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大为文集》
照片说明：刘大为文集是一个老八路对抗战经历的亲身记录
照片说明：“七七事变”侵华日军打败中国29军后，日本鬼子列队通过卢沟桥的情景。后面的宛平城的城楼已经被日寇大炮炸塌一半。桥下的永定河水正慢慢地在流动；桥面上依旧留有29军抵抗时的沙袋。这张照片，被我请人制在一张3三毫米厚的铜板上。这张铜板长1,3米，高77厘米；我的名片后面印刷的也是这张侵华日军拍摄的照片。
无论中国人、日本人都熟知：“卢沟桥事变”和“七七事变”这个历史词汇。
日本人说：“卢沟桥事变，把日本引向战争的大河，从此走向万劫不复。”
日本人还有这种论调：“如果日本军人1937年不再挑动‘卢沟桥事变’爆发，按兵不动的话；如果日本军队不发动珍珠港事件、与美国人为敌、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话；那么，直至今天，台湾、满洲国（中国东北）澎湖列岛、依旧是日本国的土地。”
我在日本国出版的书：《我认识的鬼子兵》和《最后一次集结》，因为在书的封面上介绍“此书是相关‘卢沟桥事变’参战人物口述历史”的日本文字推荐。所以，很多日本国民购买此书。——足以见得：“卢沟桥事变”这个历史性词汇在日本人当中也是耳熟能详的。
《刘大为文集》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分成四本。笔者认为: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如果想了解中国民众在抗战中的意愿？如果想了解：一个13岁的孩子为什么参加八路军，并且，在战争中茁壮成长的话，那么，这套书是必读物。
我写过两本书，一本是《我认识的鬼子兵》，另一本是《最后一批人》。我计划写的第三本书的名字应该叫《战争最后的证言者》。我自己认为，我的采访和写作是异常艰苦的。因为我的报告文学都是在和真人打交道；在记录耄耋老人的所思所想和生活状态。区别于小说、散文可以凭作者的经历想象、杜撰，我采访和写作记录的，实际上都是亲历过上个世纪前半页，在中国的土地上所发生过的抗日战争里的人物。
一般的来说，我书中所表现的人物状况是：“我在前面写，他们在后面悄悄地谢世。”
或者说是：“前面，我刚刚采访完。后面，他们自己已经悄悄地走进历史的巨著、走进战争历史的博物馆、走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的记录之中。”
中国有句古诗：“……蓦然回首，那人已在灯火阑珊处。”我心目中的“灯火阑珊处”应该是抗日战争历史存留下来的“人证、物证、口述史”的学术成果，或者是历史学术精华。是亲历战争的一带人对战争的回忆，以及对侵略及其反侵略战争反思的警世恒言。我以为，正是由于无数的“灯火阑珊”，才组成的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文化和灿烂悠久的历史。
我所尊敬的刘大为先生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很会体贴别人、很浪漫、很豪放、很儒雅的人。刚刚我们还一起在河北八路军根据地采访，一路谈笑风生；我再一回首，他已经在那历史的灯火阑珊处了。我认为，我，和无数中国民众，都会永远地记住他和他那一代人；记住曾经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枪林弹雨中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八路军老战士们的。
刘大为亲历了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在他的著作中详细地记录了和日军作战的各个故事。我认识刘大为是因为1997年，《北京晚报》连载我的书《我认识的鬼子兵》，他来电话。
而他于1998年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忆包森布阵智擒赤本》的文章。文章中说，赤本大佐是日本天皇的表弟。八路抓住他后，日军派遣特务在华北做了大量的工作，要求用大批日军武器弹药换人。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都出面了。可是，文中没有提赤本大佐的死活。于是，我又给刘大为去了一封信询问：
“被你们部队智擒到的日军赤本大佐后来是怎么死的？”
刘大为说：“作为八路军的记者，我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当时智擒日本军官的亲历者。赤本大佐是自己一头撞在村头磨面的石碾子上的……。”
刘大为叹口气说：“……也难怪，赤本大佐一个小时前，在华北日军中都是颐指气使的皇军大军官。他天天都在指挥他的联队，伺机与八路军作战，扬言消灭任何敢于应战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可是，一转眼的工夫，在一个大队，700多名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兵力眼皮底下，竟然眼睁睁地让三个八路给俘虏了，还用小麻绳把双手捆上，牵着走。——这是换了任何人也接受不了的现实。是天翻地覆的突然变化。”
刘大为作为八路军的战地记者，记录了许多栩栩如生在战争场面。在给我的信笺中，刘大为写下这样的话：
“在抗日战争中，我面对三个日军头目，一个是尉级军官，屠杀潘家峪的刽子手。他最后被我军在战场上消灭。
一个是中将铃木启久。日本投降后，被我军事法庭判刑后有悔过的表现。
一个是交枪投降的少佐赖谷胜治，由我给俘虏赖谷及一百多投降日军们讲我军的俘虏政策，教育他们知道参加侵华战争的罪恶所在。刘大为说抗战初期，八路军就发布了优待俘虏的6项命令。后来，又特别增加了对日俘的具体政策，如：‘对待日俘须以兄弟待遇之’，‘愿意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予以方便’等。 根据刘大为回忆，1940年春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一名叫石田美喜的日军士兵。当时他拒绝八路军的忠告，提出把他送回日本军队的要求。出乎他意料的是，八路军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回去后，他非但没有得到日本军官的同情和关怀，反而受到残酷的虐待，并要将他军法处置。面对日军的残酷和八路军的善良，石田美喜追悔莫及。不久，他就逃了出来，重新回到八路军总部，加入反战组织。”
1998年笔者在刘大为先生的家采访刘先生
下一章各位老师看见的《刘大为印象》实际上是我五年前写的。如今的题目，是今天的笔墨融合的思想。汇总在一起，表示对刘先生的追思和景仰。
我从来没有给人磕过头，刘大为先生去世，我给刘大为先生的遗像及其骨灰盒下跪，磕了6个响头。为什么是6个？怎么不磕5个？时至今日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我1970年前进首钢打铁，1972年前参军，我承认，我的许多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方法都是普通工人和战士的；我承认，我是在给一个我所尊敬的人群的群体行我自认为最为尊敬的礼节。
经过刘大为先生儿子的同意，我当时摸了摸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刘大为先生的骨灰盒。并且，双手掂了掂放在刘大为先生家钢琴之上的骨灰盒。我生平第一次摸骨灰盒，我感到老刘没有去，他还是和我在一起；指手画脚、谆谆教诲、侃侃而谈、谈笑风生。
让我吃惊的是，刘先生留给人世间最后的“物质”的重量竟然是7斤！
——这和侵华日军所使用过的三八枪是一个分量！
——难道这和刘大为先生当过八路有关？
刘先生谢世是2004年11月8日，我和老刘最后一次亲密接触就是给他的骨灰盒磕头；我当时这个奇怪的念头一直保留到今天。
我1970年7月7日进首钢当铆工。进厂当天，粗壮的车间主任双手叉腰训话：
“同志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33年前的今天，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那时起，日军开始了疯狂的、全面的侵华战争！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就是历史上的昨天！为了不忘国家的耻辱，今天，你们不但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而且，你们都参加基干民兵了！什么叫基干，就是基本上能干！大家记住：日本人随时会卷土重来的！日本鬼子再来，就用我们手中的日本武器再把他们赶回去！保卫祖国嘛！下面，发枪！一人一支当年八路军缴获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儿枪！”
当时与卢沟桥近在咫尺的首都钢铁厂有工人十万人，可是，首钢人民武装部里有一千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使用过的三八式步枪。中国作为战争的受害国，被屈辱、被奴役的印象深深地印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那时的老工人们，常常回忆出“日本鬼子杀人放火、随便殴打中国工友”的故事来。因此，老工人们也积极参加民兵的集中训练。一次，一位叫刘桐的老工人在训练休息时，对我喊：“接枪”，然后把他的枪抛给我；措手不及的我差一点被抛来的枪砸在脚上。
——想想吧！16岁的我和大家一样，不但领到一身工作服，还分到一只日本枪！真正的日本步枪！那可不是玩具！我当时那个高兴呀，就别提了。出于好奇，我们之中有人去磅秤上称了称日本三八式步枪的分量，是7斤重。
掂掂老刘骨灰盒的重量，我联想起三八枪的重量，我联想起认识刘大为先生的所有事情，感慨万千、怀念万分、泪水潸然。当时，有很多人去刘大为先生家和刘先生告别。有将军，有士兵，有北京及全国各地、各界的人士。刘大为先生家里应该说是悲情一片，哽咽声声。我不敢久留，惟恐添乱，急忙撤离。我当时就想：自古人生谁无死？数也数不清的人能够为自己失去一位挚友、师长，而失声痛哭、掩面而泣。那么，这个被大家痛惜而怀念的人物不是伟大而又平凡、亲切而又善良的人物吗？
作为一个人，做人做到了这个份上，了不起。
知道刘先生谢世的消息，是邮政局邮寄来的四本《刘大为文集》的同时。打开扉页，有刘先生墨香尚在的亲笔签名留言：
“方军同志兼同行，战友加文友，指正存念。刘大为 2004年11月。”
随书而来的有刘大为先生夫人肖向云女士充满悲伤的来信：
“大为的老战友、好朋友们：
2004年11月8日，大为因心脏病突发，离开我们走了，他走的很突然，什么话也没有来的及留下，但他离去时安详的面容使我们知道，他是放心的走了，他知道他生前深爱着的家人和朋友一定会怀着对他永远的思念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他八十年精彩的人生也应该是无所遗憾的。
大为晚年最大的心愿《刘大为文集》在十月份终于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大为最后的日子里，他欣慰的看到了自己一生的心血汇集成这一套心爱的丛书，在他犯病的前几天里，他从出版社专门要来了一百多套文集，并再三强调说：这一百多套书他要亲自签名，送给他最亲密的老战友、好朋友们，直到他犯病的当天，好像上天有所预示一样，他签完了最后一本书，并和上门来的邮局工作人员谈好了寄送方式，完成了他晚年最想干的事。所以我们现在寄出给您的这套《刘大为文选》是大为最后的绝笔，也是他八十年精彩人生的见证，我们知道，这套书也能使您回想起大为和您相处的日子，这也就是大为最大的欣慰了。
肖向前 2004年11月23日。”
翻拍于《刘大为文集》第一卷开卷上用照片是我拍摄的。拍摄地点：是原河北盘山八路军报社原址的旁边。80岁的刘大为同志曾经在此担任八路军记者、编辑工作。
《刘大为文集》的第一张照片，竟然是我和刘大为去河北八路军根据地盘山访问时，我拍照的。我记得当时，万籁俱寂，庄严肃穆，老八路身后是巍峨的群山，象征不屈的中华民族。当时，老刘慈祥地望着我，目光深邃，我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知道先生病逝的噩耗实在突然，这张照片竟然成了永远！想着昨天还在先生家吃饭，谈笑风生，怎么先生突然去了呢？让人不能相信！捧着刘大为先生的著作，和刘先生相处的一幕一幕展现心头，我实在难舍离去的先生，一时，泪如雨下。
2004年11月24日，《北京晚报》情态人生版面整版报道了黄河先生写的悼念文章《真情刘大为》。文中，黄河先生留下这样的慨叹：“人们啊，就是在这生生死死，去去来来中循环往复地轮回，逝者如斯，如斯斯矣。然而他们所创造的无限精神财富却永远地留在了人间。”
是呀，曾经的八路军老战士刘大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我想了许多年，甚至许多年不敢提笔写老八路刘大为先生。1997年，我们因为《我认识的鬼子兵》而通电话，那时，刘先生作为八路军老兵询问我关于日本老兵今天的生活。我汇报：
“我在日本国利用留学生的身份采访了六年。共采访20几位原侵华日军老兵。如果问起原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时候的话，我调查了6年！——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鬼子兵各个有天皇的“恩给”，生病全部有“医保”，生活得不错。
老鬼子和我说：‘恩给’怎么计算呢？就是参战一年，等于公职人员工作七年应该给的薪酬累计。比方，在参加侵华战争三年，战伤回国。那么，恩给的数字的公职人员工作21年后，应该累计的参战补贴金。战死者的抚恤金另算。不管活的，死的，只要是参战的，当然，还有‘定年’和‘遗族会’和‘战伤者联合会’给的一些钱。
比方：日本国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参加工作后，薪酬是20万日圆上下。和我们的参战‘恩给’相似。我们加上‘定年’（退休金）等等，生活有保障。
我们（参战日本老兵）无需子女照顾、无需日本社会民众关怀、关注、同情、施舍……”
后来，我还向老首长刘大为汇报：我采访亲历二战的老兵500多人。美国兵的待遇不错、前苏联的老兵也行。中国的八路待遇优良，是“高干”。而中国的国军抗战将士们待遇最低。或者说“无任何待遇”。我曾经写过报告文学《世间已无杨云峰》，他是亲历“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我穿上他的破衣服、用他的破毛巾遮在头上，和他一起要饭。人家施舍给我们的馒头干硬的竟然像石头一样……。——想起来，真是心酸。
我向刘大为汇报：1992年，我在靖国神社边采访两名战伤日本老鬼子。他们一人在山西抓捕八路军时，屠杀村民。被暴动的老百姓砍掉一个胳膊。还一个，踩在地雷上了。
这个无右臂的老鬼子1937年参战，半年后因伤残回国。您刘大为1938年参加八路军。这个老鬼子的参战经历比您“老”。用中国话，叫“资历老。”
他们两人的日本天皇“恩给”每月十几万日圆。还有“定年”（退休金）等等钱，共30几万日圆。他们要饭的目的：一：是宣传和平的重要，反对战争。二：是无聊。在家中百无聊赖。走到街上还有人和他们说话。
老刘说：“噢？！”。老刘喜欢听我说日本国的事情；我喜欢听他说抗美援朝的事情。
后来，我和刘大为、付克等老八路一起去河北盘山抗日老根据地采访过。我们一起，在抗日战争纪念馆会见过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刘大为等老八路办的报纸《爱晚情音》和侵华日军老鬼子办的报纸《诙谐报》几乎每月都同时给我邮寄来。刘大为给我写了许多信笺，每一次他都在信笺末尾注明：
“你忙，不用回信。只给我打个电话就成了。”
——这种对他人的照顾、关怀跃然纸上，温暖人心。
我有全套的老八路办的《爱晚情音》和日寇老鬼子办的《诙谐报》
《爱晚情音》是发表15年的合订版。自印《诙谐报》共113份。
我认识刘大为先生9年，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高级干部，我是退役的铁道兵士兵，因此，我按照军队的习惯，管他叫“首长”。可是，他从来不同意我的称呼。他说：“你我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的作家呀！”
刘大为13岁参加八路军，他和我们的军队一起，同日寇进行过无数次的血战……。
在武装到牙齿的日寇面前，有人挥舞刀枪、前赴后继、奋勇拼杀；可刘大为他们是挥舞中华文化的旗帜鼓舞人民奋勇前进的。1938年，刘大为就在八路军的报纸当编辑、记者。那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报纸，已经像武器一样，在精神上鼓舞着千千万万中国民众的抗日士气了。
1938年刘大为用蜡板、油墨印刷的《尖兵报》上宣传：参加八路军介绍
八路军出版《尖兵社》上还有公演话剧的广告
刘大为在1938年出版的八路军《尖兵报》上还有演员名单。上面还有他自己的名字。
刘大为在抗战初期参加八路军完完全全是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和宣传，他的两位小学老师都因为是共产党员；因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而遭到侵华日军的逮捕和迫害！他在参加八路军前已经看过很多世界上著名的文学作品。乃至在今天，他读过的许多流芳百世、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我还没有读过。
我是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我对当时、当事人的“行为导向的依据”产生巨大的研究兴趣，正是刘大为这个人物，给我提供了许多70年前人们“参加抗日”的行为依据。
作为“文化八路”我感到比“冲锋陷阵的八路”要难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刘大为文集》的扉页上写了这样的话语，来向无数读者介绍刘大为：
一个老八路眼中激荡数十载的革命春秋。
一部从抗日烽火里延燃至今的壮丽史诗。
一曲旋律昂扬咏唱英雄人物的美好赞歌。
为了记录文化八路刘大为，9年来，我无数次拿起笔来，无数次，我又放下了。
尽管如此，刘大为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就展现在我的眼前。
二，刘 大 为 印 象
老八路刘大为是舞文弄墨的人，这种感觉光从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来的。只要一谈，就这种感觉就从他身上洋溢出来了。——他应该是八路军中的文人墨客。
我认为我采访了他，我才更深刻的认识了“八路军”，这一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应运而出的军队，以及这个军队复杂的人员构成。
照片说明：刘大为在《刘大为文选》中引用这张照片，并说明：抗战初，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政治工作者合影，包括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十二团政委曾辉等老红军在内，照片上的大部分同志，已经光荣牺牲在冀东抗日战场。照片摄影者、诗人雷烨也牺牲在晋察冀边区。前排右一为作者入党介绍人子禾。如今，只有照片中间的杨光垠健在。珍藏60年，得以展示怀念。
我原来一直固执地认为八路军的军人多是“勇猛顽强”、“前赴后继”的人物。原因是八路军的前身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从1933年到1936年10月，这支军队曾经被蒋介石的数百万正规军队围追堵截数万里，到达延安时，红军的人数从三十万骤减到三万。我个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在1937年发动前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岌岌可危。根据史书记载，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多数红军饿死、累死、战死。能啃着草根、树皮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人，应该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应该像钢铁一样坚强吧？
——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需要，这支军队在1937年被改编成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经过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这支叫“八路军”的军队已经从3万人，发展壮大为100万正规军及220万民兵、2000万解放区人口的庞大的地域组织。后来我在日本国又采访了二十几位曾经是侵华日军的老兵，从他们口中我听到很多的是：“八路军如何顽强”的回忆。到此为止，在我的记忆中，我采访过的侵华日军老兵似乎没有对“文化八路”有过深刻的记忆；好像侵华日军老兵与“八路文化”没有过直接的接触。
——这当然是文化断面很高的一个层次，并不是人人可以理解的。日本语中也有“枪林弹雨”这个词汇，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侵华老兵分析过“枪林弹雨”后面的文化渊源。
我是数年前在电话中认识刘大为老人的。那时，对面电话中的他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这回见了面，我不禁长叹天公造物、岁月扰人；78岁的老军人刘大为已经变成正在迈入“老态龙钟”门槛里的人物了。除去敏捷的思维外，由于面部神经麻痹，他和我说话时需要用手帕遮住嘴巴，要不然，口水就要流下来。我怕得罪人，就故意毫无所指地说：
“我正在采访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再不抓紧，也许明年就很难找到了”。
他听了哈哈大笑，说：“对！我就是最后一批人。”
刘大为应该算中国军队的退休高级军官，他的生活不错。他的房间大约有百十平方米，双厕，双阳台。每个房间都有一面墙的藏书，其重量，估计在倒下来的时候才会吓人。墙上挂的字画也都是真迹，有朱德将军的墨宝，有画家黄胄的国画，有著名演员赵丹和画家叶浅予、黄永玉、及作家管桦对艺术的理解和宣泄。还有个安徽籍的姑娘在现实生活中烧菜、料理家务。不过，这个安徽姑娘不识字。在电话中她这样说：
“什么？你姓方？你就是姓圆我也不会写呀”。其实，姓圆就是画个圈嘛，可惜。
刘大为的夫人也是慈眉善目、似乎在艺术的酱缸里浸泡过。一问，才知道，她原来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刘的女儿在美国，儿子一家和刘老头同住。刘的孙子有四岁，一见面他就警告我，让我老实点，因为他是“黑猫警长”。——幸福，幸福就像法国香水一样感染和沁润着每一个走进刘大为生活圈子里的人。
刘大为是河北省唐山人，1925年出生。1938年，也就是13岁时，他参加八路军。16岁当指导员，带领百十号人冲锋陷阵拼刺刀。他还当过八路军战地报的记者、编辑。1943年他在冀中军区尖兵剧社任文艺队长。后来在随林彪将军的四野参加辽沈、平津战役。退休前他曾是总政话剧团的编导，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戏剧家协会的会员。
根据刘大为回忆：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国对于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诺大的中国在那时已经放不下一张学生用的书桌了。而他的学校曾是英国人在开滦煤矿办的教会学校，他的学校就用英文授课、用英文改编中国京剧。这点，刘大为记忆犹新，他站起来给我表演了一段英文的《三国》《捉放曹》：
“Are you Caocao?{你是曹操吗？}”，“Yes,I am.{我是。}”——让人大开眼界。
我是看过“八个样板戏”的人。我惟独不知道还有英文的京剧存在过。
如果没有童年时所受的教育，刘大为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研究刘大为的著作体会到，童年时代的刘大为所接受的教育分成三个部分。
其一，开滦煤矿英国人所带来的先进的思想及其工业方面先进的技术。
其二，是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和行为教育。
其三，就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熏陶。
这些海内外及其传统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刘大为人生轨迹及心路历程。
在侵华日军鬼子兵的面前，年轻的刘大为既是抡大刀片冲锋陷阵的战士；他又是利用艺术的哲理和艺术的魅力感染战士的人。日本语中“艺能人”应该从一个侧面勾勒出刘大为人生的写照，如果给日本人写下“军中艺能人”，日本人也许更可以理解其中含义。今天，年老体衰的刘大为仍然活跃在为正义而战的舞台上。刘的安徽籍阿姨告诉我：“他每月要领七、八次稿费之多”，可见他笔耕不断。刘本人对我说：“我什么都告诉你，我藏着掖着有什么用？我不可能永远活着，我在八路军中整整和侵华日军打了八年，悲愤的火燃烧过我；屈辱的泪水浸泡过我，我应该告诉你，通过你告诉更多的人，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刘大为作为晋察冀八路军《尖兵报》的记者至今保留这五本这样的报纸。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这几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办的报纸应该是国家一级文物。
他拿出珍藏的1938年的八路军杂志给我看，指出哪一篇文章就是他撰稿和采写的。指出当年八路军的杂志是怎样在八路军官兵中鼓舞士气的。我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我深深地知道其破烂杂志的文物价值。军事博物馆也好、历史博物馆也好，抗日战争纪念馆也好，侵华日军的军刀、三八式步枪、钢盔、子弹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库存。可是，保留至今的，当年鼓舞八路军士气的八路军杂志还真是凤毛麟角呢。殊不知，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通过演讲、壁画、戏剧、歌舞、杂志、报纸、书籍等等，宣传贯彻了领导中国部分地区民众团结起来坚决抗战的意图，和同侵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的。
他和我说话时始终用手帕捂着神经麻痹的嘴。他的眼睛放射着八路军战士才有的光。
我想我78岁的时候肯定不如面前的老刘，我那时还活着吗？
采访刘大为，使我感到这个中国军队话剧院的编导本身就是个戏剧性的人物，因为他有戏剧性的人生。因为他的话，他思维，他的故事，他的回忆，他的叹息，每一段都是他人生舞台上的结晶。这些回忆即使经过粗浅的雕琢都可以成为警世的恒言；成为舞台上的悲欢离合和影视中的流光溢彩。
三，在日军占领前一天共产党员教师讲《最后一课》
在1935年前后，刘大为在唐山东区林西开滦小学上学。当时，他所在的小学有400多学生，教职员有二三十位。在学生中有两位老师由于品德优良、能说善辩、能歌能舞、多才多艺，所以，在学生中受到极崇高的尊敬，被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两位教师的名字一位叫张彤，一位叫陈鹏。
由于张彤和陈鹏教师一直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所以，受到侵华日军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通缉。直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作为解放军军官的刘大为才在报纸上看见这样的文字：“……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副书记陈彤，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副馆长张彤，他们早年就混入中国共产党内。1935年，他们就利用在唐山开滦小学当教师的机会，在学生们中间宣传封、资、修的思想，妄想把学生教育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
事隔30年，经历战火纷飞的战争岁月，迈过红旗招展的社会变革，猛然展现在眼前的老师竟然早想复辟资本主义？！这让老八路刘大为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照片说明：1938年八路军战士刘大为和黄河同志的照片
刘大为向我回忆他的老师：……可是，那时，还没有等到中日开战，日本帝国主义就通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干涉开滦学校的教学活动，推行奴化教育，首先发难即命令停止教授中国语文，改教日本语文，上朝会也不准升中国国旗。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派来了两个日本教官，一个教日语日文，一个是军事教官兼训导主任。
……整个学校沉浸在悲愤的气愤之中。上课的铃声也觉得比往日凄凉。张彤老师庄重肃穆地走上讲台，他的腋下夹着一沓书，有课本，有参考书，还有《唐诗三百首》等一些线装的中国古书。他平时穿得很随便，往往是穿一件套头球衣，一件西装裤，足登回力球鞋，像一个运动员。今天，他却穿得非常严肃，一件阴丹士林的长衫烫得平平整整，还穿了一双擦得很亮的黑皮鞋。他把书放在讲台的课桌上，环视了一下整个教室，教室里四十多双眼睛，像四十多支光束射向黑板，只见张彤老师回过身去，在黑板上用力地写了四个大字：
最 后 一 课。
张彤老师回过身来，他沉痛地对学生们说道：“我们今天学习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但，我希望这一课，不是我们的‘最后一课’！”
全体学生几乎屏住呼吸，刹那间连出粗气的喘息声都清晰可闻，这么一来，张彤老师的声音愈发显得清晰甚而带着悲怆：
“咱们学校，也和普法战争时代的那所法国小学一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已经给学校送来通知，让我们学校给同学们上日文课，很显然，慢慢地，我们这儿也会像东三省、大连一样，不让我们念中国书，不让讲咱们中国的历史；他们还派来两个日本教官，住在咱们学校里……同学们！”
讲到这里，张彤老师提高了声音：“我今天特地选择了都德的《最后一课》讲给大家听，为的是，我们永远不上《最后一课》，中国人热爱中国；中国人永远不做不做亡国奴！”
张彤老师挥动着手臂，在黑板上写下了四句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下课铃响了，张彤老师最后说：“同学们记住，我们永远不上《最后一课》，我们今天讲的是，在新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上的‘新的一课’。”
我去采访刘大为同志，他多次给我回忆起这个亲身体验的故事，算是讲述他人生经历的心理路程。我一直在思考刘大为的事例：
他1925年生，1935年，日军已经占领东北、华北的大片国土；在这个时候，10岁的他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的刘大为就勇敢地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投身抗战。一个12、3岁的孩子，投身军队去前线同日本人打仗？今天，12岁、13岁的中国孩子，日本国孩子都在干什么呢？
另外，当时中国各个阶层的人物很多，由中国各界抗日将士们组成的血肉长城是抵御外辱夺取抗战胜利的基础。他们为什么拿起武器参加抗日？他们为什么前仆后继？英勇牺牲？
我一直在思考，抗战初期，无数中国地方军队为什么丢下枪？潮水一样地逃跑？侵华日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占领大片中国国土？中国为什么出了四大伪政权？{东北的伪满洲国溥仪、内蒙古的德王、华北自治反共政府的殷汝耕，和南京的投降政府汪精卫。}为什么会有300万皇协军？ 日军在中国人数最多的时候都不足300万人，可是，伪军的数量却超过了日军的数量！我看过一个资料，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军的中国少将以上的军官有56人！
我看过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军事文选中有这样的描述，张将军的文章写于1938年6月11日，应该是当时中国人心态最真实的记录。张将军的文章叫《动员广大人民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文中第一小节的题目是：《动员人民到前线去，是一个艰苦的斗争》，文中这样记录：
“……人民的思想意识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之落后而落后，尤其是农民的落后意识更加浓厚。由于这些特点，使一些农民虽然知道鬼子的凶恶残暴，憎恶鬼子的奸淫烧杀，可是，当着要他开家乡田产{即令是极小的一块土地}，别离他的父母妻儿，手拿武器上前线杀敌人的时候，困难的问题就来了。犹豫，留恋，顾虑，以及‘还没有打到我家来呢’，‘中国人多着呢，难道我一个人不去，中国就亡了不成？’等等苟且偷安的心理支配着他，使他不能下最后的决心当兵去。”
张爱萍将军接着记录道：
“……那些有钱有田的农民或商人，虽然家中子女成群，也一个没有被抽出来的。好几个地方的被征的家属都在疑问：为什么隔壁有钱有势的某某的儿子没去，我们的就应要去呢？！许多作弊的事，到处发生，把‘当兵的义务落在穷人身上’，好像保卫国家，只是穷人的事，与有钱人是不相干的样子。”
抗战初期中国人民抗战心态各种各样，甚至连蒋介石都犹豫在“谈判”和“抵抗”的边缘上。10岁的刘大为无疑，是接受过共产党员教育的学生。也就是说：7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使他刘大为参加了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左右了刘大为一生的人生道路。
四，刘大为也是最先报道潘家峪惨案的八路军记者
照片说明：1941年1月25日，遭日军血洗的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
刘大为写过一篇题为《魂牵梦系的潘家峪》，文中说，那时，我们经常驻在潘家峪，这个小山村风景优美，村中流淌着潺潺小溪，四面山坡上长满了松林果树，葡萄架像一张张绿色的伞覆盖着山村，而最好的当然是潘家峪的人。全村男女老少，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在冀东监视通报敌人的活动。消息树，就是潘家峪人首创的。那时，我们在敌后打游击，一天有时连打两三仗，战斗之后，我们再回到潘家峪休息。深夜进村，我们各自回到老房东家中。大娘把炕烧得热热的，大哥跳下地窖把保存得像玛瑙般颗颗闪着红光的葡萄摆在圆桌上了，第二天，起床一看，妇救会的姐妹们，已经把我们的鞋袜洗净烤干。
有一次，我们大队得了一挺机关枪，抗到潘家峪，男女老幼围着这挺闪着蓝光的歪把子谈笑，我们大队的一位老机枪射手，神采奕奕地给大伙表演装弹、射击等分解动作，大家喜悦得就像看皮影戏耍线的表演那么高兴。
潘家峪就是八路军的家，而这个家的所有成员的心上都充满了喜悦。
刘大为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这样写到：
潘家峪惨案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虽然兵荒马乱，可临近年节，许多人都回家过年，偶尔传来的几声稀疏的爆竹声，多少带出点喜庆气氛。然而一场灾难正接近四面环山的潘家峪。
这个小村是抗日的堡垒村，冀东军区指挥机关丰滦迁抗日联合政府的活动基地，也是地下兵工厂所在地，日本鬼子早就视为眼中钉。日本驻唐山部队指挥官召集丰润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以及遵化、玉田、滦县、迁安、卢龙、抚宁等县日本军官和伪丰润县公署、警备大队、警察所等日伪人员，勾结地方反动地主，策划了血洗潘家峪的阴谋。
黎明前的夜色中，日本侵略者带领几个县的3000多日军和2000多伪军，完成了对潘家峪的包围。群山环抱的小村子，人们还在睡梦中，只有村里的狗最先察觉危险，不安的狂吠。
日本鬼子惟恐跑掉一个潘家峪人，让伪军在四周山上站岗，日军则全部扑进村中。这些全副武装的鬼子用枪托、刺刀把人们全部驱赶到位于村中心的西大坑，老弱病残不能走的，当场即被杀死。日军头目佐佐木还不停地高声逼问八路军物资掩藏处所。
天亮了，日军开始从大坑人群中挑出年轻的姑娘、媳妇和部分男性村民为其做饭，事后将这些妇女全部奸污，并将她们和做饭的男人一齐惨杀在村西的场地上，然后又纵火焚烧尸体。
西大坑结了冰，上千的村民被圈在里面，哭喊声不断。鬼子看这里地势开阔，屠杀时不宜控制，遂另选定地主潘惠林的大院，作为杀人场所。日军在道路两边站成人墙，用刺刀将人群驱逐到大院。一小女孩吓得边哭边往后退，被佐佐木一刀砍死。小女孩的爷爷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也破日兵一刀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住了，与敌人展开搏斗。一部分人当场被害，但大部分人被赶进潘家大院，日军把大院门锁上，接着点燃了浇洒过煤油的柴草，四周院墙上机关枪就嘟嘟地向密集的人群扫射起来，人整排整排地都倒下去了。日寇还把未赶进去的小孩，捉起来往院里扔，往石头上摔。 撤离宅院时，日军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彻底焚尸。接着，日军又在村外南坡搜出３２人，其中大部是妇女儿童，日军把他们赶到南崖上全部杀害，之后又将尸体扔下石崖。
大火从上午一直烧到下午，枪声从早晨一直响到黄昏。到下午七点钟，全村的房屋都着火了，漫天的火焰，熊熊地燃烧着，轰隆轰隆地房屋倒塌的声音，夹杂着悲惨的哭号声，几里外都能听见。
刘大为说：“当这块圣土，美丽的家园受到蹂躏之后，我曾跟随着冀东人民子弟兵八路军五总队（后为12团2营）开赴潘家峪，搭救遭受了极大苦难的乡亲父老。一到潘家峪，我们看到的只是大南街的壁上的《日本军告民众书》大字布告，还有伪新民会：“排共彻底”、“亲日和平”、“庆祝华北明朗化”的标语。整个村子一片荒凉，飘荡着烧焦的尸体的味道。村头道边，到处是尸体和血迹。”
潘家大院更是令人惨不忍睹：大门口有大堆尸体，是被日军用机枪射死的；小屋门前的一堆尸体是被日军用刺刀挑死的；院南面有三个大石槽，旁边横躺着４具孕妇尸体，腹内已成形的胎儿都被日军用刺刀挑出腹外；在东墙根下，有40多具十来岁的小孩尸体，他们一个个脑碎骨裂，墙上还粘有斑斑的脑浆和稚发，是日军摔死在墙上的；有30多名妇女在白薯窑中被日军奸污后残杀。
日本侵略者走了，留下了一片焦土的潘家峪，全村1700口人被杀掉1230人，23户被杀绝，96人受伤，800多人烧得无法辨认。全部财物被抢劫一空，1235间房屋全被烧毁。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首先被一位名叫雷烨的八路军记者拍摄了下来，他写了一篇《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讯，登在１９４２年４月９日的《晋察冀日报》上。相继，刘大为又在当时的八路军《尖兵报》上报道了他所目睹的惨案。由于当时潘家峪为日军，八路军“拉锯”的地区，不久，日本侵略者把潘家峪周围50里划为“无人区”，拆毁房屋，填平水井，驱散居民，多次“清乡”、“扫荡”。
潘家峪惨案不久，该村20多名青年自动组织起3个“抗日复仇小分队”，附近村庄的子弟纷纷参加，迅速发展到120多人。这些人后来合并组织起来，成立“潘家峪复仇团”。1942年7月18日，复仇团与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十二团战士在迁安县甘河槽设伏，与敌激战5个小时，全歼150名日本侵略者，俘虏100余名伪军，潘家峪惨案的直接策划者——驻丰润日军指挥官佐佐木二郎也被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亲手击毙。
刘大为记录过一个叫潘春的幸存者，刘大为这样写到：
“当年，日本军队站在潘家大院的房上、墙上、猪圈上，有机枪、步枪、手榴弹、掷弹筒，向聚集的大院的1000多名乡亲们轰炸扫射多次之后，乡亲们倒在血泊里，大都已经死去，个别的一息尚存，已经负了重伤流血不止。这时，刽子手佐佐木手握，一个尸首一个尸首检查，看到还在蠕动的尚未死去的受难者便又恶狠狠地双手举起战刀砍下去，用王八盒子手枪补射。这个杀人魔王眼睛都杀红了，手上沾满了鲜血。这时，十二三岁的小潘春，被打死在猪圈里的许多乡亲们的尸体压在底下，奇迹般地活下来了。过了一阵，他听不到枪声，便用力扒开成堆的尸体，扬起头，出口气，正在这时，突然，他发现一个年轻的日本军人的目光和潘春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刹那间，四目相对，潘春心想，这下再也熬不过去了。可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那个年轻的日本兵没有端起枪来射击，而是把枪横放在猪圈墙上，显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向着潘春轻轻地摇了摇头，长长地叹着气，意思是告诉潘春不要动。此刻，大门外，忽然传来一个日本军官的吼叫，意思是问这个年轻的日本兵，还有活着的中国人没有？年轻的日本兵立即回答着外面的问话，用日语大概说是“没有活的了”。他一面回答一面又对潘春轻轻地点了点头，就又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向院外走去……
多少年过去了，潘春经常回忆起这个年轻的日本兵，这个年轻日本兵的那些动作，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一直记录在潘春的心中。可是，多年来，潘春却很少提到这件事。
如今，潘春对我们说，他十分怀念这个年轻的日本兵。”
刘大为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出这样的思想，他说，如果在未来的影视作品中表现潘家峪惨案的话，应该把这个情节如实地再现……。我计算了一下，潘春先生活着的话，他的年龄应该是78岁。他和刘大为是一代人；确切地说，是亲历战争、目睹战争、体验战争的人。
我是研究和记录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人，侵华日军老兵我访问过，老八路、老新四军我访问过，被侵华日军强暴过的妇女我访问过，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访问过，东北抗联的老战士我访问过……。我最大的不理解就是：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善良呢？
我在日本国生活、学习过很多年，我非常熟悉日本人；于是，我更加地不理解。
{作者声明：写本段文字，本人参考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包括刘大为先生的著作}
五，八路刘大为、付克会当年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
刘大为老人在我采访他的四个小时之内能给我讲出七、八个故事来，足以证明他“编剧”的功底。有句话说：“扬眉吐气似舞台、信手拈来是文章”；“亲历战争”和“生活积累”已经使他成为这样的人物。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就让我吃惊。
“抗日战争初期，活动在冀东地区的八路军被编为挺进军，我们很喜欢这个名称的原因是我们冀东的部队随时准备向东北挺进，去解放在日寇铁蹄下的三千万东北同胞。那时，我们喜欢唱的一首歌曲、颂一首诗，念叨一个半截的故事。通过这几件事，就能很好地体现我们当时的意境。
那首歌的歌词是：
松花江旁边，长白山下面，亲爱的弟兄在血战。英勇的保卫着黑山白水，战死的埋在那里，活着的站在前线。黑土里长眠着我们的祖先，雪原上流着战友的血，我们的东北还受奴役，挺进、挺进！我们要同侵略者血战！
那首短诗是萧三写的《礼物》。诗中叙述了一位侵华日军中的日本共产党员的事迹。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侵华日军就占领了整个东北。这个身为日本共产党员的日本兵居然冒着砍头的危险把装满弹药的卡车开到抗日联军的阵地前，由于当时没有接洽上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位在山林深处苦等数天的伟大战士居然留下遗书后自杀了。由于萧三这个诗人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和战火纷飞的残酷条件下，短诗中既没有说明事件的日期、准确地点，甚至连这位日本共产党员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及遗书的内容都没有具体的描述。抗战初期，中国军民没有广播电台，没有收音机。可想而之，这个日本兵的壮举要从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传颂到延安去，那要经历多么辽阔的土地及数也数不清中国人惊讶及佩服的面孔哇！
以上这段文字，是我数年前写的；像画了一半儿的油画，今天，又把她拾起来，画完。记得2001年，在抗日战争纪念馆里，老八路刘大为、付克二人会见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时，刘大为又向盐谷保芳回忆了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当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苏京平记者做了现场录音和采访，第二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人生热线》节目就播出了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的忏悔、播出了刘大为讲的原日军士兵向我军献十万发子弹的故事。
照片说明：2001年，老八路刘大为、付克和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在抗战馆会见。左一为刘大为。左二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苏京平记者。左三为付克。右一为本文作者。右二为盐谷保芳。我一直担当现场翻译。
在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会见中，老八路和日军老鬼子都非常激动。60年前，他们是你死我活的敌人，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邂逅，中日之间的战火基本尚未重燃；和平的鸽子尚且的蔚蓝的天空中飞翔。盐谷保芳深出右手说：
“1943年，我们日军基本山穷水尽、黔驴技穷、垂死挣扎。那时，整个世界都成了我们日本人的敌人！美国人！英国人！新西兰人、马来西亚人、中国人、新加坡人、苏联人都成了我们的对手，我们日本国内没有粮食、钢铁、煤炭、木材！什么都变得紧缺！那时，我还是学生就接到上前线的红信封。我不愿意参军，就自己用刀给自己的左手食指砍了一刀！当时，血流如注哇！
（笔者说明：盐谷保芳是1942年到山东泰安的。那时，第一批老兵已经伤亡不少。）
闻讯，村公所里的人都来了，负责征兵的军人看了看我的伤口，说：‘军人用右手食指抠动步枪的枪机。所以，你还应该去前线！’
村公所的人们更是恶狠狠地说：‘你不去军队？！马上叫人来，把你们的木房子用绳子拉倒！看你们全家住哪里？你还敢私自自残、违抗军令？！’
就这样，我随集结的新兵们从日本北九州的下关上船到了朝鲜半岛的斧山登陆。一路上，我们的车常常是封闭状态下行进的。再开车窗，我们已经到了中国的东北。夜间行驶中，我们发现我们路过了中国的华北，最后，我们到达中国的山东泰安。新兵训练是在泰安实行的，我天天要给负责我的一个老兵端水、擦鞋。这个曹长脾气极大。一次，我动作慢了，他拖下大皮鞋就向我作脸抽来。我当时就痛的晕了过去，醒来，左耳朵已经听不见声音了。”
盐谷保芳问刘大为、付克，八路军是不是殴打新兵？刘大为、付克大笑。
盐谷保芳介绍：他的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守备泰安车站，配合日军主力把掠夺中国山东省的资源源源不断地通过泰安车站运送到青岛，再装船运到日本国。
盐谷保芳说：“侵华战争当然是侵略战争！日本国应该就侵华战争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日本国应该就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赔偿！”
老八路刘大为、付克在抗日战争中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今天，他们在抗日战争纪念馆握手畅谈，各自表达出希望“中国与日本国不再战”的意向。后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老八路和老鬼子见面会谈的纪要”。再后来，我帮助翻译了数封“老八路和老鬼子的来往信笺”。如今，老八路刘大为已经昂首迈进中国历史的博物馆，我知道，在天国里，他会继续和希望和平的原侵华日军老兵联系的。因为只有亲历过战争烈火的人物，往往才更珍惜和平。
六，《 爱 晚 情 音 》 和 《 诙 谐 报 》
报纸《爱晚情音》是今天，老八路、老新四军们出版物。
《诙谐报》是原侵华日军老兵，今天出版发行的手写文字刊物。
1997年以来，两种文字刊物就不断地从日本和北京邮寄到我的家里来。
这些来自于两个国家的刊物有两点相同，其一，其文字出版物的参与者、制造者，都参加了抗日战争。其二，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曾经是报人。
《爱晚情音》报的积极撰稿人，老八路刘大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是八路军《尖兵报》的编辑、记者。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刘大为还当过《解放军报》的记者。
《诙谐报》的编辑、记者是侵华日军老兵，他叫本多立太郎。本多在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在日本东京的《朝日新闻社》当记者。由日军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后，他来中国作战。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被苏军抓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后又回到日本国。从1986年开始，本多退休，他不但思考战争、回味战争、演讲战争，还重操旧业办起了自己的刊物《诙谐报》。
另外，本多不顾年老体衰多次来中国演讲，很多中国人都熟悉他。他是坚决反对侵华战争的人物，他坚持认为：日本国应该就侵华战争的罪行给中国谢罪、赔偿。我十年前开始和本多联系，原因是十年前，他在日本《每日新闻》上撰文，主张把战争的真相告诉日本国的青年一代。虽然日本国的左、右翼都可以在报纸上“亮相”，但是，本多的思想还是让我很吃惊。我十年前还在日本留学，那时，我给位于日本和歌山的本多寄出了我的《每日新闻》剪报和问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联系。
从1997年开始，老八路和老鬼子同时源源不断地给我邮寄出版发行物，一共大约有7年时间。这样的事情无论在今天的日本国和中国，绝对都是绝无仅有。我有个朋友不相信，他特意从日本东京来我家审视，看看有无老鬼子和老八路的来信。无奈，我翻出积蓄十年的日本老兵报纸，两袋子；老八路的报纸，两口袋。我是研究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人物的，我认为无论“鬼子报”也好、“八路报”也好，都是人世间，两国文化老人们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最后的“呐喊”。在沉闷、混噩的晚霞之中，我已经看到即将合上的，战争巨著的最后篇章。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战争的亲历者自然消亡了，这本战争巨著就合上了。
新的战争或早或晚会来临，战争永远伴随着人类发展历史的脚步。
战争新书的扉页，总会在合适的时候，翻开。
我一直主张：“靖国神社就是战争的动员令”，老八路和老鬼子都说：“对！”——就因为思路相同，他们更喜欢把各自办的报纸邮寄给我。
《爱晚情音》也好，《诙谐报》也好，都是战争亲历者留给人类社会最后的愿望和希冀。
《爱晚情音》也好，《诙谐报》也好，都有自己的读者群，她并不是人人喜欢的刊物。
根据我的调查98%的中国青年不喜欢看《爱晚情音》报，他们宁愿看相关电脑的刊物一眼。《顽皮报》发行也有限，本多老人告诉我，他的报纸发行300份上下。本多说，《顽皮报》是手写的，“社论”、“新闻”版面一应俱全。《诙谐报》依靠复印机“印刷”。“发行”是依靠邮局，以信笺的方式送达。多年来，《诙谐报》只有一个采编人员，煞是辛苦。如果不是热爱，怕也是难办20年光景。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告诉我，《诙谐报》创刊依始，有大约十几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是忠实读者。后来，这样的读者相继谢世，只有作者一人还在顽强地“办报”、“办刊物”。
前不久，《诙谐报》也停刊了。本多立太郎说：我老了。我，92岁了。
通过我的多方介绍，老鬼子知道老八路、老新四军在办报纸；
经过我详细解说，老八路也知道老鬼子也是“报人出身办报多年并或新闻奖”。
无疑，本多想见刘大为，刘大为也想和本多切磋切磋。
可惜，等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来北京时，老八路刘大为已经去了。
照片说明：今天老八路出版的报纸和老鬼子出版的报纸
抗战初期，刘大为在八路军的《尖兵报》担当编辑和记者。老八路刘大为和付克曾经带领我去过位于河北盘山的《尖兵报》旧址。《刘大为文选》第164页还有这样的描述：
“1942年，我们《尖兵报》社就受到潘家峪人民的掩护，把我们安置在南山上松林果树之中的一座小屋里出版报纸……直到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挺进东北，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冀东解放区的父老乡亲，离开了潘家峪的兄弟姐妹。”
作为我党、我军老一代的报人，刘大为身经百战、笔耕不辍。几乎每一期《爱晚情音》上都有刘大为的文章；《爱晚情音》应该是“回忆过去、希望未来”的老人刊物。
在日本国和中国的《爱晚情音》和《诙谐报》的共同特点就是：
“人类的美德是共存的”。——尽管60多年前曾经是恶魔。
“文人墨客对于文化的追求是共同的”——尽管60年前是敌人。
“报纸是报人一生的追求”——尽管鲜为人知，但自己乐在其中。
《爱晚情音》和《诙谐报》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爱晚情音》的作者一生追求的没有什么变化。而《诙谐报》的作者，在人生的道路上却向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前进。
本多和我说过：同样是参加过战争，中国人始终感到光明，而日本人始终感到龌龊。
我和刘大为、付克参观八路军《尖兵报》遗址的时候，刘大为手指自己于1938年在盘山写下的抗日标语感慨万千。时至今日，我还十分珍惜地保留着老八路和老鬼子办的报纸。我也想，一个人在人生的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都和报纸绑在一起？如果不是热爱还能有什么解释呢？我也当过记者，我即理解老八路刘大为，也理解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他们正在用人类文明的武器鞭挞丑恶，用人类文明的笔墨描绘阳光明媚的春天。
照片说明；2001年在河北省的盘山上，老八路军刘大为（左）、付克（右）站在自己于1938年雕刻在巨石上的抗日标语前。右为笔者。
七，血染《第六交响乐》
本章，血染《第六交响乐》是刘大为先生的遗作，收录于此，以飨读者。刘大为先生这样的作品有几百篇，刘先生所有的作品让人看了之后，只给人一个感觉：扬眉吐气！
我和刘先生交往多年，刘先生的大作《勃兰特下跪和小泉参拜》一文，我还推荐给《人民日报》人民网日本版上发表。刘先生的作品，是一个八路军老战士对日本首相小泉卑劣行为最为严厉的回击。如今，刘先生已经离去，只有他的作品依旧体现和诠释：“为什么中国不会亡国”的道理；以及“为什么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屈服”的背景文化。
我一直在想：文化八路刘大为留给抗战历史的浓墨重彩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电影、电视今天又在重拍《红楼梦》了；香港、台湾、大陆，《红楼梦》的影视作品已经有8个版本了。听说《赤壁》、《封神榜》、《霍元甲》也在重拍，还有许多谈情说爱的片子在启动拍摄。像刘大为人生经历的影视作品难道永远和我们无缘吗？是不是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资源贫乏”呢？请编导们看看老八路的作品吧？
照片说明：{刘大为摄影}1945年2月，冀东八路军部分同志在北平的平谷参加抢救美国飞行员后，与其合影。蹲坐者右一为黄天同志。
刘大为这样回忆：1945年，战斗在冀热辽军区的尖兵剧社社长黄天、音乐队队长今歌，带领着尖兵剧社和长城剧社的同志们，奉命从长城线上赶到蓟运河北岸军区驻地去演出他们新创作的歌剧《地狱人间》，纪念抗战八周年。7月3日，一整天的急行军，大家都累极了，队长今歌同志一路帮着同志们背背包、拿乐器。同志们说：“队长，你的背包最重，里面还装着《第六交响乐》的唱片，我们应该帮你背才对。”这套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唱片，是今歌同志通过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从北平买到的，被他视作珍宝，像爱护手枪一样爱护它。今歌同志常常在战斗、演出间隙，用手摇唱机给大家播放，上音乐欣赏课。
深夜，他们在一个地方武装的护送下，在遵化的一个山村杨家峪宿营。谁知，他们的行踪被敌人发现了，7月4日拂晓，遵化、玉田的日伪军两三千人包围了杨家峪。黄天、今歌指挥队员们突围。战斗中，今歌在众多敌人的包围中，用手枪射击，打倒了不少敌人。最后，子弹打光了，他把手枪拆开摔烂，英勇地牺牲在果树林中。在离他不远的山岗上，他的亲密战友黄天也壮烈地为国捐躯了，牺牲时他的双手仍紧紧地拥抱着祖国的大地……
距离杨家峪战斗不到50天，日本侵略者投降了。但蒋介石却下令：不让日军向八路军交枪。日本侵略者继续在中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冀东八路军奉延安总部命令，一面向东北挺进，去收复14年前失去的大好河山，一面向拒不缴械投降的日伪军进攻。9月20日，我军包围了平、津、唐三角地带，向敌伪重要据点玉田县城发起总攻。我们尖兵剧社特别组成了战地服务组，和冲锋部队一起，冒着炮火冲入城中。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1000多名伪军被歼灭。日军大队长赖谷胜治带领着数百名日军，龟缩在玉田城内东南角的营地，凭借工事负隅顽抗，拒不投降。
我们同指挥员赵靖远政委一起站在距日军营地不远的屋顶上，用望远镜观察，只见日军把一群身穿白色衣裙的朝鲜妇女驱赶到战壕外面，逼迫她们用身体阻挡我军进攻的炮火。面对这一局势，我军一面从正面向日军喊话，令其投降，一面组织了一支突击队，绕过“人墙”，从侧面冲进敌营。当明晃晃的刺刀顶在赖谷胜治胸前的时候，数百名日军投降了。这时，我们也得知，被野兽们逼做“人墙”的朝鲜妇女，是日寇从朝鲜抓来的慰安妇，她们受到日本强盗的残酷蹂躏，还被迫用她们的身体挡炮灰。
我军命令日军集结整队，到城北临时战俘营去。赖谷胜治竟然提出，为了保持脸面，要求不从玉田大街上通过。指挥员赵靖远义正严词地说：“就是要让中国人民看看日本侵略者的侵华下场，你们一定要从城里经过，一定要按我军指定的路线走！”我奉命在临时战俘营令赖谷胜治给唐山日军写信，报告他们被歼的经过，并转致我军通牒，令唐山日军投降。
照片说明：刘大为和郭沫若在1958年的合影
我们在打扫战场时，在日军仓库的军用物资中，忽然发现一摞唱片，开始以为是法西斯音乐和靡靡之音，仔细一看，竟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更令我们震惊的是，唱片上还浸透着血迹。顿时，我们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这是今歌同志鲜血染红的《第六交响乐》呀！它悲怆无言地向我们诉说着今歌同志的英勇牺牲，愤怒地控诉着刽子手们屠杀人民、毁灭文明的野蛮行经。我们把火后再生的《第六交响乐》抱在胸前，心声在呼喊：
“今歌同志，你的血没有白流，这带血的悲怆交响曲，已成为胜利的乐章。”
5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阴魂不散，还在颠倒黑白地把侵略说成“进入”，不承认屠杀过中国人民；参拜靖国神社，拍电影为战犯招魂；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这些噪音泛滥之时，我的心幕上再次映现出赖谷胜治等侵华日军们的兽行以及他们被歼灭时的场景，心中再次奏响了那胜利的乐章。同时，我记起赫尔岑的名言：“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注：该文是11年前，刘大为先生发表在天津《今晚报》上的一篇文章。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 军 2006年8月24日
此稿修改：2016-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