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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贴膜车和日本国的贴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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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20,北京警察学院的柳实教授讲解:汽车追尾

 

此文是200624日写的,还没有发表过。今天,看北京电视台节目,北京警察学院的柳实教授讲解“预防追尾”,我才想起我12年前写的这篇文章。今天,在此发表此文,如果得罪了各位,敬请原谅!本文作者方军给您鞠躬。2018-4-23

 



在日本国的窗后面是不许贴膜的,司机左右的车窗也不许贴膜。请各位仔细看看,日本国的汽车也贴膜,但是:后窗不许贴膜,左右前窗不许贴膜。这样,车和车之间有“透视”功能。后车通过前车的车窗看到“情况”,可以有预先的刹车准备。防止追尾。1984年,我作为外交部·外事服务局的助理翻译,被派到在日本《读卖新闻》工作,1991年开始我在日本留学。我对日本国的“红绿灯”及其“贴膜车”、“白天开大灯”驾驶等交通规则,有详尽的研究。

针对日本交通和中国的交通比较,我还采访过日本北海道警视厅的交通警察局的局长。因为,我当时是日本大学学习《经济统计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生。我要交论文。

下面的文章,是我12年前写的。不看柳实教授的讲话,我完全忘记还写过这样的文章。

2006年,我还写过《东京为什么不堵车北京为什么堵车》和《美日法德俄罗斯的车为什么白天开大灯》的研究论文。因为不是歌颂类型的文章,没有“辉煌”之类的词汇。所以,我自己把自己的研究论文泥牛入海了。如今,北京警察学院的柳实教授在北京电视台讲“追尾”,我才贸然、斗胆发表一篇我十几年前研究、探讨的记录。——其余的文章看看再说。

 

一,             厌恶贴膜(写于200624日)

 

像厌恶腐败一样,我厌恶贴膜车;像反对腐败一样,我反对车贴膜。

首先,贴膜车是造成交通事故中追尾事故的罪魁祸首。没有贴膜车的话,北京的交通事故会大量减少。所以,我厌恶贴膜车。

什么叫贴膜车呢?贴膜车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了什么?

当我们驾驶的汽车的后车窗贴膜之后,会给随后的司机带来极大的不便。

当我们驾驶的汽车尾随一辆贴膜车之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不安全。

当前车是贴膜车时,后车的“预知能力”和“预测能力”降低30%

当前车刹车灯亮时,是前车司机见到危险时的“反映后”的动作;后车的反映应该是“反映后的反映”。如果,前车没有贴膜车的话,由于前方汽车的车窗有透视功能,所以,后方司机与前方司机见到事故时,同时有刹车的“预知反映”,或者说是:

前车驾驶员和后车驾驶员同时有“刹车制动的条件反射。”

另外,贴膜车不但影响“停车”还影响汽车的“起步”。

 

我在日本东京银座的十字路口做过调查,红绿灯自动交换是6分钟间隔。日本人在三条道内快速通行82辆车。而北京的王府井北口红绿灯,同样是三车道,只通行27辆车。为什么呢?所有的汽车起步慢。为什么“起步”慢的?有一个原因是:贴膜车影响了“预知动作”,或者叫“提前动作”。再有,司机只为自己,没有日本人的“协作精神”。

 

我在日本国留学时学习的是《经济统计学》,我计算过,100台没有贴膜的汽车和100台贴膜的汽车分别排成长龙同时开始起步,直到完成最后一辆的起步;没有贴膜的汽车和贴膜的汽车相比较总体计算要快7分钟。北京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在交通拥堵时,前后车距是5米。当遭遇前车贴膜时,后车驾驶员的前视夹角15º为盲区。那么,随前车起步的预知能力也随之降低。北京目前有200万辆贴膜车(2006年),以每辆车造成后车延缓起步3秒钟为计算单位,我们北京在交通拥堵高峰时,贴膜车又会制造多少“盲区起步的障碍时间”呀。

 

日本国的东京都有3710万人口,流动人口将近300万,有接近800万辆汽车。由于公交系统发达,有65%的私家车停滞不用。东京使用少的私家车年平均行驶一万公里。

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东京人口密度为6106/平方公里,高于北京的1311/平方公里。约2190平方公里的东京,机动车保有量超过800万辆;约16410平方公里的北京,机动车保有量500多万辆(2018年)。

各项条件都明显偏差的东京,治理交通拥堵却拿出了漂亮的成绩单:817。这是东京市区1981年和现在的平均汽车时速对比。30多年间,东京机动车保有量增加了2.05倍,交通却提速了一倍多,被世界各国学者赞誉为东京奇迹

日本的汽车,整体“起步快”、整体“预先刹车”,就是“刹车块”。他们的快,究其原因,就是“前后车窗不贴膜”。北京有500万辆汽车,其中,95%的汽车贴膜。这样一来,没有后车通过前车的“通透预知刹车”,所以,北京的车追尾多、起步慢,都是实心的“坦克”。北京市区的车辆(不是高速路上)最多连续追尾达到14辆!而且,都是“贴膜车”!

听到“——咚”、“——咚”、“——咚”……的连续撞击声,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北京常住人口有2530万人,流动人口接近400,2006年)有256万辆汽车。另外还有数万辆军车。北京使用少的私家车年平均行驶两万公里。可是,单单说“起步”和“停车”的速度的话,还是东京的汽车速度快。我分析,这和北京广泛的贴膜车也有关系。

“贴膜车”妨碍了“透视的视线”从而影响刹车的预知判断,这是人所共知的。

我们人类社会有汽车的历史已经有百年了。汽车从开始设计和制造就是“通透”的。

我们人类社会有坦克的历史应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坦克不是“通透”的。

贴了膜的汽车,从“通透”的视觉角度来说,就是“坦克”。

几十万辆(2006年)“坦克”在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上跑,还能不出追尾事故?

 

二,贴膜车的由来

 

探究中国的贴膜车先要研究中国的“轿车”的由来。中国人普及小汽车应该是改革开放后这十几年的事情。前几年,北京的两厢车卖的还不太好,中国人在开始的时候普遍“不认”。不被普遍认同的原因在于千百年来,中国人眼中的“轿车”是从“轿”演变来的。“轿”和“轿子”,加上“八抬大轿”,都是现代“三厢车”的翻版。

所以,在中国,“两厢车”不被认同,甚至连小偷都不偷“两厢车”。“两厢车”被认为“只有前面抬的,没有后面抬的”,这样的轿子坐不得。所以,在北京只要是买了两厢车,那您就尽管放心吧。在北京周边的东北地区、内蒙地区,山西、河南的偷盗团伙都因为“没有销路”而不偷两厢轿车。广东、广西、福建沿海地区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偷盗汽车集团偷盗的两厢车在中国的南方也没有销路。即使是“偷盗车”的买主,也希望要车窗黑黑的“贴膜车”。你想,花了两个钱儿,买了辆“大奔”,街里街坊的,乡里乡亲的,谁不想看个究竟?可是,能让他们都看清楚吗?

但是,不管几厢轿车,“厢”上的窗帘都是另外有“讲究”的。

“轿”有“八台大轿”,有俩个人肩扛的“轿子”,有结婚用的“花轿”。慈嬉太后死时抬她棺椁大轿的有32个人,从“大扛”到“奉安”出殡的一路,大轿子不许落地。据说,给慈嬉抬最后一程轿子的人都叫苦不迭。这有历史照片为证。连中国人在歇后语中都有“抬轿子”这样的词汇。——“抬轿子”是贬义词,意思为“拍马屁”、“忽悠人”、“一直抬到你家坟”等等讽刺的含义。

中国人抬的轿子上的左右窗子上都有帘子,帘子都是纱类布料做的,类似于现在小轿车车窗上贴的膜。“花轿”的帘子是用于新娘子害羞用的,别人看不清楚她,她倒可以撩开头上的红布透过纱帘儿,悄悄地看看外面起哄的人群,抚平一下出嫁前的忐忑不安和七上八下。而中国古时官僚坐的轿子必有纱帘。其意义,第一就是“防刺”,第二才是“防尘”。有了纱帘,官僚就可以在轿子里面清楚地看见外面,而外面的人不容易看见里面。

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倒台和“贴膜车”也有关系。

那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疯狂地吸食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这些贪官污吏腐败倒了极点。根据194911日北京的史志记载,前门牌楼不远的龙福记粮店上午买一袋洋面要用60万,下午就涨到80万一袋。民不聊生、腐败之极。那时,北京城内大小官吏坐的车都有纱帘;因为那时,还没有贴膜的手段,如果有,他们也早贴上了。

——他们是怕人民看见他们呀。

——在心理学上“知耻”是“人类思想活动”的潜意识。

(我在此说明:此文写于2006年。人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我今天不会这样回顾。)

 

我是专门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作家。8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军上缴的武器装备,又有大量美援。当时,北京的小轿车都是美国生产的。美军的吉普车、小车在开始的时候都没有窗帘,美国兵不用那玩意儿。后来,中国驾驶员为了拍中国贪官污吏的马屁,都挂上了窗帘。而且,老蒋掌握、控制的正规军、地方军、民团达800万之众!当官的都坐着挂帘子的小汽车招摇过市。蒙哥马利元帅说有一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打败仗的,可手握800万雄师的蒋委员长为什么三年的功夫,一败涂地?——腐败!

毛主席曾经淋漓尽致地抨击过当时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们:

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情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

所以说国民党退出历史的舞台是从当时的“贴膜车”也就是“挂帘车”开始的。

国民党可以说是:“从见不得人开始,到一败涂地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告终”的。

北京自古有儿歌为证:

“厢红旗、厢黄旗,八抬大轿图吉利。”

“你挂帘、我挂帘,姨太马弁一个连。”

“你污职、我污职,绫罗绸缎最值钱。”

“你腐败、我腐败,新桃旧幅划时代。”

“挂帘车”是有钱人坐的,贪官污吏当然是有钱人。但是。“有钱人”的含义在中文中既有褒义也有贬义。所以,北京人把这个“羡慕有钱人”的“潜意识”留到了今天;并且,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在效仿着。

——北京贴膜车的由来是有这些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的。

 

三,中国的贴膜车和交通事故

 

20051212。《北京晚报》头版的通栏标题是:“交通事故报警每天2300起”,副标题是:“23项应急预案应对7大类突发事件”。

20051214,《北京晚报》的《本报最后消息》一栏的通栏标题是:“北京迎来拥堵新高峰》,副标题是:二环路高峰时平均车速比去年同期下降51公里。”

 

20051220号至24号,我和侵华日军老兵91岁的本多立太郎站在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附近看着北京的车水马龙。——我说:“本多先生,求您办件事情?”

本多是来接受中央电视台《中国日记》节目组采访的。采访内容当然是相关侵华战争的问题。所以,他住在距离车水马龙长安街不远的梅地亚饭店。本多很诧异,他问我要求他办什么事情?我说:“拜托,调查日本国的贴膜车。”

91岁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说他不知道什么叫“贴膜车”。他一生没有开过汽车,也没有取得过驾驶执照。他只在江苏省金坛县驻防时杀害过中国战俘。所以,按照他的说法:一生都应该来中国谢罪。他手指中央电视台和世纪坛前面的车龙水马,让我讲讲什么叫“贴膜车”?

 



2005519,原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为了谢罪,在卢沟桥上下跪忏悔。照片左一,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站立见证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方军。

 


2006517,原侵华日军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在江苏省金坛县下新河村,向他们杀害的十名新四军墓碑下跪,谢罪、忏悔。此墓是本多立太郎老鬼子出资修建的。相关的采访记,在方军写的《来谢罪的鬼子兵》一书中。此书,记录了17名原侵华日军老兵到北京找方军来中国谢罪、忏悔的故事。——此照片摄影者为: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记者。

我发表此照片的目的,是说明:从北京到江苏金坛县一路上,我和老鬼子本多立太郎聊天的内容就是《日本的贴膜车和中国的贴膜车》。这是12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原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已经病故。这两张照片是说明此文,作者方军现在加上的时间是2018-4-20

 

我是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作家,我从三个方面给侵华日军老兵讲“贴膜车”心理。

一,             是“一夜暴富”、心理阴暗。所以,需要“贴膜车”来掩饰。

我引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研究学说:“过去的25年里,中国致富快的人通常是做三件事情;一是玩房地产,二是玩金融,三是玩特殊关系。这三个领域恰恰是中国腐败和经济犯罪最集中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有些发了财的人心里不踏实的原因。不塌实,怎么办?‘皇帝的新衣’的现代版本实际上讲的就是今天贴在车窗上的黑膜。”

二,日本国东京都有多少“情人旅馆”北京就有多少“贴膜车”。

毋庸讳言,在中国,男人和女人的事情是极为隐讳的事情。但是,潜移默化的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前,中国国民都穿蓝色的衣服,1617岁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都不说话,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了。与之30年前相比较,中国在男、女之间的事情已经在思想上解放得多了。但是,还是需要“贴膜车”来掩护才行。

三,北京和东京相比较,北京的汽车通行有各种限制;而东京,在皇宫前面也可以让北京人说的“面的”通行。北京市区在白天不让运输货物的卡车通行,北京人把客车贴上膜就在交通警察眼皮子底下放心大胆地运输货物了。在汽车上是不能干各种犯罪的勾当的,贴上膜,就谁也看不见了。坏人们的“护身符”就是“贴膜车”;他们幸灾乐祸的地方就在于:“近在咫尺,他看得见警察,而警察看不见他。——干气人!”

四,防晒。

 

本多老人听了这几条后,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通信十年了,恐怕也有几百封信了。这次到北京,我们又一次见面;不容易呀!上次见面,是:‘我为鱼肉,你为刀俎’。我听你的。这次。我们一起听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因为是他们邀请。我们按照已往的既定方针:第一,我不去故宫、长城。——我是来谢罪的。我在日本国演讲19年,演讲1312场!给18万人讲过日本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其中听讲的学生占大多数。可是,我来了好几次中国,竟然连一个中国学生也见不到。你是怎么搞的?你既然有时间研究“贴膜车”,为什么不抓紧联系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呢?我都91岁了,还有几天就迈进92岁的门槛儿了,难道我还可以经常以“战争亲历者”和“战争最后的证言者”的身份到北京来吗?”

他好象没有生气,实际上是生气了:

“我来中国四次了,我竟然没有见到一名学生!安排学生听我谢罪,那么困难吗?”

不过,日本人和中国人不一样,日本人很含蓄:

“第二,你刚才讲的“贴膜车、交通事故”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在车龙水马面前,我无言以对。我此时此刻关心的是“日本的贴膜车和中国的贴膜车”;他想的是“见中国的大学生,讲当年他作为侵华日军士兵所犯下的罪行,让战争的罪恶不再一次在日中历史的长河之中,重演。”

——我们是南辕北辙。

根据我的研究,(2006年)北京有253万辆机动车,其中“贴膜车”占238万辆。“贴膜车”的车主“贴膜”的动机是:一,阻挡阳光。二,隐私的需要。——所以才贴膜。

我给“贴膜车”下了个公共的定义,叫:“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留给别人。”

北京是号召学习雷锋的地方,事实上是:“北京有数十万人不学雷锋”。他们把自己驾驶的小轿车的玻璃上贴上膜后,他能看见人家,人家看不见他;骄阳似火时,确实阻碍了一部分阳光的射入,降低了温度,确实是把方便留给自己。——可是,贴膜车起码在“交通物理学”的“理论上”,是把困难留给了别人。

 


中国行驶的贴膜车还没有受到任何行政法规的制约。

 

(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在车上时,我一边左手开车,一边用右手拍摄的照片。地点是国贸桥上,前面的汽车全部是“贴膜车”。本多立太郎老人91岁,在后排座。当时,我的家在朝阳区的松榆里住。这段说明,是今天2018-4-20加上的。)

 

四,日本国的贴膜车和交通事故

 

日本国的汽车可以贴膜,不违犯交通法。但是,日本国的汽车只许贴驾驶员身后左、右车窗的膜;驾驶员左、右车窗不允许贴膜。最为重要的是:汽车后视窗不允许贴妨碍后车透视的黑色膜。否则,按照“非法改装汽车”论处。我们凡是驾驶过“贴膜车”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黑天驾驶车辆时,往左右看,什么也看不见。像是夜间戴黑色墨镜外出行路一样。”

如果让一个人分别驾驶“贴膜车”和“不贴膜车”;在黑夜交换驾驶两种车后,他绝对会得出两种鲜明的感受。

另外,在中国追尾时,无论何情都是后车驾驶员的责任。可是,在日本国可以向交通警察申诉:“——如果前车贴膜影响后车视线的话,责任另当别论”。日本的保险公司和中国的保险公司也不一样,中国的保险公司比较粗糙:“无论贴膜与否都照价赔偿。”而日本国的保险公司比较细致:“凡自行非法改装机动车之后,所造成交通事故的,保险条约不履行赔偿的义务。”

日本国的黑社会组织在日本语发音中叫“鸭裤砸”。日本国的“鸭裤砸”有特点,小“鸭裤砸”的手指一般都被切下一个、两个的。他们和中国的流氓一样:纹身、走路打晃儿,凶相毕露的。他们多使用有BMW标志的宝马车;再有,贴上黑色的膜。我有很多日本朋友到北京来,这些日本年轻人看着北京川流不息的黑色贴膜车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

“中国的‘鸭裤砸’多?还是日本的‘鸭裤砸’多?”

我每次都流利地回答:“日本国的‘鸭裤砸’多,但是,中国的腐败更多。”

比方:日本国有“会计师事物所”,它的“存在”是在商社社长领导之外的。而中国的会计是“本单位”的,本单位的会计是不能在财务制度方面制约顶头上司的。

比方:日本国的“株式会社”,的“株”,就像中国秦代的“一吊钱”。你出30枚钱币,我出120枚钱币,成为“一吊”。也就是“一串株”。这种集资经营的公司,现在被称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是社会主义,公司领导去美国“开会”是不需要下级监督的,也没有监督的必要。而日本国“株式会社”的监督来自于每一个投资人的切身利益,如果日本国“株式会社”的社长老去美国“开会、视察”又“没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不成!

日本国在交通法律方面限制了黑色“贴膜车”的流行。所以,日本国因为前车是“贴膜车”从而影响后车驾驶员的“透视预知能力”,在司法上有明文的限制。所以,日本国由于“贴黑色膜”而产生的“造成前后驾驶员透视预知能力降低的事实,”没有合法的司法条例支持存在。从而,使由此而产生的交通追尾事故在理论的层面上就有所降低。所以,日本国的追尾事故无论在现实事实中,还是在“现实司法条例支持上”都要少于中国。

笔者在日本国生活、工作、学习过多年。日本国的“贴膜车”状况是:城市多于地方;不文明的人多于文明的人。比方:东京、大阪和札幌的“贴膜车”比地方上的“贴膜车”要多的多。比方,日本国富士山下面的富士宫市,时至今日,几乎无一车“贴膜”。

笔者1984年在《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给日本记者松永成太郎先生当秘书。我们二人开车一行驶于建国门外外交公寓的大门,常常被路边的“贴膜人”拦住。他们在马路边上向我们兜售各种汽车车窗的膜片,他们推销“贴膜”的理由很充分:“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人!”。

日本记者松永成太郎先生很奇怪,他回答:“我不是坏人,我为什么怕人看呢?”

 

五,我想起诉北京市交通局局长“行政不作为”

 

我们人类社会从1886年由“奔驰”兄弟生产了第一辆汽车。120年来,各种各样的汽车风靡世界。根据我的调查,美国在交通法上规定不允许贴黑色的车窗膜,加拿大也不允许贴。“奔驰”汽车的车窗无疑是最先进的,它前后左右的车窗玻璃都有“由深到浅”色彩处理过,当面对“朝阳”和“夕阳”驾驶时,不用“遮阳版”也可以保护驾驶员的眼睛。“奔驰”轿车在车窗玻璃上的技术处理的先进之处,我贫瘠的知识水平现在还不能完美地形容出来。我知道的目前仅有:“流线”——空气动力学。“防爆”——物理动力学。“变色”——仿生医学。但是,世界上生产的汽车没有一辆在开出生产线时是“贴膜车”。

我去俄罗斯做过调查,他们的汽车有25%是日本人的二手车。(日本人的二手车车况不错,可以继续行使十年。)是日本人的汽车,当然,就没有贴膜车。爱抬杠的人很多,你们马上在俄罗斯调查一下?另外,俄罗斯人和欧美日的交通规则一样,白天必须开大灯。

 

“贴膜车”有三大弊端:

1,在“德行”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一个民族如果都为了自己而不为他人着想是多么的可怕。我认为,此事老百姓无责,因为,当官的带头携款外逃,带头把七姑子八姨转成美国护照。——没错吧?不是我方军瞎说吧?

2,在“事故”上,“贴膜车”在技术上影响了后车驾驶员的“预知判断”;造成他人追尾事故,所以“贴膜车”事故概率,要多于视线良好的车辆。

3,在“司法”上,“贴膜车”目前属于“司法条文界定不清”;属于交通法的制定者“行政不作为”。由于没有明确的司法条例,赔偿责任也连带模糊起来。

 

依据以上思想,我稍稍萌发起诉北京市交通局局长“行政不作为”的想法。

马上,我就推翻了我自己的念头。北京市交通局局长是国家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是高级干部。他的明确收入应该是我这个下岗老工人的多少倍,他的隐形收入应该是我收入的X倍。比方,他有免费的豪华的“公务车”,他可以去过世界各国视察交通状况,他用相对便宜的价格就可以买下宽阔的住宅,他视察过世界各国大的汽车生产线,他参加各种宴会的味道我甚至连闻都闻不到。他参到各种避免交通事故的会议,他参与制定各种交通法规的研讨会。另外,我如果想见他谈谈,绝对会被门卫当成神经病轰走。

——我算什么?我有什么资格思想人家局长应该思想的问题?

2008年奥运会就要来了,世界各国的游客会云集北京参与世界最巨大的体育盛世!数不清的外国游客不会在短时间内关心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人文文化,他们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体育比赛中的京骂、中国古迹、中国食文化和中国的贴膜车”。

北京市交通局长估计连这篇文章的样子看都不看,即使看两眼也会嗤之以鼻。的确,这是一个“积渊深厚的文化问题”,不应该让一个人承担责任。但是,我可以坦然地告诉北京市交通局长我的预测和分析:随着文明程度的扩大和深入,“贴膜车”一定会退出中国的交通的舞台。再过20年,也就是2026年,中国会有明确的司法条例限制对汽车的非法改造。从而,在理论上降低“出追尾事故”的几率。在交通保险上也会随之出台明确的赔偿条文和条例。从而在理论上限制人们对于自家车的非法改造,保障交通的安全。

 

“我梦想有一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遵守《小学生守则》。——某大学德育教授在新生入学后的第一课上发此感慨。

在此,我也想感慨几条:

日本东京的山手线电车是最拥挤的,可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自觉排队。

日本的高速路也是拥挤的,可是,所有的汽车都依次排队,绵延数十公里。

日本人从没有随地吐谈和随处张贴、书写“办证”之类小广告的。

日本对污染有严厉的司法条例约束,所以,日本的天是蓝的,河是清的。

日本人在公共场所没有一人大声喧哗,都是彬彬有理的。

日本人在饭馆里都是小声说话的,“不给别人添乱”是他们的美德。

日本人的垃圾由日本国民自觉分类,这么一点儿小事情,中国人在20年后也不行!

日本男厕所的小便池子前面的尿液几乎没有,日本人拿着那个东西都自觉尿在池子里面。而我们的小便池子前面尿液痕迹甚多、皆是。你岔开双脚也不成。包括人民大会堂的男厕所和北京饭店的男厕所。有些有名的医院,比方位于北京西直门的人民医院有个尿池子的管道就是坏的!你上边操纵好了也不成,下边又漏的哪里都是!

我是作家,我观察的事物应该是最细致的事物。

有时,最不为大家关注的小事情却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况。

很多人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我就不同意这种看法,难道慈禧太后活到今天也需要坐贴膜车垂帘听政吗?明明是我们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大众的“透视权”和“预防交通事故的预先刹车制动行为的权利”给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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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就在日本大使馆工作,几十年来我常常为中国人汗颜。

一个民族需要有一种精神!需要有一种凝聚力!需要有广泛纪律性!需要有波及城乡的文明、文雅风度!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看有多少高楼大厦,不是物欲横流的追求,而是从各种小事儿上看普通国民的文明的程度。——其中就包括给自家车“贴膜”。

我是批判日本国最为严厉是中国作家之一。

我是主张好好学习日本国的中国作家之一。

 

五,追尾事故,是下岗工人的福音

 

我亲历两次追尾事故。一次是在二环积水潭桥,一次是在三环丽泽桥附近。只听“咚!咚!咚!咚!”的巨大撞击声后,几辆车连续追尾在一起。我因为研究“贴膜车”,所以,急忙下车调查:果然,全是贴膜车。

我认为“贴膜车”不全是坏事,它有好的一面,它毕竟增加了就业的机会。

据《工人日报》20051226日报道:辽宁省总工会调查《四成职工位于最低工资边缘》。{本文由于不再详细引用的原因,是本文所述的是车辆技术性问题。}

36年前进的首钢当铆工的,开始每月工资16元人民币。我34年前穿上的军装,每月军队发6元人民币。36年来,我众多还活着的朋友们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用最为简单的语言描述:“一部分人每月200元人民币。下岗了。另一少部分人,每月至少3万人民币,叫‘年薪’。贪官污吏的朋友们另外描述。”

我去过两次缅甸,印象深刻。

一次是调查一代抗战名将戴安澜将军所指挥的中国政府军第200师;我在缅甸军方的帮助下,沿着当年200师的撤退路线走了一圈。那次赴缅甸,辛苦之极。采访之后,我在很多刊物上发表了报告文学《把戴安澜将军背回国的200师百岁老兵张家福》。

另一次,是随8位国内“有钱人”去缅甸赌博。这8位“有钱人”的身份我还真不好说,因为,黑社会的人物在昆明就和我们大家约法三章:“同车去,谁也不许问谁的底细。”

一路同行,言谈话语之间,我分析出同行的人物有一半儿是商人、企业家,另一半儿是地方执掌大权的干部们。在缅甸豪华的赌博场所,我只在赌场坐了5分钟,我身边的干部就输了75人民币!我是专门写抗日战争的报告文学作家,由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早已吓得手脚冰凉、魂飞魄散。

第二次出国缅甸,我是在缅甸国领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在异国他乡豪赌的现场照相、领取护照,再重新踏进中国的国门!感慨万千。我现在还保留着这本特殊的护照,保留它的目的是感叹人生的沧桑和变迁!有的人物,那么有钱!花也花不完,他们整天山珍海味、奔驰丰田公爵王、三蜜四蜜加五蜜;有的人物,捉襟见肘,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

——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呀。

我有两位朋友都是36年前进首钢,34年前一同穿军装的。他们其中一位10年前下海,翻船。还有一位5年前“买断工龄”。这二位捉襟见肘的困境在此我不想说,但是,我们一提起“贴膜车”大家就眼前一亮,感到“天无绝人之路、地无绝人之坑。”

前面说了,根据《北京晚报》20051212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交通事故报警每天2300起。”

根据我个人的调查,北京四县八区平均每一天追尾事故有44起。一次下雪,追尾事故超过了130起。这个数字不是官方公布的,只是一个交警朋友在半年之内自己的记录。中国的交通统计数字往往比较粗糙,只有“特大交通事故”、“群死群伤特大交通事故”、“死亡同比数字”、“受伤同比数字”的划分。其他交通事故统计的详细划分记录没有,比方:“超载、斗气、酒后、贴膜、改装、新老司机,新旧车、高速、路滑、打手机,”等等,等等。

根据200616日《作家文摘》的报道:“《中国公车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全文如下:“据悉,每年的全国公车消费不仅远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多。据有关人士预算,多数公车存在公用1/3、官员与司机私用2/3的现象,公车的工作效率只有出租车的1/5,但是,运输成本却要比出租车高出近10倍。目前(此文写于2006年),全国一共有350万辆公车。”但是,不管什么车,只要是贴了膜就相对增加了事故的概率。

这些数字对一些捉襟见肘的人来说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呀,追尾事故需要修理。而追尾事故又分成“人为的”和“人不能为的”两种。“贴膜使追尾事故增加”,应该属于“人不能为之”的范畴,“道路滑、刹车制动失灵”和“看不见,刹车制动过晚”是追尾事故的成因。而交通事故增加,资金的流向才能趋于合理。比方水坝,水渠和良田的关系;有钱人包里鼓鼓囊囊的钱只有通过“渠道”才能正常、合理地流入下岗工人的腰包。“贴膜车”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修车!

我在日本国留学的时候学习的是《经济统计学》,我把在日本学习到的知识用在对“贴膜车”的研究上。透过贴在车窗上那黑色的膜,我看到贫富分化的根源在于权力腐败。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 ,这是一个危险的数据,又是“贴膜车”的心理依据。在这个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多少人又会找到新的工作呀。20051217日《北京晚报》2版的通栏标题是:《我国贫富差距破国际警戒线》,但是,很多人为的因素在自觉不自觉地缓解这一矛盾。

2006113北京《信》报记者李剑英报道:《车祸死亡人数5年来首次回落》,副标题是《去年造成近10万人死亡  171亿人次交通违法被处罚》。文中说:“公安部交通局局长杨钧昨天通报了2005年全国道路交通安全情况。2005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450254,造成98738人死亡、469911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188亿元。自2001年以来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首次回落到10万人以下。”

杨钧局长介绍:“在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增长209%的情况下,与2004年相比,全国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万车死亡率“三下降”:事故起数减少67635起,死亡人数减少8339人,万车死亡率减少23%。”

我注意到,杨钧局长没有提关于贴膜车的调查。

1984年给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的日本记者当秘书。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研究中国全国的报纸。几十年来。我把这这一工作习惯延续到今天。

1997年从日本国留学归来,主要是研究抗战史和亲历过抗战的老人们的。但是,我也研究其他的课题;“贴膜车”就是一例。我1998年在《华声月报》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叫《厌恶贴膜》的文章。今天这篇应该是中国关于“贴膜车”调查的第二篇。可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车窗贴膜”这一社会现象。我的研究纯属个人行为,完全是个人观点。所以,不可避免地有各种错误出现。敬请各界朋友批评指正。

我的目的是:“减少交通事故。同时希望国人更加文明,更加关爱他人。”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200624   ——这是12年前写的!


 

老兵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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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张林

1975年我和老兵张林(右)在西安驻勤时

我非常喜欢老兵张林,之所以管他叫“老兵”,因为他是1968年入伍的,而我是1973年入伍的。今天,我65岁,他应该是70岁了!老兵张林几乎没有给我以任何“教育”的老兵口吻,但是,他给我的启迪却让我受益终身。张林是东北沈阳人,人高马大,风流倜傥,诙谐幽默,豪气满怀。

一,             东方厂防空洞里的弹道学

西安有东方机械厂、黄河机械厂、秦川机械厂、华山机械厂。这些工厂都是军工厂。我们驻在东方厂就是生产炮弹的工厂。我们住房的前面30米,是东方厂防空洞的入口。这个防空洞长200多米,我记得这个防空洞很简陋。万一飞机来轰炸,能不能防身?难说。

我们是军人,当然有枪。但是,西安是大城市,当然不能随便开枪。怎么办呢?不知道谁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到防空洞里开枪去!”——张林是老兵,他同意就OK了。

但是,几个人一分析:“枪声太响!耳膜受不了!怎么办?”

张林有主意:“脱下袜子,把它塞进耳朵眼里不就成了?”

于是,我们每一个人耳朵眼都“噹啷”出两条像女同志大辫子一样的袜子,提着AK47冲锋枪进了防空洞。“——噹!”|“——噹!”、“——噹!”、“——噹!噹!噹!”

防空洞里“拢音”;真是震耳欲聋!震人发聩!震人心玄!震人心魄!震撼心脾!

我学习过相关的知识:在强大的声波面前,要半张嘴;这样耳膜所接受的声波来自里外两面,耳膜不收损伤。而炮兵常常在大声波旁工作,凡紧闭嘴者,老了多是聋子。

尽管如此,收到防空洞巨大声波刺激的我们还是不由得放声大笑着跑出来。

 

事后,我自己去了漆黑的防空洞研究AK47在防空洞留下的“弹道”,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研究使我今后四十几年受益匪浅。

西安东方厂的防空洞建于1969年全国战备期间。防空洞很简陋,墙壁是胶泥的,没有砖墙;防空洞顶上有拱形水泥盖板。AK47冲锋枪口径7.62,属于强悍、实用、稳定的枪支。子弹有效射程800米。在强有力的射击下,AK47子弹沿着防空洞的胶泥墙前进;弹道轨迹很少有笔直前行的。子弹遇到阻力,一般都在胶泥中翻滚前行。从弹痕轨迹初始路线,到子弹头在胶泥墙壁上完全停止,有600毫米左右长短的行使轨迹。

 

1984年我在日本《读卖新闻》社工作时,采访第一个原侵华日军59师团的老兵算起,时至今日,我已经采访了500多位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们。

他们分别是:10名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老兵,和17名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中国籍的老兵。这27人的故事,我写在一本叫《最后的飞虎老兵》一书中。

我在日本国采访30几名原侵华日军老兵1999年开始,又有十几名原侵华日军老兵和我方军联系,他们到卢沟桥、上海、江苏等地下跪谢罪、忏悔。这些故事,分别发表在《我认识的鬼子兵》和《来谢罪的鬼子兵》的两本书中。

我在俄罗斯采访过几名原苏联红军的老兵。由于不会俄语,所以,只是拍照和不多的文字记录。但是,毕竟,我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我在国内采访500多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这些故事分别在十几本书中。

 

我采访这些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中必然要聊到“枪伤”的话题,这时,和张林老兵一起在西安东方厂防空洞里研究“弹道轨迹学”就完全有了十足的用场。

 


日本鬼子在长城欢呼

 


原侵华日军59师团老兵盐谷保芳在建川博物馆和deng小平合影 

原侵华日军59师团驻在中国山东泰安的日寇老兵盐谷保芳十几次来中国谢罪,我个人接待了8次。我们一起洗澡时,我观察到他身上中了3枪,都是“贯穿伤”。

我对盐谷保芳说:

“你这弹痕是贯穿伤,是日本军三八式步枪打的,距离在200米左右被击中的。如果是400米以上距离,身体中弹的出弹孔有可能是一个大洞。因为,子弹遇到阻力,比方遇到骨头时,会翻转。如果在500米距离被三八枪击中,子弹头会留在中弹者身体内。

凡是子弹贯穿身体的,中弹者受伤损害不打。而子弹留在身体中的人往往受伤严重。

日本军三八式步枪子弹直径6.5毫米。在400米时仍然具有杀伤力。由于口径小,所以,三八式步枪击中人体多是贯穿伤。明治天皇年号第三十八年(1905),在战争中日军使用了40多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而当时,中国国军使用的‘汉阳造’口径口径7.92mm。中国的汉阳造子弹直径大,子弹打入人体后多翻转,因此,出口多是一个大洞。”

日寇伍长(上士老兵)盐谷保芳对我的研究大加赞赏。他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回答: 1975年和中国的老兵,伍长张林西安防空洞内射击的弹道运行轨迹给我深刻的印象。

 


原侵华日军59师团伍长盐谷保芳送的饭盒和三八枪刺刀

盐谷保芳数次把原侵华日军59师团使用、保留的武器(除枪支外)带到中国(80多件)。我分别把这些武器赠给中国军事博物馆、四川建川博物馆和抗战馆。

原侵华日军59师团伍长盐谷保芳还把他的数本日记送给我。

上面的日本鬼子兵的军用饭盒还有盐谷保芳亲笔写的故事:

“一次和八路军作战,我们日本兵被打死48人,侥幸活着的(盐谷保芳也和)日军大部队一起撤退。第二天,日军集结大部队反击。可惜,八路军已经撤退。

只见日军死者48人全部被扒光衣服,尸体被排成一排。他们的生殖器全部被利刃割下,放在头前的日军饭盒中。”

盐谷保芳当时(1944年)没有相机,但画了图画,表现这49具尸体的样子。

盐谷保芳每一次到中国来,都要自己去泰安农村这个故地去祭奠这48人。

    ——这篇采访记我发表在方军新浪博客中。题目是《日本兵饭盒的故事》。

20171214《北京晚报》上的报道 

我采访过的10名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老兵相继谢世,我采访过的原侵华日军老兵相继老去。我采访过的400多位原国军抗战将士们也是大部分谢世,我采访过的铁道兵司令吕正操将军、孙毅将军等人也按照自然规律相继离世。

——但是,这500多人的口述史被我记录在十几本书中。

他们身上的“子弹贯穿伤”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对弹道学的研究,当然伊始于1975年张林老兵带我在防空洞里使用AK47发射的子弹和它们的运行轨迹。

  

二,缴获的英军吉普和西安火车站

 


老英吉普照片,现在叫“路虎”满大街的都是。 

我最得意的回忆,是和张林老兵等人到西安火车站接人的经历。

第一,  是又破又旧的英吉普着实牛逼。第二,就是原先火车站的历史依据。

 

先说张林老兵开的老掉牙的英吉普车。她是六师西安家属基地的用车。六师后勤部的部长参战过,他告诉我:这台吉普车是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缴获英军的汽车。当时(1975年),中国只有三辆在战争中缴获的英吉普车。而且,到1975年为止,中国没有进口一辆英吉普汽车。

这台汽车这个破呀,难以形容。机器盖子上有个轮胎。必须摇着车(发动汽车)。老兵张林块大膘肥,所以,他摇车,我踩油门。因为我多次踩油门,所以,进油量过大,所以,排气管子里会产生“砰、砰”的爆炸声。用我的话形容,这台汽车叫:

“——块大膘肥、——放屁如雷。”

——一辆使用20多年的汽车!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

 

1950年至1953年,朝xian战争时期的联合国军。

我上二年级时(1962年)看过一本小人书,叫《英雄杨连弟》,讲得是抗mei援chao 战争时期,志愿军中的铁道兵在前线修铁路的故事。195010月,杨连弟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铁道兵团第1师第1团第1连任副连长。1952515日,杨连弟在清川江大桥指挥连队架桥时,被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弹片击中头部,光荣牺牲。

那本小人书中说:抗meichao战争是中朝军队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打的。

而“联合国”军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土耳其、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埃塞俄比亚共16个国家的作战部队及意大利、挪威、瑞典、丹麦、印度5个国家的医疗队组成。
   
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援韩部队最多时达到93.26万人,其中包含受“联合国军”指挥的韩国部队达59万多人。其中美国出兵居第一位,兵力达30多万人;英国居第二位,兵力达1.40万多人;加拿大居第三位,兵力达6100多人;土耳其居第四位,兵力达5400多人;其余出兵数量的排列顺序是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泰国、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哥伦比亚、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南非。

能和张林老兵一起开我们铁道兵在朝鲜战场缴获的英军吉普车,我感到无上光荣。

 


1975年时的西安火车站正面

我和张林老兵数次去西安老火车站接人的经历也让我难以忘怀。张林进站接人,我就在火车站前的车旁等。这时一群男男女女的大学生围着我们的破车看。我这人特别喜欢和人说话,属于“管丈母娘叫大嫂子”的北京胡同串子。我就给她们讲这台老掉牙的英吉普,还有抗meichao,还有我们铁道兵的话题。

这些女孩子们头一次听见如此这般的故事,也赞不绝口、啧啧称奇。

最后,我和张林老兵是在一片羡慕的眼光中,和一片赞赏中,把这台老掉牙的破汽车开走的!直到今天我还感到荣光。我至今总结:“一台老掉牙的英国汽车,在我手里就可能黯淡无光、毫无生气;在风流倜傥的老兵张林手里就会熠熠生辉、小姑娘们会啧啧称奇。”

当时,我父亲在陕西省广播事业局当局长,我母亲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他们当时在西安雁塔路8号省委大院住,因此,我也是西安人!所以,我当然关心西安的事物;我和张林老兵数次去西安老火车站接人的经历也让我难以忘怀。老的西安火车站始建于193412月,19356月正式运营,时为客货兼营一等站,站名为西安车站。蒋介石就去过西安老火车站。

 

 

1934年蒋介石就去过西安车站,当时的蒋介石47岁,风流倜傥。

 


1975
年西安老火车站站台一侧的样子


三,             我们在咸宁路百货商场当售货员

 


1975年春节咸宁路百货商场的职工和我们合影

 


前排左一李新会,右一方军,右二张林,后排左一刘玉志,左二崔宝华。前排左一是河南兵李新会。其余有三位甘肃兵,一位贵州兵。40几年,竟然忘记了战友们的名字。抱歉!

 

1975年春节,西安咸宁路百货商场到部队联系,让解放军帮助春节的繁忙工作。

老兵张林带队,我们这些人到百货商场去当售货员。这个经历也让我感到新奇和兴奋。

我卖什么货物?柜台是什么?现在也忘了。特别令人尴尬的是,我前面老是有几个小姑娘来“买东西”,她们故意问这问那、没完没了……。我急不得脑不得的。她们还故意学我的“北京腔调”。比方:“——这件商品是:7毛儿8,——这件商品是:5毛儿6……”

我告诉老兵张林,他笑笑说:“她们问一千遍也不能发态度!要笑脸相迎!”

我倒不认为她们是拿我开心,只是深深感到:人民大众爱解放军!

 

老兵张林给我的生活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使我对当兵生涯有了无尽的回味和眷恋。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2018-5-1




 

侵华日军军官田岛寿嗣和他儿子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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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彭文广出生在隆隆炮声之中

 

侵华日军在云南腾冲的历史是这样的:

“日军侵腾一共两年四个月又四天,却在腾冲杀害老百姓21467人!烧毁民房24000多栋,掠夺粮食6000多万斤,大牲畜50000多头,公私财务约合50亿国币,奸污妇女千余人次。这些罄竹难书的罪恶被腾冲人强忍住悲愤的眼泪,用历史的笔墨和历史照片组合在今天的《血色记忆》中。

光复腾冲的战役在中国抗战史上也是少有的:天上有美国飞机的数月轮番轰炸,地面有中国军队顽强的攻击,甚至有美国兵和中国军人一起冲锋陷阵,并且英勇牺牲。在攻击腾冲城的中国军队的后面是倾城出动的腾冲人们,他们在炮火硝烟、枪林弹雨中为军人们呐喊助威。尤其是腾冲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她们迎着日军的炮火齐声高唱中国歌曲,这在中国的抗战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为争抬担架救护伤员的机会,腾冲商人甚至互相下跪!我在采访遗留腾冲最后一位89岁的少校军官时,他至今仍然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地回忆和叙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由于《血色记忆》是腾冲人自己写的书,所以《血色记忆》是以完整的角度和层面、完美地记录了这场光复国土战斗的全貌。

腾冲后来被打成一片废墟。

《血色记忆》所表现出来的悔恨也是传世之作:原县长邱天培在日军到来之时竟然弃民不顾、乘夜而逃,致使腾冲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至使292名日本鬼子刀不刃血、乘隙而如,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腾冲城。这段历史,被中国历代皇帝派去戍边千百年、军人世代的腾冲人称之为奇耻大辱,直到今天还捶胸顿足、耿耿于怀。后来,邱县长的女儿为国争光,勇夺数枚乒乓金牌,那是后话,不在《血色记忆》之中。

邱天培县长临阵逃跑之后登台的是张问德县长。《答田岛书》是张县长的杰作。

表现侵华日军可耻下场的照片在中国的其他抗日战场的资料中几乎没有。而活埋中国人、枪杀中国人、轰炸中国人、溃退中国人、调戏中国人、侮辱中国人、奴役中国人,占领中国大片国土的耀武扬威的侵华日军照片却比比皆是。这些照片多是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地区自己照的。而《血色记忆》填补了这一空白,实在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伤154万人,《血色记忆》记录了侵华日军在腾冲城最后的状态。

我在《血色记忆》一书的《序》中这样结尾:

“面对日本人不承认战争罪行的恶行,我们采取的行动只能是拿起自己的笔,不断充实、细划我们自己的各种书籍;认真教育我们的后代。因为。历史的悲剧不能再重演。我们希望的只是从历史的灾难中汲取教训,从历史的胜利中获得力量,从历史这面镜子中获得新生。

我真希望更多的人看腾冲人自己写的《血色记忆》这本书。

《血色记忆》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以上内容确实是我给《血色记忆》一书写的《序》。

《血色记忆》中有报道《答田岛书》的篇章,这是极其重要的章节。

 



“答田岛书”被雕刻在石碑上,在腾冲国殇墓园永久树立、祖辈相传。

 

《答田岛书》之所以流芳百世和彭文广生身父亲田岛寿嗣有直接的关系。

丘天培县长逃跑之后是张问德临危授命当了腾冲县的县长。当时驻在腾冲县日寇的首领是田岛寿嗣,他扶正了一个叫钟镜秋的伪县长,这个伪县长成了被中国人嗤之以鼻的侵华日军的走狗。田岛寿嗣发现逃跑的县长或者是扶植的伪县长都没有在腾冲城之外坚决抗日的张问德县长影响大,于是,1943831日,驻腾日寇行政本部长田岛寿嗣给张问德写了一封信,要求在腾冲小西乡董官村董氏宗祠与张县长会面。田岛寿嗣的信笺其表面意思是借口要“对腾冲人民生活的坦诚商谈”,其阴谋是要离间抗日军政双方的团结、对张县长招降纳叛。张问德县长于912日写了《答田岛书》,严词驳斥田岛寿嗣的一派胡言。信中历数了日寇侵入腾冲以来犯下的罪行,最后严正指出:

“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对于阁下所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然余愿使阁下解除腾冲人民痛苦之善意,能以伸张------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回东京”,“余拒绝阁下所要求择地会晤以作长谈,而将从事于人类之尊严、生命更为有益之事。痛苦之腾冲人民,将深切明了彼等应如何动作,以解除其自身所遭受之痛苦。故余关切于阁下及其同僚即将到来之悲惨末日命运,特敢要求阁下作缜密之长思。”

 



张问德县长功绩缩编

 

这封义正词严的回信,经过当时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生转呈国民党中央,并先后登载于《腾越日报》、重庆〈大公报〉、〈扫荡报〉、〈中央日报〉,还被中国各省报纸转载,并且,作为中国历史的佐证被选如国史馆资料中。张问德先生所表现的与侵华日军不共戴天的凛然正气,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敬佩。〈答田岛书〉也作为全国重要文史资料流传后代。当年中国政府的军部部长陈诚代表蒋介石召见《答田岛书》作者张问德,称誉他为“全国沦陷区五百多个县长中之人杰楷模,不愧为富有正气的读书人”。蒋介石还题赠“有气节之读书人也”匾。张问德在1946年被中国政府授予“光华”甲种二级银质奖章。

由一封书信引起的荣辱,进而把侵华日军军官的名字刻在石碑上以警示后人,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实属罕见。

一份书信给书信人带来一生的荣誉,这可能是张问德本人在给侵华日军军官田岛寿嗣回信时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吧?

中国人祖祖辈辈都喜欢雕刻石碑,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与历代遗留的石碑有密切的联系。中国老百姓时至今日还说一句口头禅叫作“不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答田岛书〉已经被雕凿在中国腾冲县的〈国殇墓园〉的石碑中,看来,关于侵华日军军官田岛寿嗣和侵华日军罪恶的故事会广泛在中国社会流传了。

我衷心希望来中国云南省观光的日本国游客不光去滇东的瑞丽、大理和昆明;滇西的战争遗址也可以看一看。侵略战争实际上就是一把双韧剑,它先伤害别人再消灭自己。

我衷心的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田岛寿嗣的家属尽快和中国云南腾冲县的彭文广先生取得联系,早日商谈血脉之谊。毕竟,侵华战争的血雨腥风已经飘过去60年了,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应该勿忘历史、面向未来。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 

照片有四张,请查。一,田岛。二,彭文广。三,《答田岛书》四,年轻时蔡兰辉。此文是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最后一批人》文稿时的。我当时用“辉”字,可能是错误的。

 

四,余戈先生关于田岛寿嗣和他老婆的报道

 

下面附上滇西抗战专家,解放军作者余戈关于:田岛寿嗣、和蔡兰惠的相关报道。

 

腾冲蔡兰惠资料:

@余戈-腾冲之围(余戈)

意外地看到了蔡兰惠的照片,很多疑惑释然了。在嫁给远征军许连长之前,她还曾与张问德的长子张福星结婚,张县长以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相逼,迫使儿子与蔡离婚。她这一生真是传奇:嫁土司做姨太、嫁日军大尉田岛寿嗣、嫁国军中校张星福、嫁国军上尉许连长,转身为解放军许团长夫人、新疆建设兵团女兵。

 


方军说明:此照片上人物是张问德的长子。在嫁给远征军许连长之前,蔡兰惠还曾与张问德的长子张福星中校结婚,张县长以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相逼,迫使儿子与蔡离婚。

 


嫁给解放军许团长的蔡兰惠

 

方军注解:彭文广的母亲蔡文慧应该是在战争风雨中、在枪林弹雨中、在社会剧烈动荡中幸存的女人。她的人生中哪怕走错一盘棋都将引来灭顶之灾:

蔡文慧是腾冲最漂亮的美女之一,日军到来之前,她嫁土司做姨太、1942年日寇占领腾冲后,她又嫁日军大尉田岛寿嗣。1944年,她生出彭文广时20岁。1945年滇西抗战胜利之后,她嫁国军中校张星福。老县长张问德暴怒之后,她又嫁国军上尉许连长。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被打倒,她远逃新疆,凭着天生丽质又转身为解放军许团长夫人,成为新疆建设兵团女兵。

1975年到1979年在新疆修铁路,遇到不少刚刚被释放的国军前军人。当然,也见到不少随解放军进入新疆的家属们。与新疆当地人相比较,这些家属们又是绝对高高在上的。想必,一生在刀尖上跳舞的美女蔡兰惠也在其中。

 各位抱歉,一篇发不上去,只好分成两篇发表。在此说明。

方军说明:请尊重原创,如果引用请各位注明出处,请注意版权。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2018-5-8

 


 

王小波先生的母亲和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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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和母亲宋华、妻子李银河在教育部院内合影

笔者母子和王小波的母亲宋华女士

笔者母亲和王小波的母亲在教育部老干部之家门口

王小波一家:宋华、王方明,前左一为王晨光、前左二为王小波

教育部里老太太们常常聚齐谈话的地方

我问:王小波都写了什么书?宋华女士如数家珍

书架上排码放的是王小波写的书


1997年王小波逝世,宋华阿姨和李银河在王小波墓前做最后的诀别

 

我常常要去给我妈干活儿,这是必须的。我妈常常到教育部院里和老太太们聊那些无关紧要、没完没了的老太太们的话题。我看老太太群里有王小波的妈,而且,王小波的妈曾经也是“八路”,我就对我妈信口开河,说要写一篇“王小波的妈和我的妈”的东西。我妈在老太太们聚会的时候,把这条信息传达给王小波的妈了。谁想到,这一下子,糟了!王小波的妈认真了。我也只好赶鸭子上架。

临时抱佛脚,我这才稍微调查了一下王小波的来龙去脉。我的天呀!王小波是时代的精英,是文化的楷模,是文学的巨匠,是思想的开拓者……。我怎么敢班门弄斧、不自量力、攀龙附凤、趋炎附势、打肿脸充胖子呢?

我妈带领我到王小波家串门儿,王小波的妈妈宋华阿姨笑着说:

“咱们院子里,有几个作家。哈哈,你算一个。”

我急忙解释:“我下岗8年了,我天天坐在家里面。我是坐家。”

没有办法,宋华阿姨进入了状态。她真是拿我这个屎壳郎当成大铆钉了。她认真地和我谈话,还借我八本大部头著作,让我先读一读。这八本书有一尺高,我的天呀,完啦!骑虎难下!覆水难收!进退两难!上船容易下船难!

王小波的妈妈问我:“你知道王小波为什么叫‘小波’吗?”

我这人看见老太太们就喜欢胡侃,我比划出自由泳的样子来说:

“——知道,游泳池里、海里,都有波浪。这是喜欢水的意思!”

王小波的妈宋华阿姨很严肃,她不笑。她告诉我:“1952年,小波的爸爸遇到政治风波,被打成‘三反分子’。所以,给王小波起名时,用了‘小波’的字。”

我大概知道“三反分子”的意思:“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还有三反,就严重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我知道王小波父亲王方名原籍四川渠县,逻辑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不久赴延安,转战至山东。50年代初任国家教育部干部。1952年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当时,王小波家的生活来源完全依靠王方名夫人宋华一人的收入支撑着。)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

我妈和王小波的妈都是80多岁的人,她们都用拐棍。走起路来慢慢腾腾的。

王小波妈唠叨:“当时,组织上让我和王方名离婚。可是,我觉得他是好人。”

两个老太太走着,聊着。我默默地跟在后面。旁边,是教育部院子里面高大的,红墙黄瓦的郑亲王府古老建筑。

我感觉,这两个老太太就像在历史巨著中穿行的人物。她们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完完全全和这些古老的建筑、古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高呼万岁。他们必须给自己树立一个神出来。

北京故宫、颐和园等皇家园林中最多的匾额就是“万寿无疆。”

可是,和红墙绿瓦一起派生出来的精神领袖,同时又给民众以无尽的沧桑。

不管北京的故宫,还是星罗棋布北京各地的恭王府、郑王府……。这些古老的建筑都有威严,令人肃然起敬。中国的老百姓老实,这完全和古老建筑的威慑有关。

比方,红墙绿瓦里外的评判标准:

历朝历代,俯首帖耳的都是好人。多走一步的,是反革命,是被镇压的对象。比方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先生;他1952年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距今50多年来,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同一理论,在1952年提出,就充满危险。

正如前面所说:只多走半步的,那就是学者,比方:王小波、李银河。

郑王府是清代开国元勋济尔哈朗的封邸。我查了一下资料如下:

济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弟舒尔哈齐之子,顺治九年(1652)加封叔郑亲王,是清初著名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王府创建于清代进关之初,清代王公大臣的宅第营建,均有定制,如基址过高或多盖房屋皆属违法。郑亲王济尔哈朗就因建府殿基逾制,又擅用铜狮、龟、鹤,于顺治四年(1647)遭弹劾后而罢官罚款。府邸建成后,历代袭王有所修缮或扩建,最重要的是第八代袭王德沛对花园的扩建。园名惠园,是京师王邸花园中的最佳者。十三代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及肃顺等同为顾命八大臣辛酉政变后被赐自尽籍没家产,同治十年又发还给已恢复世爵的庆至,复为郑亲王府。

说来也奇怪,顺治九年(1652年)法国巴黎也新建了不少建筑。但是,那里的建筑并没有起到“禁锢思想”的威严作用。

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巴黎的警钟长鸣,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涌上街头,夺取武器,开始了武装起义。攻占巴士底狱成了全国革命的信号。各个城市纷纷仿效巴黎人民,武装起来夺取市政管理权,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在农村,到处都有农民攻打领主庄园,烧毁地契。不久,由人民组织起来的制宪会议掌握了大权。这一年,制宪会议颁布了“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的“八月法令”,紧接着又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的原则。非但如此,17931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国王路易十六。

法国的建筑,让法国人滋生出:

“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等思想。

看样子,中国的建筑对中国人产生作用。

而法国的建筑对法国人产生不同于中国人的作用。

所以,王小波的妈和我的妈,是中国古老建筑旁边人物。她们是从古老来的,她们是古老的一部分;她们是融于古老建筑、古老文化和古老文明的。

王小波和他妈妈不一样,王小波1984年,32岁时,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在美留学期间,与妻子李银河驱车万里,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这段经历在一些杂文和小说中可以看到。留学期间,其父去世。

王小波的父亲、母亲,都曾经是抗日军政大学的老师。

王小波的父亲,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年的198593日,在家里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直播中,溘然长逝!当时,王小波的母亲宋华阿姨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纪念抗战胜利的大会去了。

王小波的妈妈宋华阿姨17岁就参加共产党、八路军。阿姨说:“天天背一杆日本三八式步枪,四颗手榴弹。”

宋华阿姨在《抗日战争经历的点点滴滴》一文中,这样写道:

“反扫荡结束后,我们回到党校进行反扫荡的思想总结。在这次残酷的反扫荡斗争中,更深刻认识到日寇的惨无人道。他们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一位同学不幸遭到日本鬼子的强奸,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整天失魂落魄、愁眉苦脸。有位70多岁的老妇人,满口无牙,竟被日本鬼子强迫口交。我有幸从敌人的包围圈里突围出去,没有被俘、被杀,但是,我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马上就是93日,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了。记录下对王小波妈妈的采访,我感慨万千。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无数中国人卷入到苦难的深渊;同时,使无数中国人拿起武器,走上抗战的道路。千千万万人的流血牺牲,才换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呀。

 

另外,我采访王小波的妈,感到:王小波的妈和我的妈,那实在就是“土八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和现在的干部实在不能比,他们艰苦朴素,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不敢批评王小波的妈,但是,我敢说我妈:“共产党给你们这些老干部发工资,不是让你们留着下崽儿的。您倒是消费呀!”王小波的妈的家,和我妈的家,和30年前没有多大的区别。看看现在的年轻干部们,有什么不敢干的呀!

 

王小波的父亲、母亲,都是教育部的司局长。王方名先生是刚刚解放时教育部视导司的司长。视导司,就是到全国各地检查大学工作的一个司局单位。1952年,王方名受到冲击之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由于王方名在哲学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74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在场。

 

我是不学无术的人,我临时抱佛脚。我查到:

王小波(1952-1997年)当代著名学者、作家,汉族。1952513日生于北京1968年去云南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品学专业。1984年至l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辞职专事写作。1997411日病逝于北京。墓地在北京昌平佛山墓区第八区。

王小波为人、为文都颇有特立独行的意味,其写作不乏智慧自然的人性爱有趣,别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自称师承穆旦查良铮)。

王小波的生平:

  1952513日 出生于北京。

  1968-1970年,云南农场知青

  1971-1972年,山东牟平插队;后担任民办教师。

  1972-1973年,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工人。

  1974-1978年,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工人。

  1978-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生。

  1982-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师。

  1984-1988年,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88-1991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1991-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

  1992-1997年,自由撰稿人。

1997411,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北京。终年46岁。

 

笔者采访王小波的妈妈,有如下的思考:

为什么王小波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呢?这和他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另外,和他家庭所遇到的冲击和苦难,也分不开。人有三种成才的心理依据:

“创造力,爱情驱使力,和逆境反作用力。”

“创造力的楷模”是玛丽·居里(1867.11.7—1934.7.4)。世界著名科学家,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p)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一生两度获诺贝尔奖(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爱情驱使力”的例子太多,不便一一例举。

“逆境反作用力”的例子,一个是王小波。再一个是张艺谋。

张艺谋的爸爸是抗日战争时期投奔黄埔军校的热血青年。抗日战争中,他是国民党抗战部队的上校军官,在后勤部队。解放以后,张艺谋的出身算是“国民党残渣余孽”部分的。现在的青年们,都不知道当年“出身不好”给一个人的冲击有多么的大。能“挺”过来的都成了各条战线上的“大师。”张艺谋也是“逆境反作用力”的代表人物。

王小波的爸爸如果没有当上“三反分子”,那么,就没有后来的王小波。

王小波的妈妈有抗日战争胜利60年,中共中央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而张艺谋的父亲却没有领到。如果,在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的纪念日里,中国政府能按照抗战学者方军提倡的“国家荣誉统一化的思路,给张艺谋的父亲补发抗日战争胜利的证章的话,想必,对张艺谋的艺术人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

 

2010-9-1

 

如今,王小波先生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已经故去,重发此文以思念她们。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2018-5-13


 

有幸采访到三位戴安澜将军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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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澜将军(19041942

 

    今年是戴安澜将军殉国76年,笔者曾经有幸采访到三位原200师戴安澜将军的部下。

抗战名将戴安澜(19041942),1926年黄埔军校三期毕业。他1942年,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取得同古会战(歼敌五千余,而日军兵力4倍于戴部)、收复棠吉等战功。1942518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540分在缅北茅邦村殉国。1939617,授陆军少将。19421016,追赠陆军中将,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戴安澜曾血战古北口,后立下台儿庄战役部分战功(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击败瑞阳公路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属武汉会战)、击退艾山阵地日军进攻(属徐州会战)、攻克昆仑关/击毙中村正雄少将(属昆仑关战役)等战功,因昆仑关一役获得蒋中正"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之赞誉。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一,把戴安澜将军遗体往祖国背的参谋张家福

 



2002年笔者采访200师少校张家福

 


2002年在昆明采访200师百岁老兵张家福

 


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最后一批人》中收编张家福事迹

 

笔者采访到的第一位200师老兵叫张家福,他是随戴安澜将军入缅作战的少校参谋。在1942518日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戴安澜将军腹部中弹三发后,张家福少校等人将重伤的戴安澜将军往中国方向撤退。几天后,在缅北茅邦村身受重伤的戴安澜将军不幸去世。由于遗体严重腐化,不得已,在缅北将戴师长火化。后来,他们十几人带着戴安澜将军骨灰从云南腾冲县入境。

解放后,张家福入狱30年。由于他会木匠,会造木质瞭望塔。所以没有被镇压。

 

张家福自述:1903年春节生人,祖籍是四川省云阳县龙重乡的凉水井村人。有个妹妹,我忘记问是不是还活着。他父亲叫张传人,租人家的地种。张老汉说自己有运气,外婆是个医生,街上有旧学先生教书。“八岁那年,外婆送我去上学,一共读了五年书,然后,回家放牛、放羊。后来又去小学读了一年书,一共读了六年四书五经。”张老汉说他19岁开始在当地当了三年的小学教师,后来,在龙重乡当书记员,管理户籍。19377月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了全面的旨在占领整个中国国土的侵华战争。张老汉放弃安逸平静的生活到四川重庆的军官总队当了一名少尉文书。张老汉得意的自述:“我字写得好。”

1940年,在重庆陕西街有个军官训练队,专门训练团长和上校以上军衔的军官,一年训练三期,每期二、三百人。那时,张调到军政部当中尉军官。1942年,张到远征军二百师参谋处当了一名上尉书记员。由于张文龙少校开车逃跑了,所以,在滇西的楚雄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戴安澜将军。1942年春夏,日军进攻并占领缅甸北部,盟军在缅甸战役中遭受挫折,为协助盟军,解救受围英军,二百师在戴安澜将军的指挥下英勇作战,不幸在缅北中伏,浴血殉国。

老人回忆,由于英军的撤退和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二百师陷入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包围。“当时的困境我们二百师全体官兵都清楚,上下都横下了以死报国的决心。”

“同日军作战很激烈,二百师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数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在同古那一仗,我们只有200人,而日军数量十几倍于我们,把我们团团包围,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只打的剩我们18个人。战场上月黑风高,硝烟弥漫,冷枪不断,鬼火丛丛。我们和师长一起摸黑突围,深一脚、浅一脚,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师长腹部连中三枪。负伤。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我们才得以突围。”

“我们十几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群山往中国云南方向走,由于没有吃的、没有药物,戴安澜师长两天以后就牺牲了。我们砍下胳臂粗细的树枝做成担架轮流抬着戴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他著名的战绩和战至一弹一卒的精神举世闻名;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他是我们的军魂,他是我们的英雄,我们一定要和他一起回到祖国去。”

经过几天,眼看快到中国领土了,在缅北茅邦村,戴师长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万般无奈,只好先堆起柴堆,先焚化了已经开始严重腐化的遗体。然后,在焚化的火炭中找出一些遗骨。

说道这里,老人的眼中涌出大滴的泪水。

 

2003年,我把《百岁老兵张家福》的采访记收编在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批人》图书中。

 

二,亲自驾车把戴安澜将军灵柩运往昆明的陈文钟

 


2011327我采访远征军陈文忠老兵

 


由《山东画报社》出版的图书《最后的抗战老兵》

 


戴安澜之子戴澄东和义乌远征军老兵陈文钟深情相握。 记者 黄泽振 摄

 

2011年在浙江采访远征军老兵陈文忠先生。他的任务是:亲自驾车,把放在棺木中的戴安澜将军灵柩,从保山运送到昆明。

陈文钟自述:当年,我服役于汽车第五团二营五连一排,奉命迎接戴安澜的灵柩。在回忆录中,陈文钟写道:

    “19425月底,要派两辆车去接运200师师长戴安澜的灵柩。远征军在缅甸的战事失利后,大体分成两股,一股向北退回祖国,这股人数较多;一股退入印度,这股人数少些。这天,我的这辆车也去了,这两辆车昼夜兼程,要在预计时间到达,地点是在保山的东北面,离保山还很远。我们在一个山口附近停下等待,预计时间不差,当天下午就接运上了。骨灰已入棺,灵柩安放在我车上,人员坐另一辆车。在我车的车厢左前上方,高高地挂起一件血衣(是白衬衣),胸部有枪眼好几个,是被日寇伏击中弹牺牲的。到昆明后有专人迎接,以后还开了追悼会……”

    可惜,这件血衣至今下落不明。

 

2011327日采访远征军陈文忠老兵时,陈文钟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记忆清澈。上面的照片就是证明。采访陈文钟的文章,我收录在由山东画报社出版的《最后的抗战老兵》一书中。

昨天(2018-5-23),我给陈文钟儿子打了电话,得知陈文钟正在住院治疗。得知他老人家92岁健康状况尚可,我心里很高兴。

 

三,贵州幸存戴安澜200师女兵施仲珍

 


2011年的“913日”,在我们的“林副主席自驾仙鹤去蒙古国的温度尔汗”40载的纪念日里,我去贵州普安县,采访了1939年参加中国政府军抗战、1942年随戴安澜将军的200师入缅作战,现在贵州普安县的93岁原少尉军官施仲珍女士。

 

施仲珍自述:我是19193月生人,贵阳云岩人。自小没有见过母亲,父亲在我5岁时谢世。1937年考上贵阳青岩女子师范学校,那时,贵州抗日救亡热潮高涨,我也积极投身抗日宣传的运动中。1939年,施仲珍有参加国军的短期经历。

1939年经人介绍,认识国民政府贵州省政府参议员杨致道。经过相识、相恋,最终结成伉俪。

施仲珍回忆: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杨致道的弟弟是国军旅长,战死疆场。随后,被向后方撤退的部队安葬在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昆山。

在贵州省政府内,杨致道的同僚们说他:“你兄弟战死疆场,你还安心做官?”

可能是激将法,激发起爱国热情的杨致道。他随即参加途经贵阳的戴安澜200师。

因为杨致道学历颇高,又会三国文字,还是贵州省政府要员。对于这种临危入伍的知识分子,戴安澜将军当时就唏嘘不已、大为赞赏。

随即,介绍杨致道到下属郑庭笈部,任200师政治部中校科长。

1941年,杨致道和施仲珍已经结婚。他们同时参加国军抗战,只是新兵施仲珍怀孕在身,所以,杨致道先一步,走进200师的军营。

1942200师赴缅作战失利后,200师官兵大量阵亡!

 

“兵败如山倒”施仲珍说:“200师官兵们在撤退的时候,很多人失去了军队的建制。就是:军、师、旅、团、营、连、排、班。”

说到施仲珍的撤退路线,还要说:“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即中国云南到缅甸的公路。建滇缅公路于1938年开始修。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首都仰光港。滇缅公路原本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竣工不久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实际上在缅甸境内全部是铁路;而在中国境内全部是公路。

“滇缅公路”中国与缅甸的接壤在缅甸的密支那,和腊戌出口。

从缅甸的仰光到曼德勒,是直线铁路。从缅甸的曼德勒开始,分成“人”字形;一条到密支那,一条到腊戌。从缅甸密支那火车站卸下的物资,通过腾冲口岸,(用汽车)入境。所以,100年前,腾冲就有英国领事馆。

通过腊戌火车站卸下的物资,通过瑞丽(用汽车)进入中国境内,走的是畹町。

畹町也好,腾冲也好。最后,两条路又回合一起,途经怒江上的惠通桥。

过了惠通桥,前面就是保山。保山在怒江以东,可以直通昆明。

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运送,在滇越公路被破坏之后,是通过滇缅公路实施的。

 

200师官兵的撤退路线,和缅甸境内的铁路有关。

施仲珍夫妇和一群伤兵,是在缅甸的摩谷镇,最后被日军冲散的。

1942518,戴将军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540分在缅甸北部茅邦村殉国。

这个朗科地区,就在缅甸的“摩谷”和“细包”之间。

 

从缅甸的重镇曼德勒(大城市)往东,是曼德勒-------腊戌的铁路。

从缅甸的重镇曼德勒往西,是曼德勒-------密支那的铁路。

施仲珍夫妇和一群伤兵,登上一列曼德勒开往密支那的列车。

这列长长的列车就十几节,施仲珍夫妇就坐在最后一节上。

途中,缅甸的亲日份子把火车中部的挂钩打开了,车开不久,脱轨的列车在惯性的作用下,冲挤成一团!施仲珍夫妇乘坐的列车在最后一节,也翻了。凄厉的惨叫声、吼叫声、呼救声连成一片。施仲珍夫妇搀扶着爬出翻滚的列车,浑身是伤、四处流血!

“那情景,惨不忍睹!”施仲珍一脸悲伤,一直摇头。

 

从缅甸的八莫镇往中国方向走,没有吃点东西。施仲珍几次昏倒。由于遇到撤退的其他部队的战友,给她半碗米汤后,她和丈夫才勉勉强强地搀扶着往中国方向走。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第五军入缅甸时42000人,伤亡21100人。第6军入缅作战30000人,伤亡17600人。第66军入缅作战时31000人,伤亡16780人。惨烈!

历经千难万险,施仲珍一行人总算是走到了中国云南的境内。

 

以下文字,我引用了伍秋明记者的文字,共1376个字。伍秋明是贵州《六盘水日报》的记者。施仲珍和我讲了同样、类似的内容。为了省事,借鉴于此。

 

一天早上,这对精疲力竭已经毫无战斗力的人马走在路上,远远地与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相遇。施仲珍和伤员奋力逃跑,跑到了半山腰一个叫斋公房的地方的一座寺庙躲了进去。到了晚上,见没有动静,疲惫不堪的他们一头倒在地上睡了过去。半夜三更,日本兵悄悄摸了进来,一进门就瞄准穿着军服的10多名伤兵一阵扫射,伤员们当即倒在血泊中。杨致道用日语对敌兵说自己与妻子是教书人,是跟着他们一起逃难。见两人都身穿少数民族服装,敌兵没有当场施暴,而是用刺刀逼着两人,让他们把伤兵的尸体——拖到悬崖边推下深渊。

施仲珍和丈夫小心翼翼地搬动着战友们的尸体,胸中充满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慨。她说抱着伤员的头部往外拖的时候,她的眼泪止不住“噗噗”流淌,她真的不忍心以这样的方式处理战友的遗体。面对日寇的兽行和淫威,她只有在心里默念:

“对不住你们了兄弟们,你们已经回到了祖国,安息吧!”

 后来,施仲珍夫妇逃出日寇魔爪,回国。

解放后,施仲珍的丈夫杨致道因为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以被捕入狱,后死在监狱中。

施仲珍一直担任乡村教师,我去采访她时,老太太自述有退休金。

 

在抗日战争中英雄戴安澜将军已经离开我们76年了,为了缅怀抗战先烈们为国捐躯的事迹,我先后把这几篇采访记推送新浪博客希望发表。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就发不上去。这种情况在这几年已经是屡见不鲜。由于是习以为常,所以,我本人对于这种“博客发不上去”的情况已经没有悲愤的情感了。

为纪念76年前以身殉国的戴安澜将军,把采访他的三位部下的故事缩编成一文,再发一遍试一试。如果还是发不上去的话,也就只能为:日本鬼子能占领中国14年、中国死伤3500万人!国军阵亡380万人!国军将军殉国近200人而仰天长叹了!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    2018-5-24

 


 

用文学纪念卢沟桥事变8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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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卢沟桥事变7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次集结》后,由于日本国民都知道“卢沟桥事变”,所以,日本国也迅速出版了日本版的《最后一次集结》。

 

中国的近代抗战文学分成三大类:

一,小说。代表作:《烈火金刚》、《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亮剑》等。

二,是史记文学,比方:《松山1944》等。

三,报告文学。代表作: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解放军出版社的《星火燎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红旗飘飘》等等。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我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的范畴。比方,有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次集结》就记录了原29军老兵们,在200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70年的时候在卢沟桥上的最后一次集结。我从1999年开始,几乎采访了所有健在的原29军老兵。

如果用博物馆界的术语,在长达十几年中采访29军幸存老兵而出版的图书:《最后一次集结》就应该算是“一级文物”。

——有人不服,那么,请您再在中国文学界找出类似的一本来?

那么,“一级文物”的标准是什么呢?国家规定:“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为一级文物。”那么,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写亲历卢沟桥事变,并且,今日幸存于世的29军官兵的文学,世间仅此一部图书。那么,《最后一次集结》是不是很珍贵呢?

如果不珍贵,日本国的图书市场为什么会出版这本书呢?日本人不是同样,也很关心亲历卢沟桥事变后,29军老兵的处境和生活状态吗?


19376月,侵华日军航拍了宛平城和卢沟桥的航拍照片。他们蓄谋已久地准备了对驻守卢沟桥宛平城内中国29军挑衅、挑起事件,进而全面开始侵华战争的准备。如今,81年过去了!卢沟桥、宛平城的位置都没有变,但是,如果再一次航拍的话,数不尽的高楼大厦将映入人们的眼帘。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寇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如今卢沟桥事变的炮声已经过去81年了。——战火纷飞、枪林弹雨、尸横遍野、流离失所的悲惨世界已经成为了过去。随着日寇在19458月的无条件投降,日本也好,中国也好,整个世界都在为结束二战而欢呼雀跃;从此,整个人类社会都开始了新篇章。

 


2007年,我方军组织的,摄影记者张国通拍摄的原29军老兵在卢沟桥上最后一次集结。

 

这些曾经亲历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老兵们于200777日,在卢沟桥上进行最后一次集结。

在这些老兵中,有后来到延安参加共产党的: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沈甸之少将。有,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顾草坪少将。有解放军牡丹江军区司令员王世江少将。有原国家体委司局长吴江平。有原中共邯郸市领导韩力才,有中共原湖北潜江市防疫站领导赵新立……。

在原29军老兵们在卢沟桥上向牺牲的战友、向祖国的抗战历史、向全国人民敬礼的时候,我这个组织者受到不明人物的多次警告……。

我当时就告诉他们:“这些原29军老兵,现在多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你们如果有贸然举动的话,怎么面对我们中国民族彪炳千秋的抗日战争历史!怎么对得起我们中国人民大众的爱国之心?”

 


上面这张照片反映的是:这些亲历卢沟桥事变的抗战老兵最后在卢沟桥旁边宛平城内的老北京饭庄吃饭,自始至终,大家都是在面面相觑的尴尬气氛中。

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的沈甸之少将、西藏军区的副司令员顾草坪少将,和牡丹江军区的司令员王世江司令员都有现役军人的警卫员的。

 


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都作出相关报道。

 


北京晨报也曾经作出报道

 

北京晨报刊登过相关消息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转眼已经过去了81年了!但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所迸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侵华日军血战到底的精神;以及在卢沟桥事变中,29军官兵们“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英雄壮举将永远活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历史之中。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2018-7-6


 

盐谷保芳曾经在抗战馆捐献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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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谷保芳曾经在抗战馆捐献文物 



20014月,原侵华日军59师团老兵老兵盐谷保芳曾经向抗战馆捐献日军曾经用过的军装、军刀、军靴、证章等物品。照片中左一,是副馆长齐密云。左二,是盐谷保芳。左三,是副馆长魏永旺。左四,是文保部主任段晓薇。

 


盐谷保芳捐赠之后,在会客室和抗战馆的副馆长齐密云、魏永旺交谈。金先生翻译。电视台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在现场录音。

 


在抗战馆,盐谷保芳亲笔写下“谢罪”二字,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意愿。

 

 

抗战馆的副馆长齐密云、魏永旺希望盐谷保芳再来。我们能从照片上看到捐献的文物有:侵华日军旅团长使用过的军刀,侵华日军士兵使用过的军装等物品。

 

以上,是一段历史史实。作为一个纪念两国战争的博物馆,在收到敌方老军人愿意“谢罪”并且,捐赠文物的事情,应该并不多。

 

2016-4-22


 

山东人的善良让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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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月原侵华日军59师团伍长盐谷保芳到山东泰安某学校看望孩子们。小学生们竟然列队欢迎!我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不能相信。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拍下这张照片!

我问小学生:“你知道他曾经是日寇老鬼子吗?”

小学生点头称是:“知道,但是,他来谢罪十几次了。”

我问:“谢罪,就可以原谅过去的罪行吗?”

小学生点头:“——我认为,是可以的。”

 

侵华日军59师团在山东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日本陆军第59师团,其前身是1939l14日在日本久留米编成的独立混成第10 旅团。该旅团编成5天后即调人中国战场,驻 山东济南地区,归华北方面军第12军建制, 主要担负济南周围铁路沿线的警备任务,经 常与此地的八路军第1巧师及冀、鲁、豫军 区和国民党鲁苏战区于学忠的部队作战。 194241,日军大本营下令以这个旅 团为基础编成第59师团,仍归华北方面军第 12军建制,后归华北方面军直辖。柳川梯、细 川忠康、藤田茂先后担任这个师团的师团长。 在华期间,59师团多次参与了华北方面军 的治安“肃正”作战,制造了冀中北瞳村大 屠杀等惨案。19438,该师团在山东馆 陶尖家镇决开卫河大堤,致使馆陶、临清、曲 周、邱县、清河、威县、武城7县受灾,2万 人淹死,百万群众无家可归。该师团双手沾 满中国人民的鲜血,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我方军拍摄的照片:盐谷保芳参观山东泰安教育局。左一,是外事局副主任李钦忠。左二,是盐谷保芳。右一,是教育局局长。

 

1986年盐谷保芳就一直给山东泰安中小学捐钱、捐物。从1986年到2001年,已经捐款2000多万日圆。(折合当时人民币比价,是二百多万人民币。)

泰安教育局的领导说,利用盐谷保芳捐款给泰安市各个学校购买:单双杠、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篮球架、等等物品。

盐谷保芳对我说:“侵华战争关乎全体日本国民的切身利益!1894年日本海军大败大清帝国北洋水师,获得中国割让台湾,和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国赔款3000万两白银后,日本才交还中国辽东半岛。——所以,教育至关重要。我们当年在中国作战,八路军、国军中的士兵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我说:‘三点一线’射击原理,中国人不懂!我说:快速架桥中,使用折叠舟桥。中国人不懂!——这怎么打仗呢?士兵的作战基本素质在哪里呢?”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和教育局的领导见面,交流中国、日本国对于教育的现实和现状。照片右上角,是“央视”记者采访录像时的录音设备。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鬼子仗着常规武器好于中国军队,仗着日军单兵作战素质好于中国军人,在中国干尽“杀光、烧光、抢光”的罪恶勾当。

 



200111月,我和央视记者、解放军《军营文化天地》记者一起,随原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到山东泰安阳庄走访。一位老大娘见到盐谷保芳,就像熟人就往他的口袋里放大枣。

这张照片是我方军拍摄的。给《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使用过。

 

我问大娘:“你认识他吗?”大娘笑着回答:“怎么不认识?侵华战争时期,他是日本鬼子!是罪人!从1986年,他作为日中友好代表团的团长,一下带来65位来谢罪的日本鬼子兵。那时,我就认识他了!”

盐谷保芳对我说:“我们第一站是济南。第二站,就是泰安。我们不是旅游团。我号召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们不要回泰安宾馆了,就住在村子里的各家各户里。我们每个人口袋里放了兑换的一两万人民币,住下先给钱!我们大家会说几句中国话:‘谢谢!谢罪!学习八路军!’住在中国农民家,他们知道我们是原来的日本鬼子!现在,我们来谢罪了。中国山东泰安的农民们在我们不断的鞠躬下,百感交集地说:‘你们是罪人!我们忘不了!但是,你们来谢罪。我们原谅你们!中日要友好!你们不要给钱,我们不要!你们谢罪,我们就心灵安慰一些。’我们谢罪团的原侵华日军老兵们也都感动得无地自容、流下眼泪。——山东人善良!你们越是原谅我们,给我们做稀粥、蒸馒头、整咸菜,我们越是吃不下去!”

 


侵华日军老鬼子盐谷保芳当过“泰安市荣誉市民”您相信不?

 

盐谷向我回忆1986年他带领65名原日寇老鬼子到村里谢罪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问:“那么,你们学习八路军是怎么回事?”

早晨,说好是10:00集合,由中国旅行社两辆大巴车来接走65名日本旅游者。

盐谷保芳回忆:“早晨5:00钟大家就起来了。——我一查:没有一个挨揍的!好!”

“原来在包围村庄的时候,匍匐前进,我们见过八路军给村民扫院子、挑水的样子。因为八路军在枪响之后迅速撤离,中队长在包围村庄后,还下令把村长当着全村农民们的面给杀了!——那时,是侵华战争的时代,我们各属于交战的国家、团体、军队。——现在,我们是来谢罪的!我们属于自己的意愿!——大家都像做梦一样,像八路军一样干好事,挑水、扫院子。村里人全出来了,由于看得人实在太多,我们只好扫一下,转过身来向大家鞠躬两次,再接着扫地、再转身鞠躬。——村民们都笑:‘还有这样扫地的!太新鲜啦!’”

我说:“你说的情景,我没有看见,我不相信!不过,老大娘向你口袋里装大枣、花生,这个我看见了,还拍摄了照片,这个情景我相信。当时,央视记者在、解放军记者也在。一切都在自然中发生,没有假装、扮演的成份在。”

盐谷保芳一脸的无辜和遗憾。他勉强笑了一笑。他回忆:“我们‘衣’部队(侵华日军59师团密称)的谢罪团体是老兵们自发组成的。我们师团长藤田茂原来坚持反动立场,后来他积极主张向中国人民谢罪!他和周恩来总理的关系还很好!他去世,是穿着周恩来总理赠送的中山装去世的。我们这些老兵亲历过侵华战争,——我们的战友在山东泰山死伤过半!——我们最后被苏联红军抓到西伯利亚做苦力,又有一半人在饥饿、严寒、困苦、工伤中死去!——我们渴望日中不再战!日中永久和平!”

盐谷保芳感慨地对我说:“我们1986年组团是65人,现在是2001年,15年了,我们能组成的旅行团的人数越来越少;现在,只能我一人来了。——健康状况都不行啦!”

 


准备出击的日本鬼子

 

今天,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在423日发表评论,笔者摘要如下:

2016年春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很忙,一边要忙着抗震救灾,另一边又要忙着访问俄罗斯。但是无论怎么忙他也没有忘记“拜鬼”。据日本媒体报道,421日,安倍通过代理人向开始举行春季例行大祭的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榊”的供品。

尽管安倍未能亲自前去“拜鬼”,但找人替俸的伎俩明眼人一看便知。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问题实质是日本政府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侵略历史,能否恪守迄今在历史问题上作出的表态和承诺。而无论是参拜也好,献祭也罢,怎样都掩盖不了安倍政府错误的“历史观”和“战争观”,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

 


盐谷保芳1944年在山东泰安拍摄的照片。他把洗好的照片邮寄给日本的亲人们。不知道这兄妹是不是还活着?如果活着,也80上下了。

 



同样是山东泰安的阳庄,在盐谷保芳给我写的《回忆录》中这样记录:

1944310,衣部队第59师团54旅,在旅团长长岛勉少将的率领下,一个小队的无线兵50人,身背无线电通话设备,早8点经泰安出发,沿着军事道路到莱芜县去视察工作。他们太轻敌了!结果,途中,遭到八路军伏击,除5人逃跑外,45人全部战死。

八路军撤退后,老百姓一拥而上。最后这45个战死的日本兵一丝不挂,尸体被整齐排列在阳庄的村口上。

他们的双脚全部被草绳子捆住,他们的生殖器全部被割掉,放在日本兵自己的饭盒里。

盐谷保芳作为增援部队赶到时,看到这毛骨悚然的情景。

山东泰安阳庄的老百姓全跑了,还坚壁清野,连水井都填上了!

盐谷保芳回忆:增援部队有500多人,按照命令,砍树,架起火堆,在烧掉这些尸体前,砍下死者食指,放在木盒中,将来,回到日本国,给遗属留念。

 

我有个朋友是哈尔滨市的作家叫候昕,他看了我以前的翻译、报道后告诉我:

“我祖籍是山东人,按照山东人的习俗,‘捆住双脚,’是‘去了阴间就别回来’的意思。——沿袭至今还用。割去生殖器官,首先,就是无比仇恨!其次的意思,是严防‘传宗接代;再接着祸害中国老百姓’的意思。”

我没有机会采访当事者,还是不明这些做法的真实含义。

 

今日写此文的题目是:“山东人的善良令我们难以忘怀”,写的是一个老鬼子、一群老鬼子来华谢罪接触中国老百姓的个人体验。

写此文的前日,日本首相安倍又去了靖国神社供奉。

我已经有两本书在日本国出版发行了,一本叫《我认识的鬼子兵》,一本叫《最后一次集结》。现在 写得是《来谢罪的鬼子兵》。我非常希望此书再一次在日本国出版、发行。我非常希望日本国民能看到原侵华日军老兵们几十年的心路历程,和留下的警世恒言。

 

2016-4-23


 

与老鬼子的最后一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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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10樊建川到东京看望老朋友、老鬼子,盐谷保芳。在樊建川身后,我手举盐谷保芳参加侵华战争的照片。可是,被何新勇阻挡住。他的任务,就是拍樊建川的马屁。我作为抗战界最有影响的人物,想问:“无这张照片,樊建川和谁握手?为什么握手?”

——何新勇是孩子,对于不懂事理的孩子,等于“对牛弹琴!”方军之所以成为抗战界的知名作家是从点点滴滴做到的。而且,人世间的机会只是“如白马过隙、稍纵即逝”

我的创意留下此片,惊世绝伦,再无机会弥补。无此片做衬;樊建川只是探望一老头矣。甚至,连是哪国家老头儿都说不清楚。

我希望:天下狗屁小伙儿都要有自知之明,在大师面前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盐谷保芳在东京自己有一家日式旅馆。樊建川、方军、陈亮在门口。

 


盐谷保芳的日式旅馆里有自己给自己立碑树撰的石雕内容:1,中国山东省荣誉市民。2,在泰山山顶上的寺庙旁立下:“日中友好永不再战”的纪念碑。3,当上山东省泰安市某学校名誉校长。给北京军事博物馆捐献侵华日军59师团残留的军刀、军装。4,给卢沟桥抗战馆捐献原侵华日军使用过的军刀、军装等。5,给建川博物馆捐献侵华日军遗留物品。

 

樊建川、陈亮、金錚、方军,盐谷保芳,我们大家作为多年的朋友,这是最后一次大家活着的时候见面。以后,我又介绍中国著名的摄影家黑明先生访问过他。

 

他是不是还活着?不得而知。总之,中日战争史将随着参战者的离去而成为历史。

 

2016-5-20


 

2016年0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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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馆不该接受日本人馈赠的汽车,李宗远利用职权拍卖归自己也是肮脏的交易。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看,这个行为是中国人的耻辱。从国内看,这是腐败横行。丢中国人的脸。



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抗战馆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怎么能成卖国主义教育基地?



勿忘国耻,这是抗战馆起码应该的守则。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就不应该接受日本人馈赠的汽车,奥斯维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军博,哪个馆接受了馈赠?除此之外,李宗远馆长利用职权,自己上网拍卖、自己定价、自己买下,还“合理合法”?这不是腐败又是什么呢?光说日寇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么,中国的贪官污吏不是更坏吗?
欢迎诉讼,我揭发的,我奉陪到底。我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腐败行为。

2016年6月18日。

 

仵德厚进京又去台儿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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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9,仵德厚在儿子的护送下,来北京参加“海峡两岸抗战老兵见面会”。照片上从右至左:仵德厚儿子、喧宾夺主的我、会议召集者方亮先生、韦志华女士。

 

 

从又至左:29军宋哲元侄女李慧兰、冯治安女儿、赵登禹女人、人民网记者陈建军

 


《中国老年报》记者、仵德厚,在仵德厚的展板前

 


2005820,仵德厚在北京接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苏京平记者的采访。

 


2005825,解放军余斌等人护送仵德厚到北京站,准备赴台儿庄列车时,原电影《台儿庄战役》导演翟俊杰亲自来候车室送行。

 


2005826,台儿庄抗战纪念馆的馆长林广侠亲自送仵德厚到曾经血战过的中正门前。仵德厚营长回忆:“在这里,我的营牺牲了一百多人!”

 


台儿庄抗战纪念馆馆长林广侠,送当年在清真寺血战的原敢死队队长仵德厚在清真寺前。清真寺里至今弹痕累累。

 

 

时至今日,清真寺的墙上仍然是弹痕累累

 


台儿庄抗战纪念馆馆长林广侠和仵德厚在台儿庄战役池峰城指挥所前

 


在李宗仁将军纪念馆馆长黄晓丽的陪同下仵德厚重走战场故地

 

 

右始:台儿庄地区领导、林广侠馆长、台儿庄领导,馆长黄晓丽。

 

 

很多大学生和当年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老人合影

 


仵德厚老人居然在台儿庄抗战纪念馆里看见了自己的照片

 


仵德厚看见老长官李宗仁将军急忙敬礼

 


2005826,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林广侠宴请当年敢死队队长,营长仵德厚。仵德厚居然感动得哭了,他说:“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菜”。

 

2016-8-21


 

日本陈亮采访郝柏村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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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访,我知道是相关抗日战争最后的篇章,所以叫上好朋友陈亮全程录像(三小时)。陈亮先生目前在日本NHK工作,生活在日本国,他是专门从日本赶来。

 

陈亮,19843月,我们分别在不同的大学日本语系毕业,又一起由外交部·外事服务局派到日本媒体工作。他被分在日本《东京广播》,我在日本《读卖新闻》。1991年,我们一起到日本留学。他在早稻田大学的硕士毕业后,一直在日本国定居,工作、生活。

陈亮先生认为:鉴于中国的国情,日本学术机构会对“中国不同党派几十年为敌”的现况有研究的兴趣。因为,学术上“为敌”可以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使日本国在长达百年中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而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就是:“精神转化成物质”的“能量守恒定律”在人类社会的应用。

 

比方:台海两岸各有一部“抗战历史”,这是源自与中国人百年互相仇恨的一部分,从“精神转化成物质”的能量守恒定律分析结果,就是“你死我活”。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抗战胜利后的“精神变物质”的“能量守恒定律”的表现方式就是尸横遍野的内战。

台海两岸的“精神变物质”的“能量守恒定律”的表现方式就是“兵戎相见”相威慑。

 

日本人赞成“台独”是因为他们的军力可以战胜台湾军事力量。而大陆一旦占领台湾后,不但钓鱼岛的格局被打乱,而且,台湾海峡的国际航线被大陆军事力量扼杀住。

所以,陈亮拍摄的三小时电视片不但有政治价值,还有经济价值。日本NHK把她和相关资料剪辑后,制作成电视片“方军·郝柏村访谈” 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内容:

“——中国人会长久的相互为敌、不可调和。这符合日本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请陈亮从日本来的目的基于“在侵华战争中,抵抗的中国军队有‘国军’和‘共军’。也就是说国军也好,共军也好,都是日本人的敌人。用战争术语叫做:‘一个战壕中的友军’。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战后72年,所有参战者将在这几年中随着自然规律消失。尽管如此,中国党派党派之间的斗争还会永无消止。对于抗战历史的认知就是例证。——无疑,这符合日本国的根本利益。”

 

我方军的分析:百年当中,中国人只团结一致共同御敌一次,就是在民族危亡之时之时的团结抗战。而数百年之中中国人之间的不懈努力、不惜牺牲千千万万人性命的争夺战,是妄图让别人“生活在自己欲望的生活环境中”。现在,台海之争又要“图穷匕首见”也是如此:

蔡英文主张的是:“实现台湾多数人的意志”。她的意志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烟筒眼里招手把大家往黑道里引”。

中国大陆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走向灿烂辉煌。台湾的所谓:“监督制度、公布财产、媒体监督、民主自由”都是见不得人的黑暗封建势力。

而台海两岸的“主义之争”的表象,恰恰包涵有“对待历史方式方法”。

“在民族危亡之时”中国民族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就是团结抗日。

蔡英文之流的罪恶目的,实质在于:“不接受党的领导。”——还有其他吗?

台海之争的实质,是“两条道路的殊死搏斗”,——这符合日本民族的利益。

 

——日本人关心的就是这个。

 

陈亮最后补充他的采访意图:中国人应该将心比心。比方,战后72年,日本人也互相之间打的没完没了、尸横遍野的话,中国也会是爱莫能助、举杯相庆、坐山观虎斗。

今天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鼓励我们中国人:

“——打!使劲打!——吵!使劲的吵!——互相污蔑自己的历史!加油!该!——你们之间你死我活、转败为胜、走向辉煌之后,我们才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陈亮还插科打诨:“我们两个1984年开始就在日本使馆当助理翻译。我们见过无数场景:日本政客见到中国干部就表面竖起大拇指赞扬:‘——伟大!正确!’其实,他们的心里都在阴笑:你们丫挺的使劲打!使劲杀!使劲镇压!使劲压制!使劲迫害!使劲落后!使劲愚昧!……。——这符合我们日本民族的最终利益!——加油!中国人!”

 

我对陈亮回忆,我1984年到日本《读卖新闻》工作遇到的情景。当时,北京分社的社长丹藤佳纪是中日建交后第一个在新华门拍摄升旗的日本记者,他是个和中国友好的中国通。丹藤佳纪就忧心忡忡对我说过:

“中国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中国共产党说国民党‘下山摘桃’;——那么,谁都没有抗日;日本人自己也说自己:‘我们没有侵华,在中国只是进出’。

那么,谢罪,这个说法怎么能成立?——谁?曾经犯下过侵略他国的战争罪行?谁应该向谁谢罪?谁是行为的主体?

——在千百年日中关系历史上,侵华战争!这么大的事情,自此‘泥牛入海’。”

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的社长丹藤佳纪先生问我:“——这事全怪日本?”

 

我这次采访台湾的郝柏村将军得出感慨,叫:“郝柏村式忧虑”。其实,这是两岸人民的忧虑,简称:“中国人忧虑”。那么,忧虑什么呢?忧虑抗战真实历史的传承。

本段的意义:中国人的忧虑,正是日本人的节日。战后,日本人闷头建设,只此一件事。

 

陈亮录制的三小时郝柏村访谈录实际上又一次证实了两个“铁律”。既是:

“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军队在很多时候,是给中国人准备的。台海之争就是证明。”

2016年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她也发生了打破千年铁律的事情。千百年来,中国人信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现在,无一贪官污吏把他们双手沾满人民大众血汗钱,还给人民大众。难道说这不是“血债”?另外,在半小时内要人一命也可以给个处分就完事了。

 

郝柏村将军在电视画面里侃侃而谈:1,坚持一个中国!2,反对台湾独立。3,主张贯彻92共识中的话“两岸各表”;既是:“台湾是中华民国”。我理解,郝柏村将军所述“中华民国”的意思,不是所谓的:“国”,而是保持台湾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我一直在想:“台湾一旦被解放,这种表述怕是也不行的。”

 

写此段不得不说一个“挨揍的民族”和“一个习惯于揍人的民族”的区别所在。

我方军的作品之所以在大陆,在日本国,在台湾被认可,仅仅在于尽说大实话,

“挨揍的民族”之所以形成,主要是世世代代遗传“自己打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举止。

 

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曾经让我翻译一份侵华日军占领上海时期的文件,叫《敌产的分配方案》。讲的是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后,缴获大量原国民政府所有的,上海人民所有的、中国人民所有的各种资产。侵华日军司令部规定:“凡是日军的陆军、海军各部队,均不得占为己有。要听从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和调遣,服从分配。可以把极少部分分配给汪精卫的皇协军等等……。

我在翻译时,还看了由都梁《亮剑》改编的电视剧:内战时,共军李云龙的部队和共军兄弟部队为争夺缴获国军的物品时,几乎兵戎相见。——这种行为在侵华日军中闻所未闻。

而同是共产党的兄弟部队在争夺缴获物资时争风吃醋的行为,却在我们的媒体宣传中当做“英雄部队的英勇行为”加以赞赏。

 

十,郝柏村和当代抗战文学的三个分类

 


西单图书大厦内景(本人2017-1-8拍摄)

 

一,             小说

代表作:《四世同堂》,作者:老舍。代表作:《亮剑》,作者:都梁。

代表作:《落日》。作者:邓贤。代表作:《松山大战》,作者:农民作家段培东。

这些抗战文学小说类的作品占抗战文学出版物总量的3%

 

二,             史记文学

代表作:《国破山河在》作者:萨苏。代表作:《松山1944》,作者:余戈。代表作:《中缅印盟军将帅图志》。作者:晏欢。

 

这些相关抗战史记文学的作品,主要资料来源是图书馆、资料库、外国的图书馆等等。这些图书相当于《明朝那点事》一样,也是属于“文学创作”的一类图书,这些图书填补了抗战文学的空白,是难得的资料类、文史类图书,这一类相关抗战历史的图书,占抗战文学作品的91%

比方,我们进了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图书市场,或者书市、图书馆?最先映入眼帘的、琳琅满目的就是这些图书。

 

三,             报告文学

代表作:《西行漫记》。作者: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

代表作:《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作者:郝柏村将军。

代表作:《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方军。

这一类相关抗战文学的图书,占抗战文学作品的3%

 

十一,采访郝柏村将军的意义


未完待续,欢迎转载。2017-1-12


 

采访抗俘张世杰老人四部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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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悲伤而引发的序曲

 


照片说明:抗日战争中不幸被日军俘虏的我中国军队抗战军人

 

 “抗俘”这个词汇应该是四川建川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发明的。他出过一本书叫《抗俘》,他还建了个叫“不屈的抗俘”的纪念馆。由于关注抗战历史的人不多,所以,即使在今天,这个词汇也不会流行起来。

我查了一下《辞海》,没有这个词汇。我查了一下《康熙词典》也没有这个词汇。

辞海中有“俘虏”这个词汇的解释:“打仗时捉住敌人:释放~。”辞海中,当然还有“战俘”这个词汇。顾名思义:由双方的战事而捉住的对方失去战斗能力的军人、非军人。在辞海中被解释为:“战争中捉住敌方人员;俘虏:遣返~。”我想,“抗俘”这个词汇,应该是:“在抗日战争中,被侵华日军俘虏的中国军民”的意思缩编吧?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弥补国内劳力不足,对内宣称抓外国战俘到日本国服苦役。

194331119455月,被掳中国官兵和无辜平民169批,共计41758人,被强掳至日本国土38935人,一年多被打死、饿死、工伤死亡6830人,死亡率为17%,作业场最高死亡率65%,给几万个中国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


 

此文作者涉嫌侵权我保留提及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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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作者涉嫌侵权我保留提及诉讼的权利


2017-11-28搜狐刊登一文,题为《一位抗战老兵为一日本兵扫墓61年》,此文用我方军拍摄的照片和相关文字。可是,并没有注明出处,我对这种剽窃别人作品的行径非常反感。如果别人的照片都被随便剽窃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坛还成什么样子呢?

所以,注明引用照片、文字出处必须养成一个习惯。违反了,原作者有提及诉讼的权利。

如果所有的作家、记者、摄影家的作品都被随便引用的话,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坛、影视、绘画、音乐、戏剧、相声、乃至小说的原创不是都可以随便掩盖、抹杀吗?

如今,全世界保持一个版权的规定:50年前拍摄、发表的照片,只要是版权人没有再次声明保留版权的话,媒体可以随便使用。所以,二战的照片基本上是随便使用。很多中国人到美国的图书馆、日本的图书馆免费翻拍,出版自己的作品,大发其财。如果他们宣布:“版权所有”那么,在翻拍国的法院提及诉讼,就再一次触犯了“允许拍摄所在国的相关法律。”只要是相应国家向中国提及诉讼的话,该出版物责任人要承担法律责任。

上面文章中使用了不少1945年前侵华日军的照片。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倒是可以受到相关的保护。

我再一次说明:20171128日在搜狐刊文《一位抗战老兵为一日本兵扫墓61年》的作者和搜狐媒体,如果你们随便使用别人的作品,不注明出处,还无视原作者的警告,我将依据我国的知识产权法提及诉讼。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  2017-11-28


 

再谈50年前的照片没有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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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7搜狐上一条消息,说的是二战中日籍军人立功受奖的事情

 

今天,搜狐上一条消息,说的是“二战中,一群日裔兵团立功受奖”的消息。消息最后,搜狐编辑特别注明:

“本文图片全部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这句话不全对,有些问题。笔者希望以孤陋寡闻的知识“抛砖引玉”。

世界上都遵守:“照片的版权保留50年,除非版权所有者再一次公开声明:拥有版权。”

目前,全世界都共同遵守的这一“照片版权只保留50年”的规定。这是基于:人类社会“应该把50年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公开告诉下一代、告诉社会、告诉历史的原因;所以,照片可以无偿地在媒体上发表。”

其目的是:“维护和尊重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我国有《知识产权局》,但是,却没有很好地执行世界各国都遵守的该项知识产权法。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WTO世贸组织十几年,中国国内要好好学习、应用、使用、遵守世界各国都在遵守的各项相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和协定。

 

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工作,我看过日文的该项规定。(照片只保留版权50年)

1991年到1997年在日本国留学,其中,采访31名原侵华日军老兵,在原日本老兵家,及其日本图书馆翻拍不少侵华战争时期,原侵华日军拍摄的照片。我1997年回国,出版一本叫《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书。不久,在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国相继出版该书。

——如果有版权问题,外国人早就依据该国的知识产权法提及相关诉讼。

 

还有一个例子:几位中国人到美国图书馆翻拍二战中,美国随军记者拍摄的战场照片。他们在中国国内出版相应的图书,听说赚的盆满钵满。——如果,违反了知识产权法,美国人也会提及相关的诉讼。

什么叫“知识产权法”?,笔者认为,就是:“保护摄影者得到相应的报酬,和得到相应的权利。比方:署名权。或者:照片拍摄者是谁。照片翻拍自谁谁。”

 

比方:二战胜利已经72年,即使摄影者在,他也不会追究相应的知识产权。

比方:我国有位摄影家叫“孙明经”,他在1937年拍摄不少29军驻守北京的照片。80多年过去了,如今,孙明经的儿子在口头上多次声明,“拥有其照片的知识产权。”所以,使用者在没有孙明经先生后代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并且,获得利益,就违反了照片原摄影者孙明经先生,及其子孙的版权拥有者的利益。

比方:很多网站在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照片后注明:“版权所有。”我很想问问他们:“你们参与侵华战争时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了吗?”

比方:文化大geming运动,发生在50年前,我们就应该让我们的子孙通过照片了解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骇人听闻事情。

比方: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只要是摄影者没有重申拥有版权,按照世界上共同遵守的知识产权法,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些照片,讲解当时的战争惨烈。

 

除去“照片版权时间权限”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各国外交文件也要在一定年限公开。俄罗斯就按照国际法在十几年前公开了朝鲜战争的相关外交文件。我国有学者在俄罗斯大量复印、翻译后,成为相关历史问题的专家学者。——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那么,今天搜狐上的文章使用了二战时期的照片,还很客气地说明:

“本文图片全部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笔者认为,搜狐一方是谦谦君子!但是,按照全世界共同遵守的知识产权法条文,50年前的照片是可以公开使用的。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2018-3-7


 

陪日本老兵洗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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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发表于2002227

 


这张照片,是201356日拍摄的。一排右一,是四川有名的作家流沙河。二排右一,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编辑宗颖。她也是《我认识的鬼子兵》的责任编辑。

一排右三,是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右四,是国军抗战时期的空军上校,姓刘。右三,是原29军骑兵师的军官。

二排右三,是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先生。二排左四,是笔者。

 


20061030号,盐谷保芳(一排右三)在建川博物馆和抗战时期的中国老兵进行座谈会。其中,(二排左二)是老八路,其余,都是亲历抗战的国军抗战将士。

二排右二,是建川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一排右一,是笔者。


  原侵华日军老兵来华谢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无数中国人平静的目光中,我已经解析出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对个人行为的宽容。原侵华日军59师团的老兵盐谷老头已经是第15次来谢罪了,作为泰安市的荣誉市民,他这次来同样是怀着忏悔的心情迈着沉重的脚步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的。只不过是“鬼子来了”没有让中国人惊诧,反倒是中国的大好河山令老盐谷赞叹不已。

 


    这次,我陪同老盐谷先去四川成都找收藏家樊建川,因为他个人经数年筹集的抗战文物收藏,在中国国内首屈一指。老盐谷为了用实物警示年轻的人们,他为樊建川带去了侵华日军使用过的地图一件、军功章二枚、军号一把、军装数件。樊建川带我们去宜宾参观了赵一曼纪念馆,面对围观的中国民众,老盐谷大声说:“我就是人证,我还带来了当年日本国侵华的物证!”他满怀忏悔地仔细参观赵一曼烈士的事迹和生平,并写下“谢罪”二字,最后,他向赵一曼塑像鞠躬、献花。

 


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在四川给赵一曼烈士敬献花圈


    
在鞠躬献花时,盐谷由于年事已高左摇右晃,我急忙上前扶住了他。
    
不光都是对历史的严肃反思,也有轻松的时刻。在距离宜宾市32公里处有个叫西部大峡谷温泉的地方,那里处在金沙江河谷,在地理位置上归属云南省水富县,是个山青、峡险、水急和涛声震耳的地方。这也是四川汉子樊建川在老盐谷谢罪之后精心安排的其他节目了。正是这大峡谷温泉的险峻、葱郁、清新和独特的河谷风情,让侵华日军老兵惊叹再三。
    
一听说是洗温泉,我就开始兴奋。因为洗温泉必然要脱衣服,而老盐谷一直和我说:和八路军打了4年,身中6枪。我一直想看看他身上的枪伤,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虽然夜幕即将降临,借着晚霞的余光仍可看出大峡谷温泉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水压高、流量大、日涌水8000立方米的温泉喷涌源自2380米的峡谷深处,该温泉是1978年被云南省石油勘探队在打井时发现的,当时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温泉涌口水温85摄氏度,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具有较高疗养价值的淋浴水。1999年四川投资8000万元在温泉建设旅游区,目前已经取得骄人的业绩。单单400泊位停车场和240床位的四星级酒店就可以说明一切。
    
我终于看见了赤裸裸的老盐谷浑身上下的枪伤,这些伤来自于中国人民对于外国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子弹贯穿两头的疤痕都有鸡蛋大小,是日本三八枪在100米处射击后的结果。看着老盐谷伤痕累累的身体,我不禁想起伟人的一句话来:“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不是吗?战争的发动者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不就是表现在这儿吗?我想。
    
大峡谷温泉生态园有300亩,自然露天温泉浴场占地100亩。虽是夜晚,金沙江在温泉边上涌动的涛声震耳,几十个探照灯在大峡谷中往返扫射,让人感到新奇和安全。我们洗浴的池子水面有篮球场大小,随着几十人的游动,水面上翻动着粼粼的月光。水池边上满是南方特有的灌木林丛,郁郁葱葱的植物中回响着各种昆虫鸣唱,令人心旷神怡。
    
没料到突然有不少人开起玩笑来:“——八路!那边的有!八路!那边的有!”
    
夜黑风高,老盐谷翻身上岸,驼着背,四处查看,他的眼睛在黑暗中放着光,故意微笑着征询我的意见:“八路来了,怎么办?——打吗?”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02月27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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