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访最后的抗战老兵
Viewing all 436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飞虎老兵似乎遍天下

$
0
0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战机整齐地停在机场上

 

一,在政治开放的“渐进”过程中,老兵也逐渐地隐去。

 

十几年来,我陆陆续续采访十几位原美国援华空军中的中国飞行员。

20047月,我还在昆明采访到十位原美国援华空军的美国飞行员。

我在最近,希望出版采访他们的图书《最后的飞虎老兵》。

我一直认为:亲历抗战的飞虎老兵寥寥无几了。没有了!可是,当我采访完原美国援华空军中美混合大队的飞行员王延洲之后,我又发现了开轰炸机的戴自谨先生,又发现了开战斗机的陈炳靖先生。然后,再发现了开轰炸机的李占瑞先生。就说是“最后一名”似乎永无止境、永远存在了?我国13亿人口,幅员辽阔,“飞虎老兵似乎遍天下”?

说实在的,每采访一位亲历抗战的老兵,我个人心中就认为:“这很可能是最后一位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抗战胜利68年了,情况很严峻,不争分夺秒,历史将是无情地把最后的证言、证词、回忆、警世恒言、悲欢离合、生死离别;还有那些可以供我们中华民族后人深思的种种思考,统统带走的!

 

不好意思,我出版过的书和我要写的书,其实都是千篇一律,只是书名不同而已。

比方:《我认识的鬼子兵》、《最后一批人》、《战争最后的证言者》、《歙县最后的三个少校》、《川军王振庸》、《亲历九一八》、《最后的军统老兵》、《最后一次集结》等等,内容都是写亲历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过战争的老兵的。

我的父亲是卢沟桥事变后参加八路军的,他在冀中军区,上过抗日军政大学。解放后,他参与编辑了红色系列丛书《红旗飘飘》。那时,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红色系列丛书《星火燎原》。这几十本书都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抗联、游击队、武工队的回忆录。可是,国军抗战将士的回忆录、采访记,一个没有。我认为,我填补的是这些文史空白。

我写的书和TV《我的抗战》不同的地方,是记录老兵坎坷的一生。

我很有兴趣评论一下区别。其实,《我的抗战》是一部很好的历史访谈类电视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逆水行舟中,该片已经难能可贵地记录了。反映“国军抗战将士的经历”和“国军抗战”的历史电视片,这本是摸着“时代在进步脉搏”而前进的艺术作品。

各位尊敬的读者?不妨,让我们倚靠在“历史的窗前”稍稍回顾一下?

刚刚开始,《我的抗战》还不能播出呢。这和“是否承认国军抗战历史”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后来,可以堂而皇之地播出了,这就是时代在我们眼皮下面的进步。

50年代到70年代,谁敢说“国民党抗战”那绝对是“犯下滔天罪行”的。

但是,今天已经截然不同了。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图书还能再往前走多走几步:

图书在目前,可以描述国军抗战将士一生的悲欢离合和生死离别。即使肤浅,我也可以用手中的笔记录刚刚解放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记录入狱,记录监外的监督劳动、批判会……。记录1976年释放国民党原县团级军警宪特的在押人员;记录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在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荣辱在不经意之间,渐渐“国民平等化”的渐进的过程。

而,TV。无论如何也要若干年之后了。

可是,三年以后,是抗战胜利71年!老兵几何?那时,TV的传播“长项”怎么发挥?

 


网友:解密历史往事报道:黄立众,56年考入北大,因说了农村饿死人的实话,被北大开除.

60年代初期,说“农村饿死人”都是犯罪的。更何况说:“国军抗日”呢?谁敢?

著名导演张艺谋的父亲是国军抗战将士,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军后勤部队。张艺谋一直是在“出身不好”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他考取大学甚至是走文化部长的后门。

著名导演陈凯歌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为投身抗战参加国民党。文革时期也是备受蹂躏,乃至陈凯歌一直不理睬自己的父亲。直到他赴云南插队列车在北京站开动时,父亲跟着列车跑,他才恍然顿悟父亲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爱。

那个年代,真是不堪回首。我60岁的人,都是记忆犹新:刘少奇主席被整死了,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整死了。作家老舍投了太平湖自尽了,贺龙元帅在最后的时刻,竟然从监狱的窗子缝中伸出双手接雨水喝!……,……。这些故事,真是痛彻心扉呀!

抗日战争胜利68年了,也许抗战胜利78年的时候,我们用艺术的手法(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小说,电影、电视、交响乐等)表现什么都可以了,但是,今天,确实还有局限性。过去,批评、批判还是在危险的境地。现在,在民间,“批评”已经是可以鲲鹏展翅了。一言以蔽之:30年前说,就有入狱的可能;5年前人们还有顾虑。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言行都不能超越时代的桎梏和当时的枷锁。

今天,时代在人民大众的强烈愿望中在循序渐进地向前走着。可以说,人民大众是时代进步的推动者和精神境界的先驱者。可是,老兵却在以惊人的速度隐去。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放开手脚歌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反法西斯战场上的老兵了,可是,他们已经音讯皆无了。中国有句类似的老话:“子欲养而亲不待。”

采访飞虎队老兵也是一样,只怕是找不到人了,即使找到了一位国军抗战老兵,情况又是如何呢?都90多岁的人了。担心呀。

 

二,李莉的爷爷和飞虎队老兵李占瑞是同事

 


李莉的爷爷和李占瑞是同事,这是采访的有利因素。

 

河南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李莉、大学老师周宇红、厂矿公安马勇等人带我们去的李占瑞家。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利好。第二个利好,是一起采访的有美国援华空军中国飞行员吴其轺的儿子吴缘、彭嘉衡的儿子彭灼南;他们有共同的话题。而且,李莉的爷爷和李占瑞曾经是郑州铁路局机务段的同事!

我为什么有这个分析呢?我观察到:我们采访93岁的李占瑞老人时,他的儿子总在旁边站着。大概是李占瑞老人容易激动,他儿子总是担心老人的安全。他随时会下逐客令。

为了延长“能采访的时间”,我也开始和老李的儿子“套磁”。

我了解到老李的儿子比我小一岁,是75年的兵。我是73年的兵。中越反击战,他的部队开到前线和越南人作战了。恰巧,我在1979年对越反击战中也是第二批“上光荣榜”名单的。当时,我们连抽调17名老司机,补充到陆军的部队开拖炮车。不去的话,当时就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判处徒刑!

和老李的儿子一“套磁”,似乎亲近一些。他没有说:“好,各位,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具体问老李的儿子担心什么?老李的儿子说:“父亲爱激动,尤其是回忆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回忆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啊!”

我听了以后,明白了。——原来如此!

话又说回来,其实,我认为,采访老兵,最为珍贵的地方就在于此: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打中国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是日本人。

战后68年的今天,中国人之间仍然在“人为制造的矛盾”之中生存着。

“国民党反动派”、“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反动军官”等等词汇还在显灵。

谁是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者?谁是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这又和谁执政是否合理合法化紧密相连的。而政治,从来就是为执政集体服务的。所以,国军抗战将士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政府发的“抗战胜利勋章”。

老李儿子不让老父说的,正是我要记录和要传播的。他阻止父亲回忆,实际上是埋没了一段发生在其父身上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不是个人的,正是国家和民族的。

抗战胜利时,国军抗战将士的正规师有将近200个。中央军、地方军有430万人。经历风风雨雨到今天,有名有姓的国军抗战将士也就一千多人了。而且,都在90上下。

美国援华空军开轰炸机的老兵李占瑞是1920年出生的,他今年不是93岁了吗?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李占瑞报考中央防空学校。他是1937年就穿国军军装的人呀!

 

三,93岁的李占瑞为什么挺身而出参加抗战

 


侵华日军在中国攻城掠地

 

老李叫李占瑞,是河南新乡人。他1920年出生,今年93岁。老李是在新乡上的高级小学,名字叫“弗伦高级小学”。老李回忆,教师个个都西服革履的。

老李的父亲是修火车的,曾经参加二七大罢工。老李说,听父亲说:“组织者林祥谦的头被砍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后来,林祥谦的夫人当了尼姑……”

我查了一下“二七大罢工”:

192327在吴佩孚的命令下湖北督军肖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30多人、打伤200多人。反动军队还闯进工人宿舍,大肆搜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就是说老李的父亲给老李很深刻的影响。无独有偶,亲历抗日战争的李占瑞于1979年,又在其老父工作过的郑州铁路机车的工务段工作到退休。而且,老李的儿子,还在郑州铁路机务段继续工作着。祖孙三代同时在一个铁路机务段工作,这真像是一段神话。幸亏,老李的孙子当了记者。要不,铁路机务段不是成了他家祖祖辈辈的生存之地?

老李的中学是在新乡私立静泉高级中学上的。当时的教材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就在上中学期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侵华日军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军迅速南下,每一个中国人都体会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李占瑞和哥哥李占祥都决定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投身抗战。出门前,哥俩对父母表态:

“自古忠孝不能双全。我们两个谁能活着回来,谁再尽孝道吧。”

老李说,1938年初,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在桂林意外遇见一次哥哥。亲人相见,分外亲切。当时,哥哥也在军校学习。1938年底,哥俩又在硝烟弥漫的湖南衡阳意外会面。那时的哥哥已经体态消瘦、军服褴褛了。那时,四目相对、双手紧握,千言万语,竟然无从说起。老李伤感地说:“谁知道,那竟然是我们哥俩见上的最后一面!以后,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我给哥哥多次写信,都是杳无音讯、泥牛入海……”

 

话又说回来,卢沟桥事变后,老李报考在河南漯河招生,本部在贵阳的《中央防空学校》学习。老李说,校长叫黄镇球,学生全部穿军装!一切都是军事化的教育,学习内容也是防空部队的实战知识。

老李回忆,顺利通过入学考试一关后,学生们步行到湖南岳阳边学习边训练。之后,他随学校辗转到长沙、常德、桂林等地。

 

四,走进美国援华空军中美混合大队飞行员的行列

 


吴缘和彭灼南是美国援华空军中国飞行员的儿子,因此,和老李能呼应起来。

 

因为我们大家一起采访,所以,提问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

李占瑞老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美国援华空军的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干过。他开B25轰炸机,所以,他认识开轰炸机的,目前在上海的97岁戴自谨。认识开轰炸机的,目前在天津的97岁何其忱。认识开轰炸机,目前在成都的98岁的张义声。

我采访过上海的戴自谨老英雄。戴老神态自若、健康过人、思维清晰、谈吐不凡。

据彭灼南说,天津的何其忱已经病入膏肓,思维混乱,到大小便失禁的状态了。

我托彭嘉衡夫人电话在成都的98岁张义声老人,他本人回答:不接受任何人采访。

 

那么,老李是怎么进入空军的呢?原来,1939年,在重庆陕西路的朝天门码头,他正好赶上“空军军士学校”第七期招生。由于招考飞行员,所以,招考必须经过严格得近乎苛刻的体格和学识的考试,光是视力检测就反反复复地查了一周时间。老李说:两千多人报名,最后只录取两名。而他,就是幸运儿之一。

在“空军军士学校”毕业之后,李占瑞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空军军官学校27期”继续深造。

很快,在空军学习的学生们开往四川,开始住在南川县。老李回忆:“南川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制造飞机!”我以为老李说错了,再追问一遍。老李说,南川县有个“海孔洞”,是个“溶洞”,溶洞内有三层楼那么宏大。飞机是意大利的产品,国民政府为了抗日,不远万里,把意大利飞机的零件运到四川南川县的“海孔洞”内组装。

老李回忆:“发动机的是双排气缸的,有十八个排气孔。机翼是金属的,机身的外包却是三合板的。这个工厂的厂长叫黎国部,是广东人。股长叫陈敏,是河南大学毕业的。后来,陈敏去台湾了。我们常常在车间帮助组装飞机。”

老李回忆:黎国部给我们这些空军学校的学生讲话:我们飞机制造厂成立是1935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意大利在南昌共同成立了“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抗战爆发后,我们厂迁至四川南川县海孔洞,更名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

老李回忆:“厂长黎国部挥舞双拳讲话:‘我们这儿生产的意大利RE-2005战斗机比德国最强的TA-152还先进得多’。我们都有些不相信,——山洞里产的飞机能行吗?”

老李回忆:海孔洞位于南川县属原丛林乡,以前是个寺院,方丈们在洞口悬壁上刻有豁然开朗四个大字。1937,国民党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搬迁至此。我们就在此处学习。考入空军,一切都是新鲜事物,连军装都换了。——这,还是很好的。

我对老李说:“1999年,我在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工作时,我去过云南瑞丽的雷允飞机场旧址参观过。我记得当时去滇西抗战地区采访的人员极少,保山市委宣传部专门派车派人,全程帮助我们采访。我记得瑞丽的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个非常爱开玩笑的人。就在雷允飞机场旧址的纪念碑旁,他还说:‘四处都是丈母娘……’。一路上,虽然风尘仆仆,但是,和这位副部长一起,我们却是笑声不断。”

 

这次,采访河南郑州的美国援华空军中美混合大队的中国飞行员李占瑞老人,使我联想起十几年前在瑞丽雷允的采访。

 

 

位于缅甸和我国云南交界的瑞丽雷允机场旧址。由瑞丽宣传部部长陪同,我们一起参观了旧机场遗址。听着宣传部长说:“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组装飞机、生产飞机。”就感慨万千。

 

我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瑞丽雷允飞机制造厂又称“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它的前身是1934年夏初在浙江杭州笕桥建成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屡屡遭日寇飞机轰炸,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湖北汉口,随着日寇侵华战火的南延,几经辗转,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最后迁到了云南,当初曾勘定在昆明北郊金殿附近为厂址,因国际关系的变故,后确定改在瑞丽的雷允村设厂。

抗战初期,一大批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应届毕业的热血青年学生积极投入建厂,经过全体员工的齐心协力,艰苦创业,自1938年底至19397月,仅仅花了半年多时间,就建起一座有职工2500多人,投资一千多万美元,由美国方面进行技术管理,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飞机制造厂。雷允飞机制造厂建立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先后制造和装配及维修了在中国抗日战场和缅甸抗日战场上作战用的各型军用飞机300余架次,为陈纳德的“飞虎队”作战飞机检修20多架次,为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进行过检修,蒋介石的“美龄号”座机也曾在雷允飞机制造厂进行过检修。

1942年远征军败走野人山,自此,在中缅边境上的云南瑞丽雷允机场被迫停用、迁移。

 


李占瑞展示在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学习时的通讯录和曾经开过的飞机照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瑞丽雷允生产、制造、组装在美国出产的飞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四川南川县海孔洞内生产、制造、组装意大利产的飞机。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蒋介石答应斯大林在新疆建厂,生产、组装100多架伊——16飞机。这项计划开始被称为“Z-行动”,为保密起见,被苏联航空工业委员会命名为“第600工厂”。这个飞机制造厂位于乌鲁木齐以西40公里的地方。生产出的飞机还用在苏德战役上。

抗日战争时期,1934年初,同美国冠蒂斯--莱特飞机公司商定在韶关合办飞机制造厂19378月,林福元任厂长,奉命仿制霍克--Ⅲ双翼战斗轰炸机30架。从19378月至1939年4月,共生产霍克飞机30架,新式“复兴”飞机2架,修理旧飞机14架。霍克--Ⅲ飞机是715匹马力,最高航速为384公里,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1937831日开始,韶关飞机制造厂就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特别是1938年之后,工厂不断遭日机轰炸扫射,被迫分散到附近黎市、沙尾、桂头等地的深山密林中搭茅棚生产。但由于交通不便,条件简陋,给生产造成很大困难,加上广州日益受到日军威协,形势越来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长期抗战.1938年4月林福元奉命把工厂内迁至昆明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有生产、制造、组装飞机的地方吗?

我采访的李占瑞老人,应该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制造、组装飞机的亲历者。

 

五,在中美混合大队第一大队开轰炸机

 


美军飞机飞越驼峰航线

 

1937年李占瑞穿上国军军装,用现在的话,是“军校生”。

1939年李占瑞考上“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还是军校生。不过,从陆军到了空军。

开始,李占瑞在四川南川县海孔洞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飞机制造的劳动。很快,李占瑞又被送到四川的铜梁受训。李占瑞在空军学校要学习英语、游泳、单杠、吊环及其各种空军军事技能。老李说:“国难当头,天天传来的是日寇猖獗的消息。我们必须尽快掌握飞行的本领,在空战的战场上和他们小日本干!”

老李的英语非常好,现在都可以咕噜咕噜说一大堆。他回忆,1942年春,空军航校从200多名学员中精挑细选出40人,到昆明的巫家坝机场乘坐美军C47运输机前往印度深造。老李说,那里简直就是世界的飞机库!什么飞机都有。

老李回忆,在印度学习时,军校的教官都是美国人。新学员有中国人、印度人。老李在航校学习飞机的识别、飞机的性能、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区别、飞机构造、飞行中的射击、投弹,以及飞机在遇难、中弹时的自救方法。模拟空战对弈、模拟飞机在海上飞行时盘旋翻滚之后,怎样辨别出蓝色大海和蓝色天空的诀窍。

老李回忆:我们毕业时主要驾驶B24重型轰炸机,和B25轻型轰炸机。

老李形象地回忆:老百姓看我们的飞机,叫:“三个头”和“五个头”。“三个头”,就是一个飞机头,和机翼上的两个发动机的头。“五个头”当然就是重型轰炸机的四个发动机。

1942年,李占瑞在航校毕业,他被分配到“美国援华空军·中美混合大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老李自述:美国援华空军的陈纳德任混合大队的大队长。

 


老李说:飞机俯冲轰炸时需要从高空看准目标俯冲下去。

 

老李的儿子十分担心,因为,李占瑞一讲空战就激动。老李讲俯冲投弹时,嘴里大声喊着:“呜——,唔——!——投弹手准备投弹!——投弹完毕?我准备拉起——!”

老李一讲,似乎坐着讲不解气,就站起来“继续飞行”;

我看老李就像一架正在向日寇部队俯冲投弹轰炸的大飞机。

老李的儿子不干了,他说:“行了,行了,您别在这里激动了。健康第一!”

老李不管这一套,他这架轰炸机一旦飞上去当然就停不下来。他大声回忆:

我们在缅甸战场,支援中国远征军作战炸毁密支那日军的装甲车、桥梁、集结行进中的部队。在印度战场起飞,轰炸企图运动到印度防线的日本军队。在泰国、老挝战场轰炸日本军队的补给线、桥梁、坦克。在越南战场上轰炸日军的营房、炮阵地。

在东南亚战场的上空,老李随美国援华空军进行过各种轰炸任务。很多中美飞行员都被日寇的飞机击落而光荣了,但是,老李坚持到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天!

老李自豪地说:“从1942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美国援华空军司令部,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都给我颁发过立功的勋章。”

我问老李:“勋章呢?我拍摄一下?”

老李黯然伤神:“我所有的勋章、军服、证书、照片,在解放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自己在夜深人静、月黑风高之时砸碎、烧毁、深埋、丢弃了。那些都是反动派的罪证呀!”

老李叹了一口气,终于平静了下来。我急忙转头,看老李的儿子什么表情。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老李随部队回国。他被分配到“上海空军第八大队”还是开轰炸机。老李说:“——炸日本人!责无旁贷!可是,从空中俯冲轰炸中国人?用机枪扫射中国人?唉……,我还真是下不去手。——同胞之情啊!”

老李自述,他受到战友嵇勤民的影响,开始向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靠拢。(我听说,嵇勤民后来也驾机起义,迫降在大陆。他后来在郑州大学当教授。文革中也是备受坎坷。)由于李占瑞在战友们之间发表“反动言论”,所以,李占瑞被关了三个月的禁闭。由于被关禁闭的几个人都是“反动分子”,所以,李占瑞的思想更欲欲试跃了。

老李说:“我要投奔解放区,我要回到家乡!我要脱离腐败透顶的蒋家王朝。”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老李突破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河南的家乡。

由于厌倦了战争,老李到河南中原交通学院学习。毕业后,他到郑州铁路局机务段当了一名检修工。1979年,老李退休。现在,老李每月有三千多人民币的退休金。

我看老李是一个喜欢倾诉的人。但是,他的儿子不太愿意老人激动。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解放以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老李是怎么过来的?

 


2012824的《郑州晚报》采访过李占瑞老人。



93岁的抗战老兵李占瑞和92岁的老伴相依为命走到今天。

 


我们走的时候,老李说:“你是作家,请通过你的笔和照相机,告诉千千万万的读者,国难当头我们曾经挺身而出,为国作战!——我给大家敬个军礼吧。”

 

老李家住在三楼,他执意要送我们大家下楼。我们不同意,挽留他老人家。李占瑞老人就在我们身后大声唱中、英文歌曲《友谊地久天长》: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auld lang syne?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欢笑。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

我们也曾历尽苦辛到处奔波流浪。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万岁。

 

我们一步一步地下楼,歌声在我们的耳边久久地飘荡。我感觉,这高亢的歌声也回响在祖国阳光明媚的蓝天白云里、回响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

我们一行人慢慢向前走着。郑州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李莉在无声地抽泣,

郑州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大学老师周宇红也在悄悄地抹眼泪。

空气都凝固了。我跟在大家的后面走,不敢说话。我自己悄悄地想:

2037年是卢沟桥事变一百周年,距今有24年光景。那时的中国人中一定会有人宣布:

“国军抗战将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抵御外辱的抗日战争中前赴后继、英勇牺牲,他们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楷模!”

2013-3-28

(本文说明:1,历史照片,全部为日本方面提供。2,任何媒体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许变相使用。否则,承担侵权责任。)

 


习主席给抗战老兵李占瑞挂上抗战胜利勋章(照片源自网络)

 

201593,在纪念抗战胜利70年的大会上,我看见李占瑞上了天安门,还看见国家主席给李占瑞挂上抗战胜利勋章。

 

六,我为什么用飞虎老兵“似乎”遍天下这个词汇

 

 

美国援华空军各单位驻华时间分布图

照片源自华建宁先生主编的著作《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

 

 

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序列图

照片源自华建宁先生主编的著作《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

 

笔者写作此文的原稿的时间,是20133月。采访李占瑞的时间,是201336日。从学术上分析,李占瑞先生并非“美国援华空军”序列;也并非“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14航空队)序列。所以,写作李占瑞先生时,慎用“飞虎队”一词。

我与李占瑞先生无怨无仇,只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从调查的角度出发,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又担心伤害到李占瑞先生。所以,开始,就使用了“似乎”这个词汇。

我调查了“美国援华空军”全部中国军人的名单,没有李占瑞先生的名字。

我调查了“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14航空队)”中全部中国飞行员的名单,也没有李占瑞先生的名字。不管是歼击机、战斗机、还是轰炸机、侦察机、还是运输机,均无飞行员李占瑞的名字。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在侵华日军面前虽然不堪一击,但是,架子还是很大的。

比方,刘善本也去美国学习过。但是,他的名字也不在“美国援华空军”,及其“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14航空队)的序列中。

他李占瑞先生也是一样。从采访他至今,五年之中,我一直在查找李占瑞在所属军队、空军序列的所有名单、数据。——没有李占瑞的名字。“美国援华空军”及其“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14航空队)”的资料非常详细、详实。甚至,有作战照片、影像资料。

 

简短截说,李占瑞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空军服役过。在内战时期,也在中国空军一段时间。“中国空军”这个词汇,泛指的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军部队。”又叫“中国国民革命军”,还叫“国民党军队”、“中华民国国军”等等。

 

2013年采访时,李占瑞的儿子还非常抵触采访。因为,自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李占瑞都是革命的对象。他全家人,必须谨慎小心、不可有丝毫的张扬。

 

时代是前进的,“沧海桑田”说的是世事的变迁、比喻世事变化很大。他李占瑞先生也一样;我希望他的晚年,他的儿子,能挺直腰板做人,豪迈地叙述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空军的经历。

 

2015-12-23


 

被日寇击落三次出狱蹬三轮的飞虎老兵

$
0
0


20071018,我和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五大队飞行员)吴其轺一家合影。前面二位,当然是吴其轺夫妇。左面是吴其轺儿子吴缘,中间的女同志是他家的客人,大学老师沈红。

 

采访吴其轺先生已经过去将近十年了。想起这个人就感觉:不可思议。

如果用两个汉字形容某人的一生的话,有的人是“幸福”,他吴其轺却是“倒霉”。

贪官污吏为所欲为,他们是不是幸福的群体?国民党残渣余孽应该被镇压,其余不赘言。

抗战初期吴其轺投身抗战洪流,在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五大队架机御敌。不幸的是,他被侵华日军的飞机击落过三次!顽强的他千方百计,再上蓝天,击落日寇飞机五架。他因此获得由美国政府颁发的勋章数枚。解放后,这个老头儿入狱20载;出狱蹬三轮。

如今,重新回顾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感慨万千:时至今日,不少人仍然破口大骂国军抗战将士,急欲致他们于死地后很快。真是可惜,几年前,吴其轺已经驾鹤而去,留下的,只有这篇故事了。

 

美国政府颁发给吴其轺的勋章

1949年,少校吴其轺从台湾辗转反侧潜逃回大陆,起义参加解放军空军。1950年被复员。其父,1950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他的兄弟姐妹们全部受到不公正待遇。

 

吴其轺同志保留的起义证明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开出“准予其回家”的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证明,命运的归属不好预测。也许被当作“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枪决。

 

由于吴其轺先生在国军、美军都干过,所以,在解放初期是严重的敌特嫌疑对象。195438日,他被捕入狱。百口莫辩,经历已存;越填表越反动!一直到1974918日,吴其轺才走出监狱大门与家人团聚。铁窗生涯一共20年又6个月!

 

出狱后,吴其轺蹬三轮为生。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79127日,才“不黑不白”、“黑白不分”地被解放。虽然解放,没有工作,还是依靠蹬三轮养家糊口。

 

十几年来,我采访原侵华日军老鬼子20几人。采访前苏联为解放东北而参战的俄罗斯老兵数人。采访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美国兵十人,中国籍飞行员19人。采访国军抗战将士400余人,采访八路军、新四军、抗联近百人,采访被强掳日本为劳工的十几人,被强掳为慰安妇的几人。采访黄埔军校毕业军官群体百余人。他们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真是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张口即泪、闭口心痛!

而中国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的生活、国家荣誉结局,又分成两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老兵生活条件良好。国军抗战将士的命运一言难尽。个个如此,鲜有偶然例外。

和吴其轺先生的命运相比较,我们纵有遇见天大的委屈、被欺骗、被愚弄、难事,在他的悲惨命运面前也就付之一笑、不值一提了。

那么,我给先各位分析一下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空军的概况吧?

 

一,水滴虽小,她能映照出天空中所有的彩霞

 

照片说明:位于江苏南京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199593日,“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在南京落成。中国国防部前部长张爱萍上将为纪念碑题写碑名。纪念碑上雕刻有抗日航空烈士名单共3294人。其中,中国870名,苏联236名,美国2186名,朝鲜半岛2名。

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中,美国航空志愿队——驻华空军特谴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总共击落、击毁日军飞机2600多架,战沉和炸伤223万吨日本商船、44艘军舰、13000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66700人,摧毁了573座桥梁。

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中,美国航空志愿队——驻华空军特谴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总计损失飞机568架,牺牲飞行员586名。

“驼峰空运”中,美国援华空军坠毁飞机456架,失踪107架,共计563架,其中中国航空公司损失飞机46架,牺牲飞行员1500余名。

以上文字,源引自《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一书。

击落侵华日军飞机2600架·抗日航空烈士3294

——本文开头,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题目呢?

多少生死离别、多少战火纷飞,我驾驭得了这么大的文学战车吗?

数千飞机苍天鏖战、血染蓝天,我的秃笔能描绘出那么宏大的战争场面吗?

其实,我本来是要写一个人的,他是美国援华空军数千牺牲者中的幸存者。

我本来的题目是《三次被日军击落·三次又重上蓝天的抗战英雄》。

我考虑,90岁的吴其轺先生,应该是我采访的美国援华飞虎队最后的老兵了。

历史的现实不会给我更多的机会;亲历抗日战争的老人们尽管生命力顽强,也在相继走进历史的博物馆。在抗日战争巨著即将合上摆进历史长河文库的一瞬间,这本巨著可能青睐我的执著和勤奋,她在最后一页,给了我少许空白的空间。

——蓝天、大海、历史、文化给了我最后的机会,让我采访飞虎队最后的人物。

“借用苍天绘彩虹,寥寥晚霞映长空,其轺耄耋虽一人,生死离别卫领空。”

我是写报告文学的,我不是写小说的。我必须看见真正的人物,我必须实实在在地和我要采访的人物生活几天我才能“有的写”。而且,我能采访到的飞虎队最后老兵吴其轺不但是战争的幸存者,而且,他是与苦难的命运相对抗的最后一位强者。

能驾驶飞机,在空中抗击日寇的飞行员在浩瀚的抗战人海中,只是那银白、闪烁的浪花。与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相比较,在15年的对日作战中,中国有3500万人死伤。其中,有380万抗日军人牺牲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其中,国民党军队牺牲325万军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人在战场上牺牲55万军人!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雕凿有为空战而牺牲的3294人的名字。这些英烈曾经都是吴其轺的战友。

吴其轺是幸存者,像吴其轺这样的老兵,据我所知目前,在中国,还有8人。我采访过90岁、台湾的徐华江将军。87岁、北京的彭嘉衡先生。88岁、香港的林雨水先生。

2003年,我在云南保山,采访过新加坡的88岁的何永道先生。

我听说,天津还有85岁的张炎先生和87岁的何其忱先生。

台湾还有91岁的田景祥先生,和93岁的李继贤先生。88岁的严月波先生?

如果采访在美国定居、92岁的王光复先生的话,对于我来说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对于我来说,每一次机会,都是仅有的,都是最后一次。

——水滴虽小,她能映照天空中所有的光彩。

——吴其轺虽然是一个人,但他的命运浓缩了一代人的悲欢离合。

 

二.             我采访了90岁的飞虎队老兵吴其轺先生

 


吴其轺还留着在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时期由美国陆军航空队发的军装。我说:“真棒!”

他却说:“——真是差!差点因为这个被枪决。”他向我解释:“我爸爸给我写信,说投奔共产党好。——中国应该走向光明!我放弃少校军衔飞行员,辗转反侧从台湾潜逃回到大陆。没有想到,受到敌特的嫌疑,最终,被捕入狱……。——唉!——90多岁了!——人生完矣!”。

 


吴其轺在国军空军时期,前左二。

90岁的吴其轺居住在风景优美的杭州文三新村,我看他现在的状态应该是生活在幸福和美满之中的。(此文,我的采访时间是:200710月。)

吴其轺家有80多平米,经过他儿子的改造,就变成90多平米了。吴其轺的家,属于“东北房”。每天,有三间屋子洋洋洒洒在灿烂的阳光之中。

吴其轺家洋溢着一种欢乐、真诚、友善、和谐、友好的气氛。只要一开门,微笑的春风就迎面扑来。吴其轺的夫人叫裘秋瑾,80岁,慈眉善目,一脸热情。吴其轺的儿子叫吴缘,1.87的身高,一脸的匪气。他微笑、豁达和善良的背后可以让人嗅到疾恶如仇的本质来。吴其轺家的狗叫“Lu”,它是一只纯种的拉布拉多犬。“Lu”摇头摆尾,体格健壮,它也有一双真诚的眼睛,我一直怀疑它是不是狗。黑色的“Lu”马上就和我们成了朋友。

微笑的吴其轺坐在轮椅上,他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是下等人,你随便打,随便骂!”

我握着吴其轺的手,并不吃惊。我早听说他的命运在幸存飞虎队老兵中是最悲惨的。

或者,我的说法也并不准确。根据我的调查,美国援华空军中所有留在中国的飞行员,包括架机起义的飞行员在文革等运动中无一例外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

比方,于1947年第一个架机起义到延安的刘善本,1967年被活活打死。

比方原飞虎队驾驶员周训典,1949年参加解放军空军,文革后期被活活打死。

原飞虎队的彭嘉衡文革中惨遭迫害,曾经四次自杀未遂。

原飞虎队林雨水在文革中险些被革命群众殴打致死,经生死抢救才活到今天。

原飞虎队的中国飞行员,原国民党空军的投诚飞行员竟然无一幸免!

与他们的悲惨命运相比较,吴其轺又是幸运的。20年牢狱之灾对他而言又是好事:监狱的大门口站着持枪的武警,监狱高墙的碉堡里有黑洞洞的枪口,监狱内部的管理者全部是警察。监狱里除去犯人,就是警察,还没有听说有“愤怒的革命群众”涌入的事情。

——监狱中的吴其轺躲过了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一劫。

可以说监狱成全了吴其轺的一生,如果没有监狱的高墙和电网保护,还有今天的吴其轺吗?吴其轺如果在文革中间被殴打致死了的话,他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还有人问津吗?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吴其轺一家都舍生忘死、积极参加抗战。他本人1936年投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在空军同日军作战。他本人曾经三次被日军击落,又三次,在“自己强烈要求下”重返祖国抗日的蓝天!1943年,经国民党空军轰炸总队队长徐康良介绍,他转入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的5大队飞行。

在抗日战争中,吴其轺总共获得17枚奖章。

吴其轺1950年起义,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担任教员。

之后,他在监狱度过20年。以后,又骑了6年三轮车,以维持生计。”

 

如此看来,吴其轺说自己是所谓的“下等人”应该恰如其分了。

我采访吴其轺的机遇其实很简单。

我今年8月在湖南芷江采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受降纪念馆的时候,认识了吴其轺的儿子吴缘。当时,参加纪念活动的有87岁的飞虎队老兵彭嘉衡,有88岁的飞虎队老兵林雨水先生。而吴其轺没有参会的原因是因为老伴儿刚刚摔伤,所以,他们派儿子参会。

美国援华空军中有1/3是中国人,2/3是美国人组成。这些叱咤风云的反日本法西斯空中英雄,当年是有数千人组成的一只潇洒军队。现在,汲汲可危,才有两个当年的飞虎队老兵(林雨水、彭嘉衡)能参加相关的会议和纪念活动。

我暗自感觉:“这实际上是最后一次有当年飞虎队参战者参加的社会活动!”

湖南怀化的领导、芷江县委的领导、新闻记者、接待干部、电视媒体、芷江飞虎队纪念馆的馆长、副馆长,熙熙攘攘。饭桌上,大家来自天南海北,就一起谈笑风生。惟有吴缘与众人不同,他很深沉,话不多。

我在一旁细细打量,发现他虽然话不多,却是一脸的匪气,暗藏着杀机。于是,我就拿起酒杯,凑上去,“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儿搭拉话儿”。这样,我们马上就熟悉了。我仔细观察,吴缘脸上有伤疤20几处,头上有伤疤30几处,应该是个“有点意思”的人物。

吴缘对我说:“欢迎你来采访我的父亲,如果来,就住在我的家吧。”

回到北京,我就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写报告,要求采访90岁吴其轺。

“人证、物证、口述史”是战争博物馆巨鼎的三条腿。没有几天,沈馆长就来了电话:“你去采访吴老了吗?我批准了,你去吧!”我兴奋地说:“我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就是这样,上帝、命运、生活、历史就把我安排在吴其轺一家之中了。

无疑,我是幸运的。

受吴其轺一家的感染,从一开始,我也洋溢在幸福之中。

 

三、90岁飞虎队老兵吴其轺的生平 


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有资料证明吴其轺在五大队开战斗机。他的资料中叙述他:“曾经被日本国飞机击落三次。他击落日本军歼击机、轰炸机、机场备勤运输机45架。(和别人共同击落一架,在飞虎队,叫半架。领取奖金时,各50%)”

 


照片说明:1945年在美国援华空军时的上尉吴其轺

我在吴其轺家作了全面调查,从2005年开始,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有很多的媒体采访过吴其轺先生。他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忘多年的孤儿,忽然又被爹妈领养走了。

另外,我看他像一个要饭的乞丐,突然被一伙人围住,不问青红皂白,被人用粗糙的毛巾擦脸,被人强制兜头套上肥大的西服,被人拿一把破梳子,梳梳杂乱无章肮脏的头发;然后,被人们拉上充满鲜花和掌声的会场主席台。

——尽管如此,他笑了。这个笑脸,无疑是最真诚的,期盼已久的。

采访过他的媒体有《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福州日报》、《海峡都市报》、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等媒体。中国社会能合法生存的一切网站,也都转载了他的消息。

我仔细研究,采访他的文字媒体的“产品”大同小异,只有是电视媒体的凤凰卫视做的节目有所突破,凤凰卫视的节目,写出了吴其轺悲欢离合、沁人心脾的人生故事。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吴小莉主持人引导观众的眼球,她们和87岁的吴其轺一家重返当年坠机的战场;重会65年前舍身相救的父老乡亲,重温我们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场面,重现我们各族人民生死相助、感人肺腑的手足之情,其电视画面的朴实无华、解说词汇煽动感情恰到好处,足以能让最阴险毒辣、狼心狗肺的贪官污吏也潸然泪下。

我一直在想,如果吴其轺在85岁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他是英雄呢?还是被人遗忘的“垃圾”?如果在1967年,那么,他绝对是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不齿于人类社会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就是这么奇怪的;昨天是狗屎,今天是英雄。

——是上帝?是佛?是命运之神在捉弄他?

——是无形的手把他拉到了今天的“康乾盛世”?

无数抗战的英烈牺牲在与侵华日军作战的战场上了;

无数幸存的抗战将士虽然活到近代,

可是,他们在曙光出现的前夜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带着他们不为人知的功绩、带着他们在对日作战的伤疤、带着他们心灵上难以抚平的创伤,带着他们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甚至,在3500万死伤者中,在380万牺牲的军人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30万遇难同胞中,仅有少数人留下了姓名。

 

吴其轺1918年出生于福建闽清,1936年,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学校没有固定的训练场所,学习生涯无异于一次长征。他和他的同学们从杭州一直走到了昆明,由于条件限制,吴其轺并没有受到多少专业飞行训练。1941年毕业后,他被编入中国空军第5大队,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驻守芷江机场,军衔上尉。

吴其轺在中国空军中美混合联队中累计飞行了800多小时,他驾驶的战斗机总共被日军击落过三次。其中第一次被击落时也带给他飞行员生涯唯一一次重伤。1941622,吴其轺的战机被日机炮火击中,坠入岷江中,而他的腿部、臀部受伤,幸亏被当地老百姓救起。这次负伤使他休整了一年才重新回到战场。1945412,一次打击武昌火车战日军的行动中,吴其轺的战机引擎被击中失灵,迫降在离芷江120多公里的龙头湾。安全着陆之后,吴其轺只得选择步行赶回芷江基地。在离芷江80公里的怀化,他搭上了一辆货车,终于在17日安全回到芷江基地。在美国空军的档案中,仍然保存着吴其轺在这几天里的失踪记录。

1945821,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乘坐专机从汉口起飞前往芷江洽降。日本人很怕半路上遭到中国空军袭击,在机翼上绑上红带子。到了岳阳上空,由吴其轺等人驾驶6P51战斗机在前面领航,把洽降专机押送到芷江机场。

194599,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内举行。吴其轺作为美军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第5大队的分队长,带领他的全体队员,穿上笔挺的军服,坐在会场的第一排。

 

 

照片说明:194599日的日军投降仪式上吴其轺和战友们坐在第一排

 

吴其轺回忆:应邀参加日军投降仪式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中外记者、厅外仪仗队和警卫人员近千人。852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1路军司令张廷孟等5人步入会场,随即就座受降席。857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上将率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中国派遣军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等7人,脱帽由正门走进会场。冈村宁次解下所带配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此时恰好是9时正。然后,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受降仪式约20分钟。

吴其轺说:“这20分钟的精髓,贯穿我的一生,影响我的一生,升华了我的一生。”

我问精髓是什么?吴其轺回答:“中华民族是不能战胜的。正义的力量才是永恒的。”

我采访过的亲历日军投降仪式的人物仅有三人,我相信,活在人世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也就是这三人了。他们分别是84岁南京的王楚英先生、香港88岁的林雨水先生,和杭州90岁的吴其轺先生。在日本侵略中国的15年中有三千多万人死伤,但是,今天见证日本投降的,时至今日,也只有这三人了。

受降仪式约20分钟,这20分钟确实是吴其轺人生最为光彩的时间。

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参加了88次空中作战,吴其轺获得盟军总部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另外还获颁“航空勋章”和“单位集体荣誉勋章 ”。

解放后,他在监狱生活了20年,出狱后,又蹬了6年三轮车,一年365天没有休息日,一车装卸600斤,一顿吃一斤,一天挣12角人民币……。

如今,吴其轺退休后住杭州,就笑眯眯地坐在我们的面前。

 

四、三次被日军击落三次又重上蓝天的英雄

 

“芷江”这个地名在吴其轺的生命中有重要的位置。湖南省芷江县,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城,因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曾经保护和锻造了中国空军的有生力量;曾经给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提供机场而名震中外。抗战中,吴其轺在这里驻扎了4年多。

当我们问吴其轺抗日战争烽火岁月有哪些经历至今难忘时,90 岁的吴其轺详细讲起了三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照片说明:1944年吴其轺在美国援华空军第14航空总队(前左三)

这“历史反革命”为什么抓他们?判处他们徒刑?国民党反动派的资料多!

 

吴其轺介绍第一次被日军击落的情况是:

19416月,吴其轺在黄埔军校航校毕业。当时,正是中国空军最艰难困苦的一年。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志愿航空队回国后,国民党空军独立支撑战局,更显力量单薄。虽然苏联在年初向中国提供了100架轰炸机和148架驱逐机,但苏联的飞机在飞行高度、飞行速度、续航能力和航空火力、载弹量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日本航空队装备的飞机,中国空军在大多数的空战中,只好采取避战方针:在日机来临时提前起飞,躲避到其他地方去,动作稍慢,就有可能被敌人炸毁于机场内或毁于起飞过程中;而后,再寻找轰炸侵华日军目标。

 

1941622,吴其轺在成都机场,敌机来袭,吴其轺与机长洪养浮共同驾驶着毫无作战能力的六架教练机立即升空疏散往四川广元。途径岷江快活林一带,与4架日本神风战机相遇。吴其轺深知战时中国每一架飞机之珍贵,拼命想保住飞机,运用高超飞行技术,贴着山边飞行。没想到,日本飞机速度快,在离江面40高度被日机击中落水,臀部、腿部多处受伤,被飞机扣在水中。日机担心中国飞行员没死,又一个俯冲下来,又扔下了一串炸弹才离去……。

此次被击落,吴其轺屁股中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的4弹。如果不是飞机金属物质的阻挡,子弹会穿过他的身躯。那么,吴其轺的生命也许保存不到今天了。受伤的他在水中昏迷了过去,是老乡们划船,将落水的教官洪养浮和吴其轺救了上来。

吴其轺至今记得,因为飞机发动机已起大火,飞机烧得通红,附近的江水也很烫,好几位救他的百姓都被烫伤了……。

吴其轺说,他在广元养伤一年多, 伤好后,回到部队。

1942年,国民政府发给吴其轺二等三甲伤残军人证书。可是,吴其轺找到亲属开出假证明,证明他可以重上蓝天和日寇作战!

我对吴其轺说,我亲眼看见贪官污吏弄虚作假说:“出了6本专著”。没有想到您也曾经弄虚作假!吴其轺笑着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弄虚作假是为了找死的。”

吴其轺自述:返回部队后,在他的多次强烈坚决要求下,部队经过谨慎的考验,又让他重新驾驶战斗机、运输机和轰炸机,飞上祖国的蓝天,同日军作战。

我问吴其轺受伤的体会,他说:“我中了四弹,昏迷几天。医生来了,把我中弹的臀部切开、引流脓血。有一颗子弹就在那一瞬间,自己流了出来。医生一看,当时就说:‘坐骨神经全部被打断了,你有可能终生残疾。’谁知,在医生和父老乡亲们的关怀和救护下,我一瘸一拐地又能走路了。——人穷肉厚哇!”

 

我一直在想:“是我方军贫嘴寡舌?还是吴其轺贫嘴寡舌?还是他贫嘴寡舌!”

我拍摄了吴其轺屁股中弹的照片。美国飞机的座椅是一层钢板,所以,子弹嵌入皮肉不深。这样的照片,在此处不能使用。

 


照片说明:吴其轺说当时我中日本飞机机枪四弹致使左腿终生残疾

 

吴其轺介绍第二次被日军重创的经历是这样的:

抗日战争已经经过了最为艰苦的岁月,自1942年,一批美式战斗机、轰炸机补充进中国空军,提升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1943年春,吴其轺驾驶美式P40飞机对湘潭的日军目标进行打击,被日军防空炮火击中飞机机身、机翼都中了20余弹,英勇顽强的吴其轺,硬是穿过日寇层层防空炮火网,摇摇晃晃地将飞机飞回芷江机场。当他走下飞机时,美国飞行员都伸出右手拇指夸赞他:“我们美国飞机过硬,你们中国的飞行员更过硬。这飞机被打成了马蜂窝,还能摇摇晃晃地飞回来。了不起!”

吴其轺回忆,他驾驶的那架飞机可能是受伤过重,从此,再没有飞上蓝天。

 


照片说明:1942年吴其轺给他的战友们照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当年的国军的面貌

 

第三次,他的飞机被日军重创的经历是这样的:

1945年,侵华日军已经元气大伤。世界反法西斯的总体局面也开始向着有利于胜利的态势倾斜。在美国的援助下,中国空军很快得到恢复,并积极与美国第14航空队协同对日航空队作战。从19437月起,中、美空军主动出击,寻找日军航空队主力决战,还实施长途奔袭,广泛轰炸、摧毁日军的机场、设备和其他重要目标。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吴其轺和战友们一次又一次以大编队机群对日占武汉、南京、广州、桂林等日军军事目标进行轰炸。1945412,在对武昌火车站日军地面部队进行打击的行动中,他的战机引擎被击中失灵,迫降在离芷江120多公里的辰溪县境内一条小溪的沙滩上,着陆后幸好遇到村民,他们用轿子把吴其轺抬回家。当时村民都很穷,但他们还是把过年剩得那一点腊肉拿出来,炒了给吴其轺吃,说“吃饱了,好再上天打鬼子”。当时,乡亲们都说,他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神。所以,四里八乡的父老乡亲们就排队来摸摸他。

 

 

照片说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母绳武中尉使用过苏式E-16的战斗机

 

后来,他就住在当地的地主肖隆汉家里,大地主肖隆汉家有炮楼,有民团,有枪支,他们也坚决抗日。因语言不通,肖隆汉托人到湖南大学把读书的儿子请回来陪吴其轺聊天。大地主肖隆汉天天设“百鸡宴”款待这位“天上掉下来的”抗日英雄。

在辰溪住了两天,吴其轺就徒步赶往芷江基地。步行走了80多公里时,路遇一辆大货车,司机一看是个中国军人,就请吴其轺上车。1945417,吴其轺赶回芷江基地。

2005年,吴其轺和夫人、儿子一起,又去了辰溪,寻找当年救护他的父老乡亲及其热情的大地主肖隆汉一家。没有想到,刚刚解放时,肖隆汉和儿子已经被枪决了。

 

五、我哥哥吴其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照片说明:1938年吴其轺的哥哥吴其璋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港主及家人送行

 

吴其轺对我说:“我哥哥吴其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吴其轺说:“我哥哥1938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是黄埔军校四川交通辎重学院毕业的。开始他在军政部化学兵营任少校营长。1943年,被调到孙立人的新编第38师第114团任中校军官。在胡康河谷作战中,他头部中弹,光荣牺牲。

38师师长孙立人师长亲自下令,厚葬遗体,树碑立传。

也就是在此次战役开始,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孙立人师长下令:

“不接受任何日军部队及其个人在战场上的投降,一律就地枪决。”此令一出,日军最后一道心理防线溃败。是役,我军士气大增,日军大败。

胡康河谷位于缅甸最北部,与中国、印度接壤。它既是中印公路的首端,又是印度通往密支那的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照片说明:吴其璋牺牲后被战友们抬下来(照片右下有新编38师的章)

 

防守胡康河谷和密支那的是日军所谓的“常胜师”第18师。1943年初,第18师担任着密支那、胡康河谷及包括榜宾以北亲敦江两个正面北缅的广大区域的防卫。19439月以后,即开始专门担任密支那和胡康河谷的防卫。第18师师长田中新一中将自19433月到任以后,即就如何防卫缅北,多方设想,并确定了防卫缅北的基本任务和持久作战方针。即:基本任务是保卫缅北,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要特别确保密支那、甘马因一带要地,以配合在英帕尔和云南方面的作战。

19431024,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第112团,由缅北野人山区的唐家卡、卡拉卡一线,分3路向缅北的新背洋、于邦一线前进,当面之敌为日军的第18师搜索团和第56团第2营。29日,第112团攻克新背洋。112,新编第38师第114团向新背洋推进担任警戒。

 

 

照片说明:新编38师尊孙立人师长之命为牺牲的吴其璋中校在密支那树碑立传

 

116,第112团攻克于邦日军的前进阵地,日军固守于邦核心阵地进行顽抗。双方激战至22日夜,日军第18师以第55、第56团主力增援于邦,第112团以众寡悬殊,反被日军包围。新编第38师以第114团及炮兵1营,向于邦方面增援,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和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亲临前线指挥,在美空军支援下,终于1228攻占于邦,日军第56团第2营被歼,其残部向大龙河左岸地区撤退。此时新编第38师全部已经先后到达大龙河右岸,新编第22师先头部队第65团到达新背洋附近地区。

中国驻印军攻克于邦,是缅北反攻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日本服部四郎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1970年版第590页有这样的记录:

“中国驻印军,和第18师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他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一律就地枪决。低贱的支那人撕去了最后的温和和怯懦,习惯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军队心理底线被撕破,因而大吃一惊。……此次在胡康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训练,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56团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力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我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照片说明:1938年马来西亚总督府给吴其璋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证书

 

吴其轺对我说,我哥早年,被国民政府追授烈士称号,但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抗击日寇是中华民族的自豪与光荣,我最大的愿望,是为我的哥哥平反昭雪。

吴其轺说:“我哥哥从海外归来投身抗日战争,他的血是为中国流的!”

吴其轺说:“多少中华好儿女为了祖国贡献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六、从飞虎队的战斗机到驼峰航线都飞过的空中勇士

 

吴其轺多次和我说到蒋介石,一说到蒋介石他就激动得老泪纵横而哽咽地说不下去。

吴其轺是黄埔军校11期的学员,蒋介石常常视察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也常常给他们训话。每次,蒋介石都双手叉腰在大会上演讲: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宋美龄

你们毕业了,都要去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击日寇,就免不了牺牲。但是,为了国家、民族做出的牺牲是最光荣的!你们的父母,就是我蒋介石的父母!你们的兄弟,就是我蒋介石的兄弟!你们的姐妹,就是我蒋介石的姐妹!你们的疾苦,就是我蒋介石的疾苦!你们的胜利,当然,也是我蒋介石的胜利!——伟大的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

 

吴其轺回忆,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最爱向来视察的蒋介石、宋美龄借钱。借了钱当然是不还的,大家在哄笑之中把爱捣蛋的调皮鬼“借”来的钱当场分掉,买香烟,买吃的东西。此时的蒋介石总是在所有的口袋里都放上钱,学员们甚至可以亲手翻翻他的口袋。

 


照片说明:吴其轺保留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使用过的教练飞机

 

吴其轺那一批学员于1941125在昆明巫家坝毕业,194123,去重庆白石驿大西别墅蒋公馆举行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中,蒋介石亲手给60位光荣毕业的学员授予“中正剑”。吴其轺毕业后分到空军第五大队,当时的机场在成都梁山、成都凤凰山。

吴其轺回忆,他的同期学员多数人在抗日战争的空战中光荣牺牲了。

吴其轺说:中国空军军人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叫默契:“谁战死了,他的太太、孩子,由活着的战友接过来,组成家庭!继续抗日!继续生存!继续奋斗!”

我没有提问,吴其轺自己对我说现在还会唱黄埔军校的军歌。我从来没有听过关于蒋介石“善良、英勇、正直、随和”一面的故事,我搜肠刮肚,关于蒋介石的信息都是恶劣的。我今年53岁,我这代人听到的信息有:

“人民公敌、《金陵春梦》、郑三发子、4·12大屠杀、宁可错杀3000,绝不放过一个!蒋、宋、孔、陈,腐败透顶,不抗日、光逃跑、下山摘桃,双手粘满人民的鲜血……。”

如果声音,是有那么一双手在摇动留声机发出来的话,那么,这双手还精心修缮了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老宅。现在,蒋介石日记也要出版了。蒋介石先生连续记录了53年的日记,我们可以通过日记的“窗子”看看我们所不太了解的人民公敌。现在,经过老吴一讲,我听到关于蒋介石的新信息,我感到新奇。吴老,毕竟是亲历者。

现在,90岁的吴老头儿还自告奋勇要唱80年前的歌曲?我急忙举双手赞成。

吴其轺非常清晰地,用90岁的男低音唱到:

 

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党校校歌》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第二首校歌《中央军事政治党校校歌》歌词是: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我说,您唱得像京剧。吴其轺也张开大嘴,笑了,我清楚地看见他的牙几乎掉光了。

我问吴其轺,黄埔军校给了你什么?吴其轺回答:坚强的意志,和爱国的心!

 

吴其轺对我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生死考验时,我都用这样的话鼓励自己。我在空中对日作战飞行超过800小时,我击落过5架日本战斗机、运输飞机。奇袭日军汉口机场,我开轰炸机超低空飞行,一次炸毁停在机场跑道上来不及转移的十几架日机。我的军衔,在美国援华空军的中国军人中是比较高的。我的飞机三次被日军飞机重创,三次,我都是鼓励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在飞跃驼峰航线的时候,我同样这样鼓励自己。”

吴其轺回忆,他曾经四次飞越驼峰都是执行同样的任务:到印度接受美国提供的飞机。他四次坐飞机穿过驼峰赴印度,又四次驾驶美国提供的飞机飞越驼峰回芷江。

吴其轺说:“每一次飞行,我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每一次飞行我都鼓励自己:我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一定要克服千难万险,我一定要活下去!”

吴其轺介绍飞跃驼峰航线的意义及其危险程度时说:

 

 

照片说明:1945年停留在云南驿的美国飞虎队战机

 

日军占领越南后,中国只有通过缅甸境内的滇缅公路运送西方援华物资。1942年,侵缅日军先后攻占了中缅边境,切断了国际援华物资流通的最后一条陆上通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的境地。为了保障中国抗战所急需的大批战略物资的供应,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最先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从印度阿萨姆邦开辟一条航线空运援华物资,美方经过多方研究与论证,最后选定从印度汀江到昆明南北两条航线,194310月又开辟了从汀江到四川宜宾的航线和几条辅助航线。

这些航线都必须避开日军在缅北密支那、八莫的机场、飞越地形复杂、气象多变和海拔很高的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因沿线山峰之间有如骆驼之峰,故称“驼峰”航线。

60多年过去了,吴其轺至今记得驼峰之险,当时的飞机性能差,最大飞行高度都在60007000以下,飞机只能在山峰之间的低凹处和山谷中穿行,非常危险。在飞越驼峰中,美国损失了468架飞机,中国损失了46架飞机,中美共损失飞行员1500人。

吴其轺回忆:

在长达3年多的艰苦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总共飞行了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多架,双方参加人数总共有八万四千多人,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战斗人员33477人,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四万万同胞的英勇抗战。中国航空公司,先后损失飞机竟然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强,而同一时期,美军飞越“驼峰”损失率接近90%

这实在是个让人吃惊的数字。美国“驼峰”空运总指挥、印中联队少将司令官威廉·H·藤纳将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二战’期间,在两个友好国家间飞行,它的损失率竟然超过了欧洲战场上的对德轰炸,这就是‘驼峰航线’!”

 

 

照片说明:“飞虎队”飞行员的宿舍内务整理成这个样子

 

吴其轺对我说:飞跃驼峰航线我也紧张,但是,我鼓励自己,一定要活下去!

当时,由于生活物资的匮乏,所以,多少次,战友们以为我回不来了,分了我宿舍所有的东西。

多少次,我的战友们没有回来,我们大家怀着万分悲伤的心情分了他宿舍遗留的东西。

但是,只有一条信念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生,要为中华民族的利益拼搏;我们死亦做中华民族的鬼雄!

 

七、我的鲜血是为祖国流下的

 

吴其轺说:“我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是我父亲教育的结果。我三次被日军击落,三次又重上蓝天!又是我父亲教育的结果。我第一次我被日军击落后,我的屁股上中弹4发,直到今天,我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是什么精神鼓舞我再上战场?

一直到抗战胜利!还都是父亲教导的结果。我父亲叫吴銮仕,是开明士绅。1929年,他是马来西亚闽清华侨公会第一任的理事长。

1948年在3000名竞争者考试的情况下,取得成绩第一,争得去美国西点军校航空分校留学的机会。1949年,我在台湾已经是中校军衔的军官。我的父亲通过我的战友李晨的哥哥,香港泰丰公司的经理李念益先生悄悄给我捎来家书一封:

“我希望你回来!叶落归根!国民党之所以败走台湾,完全是因为腐败透顶!当年我支持你们兄弟参加抗日战争;今天,我希望你回到大陆,跟着初升的朝阳!跟着共产党!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我当时就吓出一身的冷汗来,这封信笺如果让别人看见,我的命还有吗?

 


当时,美军在台湾随意停留。吴其轺认识不少美军。约定去香港玩,私逃回福建。这张照片是吴其轺保留的一张台湾机场的照片。

 

当时,在台湾的空军飞机只加少量的油,大约续航飞行30分钟。没有办法。

有一天,我西点军校的同学,美国空军少校John带领他的轰炸机分队降落台北机场。我认为,机会来了。我对John说,我想去香港玩玩,John说,来吧,我带你去。我就上了他的飞机。当时,台湾所有的机场都是戒备森严。可是,国民党军队不管美国军队的飞行员的起降检查。就这样,我先到香港,起义后,又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北京的南苑机场当教官。

听战友回忆:当年,我刚刚飞去香港第二天,军队通缉命令就传达下来了:“凡是看见吴其轺,格杀勿论!”——现在回想起来浑身还出白毛汗!我在香港只停留六天,东躲西藏、疑神疑鬼、处处小心。如果在香港多住几日的话,“海湾里出现的不明自杀浮尸”必定是我的!

可是,全国刚刚解放不久,因为,我和四哥都曾经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残渣余孽的原因,我的父亲被不问青红皂白的一伙人拉出去,给毙了。”

 

吴其轺摊开手问我:“我的血不是为祖国流下的吗?!”

吴其轺回忆:我们兄弟九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吴其轺在天津的亲属,是他大姐吴贞宜的女儿卢惠民。右一,抗战馆文保部部长段晓薇,高个子是吴缘。

 

吴其轺自述:我大姐叫吴贞宜。1900年出生,福建华南大学毕业,是妇科专家林巧稚的同事。因为父亲被镇压,弟弟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所以,在刚刚爆发的史无前例的文革中自杀了。

我大哥叫吴其玉,1904年出生。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而且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得意门生。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就失去了工作。1970年到1978年没有饭吃,我当时蹬三轮车,还给他邮寄过30元钱,以解燃眉之急。

我二哥吴其瑞。1906年出生,福建协和大学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在福建南平二中当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南平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押送到古田,被学生们残酷地批判、斗争。

 

红卫兵让才华横溢的二哥吴其瑞蹲在齐嘴深的粪缸里。

屎尿齐嘴深,稍稍一抬头。红卫兵马上用钉满大钉子的“狼牙棒”照头上猛打!

红色的鲜血染红了我二哥吴其瑞头颅!

我二哥忍无可忍,在众多红卫兵小将稍作休息的一瞬间,“噌”的一下窜出粪缸!

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

他跑到一棵歪脖树下,解开自己的裤腰带,上吊,自尽了!

很多看热闹的人目睹了发生在眼前的一切。至今,摇头无语!

 

吴其轺叹了一口气,半天没有说话。他后来告诉我:乡里乡亲的,还是有人念叨他。

当年许多当年豆蔻年华,青春妙龄的旁观者,今天已经是老太太了。根据她们回忆,风度翩翩的吴其瑞最后的面容是微笑的,平静的。

……微风吹来,挂在树上的他还左右摇摆哩。

……他的一只皮鞋没有了,屎尿的粪汤从他的身体上流下来,汇集成一滩臭水。

……最后,那阳光照耀下,闪光的粪汤上滴下来的竟然是鲜红的血!

根据老太太们回忆,骄阳下,那鲜红的血变成一枝鲜艳、芬芳的红玫瑰。

那鲜艳夺目的玫瑰,正是文质彬彬的二哥当年给刚刚认识二嫂时献上的玫瑰花!

 

吴老看着窗外,慢慢说:我二姐吴静宜,1910年出生,福建华南大学毕业。其夫去了台湾,和孙立人将军一起反蒋,受牢狱之灾。可是,在大陆的四个子女倍受歧视,文化革命中更是倍受政治迫害。

我四哥是吴其璋,前面说过了,他牺牲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我三姐吴端宜,1914年出生,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福州卫生学校的校长。其夫张天福茶界泰斗,1957年夫妇二人都被打成右派。他们都被下放到福建崇安农村监督劳动改造。1979年,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下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闻所未闻!马上平反!”才解放的。

我四姐吴肃宜。1915年出生,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福州卫校的教育长1957年夫妇被打成右派,文革遭残酷斗争、无情的打击。由于没有生活来源,夫妇到农村依靠养蜂度日。1979年以后,他们去了美国。——去了就没有回来,客死他乡。

我五哥吴其瑗,1916年出生,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原福州一中当老师。文革中和校长一起被关押在学校批斗,身上两处骨头被红卫兵小将打断!造成至今不能正常走路。

吴其轺对我说:“我最小,也90岁了。回顾我的一生,回顾我家庭的沧桑经历,我无言以对。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尚且如此,我一介草民又能说什么呢?”

吴其轺说:“我喜欢看北大教授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季羡林说:‘我希望有人用如椽的大笔记录文化大革命。’文豪巴金,在《随想录》中倡议建造‘文革博物馆’,以达到‘警世恒言,告诫子孙’的目的。我吴其轺也希望有人用如椽的大笔,全面记录抗日战争!善待牺牲的军人!善待为国家牺牲的军人家属!”

 

 

照片说明:吴其轺的父母。其父吴銮仕是爱国士绅,可是刚一解放就被拉出去毙了

 

吴其轺对我说:“我多么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看见对我父亲的平反昭雪。”

我说,当时,刚刚解放,拉出去毙了的人多了。平反昭雪有意义吗?

吴其轺坚定地认为,有意义。他说:“我的父亲从小就教育我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也是听从他的教诲。可以说,我的鲜血,是为祖国流下的。我的父亲一生没有干坏事,他是福建有名的开明士绅。为什么镇压他,犯什么罪镇压至今56年过去了全家无人知道,连任何法律文书都没有看到过。如果给他平反,证明我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世代相传的。反之,说明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口碑的失传,信仰的危机,教育的无信,人性的泯灭,伦理的亵渎,和预示着我们的后代也将:无德的延续!”

 

八、从天之轿子到三轮车夫的演变过程

 

吴其轺用右手比画成手枪的模样,反复对我说:“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几十年的人生轨迹造就了老吴钢铁般的性格,抗战老兵吴其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了解到,除去吴其轺有坚定的人生信念之外,他遇见了一位相依相恋、相依为命、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的老伴儿裘秋瑾女士。吴其轺1949年从台湾坐美国飞行员的飞机到香港,找到共产党的组织,起义投诚。他先后在北京空军担任教员,又到浙江之江大学任教。在大学时,认识了大学的同事裘秋瑾女士,确定恋爱关系。从1954年到1974年,吴其轺在监狱中度过,裘秋瑾也因为“政治牵连”失去工作。195411月,裘秋瑾到余杭农场监狱和吴其轺结婚,几十来,这对夫妻风风雨雨、不离不弃、相敬如宾、琴瑟和谐。在这几十年中,裘秋瑾分过云母、制造过耐火砖、拆过手套,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地忍受着,坚持着拉扯两个孩子。

1967年到1968年,吴其轺的儿子也成了学校红卫兵们打人的活靶子。

每天下课,吴缘要自觉走到学校门口的大树下,任由出身优良的孩子们暴打。

吴缘的口头禅只有一个:“你们打我,别打我的哥哥。”

那时,在杭州四宜路小学上学的吴缘的脸上、头上,天天是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学生们抽他大嘴巴、往他脸上拍板砖、对他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

那时的吴缘没有办法,他只能躺在地上,双手抱头,缩成一团。

那时,吴其轺在县大狱里,夫人裘秋瑾白天在街道工厂每天做耐火砖。晚上看见儿子天天头上流血、衣服肮脏、和衣而睡,她不禁抱着鼻青脸肿沉睡中的儿子潸然泪下。

以后,吴缘又变成土匪,他疯狂地报复曾经殴打他的人,台球棒三根捆在一起都打断了,以至于当年殴打他的人看见他就下跪求饶。

吴其轺家生活非常困难,两个儿子又正在长身体,没有钱改善,就一个月买一次猪头吃。每次猪头下锅,两个垂涎欲滴的儿子已经按耐不住了,还没有煮熟,猪头的鼻子、耳朵就早没有了。裘秋瑾贤惠,她从来是看着家中三个男人吃的。

后来,吴其轺的儿子下乡了,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吴屠夫”。1.87米的吴缘,体重200多斤。整天不刮胡子、不洗脸。被杀的猪一看见“吴屠夫”,先尿失禁、软了半截。

一天,   民兵连长带一伙人看见吴缘,先是训斥:“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狗崽子!”

看对方人多势众,吴缘低头不语。民兵连长大怒,一铁棍打在吴缘的膀子上。

不几日,民兵连长上山砍柴,突然,密林深处狼烟起、窜出一脸杀气的吴屠夫。

民兵连长腿一软,就跪下了。吴缘一脸横肉怒目圆睁,双手抡圆铁棍,只听“喀吧”一声,民兵连长的腿早断了。等黑风窜回恶林深处,民兵连长才发出杀猪一样的哀号。

 


照片说明:蹬三轮车时期的吴其轺给儿子写的信,舐犊之情跃然纸上

 

陈纳德将军、陈香梅女士再聪明,也万万想不到“飞虎队”的后代们竟然会培养出“吴屠夫”这类人物来。

 

此时,蹬三轮的吴其轺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变成一个文雅的人来。他给儿子写信,谆谆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努力学习、积极上进、不要浑浑噩噩。我们虽然有天一样大的困难,地一样辽阔的艰辛,但是,我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对我们的祖国有所贡献!

极其少的时候,吴其轺也领自己的两个儿子去杭州图书馆。尽管是凤毛麟角的机会,却给如今已经50多岁的哥俩留下深刻的印象。吴其轺当时流利的英文让杭州图书馆里面的浏览者目瞪口呆,他一边翻译英文图书,一边给两个孩子讲其中的意思。这三位衣衫褴褛、浑身汗臭的读书者引来无数好奇的目光。

吴其轺领两个儿子去街上饭馆吃饭的情景,也被儿子牢牢记住了。

 


照片说明:吴其轺曾经是杭州一带最优秀的三轮车夫(吴缘摄影)

 

由于吴其轺蹬三轮体力消耗巨大,所以,他每顿饭都需要吃一斤以上的食物。

杭州饭馆的小包子天下闻名,一两有三个,和北京的饺子差不多大小。父子三人起码要吃二斤,60个。如果一次真要60个包子,怕吓着旁边的食客。所以,父子三人就采取分散御敌的战术,去三个饭馆吃饭。这样一来,白喝了9碗汤,还确实文雅了许多。

 

出大狱之后,吴其轺找不到任何工作。为了生存,从1974年开始到1980年,他在杭州清波针织手套厂蹬三轮车。他的工资一天12角,没有休息日。那时,他们一家四口租住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子,房租每月33角。由于自己装车、骑车、卸车,体力劳动非常大,所以,吴其轺一顿饭“吃一斤面条像玩一样。”

尽管这样,欢乐的吴其轺还是成了杭州城赫赫有名的三轮车夫。

吴其轺可以把右后车轮翘起来,飞快地骑“两轮三轮车”。这是其一。

吴其轺可以把左后轮翘起来,飞快地蹬“两轮三轮车”。这是其二。

吴其轺可以倒着身子往前蹬三轮车,还蹬得飞快。这是其三。

吴其轺可以在三轮车满载的情况下,以飞机俯冲的速度飞过一条非常之窄小的胡同。如果不是有飞行员的“目测能力”这项非凡的技术,是绝对不敢实施的。这是其四。

吴其轺会修理三轮车,无论什么样的毛病,无论哪位工友的三轮车,他都是手到病除。——人缘好,这是理由之五。

吴其轺煮的石头弹子,味道非常好。众多三轮车夫在聚众歇脚“喝两口”的时候,品品吴其轺带来石头上面的油盐味道,再喝两口白酒,其乐无穷。穷苦的北京的三轮车夫没有杭州的三轮车夫聪明;北京的三轮车夫是往口中送上一枚大钉子,含含生锈的大钉子,咂咂味道,再喝一口二锅头。那时的吴其轺很能喝酒,只是没有喝酒的钱财。所以,煮出五味俱全的石头弹子,延续三轮车文化。这一发明创造,造福于众三轮车夫,应该是理由的第六。

1974年杭州的三轮车夫结构比较复杂,有翻译、教授、作家、飞行员,更有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兄弟。一瘸一拐、谈笑风生的乐天派吴其轺虽然已经56岁,但是,他的乐观鼓舞了很多人,自然成了三轮车夫这个群体的头儿。

有个眼镜儿,是文化人,会拉小提琴,可身子骨像面条,软的,一装车,600多斤,他就蹲在地上掉眼泪。没有二话,吴其轺走过去帮助他装车。

有人想不开,老婆离婚了,唉声叹气,要找歪脖树上吊、摸电门,自杀。吴其轺笑着往对方嘴里塞了个煮过的石头;酸甜苦辣、提神醒脑。双方一笑,也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今天,吴其轺还在对我说:“感谢命运。”我实在想不出他感谢什么?

我非常想把吴其轺逼到死胡同里面去,就故意提示:“那么,流氓总会欺负你们吧?”

吴其轺笑了,“流氓?我们除去裤腿上的两个夹裤腿的夹子,什么都没有哇!”

 

我理屈词穷地追问吴其轺:“那么,你‘一定要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人类的美德是共存的”吴其轺说:“曙光一定会照耀在我的身上!”

吴其轺屈指向我数来:“我1980年被解放了,恢复了政治名誉。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被更多的人想起来了。

20059月,我参加位于湖南芷江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行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后,浙江大学的党委王副书记和孙部长代表党和政府,到我家,给我颁发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对我的人生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她向世人宣告:我吴其轺在抗日战争中为祖国流的鲜血,——没有白流!

浙江大学的党委王副书记经常对我说:‘有困难就说话,我们帮助你解决!’——这是让我最为感动的。”吴老说到这里,竟然哽咽了起来。

我为了转移气氛笑着调侃:“你连死都见过几次,这个,你没有见过?”

老吴啜泣着回答:“……没。”

稍稍平静,他又说:“浙江大学统战部的孙部长也常常来看望我们。2005年,浙江大学分配给我这处87平方米的住房,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吴其轺最为高兴的是背诵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年大会上的讲话:

“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这次,我真正相信90岁的吴其轺老人是生活在愉快之中了。

吴其轺家总是充满欢声笑语,这使得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在日本国的留学生涯来。

 

日本人每到新年都去位于东京的浅草寺。浅草寺里有唐代巨大的庙宇建筑,新年时分,浅草寺里人群攒动、熙熙攘攘、香烟缭绕、钟声悠扬、热闹非凡。东京的浅草寺和北京的庙会难分仲伯,日本国民和中国国民热爱生活、崇尚自由、追求和平、享受和谐的心情是一样的。我几乎每年新年的时候都和日本友人去东京的浅草寺,我喜欢那里祥和、安宁的氛围。

日本人喜欢在新年的时候,在浅草寺里抽签,以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安康祥和。

那一年,我在浅草寺也排在长长的日本游客队伍里抽了一签。

浅草寺里抽出的签实际上全部来自中国唐、宋、元、明、清时代的辞句。

我抽的签上有中国文字和日本语翻译的辞句:

“苦病兼防辱,乘危亦未苏,若见一阳后,方可做良图。”

我很吃惊这样的辞句。这不就是90岁吴其轺后半生的人生写照吗?

“苦病”说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苦难”状态。“侮辱”和“羞辱”是存在的现实,要谨慎小心地躲开,谓之:“防”。“乘危”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状态,“苏”的意思是“苏醒”、结束苦难的意思。那么“一阳”又是什么呢?

我悟了半晌,终于悟出其中的奥妙来:

“一阳”,说的是“阳光”!中国共产党的阳光雨露!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上的讲话站在历史的高度,诠释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结构、社会意义和历史功绩。这对90岁吴其轺是莫大的安慰!

照射在抗战老兵吴其轺身上的阳光,不但有胡总书记的讲话,还有浙江大学党委对抗战老兵吴其轺的关怀,有党和政府对国民党抗战将士舍生忘死、保卫祖国功绩的首肯!

一个人还要什么呢?一个90岁的老头儿?一个蹲过县大狱、蹬过三轮车的老头儿?

——我想,有这些,就足够了。

 

九、牺牲的战友是我永远的思念

 

吴其轺和我说起最多的是战友,他认为,自己还活着,享受着生活的美好,与牺牲的战友们相比较,真是幸运无比的事情。

吴其轺老先生给我回忆了好几个故事,让我感到惊心动魄。

19974月的一天,已从原浙江大学退休在家的吴其轺偶然从孙子那里得知报纸上的一则寻父“启事”。原来,美籍华人骆宜慧女士正在杭州找寻父亲骆春霆。而骆春霆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吴其轺在中学和航校的同学。

骆女士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希望知道她父亲下落的亲朋好友看到后能马上与她联系

这则寻人启事让吴其轺十分兴奋,当时,年过八旬的老吴在第二天就在家人的陪同下,通过西湖区蒋村派出所找到了骆宜慧,并向她提供了许多真实的资料。

照片说明:抗战初期的骆春霆是国民党空军五大队77分队少尉飞行员

 

据吴其轺回忆:骆春霆,杭州人,抗战时他是国民党空军五大队77分队少尉飞行员。193838日那天,他与其他11名飞行员驾驶12架战机,奉命从西安起飞,前往山西风陵渡附近的日军炮兵阵地执行轰炸任务,在完成任务返航时,遭遇日本敌机,他们虽然又打下两架敌机,但他们自己也有两架飞机被击中,飞行员容广成阵亡,骆春霆“失踪”。

自从1983年骆宜慧从母亲那里得知自己父亲是抗日空军英雄骆春霆,她觉得父亲似乎

没有死去,这里似乎有许多疑问,由此她开始了漫长的寻找父亲真实下落的行动。

1985年,骆宜慧找到了时在日本任《北京日报》驻东京记者骆为龙先生。

骆为龙是我所尊敬的人物,1984年我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时就知道他。

骆为龙先生是骆宜慧女士的三叔。在日本工作的他找到《中国的天空》一书的作者,时为日本济生会中央病院的中山秀夫先生。

 



照片说明:1938316日我国空军骆春霆驾驶的飞机不幸被日军击落

 


照片说明:1938316日日军为我国空战烈士骆春霆立碑

 

骆为龙记者对中山秀夫说:“我的二哥是二战中的飞行员,在战斗中牺牲。现在,我和他的女儿都在寻找他。您一直研究日中空战的历史,您知道骆春霆的下落吗?”

中山秀夫大为吃惊:“您找的是骆春霆吗?我这里有他战死、飞机残骸、坟墓的照片。”

中山先生拿出自己的研究资料说:“当时是中华民国27316日,地点是贵国山西省永济县颌河镇。当时,有两架贵国飞机被击中,其中一架就落在永济县颌河镇。当时,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前去搜寻,看到飞机残骸中的贵国空军军人,少尉军官骆春霆已经阵亡。为表彰贵国军人壮烈战死、英勇不屈的武士精神,日本军人列队对骆春霆表示敬意,并树碑,供以花果。以表示日本军人对中国军人的敬意。其墓碑上写‘故中国航空士骆春霆之墓’。”

吴其轺对我说:“我和骆春霆很熟悉。我们的中学时代,黄埔军校时代都在一起朝夕相处。这次,能和骆春霆的女儿相见,又一次听到关于骆春霆的故事,真是让人既高兴又伤感。”

 

采访吴其轺的同时,我急速地翻看我头脑中的采访档案:我1991年开始利用在日本国留学的机会,采访了20几位原侵华日军老兵。我认为:“战争是在普通人之间进行的杀戮行为。”另外,“战争是双刃剑,杀人的同时,也在被追杀。”

1997年,我开始在中国国内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人。他们分别是八路军、新四军老兵,国民党抗战将士、抗联、爱国华侨、被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老妇、被日军强掳的劳工、飞虎队老兵等。我的采访体会是:不管是国民党抗日军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人,他们在20世纪的两条命运主线是相同的:

一条是:20世纪前半页,共同参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条是:20世纪下半页,经历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动荡。

彭德怀、贺龙的命运,和吴其轺的命运就有相似之处。

但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牵制侵华日军有生力量”的战斗经历、场面,和参战者人生的经历,真是天壤之别!

 


照片说明:吴其轺的战友,1938年光荣牺牲的曾经风度翩翩的骆春霆少尉 

在我思考的同时,吴其轺又讲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个故事,北京的飞虎队老兵彭嘉衡也给我讲过。可能,他们同在湖南芷江机场工作的缘故吧?故事情节虽然通过两个当事者的口传诵,但是,具体内容必然一致:

1943年秋的一天,中美空军混合轰炸机大队(又称空军一大队)一名美军飞行员驾驶一架B25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中弹,在飞往昆明途中,迫降芷江机场时冲出跑道,机身翻转起火,而飞行员双腿被飞机死死压住,当时吴其轺和其他战友在现场,看着他被火烧得痛苦样子,无计可施。有人提议将其双腿砍断救出来,这时,大队长达尼上校从腰中拔出左轮手枪,对准这名飞行员:“朋友,对不住了。”接着“叭!叭!”两枪,达尼上校打死了这名飞行员后,将自己的军服脱下来,连手枪一起丢进了大火,转身到军事法庭自首:“我杀人了!”在场的战友都去法庭给达尼上校作证,就是上帝的手也无法救出那位飞行员,结果达尼上校被判无罪。

吴其轺讲的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我在飞虎队业余的任务,是给朋友送葬,主持开追悼会。我的朋友卢伟英,是广东人。他在一次执行轰炸任务中,飞机中弹起火,卢伟英只好跳伞,卢伟英在空中随伞飘去,突然被日机发现,飞了过来,对着卢伟英一梭机枪子弹,飞过去后绕回来又是一梭子弹,卢伟英前胸后背被打了十多个窟窿,真惨啊。”讲到这里,吴老脸色铁青,激动地说:“按照国际惯例,飞行员跳伞了,已失去自卫能力,是不能再开枪了,但日本人却杀死了卢伟英,这只能说明日本鬼子野蛮残忍。”

吴其轺讲的另外的故事也动人心弦:

“胡宝中,也是广东人,成为飞虎队员之前,是一名优秀的跳高运动员。一次,他驾驶P51战斗机同战友们沿长江执行任务时被日军炮火击中而艰难返航,在接近芷讲机场时飞机坠毁,胡宝中跳伞,但是伞没能打开,人飞速地摔向地面,待吴其轺等战友赶到时,只见胡宝中头朝下,脚朝上,深深扎进了稻田的泥土中,战友们将胡宝中拔出时,头已经没有了。”

我问:“头到哪里去了?”

吴其轺说:“头,摔到胸腔里面去了。开追悼会之前,是我把他的头从胸腔里拉出来。穿上新军装,送他最后一程的。”

 

十、我给邓小平关照过战友王秉力当“祥子”

 


照片说明: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空军中的中美飞行员(徐华江提供)

 

我在吴其轺家吃、住、采访,非常愉快。正式采访吴其轺的话,他的话不多。可是,如果住在他的家里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位90岁的战争亲历者每一天都可以讲出许多让人捧腹大笑、辛酸沉重、忍俊不禁、甚至是警世恒言一类的故事来。

吴其轺说,改革开放以来,他过去在美国援华空军的上级、下级、战友都从世界各地给他写信,甚至来杭州看他。有的美国人一来,就是夫妇好几位,他们西服革履的浑身香水味道地和吴其轺拥抱、寒暄。这些美国老头儿、老太太全然不顾吴其轺寒酸的外表和拮据的处境。他们在杭州的大街上拉着吴其轺的手,和吴其轺勾肩搭背的,进高级饭店时给吴其轺开门、示礼。

我问为什么?

吴其轺说,美国的老头儿、老太太如果不这样的话,饭店的门卫会因为吴其轺穿的太寒酸而将他拒之门外。

吴其轺对我感叹:不管战前战后,最潇洒的还是美国人。

吴其轺也形容从世界各地来杭州的华人战友。他说了几个人见到他吃惊的样子:

“哎呀!长官!您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啦?”

吴其轺说来看他的战友有:成国禄、鲁依仁、丁邦明、段狄生、何晏波、李国按、李基坤、刘守法、马启勋、舒鹤年、张志达、苏涌泉、岳崇增、谭仁铭、戴悟诚、田幼佛、王秉力、乔無过、吴长雲、李继贤、严月波和徐天锡。

吴其轺说起每一个战友的经历都如数家珍。像母绳武,本文用了他两张照片。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王秉立的故事。王秉力确实是邓小平关照过的人物。

王秉力现年95岁,身体尚且健康,生活在美国。

王秉力是中国空军航校第4期的学员,毕业后在中国空军第5大队。他开始飞战斗机,后来飞过轰炸机、运输机。由于身体不好,最后改成机场地勤机械师,同时,做训练学员的教师。19455月的湘西会战中,王秉力负责保养吴其轺的飞机,每当吴其轺升空作战,王秉力就寝食不安,他往往在机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直等战友们安全返航。

1949年,腐败透顶、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蒋介石集团败走台湾,他们挟持走了很多国民党军官的家属。王秉力太太也在这个时候被国民党军队带到台湾,而王秉力本人随着全国解放到了云南。天各一方,王秉力太太怀有王秉立的遗腹子在台湾艰难地生存着。

不久,贫困交加、走投无路、举目无亲、百般无奈的王太太就蜷缩在台湾的马路边死去了。死前,王太太利用最后一口气,把自己的生平、孩子父亲的情况一并写在一张纸上,塞在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的襁褓之中。

王秉力知道太太去了台湾,他准备利用刚刚解放不久的混乱潜逃出境。不曾想,在云南和缅甸交界的密林处被抓了起来。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秉力的孩子被人送到台湾当地的孤儿院。她在孤儿院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长。最后,凭着本人的聪慧和努力,她去美国留学,学到医学博士,并在美国开办了自己的诊所,还当上了国会议员。

但是,王秉力的女儿始终保存着在饥寒交迫之中母亲写下的最后字迹。

 


照片说明:19455月湘西会战时王秉力曾经为吴其轺的安危寝食难安

 

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终止,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1979129,邓小平副总理应美国总统卡特等邀请抵达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美。访问到25日结束。中美签订科技文化协定。在这次邓小平访美的外交活动中,王秉力女儿以华裔美国议员的身份参加了中美高端的会见。在会见的宴会上,王秉力女儿通过卡特总统的同意和谅解,向邓小平副总理谈了希望找到父亲的想法。邓副总理当场允诺:“请你等我们方面的消息,我们将尽快查询。

1980年,王秉力女儿接到中国外交部传来的信息:“王秉力身体健康,现在云南工作,请尽快见面,办理令尊移民美国的相关手续。”

1980年,犯人王秉力正在监狱院内利用放风的时间,晒太阳抓虱子。

他正在生气,午饭时,有个年轻的犯人由于饥饿抢了他半个窝头呢。

远处,来了一群警察,径直向他走来。他急忙起来,习惯性地立正站好。

警察头头问:“你是不是有个女儿?”

王秉力立正站好,老实回答:“报告政府!千万不要搞错!我绝对没有女儿!”

警察们看王秉力实在是榆木疙瘩、一根筋,也就不跟他废话了。——带出监狱!

在昆明,王秉力见到自己的女儿还是摇头不语:“我随时准备回到监狱服刑。我不相信太阳会打西边出来!直到看到我心爱的娇妻写下的绝命书,我才抱着女儿放声大哭!”

 


照片说明:1981年,“美国公民王秉力”(左)来杭州看望老战友吴其轺了

 

1981年,“美国公民王秉力”西服革履地来杭州看望老战友吴其轺了。

吴其轺说:“你是邓小平关照过的人物,我给你当‘骆驼祥子’吧!”

吴其轺蹬三轮车,王秉力盘腿坐在三轮车上,一路谈笑风生。他们去了杭州的六和塔、花港观鱼、游了湖心亭,去了岳王庙、灵隐寺。抗日战争的时候,王秉力楞是没有闲心玩过,这次,终于补上了。1981年,王秉力和吴其轺都60上下,又经过长期的重体力劳动改造,加上身心的解放!所以,两位战友一路欢声笑语。

在游人如织的西子湖畔,吴其轺三轮车骑得好!王秉力嗓门大:

“劳驾请各位让让!——大奔驰来啦!——大奔驰来啦!”

在六和塔上,两位老战友一起观看了汹涌澎湃的钱塘江大潮。

王秉力说:“40多年前,我们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潮!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曾经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前赴后继!多少战友都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牺牲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

吴其轺回头对我说:“你登过六和塔吗?你见过汹涌澎湃的钱塘江大潮吗?那不但是我们杭州的一景,还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象征哩!”

 

十一、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物资最后的民间保护所

 

在吴其轺家可以随便说“死”和“女人”的话题,这让我非常吃惊。

关于“死”的话题,是他的家人随时可以和他开玩笑问他:“什么时候死?”他总是回答:“死?没有那么容易。九死一生,我要活下去!”

80岁的裘秋瑾给90岁的老伴儿喂饭,老头儿嫌不好吃。老太太嗔怪道:“别吃!饿死你个老东西!”此时的老头子一拍桌子,笑着说:“妈的,拿来!看我都吃了它们!”

关于女人的话题,他们家人之间也很开放,常常开一些我不大明了细节的玩笑。他们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揭发”的内容是,吴其轺年轻的时候曾经也是一个风流倜傥、风度翩翩的年轻军官,追求者当然不乏其人。

其中一人,知道吴其轺在抗日战争胜利时,日本飞行员在投降回国前给了吴其轺这些中国空军们一些纪念品,比方说:一支日本手枪。这个女朋友为了革命的目的,揭发了吴其轺的这支手枪。所以,吴其轺的福建老家遭到搜查。手枪、蒋介石的中正剑,美国飞虎队发给吴其轺的许多军用品都被搜查走了。无疑,吴其轺后来入狱和此事也不无关系。

我对吴其轺家的军用品很感兴趣,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虽然,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工作和文物的收藏工作有天壤之别,但是,我还是希望知道他家的底细。

经过几天的调查,我吃惊地发现,原来吴其轺家是我们人类社会中,目前,战争亲历者所收藏战争军用品最多的人物。他家的文物之多,完全可以用“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物资最后的保护所”这样的题目命名。

我清点的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所发的军用品如下:

一,1944年,陈纳德将军视察五大队时,看见上尉分队长吴其轺走路有点拐,就问详细情况。当他知道吴其轺被日军击落,又重上蓝天与日军作战的时候,倍加感动。吴其轺向陈纳德介绍自己中弹后,不但走路、坐,连睡觉都受到影响的话题。经过陈纳德少将的批准,吴其轺从击落的川歧ki-56式日军运输机上拆除一把椅子,拿回家,一直坐到今天。

二,吴其轺有1945年日本投降时,日本飞行员在南京机场送给他的两架1933年德国生产的蔡司照相机。此照相机我认真检查了一遍,虽然时隔74年,但是,各个部件、零件完好无损。到现在,还可以继续使用。由于照相机速度是1/300秒,光圈3-11,至今还可以拍摄艺术照片。吴其轺说,当时,日本飞行员回国,送他两架德国照相机完全是顺水推舟,反正他一样也带不走。1954年,因为生活困难,托人带到上海卖了一架,卖得270元钱。当时的270元着实管用,全家吃了一年。

 

照片说明:19458月在南京中山门前接受搜查的投降日军官兵

 

三,吴其轺保留有飞越驼峰航线时的,美军发的航空服一件。

四,美国第14航空队发的夏季军上衣两件。

五,美国第14航空队发的军裤两条。

六,美国第14航空队发的军毯两条。

七,美国第14航空队发的军用毛巾两条。

八,美国援华空军的飞行墨镜一副。

九,美国援华空军赠送吴其轺的PAIKE钢笔两只,上面刻有美国援华14航空大队的英文缩写和吴其轺的名字。

十,美国援华空军飞行员专用皮箱两个。

十一,1945年,日本投降时,日本飞行员在南京机场送给吴其轺留作纪念的一张10日圆的日本纸币。

十二,自1980年以来,吴其轺和美国援华空军老兵的组织取得了联系。其中,通信有200多封。这些信笺上有在美国邮政流通的“飞虎队”和“陈纳德将军”的邮票。

十三,有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5大队的队标一只。

十四,有美国陆军航空大队的领带十条。美国陆军航空大队的领带和军装一个颜色。原来,吴其轺保留的领带多达33条。以前,是犯罪的证据,不敢保留,所以,吴其轺的夫人就用这些领带做擦地的墩布。为了向腐败分子们学习,我也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向吴其轺要了一条65年前生产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的领带。吴其轺脑子已经完全进水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些文物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他说:“——你把这些破烂,全部拿走!”

我挑了一条有美国陆军航空大队及其生产厂家生产的,黄色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军装颜色)有清楚的英文标志的领带。这条领带比今天的领带短100多毫米,可以清晰地看见领带上有7个虫子咬的小窟窿。在杭州街边洗染店,我花一元钱把这条65年前美国人生产的,经历战争风雨的领带,烫平了。

 

 

照片说明:吴其轺家保存的美国援华飞虎队部分物品

 

我和吴其轺讨论,他为什么留有这么多的战争文物。

我的第一个理由是:“男人是耙子,女人是匣子。您是耙子。”

吴其轺笑着,手指夫人裘秋瑾:“对!她,她是匣子。”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你进了20年监狱。红卫兵一般不到监狱抄家。”

吴其轺是个老小孩,他说:“不对,——穷!所以留着。”

他笑着回忆:“另外,我穿军装的时候不太多。第一,在飞虎队的时候,上街不穿。如果穿的话,老百姓会围上来,手指我们的鼻子大声骂:‘那么,你们是吃干饭的吗?他妈的,日本人已经占领大半个中国啦!你们还穿着它晃悠!——呸!’

后来,起义了,还不敢穿!在北京大街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北京南苑航空学校里穿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军装?那不是找死吗?

文化大革命中,我把美国援华空军发的航空皮衣卖了250元。那250,可真是不好挣!要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出来,把‘来华抗战洋人请帮助’的字样用剪刀剪下来,再卖。”还有些军衣,军裤、衬衣、皮鞋等都带到监狱里去穿掉了。

 


照片说明:1944年经过陈纳德的批准吴其轺拆了击落的川歧ki-56式日军运输机上的一把椅子 

 

照片说明:1945年日军投降日军飞行员送给吴其轺的1933年产德国蔡司照相机

 

 

照片说明:吴其轺保留的缝在飞行服后面的文字

 

我很庆幸我先捞了一把。如果,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吴其轺家保留的抗战文物会有什么“下场”,我也不好说。起码,虎视眈眈的应该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飞机博物馆、南京抗战航空烈士博物馆、四川樊建川抗日战争博物馆、湖南芷江飞虎队博物馆、重庆飞虎队纪念馆、昆明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馆、台湾飞虎队历史研究中心、美中航空历史研究基金会、美中航空历史研究会中国办事处、美国国家博物馆和美国援华空军联谊会等等单位。

 

十二、美国援华飞虎队成员在中国社会最后一次社会活动

 

照片说明:浙江大学统战部孙部长和吴其轺父子在一起

 

我在吴其轺家住了几天,我调查研究,中国最大的媒体都采访过吴其轺。可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教职员工,他却没有和学生对过一次话。教书育人,最为关键的是培养我们中国的大学生了解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的精神。我作为抗日战争报告文学的作家,我从来就认为:人的一生,爱国主义教育不在多少,只有一次刻骨铭心,足矣!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把90岁抗日战争亲历者吴其轺放在轮椅上,推着向浙江大学走去。

浙江大学的气派着实吓坏了我,——完全现代化!——景色优美宜人!

浙江大学统战部的孙部长接见了我们一行人。

浙江大学孙部长向我们介绍了浙江大学多年对吴其轺的关心和爱护,轮椅上的吴其轺一直是点头称是。浙江大学党委的王副书记还中断会议,接见了我们。

我对浙江大学统战部的孙部长交换了我的意见:

“今年是“卢沟桥事变”70周年,是‘淞沪抗战’70周年,还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惨遭侵华日军蹂躏70周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给我们中国人民带了无数灾难、罄竹难书!

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经过伟大的、坚苦卓绝的、前赴后继的抗日战争,在19458月,我们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是贵校的干部吴其轺先生,在1945年,亲自驾驶战机押送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作降使到芷江洽降!这样的历史见证人在中国,还有几位?所以,我希望贵校安排90岁的抗日战争亲历者、贵校的吴其轺先生和今天的大学生有个对话,以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孙部长笑了,他说:“我们不谋而合!长期以来,我校党委一直关心吴其轺先生的冷暖健康,吴先生的经历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我们早就准备安排他和学生们见面了,只是,安排在哪一天?是全校师生听呢?还是部分师生听讲?安排在什么日子?请不请媒体?校领导有没有时间?等等,我们都需要协调、考虑。”

我对我“鲁班门前抡大斧”的行为认真道歉。不过,我真正从心里认为:吴其轺如果和学生见面,这将是亲历二战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最后的社会活动。

 

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最为隆重的社会活动是在194576日。

这一天,美国陆军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命令陈纳德卸任回国述职。第14航空队官兵对陈纳德将军十分尊敬,并以能在他指挥下战斗为荣,听到陈纳德将军即将卸任的消息,都感到非常难过。

陈纳德将军花了一个月时间穿梭于重庆、成都、陆良、昆明、西安等地,与他的老部下和朋友们告别他飞越敌占区到达华东与中国军队薛岳将军会面,离别时薛岳将军送了一程又一程。

 

照片说明:陈纳德将军史迪威将军和中国的将领在一起

蒋介石授予陈纳德将军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奖章。陈纳德将军原已获得一枚优异服务勋章,魏德迈将军又授予他一枚橡叶勋章。后来,陈纳德将军又获得美国海军授予的勋章。此前,他还曾获得英国、法国、和波兰授予的勋章共10余枚。

中国民众在重庆欢送陈纳德将军场面动人,充分表达了对陈纳德将军的感激之情,肯定了他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1945828时,重庆人民为陈纳德将军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下午6点开始,新运广场周围的马路就挤满了人,精神堡垒一带的交通堵塞。晚8点左右,陈纳德将军的敞蓬汽车从“华华公司”那一头驶入了民权路,汽车立即被人群包围,几乎无法前进,汽车司机只好熄火,让市民推着走。陈纳德将军微笑着,向左右竖起大拇指:“顶好!顶好!”。

欢送会场上悬挂着中美两国的国旗,在国旗下有一颗大红心,中间嵌着飞虎队队徽,徽上有“中心藏之”四个字,表示中国人民永远记着“飞虎队”将士们在中国的勋业。下面用英文写着“FarewellGen.Chennault Always in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再见!陈纳德将军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中。)

台上两边挂着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手书:“为自由而战,载荣誉以归。”台正中是一把万民伞(荣誉伞),伞下是为陈纳德将军准备的座位,台前高柱上,挂着6盏水银灯,照射着这个座位。会场上竖立了6根柱子,挂着12盏雪亮的煤气灯。

 

照片说明:陈纳德将军和美国援华空军的将领们

 

由张伯苓先生担任欢送大会主席,各界代表都在台上,陪都共有168个团体参与欢送会并送来各种纪念物。美国盟友也来了很多,就坐在前排。大会奏国歌,张伯苓先生致词。重庆各界赠送的大批纪念品中,有一把金钥匙,表示重庆为陈纳德将军而开放着。礼品有纪念册、宝石、漆器、国画、锦旗等。

重庆《中央日报》和昆明《云南日报》分别发表了题为《惜别陈纳德将军》的社论。报纸称,自从马克·波罗离开中国来,还没有哪一位外国人得到过中国人如此礼遇。

 

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在事隔60年后,又被政治推向最高的历史舞台。

2002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他和美国总统布什参观“历史的记忆”展览,并为在中国抗日战场英勇献身的美国飞行员吉米·福克斯题字:“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美国援华空军老兵更是被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家的宴会和纪念活动。

 

距离我们最近的是20071018日的《北京晚报》,通栏标题是《飞虎队老英雄获赠首张乘A380请柬》。说的是飞虎队老兵彭嘉衡参加社会活动的记录。

 

我认为,浙江大学邀请吴其轺在抗战某个纪念日与大学生对话,应该算是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在中国最后的社会活动。理由很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飞虎队老兵将按照自然的规律,在我们的眼前自然消失。——人类社会文明结晶的历史博物馆大门,已经向他们敞开。

留下来的精神,是他们英勇不屈同日寇作战的光荣事迹;

留下来的,是他们热爱祖国赤诚的心;

留下来的,是他们对青年学生们的真诚希望和寄托。

留下来的,是他们积蓄一生、留给后人借鉴的警世恒言。

 

那么,吴其轺在接受日本投降时,都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战绩呢?

1945821,侵华日军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作降使到芷江请降。吴其轺接到命令,随中队长张昌国中校前往岳阳上空押解降使飞机。

上午1050分左右,吴其轺在洞庭湖上空发现一架飞机向西飞来。不一会儿,能清楚地看到这架飞机的机头机尾悬挂着长长的红布条。

此时,张昌国通知:目标出现。接着,中方四架飞机都将机翼摇动,向日机发出信号:我们是来押解你们的,而非打击你们。

吴其轺驾驶P51战斗机,跟随张昌国在靠近日机时,拍了拍飞机头,用大拇指向后指了指,表示跟我们来,日机跟着吴其轺和战友们驾驶的飞机向芷江飞去……。

上午1111分,在吴其轺和战友的押解下,日机循芷江上空绕场三周,向中国军民赔礼、道歉、乞降。1125分飞机降落。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低头走下飞机。

今井武夫在满脸铁青的中国军人的示意下,摘掉随身携带的军刀,交给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日本军人无一人随身携带枪支和弹药。

我在日本留学时就看过今井武夫的回忆录。在今井的回忆录中,他详细记录了在芷江洽降仪式前后,国民党高级军官卖国求荣的丑态,和令他不理解的心情。同时,他还记载了前来芷江的途中,他和随员多人乘坐一架寒酸老旧的运输机,升空后竟发现一挺轻机枪,遂赶紧投下,葬于洞庭湖烟波之中。进入常德上空时,六架美军战斗机将其包围,大约欲加威慑,在日机上下左右纵横乱飞,长达一小时左右。日方人员都直冒冷汗。

 

美军援华空军给日本军人代表准备了从机场到洽降驻地的军用吉普车。吉普车的右方插着白色的旗子。今井武夫看了以后,坚决不上车,他的理由是:“我是来洽降的。不是来投降的。我们的军队在没有接洽完毕的情况下,是不能投降的。所以,我不能乘坐由贵军规定乘坐的这部军用车辆。如果不摘掉这面白旗;或者,如果不换乘其它车辆的话,我可以带领我的副官们走到接洽投降的地点。”

吴其轺回忆,作为飞行员,我们都围着看这个场面。

经过长官的批准,吉普车摘掉了白旗,今井武夫才坐到汽车上。

 

照片说明:到达芷江机场后今井武夫乘坐美军吉普车前往洽降会场(照片源于飞虎队杂志)

 

下午320分,中日两国在芷江举行洽降会谈。中国战区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将四份备忘录交给今井武夫,今井武夫签署了备忘录的收据,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

吴其轺说,那一刻他流下热泪。他说,想起了抗日战争中无数牺牲的战友。

 

“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19458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府即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于1945821日至23日飞抵芷江,接受投降命令。


照片说明:今井武夫要求把白旗摘下,理由是洽降,还没有进入到投降的程序

 

中国战区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随后在芷江部署全国16个战区、100处缴械点受降事宜,20天签发了24份备忘录。

芷江受降,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洗雪百年国耻,抵御外敌入侵首次胜利最后的一页。

当年亲历日军投降的老兵,90岁吴其轺正整装待发,挺直腰板,准备着会见今天的天之轿子、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栋梁,——浙江大学的学生们。

我希望参加这个会见,我希望见证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每一个历史瞬间!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  初稿于20071127日星期二

本文,修改于2015-12-26


 

中国学生最多的侵华日军老鬼子

$
0
0

第一章,对大芝孝人物的简介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8年。作为原侵华日军老兵大芝孝。右为笔者。

 

让我先用最简单的语言总结一下“拥有中国学生最多的侵华日军老鬼子”。

 

一,1998年我刚刚从日本国留学回国认识的大芝孝先生,那时,他79岁。

二,大芝孝先生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精通中国语言、国情,是纯正的中国通。

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作为日军少佐的他负责给梅兰芳先生担任翻译。

四,1956年,梅兰芳到日本国演出,由于台湾方面蓄意制造事端,在日本大学中教授中国文学史的大芝孝教授带着他的学生辗转四地,保护梅兰芳先生在日本国的演出。

 

五,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大芝孝即到中国工作。我在1998年采访他的时候,他在中日友好医院担任日本语的教授任务。同时,他还在北京的通州地区的几个学校,担当日本语的教授任务。他至少,在北京教授7年日本语的初级、中级课程。他的学生至少累计有1000人左右。

在我采访的原侵华日军老兵中,之后担当老师的人不少。胜间靖子是1984年回国后,在日本大学担当讲师。侵华日军59师团的原侵华日军伍长盐谷保芳来华至少18次,开始的十几次,他都去山东泰安地区的中小学捐赠教学物资。他每一次去,竟然有全校夹道欢迎的场面出现。(我这里有照片为证。)山东省泰安市还颁发盐谷保芳“荣誉市民”的称号,和泰安市政府发的“金钥匙”一把。而大芝孝是真正在中国授课,面对面教授日本语的教师。

 

六,他住在通州的居民区内,从任何角度观察,他都是纯纯正正的北京老头儿。他每一次从通县进城教课、办事,都要起得很早。所以,眼神不好的他常常撞树、撞电线杆子上。即使这样,他还是不会日本国。

 


照片说明:1997年时,没有数码照相机,只有胶片照相机。这张照片,右一,是中日友好医院医生。中间是大芝孝先生,右边,是笔者。

 

七,我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工作,那时,采访的第一位原侵华日军老兵叫:“内山馨”,他是原侵华日军59师团的士兵。他的儿子在北京工作。他迷路了,所以,我们略有接触。不过,内山馨给我留了东京的地址,我还留着,是:“东京都世田谷区用贺2-22-000号。从1991年到1998年我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22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

我为什么对内山馨印象深刻呢?他说:“侵华日军期间,我随日军进北平感觉前门楼子高大,战争过去几十年了,前门楼子还是这么高大、雄伟!”——这不是废话吗?他就在前门楼子前转悠迷的路。

大芝孝,是我1997年回国后,出版一本叫《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书之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护士介绍我认识大芝孝先生的。

 


右一,是大芝孝先生,其余两位,是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

 

八,我认识大芝孝后,开始并不顺利。他好像是当过特务,说话、办事,都非常小心。我管他叫《神秘的大芝孝》。比方,有一次,在建国门友谊商店里,他居然企图用“进左门”马上“出右门”的方式把我甩掉。在熙熙融融的人群中,我告诉他:“如果不想当朋友,没有关系,请直说。”

后来,我们关系有所好转。其一,他需要朋友。一个人太孤独。起码,是说说话。

其二,他需要办理在北京的“工作签证”。一个外国人,长期在北京,就需要办理长时间的“工作签证”。而我认识北京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一位姓杨的领导。帮助了他。

对于这一点,我非常吃惊。无数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在日本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我们留学生需要每一年的“签证”。为了每一年的“签证”我们甚至费尽周折,绞尽脑汁。

——而大芝孝!他个侵华日军老鬼子!他也为“签证”而百忙、奔忙。而他不想回到日本国去是为了什么呢?我真是不好理解。他爱中国?也许。

大芝孝有个儿子,也在日本的大学当教授。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他的夫人。

大芝孝在北京有个女朋友,听说是南方的小妞。她和大芝孝借了很多钱,似乎要买房子?买地?后来,大芝孝忽然找不到这位小妞了。我也为大芝孝感到遗憾。

这样,您就该回国吧?还不!大芝孝还要在北京!您瞧瞧!

 

九,我后来急需常常找大芝孝老师。不为别的,我从1991年到1997年之间,采访22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等我回了北京后,这些老鬼子常常给我写信。现在,有200多封,有本多立太郎的来信,有盐谷保芳的来信。有宫永正风的来信。整整装了三个盒子。

老鬼子的信件,第一,是字迹潦草。第二,是古代日本语多。第三,是军事术语多。

1980年到1984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夜大学)学习日本语。我学过的日本语知识都不能翻译这些信件。从1991年到1998年,我又在日本上过两所大学,还是不能顺利地翻译这些信件。怎么办?——只能找侵华日军老鬼子大芝孝老师。

 


上面的照片,是侵华日军老鬼子来信的3/1.老鬼子的来信讲几个意思:1,是被中日关系的忧虑和展望。2,对战争时期的回顾。3,对时局的评论。4,对慰安所里强掳中国小姑娘,和朝鲜半岛慰安妇们的比较。

 

侵华日军老鬼子尽是能人。中国国军抗战将士中,杂牌军、地方军军人,受过教育的只占5%。中国国军的中央军,受过教育的军官,比方黄埔军校毕业的,占36%。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中,识文断字的人,只占3%!我爸爸就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的。他1940年在八路军中参加共产党,之后,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可是,我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

 

比方侵华日军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参军前,是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发生在日本国的2,26事件,他在《朝日新闻》社的楼上看见了军人的集结、戒严。——足以见得!

 


1936226二二六事件中,在东京某宾馆前的日本军人

(照片源自日本网络下载,笔者说明。)

 

二二六事件,又名帝都不祥事件不祥事件,是指1936226日发生于日本帝国的一次失败兵变,日本帝国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意识形态对手与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政变遭到扑灭,直接参与者多被处以死刑,间接相关人物亦被调离中央职务,皇道派因此在军中影响力削减,而同时增加了日本帝国军队主流派领导人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二二六事件也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行动,也是19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

 

本多立太郎来中国前就是《朝日新闻》记者,可见其才能。

 

盐谷保芳来中国前就是大学生。他接到《入伍通知书》后为了不参军,他急中生智,给自己左手手指一菜刀!结果,征兵的人一看,说:“不打紧!用右手食指搂动枪机。”

盐谷保芳写得一手好字,也是有学问的侵华日军老鬼子。

 


但是。我方军还是对他们的信件似懂非懂。比方,本多立太郎的信件中,开始,他总是用:“方军先生,御,机……。”我不懂,侵华日军老鬼子大芝孝就用纯正的中文一点、一点儿地给我翻译:“这个意思,是古代日本语。意思是:方军先生,我跪在您的桌前。”

 

唐朝,鉴真和尚把中国文化、礼仪传到日本。

当官的盘腿坐在小桌子后面。下级来了,要“跪在桌前,向上级说事情。”

鉴真(688—763625日),唐朝僧人,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律宗南山宗传人,也是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曾担任扬州大明寺主持,应日本留学僧请求先后六次东渡,弘传佛法,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763年(广德元年)625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终年76岁。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比喻高峰、最高成就)。

 

十,侵华战争时,大芝孝负责担当说服梅兰芳的工作。

 


照片说明: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的街头。

 

1998年我住在北京的劲松地区,到大芝孝的通县不算是特别远。那时,我的车是一台“雪铁龙”的车。我记得,大芝孝租的房子真是够偏僻的。但是,两室一厅还挺干净的。

一个日本老头儿,自己买菜、做饭、上班,真是不容易。

慢慢的,我们常常聊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干的事情来。我发现,“隔行如隔山”,他大芝孝对战场上的事情一概不知,对“杀人放火”、“三光政策”、“战略战役”一概不知。

大芝孝一再向我申明:“别说枪林弹雨、尸横遍野。我甚至连一个死尸都没见过!”

但是,大芝孝对中国的文化却了如指掌。他自我介绍:他是卢沟桥事变后,被派到中国的。不为别的,就为他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中文之娴熟、流利好生了得。

大芝孝先给我讲“梅兰芳”。因为,侵华战争时期,他就给日本军官当翻译,说服梅兰芳为侵华日军工作。

大芝孝嘲笑我:“你对于中国文化知识的浅薄,真是令人汗颜。你连四大名旦都不知道!”

 

第二章:大芝孝向我介绍“梅兰芳生平”和“梅兰芳与侵华日军的关系。”

 

A,梅兰芳在日中战争前就两次到日本演出。

    大芝孝说:我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梅兰芳就来日本国演出京剧。我妈妈就看过。

民国八年19194月至5月,应日本帝国剧场邀请,携同喜群社访问日本进行演出。先后在东京、大阪、神户等地演出。

大芝孝说,我刚刚上小学时,梅兰芳又到日本国演出。

民国十三年,1924年五月,在北京寓所接待印度著名学者、诗人、作家泰戈尔。演出结束后,泰戈尔用孟加拉文题诗一首,又亲自译成英文送给梅兰芳。后来经北京大学精通孟加拉文的吴晓铃、石真教授将原诗译成了汉文白话诗。十月九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梅兰芳应日本帝国剧场社长邀请,第二次访问日本。先后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演出

 

B,梅兰芳前往苏联拒踏“伪满洲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1年,梅兰芳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为应和国内的抗战气氛,他倾注了极大的爱国热情,连续赶排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以期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与此同时,他接到了苏联官方的演出邀请,然而如果乘火车去苏联,则必须经过“伪满洲国”。得知此事,他明确向苏方表示:绝不会踏过日本侵略者侵占下的中国土地去苏联,否则宁愿取消此行。苏方见他态度坚决,不得已改派专轮将他先接到海参崴,然后再在那里乘火车直达莫斯科。抵达苏联后,他的演出大获成功,原定8场演出,被增加至15场,大部分苏共政治局委员和包括高尔基在内的文艺界知名人士都到场观看,最后一场谢幕达18次之多。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强作欢颜的“文化场景”

(照片翻拍自日本国出版的旧画报。)

 

C,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梅兰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随着19378·13,日寇发动淞沪之战后,很快侵占了上海。

自此,在上海生活的梅兰芳开始坚决拒绝登台演出,不给日本侵略者表演。由于断绝了经济来源,梅兰芳一家生活窘迫,甚至靠典

当度日。此间,曾有一个伪装成好人的汉奸数次上门纠缠游说,“演几场普通的营业戏和政治毫无关系,您现在坐吃山空,生活很不宽裕,只要梅老板出来演一场,一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朋友劝说梅兰芳为了生计去演出几场;但也有朋友力荐梅兰芳拒绝演出,避免给日本人留下口实。多重压力聚于梅兰芳一人身上,最终,梅兰芳喝道,“这个口子开不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不能上这个当!”

 

  D,蓄胡明志拒为日本人登台

  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梅兰芳开始思考对策,并想出了“蓄发明志”的办法。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只感觉到形势越来越严重,得想个办法对付。有一天早晨正对着镜子刮脸,忽发奇想,如果我能长出泰戈尔那样一大把胡子就好了。于是我三天没刮脸,胡子长得还真快,小胡子不久就留起来了。虽没有成为飘洒胸前的美髯公,没想到这还真成了我拒绝演出的一张王牌。”

  在此期间,曾有汉奸褚民谊来劝降,他本身也是资深票友,梅兰芳拒绝之后,嘲讽他说:“你演得好,不如你自己演吧。”梅兰芳还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19421月,香港的日本驻军司令酒井看到梅兰芳蓄胡子,惊讶地问:“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艺术?”梅兰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啊!”数日后,酒井派人找梅兰芳,一定要他登台演出几场,以表现日本统治香港后的繁荣。正巧,此时梅兰芳患了严重牙病,半边脸都肿了,酒井获悉后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1938年侵华日军占领广州(照片翻拍自日本画报)

 

  E,卖画谋生打伤寒针佯装病

  为了摆脱香港日伪的纠缠,梅兰芳一家当机立断,离开香港返回阔别三年多的上海老家。此举令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将其存于香港银行的高额存款全部冻结。梅兰芳全家的生活顿时举步维艰,梅兰芳夫人急中生智,提议像何香凝女士一样卖画谋生。当市民看到醒目的“本店出售梅兰芳先生画作,欢迎光临”的广告时,争相购买。不到两天就全部售罄,许多知名人士还提出为梅兰芳办画展。

  然而日伪汉奸获知此事后大肆捣乱,派来便衣警察提前进入展览大厅大做手脚,驱赶前来参观的群众。梅兰芳走进展厅后,发现每幅画上都用大头针别着纸条,分别写有“汪主席订购”、“冈村宁次长官订购”……还有一些写着“送东京展览”。梅兰芳夫妇目睹此景,立即拿起桌上的裁纸刀,刺向一幅幅图画。

  之后不久,汪伪特务头子吴世宝提出要宴请梅兰芳做一次慰问演出,并于次日对梅兰芳夫人说,“如今日本人当道,还是识相点为好。”梅夫人当即回击说:“梅兰芳是个中国人,岂能出卖祖宗、放弃节操!”特务头子听后勃然大怒,硬领着梅夫人去看血淋淋的刑具,接着又在宴席上端来一铁罐硝镪水进行威胁,梅夫人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地说:“硝镪水岂能毁掉他的国格和人格!”言罢,拂袖而去。

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梅兰芳夫妇想起在香港以牙痛驱走日本人的经验,连续注射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冒着数日高烧40度的生命危险,佯称病重。日本人来后,摸了梅兰芳滚烫的额头,信以为真,只好无奈地摇着头走了。

 


1938年的武汉。(照片翻拍自日本旧画报)

 

  F,抗战胜利落须恢复青春容

  1945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正在全家欢庆的那一天,梅兰芳忽然从客厅里不见了,老幼正在诧异,梅兰芳眉开眼笑地以折扇半遮着脸的下部从内室出来,幽默地笑道:

  “瞧!我给你们变个戏法儿!”然后,他像魔术师般的缓慢地移开折扇,露出了依然当年的青春面容,小胡子突然消失了!这引起了全家和许多在座老朋友的一片欢呼。

 

笔者声明:以上文字,笔者参考《梅兰芳转》和网络报道等改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我是引用了,声明了,并且,注明了出处。

大芝孝工作内容,主要是在上海、香港等地,随日本军方高官说服梅兰芳为日军服务。

 

第三章,大芝孝对于1938年“上海精英阶层”的印象。

 

大芝孝对我说:日本军占领上海后,日军高层下令:“找到类似东北溥仪、华北殷汝耕、内蒙民族的德王一类的,有名望的‘合作者’!和上海精英层!”

大芝孝对我说:“日本军方非常注意文化侵略、文化占领,和文化移植。”

大芝孝叹一口气,对我说:“中国人中北方人都印象:上海人是唯利是图、追逐名利、物欲横流……。其实,恰恰相反。上海人才奴颜婢膝当汉奸的少!”

我很不高兴,说:“北京人怕是要反驳了。你和别的北京人别这样说!”

大芝孝举例:

1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后,就迫不及待地宣召“合作者”。主要目标是在上海精英阶层中威胁、利诱、高官厚禄、暗杀、入狱、迫害家人等手段。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没有办法,我们特务部只好到台湾找一些人物来滥竽充数。但是,台湾人在伪上海政府中难有作为。我们又从上海的冒险家、秘密社会、黑社会和犯罪集团中发展势力。结果惨淡!

 

2,汪伪政权企图说法郑振择出山,担任上海主管文化的副市长。被郑振择怒斥。

我问郑振择是谁?——大芝孝很是鄙视我的样子。

大芝孝回忆:郑振择当着我的面,把日军给的巨额支票撕扯了。

大芝孝解释不伤害郑振择的理由:他是大文豪。杀了他,影响不好。

 

3,大芝孝给我写下:“现代出版巨商张元济”——我们早就研究他!要他为日本国文化、传播服务。可是,我们用尽了威逼利诱也不成。杀害这个人也不成,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张元济先生一生对于中国文化、出版、藏书事业贡献极大。

1932129 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

 


1998年的大芝孝先生

 

4,历史学家吕思勉。我们日军已经占领上海了,他还写出了《武士的悲哀》和《眼前的奇迹》等论文。杀他吧?轻而易举。放了他吧?不甘心,他一个文人竟然目中无人!

 

5,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姚惠泉。1942年,我们日军逮捕了他,用尽刑罚。可是,受尽折磨的他却始终不屈服!我们日军大官到狱中看望他,感化他,我翻译,这个人只一个字:“滚!”

我对这个姚惠泉终生难忘。我在中国看电影、电视、报纸、小说,都说:“共产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姚惠泉先生可不是共产党人呀!他也不是重庆蒋介石指派来的,他毫无根基,他就是个中国、上海的文化人。”

 

6,梅兰芳不和日本占领军合作。

1942年,梅兰芳离开香港返回阔别三年多的上海老家。此举令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将其存于香港银行的高额存款全部冻结。(前文有述,不再赘述。)

 

我很不高兴大芝孝把梅兰芳算成“上海人”的范畴。梅兰芳是我们北京人嘛!

 

第四章,战后,大学教授大芝孝曾经组织学生们保护梅兰芳

 

 

1956年梅兰芳访日。此照片来自于梅兰芳先生之子梅葆玖先生的博客。

 

大芝孝先生告诉我:战后,1956年梅兰芳到日本演出,空前轰动。梅兰芳一行人去了东京、大阪,还是在福冈、八蟠、名古屋、京都等地演出。在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的大芝孝教授特别关心。他听说:“台湾特务会迫害梅兰芳,比方:起哄,扔鸡蛋等等。”就带领他的学生们去剧场保护梅兰芳先生的演出。

不过,我查了资料,没有什么人破坏梅兰芳演出的新闻。

但是,我相信大芝孝所讲的生活经历。

我曾经问大芝孝:“怎么保护梅兰芳的演出呢?”
   
大芝孝回答:“我带领学生在剧院外手拉手拉上警戒线。没有票的等等闲杂人员一律不许靠近剧院、剧场的门口。这虽然对真正企图暗杀的人形同虚设,但是,对于扔鸡蛋、起哄、胡闹的地痞流氓们来说,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我问大芝孝:“您和梅兰芳先生说话没有?”

大芝孝一下兴奋起来,他一拍大腿,说:“在后台的化妆室,梅兰芳一下认出我来。梅兰芳握着我的手说:‘国家有尊严,个人就有尊严。国家无尊严,个人也无尊严。’我一个劲只有鞠躬。”

我的学生们一下很是轰动,说:“老师,您真是牛B,梅兰芳先生怎么会认识您呢?”他们都纳闷。

 

下面,是我下载的,关于梅兰芳在日本国演出的报道文字。照片,是我向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牧田野先生索要的。他也摘自日本的网络。牧田野记者特别叮嘱我:

“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明著作权。”——我回答:放心。谢谢!

 

 

1956年梅兰芳访日的照片。摄影者为日本记者。

 

此文,是网上下载。梅兰芳第三次访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等团体的邀请,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组建了阵容强大的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梅兰芳任总团长,欧阳予倩、马少波、刘佳、孙平化任副总团长。主要演员有李少春、姜妙香、李和曾、袁世海、梅葆玥、梅葆玖、侯玉兰、江新蓉、孙盛武、谷春章等,乐队有王少卿、白登云、姜凤山等,全团总共有八十六人。是梅兰芳历次出国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前,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530日在东京歌舞伎座,中国京剧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演出前,日本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久保田万太郎、市川猿之助夫妇、内山完造等先后上台,预祝演出成功。首场演出了《将相和》、《拾玉镯》、《三岔口》及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演出非常成功,受到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

 


1956年梅兰芳访日(摄影者为日本记者)


  61日夜场梅兰芳演出了《霸王别姬》,演出结束时,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竺宫夫上台祝贺演出成功并盛赞中国京剧之美。他说:“新中国的京剧既是古典的艺术,又是现代的艺术。”
  62日又演出了日夜两场。至此,在东京演出任务结束。这几天,有不少观众是专程从新加坡、香港等地乘机赶来观看演出的。
  梅兰芳在大阪演出了数场后。712日达到了最高潮,也是此次访日演出的最后一场,观众爆满,共达五千余人,其中有一千多人是站票。
  梅兰芳第三次赴日,旧地重游,分外亲切。在这次演出期间,无论在东京、大阪,还是在福冈、八蟠、名古屋、京都等地,都受到日本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还受到来自港澳、亚洲和欧美各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受到了日本文艺界着名人士市川猿之助、松尾国三、千田是也、河原崎长十郎、村田嘉久子等大力支持,还见到了1919年和1924年访日时的老朋友,旧友重逢,欢欣话旧。
  梅兰芳归国后写了《东游记》一书,由风崎俊夫译成日文,献给日本人民留作纪念。

 

 

1956年梅兰芳访日受到日本各界欢迎(摄影者为日本记者)

 

此文为网上下载:来日本出席展览开幕式和讨论会的梅葆玖说:

“父亲梅兰芳在90年前首次率领京剧代表团访问日本,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后来听父亲回忆,当时可谓盛况空前,演出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获得极大成功。日本人民的热情给父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日本文艺界的众多知名人士和艺术家与父亲成为至交好友。”梅兰芳1919421日率团离京赴日,51日在东京演出。这是梅兰芳第一次在外国舞台上表演中国京剧。“1924年父亲再度访日,为日本关东大地震赈灾义演,募捐善款。他那艺术的美,中和的心和纯真的爱,受到日本人民的爱戴,梅兰芳再次名扬日本。”“1956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已经年过花甲的父亲开创‘民间文化外交’之先河,率领中国京剧代表团86人第三次踏上日本国土。我与姐姐梅葆玥随行。巡演所到之地,都会出现‘梅兰芳热’。在日本期间,我亲身感受到了日本人民对我父亲的欢迎和爱戴之情,同时也被许多盛大热烈的场面所感染。”

 


1956年梅兰芳访日时受到欢迎的情景(摄影者是日本记者)

 

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大芝孝在6岁时,就知道中国的梅兰芳和中国的戏剧艺术。因为,梅兰芳到日本演出。到侵华战争期间,大芝孝又围绕着这个“戏剧艺术”转悠。战后的1956年,大芝孝还和梅兰芳的戏剧艺术有关!我说这是:

“人生三阶段,都跟戏剧转。两头不见血,中间战火飞!明是老鬼子,实是中国迷。”

 

中国学生最多的侵华日军老兵是大芝孝。当然,我方军也曾经是他的学生。

很多人是他的学生却不知道他曾经在侵华日军里担任翻译的军职。大芝孝先生没有见过枪林弹雨、战火纷飞。他甚至连一具尸体都没有见过。但是,他始终热爱中国的文化,这一点,让我尊崇备至。

战争过去整整71年了,我采访过各种各样的侵华日军老鬼子,有关东军护士、有侵华日军59尸体的伍长,有轰炸重庆的飞行员、有炮兵、有进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应有尽有。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不仇恨他们,因为,战争,是国家的事情。一个民族,落后,就专制、就腐败、就民不聊生、就一盘散沙,以至,就挨揍!

尊敬的读者:换做您,您仇恨他们?

 

第五章,大芝孝给我普及四大名旦的知识。

 


照片为网络下载。笔者声明。

 


四大名旦合影,网络下载照片。

原侵华日军翻译大芝孝先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所以,他对中国的文化名人是如数家珍、倒背如流。用大芝孝的话解释是:“我在日军中是专门做文化工作的。”

 

大芝孝说:“在卢沟桥事变前,梅兰芳居住过北京的百顺胡同,鞭子巷三条,南芦草园胡同,和无量大人胡同。”大芝孝解释:“我们日军曾经准备把所有的相关政界、军界、商界、学术界的名人都一网打尽,看管起来。因此,我们早有准备。”

 

大芝孝回忆:“程砚秋在西四牌楼北三条居住,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让北平京剧界演出,要慰劳打日本皇军,给打日本皇军捐献飞机。后来,程砚秋潜逃了。我们日军巡捕多日,都没有找到这个人。”

 

大芝孝回忆:“荀慧生先生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居住在西单白庙胡同。这位演员也没有给我们打日本皇军演出过。”

 

大芝孝回忆:“尚小云居住在椿树下二条。他家旁边,就是我们日本侨民居住(实际看管),他们关系还不错。卢沟桥事变后,尚小云也潜逃他乡了。”

 

用大芝孝的话解释是:“我是做文化工作的,所以,对中国的文化人儿是如数家珍。”

我曾经问过大芝孝其他,他的回答令我吃惊。他说:“日军早已经对守卫北平的29军了如指掌。甚至,知道他大军官的住宅地,知道住宅的详细分布图,甚至知道他们的直系亲属的住宅和家人的情况。我们北平驻屯军平时训练的科目有:翻墙、破门、入室抓人。”

 

大芝孝先生对我的知识贫乏大为叹息。我不服,我告诉他:

1961年,我在前圆恩寺小学上一年级的时候,当时,梅兰芳先生去世了,我在同学马燕燕的家里玩。马燕燕他奶奶是捶胸顿足、放声大哭。我至今很是不解:“这梅兰芳先生过世和您一个老太太有什么关系?”

 

日本国对中国的侵华战争已经过去71年了。我从198430岁时,我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时,接触第一位侵华日军59师团老兵内山馨开始,到谁为止?我已经采访30多人了。去年,我还和大人物樊建川一起在日本国采访:盐谷保芳、小林宽澄,和前田光繁三人。可惜,我早已经和大芝孝先生失去联系了。要不?去看看他?他还活着吗?甚至,我方军都63岁了。——北京人叫:老耄儿!意为:耄耋之人。

不过,我常常怀念这位中国通。这位对于中国了如指掌的日本老兵。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侵华日军老兵。当然,笔者这里的“热爱”、“怀念”不仅仅是褒义词,还有贬义词的部分。因为,“日本民族是船上的民族”,他们的价值观与“大陆民族”不同,他们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是“随波逐流、应付风浪”的。

比方: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人可以一边倒地支持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全民参与到中国的烧杀抢掠、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占领、掠夺。

比方:战后,和平是对日本这条船有力了,他们又一边倒地主张友好。

正因为日本是船上的民族,所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只有日本人才有世界各国民族、种族、文化,所不具备的“多重性”。这个“多重性”的表现还特别极端,比方:特别文雅、特别粗野。比方:特别广博又特别无知。比方:他们可以不谢罪,却认为烧杀淫掠是犯罪。

具体到个人身上,侵华日军老兵大芝孝,他在侵华战争中可以为日寇做出精准、完美的服务和工作;在战后,他又能为中日友好做出杰出的工作和努力。

以上见解全部是我方军个人的见解,恭请各位看官指教,方军给您鞠躬了。

此文的标题是:《中国学生最多的侵华日军老鬼子》,文如其人,已无其他。

 

    2016-1-3


 

最悲怆的一批人

$
0
0


左:汪吉佑上尉。右,周北辰少校。二人的共同点是: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国军抗战将士与侵华日军血肉相拼,为中华民族的土地抛头颅、洒热血。内战中,双方人马有数百万人死伤。解放后,他们经历牢狱之灾数十年。接受我的采访时,已经垂垂老矣。

笔者下一篇发《都是三枚美国勋章惹的祸》讲周北辰少校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

 

这是一批人。2000年我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叫《最后一批人》的书,写的就是这批亲历抗战、内战,和“龙椅之争”的数不清自相残杀的人们。

千百年来,中国人为“龙椅之争”死伤无数。他们(国军抗战将士)当然也是卷入“龙椅之争”的牺牲品。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抵御外辱的战争中头一次取得伟大胜利;这与国军抗战将士的流血牺牲密不可分。——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1865年以后,美国人不再互相残杀。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不再有“龙椅之争”,他们的敌人,是本国的贪官污吏,是外国人。

1868年以后,日本人之间不再互相残杀。因为,日本实施了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

尤其是战后,日本国继承了美国社会的衣钵。走向民主社会。

1861年,中国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肃顺,载垣、端华自尽;改元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

 

今天,中国人民大众之间的敌人还是站在龙椅两边的人群群体。其次,中国人民的敌人才是外国列强。再其次,中国人民的敌人才是贪官污吏。——蒋介石、毛泽东,都去世40年了。但是,由唐宋元明清传承下来的传统依然在。

 

本文的题目是《最悲怆的一批人》,实际上,他们是一批什么人呢?

在侵华日军面前,他们绝对是顶天立地的、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群体。

“国军抗战将士”这个人群群体,是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中最为悲怆的人群群体。十几年来,我采访500多位亲历抗日战争的国军抗战将士们。他们是“——无国家荣誉”、“——无领取为国参战补贴”、“——内战死伤百万、解放后镇反运动被镇压数十万”侥幸存活的,在人民大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30载的一群人。其人生中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殃及子女……,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说他们是“悲惨”、“悲伤”、“悲鸣”、“悲哀”、“悲痛”都不合适!——只能用悲怆!

因为,在侵华日军面前,他们尽是大英雄!有学者说:“国军抗战将士尽打败仗。”不错,我要说的是22次大战役不是他们打的吗?能打胜仗的我们中国的军队在哪里呢?

 

抗战文化中,有:“小说派”,代表作是:《四世同堂》、《亮剑》……。

有:“文献派作家”。他们集中抗战时期优秀的历史题材,演变成今天的故事。

有:“田野调查派作家”。代表作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

抗战文化中,有各种电影、电视剧、油画、水粉画、版刻、摄影、乡间传说……。

如果用音乐来形容亲历抗战的国军抗战将士们;这些英雄的群体,我希望用柴科夫斯基 “悲怆”来形容他们。因为,那音乐中更多的是英雄气概而非“悲怆”。另有柴科夫斯基《“悲怆”(第六)交响曲》。

 

我从1991年开始在日本国采访侵华战争的20几位侵华日军老鬼子。我不能想象出我当着这些侵华日军老鬼子的面大骂中国的国军抗战将士们。

我采访过十位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来中国开会的老兵。我不能想象出,我当着他们的面破口大骂国军抗战将士。因为,美国援华空军中的半数人是由国军抗战将士组成的。

我采访过抗战胜利前夕,随苏联红军打进东北的苏联老战士。我不可能和他们说起在抗日战争中,同日寇血战的国军抗战将士来。

 

我和抗战历史学家戈叔亚先生有个约定:“在任何场合,不骂国军抗战将士;不贬低国军抗战将士们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我和戈叔亚都是往70岁走的人了!

 

下面的文章,是我方军政治立场、学术立场的一篇代表作。献给大家,仅供批判。

 

亲历常德、衡阳、湘西等战役的汪吉佑

 


和汪吉佑夫妇在一起时,我给汪吉佑挂上老百姓制作的抗战胜利证章。

 


方军:你好!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第一总队炮三队学生汪家骏,别号吉佑,20岁。

单补生

 

汪吉佑手拿黄埔军校同学录


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有汪吉佑的名字,这些曾经是历史反革命的罪证。

这是汪吉佑先生父亲和伯父的遗作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

 

一,汪吉佑印象

 

20104月,我在江苏南通采访了在抗日战争中,亲历常德、衡阳、湘西等战役的汪吉佑先生。是上海的小杨给我创造了这个机会,所以,我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汪吉佑先生的爷爷、父亲,都是江苏省的大文豪。曾经著书立说。汪吉佑本人当然也是文化人,他曾经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

汪老今天90岁,消瘦,健康,思维敏捷,记忆过人。而且,他随和,热情,充满真诚。要采访到他这样的国民党抗战将士的话,已经是非常之难了。

本文原来的题目是《关闭三重门》。意思是:抗战胜利65年,对国民党抗战将士们而言,有三重历史的大门即将关上。

 

其一,生命之门。随着自然规律的法则,人的生命终将停滞。

抗战胜利65年了,日本投降的19458月,那时20岁的人,今年也85岁了。根据我的计算,国民党抗战将士的平均年龄是89岁。谁能永远活着?

其二,荣誉之门。当纪念抗战胜利65年的幕布从浩瀚的历史舞台上拉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蓝天上就没有显示出:“给国民党抗战将士补发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证章”这样的信息彩虹。

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中国都是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虽有暂时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是,最终,在抗日胜利时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爆发内战。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才完成最后的统一。

但是,直到今天,“国家荣誉统一化”的问题,没有解决。

其三,待遇之门。20109月,部分抗战老兵生活补助金发放了。

抗战前后若干年,中国社会一直萦绕着两种迷雾之中。

一是:“下山摘桃”说;一是:“游而不击”说。

这两种迷雾交错混杂,障人耳目。

日本人一直是喜欢这两种迷雾错综复杂、萦绕不息的。

汪吉佑是“下山摘桃”部分的。所以,除去生命之门的开启、关闭权,在他手上掌握之外,其它的,他能有的,恐怕连一声叹息都没有了。

 

汪吉佑在抗战初期就参加国军,始终在抗战最前线。抗战胜利后,他不愿意参加内战。所以,他既没有积极参战,也没有随蒋介石的部队去台湾。解放战争后期,他自己脱离了国民党部队,干他自己喜欢的建筑行业去了。

但是,革命的大潮最终没有放过他。1958年,他被抓进监狱。1975年,毛主席,中国政府宣布释放国民党县团级在押军警宪特,他才从监狱的大门里走出来。

汪吉佑的老婆受牵连,不能当老师了,所以,去工厂打工。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汪吉佑的儿子被逼成精神病。一言难尽。

我采访汪吉佑时,看他家境贫寒,几乎一无所有。

汪吉佑有的,是对自己抗战历史的肯定,是对中华民族的热爱,是对抗日战争的回忆,是对抗战烈士们的无限追思,是对子子孙孙能过上安稳生活的希冀和憧憬。

二,侵华日军杀害汪吉佑的父亲

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


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大地上为非作歹、为所欲为


1949年的汪吉佑夫妇

汪吉佑,1921年生人。江苏南通人。汪老自述:我90岁了。我人生的心路历程沧桑、苍凉、苍茫。我在世间芸芸众生中如沧海一粟,我与世间万物一样,经历沧海桑田。但是,我希望给中国的年轻一代留下关于战火、战祸的回忆和警世恒言。

 

汪吉佑先生告诉我:“父亲汪国镇在民国2771日,被侵华日军杀害。”

国民党彭泽县政府县志19号卷宗中,有这样的记载:

 

193871,马当要塞失守,县城沦陷。汪国镇家乡距离县城15华里,为日军必争之地。当晚,日军高桥联队进村,未及逃避的老弱妇孺20余口,悉数被杀。汪国镇与族人汪志和二人同时被押送高桥联队部。高桥联队长知其为江苏学界巨子,意图诱降,收为傀儡。款以香烟、咖啡、果点之类。翻译传言,汪国镇正气凛然,予以严斥:‘我中华民族为世界最优秀之民族,日本军阀,轻举妄动,必自取灭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索纸,大写一‘死’字。敌酋未置一辞,只是强作冷笑而已。这时,国军16师大举反攻,枪声四起,敌联队乱成一团。高桥如受伤的野兽,室内乱窜。他用皮靴猛踢汪国镇,以泄愤。汪国镇跃起,戟指敌酋说:“听,这是中国的枪声!五分钟内,你将做大陆之鬼!”

敌酋狂怒,以佩刀猛刺汪国镇左眼,血流如注,汪国镇高呼:

“打到日帝国主义!”敌兵数人,以刺刀乱戳,汪国镇左股折断,敌酋最后一刀刺入汪国镇腹部,遂壮烈牺牲,时年49岁。

同时被俘的汪志乘敌人荒乱之际,滚入屋外深沟内,次晨被国军救出。他将目睹汪国镇遇害情况详为上报。国民政府题颁“义烈中千秋”额匾一方,予以旌表。

 

汪吉佑老人回忆:侵华日军占领我的家乡,父亲让我先逃亡。不幸,他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这个消息,我是在20天之后,家人写信告诉我的。当时,我和大哥抱头痛哭数日。

汪老说:国仇家恨,我在1942年军校毕业后分派到湖南抗日前线,参加了鄂西、常德、衡阳、湘西等战役,出生人死,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拼杀,多次几乎丢了性命。我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的排、连、营长、团附、参谋主任等职。194593日,我所在的7457师和新六军一起,在芷江机场,乘坐飞机抵达南京,参加99日的受降日军仪式。然后,我们部队开到镇江,再次参加在镇江的受降日军仪式。当时,中国军民的兴高采烈,只是笔墨难以形容!

汪老自述: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局热衷于内战,而我是反对内战的。1949年我便结束了十年的戎马生涯,参加了国家的建设工作,在工作中自学建筑技术,终身从事建筑工作,曾历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总工程师等职,1989年以高工退休。

现在,汪吉佑老人每月退休金1600元,他的夫人每月1200元。他的儿子早已下岗,所以,每月中午到老汪家吃饭。老汪的孙女在上学。所以,他还要补贴一些。

汪吉佑老人说:是我曾经连累了他们,给他们带来了苦难的人生阅历。

经过我再一次问询,汪老补上重要人生经历:1958年,被抓进监狱,服刑。1975年,毛主席,中央政府下令:释放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在押军警宪特人员。汪吉佑回到南通生活。

 

三,汪吉佑从流亡到从军


侵华日军在南京中山陵

侵华日军搜查一位中国农民

 

    汪吉佑回忆:我是江西彭泽县人氏,幼时随父亲在南昌求学。先父汪国镇(字君毅)系北京大学毕业,当时在江西省立南昌二中任教师,我于1928年到南昌,1935年考入南昌二中初中学习,至1938年因抗战离开了二中,在南昌二中生活了十年,学习了三年,对南昌二中有十分浓厚的感情。   

    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1938年六月底,日本侵略军攻占了长江马当要塞,县城彭泽已是战争前线。622日,先父母带着我和幼弟棋佑回到了乡下老家躲避,624日,前线的炮声已隐隐可闻,当天上午九架日军的轰炸机,飞临我家乡上空,对完全没有设防和没有军队的和平村庄,实施野蛮轰炸。当地老百姓,谁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争场面,大家扶老携幼,向山区逃避。这天整个上午,日寇飞机反复进行俯冲轰炸,村里很多房屋被轰炸倒坍,很多村民被炸死,秉乾哥新婚的妻子被炸断一双手臂,我家新建的30余间住房被炸,后来又被日寇放了一把火烧得精光。   

1938629日,日军攻占了彭泽县城,沿途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所不为,真正是灭绝人性的强盗行为。当天晚上即传闻日军要下乡扫荡,先父母即行商议,决定叫我出逃,由于我年幼,并请我姐夫熊植南陪同我出去流亡。母亲为我收拾了行装,并准备了干粮,父亲匆匆地写了一封信给在衡阳湘桂铁路工程局工作的大哥汪德佑,叫我去那里投奔大哥,并要大哥帮助我继续上学。母亲则拉着我的手流眼泪,万万想不到,生离死别的灾难,却静悄悄地降临到我这幸福欢乐的家庭。父亲对熊植南说:

“我把吉佑托给你了,你的母亲和妻儿全家的生活我负责安排,你放心吧。”

父亲为人素来刚正不阿,不轻然诺,这是家乡人都知到的。熊植南当即表态:“二伯,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吉佑平安地送到湖南衡阳。”这时我才16周岁。

1938630日凌晨,天下着毛毛雨,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衣襟上挂着难民证,拜别了爹娘,与护送我流亡的熊植南一同向田野中的小径走去。一路上很多难民扶老携幼,肩挑手提,络绎不绝地从县城方向走来,渐次地汇成一股逃难的人流,我和熊植南二人也融进了这流亡的队伍里,开始了我漫长的流亡生活。我踯躅在泥泞的道路上,悲痛不能自己,低声地吟哦着才想好的一首诗:

“炮声传百里,故乡已入危,孤身别父母,此去何日归?

雨越下越大了,我戴着雨笠,手上拄着一根竹竿,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亡艰难地跋涉着。   

    路上遇到国军某旅,正从彭泽前线调防,旅长名刘戡,他见我是流亡学生,一路上很照顾我,中午还叫我在他旅部吃午饭。而且熊植南是本地人,对附近路线很熟悉,刘旅长一路上总是向他打听道路情况,仿佛是他的向导。饭后,听说刘旅长要枪毙人,我倒吓了一跳。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枪毙人。

    果然,刘旅长将队伍集合了,一个士兵被五花大绑的拉到田头上,枪声一响,这个士兵应声倒在田里,血流了遍地。当时我不知道这位士兵犯的什么罪,以致遭到枪毙的结局。后来才听说这位士兵在行军中,强奸了一位农村妇女,被查出来才按军法处理。而且这个士兵便是刘旅长的勤务兵,是刘旅长家乡的人。当时我很激动,中国军队有这样严明的纪律,有这样不徇私情的将军,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的。(这位刘旅长后来在胡宗南集团里当军长,是胡宗南得力的干将。)

    头一天晚上,我们到达流泗桥,这是马湖公路上一个小镇,属湖口县,因为此地接近前线,镇上的居民都跑了。我和熊植南二人,胡乱找了一家歇下来,夏天的气侯,不要床铺,随便就可以睡下来。我们吃着自带的干粮,聊以充饥,熊植南还为我找来一碗开水。吃过干粮,由于疲劳过度,我很快便睡着了。

    7月1晨,雨已停了,我们沿着马湖公路向湖口方向走去,沿途看到络绎不绝的国军向彭泽方向开进,这是国军四十六旅的两个团增援彭泽的战事。我看见一位指挥官在喊着口令:“弟兄们!跑步前进,我们要抢在鬼子前面占领前面的高地!”所有士兵,士气高昂,听到命令都快跑前进,这股雄壮的战斗气氛感染了我。我想我现在年纪还小,等我长大了也要参加国军去打日本鬼子。

    我们走了一整天,当天晚上到了湖口县城,熊植南是彭泽县邮局的职工,到了湖口邮局,立即受到湖口邮局同仁的热情接待,安排了住宿和晚饭,第一次过着流亡生活的我,心中感到一阵温暖。

    7月2我一早便起来了,我们各人背起了简单的行李,向鄱阳湖边走去准备在那儿找船过鄱阳湖。谁知刚走到湖口城外,忽然大批的日本飞机飞临上空,这时江边上正聚集着很多难民,只见炸弹纷纷落下,江边的难民忽然遭遇到这样惨无人道的大轰炸,真是措手不及。当时人们还没有躲避轰炸的经验,只有纷纷就地卧倒。曾经历过“814”南昌大轰炸和“624”彭泽大轰炸的我,急忙拉着熊植南很快地跑到一条山沟里伏在地上,山沟里的野草和灌木遮掩着我们。只听见响声震天,硝烟迷漫,一阵阵火药味呛得人气也透不过来。我心中默默想着,如果被敌人炸死在这里,家里不会有一个人知道,那真是太惨了。

    日寇轰炸机的声音渐渐地远了,一些胆大的人从山沟里走出来,但见阳光明媚,碧空如洗,可是江边到处被炸死的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树林里,有的肠子炸飞了挂在树枝上,有的手腿炸飞了,一片惨不忍睹的现场。这是万恶的日本鬼子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证,血是必须用血来偿还的。为了防备敌人飞机再来轰炸,我和熊植南二人向远处的深林里跑去。

    到了下午,我已走不动了,从早晨离开湖口邮局,到现在近十个小时,饭既没得吃,水也没有喝上一口,想起过去的年代,一直在温暖的家庭里生活,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想着想着,真忍不住要哭,我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就地坐下来一面休息,一面吃干粮,从山沟里舀点水,二人轮流喝着。休息了一会,我们沿着河边,走到了一个小村子里。这小村子是鄱阳湖边一个小渔村,名叫汪家咀,听见这个村名,我心中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也姓汪,我的家乡叫老屋汪村。我便决定在这村子住宿,休息一夜,明天再走。

    第二天黎明,村民为我找来—条小渔船,送我们过鄱阳湖到九江姑塘。约莫正午时分,到达了姑塘,这里是邻近九江的小镇,我们略事休息,并且买了点食物充饥,即向九江方向走去。傍晚时到了九江,在江边找到了一个旅馆住下来。

    这时的九江,一片战时景象,街道上店铺家家关门闭户,马路上行人很稀少,轮船码头大多已炸毁了。我们到的那天,正好还赶上最后一条开往汉口的轮船“江大”号。当天晚上,我们就上了船。在船上逢到一位同乡,名汪秉佑,他在部队里当兵,这天恰好他所在部队调防到汉口,他帮助我找了二张铺位。74日,下午二时轮船到了汉口。

    到了汉口,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这时汉口离前方还远,国民政府很多机关自南京迁到此处,社会秩序还算稳定。在这里又遇到一位同乡,他名谢远涵,他的弟弟谢远明是我的同学。他这时在军队当军需,他问我准备去哪里,我说准备去湖南衡阳投奔我大哥汪德佑。谢远涵说:“如果你去衡阳万一找不到你大哥,你可回汉口来找我,我介绍你到部队里当文书上士。”并看了我写的字,无论是毛笔字、钢笔字都写得很清秀,他看了说“很好,到部队当个文书上士没有问题。”并将他在汉口的地址留给我,他还告诉我武昌警察局长丁唐辅是彭泽人,他对同乡很热情,你去衡阳要坐火车,到了武昌可去找他,他会派警察送你上车,不必买火车票。我当即感谢他的好意,尽管是过去从来未见过面的同乡,他对人的热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在汉口住了一夜,75日即过江过武昌,先去警察局找到丁唐辅,交谈之下,才知他是我母亲娘家的侄儿,也算是我远房的表兄。丁唐辅很客气,留我在他家吃了午饭,即派了两个警察送我们上了火车。77日晨,火车到了衡阳,这天正好是“七七”抗战一周年,满街是游行队伍,手里举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民动员起来驱逐日寇!”的旗子,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群情振奋,意气风发,流亡途中的我,看到这

种壮烈场面,感到心中沸腾,血在燃烧,萌发了我投笔从戎的决心。

    我的大哥汪德佑是南昌二中1933年高中毕业的,1937年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由国家分配至衡阳湘桂铁路工程局工作。我找到大哥后,看见他的未婚妻张恬然已到了他身边,大哥看见了我从家乡流亡来到衡阳,再看了父亲给他的信,他感到很惶惑,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来了以后,会增加他的生活负担,还有一个熊植南,我理解他的困难,立即把父亲给我的一百元生活费交给他。

我到衡阳三天后,即到北门外私立广德中学暑期补习班上课,暑期结束后我即进广德中学高一学习。但那时我的经济很困难,很多书都没钱买,伙食费电没钱交,过去我一直随父亲身边,从来不要我担心,而现在我身边一个钱也没有。怎么办?正当我因为经济问题继续上学有困难时,我看到报上刊登着航空委员会(当时国家的空军司令部,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只好叫做航空委员会)招考空军无线电通信生的广告,我很惊喜,立刻去报了名,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

 

四,汪吉佑到国军无线电班学习


侵华日军抓住乡亲们当挑夫

19388月在武穴的日本鬼子

    汪吉佑对我说:……我高高兴兴地整理了行装,十月中旬,离开广德中学去无线电训练班报了到,训练班地点在衡阳东洲船山中学内,那所中学因为抗战军兴,已迁到别地。留下的校舍正好做为无线电训练班的基地。训练班的主任名董心怡,正巧他也是南昌二中1927年毕业生,曾经在我伯父汪辟疆门下,上过课,后来他进了黄埔军校六期。我报到时他同我做了个别谈话,了解我也是南昌二中的学生,而且是他恩师汪辟疆先生的胞侄,他对我表示同情与关切,勉励我努力学习,学好技术,报效祖国。

    无线电训练班的学生,一切待遇都是国家供应,入校后即发了黄呢军服,皮鞋、内外衣服,棉被等都有,伙食也吃得很好,每月还发几元零用钱。学习的内容除军事训练外,主要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电工学、电力学、气象学、机械修理。同学们大都是流亡失学的青年,人家都饱尝了流亡的痛苦,此日济济一堂,共学杀敌本领,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学们很快都成为好朋友。

    由于战争的影响,汉口已经沦陷了,长沙、衡阳一带危急,航空委员会决定迁移到四川成都。我们训练班也奉命转移到成都,因为当时交通拥挤,衡阳到成都,有多条路线,但湘桂铁路只到金城江,其他公路更是运输繁忙,我们电训班只能决定徒步行军入川。这就开始了我一生中重大的经历——五千里步行入川。

    大约是193811月上旬,我们电训班包了几条大木船,沿着湘江溯江而上,目的地是冷水滩,当时湘桂铁路由冷水滩至桂林已通车了,船到冷水滩后,我们弃舟登陆,在冷水滩要了车皮,直奔桂林。桂林风景甲天下,在中学上地理课时,已听见老师介绍过,这次行军能经过桂林,令我十分欣喜,桂林风景秀丽,我和同学们游览了七星岩、伏波山、还珠洞、独秀峰、象鼻山、叠彩山等名山胜景。

    在桂林休息了约一周,因联系车子无望,决定步行到堤阳,其路线是经广西的百寿县、融安县、贵州的从江县、榕江县、丹寨县、贵定县、龙里县而到达贵阳。沿途所经之处全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人烟稀少,走上一整天,也难得有一个村庄。每天背着自己的行李,要步行约八十华里才能到宿营地,同学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谁也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每天掉队的人不少。有一天爬一个高山,叫“哭妈岭”,上山四十华里,下山四十华里,

很多同学爬不动,只好坐在地上喘气。好不容易爬上了“哭妈岭”,同学们累得直叫“妈呀!”真是名不虚传,“爬上哭妈岭要哭妈”。哭妈岭上有一个老婆婆卖糯米团子,同学们爬上了“哭妈岭”,正是既累又饿,先到的同学将老婆婆的团子已买光了,后来的同学吃不到,只好“望婆兴叹”,只恨自己两条腿不争气,来迟了。

自桂林到贵阳约一千公里,我们共走了四十余天,1939129日到达贵阳,贵阳是贵州省的省会,四面环山,中间一块平地,战时的贵阳,也很繁华热闹,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华南路省民众教育馆内,在这里等待联系好汽车去重庆。24日,我们到贵阳才一个星期,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这在贵阳是一个很难得的晴天。在贵州省流行着三句民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逢上这样一个好天,街上人流熙来攘往,显得十分热闹。

忽然间空袭警报响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躲避,紧急警报就拉响了,十二架日寇轰炸机已飞临贵阳上空。炸弹立即在高空中带着呼啸的声音落下来了,一时间喊声震天,哭声叫起,房屋倒了,还有燃烧弹,瞬间城里一片火海。毫无防备的贵阳,毫无躲避轰炸经验的平民,这次突如其来的野蛮大轰炸,其损失之大,死人之多,真是难以笔墨形容的。很多人家全家被炸死,我的一位王姓同乡在贵阳开了一间饭店,全家被炸死,只有一个儿子下乡采购,幸免于难。我的一个亲戚在中华南路开的瓷器店,全部炸毁,他们一家人只好检点没炸坏的碗和汤匙摆着摊子,卖点钱生活。

1939年贵阳的“二·四”大轰炸,给贵阳人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2月9我们由贵阳乘汽车到重庆,此时重庆是战时首都,中央政府各机关都已迁到这里。市面上显得很繁荣,我们临时住在江北县的公园里。在重庆休息了十天,我们乘轮船沿嘉陵江上溯至合川县,然后弃舟登陆,步行,经安居、安岳、简阳而到达成都,大约于三月上旬,我们经过了长途跋涉,行程五千华里,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成都。

    到成都后,我们驻在北门马镇街叙属联立中学的校舍,继续训练。时间短,学习紧,19398月我们毕业了,我和儿位同学———同分发到重庆白市驿空军第二总站无线电台工作。

我在白市驿电台只工作了三个月,因为我抱有远大的理想,为了国仇家恨,我要投身革命的黄埔,去学习御敌的本领,我每天工作之余,加紧复习功课,以备投考黄埔军校。

193912月,我盼望了很久的军校成都本校十七期在重庆招生,我很兴奋地报了名,并通过两天的笔试和面试,我终于被录取了。记得面试的时候,考官是陈鸿侠教官,他问道:“你为什么要投考军校?”我回答道:“日本鬼子侵略我国,杀害了我的父亲,为了国仇家恨,因此我立志投笔从戎,学习杀敌的本领,将来上战场与日寇做殊死的拼杀,为国家雪恨,为父亲报仇。”

    “你知道吗?军校的训练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你能坚持下去吗?”陈教官问着。

    “我不怕吃苦,为了国仇家恨,我一定要进军校。”我表示了坚定的决心,陈教官用嘉许的眼光看了我——眼,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

    19401月上旬,我们这批由重庆考区录取的新生二百余人,被通知到重庆磁器口集中,沿着成渝公路经青木关、来风驿、荣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龙泉驿、成都徒步行军,行程约四百公里,共走了半个月,于一月中旬到达了了成都本校。

当我们的队伍走进军校北校场校本部时,举头一看,一付对联竖立在校门两侧。

上联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啊!这才真正是革命的黄埔,我们每一个人都抱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心,面对眼前的对联,我们认为是可以做得到的革命行动。当天我们被安排住在西门外青羊宫和二仙庵两处寺庙,即开始人伍前的预备教育。

19404月军校17期一总队的新生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了成都,415日举行开学典礼,校长蒋中正亲自出席了开学典礼。学制为二年制养成教育,其中前半年为人伍生教育,后一年半为学生教育。在人伍生教育阶段,实施的是新兵教育,这段期间没有假日,训练生活十分艰苦,训练内容主要是制式教练,器械体操,野外演习,摸爬滚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学科有政治,外语、国际形势。

六个月人伍教育期满后,进行分科考试,我被分配到炮兵科学习。

升学后,在生活方面有所改善,每月拿下士的饷,发了黄呢军服,马靴,佩戴着“军校”“学生”的园领章,礼拜天可以放假。学生教育阶段是学科术科并重,学科方面有四大教程,即军制学、战术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有典范令,即炮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另外还有兵器学,化学、物理、法律、经济、战史研究等。

我还自学了《孙子兵法》和英语。

术科方面是炮操、实弹射击、骑术、测量、劈刺、野外演习。

原来军校学制是四年,战时因为前方急需下级军官,因而将学制缩短为二年,但仍要学完四年制的全课程,因此学习十分紧张,生活血很艰苦,但是没有人叫过苦,同学们都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沉浸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

    1942年4月15,我们17期一总队的学生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上,我们每人被授予了一把佩剑,剑柄上刻着“不成功,便成仁”的金光闪闪的字,并佩上了少尉肩章和挎上了标志军官身份的系斜皮带。同学们摩拳擦掌,等候分配的命令,奔赴抗日前线。

    19426月,分发命令到了,除一小部份同学留校外,其余全体同学都分派列全国各个战区的作战部队里,我和十多名同学被分派到湖南九战区七十四军,该部参加江西上高会战才下来,驻扎在湖南衡山县整训,我和同学们经重庆、贵阳、桂林到达了湖南衡阳报到,回忆19387月我流亡到衡阳,曾几何时,今天我再次踏进衡阳城时,我已由一个流亡学生成长为一个青年军官,马上要到前线参加抗战了。

五,抗战中汪吉佑曾经血战三湘

我们以必胜的信念抗战到底

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 



我在汪吉佑家吃饭。汪吉佑是上尉,我是下士军衔。听他的。

 

我在汪吉佑家吃饭,我发现,他家的伙食非常简单。而且,剩饭,一定要吃。

汪吉佑的儿子在文革中备受冲击,得过精神病。他说话声音很大,笑的也敞亮。我观察,他应该是病愈了。汪吉佑说,每月还要给他钱,要不然,他不能生活下去。怎么办?

饭后,汪吉佑老人接着回忆:

1942415,黄埔军校17期一总队的学生毕业了。我佩上了少尉肩章,挂上了军官的斜皮带,脚上穿着马靴,威风凛凛。前后不过四年,我已从一个流亡学生,被教育成为一个青年军官了。

    分发工作的时候,同学们先填志愿,有一部分同学留校,而我因为父仇不共戴天,请求分派到前线部队。结果我被分派到驻在湖南衡阳的74军,一同分到74军的同学共30多人,其中炮科11人。除梁振维同学因迟到即直到军部报到,留在军部参谋处任见习参谋外,我们炮科10人即到军部炮兵团报到。炮兵团长金定洲少将接待了我们,金团长对于我们自动请缨奔赴抗日前线十分嘉许,表示热烈的欢迎。当即将同学们分到各连,,我被分到第一连任中尉观通排长,我的好友方雅南分在第二营第五连。其余同学也纷纷下了连队。

    观通排负责阵地测量,敌情观测,战场通信联络,射击指挥,是连长指挥炮兵作战的重要助手。平时负责训练观测兵、通信兵。在这个排的军士及列兵,均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都是挑选上过中学的兵士。战备训练中,要教他们使用剪形镜、测距镜、方向盘等观测仪器。还要教三角函数,查米位对数表,这都是作战时计算射击诸元必须使用的方法。

    刚到时,炮兵团驻防在衡阳白鹭坳,这时炮兵团正是在参加上高会战之后,来到这里整训的。我每天都要率领观通排的士兵在附近丘陵地带演习观测、通信,二连观通排长名王福厚,是16期的,三连观通排长是罗修府,是我同期的,我们三人每天率领士兵演习,彼此关系非常融洽。

19433月下旬,宜昌之敌调动频繁,有向鄂西进犯的企图,74军奉令北上到到达常德。四月下旬鄂西会战全面打响,我们一营奉命配属51师,从常德二里岗驻地出发,经临澧、澧县、津市到达藕池口以西一线,迎击来犯之敌。我们一营是山炮营,三个连各装备苏式762山炮四门。山炮是最适应山地作战的炮型,每门山炮可以分解成为八大件,由骡马驮运,非常灵活,适合在山地作战。但到了湖泊河川纵横的地区,就得靠人力来抬运。但抗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遇到这种情况,当地政府会自动给我们派民工帮助我们抬运火炮,遇到没有桥梁或渡船的小河,还要涉水过河,为了抗日打鬼子,民工们肩膀压肿了也毫无怨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我内心无比的激动,我心中默默地在喊着:

“爸爸!我马上要和日寇交锋了,我一定要以百倍的勇敢投入战斗,为您报仇。”

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一个箭步跃上了长江大堤,从望远镜中观察敌人的动态。

下午三时,步兵部队与敌人接上了火。我营12门山炮进入阵地,向敌阵地猛轰。激战到六点钟,我们炮兵趁黄昏之际,全部转移到新的阵地。营长有命令,每个阵地发炮不得超过四小时,就要转移新阵地,在夜幕将临之前做好第二天的战斗准备。

我们每天变换一个阵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清我们炮兵的位置,只是漫无目标的在夜间向我方炮击,炮弹纷纷落在我们背后的树林里。这样的战斗持续了一周,529日,我军大捷,收复了渔洋关等军事要地。日寇伤亡惨重,只得退回宜昌。我74军也撤回常德、桃源一带休整。我炮兵营回到澧县那天,正好是端午节,沿路民众,听说是国军胜利归来,家家户户都摆上粽子白糖来招待国军。

    我炮兵团驻扎在常德斗姆湖,我们一营驻在裴家码头。立即开展练兵,枕戈待旦,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

日军在鄂西会战失利后,衡量当时二战中期的情况,盟军即将全面反攻,为了争取主动,集中了八个师约十万兵力,妄图侵占我湘北军事重地——常德。

我军严阵以待,由24集团军总司令统率18军,73军、74军、32军、75军、94军共约十个军布防于长阳、石门、安乡为第一线。调24集团军副总司令王耀武率74军及100军为第二线固守常德、桃源、益阳、宁乡。100军为总预备队,驻防于常德、益阳、安化之三角地区。具体的战场区分;军部及直属部及51(师长周至道)驻扎于桃源一带,57(师长余程万)及军炮兵团(缺二营因系野炮营,不便山地作战,仍留驻衡阳,1944年夏配属于第十军守卫衡阳。)守卫常德,58(师长张灵甫)布防于益阳一线,为右翼部队,除支援守常德部队外,还须注意岳阳南下之敌。

此时日军已突袭占领了桃源、安乡、汉寿,对常德城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日寇意图趁此消灭我常德守军。但是,却遭到我守城部队57师的顽强抵抗,常德屹立不动。1110日起,敌机对我常德城开始猛烈轰炸,部分工事被毁,战士们利用晚间,迅速修复工事。我军炮兵全部进入阵地,测定好射击诸元(即方向、距离、高低),枕戈待旦。

19431116日以后,城郊战斗激烈。当时170团防守西门外沼泥湖,连长上官英指挥战,并迅速构筑工事。余程万师长由该团团长孙进贤陪同来阵地视察,并对上官连长说:“本师为保卫常德战略重地,沼泥湖阵地的坚守,对常德保卫战,至关重要,希望你连务必死守,要有勇猛杀敌的精神,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上官连长听了师长的话。即慷慨回答:“我代表全连官兵表示决心,请师长放心,以后战况不论如何惨酷,只要一息尚存,一定与敌人血战到底。”

 沼泥湖的战争打响后,敌人在黄土山集结一个加强大队,挟其武器优良,火力强大,先是六架飞机配合山炮、迫击炮,对我阵地进行猛烈轰击,炸弹、炮弹纷纷落在我们阵地内外,企图摧毁我军阵地,用炽盛的火力,掩护其步兵向我阵地猛扑过来。我军倚靠既设的掩蔽的碉堡,组成严密的火网,乘敌人冲到我最有效的射程时,便从碉堡内射出炽盛的火力,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敌人纷纷中弹倒地。日军为了夺取沼泥湖,连续七昼夜进行了九次攻击,均被我强大的火力网所制压,不曾前进一步。阵地前倒下的日军尸体,横七竖八,不计其数,只得后撤。几天来硝烟弥漫的阵地,这时才沉寂下来,我军官兵赶紧整修工事,准备迎接敌人再次的攻击。果然,只半天的时间,日军又开始炮轰我们阵地,当敌人发现我阵地前的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已被炮弹炸成了几道缺口时,立即施放毒气弹和烟幕弹,马上要向上官连阵地发起冲锋。

上官连长是久经沙场的勇将,立即命令三位排长,全连官兵迅速集中,准备集束手榴弹,上刺刀准备和敌人肉搏战。他们刚准备就绪,敌人就冲上来了。刹时间,阵地上手榴弹的爆炸声,我军的喊杀声。日军被炸伤后哇哇的哭叫声,响成一片。全连的官兵们,决心遵照余师长的命令,与阵地共存亡。敌人的冲锋终于失败了,但上官连长的三位排长都阵亡了,全连百余士兵连上官连长在内只剩下七个人了,上官英是我好友,是他告诉了我战斗经过。

1116日,我城外的据点均被日寇抢占,敌人开始对常德城猛攻,进入到我炮兵的射程,金定洲团长一声令下,众炮齐发,打得敌兵人仰马翻,狼狈后退。这时57师步兵部队的机关枪、迫击炮、掷弹筒组成严密的火网,杀得日军尸横遍野。尽管日寇每天都组织进攻,还派狙击手打死了我军的观通排长田少猷。

但直到1120日,每次的进攻都被我们击退。21日起,日寇又调来海军陆战队,百余艘舰艇,从洞庭湖方向前来增援。为了争夺城外每一个据点,往往形成拉锯战;白天敌人攻占的据点,晚上又被我守城勇士奋勇夺回,因为他们深知,要保卫常德城,首先必须守住城外的据点。至24日,日寇以伤亡惨重的代价,战领了城外的据点。

 

六,坚守常德·弹尽粮绝

 

攻打常德的侵华日军在行进中


 

国军官兵奋勇抵抗日军的进攻

57师全体英勇官兵,坚守常德城20余天,到11月底弹尽粮绝,此时日寇更对城内施放毒气,并派飞机飞临常德上空投下劝降书,被我官兵撕成粉碎,全城官兵准备巷战。炮兵在巷战中不能起作用,于是我们取下炮闩,卸下瞄准镜,拆卸炮筒、炮架,将其全部埋人地下,炮兵官兵们将阵亡将士的步枪取过来,子弹进膛,随时准备参加巷战、肉搏战。

19431130日,我和二连观通排长邹秉守在掩蔽部里,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饿了就喝冷水吃点炒米。忽然两个传令兵笑嘻嘻地跑进来,解开一包糕饼,原来是他们从糕饼坊找来的,我俩相视大笑,立即狼吞虎咽地饱吃一顿。

122日,东门北门二处城墙被敌突破,敌我在城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一街一巷都要经过激烈的战斗,每条街都有战死的日军和我们的战士,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余程万师长见守卫战已到了最后关头,决定突围。他命令170团柴团长率领师部及其他残留士兵与炮兵团人员一起突围,师长自己率领残存的二百余人掩护突围。柴团长受令后即大义凛然地说:“师长一身系我军安危,必须突围出去求援,我当率领部队坚守阵地,以待援军。”说完,即举手高呼:“守城的战士们都随我来。”即率领战土们去寻敌人拼杀。

123,常德陷敌。柴团长及所率官兵,全都为国牺牲。

余师长率领炮兵团二百余人从南门突围,沿途都有敌人封锁,包括炮兵三营何营长在内的许多战士就是在突围中牺牲的,还有二十余人被俘,其中有少校连长侯存义,上尉连附孙国棠,排长杨瑞卿等。他们被俘后日军将他们送到湖北沙洋集中营,关在一个黑牢里。侯存义后来逃跑了,孙国棠逃跑未成,被日寇抓回去,绑在树上,敌人用刺刀把他活活刺死,惨不忍睹。此次常德会战,我三营营长何曾佩、副营长余云程、连长兰玉林、连长郑德辉、连附褚敏玉等均壮烈牺牲。

副总司令王耀武(74军军长)率领51师及100(军长李天霞)1126日收复桃源,122日实施反包围作战计划的各路大军,已迫近常德,3日侵占常德的日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124日我军紧缩包围,对常德展开猛烈的反攻,在我陆空军联合强大攻势下,日军终于全面溃退,129日常德收复。是役击毙敌军赤鹿里,滋田睐四郎两个师团长,歼敌四万余人。我军73军暂编第五师师长彭士量在守卫石门时,奋勇身先士卒,在激战中被弹片击中而光荣牺牲。彭师长牺牲后,从他的衣袋里发现他生前寄给妻子的遗书:

“余在军中,虽居师长之职,然余素来廉洁自持,除本人俸饷之外,别无收入,余如作战牺牲,望吾妻刻苦自持,节俭持家,为余抚养子女成人……”

临终前预留遗嘱,体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品德,彭师长殉国后,其部下在湘西山区,购得珍贵的阴沉木,为他制棺收殓,并在沅陵开了追悼大会,国府颁赐了青天白日勋章。彭士量师长黄埔四期毕业,北伐东征,屡立战功,不意牺牲于常德会战。

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445月湘北敌又蠢蠢欲动,其企图有二;一是再西犯常德,二是南下取长沙攻衡阳。我74军再次受命固守常德,牵制敌人南下。我炮兵一营配属51师占领德山,此处距常德约十华里,临靠沅江南岸,群山起伏,地形险要,对常德居高临下,与之构成犄角之势。正当我军占领阵地,严阵以待时,日寇忽然改变方向,大军南下,其主力于618日攻陷长沙,并趁此一鼓作气,南下进攻衡阳。

728日我74军奉令南下解衡阳之围,限令七天七夜急行军赶到衡阳西门外鸡窝山前线,攻击占领该山的日军。炮兵一营接到命令,按照军参谋处的指令,尾随军部经马迹塘、娄底、水东江于84日晨到达衡阳外围鸡窝山前线。当日我即率领观测军士布置测量射击诸元,连附刘亚中,指挥四门山炮迅速选择放列阵地。一切战斗准备做好了,我炮兵立即向鸡窝山3066高地猛轰,守候在山头的日军被我们12门大炮连续猛轰,躲在掩体内不敢伸头,我51师的步兵立即抓住战机,像猛虎一样向山头冲锋,敌人抵档不住,立即后撤,我步兵跟踪追击。我也率领观测班的士兵,跟在步兵后面,绕上山头,将战果向纵深发展。

山头上除了东倒四歪的敌兵尸体外,再没有潜伏的敌兵。我俯身看看敌兵的尸体,发现死者都很年轻,但是每一个尸体上都砍掉了一只手,原来敌人对来不及运走的尸体,便将每一尸体砍下一只手,写上阵亡者的姓名,送回日本后交给他们家属做为阵亡的证据。真正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这正是侵略者的下场。我触景生情,也即兴吟诗一首,以表达自己胜利的喜悦。

鸡窝山下炮声喧    战士高歌奏凯旋。

樱花依旧年年放    深闺但见一手还。 


七,汪吉佑参加衡阳保卫战




国民党抗战将士抱着和侵华日军血肉相拼的英雄气概上前线

侵华日军准备向我军阵地进攻

 

当我74军战士不顾七天七夜急行军的疲劳于85口一鼓作气攻下了鸡窝山,而我们右翼部队58军却迟迟未能击败当面的敌人而与74军配合。

当时衡阳西线的援军,统由58军军长鲁道源指挥,因此未能协力给当前的敌军以致命的打击。而此时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在苦守了衡阳城47天之后,早已人员伤亡过半,弹尽粮绝,86日方先觉军长不得不下令突围,门己则留朴械内继续指挥战斗。

88日方先觉军长向蒋介石;发电:“此生已矣,来生再见!”当即举枪自杀,被卫士打掉他的手枪,方军长自杀未遂,即被日军所执,押到日军司令部转送南京,日寇多方劝降,方军长宁死不从。后来经过很多波折,方军长在部下的帮助下,逃至衡山郊区约五十公里的井头江,当时任衡阳县长的王伟能(黄埔六期),知道方先觉逃出虎口,即亲自来迎接,并派一排自卫队护送到祁阳县黄土铺。当时任四方面军司令的王耀武,派63师副师长夏建寅率兵一连来迎接方先觉,方军长才得脱险,并转赴重庆见蒋介石去了。

自抗战以来,孤军守城47天,对于装备处于劣势的第十军来说,确实是不容易的。可惜由于将帅不和,友军配合行动不能一致,坐失了解衡阳之危的良机。这种情况,60多年年后的今天,想起来还是很痛心的。

衡阳既已失守,我74军立即挥戈西去,除留下57171团守卫邵阳,以防日寇占领衡阳后西犯,企图攻下邵阳与衡阳成为犄角之势。我57171团是守常德的主力军,团长杜鼎是湖北襄阳人。黄埔六期毕业,是一员勇敢善战的虎将。我炮兵一营留下第三连协同守卫邵阳,我炮兵团则奉令驻怀化榆树湾整训。

我营奉令驻扎于石门,距榆树湾约十华里,榆树湾是湘黔公路一个小镇。公路向北通沅陵,东接邵阳,在军事上是一个交通要道。在这小镇上有我在空军受训时一个要好的同学的父母和他的弟妹们都住在这里,而且开了个小店“生活商店”做点小生意糊口。我的部队驻扎在此,我便经常到他家,这一年春节,我受他家邀请到他家过年。这一段生活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很难得,这年(1944)春节没有战事,我们这支抗日铁军,得以在湘西过了一个平静的春节。同学的父母热情而诚挚地邀请我到他家过春节,我向营长请了三天假,他很高兴地批准了。

同学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大妹妹那年17岁,在沅陵女中上高一,正是豆蔻年华的小家碧玉。虽然长得不算漂亮,但少女的风韵还是很吸引人的。她对我很好,总是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我,即使没有温言絮语的倾诉,我也知道她内心里想说的话。当时我是一个青年军官,随时要上前线作战,随时可能为国牺牲,如果过早的成了家,万一牺牲了,便会给年轻的妻子带来终身的痛苦。常德会战中,我的同学田少猷新婚才三个月,却不幸被日寇的阻击手打死了,看到这种不幸,于心何忍。所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观点,使我抑止了这蓦然而来的蒙胧的爱情。

这次榆树湾的整训,是我参加抗日战争以来最长的一段休整时间,我藉此机会读了些书。还给军部办的《辉煌杂志》寄了文章和诗词,都刊登了,我记得写过一篇有关炮兵作战的技术性文章“炮兵交会法决定射向”也被刊用了。同时还与在空军学习时的好朋友马继亭恢复了通信。这时马君在贵阳农本局福生黔庄工作,待遇很高,而他只单身一人,他父母及胞兄马继志都在沦陷区上海。当时我母亲带着一弟一妹也住在贵阳,生活很困难,而我在军队里只是一个下级军官,薪饷很少,又因战场行踪不定,也难得有钱给妈寄去。当马继亭得知这个情况时,立即给我写信说:“你的母亲就如同我的母亲,以后她们三人的生活费由我负责,你安心在前方杀敌吧!

接到挚友马君的信,我大感欣慰,从此我在前方打日本鬼子,不必再顾虑母亲的生活了。马君以后就每月给我母亲送钱去,还为母亲购买柴米,直到抗战胜利,母亲由我长兄送回家,他才没再寄钱。抗战胜利后,我到南京受降,马继亭也回到上海家海会见马君,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八,汪吉佑参加湘西会战

 


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抗战将士为国血战


抗日战争中国军抗战将士在冲锋陷阵奋勇杀敌

 


左是汪吉佑。右,上,为周北辰夫妇。周北辰进监狱20多年。是历史反革命。

 

 

湘西会战中国民党抗战部队的宣传画

1945年的夏天,由于德意在欧洲战场的失败,日寇已成强弩之末,因此狗急跳墙,做垂死的挣扎,悍然向我湘西进军,轻装出击,扬言十天要拿下贵阳。

当时湘西战场的指挥官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将军,参加战役的部队计有74军、79军、100军、73军、18军、58军、新六军(由远征军调来湘西,做为战区总预备队)等共二十个师。

参战空军飞机百余架;其中本国空军第一、二、三、五共四个大队,另有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因此湘西战场制空权一开始就掌握在我军手里。

湘西会战的战场在雪峰山沿线,南起武冈县,北至新化县。战场在湘西的山区,地形险峻、易守难攻。这次的湘西会战是抗战八年最后一次激烈的会战,由于我军准备周到,参战部队均为精锐之师。

日军参战的部队共有五个师团;即116师团、34师团、68师团、20军、12军。

大约49日,日寇从益阳、邵阳、东安向我湘西地区发动猛烈进攻,我军早已做好战斗准备,全军同仇敌忾,决心将来犯的日寇彻底消灭在阵地前。7457171团奉令在洞口与江门之间布防。江口东的青岩山下,湘黔公路从山下经过,日寇想要西进,必须争夺青岩,这时171团团长杜鼎将团指挥所设在青岩的主峰,居高临下,自己防区内的情况,一目了然,守卫青岩主峰的是二营五连,连长周北辰,江西南昌人,黄埔军校17期生,与我既是黄埔同学,又是同乡,我与他私交甚好。恰好我奉令率领两门山炮,协同他们作战,我将山炮选好了隐蔽阵地,将观测所选在青岩山头,紧靠着五连的指挥所,以便步炮联系。

湘西会战的序幕揭开了,日军全面向我阵地猛攻,青岩更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从战术上讲,日寇只要拿下了青岩,他的主力部队便可以通过湘黔公路,向贵阳进军,以期与从广西北进的日军在贵阳会师。战斗打响了,日寇不要命地向我阵地猛攻,但是制空权掌握在我方;我们的飞机不停地在上空盘旋,接受地面部队的指挥,日寇冲到哪里,炸弹就落在哪里;我的两门山炮,周连长亲自操纵的轻机关枪,战士们的步枪和手榴弹,构成了火网,一齐向敌人呼啸飞去,打得鬼子们哇畦乱叫,抱头鼠窜地溃退回去。

这时我从望远镜中发现日寇约40多人,从左前方向我阵地匍匐前进,周连长也同时发现了,他喊着:“吉佑!那边有鬼子的生力军来了,赶快开炮打!

我立即在电话中对炮兵阵地发着口令:“榴弹!瞬发信管,向左五,二千四百米,待命放。”阵地回电话“准备完毕”。我看准时机,对话筒里喊了一声“放!”,但听轰的两声,两颗炮弹落在敌军队列中,把鬼子兵打得落花流水,纷纷后退。

周连长高兴得竖起大拇指:“吉佑!你这两炮打得硬是要得!”

晚上敌趁我空军不好活动之时,又摸黑来袭我阵地,一个鬼子兵摸到了周连长的掩蔽部,鬼子戴着手套来拖机关枪。周连长大喊:“副营长!我的机关枪被鬼子拖住了。”

石盛荣副营长大喊一声:“龟儿子!等老子来收拾他”。他端着冲锋枪跳出战壕,‘哒哒哒……”一梭子弹扫过去,拖机枪的鬼子报销了,后面的鬼子也吓跑了。

整个湘西战场,每一个山头,每一个据点都是这样和敌人拼搏的。虽然每一次的战斗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鬼子的伤亡比我们更惨重。

1945510日进犯湘西的日寇部溃退了,敌人“十天攻占贵阳”的梦想彻底破火了。

正在清理战场的时候,盟军麦克鲁将军来到湘西战场视察,他在战斗最激烈的青岩山头听取了周北辰连长有声有色的汇报,他十分高兴地拍着周连长的肩膀说道:“ good boy! Good boy”他为了表彰周连长对湘西会战大捷所作的贡献,代表盟军总部授予周连长美军的级银星勋章和白山勋章各一枚。

周北辰连长在育岩血战七天,为湘西大捷立了大功,报纸杂志纷纷刊登了《抗日英雄周北辰》的报导,我也写了一篇《血战青岩》的文章刊登在和平日报上。19458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74四军和新6军受命由芷江乘飞机到南京受降。

沦陷区的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无不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张灯结彩,欢迎国军。络绎不绝的记者,纷纷到各师采访。有一位孙永年小姐那时正好高中毕业,人品十分秀丽,她也随记者采访了周北辰连长。她看见少年英俊的周连长,再听厂池打日本鬼子的英勇机智,对周北辰连长又敬又爱,在不断地交往小,周北辰连长与孙永年小姐于19471116日在南京曲园酒家举行了婚礼。

无数的黄埔青年军官,他们都抱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思想而血战沙场。现在抗战胜利了,他们也应该有个家,过点温馨幸福的生活,没有人再愿大打内战了。基于这种思想,于是我决定结束戎马生涯,自学建筑技术,参加到祖国大建设行列中去,为人民立新功。

 

九,关闭三重门·抗战历史渐行渐远


国民党抗战将士所作出的牺牲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一部分

 


194599在南京受降日军仪式上签署投降书的日军军官

 

降书

 

采访汪吉佑先生,不断地电话问询他不明白的问题。(今天,是2010-9-8。)

我感到,历史的三重门,在汪吉佑等抗战老兵前,正在悄悄地关上。

这“三道历史的大门”是这样的:

 

一,采访亲历抗战老兵的大门,正在悄悄地关上。这不是人为的,是自然界的永恒定律:人老了,自然消失了。我十年前出版《最后一批人》时,就告诫公众,他们按照自然规律,将悄悄谢世;走进历史博物馆。

 

二,20109月民政部发放抗战老兵补贴的范围通知。该文件详细说明了,是:

抗日老战士并非指必须参加抗日战争,而是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各地游击队的老战士和从事地方工作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等。

再说“登记”,国民党在押人员,凡是在监狱住过的都有“登记”。

再说:“他们多年来一直享受着国家定期发放的补助。”这是共产党系统的老兵。国民党抗战将士几乎没有领到过补助。

 

三,抗日战争胜利65年的纪念幕布,在万众瞩目中缓缓拉开。无尽的苍穹中早已写下这样的字幕:不发国民党抗战将士因为参加抗日战争而特别制作的证章。

抗日战争胜利65年了,不发这样的证章;说明,以后,国民党抗战将士们将永恒没有这样的机会,领到中国政府、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颁发颁发的证章了。

 

下面是20109月,民政部向全国颁发的文件:

 

20109月民政部发放抗战老兵补贴的说明

 

民政部解释:“在乡抗日老战士”有特定范围
  “在乡抗日老战士”如何划定范围?民政部优抚安置局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乡抗日老战士指的是在193777日至194592日期间入伍,目前健在的农村的抗日老战士。
  抗日老战士并非指必须参加抗日战争,而是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各地游击队的老战士和从事地方工作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等。
  “在乡不是以现在农村户口为准,而是按当时退伍回乡登记来算的,如果当时回乡,现在是城市户口的也包括在内,但当时复员去了城镇,现在却是农村户口是不包括在内的。因为当时情况是一次性转业,去农村的是一次性给粮食补助,去城镇给安排工作,城镇这部分人现在大部分退休。”这位负责人解释说。
  在乡抗日老战士共12.3万人 每年要进行数据更新
  据了解,目前在乡抗日老战士全国共有12.3万人。民政部对这部分人员建有专门数据库,并根据地方民政厅民政局每年报上来的最新数字进行数据库更新,死亡人员人将从数据库中去除。
  “一次性发放补助金主要目的是为了体现党和国家对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老战士的关怀。”这位负责人说,“这部分人目前大多是80多岁了,如果定期给他们长几十元意义不大,不如一次性发放,可以解决当前的一些实际困难,而且只发给本人。”
  中央补助加地方财政 每人每年达5000元以上
  关于补助标准,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在乡抗日老战士,是在乡复员军人的一种,除了此次每人一次性发3000元外,他们多年来一直享受着国家定期发放的补助。款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中央财政补助一部分,其他由地方财政负责。中央补助标准根据地域不一,东部七省市每年2932/人,中西部其他省市是每年3422/人。地方财政补助并无硬性要求,标准是要达到或略高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目前最高的加起来达到6000元以上,最少有5000元。
  据了解,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的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是中央财政拨出的专款,只发给本人。如果本人去世,配偶并不在发放范围。

 

汪吉佑老人,90岁,在抗日战争中,身经百战。抗战胜利,他作为7457师的炮兵连长,亲历了194599日在南京的受降日军仪式。1945915日,他作为炮兵上尉军官,带领他的部队,参加了在镇江举行的受降日军仪式。

作为媒体,从来没有一家电视台、报社、杂志社的记者采访过他。

汪吉佑老人目前思维敏捷、记忆过人。“三重门”虽然在他面前关上两道了;

他无缘领取抗日战争胜利证章,他无缘抗日战争的抚恤金、补助金。

但是,抗日战争历史口述史的大门,在他面前还没有关上;您上只要向前迈一步,就可以握住这双曾经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作过战、流过血的手!

 

(采访汪吉佑先生,是上海的杨琦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此,我给杨琦鞠躬致谢!)

 

2010-9-8   稍微有改编,再次发表于:2016-1-10

 


 

都是三枚美国勋章惹的祸

$
0
0


1945年何应钦和美军顾问在抗战前线


侵华日军准备和中国军队作战


抗战老兵汪吉佑先生给我讲他战友周北辰的故事

 

一,抗战铁血战友情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上海的小杨又介绍我采访了抗战老兵汪吉佑。

90岁的抗战老兵汪吉佑住在江苏南通,他不谈自己,而是谈到战友周北辰。

抗日战争中,我国牺牲军人380万人。其中,中国政府军牺牲321万军人。

汪吉佑在抗战胜利前的军衔是中校军衔,这位国军抗战老军官向我如数家珍:

抗日战争中,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金。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汪吉佑中校(抗战胜利后军衔)说:抗战的正面战场,无数政府军官兵迎着日寇的炮火奋勇前进、英勇拼杀、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90岁的汪吉佑老人,向我介绍的战友周北辰在抗战中的事迹就是这样的:

 

90岁的抗战老兵汪吉佑老人回忆:

19454月中旬,当时日军发动湘西会战,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拿下贵阳,直捣重庆。可是却在湘西遭到我军的顽强抵抗,全军溃败。”当时;周北辰任7457171团第五连连长,他奉命守湘西群山中的青岩,血战七昼夜,终于打退了来犯的敌人,促成了湘西会战的胜利。湘西大捷之后,何应钦将军陪同盟军的麦克鲁将军等一行,于520日上午7时乘直升飞机到达湘西前线视察,并特别来到战争最激烈、死伤最多的青岩,向坚守青岩血战七昼夜的周北辰连长询问战斗实况。周北辰连长当即向将军们汇报了战斗的经过,周连长说得有声有色,引起了麦克鲁将军的兴趣。麦克鲁将军当即大拇指一竖,伸手拍着周连长的肩膀,连声说道:“good boy good boy”麦克鲁将军当即代表美国政府授予周北辰连长金星勋章和银星勋章及自由勋章。

当时战地新闻记者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并向全国发了新闻。报上有麦克鲁将军在青岩阵地上和周北辰的一张握手合影。

万万没想到,这三枚由美军颁发的勋章事后让周北辰入狱25年!

90岁的老兵汪吉佑老人回忆,他当年采访周北辰夫人孙永年的情景:

孙永年对我说:“……这张旧报纸纪录着我丈夫在抗日战争叫中极为珍贵的史料,是他一生中的闪光点,我把它当珍宝似的收藏着,既然是公安局来要,我只好恋恋不舍地交给了公安局,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念着那张报纸和丈夫血战于枪林弹雨中得到的勋章。交出了报纸和勋章,我一直在想,在我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这些珍贵的纪念品了。但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九八三年周北辰平反回到南京与亲人团聚的时候,我通过在台湾北辰的同学刘介曙中将向美国国防部申请补发,美国防部查出了原来的档案,立即将我丈夫被没收的三枚勋章补发了。可惜这三枚勋章补发到手的时候,北辰已因病于1991年逝世了。 ”

 

那么,90岁的抗战老兵汪吉佑,和周北辰是怎么相识的呢?汪吉佑向我介绍:

“连长周北辰,江西南昌人,黄埔军校17期生,与我既是黄埔同学,又是同乡,我与他私交甚好。恰好我奉令率领两门山炮,协同他们作战……”

90岁的汪吉佑慢慢向我介绍:

1945年的夏天,由于德意在欧洲战场的失败,日寇已成强弩之末,因此狗急跳墙,做垂死的挣扎,悍然向我湘西进军,轻装出击,扬言十天要拿下贵阳。

当时湘西战场的指挥官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将军,参加战役的部队计有74军、79军、100军、73军、18军、58军、新六军(由远征军调来湘西,做为战区总预备队)等共二十个师。

参战空军飞机百余架;其中中国空军第一、二、三、五共四个大队,另有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因此湘西战场制空权一开始就掌握在我军手里。

湘西会战的战场在雪峰山沿线,南起武冈县,北至新化县。战场在湘西的山区,地形险峻、易守难攻。这次的湘西会战是抗战八年最后一次激烈的会战,由于我军准备周到,参战部队均为精锐之师。日军参战的部队共有五个师团;即116师团、34师团、68师团、20军、12军。大约49日,日寇从益阳、邵阳、东安向我湘西地区发动猛烈进攻,我军早已做好战斗准备,全军同仇敌忾,决心将来犯的日寇彻底消灭在阵地前。7457171团奉令在洞口与江门之间布防。

江口东的青岩山下,湘黔公路从山下经过,日寇想要西进,必须争夺青岩。

这时171团团长杜鼎将团指挥所设在青岩的主峰,居高临下,自己防区内的情况,一目了然,守卫青岩主峰的是二营五连,连长周北辰,江西南昌人,黄埔军校十七期生,与我既是黄埔同学,又是同乡,我与他私交甚好。恰好我奉令率领两门山炮,协同他们作战,我将山炮选好了隐蔽阵地,将观测所选在青岩山头,紧靠着五连的指挥所,以便步炮联系。

湘西会战的序幕揭开了,日军全面向我阵地猛攻,青岩更是日军攻击的重点,从战术上讲,日寇只要拿下了青岩,他的主力部队便可以通过湘黔公路,向贵阳进军,以期与从广西北进的日军在贵阳会师。战斗打响了,日寇不要命地向我阵地猛攻,但是制空权掌握在我方;我们的飞机不停地在上空盘旋,接受地面部队的指挥,日寇冲到哪里,炸弹就落在哪里;我的两门山炮,周连长亲自操纵的轻机关枪,战士们的步枪和手榴弹,构成了火网,一齐向敌人呼啸飞去,打得鬼子们哇畦乱叫,抱头鼠窜地溃退回去。

这时我从望远镜中发现日寇约四十多人,从左前方向我阵地匍匐前进,周连长也同时发现了,他喊着:“吉佑!那边有鬼子的生力军来了,赶快开炮打!

我立即在电话中对炮兵阵地发着口令:

“榴弹!瞬发信管,向左五,二千四百米,待命放。”

阵地回电话“准备完毕”。

我看准时机,对话筒里喊了一声“放!”

但听“轰”、“轰”的两声,两颗炮弹落在敌军队列中,把鬼子兵打得落花流水,纷纷后退。周连长高兴得竖起大拇指:“吉佑!你这两炮打得硬是要得!”

晚上日寇趁我空军不好活动之时,又摸黑来袭我阵地,一个鬼子兵摸到了周连长的掩蔽部,鬼子戴着手套来拖机关枪。周连长大喊:“副营长!我的机关枪被鬼子拖住了。”

石盛荣副营长大喊一声:“鬼儿子!等老子来收拾你”。他端着冲锋枪跳出战壕,“哒哒哒……”一梭子弹扫过去,拖机枪的鬼子报销了,后面的鬼子也吓跑了。

整个湘西战场,每一个山头,每一个据点都是这样和敌人拼搏的。虽然每一次的战斗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鬼子的伤亡比我们更惨重。

1945520日进犯湘西的日寇部溃退了,敌人“十天攻占贵阳”的梦想彻底破灭了。正在清理战场的时候,盟军麦克鲁将军来到湘西战场视察,他在战斗最激烈的青岩山头听取了周北辰连长有声有色的汇报,他十分高兴地拍着周连长的肩膀说道:

good boy! Good boy

盟军麦克鲁将军为了表彰周连长对湘西会战大捷所作的贡献,代表盟军总部授予周连长美军的金星勋章和银星勋章及自由勋章。

 

周北辰连长在青岩血战七天,为湘西大捷立了大功,报纸杂志纷纷刊登了《抗日英雄周北辰》的报导,我也写了一篇《血战青岩》的文章刊登在和平日报上。19458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74军和新6军受命由芷江乘飞机到南京受降。

沦陷区的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无不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张灯结彩,欢迎国军。络绎不绝的记者,纷纷到各师采访。有一位孙永年小姐那时正好高中毕业,人品十分秀丽,她也随记者采访了周北辰连长。她看见少年英俊的周连长,再听了他打日本鬼子的英勇机智,对周北辰连长又敬又爱,在不断地交往小,周北辰连长与孙永年小姐于19471116日在南京曲园酒家举行了婚礼。

90岁的汪吉佑老人向我介绍:

无数的黄埔青年军官,他们都抱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思想而血战沙场。现在抗战胜利了,他们也应该有个家,过点温馨幸福的生活,没有人再愿大打内战了。基于这种思想,于是我决定结束戎马生涯,自学建筑技术,参加到祖国大建设行列中去,为人民立新功。

周北辰也不愿意打内战,但是,他树大招风,只好先从前线转到机关,再脱军服。

谁曾想,解放以后,周北辰和汪吉佑先生双双被捕入狱。再相见时,已经是双鬓白发人。

我采访90岁的抗战老兵汪吉佑先生,当谈到他和他的战友周北辰抗战中枪林弹雨;解放后共同入狱25载,人生心路历程充满坎坷、磨难时,我们二人不知不觉同声慨叹:

“都是这三枚美国勋章惹的祸啊!”

(都是美国勋章惹得祸  之一)2010-7-1

 

1958年周北辰被捕以前和夫人孙永年及其孩子的合影

二,抗日英雄周北辰夫人孙永年的回忆录

 

(孙永年撰文·汪家骏整理)

 

公元1945815日,艰苦的八年抗战胜利厂。随之威武拔群的国军,纷纷从天而降,飞临到南京上空的机场降落。这支雄师是八年抗战中有名的“铁军”74军和远征军新六军,它们是在日本无条什投降后,乘盟军的飞机自湖南芷江机场起飞,到南京来接收日军投降的先头部队。

南京的市民沸腾了,纷纷走上街头欢迎国军的凯旋。这时正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秋天,我也随着同学们走上了街头,好像是天缘巧合,我从众多的军官中认识了英姿勃勃、少年英俊的抗日英雄周北辰连长;他是江西南昌人,黄埔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步科毕业的军官。还没有认识他之前,我已从一些画报中知道了他英勇抗日的事迹。

有—篇文章《周北辰连长血战青岩七昼夜》,就是报导他在湘西会战中与日寇舍死忘生的战斗的经过。我看了这篇文章,感到十分激动,一丝遐想,悄悄地袭上我的心头,我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我的一位同学,这时她是一名记者,有—次她要去国军访问,便拉了我陪她一同去,无巧不成书,她去访问的人便是那位周连长,于是我就与周连长相识了。

自从认识了周北辰之后,他经常陪伴我游览南京的名胜风景,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白鹭洲等地都游遍了。因此我和周北辰的感情升华了,在取得父母的同意后,我和北辰于19471116日在南京碑亭巷曲园酒家举行了结婚典礼,北辰在军校学习时的老师总队长陈世光证婚,北辰的好友汪家骏做为我们的介绍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人民都希望和平,不幸的是内战竟然爆发了。北辰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他说:“为了国家民族,奋不顾身地打日本鬼子,我是不怕牺牲的,打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不干。”于是他离开了部队,到国防部新闻局任少校参谋,一直没有参加内战。

1948年冬,战争已打到徐州,这是首都南京的北大门,如果不守,南京就危险。当时的形势转变得很快,我们随国防部到了重庆,结果是重庆危急,国防部仓皇撤退到台湾,我和北辰不愿去台湾,就留在重庆等候解放。

1949年底重庆解放了,我和北辰去登了记,由人民政府遣散回原籍——江西南昌。

回到故乡南昌定居后,因为一时间很难找到工作,北辰便去打工,我则在家纺蔴,挣点钱维持生活。1951年北辰和一位朋友李景鑫合资开了一家店,店名“象山委托行”,从那时起,家庭生活总算稳定了。这时我们有了三个孩子,小家庭十分幸福。看着二个女儿和儿子茁壮地成长,我俩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但是解放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凡是旧人员都免不了做运动员。北辰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于1958428日晚北辰被捕了,罪名是“反革命分子”、“极右分子”,北辰被捕后关押至1960411日被判有期徒刑十年,投入监狱农场改造。

北辰被逮捕了,我带着三个孩子,跌进了深潭,步入了荆棘丛生,艰难困苦的漫长岁月中。一家四口人要生活,尽管我也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但戴着一个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有谁要你去工作呢?家中除了三个孩子,还有公公,也要我赡养,生活的担子多么沉重,叫我一个妇道人家那柔弱的肩膀怎么能支撑?

北辰才被捕时,得不着他一点消息,我整天都是心急火燎,心神不定,也无处寻问消息。有一天我特地在看守所门前走来走去,希望能够看见我的北辰。说也凑巧,正赶上看守所吃饭,我惊喜地看见北辰蹲在院内的墙角里吃饭,这时他也看见了我,我这才放了心。从此我每天背着三岁的儿子,牵着二个女儿从看守所门口走过去,好让北辰能看到我和三个孩子。皇天不负苦心人,北辰果然看到了我和三个孩子,然而咫尺天涯,相视无言泪千行。

后来:白发苍苍的北辰回家了,对我说:“当年,我每天吃饭时,总是特意蹲在那墙角下,留心向外张望,看到你们母子,我心中是多么安慰呀!

丈夫被捕的那天,居委会主任、治保主任、二名武装警察,来家里搜查,楼上楼下,翻箱倒柜,连地板也撬开了。哪会有什么违法的东西查出来呢?解放以来,我们都是规规矩矩做事,本本分分做人,没做过一点坏事,苍天可鉴。

在参加反右学习班结束后,也就是北辰被捕的前几天,北辰从学习班回家时,有一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北辰忧心忡忡带着深沉的声调对我说:“永年,看眼前气氛对我们很不利,我耽心有那么一天我会离开家,万一这不幸的一天来临了,你和孩子们怎么办?在这里远离了南京的亲人,得不到他们的照顾,对于你来说是很难的。”北辰哽咽着对我说,我毫不犹豫地对北辰说:“你放心,如果真有这样不幸的一天,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抚养好孩子,等到头发白也会等你回来。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再苦再累也会把孩子抚养大的。”听了我的话,:北辰两眼含泪默默地看着我。

北辰被捕以后,家里生活来源断了,我只有去做苦力挣钱养活孩子。我向居委会主任提出请求,结果被派到挖河工地挑河泥。一担河泥近百斤重,我哪里挑得动,但为了孩子们的生活,我只好咬紧牙关去挑,一天挑下来肩膀便压破皮了,第二天挑下来,肩膀向下淌着血点,但我为了生活,仍然不顾疼痛,坚持着挑下去。

 总之,在北辰被捕以后,我们什么苦事都做过,挑完了河泥就纺麻,卖冰棒,洗塑料,帮儿童服装厂翻棉花,帮银行兑换公债,帮新华书店卖报刊。尽管我也是高中毕业,但作为反革命家属,想找一个正式工作却是万难。

我外出打工时,四岁的儿子丢在家里请邻居帮忙照应。我早上走日时,将米淘好,倒在锅里,瓦壶里装满水,生煤球炉子的柴放好,交代我年仅七岁的二女儿,叫她放了学回家就点燃煤球炉子烧开水,煮饭。可怜的女儿,每天都能做完这些事。她做完这些事,还把弟弟抱在怀里,并一面复习功课,可怜的她才七岁呀!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不错。待我中午下班赶回家时,看见三个孩子乖乖地坐在一起,三对黑白分明亮晶晶的眼睛翘首朝门外盼望着妈妈回家。每天我回家时,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又是怜爱又是心疼,辛酸的泪珠滚滚而下。我喟叹着:“如果不是你们爸爸被捕了,你们决不会过今天这样凄苦的生活。”那时家里未装自来水,我每天回了家,还要到离家一百米远的水站去挑四担水,已经是在一天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再挑四担水回家,我真正支持不下去。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我决心离开生活十年的南昌,回到南京妈妈身边。

回南京的报告批准了,我立即整理行装,于1960年元旦离开南昌回到了南京。见到了一别十年的老母亲,抱头大哭一场。报过了油粮户口后,我便去街道办事处请求分配工作,办事处的干部只是说:“知道了,你回去等通知吧!

等了很久也没有消息,我只好去批冰棒卖,一天卖二百根冰棒,一根也不损耗,也只能赚到一元人民币。城里卖冰棒的小贩多,生意不好做,于是我跟两位熟人结伴去郊区叫卖。这样生意好做,而且每根可以多卖一分或二分钱,虽然路远点,人要辛苦很多,但我还是到乡下去卖。这样我就连续卖了三年冰棒,那两位同伴也一直和我一起卖,而且对我很帮忙,直到现在我们仍经常来往,谈起当年一起卖冰棒的事,甘苦共尝,也是辛酸不已,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有—天,市公安局派来一个干部找我谈话:“有人写检举信来,说你家里收藏着你丈大和美军—起拍的照片、你老老实实地交出来。”我立时想来,那是我父母收藏了多年的中央日报剪下来的有关我丈夫的抗战新闻:“19454月中旬,当时日军发动湘西会战,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拿下贵阳,直捣重庆。可是却在湘西遭到我军的顽强抵抗,全军溃败。”当时;北辰任7457171团第五连连长,他奉命守湘西群山中的青岩,血战七昼夜,终于打退了来犯的敌人,促成了湘西会战的胜利。湘西大捷之后,何应钦将军陪同盟军的麦克鲁将军等一行于520日上午七时乘直升飞机到达湘西前线视察,并特别来到战争最激烈的青岩,向坚守青岩血战七昼夜的周北辰连长询问战斗实况。周北辰连长当即向将军们汇报了战斗的经过,周连长说得有声有色,引起了麦克鲁将军的兴趣,当即大拇指一竖,伸手拍着周连长的肩膀,连声说道:“good boy good boy”麦克鲁将军当即代表美国政府授予周北辰连长金星勋章和银星勋章及自由勋章。

当时战地新闻记者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并向全国发了新闻。报上有麦克鲁将军在青岩阵地上和我丈夫周北辰的一张握手合影。

这张旧报纸纪录着我丈夫在抗日战争中极为珍贵的史料,是他一生中的闪光点,我把它当珍宝似的收藏着,既然是公安局来要,我只好恋恋不舍地交给了公安局,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念着那张报纸和丈夫血战于枪林弹雨中得到的勋章。交出了报纸和勋章,我一直在想,在我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这些珍贵的纪念晶了。但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九八三年周北辰平反回到南京与亲人团聚的时候,我通过在台湾北辰的同学刘介曙中将向美国国防部申请补发,美国防部查出了原来的档案,立即将我丈夫被没收的三枚勋章补发了。可惜这三枚勋章补发到手的时候,北辰已因病于1991年逝世了。

1960年起,我一共卖了三年的冰棒,在大暑天卖冰棒是很苦的,背着冰棒箱子,在烈日下奔走叫卖,身上大汗淋漓,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满身汗臭四溢,但为了孩子们的生活,再苦再累我也甘心呀!总之,在丈夫被关以来,为了生活,我做过很多的苦工,邻居们都看得很清楚,背后都说这周家真太苦了。有一天一位邻居刘大嫂到我家来,对我说:

“永年,我劝你,你三个孩子还小,你又没有固定工作,生活这么苦,这日子怎么过呀!我劝你趁着现在还年青,人长得也漂亮,不如趁这时再找一个,要等到哪年哪月呀!三个孩子也跟着吃苦。你如果愿意,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好不好?

我听了她一席话,我极不高兴,很严肃地对她说:“我和我丈夫是真诚相爱才结婚的,现在他虽然坐牢了,这是历史的纠葛,并非他自己的过错,我和他荣辱与共,决定一心抚养孩子,等着他回来。”

因为我是一个右派分子的妻子,在北辰被捕之后,每逢一次政治运动一来,我首当其冲必然是一个斗争对象。1962年四清运动时,我因到农村卖冰棒,被大会批斗,罪名是“坚持反革命立场,倒卖冰棒牟取暴利。”每天工作组人员上班,我就要被传去审问,像犯人似的。工作组审问我的人每天换班,他们用车轮战的方法审问我,使我精神受尽了折磨。

批斗我的群众大会结束以后,我在精神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却病倒了,说不清是什么病。终日里昏昏沉沉,茶饭不思,面部及四肢浮肿,卧床不起。母亲为我请来一名老中医看病,医生说主要是缺乏营养,操劳过度,心力交瘁所致。医生开了药方,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才渐渐地好起来。

在我生病期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和三个孩子的生活无着,只靠典当度门,值钱的东西当完了,只得去借高利贷。后来在香港的三妹和大弟弟(1958年清华大学毕业在保定工作。)他们得知我的困难,每月给我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才暂时摆脱了困难。

北辰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押解到南昌洪都电器厂劳动改造。

自他被捕以后,我已三年多没有相见了。于是我决心带着儿子去南昌探监,我准备了一些衣物和日用品及食品,即带了小儿子乘火车去了南昌。经多方向人探问,才知道了劳改队的地点,到了那里放眼望去,但见一片荒郊,远处有片房屋。我不知道那里是不是劳改队,小儿子已走不动了,我带了很多大包小包,都用绳串连着掮在肩上,可没法抱儿子。稍—沉思,我将大包小包找一块干净地方摆好,叫儿子坐在大包上,怀中抱着小包,坐在这里不要动,妈去找你爸爸,马上便回来,儿子很乖,我便一个人朝那片房子走去。我三步—回头,看见儿子乖乖地坐在那里,旷野四处不见人,我想不至于有坏人吧!我加快脚步走到那所楼房前,回头再看远处的儿子,只看见一处黑点,我心中很急,万一这个时候孩子出了意外,怎么得了。

我已到了楼房外边,这儿正是北辰劳改的地方,我告诉值班人,我是来探视我丈夫周北辰的。那位值班干部说:“你来的太不巧了,他们这批犯人已于昨日全部押送走了。”

我猛听见此消息,真是哑然若失,我千里迢迢,好不容易到了这里,丈夫却押解走了,还不知道押解到哪里,那位值干班部又不肯告诉我。

我这时心急火燎,见不到丈夫,又扑念着儿子,随即快步往回走,老天爷保佑,儿子还平平安安坐在原地方,怀里还紧紧地搂着小包,我三步并做两步跑过去,将儿了一把搂在怀里,我的泪水滴在儿子的脸上,人世间还有比这更凄凉的事吗?当天晚上我便回到南昌火车站,坐夜班火车回南京了。

回到南京以后,我焦急地等待着北辰来信,果然,望眼欲穿的北辰的信来了。见信方才知道:北辰是押解到南昌北郊西河砖瓦厂劳动改造,于是我决定再次去南昌探监。

我把北辰来信所要的生活用品,在亲人的帮助下都准备好了。我又带着儿子去南昌探视北辰。到南昌后问明了路线,乘了去西河的小轮船,到了西河一眼便看见四周围着铁丝网的厂房,四角都有持枪的民警站岗,里面正在劳动的犯人走来走去。我找到值班干部,告诉他我是从南京来探视我丈夫周比辰的。

他即对一个犯人说:“你去叫周北辰来!”很快地我丈夫来了,但见他骨瘦如柴,面貌憔悴,衣履不整,呀!眼前出现在我面前的人是我丈夫。这就是曾经身着戎装,血战沙场,荣获三块勋章的抗日英雄周北辰?

我搀着儿子急步迎上前去,叫儿子快喊“爸爸!”儿子小声而又胆怯地喊了一声“爸爸。”

周北辰弯下腰将儿子抱在怀里,眼含热泪地抚摸着才四岁的儿子。在众多的眼光注视—下,我和丈夫千言万语,也无从说起,只是默默地相视无言。我和儿子与丈夫中相聚一小时,探监时间到了,就匆匆分别了。

回到南昌住在我婆婆家,我立刻去市场上买了些鱼肉食品,连夜烧好了。第二天大一早又带了儿子和食品,直奔西河码头再乘船去看我的丈夫。我见了干部,向他说我从南京来一次不容易要:要求让我再与丈夫见一而,当北辰看见我和儿子又来了时,他惊喜地笑了。

归途中我怀着——颗伤痛的心,难以平静地思量,想起秦朝的盂姜女受尽千辛万苦,单身去长城给被拉夫修长城的丈夫范杞良送寒衣,而如今我也是不远千里,二次前来探望自己的丈夫,如此令人断肠的凄惨故事,古今是何等相似呀!

这里写下北辰在狱中腹吟的七律一首,是他在1983年回家后告诉我的。

   

结婚十二周年于狱小思念贤妻吟七律一首:

 

漫迹金陵六月天,不期而遇下关边,

蓝衣映衬千金美,凤眼频添处子妍。

有幸终吟偕老句,无缘岂做并蒂连。

如今往事成佳话,儿女群前笑曩年。

 

                        北辰于19591227日于江西南昌。

 

我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养活三个孩,长期过着滚钉板的日子,度日如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做各种零工维持生活外,我还在外面找些零活来家里加工,如剥大蒜皮,剥伊拉克蜜枣核、拣猪毛。后来居委会见我实在困难,便分配我去居委会办的一个破布组拣破布,后来又拣洗废旧塑料,供应厂方生产再生塑料。这时孩子已长人了,他们—放学回来,就帮我干活。有了孩子们帮忙,加工费多收入—点,从此才勉强维持了我一家四口的生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造反派都到我家抄家,我们母子四人被赶到外面,无可奈何地怔怔地看着这些造反派的革命行径。我家早已是破碎的寒窑,除了母子四人身上穿的破烂衣裳,早已是一无所有了。

紧接着是“上山下乡”运动,大女儿子尊正在南京第五女子中学高二,响应号召于19681月去江浦县农村插队,二女儿子蟾在南京—中初中毕业,于1969年一月去江浦县插队,那时她才16岁,姊妹两人都在农村插队八年之久,四人帮垮台以后才回城安排工作。

两个女儿回了城,安排了工作,我一家的生活习才脱离了困境,但我的丈夫判十年有期徒刑,早已于1968428日服刑期满,按理说我的丈夫可以释放回家了。谁知道还要留场继续改造,我真是伤心极了,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政策。直到19839月我丈夫右派分子得到改正,所判十年刑也平反了,可是我丈夫已整整离开家二十五了。他回来时都已60多岁了,儿子结了婚已有了孙子,而我和丈夫的青春年华却一去不复返了。悲惨的往事,在心灵深处留下深刻的烙印。

丈夫回到了家,团聚的日子只有八年。儿子们都大了,分居了,只有我夫妻白头相对,相依为命。但丈夫于1990年经医院检查患食道癌,多方治疗无效,于199168日与世长辞。

正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抗日英雄已经默默地长眠地下,他留下的彪炳史册的光荣事迹也在人们心中淡化。

二十四年的囹圄生涯,成了他为国家民族浴血奋战的报答!我俩的心碎了,但我们的感情却与世长存。他在血战青岩七昼夜之后,留下了两首铿锵有力的诗篇,特录之于下,做为本文的结束浯。

 

血战青岩

 

      周北辰 于1945年写 (周北辰时任7457171团第五连连长)

(一)

雪峰山上好风光   巍巍青岩作战场

七夜鏖兵寒寇胆   一周浴血靖西湘

侵华幻梦沉瀛海   化鬼倭魂泣望乡

前事不望须警惕   严防丑类再猖狂

(二)

勃勃英姿似当年  沙场苦战意犹酣

健儿奋勇青岩顶  壮士挥戈雪岭巅

陷阵冲峰谁敢后  赴汤蹈火我争先

 倭奴臭骨盈沟壑  师出无名实可怜

 

(都是美国勋章惹得祸  之二)2010-7-1



19455月湘西会战期间正值德国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观看招贴画

 

三,周北辰、汪吉佑参加的湘西会战

 

我采访汪吉佑老人,他拿出资料介绍湘西会战。他当时的军衔是少校,而步兵连长周北辰是上尉军衔。虽然他们同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当时的军衔却是不同。汪吉佑老人回忆:湘西会战一仗下来,周北辰却成了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

90岁的抗战老兵汪吉佑介绍:194558的湘西会战反攻,拉开了中国军队战略总反攻的序幕。中国人民的8年抗战,开始大规模收复失地,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彻底的胜利。

  湘西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争起于194549日,止于67日。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湘西会战最后一仗主战场为雪峰山东麓的江口青岩、铁山一带。而青岩的守卫任务,首当其冲,就是周北辰的连队。

  当时,日军以第六方面军第20军(军部驻衡阳)坂西一郎部及第11军之34师团为主攻部队,共5个师团,另配属三个独立混战旅团,总兵力约8万余众。

  中国军队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总指挥,会同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担负正面防御作战;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担负桂穗路防务;以第90军为战役机动兵团,控置于湖南省靖县、绥宁一线,以策应第四方面军右翼作战;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接替湘北防务,原防守湘北之第十八军调湖南省沅陵、辰溪集结,作为第四方面军的机动兵团;新六军廖耀湘部为总预备队(从云南空运到芷江)。空军有第五、二、三等四个大队各一部,美国第14航空队一部,参战飞机400余架,参战陆军20个师,总兵力20余万人。

  日军所至,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罪行累累。据湖南省隆回、洞口、武冈、绥宁、溆浦五县不完全统计,湘西会战期间,日军枪杀无辜民众8563人,伤1175人;强奸妇女1850人;烧毁房屋14158栋;宰杀猪、牛119万头。人民流离失所,经济损失难以计数。

  周北辰坚守7七天七夜的青岩之役:是湘西会战的转折点。

  湘西会战进行到19454月底,沿邵榆公路西犯的日军130联队、133联队及116师团本部已推进到雪峰山中段主峰下的江口、青岩、铁山一带。其右翼109联队则已越过雪峰山主峰进至龙潭司附近。

  中国军队防守江口正面的部队是第74军之57师。为阻击歼灭突入防御纵深地带之敌,第四方面军急从安江增调两个战防炮连到江口,战役总预备队亦从芷江推进到安江待命。

  江口地区阻击战从51日打响。是日,敌先头部队600余向中国守军57170团铁山阵地发起进攻。守军接连击退敌九次冲击,毙敌数十名。次日,日军增至千余,继攻铁山守军169团阵地。另一路日军千余则向周北辰指挥的青岩高地发起猛攻。周北辰连长沉着应战,在空军的支援下,乘势出击,毙敌200余。

  54日,日军后续不断增援,中国守军加强工事,严阵以待。晨起,敌约300余分别向青岩、铁山一线发起攻击,来势极为猛烈。中国守军自拂晓开始,终日轰击敌阵,是日毙敌600余。其时,日军116师团部已进至铁山东麓。55日午刻,敌攻击重点仍放在铁山方面,中国守军在空军的支援下,越战越勇,敌弃尸200余具,铁山阵地坚如铁壁。

  57日至8日,敌骤然集兵4000余,改用波状式战术再扑铁山、青岩一线高地,周北辰上尉指挥的连队和其他中国守军在空军配合下猛烈还击,侵华日军再弃尸300余具狼狈溃退。至此,日军在此线累计战死者已过1600余。以上统称青岩之役。

  汪吉佑老人说:湘西会战书写中国抗战史光辉一页。

  汪吉佑少校清楚地记得,1945520日,何应钦、麦克鲁、王耀武、巴特鲁、魏德遇、金武德、邱继达、英清惠、邓元仪、马崇六、施中诚等中美将领及记者若干人乘直升飞机到江口、青岩、铁山阵地视察,连连称道战绩可嘉。就在那时,麦克鲁将军和何应钦将军在青岩阵地,给上尉周北辰挂上三枚美国政府的勋章。

抗战老兵汪吉佑说:湘西会战,历时两月,最终以日军彻底溃败而告终。共击毙日军12498人,伤23307人;7737名中国军人为取得会战胜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场战争雄辩地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是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更是抗击日军的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的8年抗战,牵制并消灭了日本军国势力的大量兵力,对日本投降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对欧洲和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都是美国勋章惹得祸  之三)2010-7-1

 



即将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国军



 

美国银星勋章由191879日由美国国会法设立,并经1963725日国会法修正。荣获银星勋章的条件与上述服役优异十字勋章一致,只是英勇程度稍低些,但行为表现要明显突出。

(照片为网络查找,下载。) 

美国铜星勋章于1944年根据总统令首次设立,并于1962824日由第11046好总统令重新确立。铜星勋章授予凡在1941126日以后以任何身份于美国陆军服役期间,在抗击武装之敌的军事行动中(不含飞行作战),或者在美国为非参战国时参加与敌对武装力量的作战中表现异常英勇,功绩卓著或服役优异的人员。 
   
这种奖励可用来表彰英勇程度低于银星勋章获得者所要求的英雄行为。 
   
尽管这种奖励的条件低于功绩勋章,但如果用来表彰个人取得的成就或功绩时,其成就或功绩必须是杰出和卓著的。

(照片为网络查找、下载。)


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决心

四,寻找中华民族在抗战中不屈精神的荣誉勋章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岁月里,无数中国军人前赴后继与侵华日军作战。根据统计:抗日战争中,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金。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抗日战争是自1840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全面胜利的战争。

中国以2000万人的牺牲,拖住日本陆军在亚洲和太平洋的进攻,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情况,也减少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压力,从而使美国能大量派兵往欧洲战场及保证了同盟国在西线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笔者一直认为: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左右手”的关系,少了谁也不行。没有“敌后战场”对华北、华中侵华日军50万兵力的牵制,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会更大。

正面战场的中国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28931次。国民政府军陆军死亡、受伤、失踪321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灭。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不过,亦于大小会战中,让日军损失48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4820人。

90岁的抗日老兵汪吉佑向我介绍的,他的战友周北辰在湘西战役中英勇抗击日寇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在正面战场同侵华日军血肉相拼的国军英雄中的一位。

 

笔者认为:74军五57171团第五连连长周北辰所荣获勋章,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同武装到牙齿的侵华日军血战的象征。是国家荣誉,是民族荣誉。

笔者以为,虽然周北辰夫妇已经谢世,但是,应该从他的子女处征集这两枚勋章。

根据周北辰先生的好友汪吉佑先生回忆:

周北辰先生的三位子女都在南京生活。

长女,周子尊,1948年生人。次女,周子蟾,1950年生人。儿子周家庆,1952年生人。

但是,很可惜,周北辰夫妇不幸谢世后,他与周北辰子女都失去联系了。

 

周北辰获得勋章的来由,是这样的。请各位尊敬的读者再容鄙人复述一遍:

19454月中旬,当时日军发动湘西会战,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拿下贵阳,直捣重庆。可是却在湘西遭到我军的顽强抵抗,全军溃败。”当时;北辰任七十四军五十七师171团第五连连长,他奉命守湘西群山中的青岩,血战七昼夜,终于打退了来犯的敌人,促成了湘西会战的胜利。湘西大捷之后,何应钦将军陪同盟军的麦克鲁将军等一行于520日上午7时乘直升飞机到达湘西前线视察,并特别来到战争最激烈的青岩,向坚守青岩血战七昼夜的周北辰连长询问战斗实况。周北辰连长当即向将军们汇报了战斗的经过,周连长说得有声有色,引起了麦克鲁将军的兴趣,当即大拇指一竖,伸手拍着周连长的肩膀,连声说道:good boy good boy”麦克鲁将军当即代表美国政府授予周北辰连长金星勋章和银星勋章及自由勋章。

周北辰夫人孙永年女士回忆:当时战地新闻记者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并向全国发了新闻。报上有麦克鲁将军在青岩阵地上和我丈夫周北辰的一张握手合影。

周北辰夫人后来回忆:这张旧报纸纪录着我丈夫在抗日战争中极为珍贵的史料,是他一生中的闪光点,我把它当珍宝似的收藏着,既然是公安局来要,我只好恋恋不舍地交给了公安局,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念着那张报纸和丈夫血战于枪林弹雨中得到的勋章。交出了报纸和勋章,我一直在想,在我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这些珍贵的纪念晶了。但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九八三年周北辰平反回到南京与亲人团聚的时候,我通过在台湾北辰的同学刘介曙中将向美国国防部申请补发,美国防部查出了原来的档案,立即将我丈夫被没收的自由勋章补发了。可惜这枚勋章补发到手的时候,北辰已因病于1991年逝世了。

周北辰夫人孙永年曾经预言:“抗日英雄周北辰的抗战事迹将销声匿迹。”

 

笔者1991年开始,在日本国采访原侵华日军鬼子兵。原侵华日军老兵张口闭口:“你们中国军!”在他们眼里:“中国政府军、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地方军都是敌人。”

所以,十几年来,我方军的笔下:“亲历抗日战争与侵华日军血战过的军人都是英雄。”

有很多人恶毒地骂我:“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翻案!”可是,我写的是抗日英雄啊!

我调查了所有恶毒谩骂我们的人,奇怪啦!这些人的家乡都被侵华日军焚毁!他们的爷爷、奶奶、都被日寇暴打、强暴!这些人的故乡都被日本鬼子烧、杀、淫、掠!

无一例外!无一杜撰!无一诽谤!——除非他不是中国人!

忘记国家灾难!忘记民族耻辱!忘记列祖列宗!忘记浴血奋战的中国官兵!

——可耻呀!另外,再说了:

“为蒋介石腐败政权卖命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不是都在监狱里度过漫长时光了吗?”

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谢世35年和34年,中国社会已经2天翻地覆的变化。难道我们中国人当中还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们中国人应该永远打下去不成?”

“我们中国人不爱我们中国人,谁会爱我们中国人?”这就是我的主张。

在枪林弹雨、战火连天、硝烟弥漫、横尸遍野、血雨腥风的抗日战争中,有我们中华民族无数的好儿女,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认为,抗日英雄周北辰的英雄事迹不可磨灭!我采访的汪吉佑老人时,他先讲他的战友周北辰。可是,抗日英雄周北辰及其子女的下落,90岁的汪吉佑老人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真是可惜!

我认为:周北辰不仅仅属于周北辰家属,周北辰是抗战中民族的典范!

我认为:周北辰所获得的勋章不仅属于他的家族,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难道抗日英雄周北辰的抗战事迹真会“泥牛入海、销声匿迹”不成?

 

我方军跪求南京各界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谁能找到英雄周北辰的三个子女?”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英雄周北辰曾经与日军血战,赢得美国政府的三枚勋章!

在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建设中,英雄周北辰受到不公正待遇,入狱25年!

改革开放,美国政府补发抗战英雄周北辰银星勋章、金星勋章、自由勋章!

抗战英雄周北辰所获得的勋章,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不屈不挠的象征!

抗战英雄周北辰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应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记着。

 

我方军跪求南京各界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谁能找到英雄周北辰的三个子女?”

他们的名字是:周子尊女士,62岁。周子蟾女士,60岁。周家庆先生,58岁。

抗日战争英雄周北辰先生的三枚由美国政府颁发的勋章,于1991年,由美国政府补发了。我希望,动员,抗战英雄周北辰的家属捐出这三枚美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我希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能展出这三枚勋章。如果,他们不感兴趣……

我希望,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能展出这三枚由美国政府颁发的勋章。如果……

我希望,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馆能展出这三枚在抗战中,中国人民不屈的象征!

我希望,四川建川博物馆能永久展出抗日战争中,像周北辰这样的英雄事迹!

 

(都是三枚美国勋章惹得祸 之四)2010-7-1

(本文,2016-1-12 略有改动)

 


 

2016年的抗战文学概况

$
0
0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32本《红旗飘飘》其中的四本

 


我自己从1997年至今的18本公开出版图书(在日本出版3本)

 

此文,是给我自己的新书《最后的飞虎老兵》写的《序》。恭请各位指教!若有得罪之处,不必紧张、不必对号入座。我方军从来是开诚布公,以诚相待各位天下好汉的。

我从小就关心抗战文学。说来话长,我是1954年出生的,自打记事,给我最深刻的教育还是抗战文学。您可能不信,说我故弄玄虚。我父亲在抗日战争的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了八路军,因为他上过私塾,这在八路军当中属于有文化的。所以,我父亲后来上了抗日军政大学。当然,他后来从事相关的文化工作。解放后到文革爆发,他基本上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所以,我从小就看过《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印象最深刻的书,是32本的红色丛书《红旗飘飘》。和22本的《星火燎原》。我父亲一位在抗大的同学叫张平,张伯伯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当过宣传部部长。《星火燎原》的红色丛书就是张伯伯拿来的。我自己现在有《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的全套收藏。

所以,我自己写的书尽是我曾经看过书的影子。

比方:我1997年出版的第一步书,叫《我认识的鬼子兵》。这本书,获得1997年中国十大畅销书的贵冠。该书荣幸地获得三个上将的莅临指教:1,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提写书。2,原铁道兵政委吕正操上将写的《序》。(在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是我爸爸的司令。在铁道兵,他原是我的司令。)3,迟浩田上将写的《读后感》。

《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就是“回忆录”、“采访记”、“口述史”的范畴。

 

我写的第二本书,叫《最后一批人》,是在2000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我在2000年已经高瞻远瞩地预测到: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按照自然的规律,将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我们已经很难寻觅的人物群已经初显了。这,就是显赫一时的“红军”。现在,谁还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其实,“红军”是1935年前后的,“八路”是19378月才产生的。“相距甚微”。

我曾经出版过的图书已经有18本了。她们是《我认识的鬼子兵》、《最后一批人》、《战争最后的证言者》、《最后的尊严》、《最后的抗战老兵》、《亲历九一八》、《最后的军统老兵》、《重温胜利时光》、《最后一次集结》、《国难见人心》、《最后的记忆》、《最后的川军》……,等等。这次蓄势待发的书,就是此时的《最后的飞虎老兵》。

《最后的飞虎老兵》是一部厚积薄发、蓄谋已久、枕戈待旦、持之以恒积蓄的书。13年来,我逐一采访了:十位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老兵。采访了:21位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中国籍老兵。这本书,和采访原29军老兵的《最后一次集结》,都是抗战文学史上的“绝唱”!因为,她们不但是“空前绝后”;是“历史仅存”是“天下绝伦”、也是抗战历史文学长河中唯一的篇章。无人能及、无人能仿、无人能与之比肩的报告文学作品。

 

最后谈到2016年的抗战文学概况。抗战文学分成大三类,或者叫三个流派。

 

一,小说派。

抗战类文学,小说派的代表作是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还有都梁先生的《亮剑》。这几部图书都是风靡海内外、名誉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影响几代华人的好作品。

 

二,文献派。

代表作、及代表人物众多。最为著名的有作家萨苏,和解放军作者的余戈。

萨苏是个多产作家,我相信,主要是国家图书馆里、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好书,在一瞬间都可以变成今天萨苏的新作品。过去有本书,叫《艺海拾贝》,就是这个意思。把别人闪光的东西,变成自己发出来的光!这才是本事。

我并没有说“萨苏抄袭”。这种恶意中伤的事情我方军从来不干。

回锅肉先煮熟,再快速烹制成其他菜肴。所以,回锅肉的工序分成若干程序。

有的人品质恶劣,他们从海外翻拍一些照片出版图书后,就宣布“版权所有”了!我认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瑞典人,他们的国家图书馆按照国际通行的;世界各国学术界遵循的《版权法》,向我们公开了50年前的资料;允许任何读者翻拍。有人使用了,赚的盆满钵满就得。再人心不足蛇吞象宣布“版权所有”就纯属:“道德败坏、品质恶劣”了。

——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法有相关对应的追责条款,某些人应该适可而止。

 

三,田野调查派

田野调查派的相应作品,叫《报告文学》。美国记者斯诺在1938年到延安采访调查数月,调查、采访数百人。他写出了震惊欧美和中国社会的报告文学《红星照耀着中国》。也叫《西行漫记》。

我看过脍炙人口的《西行漫记》一书。果然,采访的魅力时至今日闪烁着人格、人性的光芒。可以说,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走近延安的每一个人。

我前面说:《最后一次集结》和《最后的飞虎老兵》都是绝唱。就是这个意思:采访是独特的、唯一的、不可复制的。被采访的对象,也是独特的、唯一的,不可复制的。

十位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老兵、19位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中国籍老兵都已经招手离去;字里行间,他们留下音容笑貌、留下悲欢离合的故事、留下生死离别的瞬间。

当您看完《最后的飞虎老兵》一书,您会同意我的看法:是天下绝唱!是天下唯一!

 

2016-1-19


 

消逝在茫茫人海的三代人

$
0
0



“正在消逝在茫茫人海的三代人”指的是谁?正是你、我、他。其实,我们正在悄无声息之中逐渐远离这个时代和生活。

我十几年前,发表一篇题为《我家来了一个竞报的小记者》。发表以后,北京《竞报》做出上面的报道。重读此文,感慨万千。十几年来,沧海桑田!抗战胜利70年时,中国政府经过详查、调查到原国军少将候烈将军在台湾参加受降日军的详情。鉴于候烈在解放战争中策反国军湖南军阀陈渠珍率部起义,参加解放军部队,特别授予候烈将军抗战胜利纪念章。

 


候烈将军的儿子侯正文大哥、女儿侯凤玲大姐特别来看看为弟的我,让我看看中国政府在抗战胜利70年时,颁发给候烈将军的抗战胜利纪念章。侯正文大哥手里拿着的是她妹妹侯凤玲发表的小说《无曲恋歌》,

 

那么,当年来采访我的《竞报》小记者杨薇到哪里去了?原来,她远嫁法国,小孩现在都四岁了。我希望发表杨薇一家的生活照,表现幸福的样子。可是,法国先生不同意。于是,我在此发表杨薇女士现在的两张生活照,我们能不能再看见当年记者杨薇的靓颖?

 


杨薇在法国

杨薇在法国

 

我说“正在消失的三代人”指的是:1,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军人们。包括原侵华日军老兵、当年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和当年进入我国东北消灭侵华日军关东军的原苏联老兵。

2,我和原国军少将候烈将军的儿子,侯正文先生。我们实际上也是秋后的蚂蚱;我作为八路军的儿子,已经63岁了。侯正文大哥快70岁了。茫茫历史长河,我们也是稍纵即逝。

3,不管国军第三代,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第三代。实际上,抗战历史已经距离他们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所以,无心观望了。因为,国军抗战将士们在民族危亡之时挺身而出的功过是非在他们这一代人消逝了还没有定论。这是造成“信仰消逝”、“榜样消亡”的直接证明。

 

下面,我在此发表《我家来了一位竞报的小记者》原文,以飨各位尊敬的读者。

 

我家来了一位《竞报》的小记者

 


照片说明:《竞报》小记者的姥爷侯烈在淞沪抗战时是政府军少校

 

一,漂亮的小记者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是抗战将士

 

今年6月中旬,我家来了一位北京《竞报》的小记者,我之所以用“小”这个字,是因为这位眉清目秀、身材匀称、浑身上下充满青春朝气的女记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是学习油画专业的。北京的《竞报》是一家新生的报纸,大概刚刚问世两个月吧;而这个小记者更是个新“实习记者”,新的既没有记者证,也没有名片。

我是个老记者了,她访我,我一直也在观察她。

两天之后,对我的人物采访记在《竞报》上问世了,从文章到版式的设计,我对这个叫“杨薇”的记者评价都是:最出色的。我从不关心写我的文章怎样,我接受采访太多了。但是,出于作家的习惯,我牢牢记住了每一位采访我的人物。从职业的眼光,我审视每一位来访者。我对《竞报》印象是:杨薇记者写人物:简洁、流畅、生动。每处段落都以醒目的标题以提示,言简意赅,恰到好处。现代人都工作紧张,闲暇有限,所以,《竞报》的风格是图文并貌,以快餐的方式并恰倒好处地向读者介绍所采访内容的一家新报,《竞报》是以这种适者生存的方式堂而皇之地占有了读者市场的一席之地。

《竞报》不但是一张年轻的报纸,《竞报》应该更是一张年轻人办的报纸。如果倒退20年,不是资深记者的话,采访我这样的老头儿,怕是不能“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从军就打头阵吧?”而且,在这个报业竞争激烈的时代,《竞报》给我的印象是:

有年轻人特有的朝气;

体现年轻一代所受过的高等教育;

表现年轻人所关注的新闻趣向,或者说是报道趋向。

北京《竞报》叫杨薇的漂亮女记者早就走了,可是,关于她家族的抗日战争中可歌可泣的故事却成了我多日追踪的目标和内容,杨薇姥爷的照片已在我的案头摆放一个月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原来,我习惯性地采访对方才知道,杨薇有姥爷叫侯烈,早去世了。

“一个小女孩,不知自己长辈何方神圣?必有令举座震惊的故事!”

我调查到:1945年,侯烈在台湾监督日军缴械投降时是少将军衔!

 

我为了调查北京《竞报》杨薇记者姥爷的生平去了数家图书馆,查善本;

为了调查北京《竞报》小记者的姥爷,我买了两本很昂贵的资料性图书;

我为了调查小记者杨薇的姥爷,给她湖南湘西的老家打了数次长途电话。

后来,杨薇的舅舅专程从湖南湘西来北京了,我们虽身在人声鼎沸的饭馆里却心思遨游:相聊数千里;迂回历史长廊数十载。以至于叙到极处,对视无言,唯有四行热泪。

北京《竞报》的小记者居然让我这个五十多岁的大老头子夜不能寐!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她倒是愉快地采访完,走了。可是,她把多少苦难和辛酸留给了别人呀!

 

二,为什么把英雄壮举销声匿迹?

 


照片说明:驻台湾侵华日军头领安腾利吉签署投降书


照片说明:陈仪奉命接收台湾


照片说明:陈仪接受安腾利吉投降书

 

我做过十几年的详细调查;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有3500万人在战争死伤,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亿美元。抗战时期,中国有4亿人口,当时,有占人口1/10的国民在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死伤。今天,战争已经过去了60年,中国的人口已经在1945年的基础上增加了将近4倍。根据我多年的统计,今天的中国,仍然有1/13的家庭有直系亲属或者间接亲属在战争中阵亡、负伤或者受到各种迫害。

那么,日本国在60前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中有多少家庭受到过牵连呢?有1/2的日本国家庭在战争中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亲属战死或者战伤。

由于我在调查亲历战争的“最后一批人”,所以,我习惯性地向一切可以调查的对象展开调查。北京《竞报》的杨薇记者来采访我,我也向她提问:

一,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士?{是不是抗战地区?}

二,祖辈是不是亲历过抗日战争?

 

北京《竞报》记者杨薇明确回答:“从不知道爷爷、姥爷的任何身世。”

杨薇只知道自己的家乡在湖南湘西的凤凰古城。那里风光秀丽。

我想:画油画的人物是不是都是这般样子?

我也知道湖南湘西的凤凰古城,那里有文学大家沈从文和美术大师黄永玉。中央电视台拍过一部电视片,叫《湘西剿匪记》说的也是发生在杨薇家乡的故事。关于湖南,我还知道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消灭侵华日军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歼灭侵华日军4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侵华日军5万人。国民党正规军在抗日战争中有22次同侵华日军的大战役,军队伤亡321万人;歼灭、致伤日军100余万人。我想知道的是:杨薇的爷爷或者是姥爷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卷入反侵略战争了吗?

北京《竞报》记者杨薇还摇头,回答:“丝毫不知道。”

于是,我们一起给位于中国南部的湖南省湘西地区的凤凰城杨薇的家乡打长途电话。

杨薇的妈妈姓侯,侯女士在电话中说:“父亲叫侯烈,从1937年的淞沪抗战一直到1945年在台湾台北市缴无条件投降的日军枪械,侯烈从少校军官当到少将军官,他一直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与侵华日军血战!”

 

三,抗战中的侯烈九死一生功德无量

 


照片说明:19451025日台湾受降仪式在台北公堂举行

照片说明:台北光复民众聚会支持

 

照片说明:台北人们在台北公堂外聚会庆祝日本投降


照片说明:在台北的受降仪式上(左五陈仪)


照片说明:中国军队清点侵华日军上缴的大炮团队

 

照片说明:19459月侵华日军在南京缴械投降

 

于是,我开始查侯烈其人的历史。

侯烈,1913年生,湖南湘西凤凰城人。因为家族身世世代为官,所以侯烈从小受过良好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侯烈像许多中国热血青年一样,“要立志抗日,要打回东三省,要赶走日本侵略者”。1934年春,年轻的爱国学生侯烈被湖南士绅、国民党新编34师师长陈渠珍送到南京中国陆军辎重学校应考。应考结果,是被学员队第二期录取。当时,学员队的队长是杜聿明将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侯烈已经是驻浙江的中国政府军128师辎重营的少校营长了。

19378月淞沪抗战爆发,侯烈所在的部队马上被调到前线去参加战斗。由于蒋介石指挥不利,淞沪抗战整体是一次失败的战役,国军损失惨重。淞沪抗战中的嘉善一役,侯烈指挥的辎重营全营覆没,少校侯烈身负重伤。紧跟着,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相继沦陷。国人生灵涂炭。

那时,已经转移到后方医院养伤的少校军官侯烈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他认识了比自己小3岁的护士杨丽珍,并坠入爱河,后来相依为命厮守一生。

二,在养伤期间他重新被分配到隶属浙江省军区司令部任参谋,目睹台儿庄会战及其徐州失守,在病床上的侯烈针对国民党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写了一篇题为《从速决与持久谈到歼灭与消耗》发表在当时的《浙江潮》杂志上。引起广泛关注。

1938年,侯烈奉命调到第九战区总监部任中校参谋。

1940年,侯烈奉命调到国民党后勤部汽车管理处任中校股长。

1943年,侯烈调任王耀武部司令部任上校参谋。后被调任193师参谋长。

1945年,侯烈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同侵华日军血战的湘西会战。

当时的侯烈上校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记录:

------在湘西会战中,日军第20集团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以冒险的进攻开始,以狼狈的溃逃告终,遭沉重的打击和彻底的失败,伤亡达24万余人。由于中国军队第4、第3方面军作战指导得当,反攻行动有利,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作战计划。作战中,陆空军协同密切,空军对地面作战有效地实施火力支援,大量歼灭和击溃了进攻的日军,使日寇遭严重损失,大大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自抗战初期指挥辎重部队,屡战屡败。现在指挥辎重,却屡战屡胜,扬眉吐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期不远了!”

19459月国民党军队主管后勤方面的陈诚将军召见侯烈,指示:“你一直在国军辎重部队任职,这次日军驻台湾部队交枪投降,应该有懂辎重方面的军事专家在场。所以,委任你以少将特派员的身份去台湾参加授降仪式,并接收侵华日军投降缴械的机械物资。”

194510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将军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台北公会堂接受日本驻台“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标志了日本在台湾半个世纪殖民统治的正式结束。随国军70军进驻台湾的侯烈少将,以技术军官的面目参与了侵华日军在台湾的投降仪式。

在台湾、澎湖列岛的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0方面军第8飞行师,第9,第12,第50、第60、第71师,独立第75、第76、第100、第101、第102、第103、第112旅及澎湖列岛守备队。接收投降日军的地点的台北,辎重专家侯烈少将在几个月内工作极为繁忙。

1946年,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召开全国特种兵将校会议。在会上,蒋介石亲自训话,接着,白崇喜将军,汤恩伯将军训话。他们讲话的要旨是:“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已经全部被我们接收了,这就壮大了国军的力量。我们现在有200万精良的部队,我们要撕毁《双十协定》、《政协会议》。要在3——6个月内肃清共产党军事力量。”

参会的侯烈一直心情沉重。

1947年,侯烈到南京以老下级的身份拜访邵力子先生和张治中将军,表达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信念。邵力子先生和张治中将军给侯烈指明两条道路:

要么,高官厚禄、升官发财;要么,携家眷潜返故乡,从此销声匿迹。

1948年初,侯烈携带家属随国民党军队往返于台湾海峡的船只,悄悄回到湖南湘西的凤凰城,从此还真是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地当起了田中的菜农。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侯烈想解甲归田、销声匿迹地种田往往是个人的意愿。

1949年,挥师南下的解放军找到农田里的侯烈,要求他出面力促湖南军阀陈渠珍放下武器,步国军程潜将军后尘一起配合解放军和平起义。侯烈在1937年时,已经因为少年气盛、血气方刚而同陈渠珍成为了忘年至交。所以,此时的侯烈挺身而出,说服了陈渠珍率十万地方军队放下了武器,接受了改编。

无疑,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应该有侯烈先生的一份功劳;

无庸质疑,抗日战争中侯烈先生始终站在铁与血斗争的最前沿;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无数中国人曾经抛头颅、撒热血,侯烈先生无可辩驳的应该算上是一位献身者。

 

四,先知道自己的家史才了解民族的历史

 


照片说明:八年抗战获胜收复台湾。图为蒋介石招待各国使节

 

照片说明:19451010日孙连仲将军在故宫太和殿缴日本人的枪

 

那么,这一切,为什么应该和《竞报》小记者杨薇有关系呢?

那么,这一切,为什么不应该和北京《竞报》记者杨薇有关联呢?

杨薇的父亲和母亲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告诉杨薇呢?

——谜一样的谜。

由此,我想起好几年前的一件事情,有个叫赵薇的演员为了拍摄广告在外国的大街上身穿日本军旗装招摇。在最短的时间内,有个记者把电话打到我家,问:“作何感想?”

我答:“赵薇是哪里人士?”

记者答:“安徽出身”。

我说:“我猜想,赵薇的家族中一定有在抗日战争中被侵华日军伤害的亲属存在。因为,安徽在抗战中是重灾区。侵华日军在安徽烧杀淫掠整整八年!我特别相信我的推论,我是写报告文学的,在抗战领域,我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实地采访。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外,在抗战的重灾区,甚至家家户户都有在战争中被伤害的人物。”

果不其然,不幸言中。赵薇的爷爷是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了。

关于赵薇爷爷的光荣历史,我也是听说的,没有见过正式的文件。但是,杨薇也好,赵薇也好,马薇也好,刘薇也好,张薇也好,杜薇也好都应该熟知自己的家史。

我们每个人的家史的组合,就是我们国家的历史。

我们如果不关心我们自己的家史的话,我们能关心我们国家的历史吗?

我们连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都不热爱,我们能热爱我们祖国吗?

翌日,我带着百般的不解心情迎接来访的侯烈先生长子侯正文先生。他风尘仆仆的从湘西凤凰古城赶来。他带来父亲侯烈先生仅有的一张照片,和一列车关于侯烈的故事及其为什么不告诉杨薇的理由。

1937年照片中的侯烈少校,风流倜傥、英姿勃勃。有千万侯烈在,中国不能亡!

1950年,侯烈先生到北京上华北革命大学。以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侯烈作为国民党在残渣余孽被关押。

1967年,侯烈的妻子三女全部被押送、下放到湖南老家劳动,北京没有了住房。

文革中,侯烈的子女上学、参军、进城工作、入党等等全部成了泡影。

1967年到1968年,侯烈的三个女孩每天被监督劳动不说,还天天吃糠!

1969年,侯正文给三个妹妹送去仅有的半斤油,三个妹妹的眼睛都放出了光!

1969年侯正文被当作专政对象,每天连换衣服都不允许。

1976年,侯烈先生被放了出来。

1989年,侯烈先生抑郁而终。

------------

本文我写的是《我家来了一位北京〈竞报〉的小记者》,我的本意是想说:来采访我的人应该先关心自己的家史。杨薇记者曾经对我说:“我作为一个在人民大学学习油画的大学生对抗战史都不太清楚,我在采访你之前是经过好好学习的后才来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北京《竞报》的杨薇应该是十分敬业的。

杨薇的父老乡亲不把自己的家史告诉杨薇似乎也充满了哲理。

难道“把苦难告诉自己的孩子会影响孩子的善良心境?”我始终在思考。

也许,我们的孩子是应该生活在面包和牛奶、鲜花和彩虹之中的。

但是,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国军队有380万将士死伤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战胜利的1945年,同侵华日军血战过的中国军人还有数百万生存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抗战将士活在你和我的中间。他们都是耄耋老人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了他们。

我不希望《竞报》的小记者不了解自己的家史。

我不希望因为苦难和血泪就中断口述历史的传播。

我希望这些抗日英雄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我希望这些抗战将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

抗战将士的英雄行为必将和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一起,永存。

 

  2005-6---14

    方军修改于2016-1-21


 

盐谷保芳被俘在西伯利亚自传

$
0
0


    数年前,我陪同原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到中国谢罪的期间,去参观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在邓小平的雕塑前,盐谷保芳提出和塑像合影的要求。盐谷保芳来华谢罪20几次,我起码陪同了13次。盐谷保芳对我说:侵华战争时期,他在侵华日军59师团当兵。当时,他们在中国山东泰安一带与八路军作战。我和他一起洗澡,数了数他身上的5处枪眼,都是三八式步枪近距离射击的贯穿伤。他说:“那时,日军都认为中国是劣等民族。战后几十年,尤其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逐渐挺直腰板,扬眉吐气。我也改变了看法。”


盐谷保芳当战俘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记录(1945911日开始)

侵华日军59师团的形成及其解体始末:

日本陆军第59师团,其前身 是1939114日在日本久留米编成的独立混成第10旅团。该旅团编成5天后即调入中国战场,驻山东济南地区,归华北方面军第12军建制,主要担负济 南周围铁路沿线的警备任务,经常与此地的八路军第115师及冀、鲁、豫军区和国民党鲁苏战区于学忠的部队作战。194241,日军大本营下令以这个 旅团为基础编成第59师团,仍归华北方面军第12军建制,后归华北方面军直辖。柳川悌、细川忠康、藤田茂先后担任这个师团的师团长。在华期间,59师团 多次参与了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作战,制造了冀中北疃村大屠杀等惨案。19438,该师团在山东馆陶尖冢镇决开卫河大堤,致使馆陶、临清、曲周、 邱县、清河、威县、武城7县受灾……。

1945817,侵华日军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集结部队,宣布命令:

“接到天皇宣布终战诏书,我们大日本皇军在各个战场全面投降。59师团应迅速集结,从山东半岛急速经过朝鲜半岛转移,乘船,马上撤退回日本国。”

盐谷保芳回忆:“不想,经过两个星期的急行军,途经中国东北,在朝鲜咸兴被苏联军队拦截,由于有不抵抗命令。全体59师团人员只好放下武器,束手就擒。作为战俘,除去高级军官师团长藤田茂等十人军官1950年被押送回中国受审,其余,全体官兵被押送至苏联的西伯利亚煤矿,在苏军军人的枪口下,开始了俘虏服苦役生涯。”

他写的回忆录记录的日期,是:1945911日开始。

盐谷保芳回忆:59师团在苏联西伯利亚当苦工的一行人,由于饥饿、寒冷、工伤、疾病、苦役等等,死亡1/3的人。他本人是由于腰椎被扭伤,躺着不能动,被苏联民用船只把他送回了日本国。

也就是在苏联人的枪口下,在饥寒交迫之中,盐谷保芳开始反思侵华日军59师团在中国山东犯下的累累罪行。盐谷保芳对我说:“西伯利亚寒冷!我们把水泥袋的包装纸、草、书皮,都捆在身上御寒。我们一行人从煤矿走出来,哗啦、哗啦的,老远就能听见。”

我认识盐谷保芳十几年,北京我的家,东京他的家,我们都互为常客。前年,我还和大名鼎鼎的樊建川、建川博物馆的副馆长何新勇,住在他东京的家里。由于遇上暴风雪,我和樊建川、何新勇还睡在东京国际机场的水泥地上过了一夜。

本文,讲盐谷保芳的30个故事。这是首篇,从他自己写的《西伯利亚服苦役的日月》回忆录开始。我翻译时有所删减,敬告各位看官。

 


侵华日军59师团的师团长藤田茂在抚顺战犯所里拍摄的照片。他开始是最顽固的战犯之一,不认罪,不谢罪,不服从监管。后来,他是认罪态度最好的人,还和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成了朋友。

 

藤田茂师团长的谢罪行为,直接影响到原59师团的全体归国官兵。由盐谷保芳率领,原侵华日军59师团的军人们在1982年第一次到中国谢罪。当他们63人浩浩荡荡地往曾经杀人放火过的山村走去时,老远的,全村男女老幼惊呼:

“——日本鬼子又来啦!——乡亲们快跑吧!”

只见全村钟声、锣声不断!乡亲们扶老携幼、牵着骡马、牛羊争先恐后地往山上逃命!山东老乡管着个叫“——跑反!”意思为:逃命。盐谷保芳对我说:

“我们这些日本老兵越追,越喊:——我们不杀人啦!——不放火啦!老百姓越跑!”

盐谷保芳说:“百般无奈,我们都蹲在地上哭泣!为了我们曾经犯下的罪行!”


这是盐谷保芳的名片。“中日友好亲善”大家都懂。“衣会”的意思是:“衣”他们侵华日军59师团的保密称呼。比方:夜间,两支部队相遇,不能说:“——你是哪部分的?——我是59师团45联队的。”那样,夜间,就泄密了。黑暗中,他方就知道日军59师团来了。

如果回答:我们是“衣”部队的。对方是日军的话,马上就懂。

 

盐谷保芳等59师团官兵来中国谢罪16次,都是盐谷保芳带队。第一次63人,可谓浩浩荡荡的“中国山东省旅行团”。第二次,42人。第17次以后,就是盐谷保芳一个人来。

谁曾想过:盐谷保芳是中国山东省泰安市的荣誉市民,市长给过他金钥匙。

谁曾想过:盐谷保芳支援泰安地区中小学校的体育教具一共1700万日圆。

盐谷保芳自己到成都建川博物馆5次。并赠送侵华日军军刀、军装、军号、军功章、绑腿、等等文物81件。并和大名鼎鼎的樊建川先生成为好友。

盐谷保芳应该有100个故事可以“摆话儿(侃大山的意思)”由于太长,笔者减少为30个故事。——通过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侵华日军老兵的心态。

 


    盐谷保芳的师团长藤田茂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罪、谢罪。受到中国政府的宽容处理、被释放回国。藤田茂回国组织《中归联》,他任会长。《中归联》一直主张日中友好,谢罪、认罪、赎罪。这张照片,是《中归联》(从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的14期杂志。照片中间高个子的战犯,是侵华日军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谢罪、认罪的情景。

方军保留的全套《中归联》杂志

    向各位尊敬的读者介绍原侵华日军59师团老兵盐谷保芳的同时,笔者再赘言介绍原侵华日军59师团的情况介绍。笔者声明:下面文字多下载于网络。

 

一,原侵华日军59师团罪行简录

 

日本战犯藤田茂认罪、谢罪回忆录: 仅扫荡山东沂源就杀害群众4272

  新华社济南813日专电 记者13日从山东省档案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山东将从15日起对外公布10名日本战犯的罪行档案,其中包括战犯登记表,战犯的部分口供、罪行摘要、罪行调查等。

  据山东省档案局副局长苏东亮介绍,815日至24,山东省档案馆将从馆藏的日本战犯档案中,挑选10名战犯的自供档案,将其罪供笔录摘要公之于世。这10名战犯分别是藤田茂、立花孝嘉、高桥正锐、加藤宽二、长岛勤、渡边雅夫、齐藤清、冈部利一、广濑茂治、菊池义邦。据介绍,这些战犯都属于日军59师团,既有师团长,又有旅团长、分队长、小队长、文书等。

  苏东亮表示,山东省档案馆目前保存的日本战犯档案共18,253,涉及日本战犯253名。

  从档案中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常常实行大扫荡,烧毁村庄,抢掠财物,强奸妇女,强抓壮丁,对山东人民或酷刑拷打,或刺杀,或活埋,甚至以活人练习刺刀战,可以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罪行累累,令人发指。

  今年815日是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69周年纪念日,侵华战争期间,山东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最早最深的地区之一。

  在山东地区所犯罪行摘要

  19455,扫荡我沂源,在文坦、青龙、大泉、历山等地区,杀死群众4272,十余户群众被杀根绝,被打伤者1087,被抓去的青年不知下落者250,牵去耕牛两千多头,驴子两千多头,骡马93,烧毁房子一万多间。

19455,“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为了预防遭受八路军所埋设的地雷之害,则称谓领路,使十几名人民先行的事实是使令实地趟地雷了”。19456,“把使用于阵地构筑的济南俘虏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虏,615日以后使用于教育刺杀了”。

 

二,侵华日军59师团罪行详情

 

  战犯藤田茂自供:

  19455,43军辖下的所有各部队进行了叫做“狩猎”的讨伐作战,整个的59师团都参加了。在59师团的行动区域内,作战是分三期进行的。(1)51日到510,59师团53旅团扫荡张店、博山和益都等山地一带的游击队,师团的54旅团在中岛少将的指挥下进行蒙阴、新泰等山地的讨伐作战。(2)511日到21日在鲁村南方,以全59师团的力量进行讨伐作战,然后54旅团在沂水和莒县附近进行讨伐。(3)525日到26,54旅团在43军的其他兵团配合下,在诸城以南山地进行了作战,随后53旅团扫荡胶济路以北和博山与泰山之间的游击队。我亲自领导了上述的讨伐作战。

  停战后,1945817日召集各大队长命令:1.销毁各种文件。2.埋没特种弹(瓦斯弹、烧夷弹、发烟弹、曳火弹、部分信管)3.销毁防毒面具。

  战犯藤田茂履历

  190912:陆军士官学校;19248:骑兵第13联队中队长;19358:皇族附属武官;19407:骑兵第28联队队长;19443: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19453:59师团长(山东济南)19458:在朝鲜咸兴被捕。

藤田茂1889年生,191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毕业,加入第13师团骑兵第17联队,历任见习士官、队附[]、中队附、中队长。1934年任第16师团骑兵第20联队留守队长。1935年任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侍从副武官。

19383月到山西,任陆军第二十师团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03月任骑兵15联队长,19417月任骑兵第二旅团长最后一任旅团长,9月晋升为少将。19443月,到河南任第12军骑兵第4旅少将旅长。1945年到山东任59师团长,8月末奉命向苏军投降。

19507月被引渡给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被判18年监禁。

 

三,1957年,藤田茂被提前释放回日本。

 


被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59师团师团长再数次来华谢罪时,和周恩来总理握手

 

与安倍外公岸信介的斗争

回国以后,藤田茂被选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首任会长,积极开展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华时,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1980年因病去世。

1959年,日本各界争议是否要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藤田茂拿着同为战犯的古海忠之写给日本首相岸信介的《警告信》(观察者网注:亦称《古海书简》或《抚顺书简》),要求当面交给本人。经过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多次沟通,得到了与岸信介会面的许可。但是,当藤田茂等应约来到岸宅时,却被岸信介的秘书拒之门外。秘书说:“听说‘书简’点名首相为甲级战犯,这是非理之词。这样的信件,我作为秘书官,不允许你们交给首相。”无奈之下,“中归联”以《致岸信介公开信》的形式向日本国民广为散发,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后来,“中归联”还会同日本各进步团体共同发起以征得3000万名国民赞成日中复交为目标的签名活动。会长藤田茂在街头演讲中振臂高呼:“一定要把漏网的甲级战犯岸信介拉下马!”等口号。

198041190岁高龄的藤田茂在弥留之际,让家属一定要把在中国访问时周总理送给他的一套中山装穿在他的遗体上,以示在九泉之下不忘中国的再生之恩。

 

盐谷保芳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回忆录

 

盐谷保芳回忆录的书皮


盐谷保芳回忆录一共8页,这是首页。

我是1942110在日本的征兵制度的条件下,作为现役兵从千叶县佐仓东部64部队入队的。210日,我们开始在山东泰安地区作战。我们到泰安后,部队番号改为独立10旅团4296奥中部队。我们刚刚进驻是紧张的军事训练,之后,3年多时间,是和毛泽东率领的八路军苦战。不久,我们被编入日军59师团54旅团45大队伊藤中佐指挥的部队。

编入59师团后,常常进行大规模作战。太平洋战争后不久,天皇公布终战诏书,59师团接到命令:59师团急速回国,接受保卫本土的命令。我们经过朝鲜半岛,准备归国途中,接到命令:“挖战壕,准备作战。”不想,不几日,我们被苏军包围,并接到师团长命令:“放下武器!不再作战!”

1945911,我们1500名战俘被押送苏联军队运输船。我们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被密密麻麻的塞进船舱,船舱内只有像黄豆大小的一个微弱的灯光,我们呼吸困难,如同进了地狱一般。我们面面相觑,内心世界倒海翻江。原来,我们是大日本皇军,中国老百姓看见我们就低头哈腰;现在,我们作为战俘如此屈辱。

黑暗中,大家议论:听军用船只发动机的声音,感觉这船好像是往北开。方向应该是西伯利亚。那么,我们能活着回日本国吗?立刻,沮丧的气氛笼罩在船舱之中。

几乎一天一夜,我们没有任何吃的东西,大家都饿的前心贴着后心。您想,我们都是23,24岁的小伙子,谁能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简坚持多久?幸好,有人悄悄随身携带着干鱼片,大家一人分到一小点充充饥。

经过7天航行,我们终于停靠陆地码头。“咣啷”一声,苏联兵打开舱门,我们见到了久别的阳光和新鲜空气。我们等上岸,见到白头发、黄头发的苏联小孩。当地的苏联工人体格健壮,一个人比我们两个人的体积还大。虽然是9月初,白桦林的树叶已经掉光了。

由于饥饿一周,我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走路一步三摇。冷风中我想起日本北海道冬日的雪国景象,感谢生命,我还活着。我们在寒风中集合起来,吃了第8天的第一顿像样的饭。

经过一周的艰苦旅行,我们托着疲劳的身体在乱草丛中倒头就睡。二日天亮,疲劳的我们没有力气说话。如此艰苦卓绝、如此寄人篱下、如此战俘生涯,使我联想起我们59师团在山东驻在时的情景:我们端着三八枪赶走山东老百姓,强行驻在老百姓家里的事情。这难道是佛教里说的“因果报应”吗?

手执武器的苏联兵哪里也不让我们去,他们让我们带上干粮连夜行军三日。遥远的,我们看见山丘里冒烟的烟筒,我们是到了一个叫“涛她候呜”(音译)的煤矿。我发现,这个地方,刚刚好和海港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大家离家越远越沮丧。我们一行人被留了一部分,其余的,在苏军的枪口下继续前进。第二天清晨,剩余的人到了一个叫“卡臓卡”(音译)的煤矿。四周都是铁丝网,我们开始了真正的战俘生涯。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中国胡作非为

我们的煤矿四处写的都是俄罗斯语言,我们每一个人的编号也是用俄罗斯语言发音。我们站在圆木和木板钉成的小房子里,苏联人给我们每人两个装过东西的口袋,让我们当被子。西伯利亚的冬天寒风刺骨。百般无奈,我们大家都四处捡草、树叶,放在口袋中御寒。这样,睡觉时,一翻身“被子”就哗啦、哗啦的响。这样,褥子,是草。被子,也是草。小木屋里没有煤火炉子群暖。零下—50°,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有的小屋里还有积水,百般无奈,只好找罐头盒子把水舀出去。

每一天的食物是每一顿饭两块黑面包。别的,几乎没有。有时饥渴难耐,就当着手端冲锋枪的苏联监视兵的面,走到煤矿前不远的河里,舀一些水回来大家喝。西伯利亚的夜晚真是一言难尽的难过。翌日,挖沟作业。一天干十几小时。第三天,我们被编成三组,到两公里以外的煤矿挖煤。一组为50人,我被苏联兵指令为一组的组长

开始煤矿矿长讲话,下井挖煤的注意事项等等意思。我们初到苏联,都云里雾里。

开始,一人发一顶矿工安全帽。让我们沿着细木头搭成的楼梯,往地下200米深的煤层矿区走去。煤矿下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幸亏矿工帽子上有微弱的矿灯可以勉强看见周围的世界。我们往矿车里铲煤。旁边,煤层唰啦、唰啦地落下,让人心惊肉跳。

我们两人一组的佐藤君马上和我成立朋友,在世界的极端地(煤矿里)我们心心相印、互相照顾。

作为看守我们,指导我们工作的苏联大兵,苏联矿工对我们日本战俘的一切都感兴趣。比方,手表、钢笔等等。我们也希望能交换一些黑面包,以解燃眉之急。但是,苏联人想要我们的小小笔记本和铅笔,这就比较危险。因为,最为日记,我们日本兵记录下我们的所有观感和必要的事情。

在漆黑的煤矿矿井里,我们惊奇地发现了雪白的海盐!这真是苍天之神给我们的礼物。看到白花花的,像白糖一样的海盐,我们的惊喜无法形容。这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我们悄悄带上一些,出了煤矿后和苏联人交换一些黑面包吃。

佐藤君由于饿的前心贴后心,所以,悄悄偷懒。不巧,被苏联兵发现了。苏联兵上来不由分说就殴打他,打得他遍体鳞伤。

我深深同情挨打受骂的佐藤君。甚至饥饿难耐时,人怎么能够干活呢?

我们这些日本战俘天天盼着能回国,就像做梦一样。

有一天,煤矿的所长“呜刀娃勤”(音译)对我说:“你真是卖力气!这样你在我们这个煤矿里再干两、三年再走吧!”

听了此话,我如同当头挨了一棒。如此推理:“越干活卖力,越不让回家。还要在这个吃人的煤矿里再干三年!我的苍天大老爷呀,你睁睁眼吧!

翌日,我饿着干活,扛一根大圆木。就在百般吃力行走之间,我的脊椎“嘎巴”一声,我就疼得躺在地上了。有人给我送到病号的收容所,煤矿的所长“呜刀娃勤”(音译)还去看过我一眼。其余,无人在看我。在收容所中受伤期间,我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我想起了原侵华日军59师团与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作战的往事来。那时,59师团士兵也有被八路军俘虏后又放回来的。我们都知道:“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看看如今苏联人如此冷漠,让老子在饥寒交迫中等死,真是天壤之别呀。

 


侵华日军在中国曾经犯下累累罪行

 

就这样,病病歪歪无比疼痛地在伤员隔离室躺着。有一天,房门外突然有人大吼到:“日本病人迅速转移了!”我颤颤巍巍地连滚带爬地移动出病房,向外面的卡车爬去。

卡车颠颠簸簸的前进,卡车颠簸一下,我的腰伤就钻心的痛。

我们在“思恰”(音译)停留一夜。第二天,我们向“哪候斗卡”(音译)方向前进。我推测:我们是往:“哒貌衣”(音译)方向前进。我想:“难道,我们是往日本海方向走!令人难以相信、令人难以想象!——难道让我们这些重伤员回到日本国去吗?”

我们的卡车颠颠簸簸地前进!经过我们来时经过的大山、跨过我们来时所途经的河流!向着“哪候斗卡”(音译)方向前进。车辆开进了“思衣墙”(音译)的收容所。停住了。

发给我们这些伤员黑面包和汤。我有点不敢相信:“这难道是我们三年多俘虏劳工生涯的结束吗?”傍晚,我们到了“哪候斗卡”(音译)收容所。

日本病人(伤员)中竟然有人哼哼日本共产党的歌曲:“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打倒天皇!”

在收容所,苏联军医进行最后的甄别。第一,调查原部队番号。第二,坚持、确定病情。

苏联军医给我做出的医疗诊断是:“脊椎、脊髓柱炎。并有脓血溢出体外。”

苏联宪兵调查我姓“盐谷”的具体发音,是“希噢亚”?还是“岸亚”?

苏联兵们都说,趁着这些家伙还没死,尽量赶快送回去吗!要不,尸体处理还是事儿。

我在中国作战多年,经过枪林弹雨才侥幸活到今天。可是,在战场以外,作为非战斗人员险些命丧黄泉;能活着回去,难道是上帝的旨意吗?

我在苏联当战俘期间甚至连做美梦都不敢做出的美梦,难道,我正在实施能回送到我的家乡日本国去的路上吗?

我们从苏联“啦塔露”(音译)海港出发,乘坐日本民用船只“名优丸”号,经过数日的航行,离开苏联的领海向日本东部的舞鹤港徐徐驶去。

1947520,我们终于到了日本!我下船那一刻,我是复员回家乡的开始了。

我的家乡,在日本山梨县中巨摩郡源村。我家门牌号是:盐前135号。

 

                            原日军59师团45联队步兵军曹  盐谷保芳

 


侵华日军盐谷保芳名片的背面印着如此三个称号

 

后记:

1945年到1947年在俘虏营中我们这些战俘经历了人生无法想象的寒冷时代。在西伯利亚,零下—40°到零下—50°。呼吸出来的水分马上会冻成冰坨,甚至连眼睫毛都会冻在一起。有时,一闭眼就睁不开了;眼睫毛冻上了。我们由于没有吃的,睡眠又少,一个一个饿的皮包骨头。从煤矿走到所谓的“宿舍”有持枪的苏联兵看着。每一顿饭一小块黑面包,人体就没有热量的来源。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旁边的日本兵已经冻死。连身体都冻硬了。他本人的灵魂可能是在夜黑风高时回到了日本吧?由于营养失调,很多人面如菜色,很多人得夜盲症等等疾病。

当我们这些日本战俘迎来第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从医务室得知,我们这一行500人中已经有145人命丧黄泉。他们有的人是冻死的,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在煤矿中抬圆木被砸死的。在受伤和西伯利亚的寒冷面前,有日本战俘希望医务室的苏联女医生开出“重病、受伤、休息”的证明。可是医务室的苏联女医生态度极为冷漠。

平常我看见俄罗斯人我都不想搭理他们。可是,作为战俘不能不强作欢颜。可是煤矿的所长信任我,作为一个日本人的习惯,我还是要遵循日本人的习惯,尽职尽责地干好工作。

我时常想起西伯利亚的白桦林。时常想起在西伯利亚冻死、饿死、砸死、工伤死亡的战友们。经历人间的苦难后,他们在在天之灵可以安息吧?

 

笔者版权声明:任何人转载请注明是新浪博客,翻译者是方军。

 

2016-1-29


 

捐给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文物

$
0
0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和克利福德隆送的打字机

2004726,我采访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克利福德隆夫妇。他在抗战时期在云南开轰炸机,他对我说:“腾冲城是反复投弹炸烂的,我都不好意思再去腾冲城。”

克利福德隆最大的特点,是他告诉我:“为了爱的刚刚认识的女友雪莉,我把她的名字用大大的字体,写在我的轰炸机机身上。”——他们真的相爱了一生!

我天天缠着克利福德隆先生,女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作家,专写抗战。他本身曾经的相关的抗战博物馆工作过。因此,克利福德隆夫妇在由云南外事办公室举行的晚宴后,专门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克利福德隆先生小心翼翼打开手提箱对我说:“我带来一份在云南驿机场驻在时,美国飞虎队出版的报纸一张。还有我当年用的打字机一台,希望你转赠相关的抗战博物馆。”我激动得手直哆嗦,接过这两件历史文物。

我向克利福德隆夫妇介绍我所知道的抗战博物馆。

没有女翻译,我们只好连比划带说。但是,克利福德隆听得懂“南京”他说:“——南京!——南京!——蒋介石!——蒋介石!——南京!”我知道,南京只有“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一家。这个馆长叫吴先斌。既然他说南京,那,只能是南京这个博物馆了。

克利福德隆先生知道“南京”!因为,那里曾经是蒋介石、中国国民政府的所在地。

因此,他特别指示我,希望把文物送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我欣然领命。但是,还是激动万分。

夜深人静,我蹑手蹑脚抱着打字机、旧报纸,潜回我的房间。

如果让别的客房的学者看见了,可不得了。他们会说:“应该给我们的!”

 



笔者说明:这是另一张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在昆明出版的报纸,是林雨水先生给我的。克利福德隆先生给报纸的照片,一时找不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一家抗战相关博物馆展出此报纸。——其无知,其愚昧,不可言传。比方,各位客官在美国国家博物馆看到一张1944年的中国报纸,即使是复印的,中国人可以懂,您是否高兴?

这张报纸讲的是:“陈纳德回国后,又派来的飞虎队中国地区司令的新闻。”

美国的参观者看到后是否高兴?是不是胜过一切历史教科书?

文物藏品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为一级文物。

即使,这张报纸的复印机展出,也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意义。

 

二排左三是克利福德隆先生。二排左一是方军。三排左一是保山电视台副台长李根志先生,四排左一是大名鼎鼎的滇西抗战研究专家戈叔亚。前排左三是克利福德隆的夫人。

 

 

笔者和克利福德隆夫妇一起的照片

 


 

正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展出的克利福德隆先生赠的打字机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先生和他在博物馆内看文物的样子。

 

2016-2-4


 

我衷心感谢曾经帮助我的人们

$
0
0


这是我方军公开发表,在《新华书店》能买到的图书。

 

春节就要到了,忽然想起要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63岁了,不定哪天倒下,不要留下人生遗憾。我200248岁时无奈走下工作岗位。有些沮丧。是《亮剑》作者都梁先生率先来到我家,给我五万人民币,他鼓励我重振旗鼓再开始田野调查、写报告文学。接下来帮助我各位朋友是:永康的楼潘荣、天台的林华强、江山的王俊、宁波的陈刚、嵊州的裘黎阳,诸暨的周勇、南京的独行、新华社的记者唐师曾、深圳的李明晖、宁波的沙力,杭州的吴缘、浙江的王志苗等先生、北京的金錚先生等等。

——没有大家的帮助,我方军一事无成!——方军感谢!给大家鞠躬!

 

中国的抗战文学基本分成三类

 

小说派:代表作是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和都梁先生的《亮剑》。

 

文献派:代表作是余戈的《松山1944》和萨苏的《国破山河在》。他们的分支属于历史教科书,军事史教科书的分类。不过,萨苏先生的书要活泼、趣味性强一些。

笔者认为,中国现在像余戈、萨苏这样的文献派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余戈只写了松山、龙陵、腾冲的作战文献历史记录。其实,国军抗战将士在抗日战争中同侵华日军进行过22次大战役!有三百多万人牺牲在战场上!——中国人还接着骂中国人?

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宣传已经是丝丝入扣、搜肠刮肚了:林彪的平型关大捷消灭日军1000人。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消灭日本鬼子500人。还有消灭日本鬼子500的,40030020020的种种战役。——我爸爸就是冀中军区的八路军,上过抗日战争大学。

我们再说牵制。东北从1941年前后,抗联全部撤出。可东北还有70万日本关东军。

即使华北、山西、山东没有一个八路军,日军也要70万军队驻守。否则,就是失去侵略、掠夺的全部意义。

1945年日本投降时,日军在16个战区向中国政府军投降。有125万日军78万日侨,韩战俘、韩侨6万人,总计320万人被遣返。(数据引子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第606页。)

 

中国的抗战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我们已经说了一万遍了,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详细的作战文献著作出现呢?怎么体现出“领导”、“中流砥柱”呢?

笔者1984年在外交部、外事服务局当助理翻译。日本人一直有自己的固定历史,这就是《一亿人的昭和史》。这部历史著作就在书店、社会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的货架上供所有日本国民学习,借鉴。

日本人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伊始,不自相残杀,不互相攻击。美国人从1865年南北战争以后,再有没有美国人杀美国人的战争!

——我们的历史呢?值得深思!我们的历史难道是小姑娘换的花衣服?需要互相骂?

 

田野调查派:代表作是美国记者、作家斯诺在抗战爆发前夜去我国西北采访的故事。

《西行漫记》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我认为,斯诺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属于中国抗战爆发前夜对中国的社会调查。

 

田野调查派的作家、记者,需要有社会的资助,否则,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江河大川、捉襟见肘。火车、飞机、田间的马车、驴车、电话、电报、拉面、窝窝头、大碗茶、旅店、宾馆,都要付费。否则,寸步难行。

当然,还不仅仅是金钱。我在浙江采访数百人,行程几年。其中,抗战老兵的方位、历史、现状,被“我们爱老兵”的志愿者们已经调查清楚;汽车、翻译(浙江话)等等一系列问题志愿者都做好了。所以,我是极为幸运的,幸福的人。

我从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院里长大,像《创业史》的作家柳青,《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像画家黄胄等等文化人、著名作家常常可见。可以说,那个年代,作家出版一本书都非常难。要天天应付没完没了的“运动”、“斗争”、“审查”。现在,还是时代进步了。人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精神产品以留给后来的人们。

如果一个社会阻止、限制、苛刻、苛求作家的笔;阻止、限制思想的流畅、流传;限制图书的出版,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社会。它的恶果会不会影响几代人?

我国解放初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红旗飘飘》;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星火燎原》。这两套红色丛书的出版关系新政权要建立的思维导向,关系到中国人民在新社会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创建一个新社会、和推翻旧社会的战争中牺牲的人们的怀念。

可以说32本的《红旗飘飘》和30本的《星火燎原》有几万人参与,有巨大的社会力量、政权资金在维系着。这两套红色丛书,都没有国军抗战将士们的丝毫回忆,属于时代的产物,有解放初期的时代烙印。

 

今天的田野调查派比较难。因为,民众已经远远走在执政集团的前面。您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什么时候刊登国军抗战将士浴血奋战的采访记了?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了一些,但是,讴歌共产党还是主题吧?

但是,中国人民在历史的关头大步走在了前面,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

笔者写过论文《一千万人和两千万人的争夺战》。主要意思是:八路军、新四军的直系亲属、旁系亲属有一千万人;而国军抗战将士们的直系亲属、旁系亲属有两千万人,都是中国人,要团结一致,向前看!

导演张艺谋、导演陈凯歌、房地产商潘石屹的爷爷都是国军抗战将士,都是国家栋梁。

我在日本留学七年,我调查日本国是这样:他们战死的人有三百万!他们相关战争亲历者的直系亲属、旁系亲属有一千万人。这些人,占日本人口的1/10。日本自大正时代、昭和时代、至今,平成时代,都延续“恩给”制度。既是给为国参战者战争抚恤金。当然,日本还有“政要参拜”,这些事儿被曾经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屈辱的邻国倍加愤怒。但是……

任何国家都一样。人民需要自己的英雄,自己的偶像。——中国人民需要纪念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英雄们。中国人民需要打破党派的芥蒂,为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利益向前看!中国国歌中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所以,今天,中国的田野调查派作家、记者,正是在举步维艰中艰难前行的。

 

笔者属于田野调查派分类的作家。从1991年开始在日本国采访20几位侵华日军老鬼子至今,我采访了十位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几位原苏联进入东北击溃关东军的老兵,数百位国军抗战将士、八路军、新四军、原黄埔军校老军官们、慰安妇、劳工、东北抗联老兵等等老兵。我出版了十几本图书。

我最近要出版的是《最后的飞虎老兵》;其中人物都是我在13年中,一个一个采访的。

《来谢罪的鬼子兵》,其中人物是12名老鬼子来谢罪的故事。当然是逐一采访的。

《歙县国军三少校》,其中人物是我逐一采访的。没有众人帮助,我寸步难行。

《战祸的记忆》一书,是我逐一采访的。我希望,能再一次在日本国出版。



笔者一直主张:抗日战争是一部浩瀚的历史,而亲历抗战的老兵就是这部苍天巨著的最后篇章。我们告诉未来的中国人什么?告诉他们什么样的抗战史?我们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告诉他们真实的历史?国军抗战将士们自己回忆的,自己哭诉的出死入生、沧桑人世、生死离别、悲欢离合是否应该传颂下去,让后来的人们思考?

我想,我完蛋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当过八路的爹会和我握握手。他们那一代人毕竟出版了32本《红旗飘飘》、30本《星火燎原》。我完蛋前,应该写了20本吧?他们主要写八路军、新四军、抗联、游击队。我写得多是国军抗战将士。

抗战艺术有小说、诗歌、版画、油画、钢琴曲、交响乐、报告文学……。

支持抗战文学巨鼎的三足,就是:小说派作家,文献派作家、和报告文学作家。

我们的艺术、历史、道德、信仰、理念要传承,就有依靠大家的努力。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方军感谢支持者,并给曾经帮助过我的兄弟姐妹鞠躬!

 

欢迎转载,谢谢各位!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      2016-2-6


 

我为什么转载《鬼子又来了》

$
0
0


解放军《军营文化天地》2001年第2期封面

 

我非常希望转载朋友关于采访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文章。甚至,我认识的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们访华时,,我都无条件地介绍给各个方面的媒体去采访。

老鬼子盐谷保芳多次访华,我知道的采访媒体就有:CCTV《东方时空》的、有解放军杂志社的,有山东地方电视台、报社的、有四川电视台、报社的,不胜枚举。

我希望看到众人采访来谢罪的各位老鬼子后,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这事儿太重要了。

 

这事儿还要从1997年我发表第一本书说起。19年前,我发表第一本书,叫《我认识的鬼子兵》。书中讲的是,我从1991年到1997年在日本学习期间,采访20几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故事。那本书,我很幸运,是张爱萍上将写的书名、吕正操上将写的《序》,迟浩田上将写的读后感。《我认识的鬼子兵》发表后,马上被评为1997年的十大畅销书,并且,获得多项国家图书的大奖。

书发表后,舆论哗然,很多在日本国留学过的人说:

“我们也认识、采访了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他方军写的算个屁!”

“……我很后悔!我也认识日本老鬼子,我也能写!他是个屎!”

确实是。1991年,日本国还有原侵华日军老兵85万人。平均年龄70岁。

让我无比失望,19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再写出类似的图书、采访记来。

 

只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本《寻访二战德国兵》,他真是采访了20几位原德国鬼子。

这个人叫朱维毅。他写的敢于知青生活的小说也很成功。他有这方面的生活。

其实,我是在32年前,见到第一位活生生的原侵华日军老兵的。他叫内山馨。

1984年在外交部外事服务局工作时,被派到日本《读卖新闻》社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原侵华日军59师团的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内山馨。原来,他的儿子在北京工作,他利用观光的机会重游北京,在前门一带迷路了。

内山馨在前面楼子前徘徊许久。他说:“我1942年入伍,途经朝鲜半岛、中国东北,路过北平转火车,第一次见到前门楼子。1945年日本投降,我从山东泰安随日军撤退,第二次见北平的前门楼子。第三次是1984年,我来看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又见到前门楼子。——大前门!高大雄伟!让我流连忘返。北平的前门楼子比日本大阪的楼子更宽大!”

内山馨给我一张名片,上面的地址是:“东京世田谷区用贺2-2-000号。”他说:“现在,怎么没有满街跑拉洋车的了?这样不好!——有机会去日本,请来我家做客。”

 

沧海桑田,日新月异,人事沧桑。后来,我又遇到原侵华日军59师团的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我极力把他推向中国的媒体,我希望更多的中国记者从自己的眼睛里看侵华日军老鬼子。本文,就是推荐解放军记者刘燕红公开发表的采访记《鬼子又来了》。

 

鬼子又来了

——对一位日本老兵谢罪之行的追踪采访

刘燕红

 


 

照片说明:右一:金先生。我的前辈,日语极好。所以,我的重大见媒体场合一律请他出马。右二,解放军记者刘燕红。右三,原侵华日军59师团军曹盐谷保芳。右四,《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编辑宗颖女士。

 

1121星期二

今天,我特意穿上了军装,为的是在一个老日本鬼子谢罪的场景里有中国军人。我承认,这种感情十分复杂,既自豪,又悲愤。
   
上午10点,我来到了盐谷保芳下榻的北京国际饭店。
   个子不高,头发花白,面色红润,这是初见盐谷保芳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当我得知盐谷已有81岁高龄时,真是有点吃惊,看上去,他更像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盐谷保芳此次来北京的又一原因,是看望《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作者方军。方军在日本留学7年,能说一口地道的日语,自然也就成了盐谷保芳此次中国之行的翻译和向导。
   盐谷为何来看方军?我好奇地问。方军答:9月,他在日本作演讲时,遭几个日本记者围攻,逼他拿出日军侵华的证据。会场气氛剑拔弩张。正在这时,台下站起三位日本老人,声称他们就参加了侵华战争,其中一人便是盐谷保芳。在那样的氛围下能勇敢地站起来,让方军感动。就这样,他们结识了。
   
方军说:“老鬼子”——他一直称这些来华的老日本兵为“老鬼子”,而且毫不避讳,不管“老鬼子”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方军说:“老鬼子”于19日晚 11时乘飞机到达北京,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向抗日战士雕像敬献了鲜花,还为纪念馆捐了款。
   我和方军交谈时,盐谷保芳始终面带微笑静静地观察着我。终于,他走近我,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衣袖,说:“我第一次见到中国的女军人。你们的服装真漂亮,比你们过去的军服质地好多了。”说着话,盐谷四下寻找着什么,最后,眼光落到窗帘上。他拉起窗帘一角解释说:“八路军的军服就是这种灰颜色。”“老鬼子”发“八路军”的音简直可以用“精确”一词来形容。
   盐谷保芳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就听大点儿的孩子说到部队服役很可怕,尤其到中国更是一件糟糕的事,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打死。盐谷感到十分恐惧,背着家人,用小刀狠狠地把左手食指砍伤,又立刻跑到医院医治,弄得尽人皆知,以此证明自己是个伤残人。然而,1941年,当他长到21岁时,他才知道,军人抠扳机时要用右手,而不是左手,他还是没有逃脱兵役。
   他们这些新兵在国内接受了超负荷的军训,半年后,被运往朝鲜,坐上了闷罐列车。谁也不知道他们走向何方,只是强烈地受着思乡之情和对战争恐惧的煎熬。列车隆隆地走了不知多少天,从偶尔打开的车门缝中,他们隐约地看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这时,他们才知道列车经朝鲜半岛到达了中国。终于下车了,他们一眼就望到了不远处高低起伏的山峦。老兵告诉他们已到了中国的泰安。当时,盐谷并没想到“泰安”一词对他的大半生产生了什么样的意义,只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到别的国家来打仗。不久,他领到了枪支和子弹,成了山东人恨之入骨的日军五十九师团中的一员,在泰安一呆就是4年,期间,中国八路在他的手、肩、脚和大腿上留下了6处伤痕。


在国际饭店,刘燕红是解放军记者、军官。我是73年的兵,79年退出现役的士兵。


   盐谷似乎明白解放军的前身就是八路军,一再对我说:“八路很好,中国老百姓非常拥护他们。我们中的人被俘后都受到了礼遇。”他说,有一次,他们被八路军包围,他的战友佐藤因腿部负伤而被俘。没多久,他们看见佐藤骑着骡子向驻地走来,吓坏了,以为佐藤的后面跟着八路军,连忙躲进了路两边的树丛,谁也没敢与佐藤打招呼。佐藤走着走着,又掉头回去了。中国“文革”时期,佐藤才回到日本。盐谷问他那次是怎么回事。佐藤说他被俘后,八路军对他很好,送骡子给他,让他回部队。可他怕上司杀他,想了想,觉得给八路军干事更保险些,就掉头回去了。
   由于是初次见面,语言又难以沟通,在方军打电话时,我和盐谷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很快,盐谷打破了沉默。他递给我一张印有“中国友好亲善衣会第10次访中团团主 盐谷保芳”字样的名片,又掏出一部相机,比比划划了半天,让我明白他是想给我照相。这时,方军打完电话走了过来,盐谷又把相机递给了他,让他为我们照张合影。快门按下之前,盐谷拘谨地伸出手,用生硬的汉语对我说:“可以吗?”我表示了同意。他握住了我的手,而且十分用力。
   下午,我们随盐谷保芳到北京南郊的公安大学作演讲。
   会场里坐满了20岁左右身着警服的年轻学员,肃穆庄严。盐谷意外地碰到了这所大学的日籍教师原连阳。他乡遇亲人,俩人都显得很高兴。
   
可是,面对‘老鬼子”,中国学生却显得忿忿不平。
   学生:你是何时意识到你参加的那场战争是罪恶的?
   盐谷:1945年,当我作为战俘,被抓到西伯利亚做苦役时,渐渐地意识到故意加在别人身上痛苦是十分罪恶的。
   学生:你们面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想没想到过他们很可怜?
   盐谷:想到了,我们很多人都想到过不应杀害中国的老百姓。
  学生:你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坏事?
   盐谷:我们抢过老百姓的东西。一次,我们发现老百姓家有一种黑颜色的鸡蛋,觉得鸡蛋是这种颜色很奇怪,就把它们扔了。后来到中国,吃了这种叫“松花蛋”的东西,觉得味道奇美,很后悔当时把那些“黑鸡蛋”扔了。


《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中,刊登记者刘燕红的报道。


   
会场里,有人在笑。盐谷板起面孔说:这是我们干的坏事,你们听了应该觉得很气愤。
   学生:你们政府一直不愿正视侵华这段历史,那么,你怎么看“南京大屠杀”?
   盐谷:“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我在东京,还没有应征入伍,但在国内没有听说过,1941年到中国后,才听说了这件事。4年前,我特意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
   学生:你们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战败的消息时心情是怎样的?
   盐谷:我们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还是很高兴的,大家都在说,这场战争总算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学生:你们是如何看待汉奸的?
  盐谷:不好!
   学生:听说你已是第13次来到中国谢罪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把我们的父兄杀了,几十年后,你忽又良心发现,跑到中国来捐些钱,这笔账就能了了吗?
   盐谷沉默许久,说:我们对你们爷爷奶奶那代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请你们回去对你们还健在的爷爷奶奶说,发动那场战争并不是日本国民的本意,我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来中国打仗的。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理解我这位老人的悔过心情。
  盐谷说着话,脱下了外衣,显然,他在冒汗。
   
我们刚到这所大学时,就听说日籍教师原连阳与学生的关系并不融洽。作为49岁的中年人,原连阳并不相信日军在中国执行军事行动外故意杀过人。他的观点似乎能代表日本战后出生的几代人对侵华战争的认知程度,却让中国学生十分气愤,中国学生经常在他的门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这时,原连阳不失时机地问:盐谷先生,你们杀过人吗?
   盐谷答:杀过。
  人证面前,原连阳沉默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两个小时过去了。最后,盐谷说:我20岁的时候不得不扛枪打仗。希望你们能在幸福的环境里好好学习,让中国强盛起来。

11月22
星期三 晚
   
北京 睛
   今天是农历“小雪”。我们相约于北京站集合,随盐谷保劳乘火车到山东泰安谢罪。同行的还有《东方时空》的两位编导。行李、摄像机、长话筒、固定架……两位编导拿的东西可真不少。进站时,盐谷一直帮他们拿着那个极像一只长毛狗的话筒。后来我发现,盐谷的随身行李也非常重。


《军营文化天地》刊登记者刘燕红的报道


11月23
星期四
泰安 晴
   霞光一丝丝地揭开了夜幕,清晨650分,火车到达泰安车站。接站的是泰安市对外办公室副主任李钦忠。吃过早饭,我们听从盐谷的请求,驱车前往徂徕山。这里打响了山东抗日战争第一枪,盐谷每次来泰安,必到这里向纪念碑致敬。
   兴许是听到了汽车的喇叭声,我们的车刚在徕待山抗日战争纪念碑下停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便急急地从路边的民房里走了出来。看到从车上下来这么多人,老大娘一愣,继而怯怯地向走在最前面的盐谷招了招手,那样子像是在招呼一位熟人。盐谷轻轻地笑了,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好,你好!”并从兜里掏出一沓照片,递给了老大娘。
   见我们疑惑不解,盐谷解释说:这是他第四次来到这位姓徐的大娘家了。第一次来的时候,盐谷带着谢罪团的几十个人。徐大娘一家人听说来的是日本人,全吓跑了,后经翻译解释,才回到家中。渐渐地,盐谷和这家人成了熟人,他带来的相片就是上次到中国时特意为徐大娘全家照的。


1943年盐谷保芳保留的村民写给吉川曹长的恭颂状。乡亲们不是歌颂日本鬼子的“德政”,而是怕日本鬼子。但是,日本老兵盐谷保芳留着这张纸,也真是惊人之举。

笔者认为,这应该是被山东省博物馆世世代代展出的文物。原因是:“什么是亡国奴?在暴政之下,在强大的侵华日军面前,日本占领区的一亿中国人只能强作欢颜。歌颂伟大、正确的侵华日军鬼子兵所谓”德政“。

徐大娘引领着盐谷走进她的家。盐谷看见屋子里随处码放着的玉米、花生,又准确地说了一句:“这是粮食!”我吃惊地对方军说:“你总‘老鬼子’、‘老鬼子’的,他好像听得懂!”方军不屑一顾地说:“别说他只懂几句中国话,就是听懂了,也没什么不对。”我看过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那上边说他家附近的两个村子被日军烧了,他的两个叔叔被日军杀了,他与日本鬼子有着国仇家恨。
   我们要走了,徐大娘竟有些恋恋不舍地跟着我们。我问:“大娘,您知道他曾是‘日本鬼子’吗?”
  大娘答:“知道!”
   “他过去在这附近干了对不起中国人的坏事,您难道不恨他吗?”
   大娘摆了摆手,说:“咋不恨呢!可他来这里谢了好多次罪,那么大年纪,也怪不容易的……”说着,回到屋里,端来许多土特产品让我们吃,临了,还使劲往盐谷的兜里塞满了花生。
   这情景让我慨叹不已。这就是中国朴实厚道的老百姓!我忽又想起公安大学一个学生的提问:你们面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想没想过他们很可怜?
   
据老李讲,盐谷每次来泰安,必向当地的中小学校捐款。盐谷说:日本强大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重视了教育。中日甲午海战后,日本把中国的赔款全部用在了国民教育上。在日本,最好的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物就是学校和图书馆。盐谷又说,一定要让现在的中国孩子上学。他给泰安市的各学校捐款已有1300多万日元。


占领泰安期间,盐谷保芳部队日本兵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给当地的小孩照相

盐谷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来中国前,复制了很多他在泰安当兵时收集的照片。当我们在黄前镇一所中学遇到当地的一位75岁的老人张传孝时,盐谷便指着照片上的一些儿童问:“这些孩子当时大概也就10岁左右的年纪。不知他们现在哪里,我很想见见他们。”张传学老人端详照片许久,遗憾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见一张照片背后注着的“1940春 黄前镇乡长 刘逢涛先生”几个字时,不禁大叫了起来;“我认识他,还认识他的三个儿子!”说着,便迈开大步,向刘逢涛的一个儿子家走去。
   村民听说来了一个老日本鬼子,纷纷跑来围观。盐谷见人越来越多,又拿出照片让众人辨认。上了年纪的人大多记得日军在集市上的那次大屠杀,说到当时的惨状,无不悲愤万分。盐谷流着眼泪,一再鞠躬,连连说:“对不起!我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我们曾问盐谷到底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具体的坏事,以至几十年后,他13次到中国谢罪。盐谷说:他当兵不久,部队便开到徂徕山与八路军打仗,双方僵持不下,打得十分惨烈。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是不可能不向八路军开枪射击的,否则,他就会受到上司的严厉惩处。他说,他们不怕国民党军,因为当国民党军打八路军时,还请日军帮过忙。但他们很害怕八路军,刚到泰安,他们就听老兵说八路军特别神勇。为了剿杀八路军,他们经常到各个村庄搜武器抓人,遇到男子,便摸他的手,如果没有老茧,就断定这个男子不是下地干活的农民,二话不说,立刻抓定处置。盐谷说他们的衣兜里经常塞满从老百姓家抢来的花生,水壶里装满老百姓家自酿的酒,然后,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花生,一边向八路军发起冲锋。我们想像着日军的那副嘴脸,笑问:“你们那样射击还能瞄得准吗?”盐谷一本正经地回答:“瞄得很准!”听了这话,我们又变得咬牙切齿起来。
   盐谷保芳是泰安市的第一位荣誉市民,据说这个称谓的获得十分艰辛。我问盐谷为何要力争做一个中国城市的市民。他回答:因为他当兵的4年几乎全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是他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年华,可是做了他一生最为后悔又无法忘怀的事。他想为干过坏事的地方的人民做些好事,得到他们的原谅。再有,他出生在山区,他爱山,爱富士山,也爱泰山。中国曾有72位皇帝朝拜泰山,可想而知泰山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十分圣洁的。盐谷告诉我,1985年后,他登过10次泰山,每次都徒步爬到了南天门。当兵的4年间,他也登过两次泰山,但都是为了执行军务,上山时,抬头能看见山腰间游动着的八路军。
   
一天下来,我的感觉是挺累。


《军营文化天地》杂志刊登刘燕红的采访记


11月 24
日 星期五
   
泰安 睛
   今早刮起了大风,我问盐谷保芳是否需加点衣服,他摇了摇手,翻出他身上穿着的保暖内衣给我看,告诉我穿着这个就不冷了。
   日本人很节俭,这在盐谷身上得到了证实。他曾让我看他衣帽及鞋里自己动手制作的标签。那上面写着:衣服:购于1970年;马甲:购于1969年;鞋:购于1971年;帽子:自己制作,1979年。东西虽老,但质地好得让人咂舌。他的帽子做工十分精细,磨砂皮,是盐谷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做得的。看来,不光是中国军人能做一手好外线活。
   盐谷的饭量很大,但绝不浪费。有一句形容日本人的话,叫“常带三分饥与寒”。一个富裕起来的国家竟然保持着如此的朴素,令人钦佩,这大概也是日本民族的一个未涡灭的文化特色吧。
   盐谷今天显得很兴奋,话明显地多了起来,因为他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泰安市的老火车站,他就是在那儿当了4年的大头兵,守着这个车站,天天看着一车一车的中国物资由此运往自己的国家。
   915分。刚一下车,盐谷便甩开众人,独自大步流星地向旧车站走去。谁也弄不清他此时的真正心情。
   我见过盐谷带来的在泰安车站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是他的一个战友登上钟楼推窗照的,还有一张是日本兵扛枪走在繁花丛中。
  “那是什么花?”我问。
  “樱花。”盐谷答。我一愣。
   盐谷说:“我们是驻军,不像野战部队那样度无定所。有时,我们也可以爬爬山,种种树,栽栽花。其间还做些游戏,唱唱歌。有些兵带来了樱花树,栽在山上,居然还开了花,我们就管这个开满樱花的小山丘叫‘泰安公园’。”
  我说:“想听听你的军营生活。”
   盐谷便指着面前的泰安站旧楼说,他的军衔太低,才是个一等兵,没有资格上这座楼,那是当官的住的地方。他们住在楼的两侧。刚来中国时,他们最怕的是打仗,越怕就越想家,所以总想弄伤自己,以便回家治病。他在战场上亲眼所见很多士兵在两军对阵时故意举起了手臂。这在一些日本老兵的回忆录中能够得到证实。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也是侵华日军的一员,他当过骑兵,因发高烧而有幸回国。他写了一部回忆录,书名似乎叫《摸过地狱之门》。

 


    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和解放军记者刘燕红一行人在“泰安站”前面照相。盐谷保芳说:“这个建筑还在,真是奇迹。”(笔者不知道,现在,是否被拆除了?请各位看官告知。)


   盐谷说,老兵打新兵的现象同样让他难以忍受。他当兵时,少年兵、二年兵和三年兵住在一起。少年兵最苦,每天要侍候老兵,老兵稍不满意,就打少年兵。盐谷是个手脚勤快的兵,因此肩上的“星”升得很快,所以很遭人护忌。一次,他被一个已有两年兵龄,却比他军衔低的老兵打了。那家伙酒后闹事,说盐谷没有把码放东西的方法教给新兵。盐谷的右颊青肿起来,从此,他的右耳再也听不清外界的声音了。
   1010分。意外的,我们被告知:找到了抗月战争时任黄前镇区委领导的王永坚同志,便立刻前往王老现居住的泰安军分区第四干休所。
   王老已有77岁年纪,离休前任铁道兵学院院务部部长之职。王老是本地人,16岁便是地方区委书记。日军占领时,他被悬赏捉拿,改“刘奇”之名为“王永坚”。
   盐谷非常清晰地用汉语说:“你的面色跟小孩一样。”他是在说王老的气色很好。众人一听,笑了。半个世纪前互为敌人的两个人步入古稀之年后竟紧紧地握住了手,让在场的人无不慨叹。
   谈起抗日的那段历史,王老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日军到徕阻山的那次长达20余天的扫荡。盐谷一听,眼睛一亮,说他那时就在徂徕山打仗。说着说着,他眼里的光又黯淡了下去。
   当王老得知盐谷来中国时是个小兵时,便感慨地说:“1942年以前,驻扎在泰安地区的日本兵普遍是成年人,受过专门军事训练,跟他们拼刺刀,我们三个拼不过他们一个。1942年以后,日军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兵力少,强征了国内的许多娃娃兵。这些小兵胆子小,怕死,成天哭哭啼啼的。”
   通过方军,盐谷知道了王老的官职,便竖起大拇指,对王老说:“你,大大的;我,小小的。”众人一听,又笑了。

 


    照片说明:地点,泰安军区干休所。人物:右一,解放军铁道兵高校领导王永坚。当年,他在山东省泰安的八路军当领导,同盐谷保芳等侵华日军作战数年。中间:盐谷保芳。左一:山东泰安外事办公室的翻译老李。墙上,是泰安干休所所住军官的原职务简介。


   话锋一转。王老说:“你多次来中国谢罪,我们理解,也很敬佩。但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承认这段侵华史,想否认这段侵华史,这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我不再说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暴行了,就说我看到的吧。我就亲眼看见日军到村子里烧杀抢夺,把老百姓的孩子提起来,扔到火里活活烧死了……”盐谷听了,满脸泪水,使劲地握住王老的手,一再说;“对不起!这种罪行不可饶恕!”当王老粗略地了解了那场战争给盐谷个人造成的不幸时,反过来又安慰盐谷:“那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向前看。那场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日本人民的灾难。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盐谷也表示:“我在国内一再对身边的亲朋好友说日军无理地侵犯了中国。今后,我还要对更多的年轻人说这段历史。只要我活着,就把这个工作做到底。”
   下午两点,我们又开始了与盐谷保芳的交谈。老李换下了方军,担当了谈话的翻译工作。
   与老李闲聊时得知:老李曾公派去日本留学了一年,他和盐谷保芳相识在日本东京。一天,老李所在学校的校长给老李看了一封信,那上面说写信人是个侵华老兵,很后悔在中国泰安犯下了罪行,得知该校有个泰安籍的中国留学生,十分高兴,希望校长给予照顾。写信人就是盐谷保芳。老李看过了信,很感动,便与盐谷成了朋友。1993年,盐谷再次来中国前,萌生了由北京骑车到泰安的念头,并从国内带来一辆欧洲产的山地车。俩人由北京出发,轻装上路。可没走多久,李老落在了后面。一路上,常常是盐谷走走停停地等着老李。一次,老李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发现盐谷被巡逻的交警拦住了。盐谷被拦的原因是他的山地车没有车牌,车速又太快。交警拦住盐谷后肯定挺后悔,因为双方语言不通,老李的及时赶到解了两个人的围。
   “你知道‘鬼子’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又在提问。
   “知道。对中国人来说,侵华日军是像鬼一样的人。”盐谷回答,“我以前听到这个称呼觉得非常难听,但现在听来不反感,反而觉得中国老百姓给日军起的这个名字很贴切。我三番五次地来中国,就是想让现在的中国人不再对日本人有这样的印象。”
  “是什么激发你以实际行动做忏悔的?”
   “日本度过了战后最艰难的时光,渐渐地富裕起来,我们也就有精力聚在一起叙叙旧了。我们是从战场上过来的人,所以对生命更加珍惜。在悼念阵亡的战友时,不禁想到了流血的中国人。那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我们应该说清那段历史,对子孙有个交代。生活好了,人容易产生惰性。慢慢地,一些有良知的侵华老兵开始呼吁应到中国谢罪。我也觉得光在嘴上说或心里说‘我们错了’还不够,应该把忏悔落到实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中国人民物质或财力上的帮助。
  1985年,原日军五十九师团的60多名侵华老兵组成谢罪团,到中国山东谢罪,我任团长。如今,这批到中国谢过罪的老兵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过世,能再来中国的已所剩不多了。”盐谷显得黯然神伤,半晌才抬起了头。
   
1993年,您已是70多岁的人,产生骑车旅行的动因是什么?”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可以胜任这样的旅行,所以才敢这样想。沿途,我拍了许多照片,带回了日本。我想,通过我这位老人的做法,让日本青年更多地了解中国。我的中国之行在我们家乡的新闻媒体上还做了宣传。”

   每次提到西伯利亚服役的那段经历,盐谷保芳便露出痛苦的表情。
   1945年,日本侵略军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缩小战线,准备做最后一拼。5月,盐谷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开始部分撤军。当他们撤到朝鲜的兴南港时,突遇苏军,几千人被俘,后改乘轮船,解往西伯利亚。
   途中,这些曾横行一世的日本鬼子被关在了潮湿黑暗的船舱里,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谁要上厕所,就顺着从甲板上垂下来的一根绳子爬上去。这时,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不知走了多少天,到了一座煤矿。他们被强迫看到几米深的煤井里挖煤,终日见不到阳光,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只得到两个难以下咽的小黑面包。饥饿、疾病困扰着他们,三年后,当他们终于可以回国时,人数已锐减了六分之一。时过境迁,盐谷尝到了被奴役的滋味,想到中国人对日军战俘的种种礼遇,将心比心,他深深地感到日本对中国这样宽厚的民族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1110分,我们将乘火车返回北京。盐谷保芳要在泰安多留几天。
   
两天奔波,每个人的脸上挂满了倦意。吃过晚饭,我们便劝盐谷早点休息,不必再送我们,他毕竟是个80多岁高龄的老人。可是到了1040分,我们拿行李往外走时,盐谷还是出门上了电梯,并帮忙提着东西。我的心里有些不安,连忙拦着盐谷不要再往楼下走。《东方时空》的一位编导却轻声地制止了我,说:“让他送送吧。”我顿时向他投去不满的目光。他连忙解释:“我想下楼后,抱抱他。”说着,抖抖满手的行李包,那意思是说,他现在实在腾不出手,无法告别。我们准备上出租车时,两位编导果然拥抱了盐谷,我看见盐谷的脚离地面很高。


在北京国际饭店时的照片

1130 星期四
北京——成都 晴
   早晨740分。首都国际机场。我们将乘飞机飞往成都。
   
很荣幸,除了盐谷、方军和我,随行的还有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宗颖。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图书编辑,编辑策划的两本书我十分喜爱,一本是《我认识的鬼子兵》,一本是《一个人的抗战》。
   今天,我们能见到一个复转兵,《一个人的抗战》的作者樊建川。他是个颇具个性的人,插过队,当过兵,教过学,做过秘书,直至当上了宜宾市的副市长。正当他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他却辞了职。几年后,他在房地产业里又事业有成。樊建川又是个极具个性的收藏家,不收藏古董文物、名家字画、珍贵器皿,而是对“文革”藏品及抗战时敌我双方的军用物资感兴趣。收集抗战文物是个十分艰巨的工程,因为历经了多年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后,抗战实物的保存出现了恶性的断层,正像他在“作者手记”里形容的:“经商之余四处奔波收集藏品,下班之后查资料作考证熬夜写作,这中间有劳累辛苦,有力不从心,还有别人的不解……”樊建川说: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几日不见,盐谷似乎比初次见面时略微显瘦。一问才知,他昨晚923分才返回北京。在泰安的这几天,他办了些不愿让人打扰的私事:给他的孙女找了一所可以在山东泰安留学的大学,拜会了几个中国朋友,买了些全家人都喜欢吃的泰安产的蘑菇……

   1948年,这些在西伯利亚饱受煎熬的日本战俘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然而,眼前战后落败的惨景令他们无可奈何地流下了眼泪。房子烧了,街道没了,人们相见时沉默无语,久久地徘徊在残垣断瓦之间,收拾着残缺的梦。
   
盐谷回到了家乡山梨县,骨瘦如柴,只剩下了35公斤。他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病,全身像打了石膏一样地僵硬,卧床不起。夜里,他经常做梦,一会儿是喊杀震天的中国战场,一会儿是暗无天日的西伯利亚矿井。这个梦反反复复地跟随着他,弄得他筋疲力尽。他无奈地对父母说,这是他的报应。他病得十分沉重,政府不予理会,父母只好拿出钱来给他医治。盐谷在医院度过了他回国最初的三年时光。

   1145分,飞机安全降落在成都机场。与以往到成都感受最不同的是今天成都的天空出奇地晴朗。
   走出机场站口,我被眼前晃动的大摄像机吓了一跳。这是《东方时空》的《面对面》栏目正在做有关樊建川《一个人的抗战》的片子。镜头对准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就是樊建川。
   坐上建川公司的汽车,径直来到了位于成都万年路二环路口中央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在方军的帮助下,盐谷抬着一个用黄、白菊扎成的花圈,默默地向纪念碑缓缓走去。他恭恭敬敬地把写有“向反侵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四川将士致敬 原侵华日军士兵盐谷保芳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了雕像正面的花台上,鞠躬谢罪。众人听到他默默地念叨着:“我来谢罪,我来迟了。”
   后来,盐谷说:“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对我说:你来了,我们太高兴了。你应该早点来。”他说,因为他来谢罪了,所以天空放晴了,这是英勇牺牲的中国将士在显灵。
   饭后,我们去参观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樊建川想请盐谷帮助校正一些抗战藏品的注解。
   230分,我们走进了这个在民间首屈一指的个人收藏品博物馆。进馆前,盐谷细心地把相机检查了好几遍,然后交到我的手里,让我帮忙拍照。
   
其实,樊建川的这个抗战博物馆就是他的客厅,十分独特,没有码放生活用品、装饰品,而是装满了抗战实物,走进去,就像走进了一个历史长廊,每件藏品都令人触目惊心,像是在无言地叙说着那段血泪斑斑的日军侵华史。
   
盐谷慢慢地走着,细细地看着。见到日军在中国发行的债券,他摆了摆手,说:“那些东西不值钱,是用来蒙骗中国老百姓的。”看到日军侮辱中国妇女的照片,他的脸上露出了羞愧的表情,并对众人说:“我们的军队里有许多坏人,参军前就是流氓。”看到日军军刀、刺刀,他摸了摸。看到锈迹斑斑的日军钢盔,他往头上戴了戴……最后,他在东史郎为抗战博物馆题写的“为中日友好愿粉身碎骨”的字旁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日本老兵对这场侵略战争所做的反省”,并摁下了手印。
   樊建川说,明年,他要把这个博物馆向社会开放,并正式聘请盐谷保芳为博物馆顾问。盐谷表示:回国后,他要从活着的侵华老兵那里收集一些侵华实物,免费送给樊建川。樊建川很高兴,赠送给盐谷刺有熊猫图案的蜀绣和自己的一本书。盐谷说:希望《一个人的抗战》能像《我认识的鬼子兵》一样在日本出版。樊建川表示,明年,他将去日本,再收集一些日军侵华的物证。盐谷说:“很好。来日本时就请住在我的宾馆里。”


    12月1
星期五
   
成都 阴,有时有雨
   大病初愈后,盐谷便向母亲借了钱,到东京闯天下。渐渐地,他发现战争的阴影从国民的身上消褪了,这尤其在妇女的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盐谷觉得卖化妆品可能会得到妇女的欢迎。于是,他弄到了一批进口化妆品,自己销售,每天坚持工作16个小时。累,但他很高兴,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两年后,他把借款还给了母亲。不久,他有了自己的一个卖法国化妆品的专营店,早晨6点开张,晚上12点关门。经济复苏了,人也变得漂亮了,他的日子也开始好过了起来。婚后,随着一双儿女的出世,盐谷的生意也日渐红火。20年后,他们盖了一座楼,夫妻一商量,决定把它租出去,每月收取100多万日元的租金。30年前,盐谷又有了自己的宾馆。宾馆不大,但处在东京的闹市区,早稻田大学附近,因此地价不菲,生意兴隆。如今,在高楼林立的东京,盐谷的小宾馆显得矮小简陋,可他认为这样已经足够了。他甚至把一块价值颇高的地皮用来当菜地,没事时就去种种菜。盐谷笑说,在那块菜地上可以盖起一座高搂。
   他的夫人已经72岁,见过她的中国朋友都说她风韵犹存。夫人每天做祖孙三代人的饭菜,料理家务。全家人怡然自乐地过着日子。然而,这种悠闲的生活依旧抹不掉盐谷年轻时存留的记忆。夜里,他还是经常做那些噩梦,梦里大喊大叫,时常被身边的夫人推醒。
   家人很理解盐谷到中国谢罪的行为,并随其多次来到中国。他的夫人更是陪着他5次登上了泰山,这些也成了夫妻二人的一段难忘的记忆。


   今天的成都冬雾蒙蒙。上午9时,由《成都商报》策划的“从物证到实证——方军 樊建川读者见面会”在报社举行。一批健在的川军将士及其子女前来出席这个会议。会前,盐谷又把相机交给了我。
   会场的气氛是严肃而激烈的。说到动情处,有的老兵流下了泪水。盐谷也非常激动,哽咽着对大家说:“你们如果有气,就请打我一顿吧。”老兵们表示,我们是一个宽厚的民族,不做无礼的事情。但请日本的那些妄想歪曲历史的人记住,中国一定会强大,中国人不再受欺辱。历史是不能遗忘的,遗忘的结果还会有灾难,悲剧还会再发生。
   午餐时,我发现,盐谷吃的并不多,他的心情很沉重。
   下午2时,我们驱车来到成都购书中心。盐谷、方军和樊建川将在这里签名售书。消息是早发出去的了,购书中心人头攒动。一会儿,一摞摞的书卖了出去。人们手拿着《我认识的鬼子兵》和《一个人的抗战》,排着长队等候签名。三个人的手累得开始发抖。我发现盐谷的头上直冒汗,便对他说:“签上名字就行了。”可他回答:“那样不能表示我谢罪的诚意。”我看见他在递到跟前的每本书上都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对于侵华的罪行,我表示深刻的反省。我祈祷和平。侵华老兵:盐谷保芳。”

    12月3
星期日
   
北京 晴
   “老鬼子”盐谷保芳明天清晨就要返回日本了,宗颖和我商定到盐谷住的国际饭店做东,请他吃一顿饭,算是正式道个别。电话里,我们提到盐谷保芳时依旧使用着“老鬼子”的称呼,可心里却对他产生了亲近。
   宗颖和我来到饭店的商品部,精心为盐谷挑选了一套雕龙缀凤的酒具。交到老先生手中时,他非常高兴。我们对老先生说,这是他这次在中国吃的最后一顿饭,想吃什么由他点。他说:“吃涮羊肉!”老先生的饭量依旧惊人。我们四个人一顿饭吃了两盘肥牛,七盘羊肉,两份白菜,一盘豆腐,老先生爱吃豆腐,而且会用中国话点名要豆腐。
   我问盐谷的处世哲学是什么。他说:人活着就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要常回头看看已走过的路。人应做光明磊落的事,要正大光明地活着,不要让自己后悔。对于服役后的感悟,他这样说:人活着,不管是苦还是甜,都要心存希望,善待自己,更要善待别人。
  我问盐谷:你对战后日本经济很快复苏怎么看?
   盐谷想了想,回答:日本民族是个很认真的民族,并且善于把外国的经验吸取过来为己所用。日本人很善于动脑筋,使自己的许多做法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日本的国土太小了。而中国地大物博,很多想法可以慢慢地有计划地实现。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几倍,智慧也多于日本,中国没有理由建设不好。前些日子,从电视上看到中国获得了那么多的奥运奖牌,很高兴,真心为中国的富强而祈祷。
   我又问:日本右翼势力公开叫嚣的那些丑恶的观点,会不会把日本国民再次推入战争?
   盐谷十分严肃地回答:不会的!在日本,有良知的人是占绝对多数的,他们不会再容许把别人的和自己的幸福毁掉。
   酒足饭饱,盐谷当着我们的面把皮带松了松。他伸手摸了摸宗颖和我的胃部,指指自己,用手划了个向外凸出的半圆,又指指我俩,用手划了一个向内凹进的半圆,那意思是说,他吃得很饱,我们吃得太少了。我立刻纠正他,在身前也划了个向外凸出的半圆,告诉他我们也吃得太饱了。大家嘻嘻哈哈地走回了国际饭店。
   要分手了。我上前拥抱了老先生,对他说:“明年再见!”盐谷注视着我,微笑着说:“如果能去日本,不要住在别处,一定住在我的家里。我们是朋友,永远的朋友。”


    12月4
星期一
   
北京 晴
  我抬手腕看了看表,930分。
   此时,盐谷保芳归国时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总被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牵拉着。
   给方军打电话时,方军问:“你觉得‘老鬼子’怎么样?”
  我说:“昨晚分手时,我直想哭。”
  半晌,方军“嗯”了一声。

 


照片说明:“衣会”的意思是:59师团的暗语是“衣”,他们的谢罪赴中国泰安的战友协“会”的意思。上面名片是,“第16次赴中国泰安地区谢罪战友团”的意思。

 

以上,是解放军记者刘燕红写的采访记。

笔者的初衷就是要看看别人怎么采访侵华日军老兵的,和他们的感受。刘燕红记者的采访记,无疑是美文。细腻。全面。我认为,刘记者的采访记是美文,值得学习。

不过,刘燕红记者、宗颖编辑后来去了日本东京盐谷保芳家采访。我听说,有这样的情节:“盐谷保芳的战友们听说解放军女记者来了,都想来会一会。”

这些侵华日军老兵,都是侵华日军59师团驻在泰安地区的老鬼子。他们也数次到中国泰安谢罪。要是刘燕红记者能记下他们的名字、职务就好了。如果我在,我会让老鬼子们分别登记。这样,不但完美,而且,准确、真实。

 

2016-2-9


 

珍妃井中同情多

$
0
0


故宫博物院中的珍妃井

 

198711月,我带着4岁的儿子到故宫博物院玩,如今,我儿子都33岁了。那时,珍妃井没有栏杆,可以随便走到珍妃井近前并向井中观望。但是,井口太小了,还有一根大铁柱横亘其中。所以,您要看的话,就没有办法看其中;一身头,就遮住光。

我当时带了一架海鸥单反照相机,标准镜头。我想把照相机伸到井中拍一张不就看见了?可是,照相机太大,放不进去。灵机一动,我可以把照相机拆了,先放进机身,再放进镜头和闪光灯。但是,必须用牙咬住照相机背带,一只手完成在石锁下的:1,放进机身。2,单手安装镜头。3,单手安装闪光灯。4,事先调好光圈、速度、距离。单手拍照。再单手一件一件拆掉,拿出来。万一,掉进去一件,就活该了。

 



这是笔者1987年拍摄的照片:“珍妃井中同情多”。虽然非常粗糙,但是,珍妃井的大致的样子就是如此。我当时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三年多了。我的工作其中的一项,是冲洗胶卷,洗照片。当然,日本记者拍摄什么,我在暗房里第一个看到,常常,采访邓小平的照片、采访中国各行各业的照片、中国古迹的照片……,包罗万象。

这张照片的冲洗、放大,当然,也是自己制作。

 



珍妃井位于北京故宫宁寿宫北端的贞顺门内,原为宫中普通水井。井眼上置井口石,石两侧凿小洞,用以穿入铁棍上锁。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京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惶西逃。临行之前,慈禧太后将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召至颐和轩,命太监崔玉贵等人将她推入贞顺门内井中溺死,此井因而得名珍妃井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銮驾回京,珍妃被追封贵妃,其家人获准将尸体打捞出来,安厝于西郊田村,后葬于清西陵崇陵妃园寝。 清末宣统皇帝逊位后,珍妃之姐瑾妃在井北侧之怀远堂东间为珍妃设小灵堂,立牌位,以示哀悼。(此段文字转自网络)

 


据说,故宫博物院中有水井77口。请各位看官自己“按图索骥”数一数?

 

故宫里的人们一直用故宫井中的水。只有皇家的人用毛驴车拉京西玉泉山的水吃。

那么,故宫里什么时候通自来水的呢?据报道:正190949(清朝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当时的农工商部大臣杨士琦等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奏折,内称:“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最重要,迭经商民在臣部禀请承办,为京师地方切要之图,丞直设法筹办”。几天之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批准了这项奏议,下达圣旨,设立“京师自来水公司”,并开始招商集股,购置器材,勘测水源,建设水塔,铺设水管。经过了22个月的施工,190131日即宣统二年二月初十,水塔落成,正式向北京城内供应饮水和消防用水。北京最早的水塔坐落在东直门外东北方向约一华里处,连同其附属设备。

据说,故宫博物院中有水井77口。请各位看官自己“按图索骥”数一数?

据说,日本媒体报道之后,故宫博物院查看了故宫博物院内所有的水井。只有珍妃井中古币、现代币最多。居然厚达1米多!居然百年之内所以时代的金属钱币都有!

随着北京市的人口剧增,地下水的开发剧增。水位逐年下降。在干枯季节,水井中几乎无水。如果,现在再一次把珍妃投进去的话,淹不死。

 

珍妃井中照片一事,过去了整整29年!居然再无一人拍摄珍妃井中照片。

今天,照相机先进了,数码照相机小型化了。自动化了。谁再拍摄的话,定能拍摄出更精彩的彩色照片来。

今天,中国有数不清的电视台、和“自媒体人”,不知道谁能拍摄出《故宫中的77口井的故事》来?她定能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宫廷水井文化”传遍世界。

如果问故宫中77口中哪个井中“同情多?”的话,当然,是“珍妃井中同情多。”

 

2016-2-10


 

侵华日军老鬼子都纳闷些什么

$
0
0


我和好友陈亮先生和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夫妇在他家院子里合影。

 

我首先声明:战争过去了71年,一个老鬼子的罪恶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淡化。其实,中国人最应该做的就是在下一次战争中别再被人家打得“大清帝国北洋水师”完败,和“被占领14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在和未来;而侵华日军老鬼子们现在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看法,不妨了解一下?

 

我今年63岁。从1991年开始,我利用留学生(打工,骑摩托车送外卖)的身份,东家西家窜,采访过20几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我住在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家不下20几次,甚至,同时睡在一个房间的榻榻米上听见他打鼾的声音!

但是,我和老鬼子脱光一起洗澡,我数老鬼子身上的枪眼的经历只有一次。

1997年回国了,还有十几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和我联系;到北京住在我家,然后我带他们到卢沟桥、江苏金坛、淞沪抗战纪念馆等地去谢罪。

我第一次采访侵华日军老鬼子是在32年前,那时我在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工作的时候。那个侵华日军老兵叫内山馨,是日寇59师团驻在山东的部队。他在前门楼子走失。

如今,能和我联系的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一个都没有了。但是,从32年前至今,侵华日军老兵们对中国的困惑、不理解、纳闷始终萦绕在我的心间不能散去;历历在目。

今天的此文,就是我罗列出侵华日军老兵们的困惑的问题供各位看官一乐的。

 

我怎么就关注老鬼子呢?我爸爸是冀中军区的八路军,上过抗日军政大学。他的两个兄弟,我妈妈的哥哥作为八路军都在抗战时英勇牺牲。我认为我是两代人之中交替的人物;我采访过10名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采访过数名苏联打到东北的老军人,采访侵华日军老鬼子20多人,抗战老兵更是采访的多,从1991年至今我采访500多战争亲历者。我19年前发表第一本书,叫《我认识的鬼子兵》,是1997年中国十大畅销书。

我采访过几十位原侵华日军老兵。我1997年回国后,还有十几位侵华日军老兵和我联系。我家中几百封日军老兵的信件就是证明。我的准备出版的下一部书叫《来谢罪的鬼子兵》讲的是我和这些老鬼子交往的故事。

我写老鬼子盐谷保芳应该有至少30个故事。这个至少,就是不能再缩减了的意思。

此回讲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的故事内容之一,就是:侵华日军老鬼子们至死都对中国不解的内容。当然,这里不止盐谷保芳一人的想法。

 

一,             侵华日军老兵至今不解:中国的抗战老兵的待遇为啥有天壤之别。

   

侵华日军老兵的待遇一直沿袭日本国自大正时代就开始实行的“恩给制度”。日本老兵俗称:“天皇的恩给”。大正、昭和、平成至今的所有待遇在此省略。

请大家设想:我国所有的抗战老兵每月至少有2000元“为国参战抚恤金”的话,还要老百姓“关爱”干什么?日本国没有中国的“尊老”宣传,但是,他们的老兵活的有尊严。日本老兵们的感受是:“我爱国家、国家也爱我”。这使得日本祖祖辈辈成为“为国作战光荣、为国作战神圣的事情。”

中国的国军抗战将士们是全世界亲历二战老兵群体中独特的一群人物。

 



中国的国军抗战将士们亲历了人生的三场苦难:一,日寇侵华。二,中国的内战。三,1949年到1979年的镇压、歧视和奴役。时至今日,亲历抗日战争的国军抗战将士们已经寥寥无几,全国不过两千多人人,而且,都在90岁以上。

以抗战胜利70年发纪念章为例:“日本投降后,接着打内战的不发。没有投诚的不发。日本投降后随即解甲归田的可发。”这样的条条框框下,他们连一个小铁牌子都不能领到。

但是,只要他们写信给台湾,马上会不折不扣地获得由马英九签字的证章一枚。

国军抗战将士们是一群最为命运悲惨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中充满了苦难。

国军抗战将士们漫长的人生至死,在生活上,政治上无丝毫改观。他们是中国庙宇、寺院中世世代代流传至今群雕、雕塑形象中、绵延5000年中国文化中的“苦神”。

 

侵华日军老兵基本上了解中国的国情。我和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一起采访浙江抗战老兵周福康,他1945年到台湾受降日军。解放后入狱,出狱捡拾破烂为生。我写他的题目叫《我的恋人叫边见须惠子》因为,他一直怀念在台湾的恋人,日本小学教师边见须惠子。

该文在日本国披露后,日本政府依据:参照本国“叛军”抚恤标准发放93岁抗战老兵周福康10万元/年“恩给”。

93岁的抗战老兵周福康,昨天上了日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2015-07-24 22:28) 

708093岁的抗战老兵周福康,昨天上了日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据日本亚洲通讯社徐静波社长说,日本政府参照本国'叛军'抚恤标准,将给这位靠捡垃圾度日的中国抗战老兵发放一年近10万人民币的“恩给”… 这位居住在浙江萧山的抗战老兵叫周福康,今年93岁,2014年初被志愿者发现,发现前老人靠捡垃圾为生。

可以说:“抗战、入狱、捡破烂”的人生经历充斥周福康的一人,日本国民惊诧不已。

    


周福康1945年去台湾受降日军至今以拾破烂为生(摄影:方军)

(牌子上的文字,是我方军应周福康本人的意愿写的。还有一张是日文的。)

 


我和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牧野田一起采访周福康

 

日本老兵都说:“我们不好意思讲当年在中国作战、杀人放火的事情。即使面对子孙也不好意思。我们猜想,中国的抗日老兵很光荣,他们愿意倾诉吧?他们光荣吧?是这样吗?”

日本老兵们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我们和中国抗战军人们曾经是‘对手’。但是,我们都是普通国民,中国人叫‘老百姓’。我们不希望中国人之间没完没了的互相残杀、整治、专政、嘲弄。因为,他是在老百姓之间发生的残酷行为。日本国有‘反中派’,他们研究中国的国情,他们希望中国人之间的‘无情残酷’永远进行下去。我们不一样,我们曾经在中国作战,无数战友战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把战友的手指砍下来,烧成灰,把他们带回日本国……。但是,我们希望日中之间不再战!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人之间不再互相仇恨、仇视……。不管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们各自的敌人是本国的贪官污吏!”

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回忆:

1968年中国爆发史无前例的文化的革命运动。爆发全国性的武斗,无数历史遗迹被砸毁、无数教授、知识分子自杀……。很多日本国民找到我们问:‘怎么回事啊?’你们去过中国!我们回答:‘司空见惯!我们在炮楼上,小队长喊:支那军来了!结果,炮楼前面是国军和汪精卫军打、国军和新四军打、地方军和政府军打、游击队和汪精卫军打……。——日军的炮楼前面常常丢下一片尸体;中国人之间为了某一把龙椅无休无止地互相厮杀。”

本多立太郎在日本所有的都道府县、给大、中、小学进行过一千多长演讲。他把在中国参加侵华战争的经历写成几本书。他第一反对日本国的侵华战争,提倡:日中不再战!第二,反对中国老百姓之间为了一把龙椅谁坐而残酷的、无休止地互相斗争。

 

二,             侵华日军老兵们不解:中国人为谁打仗?

 

我参观过美国各地的几家历史博物馆,他们纪念(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军人在世界各地为国利益英勇作战的历史。很多博物馆、纪念墙都镌刻有全部参战军人的姓名、部队番号。让我这个中国的退役军人倍感庄严肃穆、倍感亲切、甚至,几乎热泪盈眶。

我参观过俄罗斯的几家博物馆。他们博物馆中最显耀的部分,都是历代俄罗斯军人为国征战、攻城略地的战果。俄罗斯军人们现在的待遇也高于一般的国民。让人刮目相看。

 


201557俄罗斯阅兵时先向先烈致敬

 

日本国更是如此,他们是在法律、国家政策制定的层面,立法:尊重老兵。

很多日本老兵勋章多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每一个人,十几枚至少是有的。

国军抗战将士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放的证章吗?是不是不该发他们吧?

“内战”,和“抗日战争”应该分开吧?为国参加抗战起码是对的吧?

那些大骂国军抗战将士们,大骂“国粉”的人;你们搜肠刮肚找资料说国军抗战将士们是丢盔弃甲的窝囊废!——一旦日寇击溃国军,你现在还不是讲日语,给天皇唱赞歌呢?

所以,日本老兵们一直不解:中国军人们都为啥而作战?参战?战伤?战死?

我陪同侵华日军老兵参观故宫博物院、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时候。我手指太和殿中的“龙椅”告诉这些侵华日军老鬼子们:“自古以来,中国人首先为争夺那个(龙椅)而战。比方,人民公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如此。”

我对日本老兵说: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整治中国人由来已久。以1865年为界:

 

1865年是中国的清同治四年。150年来中国人之间互相的连绵不绝残酷杀戮不断。

1865年是美国刚刚结束南北战争。林肯主张“选举制”。150年来美国人之间无杀戮。

1865年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前夜。日本自此,只是到外国烧杀抢掠,日本人之间无杀戮。

 

日本老兵明确告诉我:“我们为国作战。侵华战争是全体日本国民的需要和热情,如今,保护旧日本军队老军人的利益,也是全体日本国民、政要的利益。所以,日本国从不追究参战日军老兵曾经在境外;对入侵国家和所在国民进行过的烧杀淫掠的各种责任。

 

很多日本老兵向我回忆中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卓绝的行为。他们普遍认为:“就像中国延绵不断的农民工问题一样;辛辛苦苦盖起了楼房,老板不发工资还跑路了。”

他们都摇头叹气:——这样就不合理。因为,战争还会爆发;楼房还要建造。

 


侵华战争中日本鬼子在中国胡作非为、烧杀淫掠。

 

三,             为什么中国人不主动了解日本人

 

我在日本国期间有近七年时光。我做过详细的调查,是“中国方面提供”的,几乎大一点的日本图书馆里都中国的《人民日报》。比方,东京市国立图书馆里有;东京各区一级图书馆里也有。还有,经过“中国政府批准的”日本全国播放的电视节目中,每一天,每一时刻,都能收到“中国中央台国际频道”、我们中国人叫做“中央4频道”的节目。

日本国民轻而易举地能从一个方面了解中国的国情。即使是门缝,也开了一条。

日本侵华老兵几次,在图书馆问我:“什么时候,中国人不能看见我们日本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你在你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日文版一书中说:‘我们日本人如何收集、搜集中国的情报。’可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主动了解我们日本人呢?——你说!”

日本老兵们都要求我方军:“你可以写我们日本人喜欢搜集情报。这是事实。但是,必须写上:‘历朝历代的中国落后政府都积极阻扰中国人了解我们日本。这也是中国失败的原因。’”(笔者说明:现在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落后,都是从前的。)

 

四,             侵华日本老兵最热心数《人民日报》上的“要”。

 

我在东京的赤羽区图书馆每一周的下午3:00——4:30分,是我和日本老兵约定聚会的时间。其中,一大乐趣是讨论对中国不解的老问题。我们常常见面的各位有:伊桥彰一、盐谷保芳和宫永正风等人。

 

其一,《人民日报》上,凡是开大会的长篇大论报道中,必然有几十个“要”。

比方:“我们要反对腐败。我们要把教育搞上去。几十年了,我们要把奶粉的问题解决好。我们要让农民的收入增加。我们要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要”翻译成日文,就是“欲……”。就是“一诺千金”。就是“许愿”和“还愿”。

日本老兵对“社说”(社论)中多达几十个“要”,看着新鲜,是因为他们希望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日本报纸上也有“许诺”,但是,没有中国的多。日本执政党在公开媒体上许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中国人在中国生活习惯了“要”,而一旦融入外国生活后再回来,看问题和老鬼子接近。

日本人99%的人不关心政治。很多人不知首相是谁。因为,他们国家政治不需要关心。

中国人99%的人极为关心政治,但是99%的人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都是政治家,属于“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政治家群体。

 

五,             日本人对某人在那里“画了一个圈”100%不理解

 

     1991年到日本国留学,期间没有回国过。1991年侵华日军老鬼子平均年龄是70岁上下。有不少侵华日军老鬼子当时刚刚从中国旅游回去。我在日本国七年,很多日本老人告诉我:“战争时期,B29在天上飞,来轰炸!日本没有男人,他们不是去中国打仗,就是参加太平洋战争了。那时,是个男人在日本可幸福了。因为,追求异性极为容易。当然,也有男的,那只是残疾人。”

——可见,是个日本老头,他就可能是参加过二战的。

这些日本老兵对于中国歌曲,《春天的故事》里的歌词内容不理解,而且,很难解释。那个歌词是:“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侵华日军老鬼子们都说:我们日本如果指望谁“画一个圈”的话,不可能。我们需要怎么发展,谁能操纵?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看看,国与国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话,那是怎么解释都说不清楚的事情。

 

六,             中国的贴膜车和日本的贴膜车。

 


2005519,新华社记者黄明拍摄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卢沟桥下跪照片。后面站着的证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王新华馆长,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方军。

前面照相的有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贺延光,有电视台的记者等等。

 

本多立太郎来中国多次,去过中国很多城市、乡村。最让他感兴趣的是中国的“贴膜车”。——2005年,中国的“贴膜车”已经盛行了。

中国的贴膜车之多令这个老鬼子咋舌。我们坐在车上统计:96%的小车都是贴膜车。而且,中国的贴膜车的“膜”颜色之深,令人惊讶。

日本国也有贴膜车,不过,那是“雅酷咋”(流氓)的车。

日本国普通人也可以贴膜。但是,只能在小车的后面的两个车窗上贴膜。日本国的交通法规定:“小车后座的左右车窗,可以贴浅色的车窗膜。小车的后面车窗不允许贴膜。”

小车后窗贴膜的话,小车就没有了“透视”功能。很多时候,后面的司机可以透过前车的玻璃看见再前车前面发生的危险情况,而提前刹车制动。所以,北京的“追尾事故”多于东京市的“交通追尾”数倍。而且,一旦追尾事故发生,就是数辆小车撞在一起,产生“连锁反应”;声音是:“——咚!”、“——咚!”、“——咚!”、“——咚!”……。

日本国东京都的“追尾事故”绝对、绝对、绝对比中国首都北京的“追尾事故”少得多!不信?请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宣传处、《人民日报》驻在东京分社的记者调查。我可以帮助你们联系,公事公办?

小轿车贴膜,产生了“坦克”效益;因为“这两种物体”都没有了“透视”功能。

 

本多立太郎住在我家,他晚上和我喝啤酒的时候向我探讨其中“中国人喜欢贴膜车”的原委。百般无奈,我只好自己分析:

1,中国人逐渐自私自利,只要自己不晒就行。全民族没有信仰、没有爱心、没有社会的全局观念,所以:中国96%的小车是贴膜车。而且,全都贴颜色深的!

2,中国全国没有“情人旅馆”。日本国的“情人旅馆”有私密性,车只能往一个方向开;东门进西门出。旅馆里的私密性也好。所以,情人间的幽会不被别人看见,不必贴膜。

3,中国的交通认识还停留在“自行车流”时代,所以,根本不知道此项交规法律。

4,中国大城市“追尾事故”频繁不全是坏事,它成就了汽车修理行业的发达。

 

另外,需要说明:中国的“私生活情况”和日本国“私生活情况”不一样;中国的贪官污吏都是养18个情人。车不贴膜怎么行?小蜜上车别人不是看见了?他们在台上讲话要宣传廉政、伟大的形象。下了台,也是人没狗样的,什么都干。所以,要贴膜车!

——日本国和中国情况相反!他们是:官员有婚外情不成!老百姓没人管,随便。

日本各地“成人私生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个姑娘没有男朋友是要被嘲笑的。

再有,就是中国“两极分化”的产生,她导致了“男盗女娼”的形成。

本多立太郎回忆,1942年,他们在江苏金坛县驻军的时候,还没有见过如此情况。

本多立太郎去过很多国家,他说哪、哪、哪的国家都不允许贴膜。我说,我也去过美国和欧洲。那里的车不贴后窗的膜。可是,我很奇怪,中国的车行都说:“这是美国进口的车窗膜!”——真是咄咄怪事。

 

再有,中国的车白天都不开大灯。这在日本国、美国、法国、俄罗斯都是违法的。白天开大灯的目的,是让别人关注到自己。比方,通过反光镜可以发现后面有车,引起警惕。

本多立太郎在参军前是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知识丰富。他常常用:

“啊……,哈哈。——中国!”的方式表达对中国的看法。日本人的“暧昧习惯”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七,             日本的房子是终生拥有产权。



照片说明:侵华日军59师团老兵盐谷保芳夫妇在家中天天小酌一杯

 

侵华日军盐谷保芳的家住在东京都丰岛区的目白站。这地方相当于王府井旁边的“灯市口”地区。他的房子、院子,一共有680平方米。他还在院子里开旅馆,种菜。

在寸土寸金的东京都闹市区、自己家的菜园子里种山东的大葱,牛逼吧?

有人要买他的房子,他不同意。这是他在战后,一点一点积攒的产业。

盐谷保芳通过日本媒体,知道中国也有强拆。他对我说,日本国在几十年前,也有强拆。

 


这是位于日本国东京都的成田机场中的“钉子户”,他们受到法律保护。

196674,当时的佐藤荣作内阁做出决定,在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冢买地拆迁,建一座“三里冢机场”,也就是后来的成田国际机场。
  由于事前没有充分沟通,建机场的决定遭到了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农民们结成了抗拆联盟,阻止机场的建设,全国各地还来了许多学生支援。石井纪子就是其中一员,这个在东京土生土长的城市女孩考上大学后便投身于成田参加反对运动
  不过,这位外来的支持者最终成为“钉子户”,是因为她来成田参加声援运动后,遇到了自己现在的丈夫成田机场拆迁户的长子、当时反对运动的核心人员石井恒司。这段“抗拆婚姻”还一度成为当地佳话。
  石井恒司的父亲石井武也是站在反对运动最前列的一人,直到200378岁时去世,石井武一直没妥协。



 最为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71年,约5300名执法者与几乎同样数量的反对强拆者在千叶县发生冲突,3名警察死亡,150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还有一名反对者自杀。

如今,日本法律已经有严格的规定:私人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盐谷保芳就问过我:“中国人的私宅产权是70年,那么……。中国会不会又有革命?”

 

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两个社会,各种疑问永远存在。我永远解释不清楚。

 

八,             为什么不公布财产?为什么不实行所得税制度?

 

老鬼子砂原惠90多了,他的疑问我都不知道怎么怎么解释。砂原惠老头儿在日本国就难受,一来中国,吃一顿“涮羊肉”,——好啦!

砂原惠最大的特点是日本投降后,他在东北参加了林彪的野战军。1958年,服从命令,回到了日本国。

砂原惠在我的北京朋友的引领下到我的家做客。我们一起吃“涮羊肉”、一起聊天。

砂原惠老头子“小疑惑”就不提了,这个“会中国话的老头儿”居然问我:

“某年、某月、在某地,为什么对某人们开枪?”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野”老兵,在某地办公大楼里,居然,拍桌子!还把手指拍断一根!

要不是看着他是“四野”老兵的面子上,(而且,现在是日本人,)早就把这个无法无天的老家伙按在地上了。——你他M的吃了豹子胆啦?——你TM的不想活了吗?

 

这个日本老头子砂原惠精通中国国情,他严厉地问我方军:

“你T妈的在日本国七年!你难道不知道日本国有‘所得税’?中国如果所有人都交‘所得税’的话,还会有腐败吗?——你说!”

“我们日本国一年官员公布两次财产。我们日本国党多,但是,什么党里没有‘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个日本老头子真是希望中国好,他居然在我家也拍桌子!

 

砂原惠在中国军队多年,十分了解中国——的国情。他的疑问我丝毫不能解释。

 

九,             开会时候为什么总是12345,出现?

 

原侵华日军老兵们在日本国作过战,所以,他们喜欢看看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节目。这些日本老兵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没有什么目的,就是“看看”。

 

但是,他们的疑问、不解、困惑非常多。他们老问我一个问题:“中国人的会多,为什么,中国召开的大会,都是1,2,3,4,5号人物参加?比方:党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人大大会、政协大会、军队老干部大会、新年联欢大会、青年代表大会、等等什么报告大会……。……。”

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们都说:“那么,12345出席,开一个会成不成?那不是节约开会的成本吗?”

 

十,             最后的尾声

 

1984年开始接触侵华日军老鬼子。1991年,我在日本国利用留学生打工,送外卖的机会采访了20几位原侵华日军老鬼子。用了6年时间。

1997年写过一部叫《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书。我接着想出版发行的图书叫《来谢罪的鬼子兵》。此文,只是新书的一个章节而已。

这一两年,和我联系的原侵华日军老鬼子相继不来信了。他们原来常常来信,我这里有100多封原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来信,和他们写的几本书。

二战交战国不少。但是,德国老兵给俄罗斯人来信的事情我还没有听说过。

二战交战国一般都是近邻。几个侵华日军老鬼子给中国人来信的事情也是凤毛麟角。

今年新年,没有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按照约定俗成给我邮寄贺年卡。

我两年前,和大名鼎鼎的樊建川先生访问日本的原侵华日军老鬼子。我们又一次采访了原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前田光繁和小林宽澄。他们都90多少岁了。老态龙钟。

 

我一直鼓吹:“侵华战争是一部浩瀚的人类发展历史的苍天巨著。这部浩瀚的苍天巨著是以中国死伤3500万人!日本国死伤1000万人为代价的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记述著作。”

“人类,一直是伴随着战争的脚步走到今天的。”

“而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们,就是这部苍天巨著最后的篇章。他们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困惑、疑问、不解,都是这部浩瀚巨著的所有篇章。”

“随着自然社会的规律,亲历战争的老兵都会离去;他们最终都会走进历史博物馆的大门里;最后一位亲历战争的老兵消失了,这部苍天巨著就合上了最后的篇章。”

“随后,这部巨著被放进人类发展历史长河的图书馆中,和已往的历史战争巨著并列放在一起,供后人们研究、欣赏、叹息、哭泣、回味、反思、长叹……。”

 

新的战争巨著什么时候打开扉页?还不得而知。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 军  2016-2-18


 

中国国防报记者怎么看盐谷保芳

$
0
0

这是《中国国防报》殷占堂记者采写的盐谷保芳。我非常希望转载别人眼中的原侵华日军老兵的样子。当然,盐谷保芳不能代表更多的侵华日军老鬼子。他是个案。

 

盐谷保芳:一个坚持谢罪20年的侵华日军老兵

 

                                              发表时间:20051115

 


在一些日本政要一次次到靖国神社拜鬼、日本右翼分子不断为军国主义招魂之时,这位叫盐谷的日本老人一次次来到中国——

盐谷保芳——这个力行谢罪20年的侵华日军老兵,于119日来华开始了他的第21次谢罪之旅。在盐谷来华之前,笔者来到日本东京他开的小旅店对他进行了采访。

20年来盐谷用自己的行动真诚谢罪。1992年,72岁的盐谷骑着一辆自行车,独行千里,从北京到山东泰安谢罪

盐谷保芳今年85岁,自称老鬼子。他1940年被强征入伍后编入臭名昭著的日军第59师团,在山东作战4年,犯下不少罪行。1945年日本投降前,他在朝鲜境内被苏军俘虏,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服苦役3年。1948年回到日本时,盐谷一身重病,体重只剩下37公斤。

盐谷说那时候他夜里常常做噩梦,梦见被杀的八路军战士来找他算账。他常常惊叫:八路军来啦!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日本人是相信有灵魂的。一个人要是做了亏心事,犯了罪,不去认真反省谢罪,他的心灵一生也不会得到安慰。盐谷说不能把自己犯下的罪行都推给上级的命令,自己应该从心里向中国人民真诚谢罪,应反省和忏悔。于是从1985年,盐谷开始了他的谢罪之旅,至今已坚持了20年。今年47~15日,盐谷先生只身一人又来到山东泰安谢罪。这已经是他第20次来华谢罪了。

20年来,盐谷用自己的行动真诚谢罪。1992年,当时已经是72岁的盐谷骑着一辆自行车,独行千里,从北京到山东泰安谢罪。这一路七八天的长途颠簸,老人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他的这份真诚也感动了很多人。

在盐谷家的客厅中悬挂着这样一首诗:六十年前是对头,白首相聚变朋友,缘何对头成朋友,正义力量为枢纽。明史鉴今朝前看,中日携手做朋友,桃花樱花竞开放,吉祥如意代代久。

这是一位名叫王永坚的老八路在20039月赠他的一首诗。在老八路王永坚的赠诗下边,挂着盐谷回赠的书法复印件,译意是这样的:人与人赤诚相交,心与心紧紧相连。您的友情打动着我,每次诵您的诗作我都泪水涟涟……

是啊,盐谷与王永坚当年是在山东泰安岱崮山一带拼死厮杀的对头。正因为盐谷多次到中国真诚反省谢罪,才感动了这位老八路。这位老八路也向当年的日本鬼子敞开了宽广的胸怀。200210月,在泰安军分区第4干休所的会议室里,两双曾经拼死搏斗的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盐谷感动得当场痛哭流涕。他说:我在中国犯下了重罪,罪该万死。就是现在中国人民枪毙我,我也无话可说。而你们却把我当作了朋友,我就是到死,也要坚持来中国谢罪……”

在山东,盐谷曾参与活埋了6个八路军战士。他说,我这双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手握住中国人民温暖热情的双手后也变得干净了

在采访中我发现盐谷的左手食指是伤残的,于是就问他,盐谷就向我说起了他16岁时自残手指之事。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几乎是全国总动员,国内一片白色恐怖:红色的征兵令一到,你就得去充当炮灰。老百姓们都知道当兵出征,多是有去无归。那时的军歌不是这样唱的么:向大海出征,波涛翻滚的海洋就是我们的墓场,向山岳进军,让绿色的草木掩埋我们的尸体……”盐谷说这首歌听了就叫人心痛。说心里话,谁想离别亲人、离别故土、去别的国家送死。所以当时有不少适龄青年故意自残身体,逃避兵役。

盐谷兄弟姐妹一共8人,他排行老4。他个头小,又挺瘦弱,一想到当兵打仗就心惊肉跳。他听说残疾人可以不去当兵,于是在16岁时用刀在自己左手食指上狠狠砍了一刀。当时鲜血直流,痛得他哇哇大叫。后来他被农人送到医院包扎,可是左食指落下伤残,至今不能伸直。到最后盐谷还是被迫征集入伍,因为他自残的是左手食指,当兵打枪,用的是右手指。

盐谷告诉我,当兵之后他从老兵那里学会了摸摸手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方法。他说当年日本兵包围了村庄,将老百姓集中起来,让他们指认谁是八路军,可是老百姓至死也不说。那么我们就摸这些人的右手:如果手掌满是硬茧,那就是农民;如果右手食指有硬茧,那就是八路军。有一次,我们用此法抓住了6个八路军战士,并把他们活埋了。真是罪过呀,罪过!盐谷边说边低头谢罪。

盐谷说,我这双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手20次去中国谢罪时,与好多领导人、军人、干部、农民、中小学生、老八路的手握在了一起。握住他们温暖热情的双手,我非常激动,感到一股股暖流通过心灵,这使我的心得到了净化,我的手也变得干净了。

《盐谷20年的谢罪之旅花费2000万日元,但40年来他从未到外面花2000日元理一次发。盐谷说:希望中日友好的人还是多数

今年415日盐谷第20次反省谢罪顺利完成之后,他便积极筹备第21次之旅。他常说反省谢罪不能总是口头说说、喊喊就行了,得真心实意,得有实际行动。因此他每次来中国之前,都要准备礼品。

盐谷坦言说:我是山东泰安实验中学的名誉校长。这校长不能白当呀。中国有3亿多个孩子。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中国要强、要发展就得抓教育。在战争年代,我们到处扫荡,烧光了房子,哪还见学校,更见不到学生。战乱之年小孩被我们日本兵追杀得都跑到了深山老林,哪顾上去上学。现在好了,学校多,学生多,但山区学校的经费不足,所以我每次去就送些教具、文具,略表心意。

我问盐谷,你每次都不空手去,而且为各地的抗日纪念馆、博物馆送了上百件二战时的日军用品。这些可是60年前的旧物,又贵又不好找,到底儿花了你多少钱?他笑笑说:呀,呀,只是我的一点心意……”盐谷一边说着一边拿出这次准备的作为日军侵华罪证的赠品:1套保存完好的空军服、6幅当年日本空军的旧照片、六七本当年报道重庆大轰炸的旧杂志,还有20幅他自己亲笔用黑漆书写的反省、谢罪、和平书法作品。

我问他为什么要收集空军服。盐谷说2001年到重庆访问时参观了防空壕旧迹。当时听重庆市文化局长介绍说日本虽然未打进重庆,可是对重庆进行了5年的大轰炸。重庆的平民百姓死伤惨重。一般日本人只知道美国B-29轰炸机轰炸东京,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盐谷说,我们日本军队确实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我决心收买日本空军的服装作为罪证。可是60多年过去了,收集这样的服装真如大海捞针呀。亏了我有古董商店的老板朋友,以前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托他收集到的。因我肯出高价,他也十分尽心。这不,这一套空军服装整整等了4年才搜寻到!而这一套空军服也花去了20多万日元。

我给盐谷算了一笔账:他每次去中国的吃、住、行,特别是很多的礼品,大约要花去100万日元。也就是说盐谷这20年的谢罪之旅大约花费了2000万日元。我问他是不是这样。他默默点头承认了。

可是盐谷一家平日生活十分俭朴,旅馆的一切工作全是自家干。最让人感动的是40年来盐谷从未到外面理过发,全是自己给自己理,看不到后脑勺,就让夫人帮帮忙。按盐谷的说法这又省钱又省事儿。他说外面理一次发要2000日元,按一月理发两回算,这40多年是多少钱啊!

采访结束之前,我同盐谷谈起了小泉最近参拜靖国神社之事。盐谷很气愤地说:这次说是他以个人名义参拜,可他是一国之首相坐着公家汽车,一大堆秘书保镖,怎么能说是个人呢!停了会,他继续说:你放心吧,希望中日友好的人还是多数。

 

(据中国国防报;殷占堂)

 转载时间:2016年2月24日


 

盐谷保芳山东秀领作战回忆录

$
0
0


2000年盐谷保芳在国际饭店和我的合影

 

盐谷保芳写的在山东泰安秀领作战的回忆录

 

下面,是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自己写的《押运运粮车秀领被袭作战录》。笔者翻译,稍加修饰。  

各位若有转载的话,请随便。但是,电视台、报社、出版社请注意版权。

 

1945120,接到命令:押运从泰安出发,途经半家镇警备队,至莱芜,全程有190K,(实际是57公里,笔者说明)。是警备押运运输粮食的卡车。可是,卡车开出泰安不久,途经一个叫“秀领”的地方就受到八路军的埋伏攻击。

我们押运的卡车有两台。他们属于“华北交通”的运输机构。

我们六个人(加两名司机),分成两个车押运。

泰安至莱芜的公路,是侵华日军在昭和14年,(1939年)强迫当地百姓建设的。

下面的图,是侵华日军盐谷保芳自己回忆画出的。

 


该图的说明:泰安至莱芜的军用道路,建于昭和14年,全长190K。(笔者注明:实际上是57公里。)道路的“战车豪”底部到道路顶层是5米。“战车豪”上面宽3米。道路上面宽度为6米。(日本语的“豪”和中文的“壕”不同。)

笔者很想知道:1,这条路泰安——莱芜的路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2,侵华日军多么诡异,这样的道路,高,可以防水;底,可以用作战壕作战。

3,泰安地方史志是否记录:当时强征劳役修建此路,强征了多少老百姓?

 

盐谷保芳:此道路为日本军用道路,禁止中国老百姓使用。

我们开始认为不会在途中受到袭击吧。

从泰安到莱芜的途中,是一片山东冬季的景象。绿色几乎不见,夏季降雨又少,四处呈现沙漠化的痕迹。我们前进方向的右手,是山东省的徂徕山。

 

参考资料:“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山东腹地,北距泰山20公里,与之相称姊妹山,也称南泰山,南临曲阜30公里,西靠大汶口文化发祥地20公里,总面积25万亩,主峰海拔1027米,是山东省最大的森林公园之一。”)

 

盐谷保芳:在中国的历史上,叫做“鲁”的国家和姓“齐”的国家作战,最后,“鲁”国取胜。据传说:现在的鲁国分成:鲁中、鲁南、鲁东。位于鲁中的自然要塞,是离泰安至莱芜军用道路最近的,海拔560米的徂徕山某山峰。

 

参考资料:徂徕山,又称龙徕山,驮来山,是泰山的姊妹山。地理坐标东经117°20′,北纬36°03′。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横亘连绵29公里,总面积250平方公里。其主峰太平顶,海拔1027米,相对高度800多米,与泰山玉皇顶的直线距离为30公里。)

 

盐谷保芳:从1941年到1944年间,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派遣一支队伍,从西安到山东展开大规模的对日作战。我们在鲁中地区和徂徕山附近和八路军进行过两次殊死搏斗。

 

参考资料: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部队不断发展壮大。1937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共4.5万人,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八路军3个师分别以晋东北之五台山、晋东太行山、晋西吕梁山以及晋南太岳山一带为活动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壮大抗日武装。1023日,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奉命率一一五师一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17日,建立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个军区--晋察冀军区(北岳、冀中、平西、平北、冀东),此后,又创建了晋绥(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冀鲁豫、鲁西、湖西)、山东(鲁中、鲁南、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等军区。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8月,八路军的3个师分别兼任山东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

 

盐谷保芳:从泰山至莱芜的军用道路上,我们开始一边走一边欣赏去中国山东的景色来。触景生情,使我们这些侵华日军不知不觉想念起家乡来。

在渺渺晨光之间,有道路两侧偶有炊烟徐徐升起的农家小院。在泰山山脉的山峦和平坦的农田组合成优美、静谧的人间仙境。我想,我能永远住在这里该有多好啊。

能看见农家院子里引吭高歌金黄色的公鸡,和黑色的猪在哼哼唧唧的闲逛。

我回想起盛夏和初秋,我们侵华日军曾经悄悄地包围村庄,和八路军作战之前的埋伏时刻;小脚(缠足)中国妇女到井台上去摇轱辘提水,再把水浇到菜园子里。那里面有西瓜、胡萝卜、白菜、黄瓜……。深秋,山东泰安有板栗、花生。把红薯煮熟切成片也美味无穷。

我们悄悄地进村,匍匐前进;缠足中国妇女没有察觉,我们已经接近村庄。

想起在日本国的农耕生活,我们却在异国他乡进行扫荡战役,祸害一方中国的老百姓!

不知不觉回到现实中,四年来,我们不断手执三八式步枪,给运输任务的卡车担任警戒任务。“敌人会在哪里出现?敌人会怎么样的袭击我们?”想着想着就不由得紧张起来。

积雪有5厘米厚,雪地下面是沙化的地表。

从泰安出来不久,经过叫阳庄的村庄。阳庄的前面有条叫河叫“纹河”。这条河在冬季有300米宽,水流缓慢。这里幅员辽阔,无遮挡、隐蔽的物体可以作战,是及其危险的地域。

此时,两辆车必须停下,先有一人徒步涉足深浅后,两辆车在开足马力的情况下方可涉水渡河。

我们两辆汽车刚刚开足马力开过开阔河面,突然,车前对面的地面暴起子弹射入的尘烟和对面掩体后枪械开火发出的细微火光,子弹横飞。仔细观察,是机关枪、步枪等武器向我开火;众埋伏准备袭击者在以坟地、墓包等为掩体后面的。他们分成三个方向,向我们射击,企图消灭我们。

 


我们看这张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画的当年的作战图。要说明的是,盐谷保芳是个“伍长”。在中国军队里,是相当于“上士”、“中士”军衔的老兵。他能画出如此的作战图来,可见日本兵的军事素质。

他在这张图上首先表明的是:

1,泰安——莱芜的公路。“战车壕”在军用道路的两侧。用于作战用。

2,这张图的右面,是“山东省的徂徕山”山脉。山脉的前面,是纹河。

3,图的左面是泰山山脉。盐谷保芳特别标出:泰山最高山峰是1545米。

4,图中中部,是:受到八路军来自三个方向的埋伏、伏击。

5,盐谷保芳表明:敌八路军兵力,约2000人。日寇是两辆车,六人左右。

6,袭击地点,是在纹河河流的旁边。我估计,距离泰安十几公里;距离半家镇警备队七、八公里。从图上看,一台车已经涉水过河,还一台车在河边儿熄火。

7,我从百度地图上查不到泰安——莱芜中途的“半家镇警备队”的地点。请山东泰安地区史志办公室的同志、及其军事史爱好者协助?

 

八路军有机关枪,他们的枪弹多集中射击两辆卡车。车辆受到枪弹的袭击后马上熄火、趴窝了。我们日本兵遵照军事条例中的规定:“受到袭击后,先利用战车壕沟,再选择有利地形进行反击。”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跳下卡车、以战斗队形,扑向战车壕,进行观察射击。

在两侧战车壕中的我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和大森上等兵和江郷君。还有一部分跟随桥爪伍长,有三人。只听桥爪伍长大喊:“全员出击,迅速占领有利地形!”

接到命令,我向着第一台车的方向迅速出击,占领有土坡、树林掩护的地方。桥爪伍长在原地掩护我们。大森被八路军枪弹贯穿右脚,他迅速取出“三角巾”包扎止血。

大森自救后大喊:“我没有关系,仍可战斗!”只见江郷君也迅速向我靠拢。

我们基本没有办法,只有死扛着,等待半家镇警备队的援助。

我们自觉排成三角阵,这样可以摆出既能进攻,又能互相掩护的犄角形。

我们占据了一个土坡,这样,可以观察周边的一切情况。

八路军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过来,但是,他们不能往半家镇方面退。

子弹在我的周边土地上击出土花来,一颗子弹贯穿了我裤裆,一颗子弹贯穿我的左脚上的皮鞋,幸亏没有击中我的脚。因为,要观察,所以,需要把身体探出去。这时,一颗子弹穿透我的右肩章。子弹击中的土堆激起的土溅在我的钢盔上,发出“唰——、唰——”的声音。在激战中,我的身边至少落下一千发子弹。实在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形容其战斗的激烈程度。不到一会儿,我自身携带的120发子弹,打得还剩下5发!

 

(笔者和盐谷保芳在一起洗过澡。笔者见到盐谷保芳身上有5处枪弹的贯穿伤,都是日本三八式步枪的枪弹贯穿的。如果是中国生产的“中正式”79步枪在200米内贯穿伤的话,应该是进口小,出口大。盐谷保芳告诉我,这些伤,都是和八路作战时被击中的。而且。都是三八式步枪,口径是6,2毫米的子弹贯穿的伤。)

 

盐谷保芳:由于没有子弹了,我小心弯腰向江郷君方向跑去。枪林弹雨中我的枪身被子弹打折了,我的手也受伤了。手指上的肌肉都翻了出来,疲劳、大汗淋漓、身体流出的脂肪、血,和周边的泥土混在一起……。我和江郷君汇合后,我们一起向大森的地点转移。

大森受伤了,我们大喊:“没有关系,我们帮助你!”我们三个人汇合后,搀扶着向桥爪伍长方向靠拢。趁着八路军射击间断的瞬间,江郷君先匍匐穿过公路,爬向桥爪伍长。接下来就是大森了。“大森,你能行吗?”身负重伤的大森勉勉强强回答到:“我能行……。”

“你在坚持一下!我们的援军就要到啦!坚持!”——大森爬过公路的动作太迟缓,他一起身,胸部就中了一弹!是贯穿伤!我拼命爬过去,拖着大森向对面的战车壕内滚去。那里有桥爪伍长和江郷君。只听桥爪伍长在枪林弹雨中喊道:“——我们全部负伤啦!”

我见到我们一侧的战车壕内全是各位中弹后流出的鲜血。血和雪、泥,混在一起。

八路军也有伤亡,他们的尸体在我们前面数百米的土地上横七竖八的。

 

八路军的喇叭这时吹起了冲锋号!这是最后的拼杀了,生死在此一举!

桥爪伍长喊道:“我们往阳庄方面撤退!要冲出八路军的火力网!”

和八路军作战数年了,八路军可不是吃素的,再迟疑一点,我们几个会全部被他们吃掉。我们扶着身负重伤的大森顺着战车壕往阳庄方向跑。大森“哇——、哇——、哇——”地大口吐血。在雪和血的路上,大森上等兵没有气儿,也不出声儿了。——他还活着!我不能把大森扔下,我拼了老命,背起他向阳庄方面跑去。大森越来越重,我越走越累,气喘吁吁。还拖着步枪,实在是精疲力竭!

就在这时,一个八路从侧面突然向我冲来,带着一片尘土!没有容得我想,就听着“咔啷”一声!是德国生产的木柄驳壳枪子弹上膛的声音!说时迟!那时快!八路对着我的脑袋、手举枪响!

我记得眼前“啪——”的一声,我感觉子弹贴着我的脑皮儿击中了我背上大森的脑袋。他脑袋上暴出的血、脑浆子,顿时糊满我的头。我们两个一下扑倒在地上!那个八路军可能以为我中枪了,而且,我们这里还有日本兵,这个八路急忙闪身快速跑离去了。

紧接着我听见“咣啷!”、“咣啷”的炸响,是八路把两辆运输卡车给炸了。浓烟滚滚。

 

这时,枪声逐渐密集,由远及近。是半家镇警备队的援兵到了!

我仔细回想,是我背上背着的大森上等兵救护了我!那颗子弹如果击中我,我也就完蛋了。感谢大森上等兵的救命之恩!我天天祈祷你在天之灵,永远安详!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我们几个命大,都从八路军的攻击下逃脱了。

随大部队回到泰安,我们几个都住进了伤兵医院。

夜黑风高,我们几个缠满白色绷带的伤兵到停尸房,去和大森上等兵告别。

 

笔者说明:

我作为当过七年兵的退役军人,不解侵华日军盐谷保芳所说的“木柄的德国生产的驳壳枪,子弹上膛的声音。”虽然,翻译忠实于原文,但是,驳壳枪有木柄的吗?

那个八路军为什么不把子弹事前上膛?非要跑到跟前再“上膛、击发”呢?

我当兵时有一支冲锋枪。我能在遮住双眼的情况下,一分钟拆卸、组装上一支冲锋枪。我闭着眼睛,就能听出来子弹上膛的声音:“咔啷——”。

难道,驳壳枪子弹上膛的声音和冲锋枪一样?——奇怪!

 

盐谷保芳最后的回忆事过几十年,我们这些日本老兵聚在一起回忆:是1945120日激战的前一天!1945119日!在泰安侵华日军粮食仓库当装卸工的一个中国妇女突然没有上班!她是不是特务?这小子平常好像是能听懂日本语似的!因为,她有语言交流的自然反应!就是能有“喜、怒、哀、乐”!而其他的中国人听我们日本兵交谈都表情木然!——臊咖?

——唉!用中国的典故是“大意失荆州”哇!

由于她的通风报信,当然,八路军能够准确地在时间、地点,地形上,成功袭击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运粮卡车!——我们几个都差一点死在这个会日语的女八路手里!

 

如果您转载,请随便。如果电视台、出版社、报社引用此文,请注意版权。

 

201632


 

侵华日军鬼子兵的45只饭盒

$
0
0

一,白纸黑字的证据

 



中间的饭盒,是侵华日军鬼子兵的饭盒。绿色的漆犹历历在目。军刀,三八枪的刺刀,钢盔。炮弹壳,日本关东军的皮帽子、军毯等等,都是侵华日军鬼子兵曾经用过的。不过,军毯,是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寇作战后,部队发给我父亲的战利品。我父亲回忆:

“那是1940年,八路军冀中军区伏击日寇一个运输队。缴获日寇的战利品有步枪、军刀、军大衣,毯子等。军刀、手枪,都要上交。那是贵重的战利品。其余的,可以在八路军部队中分配。但是,要先紧着首长、干部,最后才是战士。我父亲分到一条日军军毯。”

一转脸,这条侵华日军的军毯在我家76年了。

 

今天,讲的是“侵华日军鬼子兵的45只饭盒”的故事。可以说,也是惊心动魄。

45名侵华日军鬼子兵在和八路军的对阵中战死,他们最终一丝不挂、双脚被绳子捆住;45具尸体排列齐整、尸体的“命根子”被利刃切割下,放在45只日寇饭盒中。

每一具日军尸体的头前都摆着、乘着这个人体器官的日军饭盒。

饭盒中的命根子像晒干的“梅干”,令人毛骨悚然。(笔者按字面翻译的。)

 


此图,是盐谷保芳自己画的。

 

照片说明:地点,距离泰安不远的阳庄。侵华日军日本兵被剥光,双脚被草绳捆着。英语发音(lope)绳索的直译。尸体前面是饭盒。饭盒中特别写上“男人重要的东西”,翻译为中文的“命根子”。战友45名,在阳庄土埂前面排列着。

笔者说明:经过我和盐谷保芳的交谈后,得知:八路军撤退了,阳庄父老乡亲全部撤走,并且,坚壁清野。连水井都堵上了。当时,是1945310日,抗战胜利前夕。侵华日军已经日暮西山、气息奄奄。而山东的抗战军民们是团结一致,誓死拼杀到最后一人!如此之平原田野中粗犷的杀戮决心,是令任何侵略者都胆战心惊的!

“——战争是残酷的。仇恨是培养出来的。”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眼含泪花告诉我:

“中国老百姓原来只是下跪,祈求我们开恩。我们感到‘支那人的可悲习惯’。后来,中国的老百姓不下跪了,男女老幼不但怒目而视,而且,以死相拼。我们感到,这就可怕至极了;我们感到在中国处处都是不妥协的死敌。——不下跪了!这是1945年的大变化。”

 

这是,侵华日军59师团45分队的日军伍长盐谷保芳亲口讲给我讲的故事。

我担心空口无凭,再让他白纸黑字写下来,再盖上他自己的图章。

真是后悔,应该让他在电视摄像机前面在讲一遍。

我从1984年在外交部、外事服务局担当助理翻译时,开始接触、采访侵华日军老兵的。什么残酷的故事我都听过。但是,不但听过,而且,让侵华日军老鬼子写下来的,仅此两例:

 

其一: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回忆,他的部队在江苏金坛县附近作战时,因为下大雪,日军担心村庄里有埋伏的中国军队,没有敢贸然进村烧杀抢掠。所以,当夜,竟然在茫茫田野、漫天大雪、夜黑风高的夜晚风餐露宿!最后,竟然被冻死52名侵华日军鬼子兵!

中国所有的传媒;电影、电视、小说、杂志,都说日本鬼子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罪行罄竹难书!无一本书,记录日本鬼子们宁肯被夜黑风高、大雪飘洒、寒冷刺骨的乡间田野中冻死!也不敢破釜沉舟、杀入村庄,烧光、杀光、强光、奸淫光……。

万幸、万幸有本多立太郎白纸黑字、印成图书的回忆录!要不,中国人、日本人都会说我方军吹牛B。——万幸,万幸。白纸黑字。

 

其二,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回忆录,不但时间、地点、作战内容一应俱全,他还画出了示意图纸!45名日本兵,被利刃切去命根子,放在饭盒中!摆在日本兵尸体的头前!

——万幸!——万幸!幸亏有文字,有图纸。要不,我会受到日、中各个方面的攻击。

 

二,我研究抗战中中国一方对战利品的利用

 

1,我研究抗战史有32年,(从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工作开始。)双方作战后,有尸体被扒光衣服的事例常常存在。不过,一般中国的出版社都不让说(写)。

我百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但日本鬼子兵的死尸,就是中国军队的(国军、共军)牺牲者,甚至美军阵亡者,都有被剥取衣物、腰带……的事情发生过。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特别是在二战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农民们,他们简直是贫困到了极点。“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全家盖一床被子,”成了常态!

2,我是写《报告文学》的,不是写小说的。《报告文学》需要真实性。此处,我还有调查抗战前后中国的“纺织历史”和“近代轻工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的民族工业是我考查的重点内容。民族工业的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在甲午战后得到初步发展、一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衰落萎缩时期。

以下为网络下载分析:

中国工业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市场危机的威胁。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削弱了广大人民的消费能力;东北广大市场和资源被日本侵略者霸占;西方列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跌价倾销进口商品;连同日本在华北的严重走私等等,造成国内市场购买力锐减,出现了物价下跌而销售迟滞的景象,迫使工厂停工减产。1933年,棉纱价格跌落之巨为前所未见,全国纱厂亏多盈少;同年,上海面粉价格狂落,存货堆积,使部分工厂停工。这种景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1936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通货贬值的刺激,物价转升,市场购销情况有所改善,工业生产开始上升。可是19377,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沿海、沿江战火波及地区,工业设施迅遭严重破坏。仅上海一地,据当时上海社会局调查:受损害的工厂约2000余家,损失总额在8亿元左右。中国民族工业遂因战争的破坏而中落。

这一时期,除了东北地区已全部沦为殖民地经济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外国资本的力量也在迅速膨胀。1936年的统计表明:外国资本大体上已经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5%,钢产量的83%,机器采煤的66%,发电量的55%,在纺织工业中则占有纱锭数的46%和织布机数的55%。十分明显,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确立了垄断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在中国经济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官僚资本的形成和膨胀。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国家政权,巧取豪夺,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利用战时经济统制,借用“公营”名义,控制工业企业。1942年后方共有工厂3758,官营工厂在数量上虽只占17.4%,但所拥资本额占总资本额69.5%,所拥动力设备占全部动力的42.2%,官营工厂平均每厂动力有100匹马力,而民营厂只有26.7匹马力。其后数年,官、私工厂在这些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及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没收日伪财产和德、意的法西斯投资。其中接收日伪工厂便有2411家,作价标卖的不过10%,其他绝大部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营工业。1948,官僚资本占有全国产业资本的80%,控制了全国钢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电力的67%,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水泥的45%,纱锭的38%,织布机的60%,棉布的73%,棉纱的39%,毛织品的50%,食糖的65%,纸张的30%。在这种情况下,民营工业处于受压制和被排挤的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是一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它投靠帝国主义,严重地压制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以上文摘,主要是反映抗战时期,中国的重工业消失殆尽、轻工业萧条的景象。

具体说到战争中的老百姓:无衣遮体、全家一床被子的比比皆是。

 

    由于日军侵华,中国的重工业、轻工业、纺织业都受到了重创。所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地鲜见“洋布”,就是纺织机械生产的布匹。而用自己纺线,自己织布。有一张照片,说的是在延安的中国军队纺线的情景。因此,中国军队缴获日军的军服,中国老百姓扒下战死者衣物自己穿的事情会发生。

 



在延安的中国军队自己纺线,织布。

 

三,八路军穿缴获日寇服装被认为是光荣的事

 

盐谷保芳在回忆录中回忆:“在山东、泰安附近的阳庄,日本兵被八路军伏击。伤亡45人,其余轻伤者被逃跑日军带走。等日军集结大部队杀回来时,45具日本兵尸体已经被全部扒光,并且,依序并排好。他们的命根子被利刃割下,放在尸体头前的饭盒里。由于过去十几小时了,这些饭盒中的命根子像干梅干一样……。

(笔者在日本国生活了七年,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桃子干、李子干、杏干、酸梅干都叫“梅干”。自古以来,人类知道把果实晾干、晒干、烘焙干后,可以长久存放。可是,大小就难说了……。那“命根子”在不激动的时候,怎么也有二两重吧?盐谷保芳说:饭盒里的“命根子”像干梅干儿一样大小。这个比喻,是不是不准确?不恰当?)

 

阳庄坚壁清野,水井都被填上了。老百姓已经全部转移。

阳庄伏击战,是在1945310日,抗战胜利前夕。侵华日军已经是苟延残喘、日薄西山、战线太长、兵力不足、人心惶恐、新兵充斥了。

我要说的重点是:八路军用缴获日本军队的军装武装自己。

而中国老百姓扒日寇军服,是实在衣不遮体、土布难为。

 

 

1937年秋,在山西抗战前线。前排左起:林彪、任弼时、聂荣臻

此处,任弼时穿的是日本军队的大衣。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不详。

 

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穿缴获日军军大衣被误伤也是经典故事。

19382月底,当时晋绥军19军、八路军115师等军队,驻扎山西西部山区休整。此地距日寇很近,部队严加戒备。春天的晋西北山区雾气比较大。193831日,115师师长林彪准备到晋绥军防区会访1970师师长杜堃。当时,驻扎在此地的几支友军经常互访,而且林彪和杜堃在平型关伏击日寇还进行过合作。平型关之战杜堃率215旅配合八路军115师作战,负责攻占老爷庙。他亲临前线指挥,率领官兵同日寇殊死搏斗,几经争夺,最终攻占老爷庙,完成了任务。平型关之战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史称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那天,林彪骑着一匹从日军手里缴获的马。这匹马高大神骏,浑身雪白,没有一丝杂毛,奔跑起来速度很快,名叫千里雪。林彪穿着缴获来的日军大衣。按理说,师长出行,至少也要警卫班随行。实际上,当时的确有警卫跟随。可是,林彪的马速度快,跑到了最前面。此时,杜堃还没接到林彪来访的消息。
  就在他们经过山西隰县北部的千家庄时,意外发生了。哨兵看到薄雾笼罩中,冲出一位骑着马。穿日军服装的人,紧张的哨兵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日军骑哨,结果,开枪了。子弹穿过林彪肺部,击断了一截肋骨,飞了出去。林彪也中弹落马。在战场上,这种伤叫做贯通伤,子弹没有留在体内,比较好处理。随后,赶来的军医进行止血处理,林彪此时还很清醒,给师部的干部安排了工作。 面对此事,杜堃很是恼火,准备要枪毙哨兵,被林彪劝阻制止。林彪对杜堃说,这是我的错,事先没有跟你联系,哨兵是对的。有资料说,击伤林彪的哨兵名叫王潞生。后来林彪说,阴沟里翻了船。115师师部当即决定将林彪送回了延安疗伤。19384月,卫立煌去延安时,还专程慰问林彪。后来给八路军拨了一批武器和给养。
  当时,击伤林彪的子弹是擦着他中枢神经飞过的,弹头虽然飞出去了,但尚有残留体内。到了雨雪天,伤口发炎,林彪疼痛难忍,在床上滚来滚去。1938年年底,林彪经兰州去了苏联疗伤。

 



朱德总司令穿的是缴获侵华日军的军大衣

 



八路军左权参谋长穿的是侵华日军的大衣

 



作家丁玲穿的是侵华日军的军大衣

 



中国军队从重机枪、歪把子机枪到军大衣都是缴获日军的

 



被俘日本兵穿着的军大衣

 


押送被俘中国军队士兵的日本兵当然也穿着军大衣

 

四,对日寇的刻骨仇恨

 

盐谷保芳回忆录记载着“45具战死侵华日军鬼子兵的命根子,被利刃割下,放在每一个日军尸体头前的饭盒子里。他们身上的军装、皮鞋、皮带、三八式步枪、刺刀,统统不见了。”由于有十几个小时了,作为援军急急忙忙赶到的盐谷保芳一行数百侵华日军们,亲眼目击了这一情景。

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是感到毛骨悚然。

在盐谷保芳的回忆录中实实在在地记录,实实在在地分析:

“是八路军干的?还是山东老百姓干的?——反正,是我们侵华日军和山东的中国人发生过的战争。是中国人民积蓄刻骨仇恨的爆发!”

 

山东人为什么那么仇恨侵华日军?甚至,连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马石山惨案”的前前后后?都成了我研究的重点。

我的老丈人叫张文山,作为山东的八路军,他亲历“马石山惨案”。作为老干部,他曾经在北京市朝阳区工业局担任局长的工作。他几次亲口向我回忆“马石山惨案”,因为,他就是亲历者。几次,他和他的部队都差一点被侵华日军的铁壁合围包住,在枪林弹雨中他奉命率部几进几出救护出被包围的人民群众!

老丈人张文山悲愤地回忆:“战火纷飞!枪林弹雨!几进几出!我们营伤亡过半!日本鬼子兵见人就杀!见村庄就放火!乡亲们的损失不能计算,日本鬼子兵的罪行罄竹难书!”

我老丈人一回忆亲身经历的“马石山惨案”就激动:

“那时,营长最难当!战士都是山东人,父老乡亲、一家老小都被日本鬼子杀戮了!一听说要‘奉命撤退’就全营官兵急的嗷嗷叫!战士们说:‘——营长!我不活啦!你让我去拼死吧!’可是,接到的命令是撤退,要先救出一部分人民群众再杀进包围圈!这思想工作没有办法做!”

 

(笔者说明:以下“马石山惨案”在网络下载。)

 

1942年冬,日本侵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扫荡时,在这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英雄的抗日军民同扫荡日军展开了英勇斗争。被围在网内的少数八路军指战员,为了人民群众,舍生忘死,反复冲杀,掩护大批群众突出重围,自己却血洒马石山,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1942年,敌后抗战正处在最艰苦的困难时期,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的扫荡。这一年内,日军千人以上的大扫荡就达40多次。在多次的扫荡中,尤以1942年冬对胶东的大扫荡最为残酷。11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抵烟台召开作战会议,因为当年已经进行过两次大扫荡,所以决定发动第三次鲁东作战。作战目标是:歼灭以山东纵队第五旅及第五支队为基干的胶东军区部队,恢复山东半岛的治安,尤其是确保青岛、烟台间的交通。

冈村宁次是日寇驻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官,以嗜血成性和阴险狡诈而臭名远扬。他亲临胶东,决不是偶然的。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沟通冀鲁平原,水陆交通便捷,物产富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日本法西斯大东亚圣战的战略计划中,一直把胶东作为往来于海上与华北之间的重要通道和以战养战的补给基地之一。尤其是1942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战略地位日益提高,胶东半岛有几百里连片的海岸线,尤为日军统帅部所重视。随着胶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开展,八路军在重新打开牙山中心根据地以后,依靠牙山,稳步向东、西两翼发展,巩固和扩大了昆嵛山大泽山根据地,大大改变了胶东战略局势,使胶东半岛这把刺刀上到了枪身上。日寇赖以运送人员、军火以及其他物资的这一重要通道和补给基地,受到重大威胁。34月间,日伪军出动1万余人,在日军驻山东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次郎中将指挥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实施了春季大扫荡5月间,日伪军又组织4000多人扫荡胶东。入秋以来,日伪军分头又扫荡胶东各区。当时胶东的行政区划,分为东海、西海北海南海四个专区。现在,从日寇调兵遣将之多、动员范围之广和准备时间之长来判断,特别是冈村宁次秘密抵烟,预示着胶东抗日军民所面临的日寇冬季扫荡,将是空前规模和极端残酷的。

 


侵华日军在烧杀抢掠中。他们带了水壶,杯子,三个子弹盒,150发子弹。饭盒呢?

 

日军此次大扫荡所使用的部队计有:驻青岛的内田银之助少将的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主力,驻济南的柳川悌中将的第五十九师团一部,张店的奥村半二少将的独立混成第六旅团一部,驻惠民的林芳太郎少将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一部,共15000人,配以26艘舰艇封锁半岛沿海,飞机10架协同作战。自1119日开始,至1229日结束,历时40天,分三个作战阶段,采用拉网合围分进合击梳篦式等战术,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分区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战役的组织实施,仍由土桥次郎中将统一指挥,并设指挥所于青岛,一度前进到芝罘牟平指挥战斗。

当时,胶东军区总兵力(包括县大队、区中队)约14000人。11月上旬,胶东军区在海(阳)莱(阳)边区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作了紧急的反扫荡动员,研究部署了反扫荡的作战计划。根据以往反扫荡斗争的经验,会议确定采取保存有生力量,保卫根据地,分散活动,分区坚持的作战方针,在胶东军区统一领导下,以烟(台)青(岛)路为界,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分为两个指挥系统:烟青路以西有第十三、十四、十五团及西海、南海、北海三个军分区,归第五旅指挥;烟青路以东有第十六、十七团及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军区直属队、东海军分区,由胶东军区直接指挥。同时,决定由胶东区公安局干部和警卫部队组成胶东区战时戒严指挥部,坚持在中心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在东、西两个指挥系统内,以团、营或连为单位,划分地区,分散活动,避免大部队过分集中。总的意图是,军民齐动员,粉碎日军大扫荡。敌人要拉网,我们就破。部队分散坚持,目标隐蔽,行动快捷。一个连,一个营,活动到哪里,就在哪里以部队为骨干,带领群众开展游击战,坚持根据地斗争,在周旋中消灭敌人。

牙山和马石山,是日军第一阶段作战的两个主要合击目标。牙山驻有胶东抗大,是培养干部的基地。马石山西侧的海(阳)莱(阳)边区,正西方向面对据点林立的烟青公路,西南方向是国民党暂编第十二师赵保原部的巢穴。日顽两军互相勾结,海莱边区成为敌我顽三方斗争的最前线。胶东军区的指挥机关,区党委、行政主任公署等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都常驻在马石山的周边各村

1117,日军从青岛、高密出动600多辆汽车,满载大量兵员和作战物资,沿烟(台)青(岛)公路和烟(台)潍(坊)公路,气势汹汹地驶往莱阳栖霞福山等地。此时战争的空气,就像当时冬季的天空一样,顿时乌云密布,朔风四起。21日开始,猥集在这些地方的日伪军,分成无数小股,倾巢出动。驻牟平县水道之敌由东向西推进,其余之敌则从西、北,分路向东、向南平推。国民党暂编第十二师赵保原部打起日军的膏药旗,从他的老窝莱阳玩底(现万第)向东北进击。从敌人的调遣中明显看出,其部署已对我栖(霞)牟(平)海(阳)莱(阳)边区的牙山、马石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构成了合围态势。敌人第一阶段的大扫荡开始了。

疯狂的日伪军依仗着人多武器好,分成许多股,相互保持火力联系,实施多路分进合击,密集平推,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像梳头篦发一样,不落一村一户,不漏一山一沟,进行搜索梳篦前进。为了彻底搜索和梳篦,他们每天只行进十几公里,白天摇旗呐喊,步步进逼,无山不搜,无村不梳,烧草堆,挖地堰,清山洞,连荒庵、寺庙也不漏过;夜间就地宿营,沿合围圈每隔三五十步,便燃起一堆野火,由五六个或十来个士兵把守,稍有动静,便鸣枪示警,只要一处枪响,便四处一起开火;如果发现突围人群,便用机动部队围捕、追击。日伪夸口说:

只要进入合围圈的,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日军妄图将胶东八路军压缩到海阳、牟海、栖霞、牟平交界的马石山狭小地区聚而歼之。在大扫荡的那些日子里,胶东大地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奸,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之残酷,令人目不忍睹。这种野兽般的疯狂行径,从缴获的赵保原特务团一个营长的日记中,可见一斑。他在日记中写道:

两万之众,用蜘蛛网式之配备,大举扫荡全鲁东,每日二十里,所到之处席卷一空,妇女为之奸,壮丁为之捆,东西为之光……”

这个营长的日记,成为日伪军野蛮行径的有力佐证。

冈村宁次企图以他处心积虑所设计出来的这一空前毒辣残酷的新战术——拉网大扫荡,把中共胶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消灭在火网之内。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和党政领导首脑机关,却早已在敌人的行动开始之前,就灵活地跳出了网外,到敌占区里去打击敌人。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在当地党政组织和八路军的组织和掩护下,在敌人的拉网过程中纷纷突围出去了。还需提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反扫荡中去,各村普遍实行坚壁清野,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付敌人三光(抢光、杀光、烧光)。他们大力支援八路军作战,当向导,递情报,送给养,挖地道,隐藏军用物资,掩护和护送伤病员,伺机打击敌人,表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和自我牺牲精神。有的地方干部、民兵、群众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下沙家村是胶东第三兵工厂所在地,兵工厂的工人和村里的群众当得知敌人要进村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空舍清野,把机器拆开埋藏起来,把水井也封死,民兵大摆地雷阵,群众有组织地转移和隐蔽起来。太阳落山时,日军进了村,所到之处,地雷轰响,炸得敌人心惊胆战,狼狈逃窜,兵工厂安然无恙。

但由于日军的围追烧杀,合围网仍迅速地向着半岛的中心推进、收缩。到1123日傍晚,四面八方的敌人就一齐集拢到了胶东半岛的中心地带马石山四周,即将在此收口了。牟平、海阳、栖霞等县群众数千人,还有部分地方干部、八路军的伤病员以及少数与大部队失掉联系的战士被拉入内。最后,大屠杀开始了。

 

五,在山东阳庄被伏击后的见闻


我翻译(编译)盐谷保芳回忆录

1944年到1945年战况发生了大变化。日军为了占领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部队大量南下。此时,日军要在亚洲各国作战,同时,还要进行和美国人的战争,就是“太平洋战争”。所以,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严重不足。比方,我们侵华日军在山东驻扎的主要是59师团。因此,我们部队大量牺牲的事例比比皆是、层出不穷。

比方:我们北支那派遣军,保密称“衣”部队的侵华日军59师团战死45人的就是一例。

1945310日,早8点,在日军54旅团,旅团长長岛勉的带领下,有属下的无线传令兵一名,外加一个小队50名日本兵,从济南旅团司令部出发,去莱芜视察途中,经过泰安半家镇前面的阳庄,接近纹河时,又一次遇到八路军的伏击。

这次,我们日军沿着泰安至莱芜的军用道路两边的“战车壕”前行。途中,曾经用无线电联系。可能是八路军知道了我们日军的通讯密码,所以,他们又一次伏击成功。

那一天,刚刚好是310日,是日本陆军纪念日。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一天,我接到紧急命令后,随部队去解救被困的那支日军小队,可是,只有少数人逃了回来,多数人都战死了。等我们赶到时,45名侵华日军日本兵尸体被剥光衣服,在阳庄村庄前的田埂上被头西脚东地排成一排,他们的军服、军靴、腰带等等军用品全部被拿去。只有头前,每人头前摆放他们自己的军用饭盒,饭盒里,是被利刃割下的“命根子”。

由于已经十几小时,所以,萎缩的“命根子”像“梅干”一样蔫在饭盒里。

 



以上回忆图纸,是侵华日军59师团伍长盐谷保芳画出来的。

阳庄村房屋前面,是田埂。田埂前面是一溜摆放着的45只侵华日军的饭盒。

阳光明媚下,45具侵华日军的死尸上弹痕累累、格斗伤痕累累。他们平静地躺在那里,表情似乎远离了战争到天国一样安详、静谧。

如此情景历历在目,令人震惊、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让我们都目瞪口呆。

八路军撤退了、阳庄的老百姓撤退了,中国人叫“坚壁清野”,连水井都填上了。

我随侵华日军支援的部队感到,亲自参加了处理这些尸体的工作。

 

昭和63年,926日,(1988年)我带队组成“中日友好访问团”访问莱芜市。在归来的途中,我们在阳庄休息。我一人又去了阳庄村前那一望无尽的田埂前凭吊,夕阳西下,万籁俱寂,一片和平时代的田园风光。45具被利刃割去“命根子”尸体的景象不复存在。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我这个亲历战争的人重温旧梦,还会毛骨悚然、唏嘘不已。

我祈祷:日中不再战!中日永久和平!

 

 

盐谷保芳的名片右上角内容是“中日友好亲善”

 

 



盐谷保芳名片背面是:获得“中国山东泰安市友好市民”称号

 

文字写到此,我给出版社编辑打了一个电话。说,希望此文放在《来谢罪的鬼子兵》新书中。这位女博士说:“——绝对不行!新闻出版署的审查也通不过!用利刃割下‘命根子’!这一条就不能发表在出版物上!”我辩解:“南京大屠杀,杀我们同胞30万人!侵华日军鬼子兵强奸妇女无数!这些罪恶,为什么能刊登在文字出版物上呢?”

——没有办法。唉——。没有地方说理去。

 

笔者声明:请尊敬的读者随便转载,但是,电视台、出版社、报纸等媒体采用,请注意版权。

 

2016-3-3

 


 

八路军老战士和他儿子的故事

$
0
0

一,老八路崔大爷的故事

 


左:崔哥,中间:侵华日军来谢罪的老鬼子盐谷保芳。右:笔者。

 

确切地说,我是2002年采访老八路崔大爷的。一晃,已经十几年了。我采访他时,他91岁。现在……,就不知道了。

我是先认识了崔哥才认识崔大爷的。崔哥的故事您也许没听说过,但是,崔大爷的故事您一定是有所耳闻的。《槐树庄》的电影您总看过吧?六十岁以上的人一定印象深刻,那里面的人物八路团长崔志国回家的一段戏,应该是基于崔大爷的原形而演绎出来的。

电影《槐树庄》有鲜明的历史文艺色彩和烙印,她源于生活,经过艺术的提炼和加工创造出了为当时政治形势需要的电影作品。其实,生活中的崔大爷与电影中的崔志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我见到崔大爷的时候,崔大爷已经是91岁高龄的老人了。说起“现在”,老人的话不是特别多,无论怎么“引导”也“没话”。

——多有打搅,我这样想着就准备告辞了。

起身前,我送崔大爷我的代表作《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可是,翻了几页,看见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杀人放火的照片时,老人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谈到“吕正操、杨成武、阿部规秀。谈起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老人气的五官都挪了地方。越谈抗日战争老人就越兴奋起来,完全象换了一个人。对作家,他大概戒备了一辈子,我也是在无意之间碰开了老人记忆深处的闸门的。

戒备什么呢?真是一言难进。换了你试试?把你搬上银幕,说你是个坏人?

 

我见崔大爷着实费了工夫,大约谈了两年,崔哥才开恩允许采访他的八路爹。

我可以感觉到电影《槐树庄》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影响,也可以由此推论一个人由于一场电影因而一生形成的对作家、记者的戒备心理和看法。

将心比心,如果我们也处在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赶走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新中国;我们也回家了,由于社会的变革,需要革我们父母的命!这个时候,我们会说些什么呢?历史的篇章是不可以随意翻来翻去的;历史也不像小姑娘的花衣裳,可以随时换来换去。但是,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翻回历史的那一页“假设”一下?没有这个假设我们怎么可以将心比心呢?

 


电影《槐树庄》剧照:崔志国回乡和分自己家田地的村干部发生矛盾。

 

崔大爷的爹是地主,崔大爷早年在北平读书,“卢沟桥事变”后才匆匆回家。

崔大爷回忆:“我前脚到家,日本鬼子部队后脚就杀进村子。三更夜,全村老少悄悄聚齐儿商量:‘要么当伪军,要么当劳工给日本鬼子修路修炮楼,要么投奔抗日的八路军。’”

崔大爷说:“卢沟桥事变后,县国民政府、国军早都撤退了,群龙无首,只有投奔八路!全村几十个小伙子没有更多的话和家人告别,就结伙儿出村、上山,投奔八路抗日!”

崔大爷19378月参见八路军,开始跟着吕正操将军,后来上抗大,一年后毕业,分到杨成武部队当指导员。

1939117,日寇阿部规秀将军率陆军精锐独立混成旅于河北涞源作战,临时指挥部被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杨成武部发现,并用迫击炮击毙。

和侵华日军阿部规秀作战时,崔指导员亲自吹冲锋号,带领部队冲杀。战后,杨成武还亲自给当时的崔指导员奖励一把缴获的日寇军刀。作为战利品,崔大爷一直保留这把军刀。

可是,到1954年。当时,政府下令:任何人,不准私自藏武器。一律上交。

崔大爷经历枪林弹雨、血雨腥风、抗击日寇、转战南北,解放初期才有机会回到家乡看看父老乡亲。当时,崔大爷确实是团长;土改工作队确实在分他们家的田地;双方确实都拔出了枪;崔大爷带的正规军,打仗有经验,三下五除二就缴械了村干部的枪,还绑了人。后来,还是经过县里干部的调解才双方释然。

地方干部随即告到军队,老崔算是犯了大错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不理解革命的意义了。”我不知道老崔是不是受到了处分,反正老崔一直没有受到重用是真的。尽管他是老革命、在抗大和江青是同学、在抗战中屡立战功,也不成。

我问老崔:“啥叫土改?”

老崔的老伴儿说:“这是中国社会的大事情。我和他一个村,他家的地都被分了。”

老崔的老伴儿告诉我:“邻村的地主还有被枪毙的呢……”

老崔有些急,直挥手,忙说:“别说,别说。……政策好哇。谁说不好啦?”

——我问好在何处?

老崔说:“早年参加革命的尽是知识分子。可知识分子的出身都不太好,不是地主、富农、就是资本家。穷人怎么有钱送子女上学读书深造呢?”

老崔叹了一口气,说:“据说,在土改中敢于绑人的,就我一个……。别人都没吱声。”

 


我查了一下资料,什么叫“土改”。

1947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村军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

1950630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

 


电影《槐树庄》当中,老地主(崔志国的爹)不服农民们分了自己的地。

 


《槐树庄》中老地主在愤懑当中被当场气死

 

但是,电影《槐树庄》却以政治的需要,把“崔志国不满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艺术形象定格的银幕之上。据说资格颇深的崔大爷就是因为这个电影而一生没有受到重用。至于崔大爷的爸爸,是不是像《槐树庄》电影的老地主被活活气死?这样的话题我没敢问。

我比较相信这样的时代会发生的一切事物。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中,多少“风流人物”瞬间成为“阶下囚”的例子就不胜枚举。我实际上也非常同情崔大爷和他的命运。作家的笔有时往东歪了一歪,一个和英雄沾边的人物就成了真英雄;而作家的笔为当时政治的需要往西边歪了歪,一个英雄就变成了狗熊。这样的例子的我们已往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是常常出现过的。

甚至,国民党中这样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自杀了。孙立人将军,昨天还叱咤风云,没有几天就被囚禁了几十年。

但是,文艺作品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精神产品;文艺作品并非“历史档案”。

我认为,历史的结局还是尊重崔老八路的贡献的,并没按照:“敌我矛盾”处理他。

 

老崔的老伴儿也这样认为:“他是老八路,老到什么程度呢?卢沟桥事变一声炮响侵华日军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迎着侵略者的隆隆炮声,当时24岁的你崔大爷就和同村42位热血青年参加了英勇的八路军。和崔大爷同时参加八路军的,有38位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光荣牺牲。再经过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只有崔大爷是唯一的幸存者了。”

我想:——参加革命,肯定不知道结局。他们也是像歌曲中“随着感觉走”吧?

我去采访崔大爷,他老伴一边给崔大爷喂饭一边说:“抗战前就定的娃娃亲,抗战中,日本鬼子见咱村尽是八路家族、家属,于是,把咱村烧成一片火海。我想:——这个人儿还能回来吗?”

“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底他才回到家乡和我结婚,那一年你崔大爷都35了,骑着缴获日军的高头大马,浑身都是土,还有一个警卫班。当时。我才19,他开始还瞒报了几岁呐。”说道这儿,老俩口子都笑了。

 

二,老八路儿子崔哥的故事

 

 

左一:金先生。左二:崔哥。左三,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右一,笔者。

 

崔哥的故事很一般,他喝酒喝死一位日本人。

崔大爷有四位子女,其中三位都是国家干部。惟独老三崔哥,气宇轩昂,是位商人。

19993月的一个深夜,一位驻京日本国商社代表在北京国际饭店酒吧喝多了,他使用不太娴熟的中文当场嚎道:

“中国人穷!中国人不能喝酒!漂亮女人追着我睡……。”——举座震惊。

当时在国际饭店酒吧的有几十位男女,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吱声。

 

我思考有这么几点因素:其一,没人愿意和喝多酒的人论理,尤其是日本人。这是习惯,或者叫历史习惯。其二,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的北平酒馆里,老百姓也就早就一轰而散了。“侵华日军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奴役占领区中国人民14年”,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常识。其三,从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开始,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外国人”那就是“特殊人”。直到今天,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惹了警察都会遭到拔出手枪的威胁;而外国人在中国还没听到过享受这种待遇。其四,我不提60年前中国公园内“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单说80年代初期,北京友谊商店就只允许外国人才能进入的。

所以,几十人才能默默的看一个酒鬼表演。包括他藐视的一切:男人、女人、穷困。

 

可是,偏偏这群人中有八路军老战士的儿子崔哥,他站起身来摇摇晃晃的向身材矮小的日本人走去。已经喝高的崔哥在日本人年轻人对面坐定说:“你不可以侮辱中国人!你不是说中国人不能喝酒吗?我和你喝一喝?”

日本人一脸的不屑,他掏出信用卡来,划卡要了一瓶窖藏15年的红方威士忌。1200

崔哥没有信用卡,略败一酬。但是他掏出一摞钱,也要了一瓶红方威士忌。——开瓶!

俩个人同时站起来仰脖就灌,又是举座震惊。日本人中间喝喷了;接着灌。但是。总浪费了几十cc吧?。崔哥没挪地方,也没喘气,一口气一瓶红方威士忌都灌进了肚里。

为此,我做了调查,15年红方威士忌属于烈性酒,52度,比北京二锅头略低。

崔哥惨了,三天不醒人事,三天刚醒来时,成了日本电影《追捕》中的横路竟二。

那位日本人由于酒精中毒昏迷不醒被送到北京医院抢救,这位“酒豪”的生命力还真顽强,在坚持数小时之后,他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

北京警方迅速介入展开刑事调查,可是这俩个和酒发生关系的人实在是:事先不认识。没有任何身体接触。没有任何强迫行为。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关系。

而且,事先,中国人只说了三句话。而日本人只说了一个字,那就是:“——喝!”

听说。北京市公安局刑事调查处的所有调查资料、旁证资料、现场相片,都要交给死者家属的。只要对方通过外交途径交涉的话。

 


侵华战争时期,日寇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

 

侵华战争已经过去了60年。侵华战争中日军曾经占领中国大片国土14年,中国军民战争中死伤3500万人,其中中国政府军牺牲380万人。侵华战争使中国蒙受损失的财产相当于6000亿美金。在侵华战争中,侵华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战死、伤154万人。1945815日,日本国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有127万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可是,时至今日,日本国没有就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时至今日,日本国政要无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还在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中供奉有14个双手粘满战争鲜血甲级战犯的所谓牌位。

各种数字不堪回首。所以,喝死一位的“1”字是和无数数字是有关联的。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还没听说有赌酒喝死的例子,在近代史上,其他国家的人也没有向日本国一样让中国人成千上万的逃难、成千上万的战死、成千上万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最后,成千上万的拿起武器!组成新的长城!这种潜在的,记忆中的、世代相传的仇恨,不知道还有传颂多少年?

 

其实当事者事后还是非常遗憾的,崔哥说:“他也是一条生命,也有父母。”

利用外交途径我问到死者的父母,死者父母从日本给我传过话来:“千万不能写!”

同时,死者的父亲转告我:“战争时期,死了那么多人。还是和平好!”

我想知道的是死者的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受过什么教育、为什么藐视中国人?

崔哥的故事还没有完,有一次,我给崔哥去电话:“有个侵华日军老兵叫盐谷保芳,是原侵华日军59师团的一个伍长。他虽然和八路军打了四年,可是,来华谢罪已经十几次了。明天有个小的记者见面会,你也参加?还在《国际饭店》?”我的潜台词是:

“麻烦崔哥你出钱。你是大款!”崔哥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盐谷保芳84岁,1941年到1945年在中国山东省泰安市守卫火车站。他说:“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把中国的煤、木材、钢铁、丝绸、中药、粮食、劳工运到我们日本国去。”盐谷保芳知道崔哥的爹是老八路后急忙和崔哥握手。他说:“我和八路打了四年,身中八路军六枪!我如果明年还活着,就要再来中国谢罪,再来中国支援贫困的孩子们读书。”他和崔哥坐在一起倒成了记者们采访的对象。盐谷保芳老人说:“中国的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愚,六十而知天命。七十怎么样?孔子没说。可能七十就干尽好事情吧?可是,我们日本的政治家不一样,他们不就侵华战争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还去参拜靖国神社!他们是糊涂呀!”盐谷保芳的话直接说给崔哥听的,他希望崔哥把他一个侵华日军老兵的话带给崔哥的父亲。我给盐谷保芳介绍了,崔哥的爹91岁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崔哥的爹已经当了团长,相当于日军的大佐军衔,而那时的你才从上等兵升到伍长军衔。原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听了当时就肃然起敬,他要请崔哥喝酒。崔哥说:我请你。

 

 

崔哥,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解放军记者刘燕红。

 

席间,盐谷保芳又讲到酒,他回忆1942年在山东扫荡八路军,村民都逃跑了,他们进村就用枪刺在桌下四处乱扎。村民有时把成罐的酒藏在桌下。盐谷保芳说:“中国山东的高粱酒太好喝了。我们当时搜出来后就分别灌在军用水壶里,一边行军一边喝。”崔哥听了没好气,他把一大杯酒一仰脖,又倒进胃里去了。

这鬼子,是我“带进村的”,所以,我特难堪。——崔哥不给好脸儿,嘴里没好话儿,眼神里尽是敌意,喝茅台是一次一杯见底儿,您是让我们大家“抬屁股就走”咋地?

 

这几年,我带前侵华日军老鬼子去中国各地谢罪、到各地大学演讲。老鬼子虽然是谢罪来的,稍不留神,漏出什么,就容易引起各方不快。

我曾经带盐谷保芳去北京公安大学和学生见面。老鬼子演讲、谢罪,一个学生是东北人,他站起来说:“我爷爷被日本关东军杀害了,你来谢罪也不成!”

——盐谷保芳转头问我:“那我该怎么办?”

还一次,在成都的某大学,在阶梯教室,众目睽睽之下,一个男生竟然从后面的阶梯座位上走下来,摞胳臂挽袖子、骂骂咧咧,要殴打老鬼子盐谷保芳。我急忙站出来说:“人家来谢罪,你们打人家一顿;这说不过去。而且,你打人家80多岁老头儿?还是说不过去!有能耐,你上台殴打贪官污吏一顿,我方军才佩服你!”

 

我给崔哥和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一起照了许多照片,仔细一看竟然没有一张崔哥有笑模样。我问崔哥缘由,崔哥说:“我第一次见真正的侵华日军老鬼子。和日本老鬼子在一起,我特别扭!我爹是八路呀!”

 

三,该不该记录崔大爷的英雄事迹

 

我访问崔大爷才开始对崔哥有了几分意见了,他是长子,应该给崔大爷写个自转体的文字材料。崔大爷的一世英名不能让电影《槐树庄》给掩盖了。

崔大爷1913生,今年91岁。1937年参加八路军,由于有文化,所以,从吕正操的部队调到陕北学习,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期的学生。卢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中国有三万热血青年到延安去。崔大爷曾和江青是同学,可以见得资历之深。

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崔大爷重返晋察冀在杨成武的部队。崔大爷说,他参加了杨成武将军指挥的“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黄土岭战斗。

崔大爷说:“193910月下旬,日华北方面军第110、第2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冬季"扫荡",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打通曲(阳)阜(平)间的交通。113日,由涞源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大队500多人,被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诱至雁崖村,将其歼灭。晋察冀军区第1、第3军分区针对日军每次遭到歼灭性打击,总要重振兵力前来报复的特点,命令部队立即脱离战场,分别隐蔽于适当位置,作好连续作战的准备,待机再战。
    11
4日晨,日“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独立步兵第2、第4大队1500余人,分乘90多辆卡车,向雁宿崖、银坊方向急进,企图寻歼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主力。阿部是日本侵略军的所谓“名将之花”和“山地战专家”。193810月,原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常岗宽治少将被八路军在广灵县境张家湾打死后,日本军部乃以阿部规秀这个刚晋升为中将的名将接替旅团长职务。八路军在雁宿崖消灭其一个大队后,他恼羞成怒,亲自出马,声称要与八路军主力“决战”。
   
晋察冀军区接到敌情报告后,即令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统一指挥第1、第3、第25团,第3军分区第2团,第120师特务团,游击第3支队等共6个多团的兵力,在民兵配合下,先以少数兵力调动、激怒日军,再将其诱至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包围歼灭之。
    11
4日夜,日军抵达雁宿崖村。5日晨,日军先后进至张家坟一带,第1团和游击第3支队各以少数兵力,节节抗击,诱其深入;游击第3支队和第25团各以一部,前出至涞源城东的五回岭和城西的石佛等地袭扰和迷惑日军。当晚,日军主力进至司各庄等地,未找到八路军主力,即行烧杀抢掠。6日,进犯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下,继续东进,于黄昏抵达黄土岭。
   
黄土岭位于涞源、易县交界处。往东到上庄子,是一条2.5公里长的山谷,像一条长形口袋。只有越过上庄子,经过煤斗店,才能踏上通往易县、满城、保定的大道。据此,杨成武决心于黄土岭东北上庄子至寨头之间狭谷伏击日军。令集结在寨头、煤斗店一线的第1团及第25团一部并加强第1军分区炮兵连迅速占领寨头东南、西南高地,卡住敌人去路;令位于大安的第3团占领黄土岭至上庄子东南高地,侧击敌人;令第2团尾随敌后,待敌进到黄土岭后,由西向东出击;令特务团从黄土岭东南方向加入战斗;令进到三岔口的第3团迅速赶到大安,准备接替游击支队、控制通往涞源的要道。八路军于一夜之间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
    6
日夜,日军发现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活动,感到情况不妙。7日清晨,阴雨绵绵。阿部规秀率部冒雨从黄土岭出发,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以避开八路军主力,绕道返回涞源城。但他没有想到也没有发觉就在其行进的两侧高地上埋伏着八路军的数千名官兵。715时,当撤退的日军全部离开黄土岭村陆续进入八路军设伏阵地时,第1团和第25团的一个营迎头杀出,第3团和第3军分区第2团分别由西、南、北三面包围过来,猛烈展开攻击。日军受到突然打击,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并向寨头阵地反扑,企图冲出包围。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山地争夺战。

崔大爷说:“我当时是指导员,接到团长陈正湘里的命令后,我亲自吹响冲锋号带领战士们冲杀。吹号的兵跟着我跑,倒成了我的警卫员。”

我问:“——为什么勇敢?”

崔大爷答:“连队里有十几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一直轻视我,说:‘抗大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们枪林弹雨过来有实战!就是没有文化!’”

崔大爷挥着拳头说:“我就要给他们看看,老子是不是孬种!”


    16
时许,第1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发现在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座独立家屋附近,有多名腰挂战刀的日军指挥官在活动,便命令配属于该团的分区迫击炮连,对准目标轰击。原来这正是日军的指挥所,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当场毙命。经数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其余数百人被压至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当晚,由于各攻击部队联络困难,协同不易,遂一面巩固已占阵地,防敌逃跑,一面以小部队袭扰疲惫之敌,准备次日再行攻击。是夜,残余日军连续突围十余次,都被击退。
   
与此同时,驻涞源、蔚县、易县、满城、唐县、完县的日军第110、第2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旅团余部,分路速向黄土岭方向增援。各县游击队奉命广泛开展袭扰活动,牵制、迟滞了这些增援日军的行动。
    8
日,被围日军在5架飞机掩护下,倾全力向上庄子西北方向突围。第1团和第25团一部将突围的敌人压制在上庄子西沟。残敌主力约400人,突围到上庄子西北山头后,继续向司各庄方向逃跑。第2团当即从右翼、第3团从左翼迂回追击,与该敌展开激战。特务团亦及时赶到,从左翼投入战斗。在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首长判断续战于已不利,遂决定撤出战斗。
   
黄土岭战斗,以歼灭日军900多人、打死日军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和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而胜利结束。阿部规秀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专门发布阵亡公报,东京报纸纷纷刊登这一消息,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晋察冀军区颁发嘉奖令,表彰击毙日军中将的炮兵部队。黄土岭战斗的胜利,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全国抗战军民极为振奋,纷纷来电祝贺,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均来电祝捷,蒋介石也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予以嘉奖。

(以上文字,摘自于我的朋友,指挥黄土岭战斗的陈正湘将军的儿子陈炜大哥处)

 

四,崔大爷最后的人生道路是否幸福

 

 

因为是十几年前采访崔大爷,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一张崔大爷夫妇的照片。

 

我上面的文章多数采用了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柳茂坤先生,和陈正湘将军儿子陈炜大哥的文章,因为崔大爷虽然是抗日军政大学一期的学生,但是,他并不是军事专家呀。崔大爷能说清的是:当时他是指导员,他吹的号比司号员吹的还好。那一仗,他们连牺牲了四十几位战友。崔大爷说他们和日本鬼子兵拼刺刀,战士们眼睛都是红的。黄土岭一战,八路军大胜。当时杨成武将军因为崔指导员冲锋号吹的好,还奖励崔指导员一把侵华日军中佐军官的指挥刀。1954年,上级说家里只允许有切菜刀,日本军指挥刀非让上交,百般无奈,崔大爷交出了保存了15年的缴获侵华日军的战利品。

崔大爷由于有崔哥这样的儿子,所以,他比一般的老八路离休干部生活的还优越。他的住房有180米,价值数百万人民币。崔大妈非常不满意的说:“每月物业费就有七百元钱!”——吓了我一大跳。

崔哥非常孝顺,他每周必来看父母三次,哪怕是“照一面就走”。

崔大妈喜欢给我看她子孙满堂的照片,她的幸福也感染着我。

崔大爷虽然91岁了,但是,他坚持每天看《北京日报》。我了解到,他的左眼400度右眼350度。崔大爷说一年前还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现在不成了,看不清楚了。

我告诉崔大爷,杨成武将军去世了,崔大爷说:“我知道了”。表情庄重而悲伤。

崔大爷是个老军人,从坐像上就可以看出来,始终笔管撩直的。

当然,崔大爷有时也象一个孩子,或者说有一点返老还童。在吃饭的时候,他对崔大妈说:“我吃肉、吃鱼、吃虾,我不想吃饭。”崔大妈对我说:“看看!看看!看看!”

我要走了,向崔大爷告别。崔大爷问我下次来想吃什么?我学着他说:“——我吃肉、吃鱼、吃虾,我不想吃饭。”崔大爷听了大笑,还向我伸出大拇哥,表示赞扬。

 

五, 32年来我采访了多少崔大爷

 

1991年开始,我采访500多位亲历抗战的战争亲历者。采访的过程,也是研究抗日战争的过程。我采访过的所谓“崔大爷”至少一百多人。(一言以蔽之:有钱人的孩子。)

 

我总结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抗战中,有钱有势、有权有势、地主、资本家、军阀、富农、民族资本家的子女中,参加抗战的非常多。他们形成中国抗战军队的知识群体、智囊群体、冲锋陷阵在前的群体。这种人,在国共两军中都是显赫的人物。

像“飞虎队”、“杀奸团”更是100%的人物是地主、资本家、大军阀的儿女。

不知在未来的战争中、国家困难中、国家灾难中,现在这些“富二代”、官商子弟、干部子弟能不能像抗战中一样、挺身而出?甚至,像抗战中的无数爱国华侨一样慷慨解囊?

——把携款外逃的千万亿人民的血汗钱再拿回来?用在中国贫困人民身上?

我是1972年到1979年中越反击战一期战役后退役的,我亲眼所见,军队中的干部子弟有被调到北京部队去的事情。

 

我总结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抗战以后,“崔志国”们全部受到痛彻心扉的心灵冲击,和物质方面的大革命、大打击。

32年来,我方军确确实实采访过至少一百多位“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崔大爷。”

但是,只有一位崔大爷敢于五花大绑革他家命的人。当然,崔大爷受到严肃处理,电影《槐树庄》就是证明。

 

我总结一个令人痛彻心扉的现象:

凡是采访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高级干部,在战后,无一例外,都受到残酷的处理。虽然,这与抗战无关。也与党派无关,不分国民党、共产党。

比方:彭德怀、罗瑞卿、贺龙、杨勇、孙立人……。

 

我从1984年开始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我已经在国家出版社出版18本图书。

一言以蔽之: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中多数军官出生在地主、富农、资本家、民族工商业者等等的家庭中。尤其是在国军抗战将士们当中。

您说:“崔大爷这样的人多不多?”我指的是他们的出身(有钱,读书)。——还是多。

我采访过的人群群体有:

 

1,这一百多位抗战将士们中;曾经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抗战军官居多。国军中央军中尤其多。

 

2,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中有1/3是中国籍飞行员,他们全部出身在地主、资本家中,

我用时十几年,我采访十位美国援华空军的美军来华访问的老兵。我采访过十九位美国援华空军中的中国籍飞行员。

在中国飞行员当中,他们的家庭100%是地主、富农、资本家、买卖人、民族工业的工厂主等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中的中国籍飞行员无一人有好下场。

 

3,共产党抗战军人们中,上过黄埔军校的,深造过的,全部如此。

4,国军抗战将士中的军医,全部是如此家庭出身的子弟。

5,中国抗战军队中的上等军官、智囊团,全部是如此家庭出身的。

6,八路军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战士人数不多。

7,我采访过7位“慰安妇”,全部是贫苦农民出身。

8,我采访过60几位“被日寇强掳的劳工,全部是贫苦出身。

9,我201556日,到俄罗斯采访阅兵。面见6位在东北和关东军作战过的前苏联红军老兵。据说,他们在战前就有文化。

10,我采访过20几位原侵华日军老兵。他们100%有文化。他们的情况,我发表在20年前出版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中。还有一本即将出版,书名是《来谢罪的鬼子兵》。

11,我1999年在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工作的时候,曾经到东北采访原东北抗联老兵20几位老兵。其中,陈雷、李敏夫妇在抗战前有文化。可是,抗联战士中贫困出身的多。这包括1955年被授予军衔的王明贵少将。我1999年采访过冯仲云将军飞夫人薛文女士,她有文化。应该是大家闺秀一类的出身状况。

12,在浙江地区国军抗战将士们中“三多一少”的现象。

“上黄埔军校的多(富二代)、国军中央军的多,参加抗战的人多,宣传的太少。

13,云南、湖南、湖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抗战老兵中,有文化的兵甚少。

 

14,亲历“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我几乎都采访过,在20多位耄耋老人中,有1/329军老兵没有文化。为此,我出版了一本书,叫《最后一次集结》,讲的是2007年,“卢沟桥事变”70年后,他们从全国各地重新到卢沟桥集结的故事。

他们当中,有文化的都解放后都当了大官。

比方:吴江平是国家体委司局长。

沈甸之,是空军指挥学院副政委。

顾草坪,是西藏军区副司令。

赵新立,是湖北某防疫站领导。

 

15,亲历抗日战争的军统老兵中多数人受过高等教育。解放后,是“活着要查到人头儿,死了要查到坟头”的一批被专政处理的人。

 


我的采访记发表在我出版过的图书里。这些图书有:《我认识的鬼子兵》、《最后一批人》、《战争最后的志愿者》、《最后一次集结》、《最后的尊严》、《最后的川军》、《最后的军统老兵》、《最后的记忆》、《重温胜利时光》、《国难见人心》等等。

 

抗战后面是解放战争,再后来,就是“土改”;很多亲历抗战的老干部都面临“革命割到自己头上”的时代命运。但是,像老八路崔大爷一样敢于把土改干部绑起来的,只此一人。

 

2016-3-14


 

71年前曾经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
0
0



20001124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和老对手八路军区委书记王永坚握手,并且,交换了头上戴着的帽子。盐谷保芳说:“当年,你这个区长的头值5000大洋。可是,没有中国老百姓揭发、检举你和你部队的下落。也没有人带领我们去剿灭你们。我们当年没有找到你的头,今天,我们交换一下头上的帽子吧?”

原侵华日军59师团伍长盐谷保芳(驻在泰安地区四年),照片左。王永坚,照片右。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是上校军衔。现在健康。在山东泰安军区干休所。    方军摄影

 



1943年侵华日军盐谷保芳自己拍摄的山东泰安某村的小孩子们

 


1943年山东泰安村民由于恐惧日本鬼子给鬼子曹长歌功颂德

 


侵华战争中的日本鬼子准备进村之前

 


原八路军山东泰安第一区区委书记王永坚写的回忆录

 


2000年盐谷保芳来华谢罪的时候住在北京国际饭店

 

2000年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来华谢罪的时候,我负责“张罗”。这个“张罗”的意思,就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协调谢罪的行程、内容;联系各路媒体的采访、报道。我为什么管这些“麻烦”的事情呢?——纯粹,是没有人管。

我当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工作,我向上级汇报了:“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本多立太郎、宫永正风等人要来谢罪。而且,本多立太郎要在卢沟桥下跪……”。

——我希望抗战馆的领导管管。您猜想结果会怎么着?

抗战馆馆长张承均眼皮都没抬,他想了想,说:“——你自己弄吧。我们不管。

 

“邀请信”是日本人到中国驻在日本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时用的。——我上哪开?怎么编理由?万般无奈,我去某“友协”开,那个头儿厉声说:“——你出去!不出去我叫保安!什么老鬼子谢罪!”结果,没有几天的功夫,他的女儿被炸死了。

——采访难,难于上青天呀!我方军1997年从日本国回国后,十几个原侵华日军老兵和我联系,要到中国谢罪。这些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到北京住在我家,我自己联系一切社会活动、采访任务,一切都是自费。我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不管?

 

比方:到机场接送用车、翻译、驻在什么宾馆、到中国进行什么活动、谢罪……

联系地方政府外办、和军事博物馆联系捐献文物、和四川建川博物馆联系……

联系北京、地方、省市所在大学党委、联系大学所在城市的外事办公室……

接送、翻译;国内电话,我要打多少?花多少钱?国际电话、传真费用等等,国际信件等等不都是我方军自掏腰包吗?——我方军就是一个纯纯粹粹的神经病呀!

抗战馆不管的具体意思就是:不说好、不说坏、不反对、不参与、、不知道、没看见。

我想,就是北京王致和臭豆腐工厂,也要敬业在先吧?——何况您是抗战馆呢?

侵华日军老鬼子来谢罪和你们无关吧?那么,日本人赠送汽车你们就接着?

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接受德国右翼分子的赠品了吗?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受日本人的馈赠了吗?中国军事博物馆接受日本人的赠物了吗?——都没有!

日本人小恩小惠请你们旅游日本,你们就笑嘻嘻的去?他们后来在花冈诉讼中彻底坑了中国人呀!这你们无语了,找不到负责人了。——贪官污吏真是可耻之极!

果不其然,不幸言中。后来,馆长张承均,副馆长魏永旺被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一人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拿下。”

我今天都在想:中国共产党就是伟大、光荣、正确!

1976年在军队入党。我坚决拥护中共北京市委做出的决定。

 

干什么不吆喝什么,尽想赚钱、尽想着歪门邪道、尽想着让日本人赠这赠那、尽想着用抗战捐款在美国买房子出租赚钱?抗战捐款细目从来不向人民公布!——能不处分你?

当然,16年前,他们受到什么处分与我方军无丝毫关系、丝毫瓜葛。但是,我非常拥护中共北京市委的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处分决定。今天,习主席更严格了,不是光给处分就完事儿了。习主席主张: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我想,这贪官污吏想干嘛就干嘛当然不行,要有约束,要有纪律。

 

言归正传,现在说的是:“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谢罪的故事。”

我印象中,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来华谢罪最有意思的一幕现代剧,是他见当年的“死对头、”原八路军山东泰安一区的区委书记王永坚。

我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还查阅了王永坚的回忆录《风雨八十春》一书。

我还查阅了解放军记者刘燕红同志,和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共同在日本国出版的图书《鬼子又来了》。这些书,写得太好了,作者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景。我看了以后倍感亲切。

 

(以上,实实在在是我说得客气话。——刘记者是我请来的,我担当翻译。在颐和园,我还出主意:让盐谷保芳邀请解放军刘记者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编辑去日本东京采访原侵华日军59师团谢罪日本老兵们的。——这事儿,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当时,左右协调,没有时间详细记录。十几年光阴荏苒,回头看,只有惊喜。

我们当时去采访,像安排老八路王永坚和侵华日军老兵见面;而且,两个人还分别在不同的阵营,作为“敌对一方”打了好几年;这种采访机遇,纯属偶然。盐谷保芳在1942年到1945年,知道王永坚的名字。因为,炮楼的墙上,写着“八路军要犯王永坚”的名字,王永坚是区委书记,自然“榜上有名。”

 

盐谷保芳保留的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照片

 


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保留的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照片

 


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保留的侵华战争时期中国照片

 

回忆当时,是我向泰安外办随时提议:“是否能安排当地老八路、老游击队员、老战士?和侵华日军老鬼子见面?。”而泰安市外办马上和泰安市解放军干休所联系的。谁知,来的老八路王永坚正是和侵华日军59师团驻在泰安部队打过的人物。

他们二人绝对是第一次会面。在这之前,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谁。

我们当时去采访,有各路记者。大媒体,有《东方时空》的记者、摄像四人。小媒体有解放军《军营文化天地》这样的杂志记者刘燕红一人。地方媒体,我不熟悉,不再列举。

见到老八路王永坚我倍感亲切。为啥呢?我们两个曾经是一个部队的!我是铁道兵6师汽车营的士兵,而他是铁道兵学院的政委。用我们部队的话,他是“首长。”

我了解到,王永坚在解放初期就是上校军衔,按照日本军队的编制,相当于“大佐”军衔。我翻译给侵华日军盐谷保芳了,他马上说:“我的天呀,我才是曹长。你是大军官!”

 

采访侵华日军盐谷保芳的资料,王永坚在《风雨八十春》最后一段里详细记载了。如果我回想、复述,还不如首长王永坚自己写得好。在次利用这个机会,我转载如下:

 

特 殊 的 接 见

                                     ——作者:王永坚

 

200011月下旬的一天,泰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同志通过干休所的领导找到我,请我接待一位特殊的日本客人。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日本客人叫盐谷保芳。19424月,当年仅21岁的盐谷保芳应征入伍,编入侵华日军驻泰安的第五十九师团四二九二奥中部队,参加了对华侵略战争。他曾多次随部队参加对徂徕山等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并亲手杀害包括八路军战士在内的十余名中国人。日本投降后,他返回祖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对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感到耻辱,对自己所犯罪行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他主张日本人民和政府要深刻反省,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他参加了中是友好协会组织并担任了当地的会长,与当年参加战争的许多老兵一起积极从事中日友好工作。1985年以来,他开始了“谢罪之旅”,已先后十几次率团来中国,在北京、成都、泰安等地向青年学生等作报告,控拆和反省侵华战争和他自己所犯罪行,表示真诚的谢罪,并以实际行动尽力为自己的过去赎罪。

他和他的那些老兵们先后向泰安等地的教育部门捐赠了价值约二百万元人民币的电子琴等款物。他被聘为泰安实验学校名誉校长,1988年被泰安市政府授予第一批外籍“荣誉市民”的称号。这次来泰安,他专门提出要向当年在泰安当地坚持抗日斗争的八路军指挥官当面谢罪。市里有关部门确定由我代表当年的老八路出面接待,满足他的这一特殊要求。

 


泰安市政府给来华谢罪20余次,给泰安学生捐款200万人民币的原侵华日军伍长盐谷保芳以“荣誉市民”的称号和“金钥匙”。这在长达千年的中日关系历史上,是比较值得记录的一笔。照片,是泰安市外办主任桑新华送给我的?还是盐谷保芳送给我的?忘了。

照片中的老头儿、老太太是盐谷保芳夫妇。

 

这次会见地地点确定在我们干休所的会议室。第二天上午,这位盐谷保芳先生在市外办副主任李钦忠同志陪同下来到干休所。一见面,李同志刚刚作了互相介绍,只见这位盐谷保芳先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头深深地埋进怀里,良久之后才站起身来,已是满面涕泪交流。就在这一刻,我的心也被深深震撼了,尽管此前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心相通了。

入座以后,我仔细端详了一下盐谷保芳先生。他当时已年近八旬,比我大三岁,长得精干瘦小,但行动仍很灵活,气色很好,可知身体状况不错。寒喧之后,我们的话题直接切入六十多年以前的那场战争。他说他当时入伍后的任务是训练新兵并指导驻泰安各地是伪军的训练,先后驻防泰安火车站、大汶口、黄前等地,对自己随队参加对徂徕山等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所犯罪行再次深表谢罪,请求泰安人民的宽恕。我对他的悔过表示赞赏,也向他介绍了我的简历,并对我亲身经历和所知道的日军在泰安的暴行进行了控拆。我谈到我当年在杨庄战斗中突围后,日军不但烧了房东老李一家的房子,还把他十岁的孩子丢进火堆险些烧死;谈到我从长城岭到牛山口突围后,日军放狼狗咬死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并开枪将其父亲打死;谈到1939年冬的“萃英中学事件”,日军待逮捕了四十余名进步师生,有的被严刑摧残致死,大部被拉到东北或日本国内做劳工,绝少生还;谈到1942年初日军制造的“黄前惨案”,有一百余名赶集的无辜群众被驻黄前据点的日军用机枪射杀,尸横遍野……。盐谷先生肃穆不语,连连点头,一副愧疚和沉痛的表情。

 


侵华战争中的日本鬼子

 

我们谈及驻本西张店、黄前的日军指挥官佐藤、沈若藏、桥兆等,盐谷先生称他都知道或熟悉,他们是日军军曹级下级军官,他本人也于1945年春提任军曹。我谈到1945年春我任黄山区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主要对付的敌人即是黄前据点的日伪军――当时泰安东部仅余这一据点,日本宣布投降后,我率队参加了对该据点的围困。后这部分日军乘隙撤入泰城。盐谷先生点头称是。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当年的战场上的死对头现在都成了年逾古稀的“老鬼子”和“老八路”,成了促膝谈心的朋友,不由得使我们感慨不已,深深地理解了“化干戈为玉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真实含意。我们交谈得十分融洽。最后我们依惜别,盐谷先生与我约定他还要来泰安与我见面。

此后的20015月和2003918日,他又两次来泰安,并专程来与我会面交谈。我们既已成了老朋友,也就不再客套,谈话也涉及到中日关系上比较敏感的话题。同时我也感觉到,由于双方文化不同,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对此盐谷先生总是开诚布公、毫不遮掩地直抒己见,显露出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品格,这是很难得并令人钦佩。

比如我提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事严重伤害了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感情。盐谷先生认为,小泉纯一郎完全是在做政治秀,日本不会再走军国主义老路,中国人民完全不必但心。靖国神社只不过是日本人祭祀死人的地方。我提出神社也供奉着二战时期的东条英机甲级战犯的牌位,这难道是热爱和平的表现吗?他解释人死后不应该分好人坏人,再追究一个死去的人没有意义,并称爱好和平的人也去靖国神社,凶手他自己。大部分人士通过这种祭祀来祈祷和平,希望不再发生类似的战争。这是一般日本人的想法。

当我提到日本右翼分子非常猖狂,聚众闹事,意欲煽动日本军国主义情绪,引起中国和 亚洲人民的关注和反感时,盐谷先生解释说日本右翼分子只是极少数无职业、无收入的青年人,根本掀不起风浪,只是有人出钱,他们才胡闹一通,他们的行为甚至遭到家人的反对。一旦成家立业,他们中大部分就会脱离这一群体,完全不必为此但心。

我们还谈到关于日本教科书中不承认侵略战争问题。盐谷先生认为,不承认是侵略是绝对错误的。他现在所做的正是让日本的年轻人了解那场侵略战争。他经常在学校里、在吁中日两国青少年充分认识那场战争,以相互理解,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日本宪法规定每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的教育委员会都有权自定教科书的内容,中央政府不好干预。有问题的教科书就是被通过出版,学校也不一定使用。对于那场战争,虽然日本政府官方不认罪,但日本人民应该认罪,他现在所致力的就是推进民间的反省认罪活动。

这次临别,我将我写的一首诗《和解》赠与他,他十分高兴,认为是准确地表达了双方的心情。诗曰:

 

六十年前老对头,皓首重聚成朋友。

缘何对头成朋友,正义力量是枢纽。

明史鉴今朝前看,中日携手作朋友。

桃花樱花竞开放,吉祥如意代代久。

 

盐谷保芳先生雅正

                                        中国老兵王永坚硬笔书赠

                                                  2003918于泰安

 

盐谷先生回日本了。他走后,我从互联网上了解到,解放军出版社《军营文化天地》记者刘燕红已把盐谷先生的中国谢罪之旅撰写为报告文学,书名为《鬼子又来了――中国年轻人眼中的日本老兵谢罪之旅》,已由日本侨报社正式出版,并于“8.15”日本投降日前夕在东京举行了出版报告会。我十分赞赏这位老人的良知行为。但我又隐隐觉得这位老人对于现在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缺乏警惕和敏感,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过于乐观。时近岁末,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修改了《日本国民自卫他条例》,决定派兵去伊拉克并受权自卫队可在不予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向任何他们认为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员和车辆开枪开炮,这就本质上改变了自卫队自卫的性质。和平从来不是由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善良愿望所决定的。看来我和盐谷先生的探讨也还要继续下去。我期待着与他的再次会见。

 

笔者补充一下老八路王永坚同志的简历:

 

王永坚,1924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冯家庄曾用名刘逢喧、刘琦。1938年加入“青年抗日先锋队”,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任中共泰安县冯家庄党支部书记,1940年任泰安县第一区区委组织委员、代理书记,1941年任泰北县岱东区区委书记,1942年任岱峰区区委书记,1945年任泰历县黄山区委书记。1945年调入部队工作,先后任独立营党总支书记,副政委、基干营教导员、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鲁中军区警备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莱芜、泰安、孟良固、解放泰安、济南及沧海等战役。建国后,先后任铁道兵直属医院政委、铁道兵学校干部部长、校务部政委,铁道兵学院训练部副政委、院务部部长、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上校军衔。1984年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1983年副军职待遇离休。

 

笔者感悟: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1年,此文写作的时候,是抗战胜利65年。数年来,山东的老八路王永坚,日本国的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还常常给我来信。而他们十年前见面的情景,被日本侨报社用日本语在日本国出版了。我希望中国和日本国的老百姓之间有更多的交往、交流。

中日友好、日中友好,不能停留在两国领导人握握手,说:“友好”的层面上。

 

初稿写于2010-7-20

本次改编日期:2016-3-15

 


 

被活埋的五名八路军战士

$
0
0




左:泰安外办副主任李钦忠。中:原侵华日军59师团伍长盐谷保芳。右,抗日战争时期,原八路军山东泰安一区的区委书记王永坚。会面时间:2000年,地点泰安军区干休所。摄影:方军

 

老八路王永坚老人在会见谢罪日本老兵后写出回忆录:

……,……。

寒喧之后,我们的话题直接切入六十多年以前的那场战争。他说他当时入伍后的任务是训练新兵并指导驻泰安各地是伪军的训练,先后驻防泰安火车站、大汶口、黄前等地,对自己随队参加对徂徕山等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所犯罪行再次深表谢罪,请求泰安人民的宽恕。我对他的悔过表示赞赏,也向他介绍了我的简历,并对我亲身经历和所知道的日军在泰安的暴行进行了控拆。我谈到我当年在杨庄战斗中突围后,日军不但烧了房东老李一家的房子,还把他十岁的孩子丢进火堆险些烧死;谈到我从长城岭到牛山口突围后,日军放狼狗咬死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并开枪将其父亲打死;谈到1939年冬的“萃英中学事件”,日军待逮捕了四十余名进步师生,有的被严刑摧残致死,大部被拉到东北或日本国内做劳工,绝少生还;谈到1942年初日军制造的“黄前惨案”,有一百余名赶集的无辜群众被驻黄前据点的日军用机枪射杀,尸横遍野……。盐谷先生肃穆不语,连连点头,一副愧疚和沉痛的表情。

 

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事后向我回忆:

 

一,我目睹过“活埋五名八路军战士”的惨烈

 

那是1944年,我们接到命令:连夜行军,突然包围山东泰安徂徕山下的一个村子。我们听情报:“有八路军进村活动。”——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日本皇军白天虚张声势、吆三喝六、大摇大摆进村;而八路军都是在夜间进村活动,宣传抗日的思想,进行抗日的活动。他们往往在天色蒙蒙亮时,撤出村庄。所以,我们都明白这次战斗的意义。

我们大队连夜出发,在天亮之前,包围村庄,争取消灭进村活动的八路军。

 

天麻麻亮,我们包围村子的喧嚣、恐怖、猪、鸡、牛、马的声音马上乱作一团。

中国人都被集中在一个大场院里,四面是手执武器的日本军人,杀气腾腾。

 

这个村子有数百人。除去妇孺,青壮年有60多人。怎么才能在这几十人中挑出八路军呢?军官下令:“——摸手!看额头!看肤色!”

原来,种地的农民脸色古铜,双手粗糙,手掌上有摸出的茧子。额头色和脸色一样。

八路没有拿锄头把子,因此,双手无茧子。由于戴帽子,脸色和额头色不一样。

——这样,找出八路军五人。八路军迅速被绑了起来。

——在刺刀的威逼下,中国农民们和八路军分别站着。

雪亮的刺刀,歪把子机关枪的枪口对着中国的村民们。血腥屠杀前的压抑沉寂、弥漫在空气中。——大屠杀是随时随地会发生的!——不知道长官下什么命令。

 

军官下令:“活埋!让他们自己挖坑!让支那人看着抗日者的下场!”

中国人听不懂日本军官嚷嚷什么。但是,他们在枪刺的威逼下找来了铁锹。

 


193712月日寇在南京活埋中国人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一边说一边浑身战栗。他说:“我看着,这五个八路军被活埋了,他们的身体渐渐被填满了土。终于,土把他们的头埋住了。最后,他们还顽强地在土下顽强地挣扎了两下,要顶出来!人要生存的最后本能真是惊心动魄!”

 

夜晚的宾馆里,死一样的寂静。我感到呼吸困难,压抑、痛苦、悲伤。

侵华日军盐谷保芳一直在叹息、擦眼泪。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想问。

 

后来,我和盐谷保芳有个约定: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时间、地点、村庄的名字。

我希望,山东泰安的父老乡亲给这五名英勇不屈的八路军建立一个纪念碑。

 

在这之中,我回想起一件蹊跷的事情:

我和原侵华日军盐谷保芳、解放军记者刘燕红、央视东方时空几个记者,确确实实是在一个早晨,去了山东泰安徂徕山的一个村子。我们在高坡上,寂静的村庄一目了然。在村外,一片静谧、祥和。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村庄似乎还没有醒来。甚至,连渺渺的炊烟都是慢吞吞的。大家都不说话,没有人打破沉寂。主要是侵华日军伍长盐谷保芳一直在沉思中,不知回忆中的他是不是心中涌起冲天的波澜?

是不是人太多了,盐谷保芳回忆里的惨烈说不出口?也不得而知。

后来,太阳出来了,我们一行人进了村子。有个老太太还认出了盐谷保芳。她说:

“几年前,你们这些日本老鬼子来谢过罪。当时,是1984年吧?你们还没有进村,遥远地,我们看见了。这可不得了!有人喊:‘——日本鬼子又来了!乡亲们跑反吧!’当时,全村乱成一片。大家扶老携幼都往村外跑……”

老太太一边说,一边从屋里拿出枣子来,往盐谷保芳口袋里装。

盐谷保芳一脸的羞愧。他捧着大枣流出了眼泪,说:“中国人真是善良!朴实!”

盐谷保芳在老太太家指着缸里的粮食说:“——粮食,——粮食!”

众人说:“你们当年进村,就是抢这个吧?”

盐谷保芳哭笑不得,点头称是。

是不是这个村子?他没有说。我不是泰安人,也回想不起村庄的名字。但是,这个村子是他自己要求去看看的。为什么去?仅仅是看看吗?有什么历史故事?——可惜!

 

我从1991年开始在日本国采访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几十年了,我采访了20多人。我深深了解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他们到中国“原战争参与地”只有两个目的:

其一,他们祭奠在侵华战争中被战死的战友。比方,在山东泰安附近纹河旁边的阳庄,日寇59师团的45个鬼子兵被八路军打死。等作为援军的盐谷保芳中队赶到的时候,这45具尸体已经被扒光衣服,尸体被整齐排列在阳庄的村前庄稼地的土埂上。这45具日本兵尸体的生殖器都被割掉,并且,把割掉的生殖器放在被打死日本兵头前的日本兵饭盒里。

原侵华日军59师团伍长盐谷保芳每一次去阳庄祭奠都是一人去。他不让我去,或者把我先支回北京。他的理由是:“——我去会会朋友。”

其二,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到中国某地的另外目的,是那个地方发生过残酷、惨烈的战事。比方,活埋过五名八路军的村庄。

比方,这次往山东泰安徂徕山村庄的采访之行。

我和盐谷保芳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我不能斥责他:“你丫挺的怎么搞的?中国的央视就像你们日本国的国家电视台NHK一样。你不说‘为什么到这个村庄来,是不是活埋过……’。那么,我们大家不是白白来了一趟么?”

我知道他难于张口、愧于张口、又怕张口。有一次,我带盐谷保芳到成都谢罪,樊建川带领我们去成都的某大学做报告。盐谷保芳正在回忆,说侵华日军在山东杀人放火、大扫荡的经过时,一个大学生罗胳臂挽袖子、骂骂咧咧地从阶梯教室上闯下来,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中要殴打盐谷保芳。

侵华日军老鬼子是来谢罪的!再说,他80多岁,你20多岁。即使,你把老鬼子打得鼻青脸肿;他回国了,日本右翼会说:“——天皇让你去谢罪了吗?——日本政府让你去谢罪了吗?——让人家打得鼻青脸肿了吧?——活该!”

 


这张照片是我给解放军女记者刘燕红的,她发表在20012期《军营文化天地》里。中国老大娘给来谢罪的原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口袋里装大枣。

老大娘和盐谷保芳同岁,她在抗日战争时期见过进村烧杀抢掠的日本鬼子。她还见过盐谷保芳从1984年开始,每一年都带几十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来谢罪的日本老兵团体。

下面的照片,是1944年在山东泰安徂徕山村庄侵华日军老鬼子们拍摄的照片。不知这一对小兄妹是不是还在?我算了算,他们今年也有80岁上下了。

 


这张照片是在山东泰安黄前镇,原侵华日军59师团老鬼子盐谷保芳拿出珍藏几十年前的照片,向黄前镇村民打听照片上人物的下落。《军营文化天地》20012期,第7页。

 

二,盐谷保芳回忆一次成功的袭击

 

盐谷保芳是老兵,枪法很准。他自我介绍:学生时代,他为了不去参军,就在家用菜刀给自己的左手手剁了一刀。可是,村公所的役员看了看,说:“是用右手食指搂枪机!你逃避兵役?那就让村公所的役员们用绳子拉倒你的家吧!”——日本的房子是木头建立的。

盐谷保芳当新兵的时候练习实弹射击,他三弹都打偏了。

一个老兵走到他跟前,脱下自己的一个皮鞋,抡圆了就给他一个大嘴巴。

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从此,左耳是聋的。但是,他的枪法有长进。

我在中国陆军当了6年兵,用冲锋枪。每次射击都是优秀。可盐谷保芳向我吹牛:“百米外,日本军衣上的铜扣子,或者,是中国山东的核桃,我一枪一个。你行?”

 

侵华日军伍长(相当于我军的上士军衔老兵)盐谷保芳对我说:

有一次,我们中了八路军伏击。两边是山,中间是路。八路数百人埋伏一边向我们射击。

还一边是陡坡,爬不上去。可是,八路伏击面旁边,有一条山沟沿着坡道能上去。中尉命令我带四个兵爬上去。他们用掷弹筒不断抛掷炸弹,扰乱八路军视线。我带四个兵连滚带爬匍匐进沟,向伏击八路军的后面爬去。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五人顺着夏季雨水冲刷出来沟,爬到八路的后面。

我们五人匍匐前进,在八路后面拉开散兵线。与伏击八路军相聚80米到100米。

我的暗号是:“我抓起一把草,向下一挥,我们同时开枪。”

——这样,伏击我们的八路军腹背受敌,伤亡不小。

 

我听了这些,虽然是史实,可是,心里沉重,压抑。

我不是因为是八路军腹背受敌我就难受,就是抗战国军将士腹背受敌,我一样心里沉重、压抑。尤其是侵华日军老鬼子们的单兵作战素质……,想起这些。我就忧心忡忡。

 

我采访过两位原侵华日军59师团的老鬼子。一位是盐谷保芳,还一位叫内山馨,他家住东京都世田谷区用贺。这两位日本老兵都是身中我军数枪,都是三八式步枪子弹的贯穿伤。

还一个方面,我想说的侵华日军单兵作战的优良军事素质。

日本陆军第59师团,其前身是1939114日在日本久留米编成的独立混成第10旅团。该旅团编成5天后即调入中国战场,驻山东济南地区,归华北方面军第12军建制,主要担负济南周围铁路沿线的警备任务,经常与此地的八路军第115师及冀、鲁、豫军区和国民党鲁苏战区于学忠的部队作战。194241日,日军大本营下令以这个旅团为基础编成第59师团,仍归华北方面军第12军建制,后归华北方面军直辖。柳川悌、细川忠康、藤田茂先后担任这个师团的师团长。

据山东省档案局副局长苏东亮介绍,815日至24,山东省档案馆将从馆藏的日本战犯档案中,挑选10名战犯的自供档案,将其罪供笔录摘要公之于世。这10名战犯分别是藤田茂、立花孝嘉、高桥正锐、加藤宽二、长岛勤、渡边雅夫、齐藤清、冈部利一、广濑茂治、菊池义邦。据介绍,这些战犯都属于日军59师团,既有师团长,又有旅团长、分队长、小队长、文书等。

苏东亮表示,山东省档案馆目前保存的日本战犯档案共18,253,涉及日本战犯253名。

从档案中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常常实行大扫荡,烧毁村庄,抢掠财物,强奸妇女,强抓壮丁,对山东人民或酷刑拷打,或刺杀,或活埋,甚至以活人练习刺刀战,可以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罪行累累,令人发指。

侵华战争期间,山东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最早最深的地区之一。

在山东地区所犯罪行摘要:

19455,扫荡我沂源,在文坦、青龙、大泉、历山等地区,杀死群众4272,十余户群众被杀根绝,被打伤者1087,被抓去的青年不知下落者250,牵去耕牛两千多头,驴子两千多头,骡马93,烧毁房子一万多间……

 

三,盐谷保芳所述战争罪行和披露《艺术真实性》的关系

 

我是写报告文学的,中国的报告文学分成两派,一派是写真实论;一派,是艺术修饰。

我看电影也分成不同的等级,斯皮尔伯格的战争片让观看者如临其境。而中国的抗战片,我真是看不下去。斯皮尔伯格在电影方面的成就,中国电影界就很难达到。

他的摄制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等多项大奖;1999年再次凭借电影 《拯救大兵瑞恩》获得第71届奥斯卡最佳导演等多项大奖,2009年获得第66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终身成就奖。

我上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侵华日军鬼子兵的45只饭盒》。有一位编辑告诉我:

“写割韭菜行,写割JB就不行。你必须用抽象的词汇形容。比方:割人体某部位……”

其实,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的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和无数抗战片,我认为,很多年轻人看过之后,会误读了战争。

下面我公示一张照片,就是八路军左权将军牺牲的照片。这张照片也很残酷。中国的纸媒(图书、报纸、杂志)上可能鲜有披露过。

如果按照出版社编辑的“出版观”,那么,八路军左权牺牲的照片也在“不可以”之例。

 

 

19425月在日寇的扫荡中,左权将军不幸牺牲。

 

此照片是日本防卫厅史料馆保存的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陆军作战史料。日本政府准备公开这些史料。

如果中国的媒体只说胜利,不说失败。那么,未来的年轻人也许经不起风浪的袭击。

 


 

左权(1905315——1942年5月25),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是八路军的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长征到达陕北后,左权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红军东征1936年,他担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扫荡,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1942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7岁。牺牲后,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为其举行追悼会,并改辽县左权县

我认为:战争是残酷的。不是因为“残酷”而回避;而是因为残酷,才要揭示。

 

四,在犯罪、谢罪、悔罪之间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羁押的侵华日军59师团师团长,战犯藤田茂开始坚决不谢罪。

 

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对我说他来中国谢罪20几次的理由:

其一,盐谷保芳被苏军押送到西伯利亚挖煤。在服苦役期间,这些日本战俘在苏联被饿死、冻死、砸死、工伤致死、自杀等死去1/3的战俘。从那时起,盐谷保芳开始反思,并且,反战。从那时起,他决心用实际行动开始在中国的谢罪之旅。

其二,侵华日军59师团伍长盐谷保芳对我说:

我来中国几十次谢罪的理由,还有一条,是我们59师团的师团长藤田茂中将主张谢罪。他不但谢罪,还组织从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回日本国的侵华日军所有大军官们,组成“中归联”组织,为日中友好,中日友好做出贡献和不懈的努力。我们侵华日军的中将尚且如此,更何况我这个士兵呢?

 



这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日本战犯回日本国后,组成“中归联”出版的谢罪图书。

大家看看上面一本书的封面:“陆军中将藤田茂作为中归联首席会长的回忆录。”

 

我方军最得意的是我个人保留的四套图书。

1,我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50年到1966年的32本《红旗飘飘》丛书。

2,我有解放军出版社在1950年到1966年出版的20本《星火燎原》丛书。

3,有在侵华战争中,曾经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寇高级军官们写下的谢罪回忆录,20本《中归联》。其中,有“中归联”会长,中将藤田茂写的:《侵华日军59师团罪行录》。

4,我方军保留有方军从1991年至今公开出版的18本图书。并且,还在写。

试问:诺大的中国,图书馆无数,有一家图书馆保留这四套书吗?国家图书馆有吗?首都图书馆有吗?——中国社会喜好藏书者无数,可曾有一位藏书者收藏有这四套书?

这四套书的意义:概况了抗日战争的全景。全部是参加抗战人物的回忆录、采访记。包括: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国军抗战将士们、侵华日军的谢罪的少将、中将群体。

 

《方军文集》关键的意义:“在于方军用20多年的时间,用文学,(报告文学、田野调查)填补了中国抗战历史中:“国军抗战将士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以及他们贯穿人生“三次苦难’经历中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

《方军文集》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示出珍贵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及人文价值。

 

盐谷保芳所在的侵华日军59师团师团长,战犯藤田茂履历:

190912:陆军士官学校;19248:骑兵第13联队中队长;19358:皇族附属武官;19407:骑兵第28联队队长;19443: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19453:59师团长(山东济南)19458:在朝鲜咸兴被捕

藤田茂1889年生,191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毕业,加入第13师团骑兵第17联队,历任见习士官、队附[]、中队附、中队长。1934年任第16师团骑兵第20联队留守队长。1935年任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侍从副武官

19383月到山西,任陆军第二十师团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03月任骑兵15联队长,19417月任骑兵第二旅团长最后一任旅团长,9月晋升为少将。19443月,到河南任第12军骑兵第4旅少将旅长。1945年到山东任59师团长,8月末奉命向苏军投降。

 



藤田茂在1957年被中国政府释放后,在日本国组成“中归联”。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就侵华战争的罪行向中国人民、中国政府谢罪,并且,赔偿。他多次到中国来,受到中国政府周恩来总理的接待。

 

侵华日军59师团师团长,战犯藤田茂自供:

 

19455,“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为了预防遭受八路军所埋设的地雷之害,则称谓领路,使十几名山东人民先行的事实是使令实地趟地雷了”。19456,“把使用于阵地构筑的济南俘虏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虏,615以后使用于教育刺杀了”。

19455,43军辖下的所有各部队进行了叫做“狩猎”的讨伐作战,整个的59师团都参加了。在59师团的行动区域内,作战是分三期进行的。(1)51510,59师团53旅团扫荡张店、博山和益都等山地一带的游击队,师团的54旅团在中岛少将的指挥下进行蒙阴、新泰等山地的讨伐作战。(2)51121日在鲁村南方,以全59师团的力量进行讨伐作战,然后54旅团在沂水和莒县附近进行讨伐。(3)52526,54旅团在43军的其他兵团配合下,在诸城以南山地进行了作战,随后53旅团扫荡胶济路以北和博山与泰山之间的游击队。我亲自领导了上述的讨伐作战。

停战后,1945817日召集各大队长命令:1,销毁各种文件。2,埋没特种弹(瓦斯弹、烧夷弹、发烟弹、曳火弹、部分信管)3,销毁防毒面具。

 

19507月被引渡给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被判18年监禁。1957年,被提前释放回日本。

 

回国以后,藤田茂被选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首任会长,积极开展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华时,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1980年因病去世

 


这张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的图片,正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里展出。摄影者是中国有名的摄影家黑明先生(照片右)。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好友叫叫法满。他原来也是摄影记者,他在20年前采访过我。法满现在是著名的《财经》杂志的主编。法满带黑明来我家,说黑明要去日本国给侵华日军老鬼子们摄影。哥们儿发话,就是圣旨。我马上写出原侵华日军老鬼子15人名单。我知道黑明不会日本语,我还写下我原来在外交部外事服务局一起工作时几位朋友的联系方式。并且,事先电话铺垫、联系。——我方军还是有面子。

我要求摄影家黑明先生的唯一条件是:“我的几位原日本大使馆翻译都是‘大日本通’,他们带你在日本国转悠、采访,人家出了高铁、出租车、吃饭等等费用,你千万……”。

豪爽的黑明先生哈哈大笑,他狠狠地拍了我肩膀一下。

中国摄影家黑明在日本国收获颇丰,其中,就有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的这张照片。

黑明的摄影非常好。我指的不是摄影技术,是机会:“侵华战争,最后的映像。”

 

原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今年95岁,身中5枪。都是八路军使用日本三八式步枪射击的。这些,都是我们两人一起光着屁股洗澡时,我一个一个数的,应该是5枪半。还一个是流弹擦伤,不是身体贯通伤。

盐谷保芳在山东泰安和八路军打了四年,抗战胜利后,他们部队途经朝鲜半岛时,被苏联红军强掳到日本国服苦役。这个人到中国谢罪23次,是中国泰安的荣誉市民。

如果说“抗战是一部苍天巨著,那么,亲历抗战的老兵就是这部苍天巨著的最后篇章。亲历抗战的老兵消失了,这部苍天巨著自然就合上了最后的一页。”

中国摄影家黑明先生是苍天巨著《抗战》的最后摄影人。

 

本文,是《被活埋的五名八路军战士》是原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亲自参与的。

在采访盐谷保芳时,我不断回想起我光荣牺牲在抗日战争中的三位亲人:

河北省蔚县的区长方莲池在掩护群众往山上撤退时,打完手中的枪弹,被日寇抓住,捆在树上,割下舌头……。解放后,华北省委通知我父母去取方莲池的遗骨。

我妈妈告诉我:遗骨的木头盒子有一尺长,里面的骨头是黑色的。方莲池区长为掩护群众战斗到弹尽粮绝,被俘后,被日寇残酷杀害。所以,乡亲们一定保存他的遗骨。

我叔叔房墨池等八名八路军战士在河北满城和侵华日军作战时,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日寇当着全村的面,把八人杀害。至今,河北满城有八路军八烈士的纪念碑。

我的舅舅刘甘昌是八路军的通讯员1942年,华北日军在1942年共进行了75次疯狂的扫荡,其中以针对冀中平原的五一大扫荡规模最大。刘甘昌是在送信途中牺牲的。

 

我深深知道,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讲的“活埋五名八路军”的往事,只是千千万万在抗日战争中发生过的故事。国军抗战将士们在正面战场和侵华日军血战22次大战役,也是战火纷飞、弹片硝烟、前赴后继、英勇牺牲。

 

2016-3-20


 

吕正操说有很多原日寇老鬼子来拜访我

$
0
0


1998年我们去看望德高望重的吕正操将军,并赠送吕将军我写的书《我认识的鬼子兵》(香港版)。这本书题写书名是张爱萍上将,写序的是吕正操上将,写读后感的是迟浩田上将。我曾经是原解放军铁道兵的士兵,有三位上将给我的书鼓励,这让我如同做梦一般。

 

这张照片的右边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责任编辑宗颖。

这张照片的右上角的照片,是吕正操将军去美国时,和在美国定居的张学良会面、畅谈的情景。

吕正操将军手里拿的是香港版《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

 

我父亲当八路军的司令员是吕正操将军,我们铁道兵的政委是吕正操将军。

我是1973年的兵,在铁道兵6师汽车营四连,1979年退出现役。1977年,我们铁道兵政委吕正操视察新疆南疆铁路建设。他不顾高龄,风尘仆仆地沿线视察。他当时乘坐北京吉普212,在全是“搓板路”的颠簸道路上行驶赶路。吕正操还去过我们铁道兵汽车营在新疆焉耆的部队,听说他去部队必须向当官的们谈一件事情:“人民把自己的子弟送来参军,可是,我们铁道兵为建设铁路伤亡太大,你们这些干部是干什么吃的?你!还有你!一定要减少伤亡!”

我们当兵的都听说:原来团长、营长、连长在吕正操司令员面前,他们个个都站得是笔管撂直,大气儿都不敢出,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可是平常,他们都是双手叉腰、颐使气指、目中无人、趾高气扬的。

如今,我们铁道兵六师参加建设的襄渝铁路,和新疆南疆铁路早就通车了。

 

我的父亲是在卢沟桥事变后参加由吕正操为司令员的冀中军区八路军的。我的叔叔房莲池、房墨池,和我的舅舅刘甘昌都是冀中军区的八路军。他们都牺牲在侵华日军1942年对华北发动的残酷的大扫荡中。

我的父亲有一次也差点被八路军枪毙,是因为:刚刚和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作战,打了一夜,缴获一批武器。伏击的八路军死伤过半。可是,天刚蒙蒙亮,大队的日寇又来增援了,领导命令我父亲指挥人马,先把缴获的侵华日军武器、装备,埋了再撤退。谁想到,枪声阵阵,弹雨横飞,日本鬼子大队人马迅速包围了村子。等八路军大部队突围出去再回来时,见到深埋的日寇武器、装备又让日本鬼子发现后挖走啦!

——这可是天大的错误。牺牲了那么多人!这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武器呀!

我父亲为什么没有被枪毙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父亲从此谨小慎微,生怕再有闪失。

我小时,我父亲一给我唱八路军的歌曲:“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没有吃、没有穿,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时就底气见短,表情很难过的样子。这些,我记忆犹新。我父亲脸一沉,我就马上躲开。

而电视上唱这首歌的人到是底气十足、慷慨激昂、摇头摆尾、两眼放光。我不理解。

 

八路军冀中军区介绍:晋察冀军区所辖的一个二级军区。19384月,与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第三纵队机关兼军区机关,吕正操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后由程子华继任),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毅任参谋长,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辖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于权申;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沙克;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孟庆山。

 

我们拜访吕正操将军将军时,他非常健谈。他谈了侵华日军残酷的大扫荡的事情。谈了和张学良将军见面的事情;谈了中国南方发大水和部队训练的关系。

重要的,是他谈了解放后,不少原侵华日军老鬼子来拜访他的故事。

吕将军笑着说:“我当铁道部部长是在1958年到1975年,之后,在铁道兵当政委。在文革前,有好几批日本铁路职工友好访华团拜访铁道部机关。当时,有些日本铁路株式会社的工程师、课长等人见了我就立正、敬礼。铁道兵机关的人们都很惊诧,他们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我当然也很诧异,问:“——你们怎么回事?”他们回答:

“我们是八路军的俘虏。我们被抓到后,一部分被送去了延安,我们都参加了反战同盟!还有一部分,被吕正操将军您教育后释放了。——我们回到日本兵营就挨揍!皇军长官说:‘你怎么能活着回来呢?这不是丢了我们皇军的脸吗?’战后,我们听说吕正操司令在中国的铁道部工作,我们这不是变成同行了吗?所以,这次专门来拜访您!”

吕将军笑着对我说:“看看?——就你认识鬼子兵?我也认识鬼子兵,我不但和侵华日军鬼子兵血战过;而且,我们八路军冀中军区的至少俘虏侵华日军鬼子兵应该有几百人!——他们在文革前在,随日本铁道友好访华团一起来见我,我还记忆幽深呢。”

 

 

 


抗战时期的吕正操夫妇和孩子

 


八路军王震旅长向日本战犯阐述我军政策

 



日本俘虏向王震旅长敬礼感谢八路军宽大政策

 


被释放前,日俘唱歌向中国军民告别。

 

以上照片来源:八路军记者沙飞的女儿王雁女士所送。沙飞1937年参加八路军,是八路军著名的摄影家。曾经留下数万张照片,因为枪杀投降日本军医,1950年被判处死刑。

 

吕正操(1904.1.4-2009.10.13),原名吕正超,字必之。19051月生于奉天(今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在本村小学读书。1918年到缫丝厂当学徒。1922年参加东北军。1923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第一一六师参谋处长,六四七团、六九一团团长。1933年参加热河抗战。1936年组织“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参加“西安事变”。1937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3的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中央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4年任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任铁道部部长。19836月至1988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回想这么多年我采访过的人物中参加抗战的将军有几位,他们是吕正操将军、孙毅将军、迟浩田将军、郭林祥将军、李德生将军、谢振华将军等等人。台湾的将军我只采访到两位,其中一位,是原国军空军中将徐华江。抗战时,他在空中击落日寇飞机五架。这些人嘴中的侵华日军鬼子兵的故事都是活灵活现的,因为,他们是战争的亲历者。

 

2016-3-25

 


 
Viewing all 436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