。更多的人已经知道了滇西抗战的几乎所有的故事。比方：“惠通桥通了”，“芒市有机场了。”“松山要建博物馆了”、“腾冲越变越漂亮了”等等。

2003年，腾冲出版一本叫“极边第一城”的《血色记忆》。当时，是我写的《序》。回想那时，常常和滇西抗战地区的同志们一起工作，真是感到十分幸运和荣幸。

我1999年就在施甸采访，这次，我又一次来到施甸，感谢宣传部领导的邀请，我本人感到荣幸。施甸是滇西抗战的大后方，远征军曾于1942年至1944年在施甸驻军三年，并从施甸反攻龙陵收复腾冲，抗战的遗址随处可见。在与侵华日军隔江相望、对峙的时候，侵华日军的小股部队仅仅几次踏足施甸的土地骚扰。但是，都马上撤退出去了。

我个人的意见，滇西抗战的宣传工作还有大踏步走出去。比方，滇西抗战地区出版了很多图书。但是，内地人不知道、不清楚。就是因为：“属地文学，只适合属地的地域文化。”而外地的记者、作家、电视台、媒体，倒是能从“新的角度”观察“旧的事物”。我们滇西抗战地区的人士虽然熟悉自己，但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滇西抗战的故事，才是我们媒体人的任务。

我希望：施甸县委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系，开展在滇西抗战地区的“采风”和“写作”的工作。中国作家协会每一年都让作家提出申请，经过审批后，中国作家协会可以资助采访的经费等等援助。 争取让记者群、作家群、电视、电影编导等人物多来施甸、常驻施甸。使施甸的抗战文化得到宣传和传播，并且，演化出更多的文化作品。

2015-9-12

方军和台湾空军退役将军徐华江先生一起

一，温文尔雅的耄耋老人

我是在2002年10月27日，在昆明参加由云南省政协主办的滇西抗战暨赴缅对日作战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我认识了台湾退役中将耄耋老人徐华江先生。

在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作战记录中，徐华江在抗战中击落日寇飞机五架。

看看本人的标题就知道了，在璧山空战中，徐华江被日寇飞机击落。他从残骸中爬出来后，还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给自己被击落的飞机拍摄了几张照片。——这种实例在人类空战历史上还真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

说有无数亲历战争的人“吹牛”，光我本人采访的500多位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中就不乏其人。在这之中，八路、新四军、国军、飞虎队、游击队、武工队等人物中都有吹牛的。比方：他什么战役都参加过、军衔是什么什么、手榴弹一扔、一片日本鬼子躺地上啦……。有个南京的老头儿，那是吹牛的急先锋，他嘴里简直无一句实话。

但是，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美国援华空军中美混合大队中的人物吹牛的就比较少。原因是，美军的飞机一开炮、机关枪、俯冲投弹，马上，飞机上的照相机、摄影机就开始航空摄影。美国援华空军甚至有击落日机1/2、1/3的记载。不相信吧？同时，两架飞机一起和日寇飞机周旋，同时开炮，谁能分的清楚日寇飞机是谁击落的？

而，飞虎队老兵中、飞虎队子女中吹牛自己父亲击落数架日机的人物还是有。

他们吹牛的内容：1，是：非“飞虎队”。而说成是“飞虎队”。2，击落日机数量。

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中前国家主席王光美的哥哥王光复击落日寇飞机8架；美国援华空军中国籍飞行员徐华江击落日寇飞机5架，这两条记录确实不折不扣的史实。美国援华空军不但有历史档案，还有空战中机关炮开炮时，同时自动摄影的电影胶片为证。

徐华江先生永远温文尔雅、笑容可拘，而且，徐华江先生永远和她的太太在一起。更有甚者：他的太太在入座时，他会象美国老军人一样在太太身后往前扶扶椅子！我采访过十位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美国老兵，我有这个发言权和深刻的印象。

每当我们一行人一起去会议大厅，走在门口的位置上，徐华江先生总会先站在那里，伸出右手示意礼让别人先行。同时，他还会礼貌地说：“您先请”。

我在旁边发现这些小问题后有些吃惊：在文质彬彬的徐先生身上，我很难找出他身上曾经有戎马一生、九死一生的影子。我在人群中仔细观察分析；我看他倒像是个大学教书的，像是一个研究所考古的，像茶馆里谈古论今的、像挥毫于水墨丹青之间的学者、像在故宫里散步探幽的那么一个文静、儒雅的人物。

由于他是台湾来的将军，所以，徐先生马上成了我追逐采访的对象。

徐华江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架机飞行的情景被美国战友拍摄了下来。

我在日本国留学多年，所以我心目中的清规戒律极少。在我追踪采访的二十几位原侵华日军老兵中，我常常听到的词汇是：“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军队。同你们中国军队作战、在中国某处、进行的某次战役；你们是‘对方’（敌对军队一方）……。”所以，一见到徐先生，我从心里感到他是：

“我们中国人”，在侵华日军面前，他曾经是：“——我们中国军队的一员”。

两个星期，我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还把他介绍给别的记者，我一点不在乎别人也采访他。因为，得天独厚，我相信只有我可以深刻地写他。从2002年到2005年春节，甚至于更长的时间内，我不相信我身边有什么大报、小报会详尽地介绍台湾空军退役中将徐华江。

——这是什么原因呢？您能说得清楚么？国内的报纸什么时候介绍过台湾的将军呢？

我在1963年看过一个电影，说的是在福建前线一群红领巾抓住一个特务，那个特务当然是台湾来的。后来，大陆和金门岛之间就停止互相炮击了。再后来，台海两岸就是为反对台独，实现三通而努力。我相信，几十年后，台海之间也许会更宽松。现在，我可以随便采访台湾来的空军将军；可以随便通信，我感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变迁；我的愿望就是以各种方式采访活着的抗日老战士，然后，把他们“残阳如血”的景色描绘下来。

我的《最后一批人》一书当中，当然应该有台湾的抗战亲历者，我一直想去台湾采访。可是，中国有13亿人口，有几人能有机会去台湾采访呢？有几个是“应该去而又去不了”到台湾采访的人呢？

我在日本留学时看过一本日本人写的书，书中说“日中15年战争，有十大战役是日军以少胜多的；中国政府军阵亡321万军人，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武装力量伤亡52万人。1945年日本军队“降伏”时，中国政府军有320个师，有600万军队。可是，打完内战，中国政府军主力200万人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

——我的书中正缺“撤退到台湾”的人物呢，抗战老兵退役中将徐华江来了，真是天赐良机。

温文尔雅的徐华江语出惊人，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被日寇飞机击落后又给自己飞机残骸照相的人”。同时，他还把63年前“自己照自己惨状”的8张照片都送给了我。

他还把他当年在美国飞虎队佩带的证章送给我。

徐华江将军把自己在飞虎队时代用过的胸章送给我

——他给我这些文物的理由是：“你怎么老缠着我呀？”

他说他1940年被击落之后不久就又重上蓝天，在祖国的上空击落数架日寇的轰炸机！战斗机！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徐华江一共击落侵华日军飞机五架！

徐先生说那时的飞机没有无线电通讯装备，上了天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徐先生说，抗战初期中国的空军生活极为艰苦，甚至有睡门板、连续饥饿的日月。

徐先生说，在天空，看见谁被击落、拖着浓烟翻滚、坠落，他都有几分的凄凉的感觉。

徐先生说，他永远忘不了“日寇轰炸机被击中直至坠落，他们也不跳伞的情景”。

徐先生说，抗战初期，中国空军与日寇飞机的实力比较是1/9。

徐先生说，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信条是“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

徐先生说，他现在每月的退休金折合人民币4.5万元，他常携妻到大陆观光旅游。

我问徐先生：这多钱怎么花？你月收入是我的40倍，我非常担心你花不完。

……，……。

我很感谢云南政协举办的会议，没有这个会议我就不能采访到更多的人，更不可能见到象徐华江这样的从台湾来的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空军的老飞行员。

因此，我眼中的会议象一张网，她不但联结了人物，而且，联接了中国的抗战历史。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训、副主任唐树备，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孟继尧，以及来自台湾、香港、美国、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知名人士、老战士代表、专家学者和当地各界人士三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徐先生为什么有兴趣参加这个会议呢？”我问。
　　徐先生对我说，他之所以参加这个会议是因为在60多年前，他在美国飞虎队服役及在驼峰航线飞行时，已经无数次地在云南的上空飞翔过。所以，他就来参加这个他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会议了。徐先生说，滇西抗战暨赴缅对日作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具影响的重大战役之一。六十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从东南亚包围中国，同时准备占领印度，实现与德国法四斯在中东会师的狂妄野心，发动了侵缅战争，攻占了滇西部分地区。当时的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与美英军队并肩作战。一九四四年五月强渡怒江，反攻滇西。一九四五年一月，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缅甸，取得了滇西及赴缅北对日作战的胜利。在此期间，中国军民取得了全歼侵略者五万余人和最先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的重大胜利。而这场战役的胜利与美军对中国人民的空中援助是分不开的。

二战时期美国本土的飞机制造工厂里制造的P-25轰炸机

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抗战中美军的援华的作用就是：

飞虎队击落侵华日军飞机2600余架，自己被击落、故障等坠机605架。

经过驼峰航线运送给中国人民的抗战物资有数百万吨。

最关键的是：盟国对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支援和对日寇精神上的震慑。
　　在会议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孟继尧在讲话中强调说：“此时此刻，我们纪念滇西抗战暨赴缅对日作战，就是要坚持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为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想：台湾的空军徐中将来了，所以，这样的话题就更明显了。
　　会议上，来自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的与会者中，有的还是参加过滇西抗战和赴缅作战的老战士，他们满怀激情地回忆了当年对日作战的情景。与会者还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云南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战，涌现出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会议中，有与会者认为，在日本当局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今天，举行这一纪念活动具有更加特别重要的意义，应该教育所有的年轻人记住这段历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出席本次活动的国内外来宾，还瞻仰了坐落在保山易罗池公园内的滇西抗战纪念碑，祭奠了埋葬在园内的九千一百六十八位抗日英烈。

与会者还怀着敬仰的心情参观了庄严肃穆的腾冲抗战烈士国殇墓园。

云南报纸都报道了一条消息：“已经八十六岁高龄、曾经多次参加过驼峰飞行并击落过五架日本侵略者飞机的原国民党空军将领徐华江老先生，在参观滇西抗战展览时，挥毫写下了代表所有与会者心声的“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八个大字。 

二，世界航空史上绝无仅有的坠机奇观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驾驶航空器在天空飞翔这样的历史已经有近百年了。在人类社会的战争中、生产活动中、生活经历中，飞行器被击落、故障坠落、恶劣天气失事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飞行员在坠机后仍然重返蓝天的事例也不胜枚数。——可是，被敌机击落后，掏出口袋里的照相机给自己的战斗机残骸照相的，仅徐华江先生一人。

今年，徐先生已经88岁高龄，他仍然反对我说“航空史上的奇观”这样的话。

徐华江的老家在东北吉林省永吉市，可是，他1917年在黑龙江的富锦县出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华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为了不受日本人的气，徐先生的父亲就随人群逃难，到关里做事。1936年中国爆发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思想指引下，18岁的徐华江背个被卧卷也随着人流入关内，找在山西阳泉做事的父亲。徐华江的父亲说：“你爱国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跟我做生意，不能光逃避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满洲国。祖国的半壁江山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你应该去从军抗日”。所以，徐华江进了第11期中国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不到一年，空军需要飞行员，他就被从陆军学校输送到空军学习。作为空军第七期的学员，他经历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的爆发的日日月月。“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战。徐华江和学员们一起结束学习，奔赴战场。他们先在杭州升空应敌，然后转移到汉口，又转移到昆明并入美军飞虎队系列。在陈纳德将军组织的援助中国抗战的飞行部队里，中国的飞行员占1/3,他们和美国飞行员并肩作战。当年，徐华江先生在中美联合大队里飞过战斗机，也驾驶过飞跃驼峰航线的各种运输机。在抗日战争中，徐华江将军先后击落侵华日军飞机5架，击伤侵华日军飞机几十架，他自己也被侵华日军飞机击落过。他在中美飞行大队最初的军衔是中尉，后来当到上级军官，60年代初，他已经当到台湾的某空军部队的付司令，70年代初，他当到台湾国防部长助理、国防部次长。他1959年的军衔是少将，70代年中旬退休时，他的军衔是中将。

徐华江先生对我说：“民国29年9月13日，壁山空战，我所驾驶的俄式战斗机被日本性能优越的零式战斗机击落。”

照片说明：1939年徐华江站在他所驾驶的俄制E—15双翼驱逐机前留影，摄于兰州。俄制E—15和E—16{单翼驱逐机}为我国当时独立对抗侵华日军空军的主力之一。

徐华江回忆：“那天上午10:45分，我们四大队俄制E—15和E—16驱逐机共33架，自遂宁起飞往重庆。由于中国空军使用的俄制飞机性能太差，所以，刚起飞不久就有数架飞机返航。我们当时的任务，是拦截、击落轰炸重庆的日本飞机。战斗结束后，我们回遂宁加油，准备再次升空作战。

但返航途中于壁山上空受到日空军零式战斗机的截击，我军编队在最后的一架E—16首先遭袭击并被日机击落，于是，空战开始。

空战一时间分不清敌我，只见数十架飞机在空中往返穿梭、激战，机关炮声、飞机中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只见频频有人跳伞漂浮空中，飞机的断翼残片象落叶一样在空中飘落。

战斗5分钟后，我所驾驶的E—15俄式双翼飞机的滑油箱中弹漏油。喷洒于挡风玻璃的机油挡住了我的视线，于是，我把头伸出机舱外了望，航行风镜也被润滑油所覆盖，没办法，我只好摘掉风镜眯起眼睛驾驶飞机与日寇飞机苦斗。

俄制E—15飞机升空慢、转弯慢、下降慢、上升慢、加速慢。我的战机经过十几次被攻击，已经被打得体无完肤，子弹密集，连细细的张线都被打得卷起来了，我四周的护身钢板被敲的叮当作响，所幸我没有被子弹直接击中，20分钟的激战里我虽有还手的机会，但并不理想，最后，最后的润滑油漏光了，飞机发动机在壁山上空停车。我决定以极不寻常的飞行动作躲掉日机攻击而迫降稻田，飞机已经摔得七零八落四肢不全。当时，我还不能马上爬出飞机，因为，有两架日寇零式战斗机在我上空盘旋，我一爬出去，他们刚好扫射。所幸那天我只受轻伤，飞机在空中没有起火，实为奇迹。否则，我在空中跳伞一定遭日机追打，那样，我恐无生存之望。”

徐先生爬出飞机残骸的第一件事，是掏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给自己的飞机残骸拍照片。

徐先生当时使用的是德国蔡丝相机，他从各种角度给自己心爱的战机拍了8张照片。徐先生拍照没有军事目的，只是爱好摄影而已。当时，壁山上空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的飞机还在激烈空战中，所以，数不清的四川民众没人敢于跑到徐华江坠毁的飞机近前来，他们只是聚集在遥远的树林边，往这边指手画脚的。

抗战时期徐华江先生在空中拍了许多实战照片，我认识他三年，他每次来信都邮寄几张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空中拍摄的照片。当时，援华美军飞虎队的美国飞行员送给他美国产彩色胶卷。所以，时至今日，他还保留有抗战时期的彩色照片。这在抗日战争的空战历史中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资料。

照片说明：民国29年，9月13日空战徐华江所驾驶飞机被日机击落于壁山附近稻田的残骸。

徐华江将军的太太应该比徐小三十多岁的样子，很漂亮，是个很有风度和教养的人物。她让我们休息一下再谈话，并且，倒来两杯香茶。

我问徐先生：“已经深夜11:00点了，是否明天继续采访？明天8:00还要开会。”

“再说一小时，你没关系吧？”他问。——我当然高兴。

徐华江老人说：“壁山空战，我军惨败。我军十几架飞机被日军飞机击落，我们中国空军牺牲十位空军精英，受伤八位。在一次空战中，遭受如此大的损失，可以说是空前惨烈。此役，在中国空战史上被称之为‘非战之罪’。——徐先生的意思是说日军使用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是取得空战胜利的先决条件。”

徐华江分析：“我们中国的飞行员素质一流、同仇敌忾、士气高昂，但是，我们驾驶的飞机却是落伍的，对日本的97式战斗机已经难以应付，何况的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呢。”

徐华江说：“零式战斗机在火力、速度、航程距离上都优越于中国空军的俄式战斗机。壁山空战我们首次交锋毫无情报，在我们的航空领域突然出现那么多的敌机突然出现，我们莫名其妙。以至于我们一时不知道使用什么战法克敌制胜。我们都以为，日机远自汉口飞来，油量一定不足，我方只要支撑下去，日机就会因为油量不足而退出战场，我们即可脱离。岂料想日机相当凶猛，我机在敌人先进的航空器面前难施拳脚，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群体。”

徐华江说：“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我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赶走外国侵略者血战过，那么多的抗战英烈在不同的战场为国捐躯了，我们全体华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知道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我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以抗战老兵的心情，希望世界永久和平”。

三，抗战胜利六十年徐华江再谈兰州大空战

徐华江中将以他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告诉我：“中国空军于抗日战争中，因机种老旧，性能不良，又加以数量悬殊，不能与优势之敌相比。然而民国28年2月兰州空战中，我空军以劣势之飞机，歼敌重轰炸机意大利制飞亚特（FIAT）BR-20型九架，越两日再一战，又歼敌机6架，实属空前之胜利，而我方毫无人员伤亡，称之为大空战,并不为过！”

徐说：“有关兰州“大空战”过去与现在两岸都有报道，惟年代较久，与当时作战状况稍有出入，我曾亲身参与两次空战，为求史实正确，特就记忆所及叙述作战经过如下：

台湾国防部2015年的挂历中左二照片介绍徐华江

照片说明：1939年2月日军轰炸机两次空隙兰州被国军和苏军志愿队击落15架，我方无一伤亡。图为：空战英雄徐华江与1—15座机合影。

敌我空军有关状况：

一、自武汉会战后，我空军根据地移至四川，由梁山而重庆或成都，第5大队所属之第17中队、26中队、27中队及29中队连同大队部均驻防成都，惟17中队于兰州完训接收E-15机，后仍驻兰州。

二、敌空军以陆军航空队为主，对兰州空袭部队为飞行第12战队、第60战队及98战队，所使用飞机为日制96式轰炸机及意大利制飞亚特(FIAT)BR-20重轰炸机，其基地为山西运城一带地区（敌番号情报显示）。

敌我飞机性能比较：

一、我在兰州方面所使用机种，为俄制双翼单座战门机，马力为715匹（指引擎动力），有7·62mm马克沁机枪四挺，固定于机身上，射击时子弹由螺旋桨空隙射出，所以其子弹发射快慢，受螺旋桨旋转速度之管制，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在下翼两侧可装上炸弹架两组，各携带5公斤（11磅）炸弹两枚，或20公斤（26磅）炸弹2枚，我们战争之谓“萝卜弹”但我们为减少飞行阻力增加灵活性，炸弹架通常都拆掉，备而不用，如果与抗战末期P-40机（飞虎队所用改良型）可携带1000磅（约400余公斤）炸弹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在飞行方面最大速度是每小时223里，可是在我们试飞时，能达到每小时200里,已是不错的了。

二、日本对兰州的轰炸，所使用机种为日制96式轰炸机，与意大利飞亚特BR-20重轰炸机。日制96式轰炸机为双发动机，每具马力为840匹至1000匹马力不等，因出产期不同而有所改良，乘员为4至7人，因任务之不同而予以增减，最大载弹重为1200公斤（2200磅），防御武器为7·7mm口径机枪3挺及12·7mm或20mm口径机枪炮一挺，最大速度在13800尺时，每小时可达283里（453公里）。意大利制飞亚特BR-20重轰炸机有两具各1000匹马力发动机，乘员为7人，最大载弹重为3528磅（1600百公斤），防御武器为7·7mm口径机枪3挺、12·7mm口径机枪一挺。

日机袭击兰州航路：通常日机由山西运城起飞后西行，经陕西省大荔、铜川再入甘肃省泾川、平凉、静宁而抵兰州，直线航程约750公里，但因日机按地标航行，或故意在其他城市盘旋，所以其往返航程应在1500公里以上，因此我方有充裕之准备时间升空作战。

日机袭兰州战斗经过：

一、2月12日之战斗

（记者速记）上午12时，兰州第一军区司令部，接防空司令部电话，敌机26架，过还原向西飞行。12时15分，我17队E-15驱逐机（战斗机）11架，由队长岑泽鎏率领起飞，笔者为队长之3号僚机（在队长机之左侧后方）。12时50分，第一批敌机8架（我仅看见7架，其他在空人员也仅看见7架，因7架在前，而在7架正后方高处，距前机约400公尺远，有一架迷彩单机一架，似担任轰炸成果照相飞机，未为我在空飞机所注意），由兰州北方进入，轰炸兰州市区，当笔者发现兰州市城区烟雾滚滚，举头前望，在我们机群右稍前方略高之处，发现敌机7架，而我们的位置正在兰州机场上空，立即群起向敌机追击，队行开始分散，但敌机投弹后加速向东方逃逸，我们飞机也分开追击，可是多半感觉难以追及而回头。笔者痛恨日军侵略，一心歼敌，因之尾随敌机，加大油门，调整空气与汽油混合比，果然有了效果，在相距四、五千公尺之遥，追到静宁县（距兰州约140公里）时，高度较敌机高约1500公尺左右，在敌机后上方向敌机开始攻击，在未进入有效射程之前，开动4枪向敌机射击，直到近距离脱离时，变成向敌机扫射，后敌机7架编队右下方脱离后，再行拉起，敌机似乎大油门逃去，笔者在敌机后方追赶，并不时提升高度，约相距2000公尺处，高度差约高1500公尺，突然清脆的枪声数响，乃立即半滚脱离，心想好生怪异，怎么距离那么远会听到清脆的枪声，百思不解，也无心再继续追击而返回兰州机场降落，即刻有人前来相告：“你们只追前面7架敌机，远远拖在后方尚有一架敌机你们不打。”这才知道，那架埋伏在上方的迷彩敌机向笔者发射冷枪，笔者险些遭受不测，至今仍难以忘怀。

徐说：记得在民国75年1月28日，由洪佛影先生介绍三位日本空军退伍军人来访时，一位是河内山让先生，一位是南治先生，另一位是能势长兵衡先生，在交谈中曾提及民国28年2月12日之兰州空战，河内山让称：是役被我方击落两架，因其中一人是河内先生同班同学故知之。今年为抗战胜利60周年，我又忆及兰州空战之事，特拜托洪佛影先生函询河内先生山让先生查证，但因河内先生目前正编日本航校史，俟编辑完成，当代为查证此事，将来也可在我方战史中加以补正。

二、2月20日之战斗

中午1时50分，第一军区司令部先后接防空司令部电话，敌机共30架，分批由平凉、静宁、固原、靖远航路，向兰州进袭，我司令部于14时零7分，令我17中队E-15机9架起飞，并升高至4000公尺在兰州机场上空盘旋，于14时50分，发现第一批敌机9架，由西北方向进袭兰州机场，其高度约3000公尺，正位于我机9架齐下，对准敌9架攻击，当第二次再攻击时，敌机一架中弹起火，坠于皋兰山上，攻击不久又一架敌机中弹摇摇欲坠，终于撞及地面，一团红火黑烟，冲向天空，再数分钟后见左前方一架敌机着火坠地，我们继续攻击，敌队行溃散，分头鼠窜，我机也分头追击，是以我队长岑泽鎏将日机领队机击落，副队长马国廉将敌第二分队第3号机击落，队员郭耀南将第二分队第2号机击落，第二批敌机12架，于15时零5分，由西窜入兰州机场，我等因追赶第一批敌机，未及对该批攻击。15时15分，第三批敌机9架，由西方窜抵机场，我队均对其攻击，战果不详，后经地面防情单位及地方发现，共击落敌机9架。

三、2月23日之战斗

11时04分，兰州第一军区司令部，接防空司令部电话，敌机18架分2批，由固原、静宁，向兰州航进，11时41分，我17中队起飞，E-15机10架；12时20分，又接防空司令部电话，敌机20架，由西峰镇向兰州航进，因距离尚远，恐在空机油量不足，于12时40分，敌机20架，分两机群，前机群8架，后机群12架，成右梯队。由兰州市东北进入市区上空，我机与之遭遇，向敌机猛烈攻击，笔者于敌机后下方攻击时，遭敌12·7mm大枪击中，飞机为子弹爆炸所震动，但检查仪表一切正常，乃继续攻击。是以我机在攻击中，共击落敌机6架坠地。

徐华江说：在回航中我因不明15队队员陈崇文在空中对我的示意，以为要降落东固城机场，所以就毫不犹豫降落东固城机场，哪知飞机一着陆就往左偏斜，左翼下沉，我急忙用刹车及驾驶杆改正，当飞机停下后急加大油门滑向场边，因为尚未解除警报，有6、7架俄国飞机在加油，当我快滑到停机线时，有人比手势示意“开车”，我下飞机后，6、7个俄国人把我举起来，不禁愕然，等被放下后，才知道我的左轮胎连轮毂都被打断裂，原来刹车措施救我，不然飞机落地翻覆，不仅飞机损毁，也许人受重伤，后经检查飞机其他部分中弹甚多，我只有等待派机接返兰州机场，一场战斗终告结束。

徐华江先生向我介绍，说他时至今日，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在日本军人头脑中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感到不可思议。他说日本轰炸机体形庞大，载弹一、二吨，有飞行员、投弹员、领航员、副驾驶、机枪射手等数人。日寇飞机轰炸中国的城市、工业基地、中国国民，从来就没有手软、仁慈过，日寇的飞机飞到哪里就把战火和灾难带到哪里。但是，日寇的飞机中弹后拖着浓烟坠落时也绝对没有人跳伞！飞行员那能没有装备飞行伞呢？他们一定是装备了的。

徐先生说：他后来接触过当年的侵华日军飞行员问及此事，日本老飞行员们都介绍：有伞包！但是，不用。

一旦中弹，先嚎“天皇万岁！”再使用三尺长的日本军刀往自己腹部猛戳！

徐华江也拿出当年的照片佐证，日本轰炸机的残骸里有日军军票、数把军刀、王八盒子手枪数把，祈祷神灵的杂物等。

听了徐华江将军的介绍，看着侵华日军空军坠机残骸的照片，我一时感慨万千。今天的日本人又在“穿新鞋走老路”，他们还在准备着把战火烧到中国来。在未来的侵略他国的战争中，日本军人一旦中弹，别象60年前，先嚎“天皇万岁！”再使用三尺长的日本军刀往自己腹部猛戳了！——该跳伞还是跳伞吧。

四，抗战老兵徐华江谈宜宾挨炸记

左二，是在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时期的徐华江

徐华江对我说，当作战的时候，人之生与死，其间正如一纸之隔，无显著的区别；有时因际遇环境不同，应死反生，这在当年宜宾挨炸时就是明显的例子。但在当时和以后我并未向部队长或朋友透露挨炸的经过，如今已过了将近60多年（发生在民国30年），鉴于世局的纷扰，以及一部分国人对战争的残酷可怕毫无概念，也毫无认识，不知回避战争甚至挑发战争；有时我们在观看电视有关两岸议题节目时，有台湾观众表示：

“我们不怕战争，也就是要打就来打！”并谓：“谁怕谁！”

两岸如真的不幸走向战争，那将是全体人类的不幸、世界的灾难。因为科技时代来临，杀人武器不仅威力强大，射程又远，当受攻击而不自知，更无肉搏战与短兵相接之可能，盖胜败早已因武器之摧毁力与社会之承受力而决定了。

虽然战争初期是局部性的，但后来各国为自身的利益，可能因此而介入，战争局面扩大，其后果不堪设想，谁都不能把这个地球“清洁”下来。因为人类的灾祸将不断发生，其中包括疾病传染或因战争而产生之怪病，如果我们能自我克制，化怨气为祥和，则战争可以避免。

徐华江将军说：我在我的飞行日记簿里，想找出当年被炸的日期，但在我记忆的年月里边怎么找都找不着，觉得真是奇怪，怎么没有记载？但事实俱在，因为当时，日机轰炸时把给我飞机漏油的技工给炸死了；另外空袭宜宾的飞机是27架，循此线索翻阅有关书籍，发现是在民国30年8月11日，因为在当年8月前后各两个月内，日机空袭宜宾无27架的记录，只有11日空袭宜宾时是27架，我在地面数来袭的日机就是27架，而被炸死的技工赵松涛烈士，亦正是当日阵亡。在其阵亡前后两个月并无其他人士阵亡，因此我确定是8月11日；而我的飞行日记簿在当月10日至20日并无飞行记录，所以我更加确定是8月11日在宜宾被炸。

损伤的飞机是在宜宾修理，我于8月20日前飞返大队驻地双流，因修复飞机工时约一周之久，与我在宜宾停留约一周之时间吻合。未能登记飞行时间，大概是机械人员未将记录表放在飞机内，因为在本场飞行，一般飞机记录簿都放在机械人员手中，待飞机降落后，再由飞行人员填写，可是我离场飞往宜宾就无从填写，因而漏记了这段飞行任务。诸如此类漏填作战任务的情形很多；记得在成都时，很多人向“航委会”反映，有些未填报作战任务，希望“航委会”承认，但“航委会”表示须有人盖章证明，并列册呈报。因此有的人费尽心思与气力，找同僚相关人员盖章证明，但呈报后往往批示回来的却是“无案可查”四个大字，当时许多作战任务当然是“无案可查”，如果“有案可查”，那也就不必报了。

在抗战时期不仅飞机落伍，更缺乏空、地无线电通讯，有时为拦截侵入领空的敌军侦察机，奉命由甲基地起飞，在某空域内搜索，如未发现即降落乙基地加油，随后再至另一空域搜索敌机；如此一天两、三次任务，可是在空中毫无发现，等回到原起飞基地，人已是疲劳不堪，加以未发现敌机，填写战报也就免了。可是这是作战任务，有任务绩分的，后来再想填报，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来证明，否则又会经批示“无案可查”四字结案。而这次宜宾被炸前后记录更是“空空如也”，幸有“中航”客机被炸的证明，不然这在战史上又是空白；所以今天要记述下来，以补战史的遗漏。

四川的作战与飞机疏散

民国30年前后，正是日本空军在中国领空最嚣张的时期，几乎每天日夜都空袭四川各主要的城市及基地。30年的8月，日机更是变本加厉，对我各城市及机场加以破坏，我方为减少损失，将无法战斗的飞机疏散至四川西陲的偏远机场；另一部分飞机采取空中疏散，也就是当敌机空袭前起飞，避免在机场挨炸。

8月11日晨，我奉大队命令将一架霍克75式机飞往宜宾待命，当敌机有空袭宜宾情况时，再起飞空中疏散，以避免飞机在地面遭炸毁。是日由双流起飞抵宜宾降落，即告知宜宾航空站站长，其立即打电话给防空指挥单位，本场有飞机要起飞空中疏散。希望空袭来时早些通知。此时已有敌机三、四批侵入川境，我们约十余人在站长室等待后续的情报，可是40多分钟过去，未见有后续的报导，当即请站长再查询清楚，。得知城内早已发放紧急警报，现在起飞已来不及了，站长嘱咐赶快为飞机漏油；另在半小时前，有“中航”客机一架由重庆飞昆明，因昆明有空袭警报而降落宜宾，因此机场有两架飞机。我因监看技工漏油情形，随技工至飞机旁，当开始欲漏油时，忽闻敌机27架成“品”字队行，由机场南方对正机场而来，心知不妙，赶快躲避。

弹落如暴雨  生死倏那间

正欲走避之际，乍闻炸弹落下声，有如暴雨袭来，“哇！哇！”作响，立刻顺敌机来向卧倒，两臂抱头。续闻炸弹落下爆炸声，从南向北连续投弹，我正处于敌机轰炸线上，心想此次性命难保；突然有一炸弹落于身旁爆炸，人被沙土半埋了起来，多携带地图与地图囊已不知去向，可能是被炸弹爆炸的强风与沙土给掩埋了。当我推开沙土站起来，发现炸弹是在我卧倒的左方爆炸，炸弹坑边距我约五寸远，这是一个生死边缘的距离，如炸弹爆炸点在靠近我五寸，我将直接中弹，如果炸弹再远五寸爆炸，我也将被炸弹片击中而受伤，甚至丧命。巧的是宜宾机场是在岷江的河床边上，无碎石与硬土，当炸弹爆炸时，弹片推着沙土四散飞扬，因此先击中身上的沙土而非弹片；更因日本惯用两百公斤炸弹，威力不强，再加上机场土质松软，让我逃过了一劫，否则我今天就没有机会接受你这位北京作家的采访了。

徐华江老人语重心长地说：“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人数都数不清呀！”

五，徐华江谈飞虎队奇袭海南岛侵华日军机场

抗日战争时期的徐华江先生

徐华江说：自民国30年，在我国成立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由陈纳德将军指挥，并使用我方面向美国购买的P-40战斗机100架。在完善指挥及细心策划下，对日寇空军展开反击作战，节节胜利，争取到一些空中优势，有利尔后我国军之全般胜利，原因是美国志愿队解散，再成立第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任司令，并在中美空军合作下成立“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或称“中美空军混合团”），抽调中国空军第一大队（轰炸）、第三大队及第五大队（两大队均属战斗机大队），作战由第十四航空队指挥，行政由中、美双方各自处理。笔者当时担任空军第三大队第七中队中队长，参与中、美空军混合团之作战。

完成训练 接机返国作战

中、美空军混合团的成员，分批赴印度克拉奇（现为巴基斯坦首都喀拉嗤），接受各机种性能飞行及作战训练，训练完成后，驾机返回我国参加作战，因克拉奇为一良好海港，美军很多军用物资及飞机，均由该港卸货，然后转运他地，同时又不受空袭威胁，一切运作极易进行，我中、美空军混合团三个大队，均先后于克拉奇完成作战训练后，接收飞机返回国作战。

雷霆攻势 震慑敌人

民国33年1月，我中、美空军混合团3个大队，陆续由印度完训后接机返国担任作战，除经常执行小型任务外，第14航空队作战部门，还进行策划一个“大行动”于日寇一个打击，以建立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声威，打击日寇空军的士气，而有大胆奇袭海南岛琼山（海口）机场的构想。

计划周密 细心研判

“孙子兵法”曾说：“多算胜少算不胜”，根据这种作战原理，美国14航空队有计划而更周密地派侦察机不时至海口机场侦察，在日军以为例行侦察，并未完全介意，但美国第14航空队参与计划人员，从搜集资料中研判日寇空军每天的动态、飞机调动情形，以及未来活动趋势，研判得一清二楚，并加以大胆假设，投注必要的兵力，以达歼敌致果。

出动前夕 一切如常

在出动前，除各部队有零星作战任务外，一切如常，担任防空警戒人员，一如往日，似乎没有一点异样，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异样，可见美军对保密之严格，各阶层处理事情之认真，值得我们效法。

3月4日 奇袭获胜日

民国33年3月4日，天气阴（根据战斗日记记载），我们3大队七、八两个中队，驻防桂林二塘机场，清晨我们依时到机场警戒或待命，不久同队同职位美方队长瑞德少校来告，希望中方我七中队派资深作战人员连笔者共4人，美方瑞德少校也派4人，参加作战任务提示。笔者当时指定作战参谋主任叶望飞、分队长谭鲲与张乐民，依时前往作战情报室，谁知一入室内几乎人满为患，大家均着飞行装，已无坐处可容，不久听取作战参谋任务行动概要、兵力部署，往返航路及作战规定要项，其中最主要一点，就是飞机由地面滑行后，不准再相互通话，迄至攻击前为止，一定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倘有意外也不准使用，不仅要防范敌人窃听，更要防范敌人在雷州半岛与涠州岛雷达发现，所以出海后要在50尺以下超低空贴着海面航行。

任务与敌情

本次任务为掩护B-25机6架，奇袭海南岛琼山机场，并对空、地目标加以摧毁破坏；情报官并提示，在海南岛区敌有机场10余处，驱逐机（战斗机）在百架以上，琼山机场有敌驱逐机三、四十架，轰炸机30余架，其驱逐机警戒位置，可能在机场东侧，有防空火力约十处。

兵力部署

14航空队：B-25机六架居大编队群中前方，并担任领航。

右侧掩护为7中队P-40机八架，第1分队为瑞德、张乐民、鲁伊士及谭鲲；第2分队为笔者、汉考可、渥尔顿及叶望飞。

左侧掩护为8中队P-40机8架，第1分队为考特、祝瑞瑜，另两人已忘记；第2分队为牛曾慎、戴维思、张省三及龙震泽。

又14航空队P-40八架居B-25后方及右侧方，并携有火箭，每机各6枚，规定各编对攻击目标及顺序——略。

攻击行动与战果：

上午9时40分，我们开车起飞，10时在桂林机场上空与B-25六架会合，并对正航向，飞向目标区海南岛。由起飞在航线上升至2000尺升至2500尺，至桂平县时已升至5500尺，于沙尾出海时又降低至100尺以下，穿越涠州岛之东方时，则飞行在50尺至100尺之间，最后抵目标区——琼山机场前15分钟，我队各驱逐机，纷纷将附加下油箱抛弃，投入海里，准备作战，当接近琼山机场时，已中午12时25分。

各编队从不同方向进入目标区，我7中队8架战机由南方进入，笔者击中地面零式战斗机两架，并爆炸起火，自己亦险些被炸中。笔者从浓烟中飞出，但因地面飞机爆炸威力强大，仍将笔者所驾驶飞机滑油箱震掉，一时强风猛灌座舱，初疑惑遭地面炮火击中，因第一批P-40机开始攻击后，地面防空炮火已开始还击，其爆炸点分散我机右前方，故推测为遭炮火击中。笔者于攻击中除击毁日寇战斗机两架外，并攻击水塔和营房，以达到破坏最大的目的；另有在空敌战斗机一架，惜相对反向而过未能将其击落。作战参谋主任叶望飞，攻击敌地面战机一架起火，一架似中弹；谭鲲击毁轰炸机一架，并追击在鲁伊士后之敌战斗机，另击落轰炸机一架；又张省三击落敌战斗机轰炸机各一架后，再攻击地面轰炸机；龙震泽攻击敌地面四架战斗机后，又攻击即将起飞之两机。本大队攻击战果，想在10架至15架之间。

是役，海南岛琼山机场的侵华日军飞机全部瘫痪，该机场就此退出战争。

六，徐华江说：我在日本会面了58年前击落我的日本飞行员三上一禧

我在日本东京会面了58年前击落我的日本飞行员三上一禧先生

徐华江说：1998年8月15日我在日本东京会面了58年前击落我的日本飞行员三上一禧先生。徐先生介绍，他和三上一禧之所以能联系上，是因为一位叫菅野宽也的日本静冈县医师。1995年，菅野宽也到台湾高雄参加一项日本海军的慰灵祭时，曾经是旧日本海军出身的台湾原日本兵陈亮谷也来参加。当时，徐华江也同行。由于徐华江不懂日本语，所以，徐使用英语与日本人沟通。通过交谈，日本方面才知道徐华江就是当年在重庆参加过空战的中国飞行员。

我非常吃惊台湾方面怎么可以允许日本人在台湾高雄搞祭祀活动？这在大陆是绝对不允许的，政府不会批准，老百姓更不会答应。

徐华江听了微笑起来，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慰灵祭’也是一把‘双刃剑’，日本人在这里放几朵花，只是伤感他们的同乡、亲属不幸在战争中死难，并不预示着还要主张再和中国人民较量。”徐先生又追加解释：“假设你到我们家杀人放火，或中途坠崖而死、或被我们量刑就地正法。我还同意你哥哥、姐姐、妹妹前来献上一束鲜花，以表哀思。我的宽宏大量并没有促使你哥哥、姐姐、妹妹产生再来烧杀的欲望。”

我对于徐的解释不置可否。

徐先生接着叙述、描绘他的亲身经历：

菅野宽也说，徐华江告诉他，如果有当年把他击落的日本飞行员的下落时，他想要和这个人见面。菅野宽也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他找到当年日本最有名的空战英雄——曾经击落美国战机60多架的坂井三郎求证此事，坂井三郎后来找到了住在日本岩手县的三上一禧。经过联系，发现徐华江所述空战内容和三上一禧所述空战内容完全一致。

菅野宽也立即将二人的故事互相传递，徐华江也开始尝试与三上一禧通信。两人通信数载，谈及过去，不禁唏嘘感慨。一直到1998年8月，徐华江要去日本和歌山县参加徐福的祭奠，菅野宽也认为这是两个人会面的大好时机，经过中国、日本国两位参战者最后的认可，这才有了两国老军人的历史性的会面。

1998年8月15日这一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53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中国人民团结抗战取得胜利的纪念日。58年前，在两国飞行员在空中惊险地“相会”后，这一天，中日二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要在日本相会了。三上和徐华江都在期盼这一时刻的到来。

中日媒体的记者也在追逐这两位备受注目的新闻人物。

徐华江为什么先到日本国和歌山县的新宫市了呢？说来话长，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源远流长，中日历史上都流传秦朝的秦始皇派徐福带500童男童女，出海找寻长生不死之药的故事。徐福结果渡海到东瀛三岛，上陆的地点就是现在的新宫市。而徐华江不但是徐福数十代的传人，而且，是现在世界徐氏宗亲会的顾问，因此，徐华江恰恰被邀请参加在当年在新宫市举办的盛大庆典活动。

“三上一禧先生，见到您我真高兴”。

“徐华江先生，见到您还健在，我真高兴。”

在日本东京都政府办公街中心的超高层霞关大厦的33楼，两个当年的“宿敌”会面了。

徐华江说：“我盼望见您盼了好多年”。

三上一禧说：“您还活着，真是苍天有眼”。

在众多中日两国媒体的簇拥下，两人情不自禁的拥抱在一起。

 “我为保卫我的祖国拼命，他为他的国家效劳。所以，三年前，我第一次听说他时就很想见他。” 徐华江手指三上一禧微笑着说：“我被他击落是我技不如人，我一点也不后悔。但是，那一仗打得相当惨烈，中国空军出动了33架飞机，结果损失了10名飞行员，8人受伤。在中国空军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惨败’结局”。

 “如果那次空战我与徐先生对换，徐先生驾驶零式战斗机，我也会被他击落。不是中国空军技术技不如人，而是俄制E-15双翼飞机太落后”。三上一禧说：“我当时击落中国战机后还盘旋了几圈，看清摔得支离破碎的中国飞机后才离去。徐华江能够生还，真是奇迹”。

三上一禧说：“我看见中国空军一直顽强打到空中停车，才坠落下去，真是吃惊！”

58年前的重庆壁山之战，中国空军参战者有33人，日本空军参战者有30人。

58个岁月过去了，徐华江说中国还有5人，三上一禧说日本还有3人。

三上一禧说：“我看见中国空军一直顽强打到空中停车，才坠落下去，真是吃惊！”

徐华江拿出当年的照片高高举起说：“看看吧！我的飞机螺旋桨叶片是平直的，说明我的飞机是在停车后才坠落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明明知道侵华日军的飞机优越于我们，但是，我们还要坚决迎上前去！我们中国空军的信条是：‘誓死报国不生还！’我们上天同外国入侵者搏斗，就抱着去死的决心！”

我采访徐华江将军很是吃惊，我听过很多八路军英勇不屈的故事。

因为是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所以，徐华江有感而发：“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最坏的手段，由于那场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苦难何止千千万万呀！”

三上一禧也有同感：“以武力解决问题，是最为错误的做法。”

很巧的是两人都是1917年出生，会面时都是81岁。徐华江好奇地问三上一禧出生于那个月？三上一禧回答：“5月13日”。徐华江立刻说：“我是1月23日，我还是大哥呀”。

面对50几名记者，三上一禧说他很不愿意回忆那段战争的往事。他说：无意于打下中国的飞机，他是受制于上面的命令，不得不去执行作战的任务。他回忆说，他并没有任何作战的经验，当飞行员的他第一次见到中国的大地和海岸线的一刹那，他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说对于战争，他相信当时许多日本国民都与他有相同的看法。

战争结束后好长一段时间，三上一禧都不出门，即使出门也不愿意搭乘飞机，因为搭机让他回想起关于战争痛苦的回忆。

一直到最近数年，友人怂恿他到北海道旅游，他才又一次搭乘飞机。

三上一禧现在从事教材的研究与贩卖工作。他说，因为战争让他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要把残余的人生精力用在编印教科书上。他希望教育日本的青年一代有新的人生观，以免重复老一代的后尘。

这场被认为是一笑泯恩仇的相会，共有中日记者50人在会场见证。当被问到下一次两人在什么地方第二次见面时，三上一禧说；“我希望在台湾和徐先生见面，现在访问台湾是我最优先的目标。”

抗日战争胜利在美国援华空军中美混合大队的徐华江

注释：写这篇段落，笔者参考了徐华江提供的《联合报》、《世界日报》、《中国空军》杂志、日本《经济新闻》等报道。

七，今年的8月15日，我要到北京去

徐华江先生给我来过很多信件

徐华江先生常常使用传真机和我联系

我至今保留徐华江先生传真机传来的“战况回顾88页”

徐华江先生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给我深刻的印象。 

徐先生一直和我通信。而且，每年的贺年卡上他都要使用“我和太太向您鞠躬”的礼貌词句，让我担当不起。我深深为台湾同胞、台湾老一辈的抗战亲历者的礼仪而感动。大陆历经数十年政治运动，民间的礼仪已经被淡忘了。在新年伊始的贺年卡中，徐先生告诉我：

“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8月15日前后要去北京见你！”

听了这话，我自然高兴。我希望他到北京来！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在研究、回顾中国抗战的历史呀！可是，我也有一点犹豫，徐先生在台湾是高官厚禄中将军衔的退役将军，徐先生的月工资是我的40倍！我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下岗老工人能有资格接待自远方来的高朋吗？可这边的大人物谁会出现迎接徐华江中将呢？当没有一定级别大人物出现时，我这个屎壳郎可以不可以爬上铁道枕木——假充一回大铆钉呢？山中虎装睡，我这个猴子来冒充一回山大王吧。

我马上给徐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抗战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我太欢迎您来了，我去首都机场接您！顺便，我希望问您几个问题：

——您怎么看台海关系？

——您希望台湾独立吗？

——您怎么看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

徐先生回信了，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过眼成烟云，感触千万千，事态不复记，经历数十年，大陆山河丽！何时再往还？欲临故战地，见景定凄然。”

我期待着在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里，在北京迎接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徐华江退役中将。我幻想着、期望着，和他一起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直至胜利的纪念日的仪式，我们一起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一起，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在炮火的硝烟弥漫中，给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祭奠在1931年到1945年在抗日战争中死伤的3500万同胞。——祭奠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380万中国军人！

我采访过的吕正操将军来啦！

我采访过的孙毅将军来啦！

我采访过的老八路、老新四军来啦！

我采访过的被侵华日军强暴过的妇女来啦！

我采访过的当年被侵华日军强掳到日本国服苦役的劳工来啦！

我采访过的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盐谷保芳、伊桥彰一、本多立太郎又来谢罪了。

我采访过的原国民党抗日将军、士兵们来啦！

我采访过的原中共地下党抗日组织的老同志来啦！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来啦！

数十对新婚夫妇身穿礼服、婚纱、手捧鲜花庄严肃穆地来啦！

无数的北京各界人士来啦！

祖国各族同胞从各地风尘仆仆的来啦！

徐华江退役中将和大家握手寒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呀！

在冉冉的升国旗仪式中，大家静静看我们飒爽英姿的军队和闪亮的军刀！

大家不约而同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当然，这只是一个北京作家的幻想而已，我希望把这个幻想、希冀、憧憬邮寄给远在台湾台北市的88岁的抗战老兵退役中将徐华江先生。他8·15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能来就来，来不了也没关系。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又能保证，在抗战胜利的第60个纪念日来临时，每一位战争的亲历者还都能健康地参会？88岁的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带上一个北京人的祝福和希冀不是也很好吗？

方军      2005/2/17

2015年9月22日，云南保山电视台副台长蓝天带我去板桥百年茶馆喝茶。我们在门口的南桥机构翁家贵的塑像旁合影留念。

我告诉蓝天，我当时采访，是在宣传部的李义钦、史志办的陈祖梁、沙必璐带领下，在保山地区采访了两个月而顺利完成的。当时，远征军老兵起码还有三四百人，我拍摄了十几盘录像带，回京后，都交给抗战馆研究部了。——我们就采访过南侨机工翁家贵先生。

蓝天回忆，他们保山电视台也采访过南侨机工翁家贵数次。我们两个都回忆：

“翁家贵先生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记忆清晰、语言表达能力强，还会唱歌。”

谁曾想，23号回到北京不久，听到“103岁翁家贵先生因病谢世”的消息，不禁感叹：

“昨天翁家贵先生还健在，仅仅隔了一天，翁家贵先生就真化作铜像雕塑而永垂青史了。”我一直说：

“抗日战争是一部浩瀚的苍天巨著；而老兵就是最后的篇章。等老兵都走进历史的舞台后，苍天巨著就合上了最后的篇章。——我们人类的历史正是伴随着战争的脚步走到今天，走向未来的。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下一部关于战争的巨著什么时候打开扉页，还不得而知。而这部巨著，确实，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完成最后篇章的。”

我1998年开始采访“南侨机工”。在南侨机工子女汤晓梅大姐的带领下，我在云南昆明等地采访25名南侨机工。其中，保山的翁家贵身体是最好的一位。

当时，翁家贵家里有一张美国士兵送他的美军行军床。上面美国兵的USA的番号还清清楚楚。翁家贵说：“你喜欢就送给你。”我还说：“北京太遥远，带回去太麻烦。”

今天，在网上搜查“翁家贵”信息。不想，第一条，就是我十几年前写的“翁家贵”。

下面，把我自己十几年前写的“翁家贵”转载如下，以飨各位尊敬的读者。

1998年的翁家贵先生（方军拍摄胶片的照片）

目前，南侨机工中只有两人还可以流畅地表达他们的意志：对历史的回味、对现实的看法、对未来的预测。仅仅还有两人！他们就是91岁的翁家贵，还有92岁的杨保华。

我多次采访翁家贵先生，从1998年开始，到2004年9月5日是最近的一次采访。

91岁的翁家贵喜欢唱歌，我每次采访他，他都慷慨陈辞、引吭高歌。这次会面他底气十足地给我又唱了一首1939年的歌曲：

“抵御外辱、参加抗日最光荣！

枪口对外，我们是铁的队伍！

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

愿作自由人。

枪口对外齐走向前！

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我急忙把他的歌词记下来。但是，忘记问这首歌的名字。

翁家贵身体好，可能因为和他心胸开阔、天天体育锻炼有关。他现在每天休息的行军床，还是抗日战争时在华飞虎队美国飞行员使用过的。只不过，年代久远，行军床上的帆布已经更换过几次了。我对翁家贵先生说：“中国有抗日战争相关的博物馆37座，大家都说征集文物困难，可您却每天睡在文物之上。如果相关博物馆、纪念馆来征集这张美国飞虎队士兵使用过的床您给不给？”

翁家贵说：“当年我们南洋华侨回国参加抗战用的尽是美国货，比方，美国的万国牌汽车、道奇牌汽车、雪弗兰汽车。我们运输的大部分是美国的炮弹，枪支。当然还有军装、药品和罐头、饼干。”翁家贵个子不高，身体粗壮，他笑着说：“要什么都给，生命都给了祖国，还有什么不能给的呢？”

翁家贵祖籍在海南岛，他出生的马来西亚吉隆坡。1939年，华人报纸刊登抗日的消息，从大陆来的歌舞团还在吉隆坡演出了话剧《雷雨》。身为驾驶员的翁家贵当时就响应了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抗日！翁家贵的父亲、母亲也支持他，翁家贵的父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们中华民族国难当头，你们去参战是无上光荣的。”

翁家贵是第五批回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第一批80人，第二批400人，第三批400人。第四批480人，第五批503人，直到第九批回国抗战的华侨共3226人。翁家贵一批人，是途径新加坡、越南河口到达昆明的。由于有南洋华侨的捐助，所以，翁家贵那时的收入有36块大洋。这在当时，比起一般的中国国民来，是非常可观的收入。翁家贵当时在14大队，每个大队分4个中队。他们中队的任务是一人一车，行驶路线从云南的下关到宛町，再到昆明。运送的是外国援华的军用物资。

侵华日军轰炸保山的时候，云南人民已经在连绵不断战火下处于民不聊生的地步，那时，他在保山遇见了现在的夫人罗春塘。当时的罗春塘是16岁的花季少女，是保山女子中学的学生。在战乱的岁月，罗春塘的父母希望翁家贵赶快把罗春塘带走，走得越远越好。果然，罗春塘离开学校的第二天，侵华日军的飞机就空袭了保山，日本人空投下来的炸弹炸烂了保山女子中学，罗春塘的许多同窗都不幸在空袭中遇难。

翁家贵现在在昆明交通机械厂退休了，他自己的家在昆明官渡区，可他常常到保山女儿家居住。翁家贵现在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6:00起床，行走4公里走到太保山登山，下午看电视，看新闻，晚9:00睡觉。

翁家贵在2001年由马来西亚华侨出资、邀请去参加了海外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会议。南侨机工能出国看看的凤毛麟角。

1989年5月，让翁家贵最为自豪的是，他亲自参加了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为南侨机工立的纪念碑仪式，到现在为止，翁家贵还可以背诵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的碑文。

（摘自人民网《最后的南洋华侨归国参加抗战的机工》）

2011年3月23日笔者在杭州遇到“飞虎队”原老兵李继贤先生

2011年3月23日抗战馆副馆长唐晓辉、文保部主任段晓薇和李继贤先生合影

听说102岁“飞虎队”老兵李继贤先生谢世，不免唏嘘再三。我只是遇见过李继贤先生，并没有仔细采访过李继贤先生。我曾经很想到台湾去李继贤先生的家采访，这样就可以把祖国各地的；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历史进程中，和抗战老兵在沧海桑田、世事沧桑的岁月中所经受的精神、物质“享受”、及其悲欢离合、生死离别表露出来。

可惜，正在我寻找机会的时候，机会终止了。——不久前，李继贤先生谢世。

截止到此时，2015年9月30日星期三为止。我所知道的原飞虎队老兵现在还有几人，他们是：美国的陈洪铨，96岁。上海的飞虎队老兵96岁。香港的陈丙靖，94岁。新加坡的何永道、97岁。何永道先生在2015年9月18日，我们还通过电话。何永道先生说：

“从2000年我们在保山见面，一晃，15年过去了！——我现在天津。明天回新加坡。”

可是，我在首都机场等去昆明的班机。——机会往往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

我一直说：“浩瀚的抗日战争是一部苍天巨著，而亲历抗战的老兵就是最后的篇章。等老兵都走进战争舞台历史舞剧的帷幕落下一瞬间，苍天巨著也合上了最后篇章的最后一页。”

——其实，世间所有的人，都是目送亲历二战、亲历抗日战争渐行渐远老兵的参与者。只不过，有的清楚、有的模糊、有的全无在意便罢了。

——中国亲历二战、亲历抗日战争的国军抗战将士，是世界战争历史上最为悲壮、凄惨、凄楚、不幸的老兵群体。他们的一生亲历两次苦难的侵袭；

第一次是侵华日军在中国烧杀掳掠、炮火连天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国军抗战将士迎着敌人的炮火奋勇杀敌、浴血奋战，同样是在苦难之中。——战火纷飞、血肉横飞的苦难。

第二次，是沿袭数千年封建文化、封建社会在“改朝换代”后。为争夺皇权龙椅，得势一方给失势一方所带来、所必须承受的人间苦难……。

唐宋元明清时代，改朝换代就是焚书坑儒、杀父弑兄、成群砍头、株连九族……。

直到今天，还有人铿锵有力地批判蒋介石、国军官兵在抗战中的所谓“罪行”。

——他们仍然把指挥者和普通抗战的官兵混为一谈、仍然把中国封建统治所带来的落后、挨打的“必然结果”强加在曾经在前线同日寇血战的国军抗战将士身上。

——尽管国军抗战将士已经垂垂老矣、寥寥无几……

我有一个朋友，他写过证明国军抗战将士浴血奋战的三部曲。可是，他竟然是开口大骂国军抗战将士的急先锋！如果不是亲所见、亲耳聆听，我真是不相信人世间还有这么可耻的人物。——人在做、天在看。人的一生行为都终将会得到应得的社会报应。

当然，大势所趋，是历史在某一拐点的必然。

在这一“强势状态”中，甚至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国防部长彭德怀都受到无情的摧残。但是，还有无数人在“高压强势”仍然下三缄其口。——我认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尊严和政治态度。尽管你写了国军抗战将士浴血奋战的三部曲，但是，你为了权势，即使在高压强势面前弯一次腰，你也是可耻的。

——你“笔下的国军”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你“嘴里的国军”却是无地自容、败仗连天的废物，你自己不感到矛盾吗？

在此，我还是要表达我的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军抗战将士就是中国的国家军队。他们可能是失败多于胜利，但是，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能有抗战的胜利？

——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李继贤先生一直在台湾。内地国军抗战将士所经历的人间苦难好比一场历史剧中充满酸甜苦辣的饕餮盛宴，他一丝一毫都没有品尝过。——李继贤的一生，应该是幸运的一生。

我一直想采访李继贤，无机会，只好拜托朋友雪辉记者，和在网上搜索。

我的朋友这样回答我：

雪辉记者的来信：

方老师：

您好！很高兴又在杭州相见。抱歉我那日采访李老先生，时间较短，李老看上去亦很疲惫，不忍心打扰98岁的老人休息，所以您交待的好多问题没有来得及问，后来发短信委托肖宇姐问的。现附上您问题的答案：

李继贤，民国2年12月2日生于江苏阜宁县（现在的滨海县），曾在南通读书，家里很苦，农民出身，后来没钱读书，高一去当兵，当兵后报考的黄埔军校第14期宪兵连，而后编入15期一中队。黄埔军校毕业后，又考入空军官校。学历为大学毕业。最终军衔是上校。现在一年发46万台币，医疗有保障，到公立和荣军医院（职业军人退下来发荣誉公民证），凭证只交10块挂号费，其余全免。有一子一女，女儿嫁了美国人，有二女一子，外孙在波音公司担任机械师。   

附上搜索到的李继贤资料。以及李老台北电话为02－23579500。有需要的话，您还可以电话询问。

       祝好！

                                    雪挥

                                            2011年3月28日

（雪辉记者找到的资料）五大隊二十六中隊隊員 李繼賢资料
　
    出生於民國二年的李繼賢，籍貫是江蘇省阜甯縣，幼年時期一直是在家鄉完成學業，然而在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舉國上下奮起抗戰之際，李繼賢深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此輟然放棄學業，投考中央軍官學校正科班第十五期一總隊步科受訓，兩年三個月。

於民國二十九年七月畢業，並因表現優異留校服務。在當到了上尉區隊長之後調空軍士校，擔任第二期及第三期的學生區隊長。學校的醫官閒談中告訴我，空軍官校，因為體格檢查要求太嚴格召生不足。

因為我本身在空軍士校服務期間，就對於飛行十分嚮往，同時對日軍飛機對我無辜百姓的狂轟猛炸更是痛恨萬分，利用一次放假的機會跑到成都城內，找到空軍官校招生辨事處報名投考空軍，體檢部的醫官也就是我認識的醫生，他也同是士校的醫官，我就請他幫我檢查一下身體，檢查完後告訴我：「你初次檢查OK了！」就是血壓有點高，你在休息一下再檢查，順利的就通過了，再照X光也沒問題，跟著就参加筆試的考試。
   筆試完了才第二天，士官學校就接到空軍官校的通知要我到宜賓去報到，省去了入伍的軍事訓練，直接参加上初級飛行的學科。
    民國三十二年，我毅然決然放棄當時上尉軍階，成為空軍官校第十六期學生，我們這第二班有八十多個人，一起到宜賓報導。宜賓機場在半山腰下面，有一個很大的湖，受訓就在湖邊旁，像是在海邊上的一個機場。每天不上課，先忙着搬石挑沙的重活，整理機場道路方面的工作，大概工作了不到十天，才終於開始正式的上學課的課程。
    我們這期的學生，同前幾期學生不同，他們是直接前往美國，因那時物資短缺訓練用的汽油都非常少，所以我們成為了第一批送到印度開始學習「初級飛行」的學生，乘C-47運輸機經駝峰飛到印度，我們在轉乘火車沿著印度洋走，要經過一大片的沙漠地區天氣很熱，每天都座在鐵皮車箱內烤著，路上真的很辛苦。經過了加爾哥達、新德里，到達“那河”空軍基地，中美教官的指導下學飛行了三個月，在由美籍教官三次的考試及格後，才能再到美國受訓，有十幾個同學在此地就被淘汰了。

 我在印度受訓期間曾經生病“打擺子”(瘧疾)，不敢到當地的英國醫院看病，軍方要知道了，不但要退訓還會被隔離起來，自己想法子弄了些藥來吃，嘴巴都乾裂了。那時我們吃英式的食物每餐大都是一個麵包，一罐美軍牛肉罐頭，一杯紅茶還有起士，我都不愛吃，最後自己拿了些米，煮了些稀飯，配一些醃菜吃，那陣子身體瘦了下去，體重掉了好多，留美前的體檢差一點不及格就被淘汰。因為我的年紀比同學都大五六歲，加上自己常煮稀飯吃，得了一個外號叫“老稀飯”。弄得以後在各隊上，大夥都叫我外號了。

    在印度飛初級時，我們的教官是十二期的學長，以前他們空軍在成都陸軍入伍受訓時常同我們打架，關係一直不太好，我們有一千六百多人，他們才三百多人，他們受訓亂七八糟，喜歡鬧事，教官也敢打，我們是正期生髮牛皮鞋子，他們沒有(因為是代訓)，想搶皮鞋，我們看不慣，打了幾次架。在印度受訓其間老是找我麻煩，我很不喜歡他，(徹退到臺灣後，有次飛機在降落桃園機場時撞毁於的跑道頭，機毁人亡。)
    李繼賢於三十三年四月畢業，重新由少尉做起，返國分到混合團五大隊二十六中隊，同鄭松亭同天一起報導，鄭松亭前來担任五大隊副大隊長(原二十八中隊中隊長)。
    李繼賢投入空軍的時候已是抗戰末期，當時日軍早已是強弩之末，民國三十四年四月李繼賢的五大隊二十六中隊也参加了當時聞名中外的「湘西會戰」，他回憶到：「當時我空軍部隊要支持陸軍，奪回日本所佔領的土地，芷江機場所有的飛機，每天至少要出兩次任務以上，機上部攜帶著汽油彈及殺傷彈，每一次戰役所獲得的成果，相當豐碩。戰事結束後，地面部隊清查戰場的結果，日軍死於空中攻擊的人數達到五萬多人，而我個人也總共出了五十二次任務，我們五大隊及四中隊獲頒團體獎狀，讓我也與有榮焉。」
    三襲岳陽白洛磯並重創日本空軍，是五大隊的一場大勝戰，第一次去，我們先以轟炸機空擊轟炸，並再外打圈，吸引岳陽日零式機前來應戰，零式機约有兩小時油量，五大隊有三十多架P-40與他們纏鬥。那一次空戰五大隊有一個八期「馮佩景」學長，被擊落墜入洞庭湖陣亡。等日軍返回岳陽白洛磯機場落地加油掛彈時，我們第二批P-40低空趕到奇襲機場，機場上停有六、七十多架各型飛機，連同空中準備降落的敵機也打下去了，一共擊毁了五十多架敵機于白洛磯機場。
    不到一個月又去襲擊白洛磯機場，擊毁了二、三十敵機，等到第三次去己不到十架，都給我們打完了。最後我們十一架P-51到武漢一架飛機也找不到，往後也難在這地區發現日機踪跡，制空權己完全掌控於我空軍手中。
    制空權為我空軍掌控後，大規模的戰機出動就比較少，大都為兩架一组出任務，分批出發，五大隊有四個中隊，自己有自己的防禦地區，我們二十六中隊是「洞口、放洞」之間。
    我曾同一美領隊機兩架去武漢去任務，中途美領隊機有機械出問題要返回，那時自覺不用美國人領隊中國人一樣可以獨立完成任務，回復後，只有我一機前去出任務，也完成任務安全返回機場。
    有一美國飛行員作人各方面都很不錯，名叫“麥克.米樂”中尉，我是當時是少尉，同我一起出過不少次任務，他都是領隊。他領我到南昌、到廣西、桂林，他對地面照相，我在一旁掩護他，合作愉快。有一次湘西會戰的時候到「放洞」攻擊日本陸軍聯隊，那天任務是在下午時分起飛他是領隊，我們兩架飛機，到了目標區上空打轉找不到攻擊的目標。沒辨法，領隊從無線電傳來說：「Lee you leader！」，我就飛到他前面說：「OK，follow me！」放洞那裏的國軍部隊有電臺，馬上同地面電臺聯絡，他們告訴我日本人躲藏在什麼地方的樹叢中，上空飛了兩次，地面確定無誤，四顆汽油彈就擲下去了，耳機中傳來了高興的歡呼聲，真是痛快，再沖下去掃射從樹林中逃出的日軍，子彈打完了，還是由我領隊返回基地。
    日本人的部隊由寶慶向芷江攻擊，日本人都快攻到芷江，有一美籍飛行員在營區被日本的狙擊手打傷，我們馬上派人外出巡邏，被他跑了，真是很危險，日本兵離我們機場己很近了只有四五十哩路。
    因中美生活習慣不一樣，所以人員沒有住在一起，他們有他們的招待所，我們有我們住的地方，每天都一起到警戒室集合，一有命令就出擊。這時的飛機補充飛常快速，今天被打掉兩架，沒幾天新飛機就補充來了。

除了放洞之外，其他中隊也整日輪番轟炸掃射紅岩大廟、大黄沙、一四五Ｏ高地等據點，均予以澈底攻擊。除了對前方的日軍部隊有效的攻擊之外，對後方的補給車隊縲馬船隻也不放過，使日軍在立足未定以前，受到這嚴重的打擊，銳氣挫折了。我五十一師官兵在周師長指揮下，奮勇堵截，王耀武將軍亦親自赴前線督師，至二十八日，敵兵力以損失三分之二以上，無力繼續進犯，僅困守少數據點，戰事穩定下來。
    湘西戰事結束了，由卅四年四月十日，日軍開始進攻至五月二十三日日軍撤至岩口鋪以東為止，共計經過了四十三天，我空軍第五大隊出動二千二百餘次飛機，(在戰事最緊張的幾天，曾一天出動一百五十多次，多名飛行員任務回來馬上加油掛彈在出發。)創過了中國大陸戰場上的新紀錄，消耗了一百多萬磅各種炸彈，八十多萬發機槍子彈，這也是遠東戰場上少見熾盛的火力，(為此次作戰其他大隊都無法出任務，八成以上的油彈都支持五大隊了。)這麼重大的打擊，敵人是受不了的。據陸軍方面統計，單就未掩埋的敵屍計算超過一萬五千具，大批日軍被液體燃燒彈襲擊的有十余宗，屍體多己燒成焦枯，無法辨認。馬匹屍體四千多具，其中經確實證明有聯隊長兩名，大中隊長十余名，從屍體上的傷痕來看，大都為空軍所擊斃，這種輝煌的戰績是值得我們欽佩仰的。

而我個人也總共出了五十二次任務，我們五大隊及四中隊獲頒團體獎狀，讓我也與有榮焉。並獲得美空軍頒贈的Air Medal及Distinguished Flying獎章，唯一讓我感到遣憾的所出的任務都是打地靶，沒有和日機來一場面對面的戰鬥。

(李繼賢雖到隊時己是抗戰末期，但出任務的次數卻達五十二次之多，此為其中一張作戰記錄。)

“麥克.米樂”中尉及我俩人一直由湘西會戰開始合作，一起打到八月十二日，日本人無條件投降為止都在一起作戰。日本大將“岡村寧次”派了一個参謀長，到芷江獻上降書，我隊還派了四架飛機引導日機降落芷江機場，芷江為勝利城，非常熱鬧。
　
    八年的堅苦抗日作戰日本人終於無條件投降了，使我感到最高與的事情，就是受降地點就在芷江，那天芷江機場上停放了十八架P-51戰鬥機不用掛彈，日本投降專機上午九點會到芷江機場，八點鐘左右我們的十八架飛機出發，分成高空、中空、低空三個層面保護日本投降專機從漢口飛來，日本專機的翅膀上各掛一白布條，在機場上降落，當時場面很壯大全世界的記者都趕到了報導此中國歷史性最重要的一刻，我看到他們十幾二十個人下飛機，坐進了掛白旗子的吉普車，開到芷江招待所下車進入會場在降書上簽名，我也在現場做了歷史的證明。
    余於卅三年底到達重慶，經友人介紹得識趙佩印女士，她剛從政治大學畢業，任職於交通部公路局，經過六年愛情長跑，終於在民國卅九年五月二十日在臺北市結婚，現在育有子女各一人。
    長女李世渝現落居美國夏威夷，她己育二女一男，長外孫女已夏威夷大學畢業，現已又近入夏威夷大學半工半讀碩士學位，二外孫女也考入夏威夷大學就讀，三男外孫也在夏威夷工業大學就讀學習飛機修護課程。
    次子李世京現在臺灣中華航空公司服務，現有孫李燕如一人就讀于高中。趙佩印(妻)服務於公家機關，公路局會計處任副處長，己于七十八年(1989年)二月簡任副處長 退休。
    (李老空軍所獲頒之獎章)

李繼賢於五十八年(1969年)自軍中退役後，至台中辨學校教學，六十八年學校停辦，如今子女皆己各自成家，與妻退休後在家享福，生活非常平靜自得。

（在台湾的飞虎队老兵李继贤。笔者声明：此照片为网络下载的。作者不详。）

盐城籍“飞虎队”老兵李继贤辞世

2015-08-27 10:08　来源：盐城晚报　 我有话说

8月24日上午7时许，102岁的盐城籍“飞虎队”老兵李继贤在台湾去世。老人曾于2011年、2012年两度回盐，他曾允诺：“老兵一天不死，就一定会回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老人却永远离开了，昔日深情之语犹言在耳。

“9·3”前夕遗憾辞世

昨天下午，盐城晚报记者从中国老兵网创始人季诚处了解到，8月25日，台湾传来噩耗，盐城籍“飞虎队”老兵李继贤于8月24日7点10分去世，享年102岁。4年前，盐城晚报曾和中国老兵网联手为老人故乡寻亲。

李继贤1913年出生于盐城滨海。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1943年考入成都空军军官学校，到印度、美国受训后成为“飞虎队”中美混合联队5大队26中队的一名飞行员。

李继贤加入空军时，日军已是强弩之末。1944年4月，他所在中队参加了当时闻名中外的“湘西会战”。据统计，在这场会战中，日军死于空中攻击的人数达到5万多人。李继贤在这短短几个月里，升空作战52次，次次立功而归。他本人获得美空军颁赠的“航空勋章”和“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季诚告诉盐城晚报记者，李继贤生活在台北，近年来身体每况愈下，“但还是没想到，抗战胜利70周年的前夕，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很惋惜。”

最得意的事是打鬼子

“我这一生，值了！最得意的事就是打日本鬼子，参加了对日空战。”2012年清明前夕，李继贤再次回到家乡故土，接受盐城晚报记者采访，老人用浓浓的滨海口音谈起抗战经历。

2012年李老回乡时曾将一张戎装照送给记者作纪念，照片上，青年李继贤身着“飞虎队”军装，胸佩多枚勋章，英气勃发。

1941年，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成立，由美军退役飞行员陈纳德指挥，因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而得名“飞虎队”，在中国对日抗战中立下赫赫功勋，“抗日飞官”李继贤就是其中一员。

加入“飞虎队”后，李继贤多次执行“驼峰航线”的物资运输任务。这一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航线最高海拔达7000米，被称作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最为艰险的一条运输线，在中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承担了大批抗战物资及人员运送的任务。

一次，李继贤驾机飞行“驼峰航线”，入云后驾驶舱出现结冰，能见度几乎为零，几分钟后才恢复正常。而就在当天，同袍驾驶的另一架飞机却没能化险为夷，坠毁在高原之上。

“我们上了飞机，能飞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就不回来。”李继贤当时感慨道。历史资料显示，在“驼峰航线”上，中美航空队共损失563架飞机，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1579名。

曾请晚报帮助故乡寻根

自1935年离开家乡后，李继贤就再没回过老家。从异乡走回故乡，老人用了整整76年的时间。2011年3月，接到老人请托，盐城晚报记者不遗余力帮老人联系故乡寻亲事宜。当年3月25日，在盐城晚报与中国老兵网的联合帮助下，老人终于踏上滨海故土，完成寻根祭祖的夙愿。

“爸，儿子来看您了。”2011年3月25日下午，跪在家乡黄海村父母的坟前，98岁的李继贤对着墓碑拜了又拜，泪水迷糊了老人的眼。1949年，李继贤随着部队从上海撤往台湾。在离别前的一次巡航中，李继贤偷偷绕道，飞到故乡盐城的上空，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家。飞机掠着地面盘旋了整整40分钟，绕了一圈又一圈，他却始终没能辨认出家乡的轮廓。那一次，也是他离家后靠近家乡最近的一次。

老人离盐回台之前，发出这样的深情之语：“老兵一天不死，一定再回家乡。”次年4月12日，老人和儿子李世京乘坐直航航班，从台湾到盐城，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就顺利抵达。“原来回家的路这样近！”当时老人如此感慨。

盐城晚报记者陈婷/文   顾善济/图

以上，为纪念原飞虎队李继贤先生的杂感、朋友的调查、和网络的下载。我全部认认真真地按照《著作权法》条文，注明文章的出处了。以此，纪念，怀念我见过的英雄。

2015-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