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征军200师的施仲珍
2011年的“9月13日”，在我们的“林副主席自驾仙鹤去蒙古国的温度尔汗”40载的纪念日里，我去贵州普安县，采访了1939年参加中国政府军抗战、1942年随戴安澜将军的200师入缅作战，现在贵州普安县的93岁原少尉军官施仲珍女士。
采访施仲珍时，我和福建省《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景艳记者一起合作，访问施仲珍。景艳记者在福建福州的播音室里现场录制，我的任务，就是客串，帮助完成这次“用电话采访”的组织任务。因为采访当时，有施仲珍的两个儿子，一位女儿，一个孙子，数位外孙。还有台湾的儿子在线台北，他们都想发表看法。当然，采访中，施仲珍是主角儿，其余欲欲试越的人员都是配角儿；是一个谈话节目的补充。
鬼使神差，我还给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白瑞雪记者打了电话，她和施仲珍还聊了几句。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白记者是大腕儿呀！我怎么能斗胆拨通她的电话呢？
如今，景艳记者在电话中告诉我：此番对远征军施仲珍的采访已经对台湾播出。
我夸奖景艳记者：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留着。全国有媒体人50多万。比您敬业的恐怕还有。但是，机会没了。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是我们中国近代史的无价之宝，可是，他们正在离去。远征军的女兵，安徽的刘桂英，已经91岁。贵州的施仲珍，已经93岁。自然规律，是无可奈何的。所以，我赞赏您锲而不舍的精神，尽管晚了一点。”
景艳记者说：“台湾无数听众对大陆媒体追踪、报道国民党抗战将士为国家兴亡，所作出的流血牺牲大加歌颂，赞赏不已，佩服有佳。”台湾听众一再通过电台，现场发言：
“抗战，是中华民族的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取得的胜利。”
施仲珍出生在1919年3月，贵阳云岩区人。施仲珍于1937年考上了贵阳青岩女子师范学校，她自述：“和何应钦的侄女是同班同学。参加远征军抗日，我们还是200师政治部的战友。可惜，她牺牲在同古日军的炮火中。”施仲珍1939年为了抗日，参加中国军队。1942年随戴安澜200师入缅作战。200师在同古、棠吉战斗失利后，官兵分散从缅甸撤回国内。她们一支十几人组成的伤兵队，是从缅甸的密支那、八莫之间的山路，崎岖辗转向北，翻越中国云南的高黎贡山的北斋公房，穿行龙陵、经过腾冲，再北上片马，才在腾冲乡亲们的帮助下，走回中国军队隔怒江与日军对峙的滇东地区的。
解放以后30年内，施仲珍基本上是不被尊重的人。她被监督、被殴打、被批斗，被唾弃，被嘲讽、被侮辱人格，还有短期入狱的经历。
现在？您问现在？现在当然腰板直了不少。
1944年，何应钦将军在指挥远征军大反攻的前线。
网上，有消息说，施仲珍也是贵州从野人山走出的唯一女兵。我认为，有误。
如果在抗战历史上定义：“刘桂英是唯一一位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笔者认为极为贴切。刘桂英是廖耀湘将军新22师的护士，军衔下士。而施仲珍则是戴安澜将军200师政治部宣传队的少尉军官。施仲珍和丈夫杨致道（原任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政治部一科中校科长）一起，和部分伤兵步行，从缅甸的同古、棠吉一线北上，最后，才进入滇西地区的。
由于日军占领了腊戌、八莫、密支那，切断了远征军撤退的路线，为了减少伤亡，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22师一部才走的胡康河谷的野人山。
而戴安澜的200师，在同古一战、棠吉（东枝）一战之后，已经是元气大伤。施仲珍和丈夫杨致道的撤退路线，她们很可能没有途经胡康河谷的野人山，而是途经滇西的高黎贡山的北斋公房、经过龙陵、经过腾冲，经过片马渡过怒江，而最终，回到的滇东安全地带。
施仲珍本人自述也是如此。看来，她本人和“胡康河谷的野人山撤退路线”无关。
远征军1942年失利后，无一人“先走野人山，再返回龙陵、腾冲”回到内地。
远征军在1944年大反攻时，倒有不少当年用三个月时间，走过300平方公里野人山的远征军幸存者，也就是后来在印度重新集结的驻印军；再次途经野人山，打回缅北，消灭盘踞在密支那等地日寇。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会师，标志着滇西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所以，我对报道“贵州走出野人山的女兵施仲珍”持不同的看法。
近70年来，许多人一听“远征军”就联想“野人山”；而无数途经缅北走回国内的远征军老兵自己也认为自己走过野人山，因为依据是：“荒无人烟”。当然野人出没。
我2000年曾经沿着戴安澜200师在缅甸棠吉（东枝）的撤退路线走了一遍。
当时，是缅甸军方开了两辆吉普车，走了十几天才完成：从棠吉、细包、摩谷、腊戌、缅北矛邦村、芒友，到达中国瑞丽边防口岸入境的。我对远征军200师的撤退路线的印象是:
“原始社会、荒无人烟。比中国云南至少落后50年到60年。”
我出版的《最后一批人》一书中，《200师的百岁老兵张家福》就是描写这些内容的。
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我中国军队牺牲数万人。我认为：走没走野人山的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英雄。所以，我用题目：“贵州幸存戴安澜200师女兵施仲珍”。我认为：
“光是戴安澜200师的兵，就是中国的大英雄。何况在世的93岁的前少尉施仲珍呢。”
施仲珍、刘桂英，她们两个同属在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但是，她们却在不同的师工作。
施仲珍所在200师的戴安澜师长乃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缅甸战场上一名著名的指挥官，在同古会战中，以200师为吸引日军，硬是将日军三个师团拖在同古会战的战场上，为当时的滇缅反攻作战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刘桂英所在部队是廖耀湘将军率新22师。1942年3月，作为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一部赴缅甸与日军作战，在斯瓦战役中重创日军第55师团。不料当时全盘战局，突然与远征军不利，英方有放弃缅甸的计划，盟军决定全部退出缅甸。新22师在归国之路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一部分官兵走进野人山，一部分历尽千辛万苦进入印度，一部分北上从滇西回国。
（二）远征军新22师的刘桂英
2009年6月30日，笔者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历史学硕士陈亮一起，采访了唯一一位健在的，走过野人山的原中国远征军新22师医疗队的女兵，刘桂英。
1920年，刘桂英出生在长沙郊区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桂英和几名热血青年一起报名参加了中国军队新22师。她被分配到野战医院，成为一名女护士兵。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了缅甸的首都仰光，切断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路——滇缅公路，威逼印度和中国的大西南。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刘桂英就是这10万名战士当中的一员。
刘桂英至今仍然会哼唱那首《中国远征军战歌》：
“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到缅甸去吧，走上国际战场!”
当年，她和战友们就是唱着这首歌抵达中缅边境的。
到达缅甸以后，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后来因为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5月上旬，中英军队开始撤退。日军切断了远征军的归国通道，孙立人将军的部队去了印度，大部分战士都在杜聿明将军的带领下走进了野人山，他们准备从那儿绕道回国。
野人山位于中印缅交界处，绵延千里，纵深200多公里，山上乔木遮天，终年不见天日，猛兽成群，蚂蝗遍地，传说还有野人出没，当地人把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为野人山。1942年6月，数万名疲惫不堪的远征军战土走进了野人山，开始了他们的“死亡之旅”。
刘桂英回忆说：“那片原始森林浩瀚得如同大海似的，成千上万棵生长了千百年的大树巍然耸立着，层层叠叠的树叶遮住了天空，阳光照不进来。偶尔看到筛子眼儿那么点儿大的天空，我们就会觉得精神一振。”
中国远征军以10万之众出国，活着离开缅甸战场的只是4万多人，而最终穿越高黎贡山回归国境的只有96师3000多人，到达印度的有3个师8000多人，刘桂英是唯一一位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野人山的蚊虫、毒蛇、瘴气，让人防不胜防，而每一击都是致命的创伤。从每年5月下旬到10月间，是野人山的雨季，雨季不仅使森林里的蚊蚋和蚂蟥异常活跃，而且使得各种森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等迅猛传播开来。根据资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第五军5万人越过野人山而抵达印度的，只剩下三四千人，零头都不到；随军撤退的40多名妇女，生还的只有4人；而整个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10万总兵力当中，当时为战斗而牺牲的中国军人约1万多人，却有5万人死在了野人山约在北纬26度东经97度附近，此地为大片的丛林区及沼泽地，夏日。野人山大雨后，由于潮湿的天气加上蚊虫，一般人难以在此地生存，必须仰赖奎宁丸，才能避免在野人山感染疟疾。
以上是对远征军两位仅存女战士：200师的少尉军官施仲珍、新22师的下士军衔的刘桂英的评论和分析。如有不当之处，请社会各界多多指教。
（三）施仲珍印象
我问施仲珍：“你见过戴安澜吗？”施仲珍笑了：“当然见过。1942年入缅作战之前我们在保山演出京剧《苏三起解》，戴安澜师长就坐在第一排看戏。”
我说：“您给我来一段《苏三起解》？”施仲珍笑了：“老了！唱不了啦！”
施仲珍说：“我非常想再到保山去看看，保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说“我认识保山电视台的辛副台长和蓝天记者，我请她来访访您？”
施仲珍又笑了：“不敢当，不敢当，哪里有访问老太婆的？哈哈！”
施仲珍没有住房，她的孙子杨成清老师也没有住房。他们一起租住在这栋房子的二楼两间。杨成清是小学教师，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
一个功勋卓著的中国远征军的老兵，连自己的住房都没有，要四处“打游击”，幸亏儿子、孙子孝顺，要不，连个安身立命之处都没有。
看看施仲珍，我越发羡慕起贪官污吏来。说真的，说假的，人家贪官污吏每一天都吃香喝辣、吃喝玩乐、吃喝嫖赌，三公消费，还常常组织我们学习什么代表、什么讲话。他们才是货真价实过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英特耐雄纳尔的生活。
施仲珍家门口路上的行人
施仲珍自述：我是1919年3月生人，贵阳云岩人。自小没有见过母亲，父亲在我5岁时谢世。1937年考上贵阳青岩女子师范学校，那时，贵州抗日救亡热潮高涨，我也积极投身抗日宣传的运动中。1939年，施仲珍有参加国军的短期经历。
1939年经人介绍，认识国民政府贵州省政府参议员杨致道。经过相识、相恋，最终结成伉俪。
施仲珍回忆：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杨致道的弟弟是国军旅长，战死疆场。随后，被向后方撤退的部队安葬在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昆山。
在贵州省政府内，杨致道的同僚们说他：“你兄弟战死疆场，你还安心做官？”
可能是激将法，激发起爱国热情的杨致道。他随即参加途经贵阳的戴安澜200师。
因为杨致道学历颇高，又会三国文字，还是贵州省政府要员。对于这种临危入伍的知识分子，戴安澜将军当时就唏嘘不已、大为赞赏。
随即，介绍杨致道到下属郑庭笈部，任200师政治部中校科长。
1941年，杨致道和施仲珍已经结婚。他们同时参加国军抗战，只是新兵施仲珍怀孕在身，所以，杨致道先一步，走进200师的军营。
施仲珍回忆：杨致道在政治部搞宣传，他先了解到第5军200师在昆仑关战役的故事：1939年冬，200师与日军精锐第五师团鏖战一个多月。终于毙敌6000多人。
杨致道在给施仲珍的信中，引用长官郑庭笈的日记：
“昆仑关战役是一个漂亮的攻坚战、歼灭战。说全歼侵华日军第21旅团是毫不过分的：除击毙该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之外，还击毙了第42联队长、接任中村的代旅团长坂田元一大佐；第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副联队长生田滕一；第一大队长杵平作；第二大队长官本得；第三大队长森本宫等；200师，班长以上军官阵亡85%以上；阵亡士兵4000人以上。虽然中国军队伤亡更多，（郑洞国的第五军荣誉第一师1.3万人撤下战场的时候战斗兵只剩700人，国军第5军负伤一万一千余人，阵亡五千六百余人，生死不明八百余人，另伤亡及失踪的杂役兵共计6416名，合计伤亡约2.4万）。但基本干部仍健全。日军第21旅团已经名存实亡了。”
他不断给新婚燕尔的妻子施仲珍写信，吐露采访200师亲历昆仑关战役的军官们的内心感受：
甚至，连师长戴安澜都身负重伤。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中国国军官兵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刀光剑影、尸横遍野、震耳欲聋、杀声震天、血肉迸溅。
我真是被国军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震惊、所感动的目瞪口呆。真是：心惊肉跳、热泪横流。——有他们在，中国不会亡！
每一次回信，施仲珍都写上说：“我要上前线！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和抗战将士们在一起！我们的热血，和抗战将士们的热血，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热血！”
共产党，国民党都有政治部、宣传部。那时的政治部，是要贡献鲜血和生命的！
1941年10月，施仲珍赶到200师政治部宣传部报道。随即，夫妇团聚。
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2月，施仲珍夫妇随远征军第五军200师启程，经贵州、云南，开赴缅甸战场。
我采访施仲珍，施仲珍特意提到和丈夫分别后“家书抵万金”的“家书”中都写了些什么。我内心慨叹：“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热爱国家、表达感情的方式方法和工农不同，但是，爱国热情是一样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宣传标语
（四）施仲珍经历的同古、棠吉两次战役
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蒋介石委员长
施仲珍、杨致道夫妇刚刚入伍200师，就开赴缅甸前线，卷进无情的战火硝烟。
因为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的《海峡之声》节目要录播，所以，施仲珍对着电话大声说：“第一仗，就是同古。我们去解救英军，包围日本人。没有想到，被解救的英军先撤退了，我们又被日本军队包围。子弹在耳边嗖嗖地响，身边不断有人倒下……。弹片横飞，没有时间害怕，没有时间悲伤。每一口呼吸，都是炮弹爆炸后刺鼻的硫磺味道。枪弹横飞、弹片如雨，我们女兵不敢眨眼睛，要随时跟上大部队的行动……”
我查了一下200师在同古战役的资料：
1942年3月8日，作为远征军先遣部队的第200师星夜赶到同古。这是一座位于缅南平原的小城，距缅甸首都仰光260公里，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此时的英缅军，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正如潮水般溃退。
19日，追击撤退英缅军至皮尤河西岸的日军，率先与防守同古的第200师先头部队接火。战讯传来，戴安澜宣布：“命令各团营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21日，同古城北的永克冈机场被日军占领，守城的200师后路被断。28日夜，日军派出小股部队突袭200师指挥部，师长戴安澜手提一挺机枪，率部与日军作战。激战通宵，司令部全体官兵的子弹全打光了，刺刀也拼弯了，危在旦夕。幸亏天亮时，一营援兵赶到，师部才化险为夷。
由于英缅军已按计划撤退到卑谬，并且在与尾随而至日军的战斗中一触即溃，造成卑谬失守，使第200师陷入到日军第55、56、33师团的三面包围之中。为避免全师被聚歼，30日晚，同古守军主动战略撤退。
同古一战，第200师以仅9000人的队伍，竟抗击两万多日军达12天之久，使日军遭受了南侵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败。这也是远征军入缅作战的首次胜利。
我又查了棠吉之战的资料，施仲珍夫妇就亲历了这次战役：
200师同古一战开始时，是发挥钢铁之师的强硬；后面一仗在棠吉一战就是强撑了。在没有弹药补充。没有后援部队、没有空中支援、没有粮食补给、没有伤病转移的境况下，一夜之间，战局陡转直下。
就好像：一个壮汉跑到马拉松终点气喘吁吁之时，你上去和他拳击一样。
1942年3月24日拂晓，棠吉之战爆发。
负责收复棠吉的第200师将士率先向日军发起进攻。鉴于敌守军强大，戴安澜便命部队先行强攻棠吉西侧的敌警戒阵地，并一举夺下。
然而，此时局部战斗的胜利，已无法遏止整个缅甸战场上中英盟军疾速溃败的车轮。日军第56军团除策应正面之敌外，继续秘密穿越缅泰边境1500公里的原始大森林，并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后方腊戍、密支那等城的中国守军面前。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力抵抗，中国远征军返回国门的咽喉之地便一一失守。
5月初，中英盟军全面溃败。施仲珍回忆：棠吉之战不久，200师逐渐丧失战斗力。撤退之时，200师官兵从棠吉向北出发，已经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行动了。她所在的一支部队，开始时是一个营，有500人左右。在乱战中穿插，才几天时间已经变成了20几人的一队人。而且，完全没有了粮食的补给。
有文章这样记录当时的200师的戴安澜部队：
5月10日，远征军大部队退至胡康河谷，受到日军第56师团阻击。在进行地面攻击的同时，大批日机还屡屡向路面俯冲而来，对着人群密集扫射。于是，大军不战自乱，争相逃入山林。负责在温佐一带掩护撤退的戴安澜第200师，一时与军部失去了联系。
在后有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形下，戴安澜毅然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18日，第200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前卫部队突然遭到大股日军伏击，意欲逃跑的缅甸向导被士兵抓了回来。向导坚决拒绝为中国军队带路，戴安澜气极，不停用马鞭猛击自己的马靴，随后命令部队立即分散突围。副师长郑庭笈劝阻：“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否改到晚上？”戴悲怆不已，“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缅甸非久留之地，今天只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迎着日军用机关枪、步枪和炮火交叉组织的密集火网，数千名中国士兵义无反顾地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人以逸待劳，据险伏击，200师伤亡惨重。激战中，一梭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胸腹部，身后将士赶紧将其救起。师长受重伤，剩余官兵便轮流用担架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奔波在缅北的高山峡谷和原始密林之中
26日傍晚，200师与敌周旋至缅甸一个名叫茅邦的克钦山寨时，因伤口溃烂感染，一代抗日名将戴安澜遗恨而逝，年仅38岁。
（五）刻骨铭心一生的悲伤
施仲珍告诉我们几个故事，惊心动魄。
“兵败如山倒”施仲珍说：“200师官兵们在撤退的时候，很多人失去了军队的建制。就是：军、师、旅、团、营、连、排、班。”
说到施仲珍的撤退路线，还要说：“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即中国云南到缅甸的公路。建滇缅公路于1938年开始修。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首都仰光港。滇缅公路原本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竣工不久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实际上在缅甸境内全部是铁路；在中国境内全部是公路。
“滇缅公路”中国与缅甸的接壤在缅甸的密支那，和腊戌出口。
从缅甸的仰光到曼德勒，是直线铁路。从缅甸的曼德勒开始，分成“人”字形；一条到密支那，一条到腊戌。从缅甸密支那火车站卸下的物资，通过腾冲口岸，（用汽车）入境。所以，100年前，腾冲就有英国领事馆。
通过腊戌火车站卸下的物资，通过瑞丽（用汽车）进入中国境内，走的是畹町。
畹町也好，腾冲也好。最后，两条路又回合一起，途经怒江上的惠通桥。
过了惠通桥，前面就是保山。保山在怒江以东，可以直通昆明。
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运送，在滇越公路被破坏之后，是通过滇缅公路实施的。
而200师官兵的撤退路线，和缅甸境内的铁路有关。
施仲珍夫妇和一群伤兵，是在缅甸的摩谷镇，最后被日军冲散的。
1942年5月18日，戴将军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甸北部茅邦村殉国。
这个朗科地区，就在缅甸的“摩谷”和“细包”之间。
从缅甸的重镇曼德勒（大城市）往东，是曼德勒-------腊戌的铁路。
从缅甸的重镇曼德勒往西，是曼德勒-------密支那的铁路。
施仲珍夫妇和一群伤兵，登上一列曼德勒开往密支那的列车。
这列长长的列车就十几节，施仲珍夫妇就坐在最后一节上。
途中，缅甸的亲日份子把火车中部的挂钩打开了，车开不久，脱轨的列车在惯性的作用下，冲挤成一团！施仲珍夫妇乘坐的列车在最后一节，也翻了。凄厉的惨叫声、吼叫声、呼救声连成一片。施仲珍夫妇搀扶着爬出翻滚的列车，浑身是伤、四处流血！
“那情景，惨不忍睹！”施仲珍一脸悲伤，一直摇头。
从缅甸的八莫镇往中国方向走，没有吃点东西。施仲珍几次昏倒。由于遇到撤退的其他部队的战友，给她半碗米汤后，她和丈夫才勉勉强强地搀扶着往中国方向走。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第五军入缅甸时42000人，伤亡21100人。第6军入缅作战30000人，伤亡17600人。第66军入缅作战时31000人，伤亡16780人。惨烈！
历经千难万险，施仲珍一行人总算是走到了中国云南的境内。
以下文字，我引用了伍秋明记者的文字，共1376个字。伍秋明是贵州《六盘水日报》的记者。施仲珍和我讲了同样、类似的内容。为了省事，借鉴于此。
一天早上，这对精疲力竭已经毫无战斗力的人马走在路上，远远地与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相遇。施仲珍和伤员奋力逃跑，跑到了半山腰一个叫斋公房的地方的一座寺庙躲了进去。到了晚上，见没有动静，疲惫不堪的他们一头倒在地上睡了过去。半夜三更，日本兵悄悄摸了进来，一进门就瞄准穿着军服的10多名伤兵一阵扫射，伤员们当即倒在血泊中。杨致道用日语对敌兵说自己与妻子是教书人，是跟着他们一起逃难。见两人都身穿少数民族服装，敌兵没有当场施暴，而是用刺刀逼着两人，让他们把伤兵的尸体——拖到悬崖边推下深渊。
施仲珍和丈夫小心翼翼地搬动着战友们的尸体，胸中充满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慨。她说抱着伤员的头部往外拖的时候，她的眼泪止不住“噗噗”流淌，她真的不忍心以这样的方式处理战友的遗体。面对日寇的兽行和淫威，她只有在心里默念：
“对不住你们了兄弟们，你们已经回到了祖国，安息吧！”
侵华日军砍杀我军民（1）
侵华日军砍杀我军民（2）
侵华日军砍杀我军民（3）
侵华日军砍杀我军民（4）
（以上照片来源，翻拍自日本国《一亿人的昭和史》。）
随后日本兵并没有放走他们，而是逼着夫妇俩为他们找柴烧火煮饭。借着鬼子不防之机，两人从庙门旁的一条夹缝钻了进去，逃出了敌人的魔爪。跑了一段路，他们的身后就传来了噼噼啪啪的枪声……。
东躲西藏的施仲珍夫妇俩慌乱中走进了一片原始森林（老人已经记不清是什么地方，但从她的描述中应该就是高黎贡山），这时他们已经迷失了方向，在原始森林里走了七天七夜。那些天，他们饿了就捡野果和树叶吃，渴了就喝地上的水，后来遇见了一些撤回来也和部队走散远征军，才与他们结伴而行。由于饥饿、伤兵、中毒等，人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到了第八天，一阵清脆的流水声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他们相信，朝着水流的方向走，一定能走出这片原始森林。第九天，他们终于看到了一条长满荆棘的小路。又走了一上午，一间茅草屋出现在眼前。
走进这户农家，知道夫妇俩是从缅甸回来的远征军，老乡感激给他们煮了一大碗豌豆。施仲珍说，那是她几个月来吃得最香的食品。后来他们得知，这里是腾冲县城外的一个小村子，腾冲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老乡告诉他们：日本人来了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在城里桥头上，他们把孩子刺死以后又高高地挑在刺刀尖上……
出于对远征军的爱戴和敬佩，老乡家不让夫妇俩随便出门，怕有危险。于是，施仲珍就躲在家里为人家绣花、缝补衣服，杨致道偷偷地与老乡们讲抗日的事。
有一天，憋不住了的施仲珍让丈夫待在家里，自己出去看附近有没有住着日军。谁知才出门没有多远，施仲珍腿肚被一群恶狗咬伤了，留下了四个齿印，老乡赶紧把施仲珍背回家中。为了不让鬼子来村搜查时发现他们，老乡找来两个人帮忙，用滑竿抬着受伤的施仲珍，把他们悄悄送出了村子。
施仲珍回忆说：过怒江的时候，是老乡们用背篓背着她过江的。上岸后遇见了中国军队运送伤兵的车辆，他们随后搭上这辆车，施仲珍被送到后方兵站的楚雄医院治伤。
也许是缅甸染上的一种怪病，从缅甸辗转回国后，施仲珍的一头秀发脱落殆尽，原来两根齐腰长的大辫子也没有了。此后，她从楚雄医院转到昆明后方医院，在朋友的帮助和照顾下，身体很快痊愈。随后，施仲珍就职于昆明一所小学。一年后，她生下了大女儿。
“我的大女儿（小杨的母亲）是在昆明翠湖边上出生的。为了纪念我们夫妇出征缅甸参加抗战这段难忘的经历，我们为女儿取名为‘畹町’。”
回忆这一段经历，施仲珍眼里流露出一种感激之情：“要是我还能走得动，我一定会回到昆明，回到腾冲，去找那些救我的老乡和帮助照顾我的朋友，当面感谢他们。”
（作者注明：以上文字是伍秋明记者的。说明有媒体采访过施仲珍）
（六）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和历史构成
1993年远征军将领郑庭笈给施仲珍的亲笔信
施仲珍回忆：在200师开始从同古撤退的时候，看见长官郑庭笈抱着大炮哭泣。郑庭笈一边哭泣一边说：“我200师失去大炮就好像拳击手失去臂膀矣！”
1993年，“反动军官、国民党特务”施仲珍感到局势有变：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旁边居住的人们，在人民大众的推动下，开始承认其他人群抗战了。于是，她壮着胆子，让当老师的孙子杨成清给在北京的老上级郑庭笈先生写了一封信。郑庭笈原来也是反动派，他在缅甸幸存的不少战友在解放后已经被镇压、被关押、被强制劳动、被监督改造了。当他得知了老下级杨致道、施仲珍的状况，感慨万千。于是，马上回了信件。
郑庭笈是黄埔军校第5期步科、中央军校高教班第2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2期毕业。1933年任第10师30旅58团中校团附，参加进攻发动福建事变的第19路军，1934年参加围剿中央苏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9年2月任第5军荣誉1师3团团长，参加昆仑关战役，率部击毙日本“钢军”将领中村正雄，1942年3月任第5军200师少将步兵指挥官兼598团团长，参加远征军印缅抗战，4月任第5军200师副师长，1943年任军政部装甲兵总团总团长，1944年1月任第48师师长，1945年5月任云南昆明机场守备司令。
1947年春任新编第6军169师师长，在东北参加国共内战，同年秋任第49军中将军长，1948年10月28日在辽沈战役中于辽宁黑山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12月4日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1996年6月9日在北京病逝。
施仲珍自述，为什么和郑庭笈联系呢？是在报纸上看见了他的相关消息。他官当的还不小，是全国政协委员。信，就往那里写！没有想到，老上级还真回信了。
施仲珍和老上级200师副师长郑庭笈接上了头儿
施仲珍回忆：
他们两口子是怎么和长官郑庭笈混熟的呢？原来，先上前线参加抗战的丈夫杨致道是文化人，他常常奋笔疾书，写信告诉新婚的施仲珍前方要闻。而国军200师同侵华日军血战昆仑关的信息，全部来自于叫郑庭笈的长官。
杨致道刚刚入伍时，授衔中校。当时，身经百战的郑庭笈团长是上校军衔。谦虚的杨致道常常自惭形秽。200师入缅作战时，郑庭笈副师长的军衔已经是少将了。
施仲珍回忆：丈夫杨致道和郑庭笈无话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还常常一起喝一点酒。丈夫在郑庭笈面前极为谦虚，郑庭笈的回忆，常常让认真聆听的杨致道感动得热泪盈眶、掩面而泣。
那时，家书抵万金！施仲珍就是丈夫的信中知道前方战况的。
施仲珍很想随夫参战，为国效力，只是流产虚弱，只能静养。
1941年，第5军200师一部分在贵州行动。杨致道马上接施仲珍到部队，伉俪随即与中国政府军同呼吸、共命运，一同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1942年初，应美国、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建了中国远征军，准备随时赴缅作战。
施仲珍笑着对我说：“我一生光荣两次。”我一惊：“哪两次？”
我想：“光荣”一词，是不是死？难道施仲珍“牺牲”过两次？
施仲珍说：“抗日战争分成三个战场：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海外战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饱受外国列强欺辱，一直没有扬眉吐气的。可是，我们远征军出国作战，一路受到老百姓的欢送，拥挤的人潮，几次中断了部队的前进。老百姓敲锣打鼓送远征军去消灭日寇。每个军人都被热情的老百姓截住，往衣袋塞吃的、烟卷……。”
“哎呦——，哎呦——，老百姓真是热情呦，就是希望我们中国人打胜仗。”
中国军队即将开赴前线
施仲珍笑了起来，她沉浸在幸福、光荣的回忆中。我看见，她的牙是真的。
施仲珍接着说：“第二次光荣，就是最近两年，老有关心抗战历史的各界朋友来看望我。他们还给我戴上老百姓制作的抗日战争胜利证章。这不！你从北京来了！你来看望我，说明在抗日战争中，我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老太太一席话，说的我喉头一紧，热泪差点滚下来。
我想：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士兵，我们曾经的国军军人，我们曾经的热血青年，我们为了中华民族贡献过生命和热血的人们！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抗战将士们，‘——来看看他们，他们就知足了’。这个要求未免太单薄了。
比比贪官污吏吧？
我认识一个叫“里发炎”的，他在办公室聚众赌博，吃空饷，买卖日本人赠送的汽车，在报纸上自吹他写了多少本专著，参与合伙用民众捐款在美国买多少套房子、出租……。开公务汽车回家。这些杂种，国民党的名声就是让他们弄坏的。但是，国民党指挥的枪，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却保护他们！——贪官污吏遇到了好时光！
施仲珍之流是命不好哇！为了国家，赴汤蹈火，结果，是天壤之别！
（七）传承国家荣誉还是政党荣誉
我想：大清帝国时代，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可是，江浙一代，30多名亲历甲午海战的北洋水师老兵活到1965年！1895年发生在黄海的甲午海战，当时，参战的北洋水师士兵是20岁。到1965年时，是90岁。
有30几位北洋水师的老兵看过1962年公映的电影《甲午海战》！
这，就是一个传承的机会！可惜，没有人把握。
1896年被日本海军缴获并押送日本国的大清帝国军舰
1896年被日本海军俘虏的大清帝国北洋水师士兵被释放上岸的一瞬间
中华民国时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62年了。亲历抗日战争的国民党抗战将士还有几万人！眼前的施仲珍不是93岁吗！她生命的延续跨越两个时代：30岁之前，是中华民国。30岁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命，就像钢琴键盘上不断翻滚、跳跃着的手指；而流动出来的音乐应该永远是积极向上、振奋人心、震人心魄的乐章。琴键可以换，旋律岂能任意改弦易辙？
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在那里？我们的道德规范又是什么呢？我们行为的准则又是什么呢？我们拿什么当成我们的行为的楷模予以敬仰呢？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这次，传承国家荣誉？还是政党荣誉？的课题又一次摆在我们的面前。
朝代，可以变更。但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没有人民大众哪有国家的组成？
朝代，可以更迭。但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没有人民大众哪有国家历史？
人民不该为前朝的罪恶承担罪责，人民应该继承在前朝为国贡献的荣誉。
所以，人民不应该是党派的牺牲品；蒋介石的故里都翻修一新了，难道，国民党抗战将士不应该领到抗日战争胜利证章吗？
我1991年开始到1997年，在日本国采访22名原侵华日军老兵。他们有和东北军马占山、东北抗联打过的日本关东军，有轰炸重庆的日本飞行员，有在华北、山东和八路军战斗的日本老鬼子，有在广大的领域，和中国政府军血战过的侵华日军老兵。
这些人，当听到他们的对手在几十年内命运坎坷、境遇不佳、殃及子女、一生无靠，一生耻辱，一生无望时，无一人不摇头叹息。
我在日本留学时，曾经和侵华日军老鬼子数次聊过这张照片。他们都说，我们和他们（八路军）打过。这个人，在朝鲜半岛的战争中，居然打败美国人！不可思议。
共军尚且如此，国军（政府军）的处境更是不堪回首。
我1997年开始，在中国国内和日本国继续采访侵华日军老兵12人，他们是盐谷保芳、本多立太郎、东史郎、大芝孝、伊桥彰一、小林宽澄、前田光繁、保谷政治、宫永正风、山崎宏、胜间老师等人。战争过去六、七十年了，这些日本老兵们也常常问我中国抗日老兵们的生活状况。
在广义上讲，抗战以后的国内战争，三大战役消灭国军150万人。解放之后，镇压数十万人，入狱数十万人。1975年，毛主席签署命令：释放在押的国民党县团一级军、警、宪、特。1976年，全部释放国民党军队在监狱中的在押人员。
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国民党反动军官”才和被监督的“地富反坏”一起，逐渐淡出历史（上不光彩的角色）舞台。
国民党抗战将士因为参加后来的内战，已经受到过最为严厉的惩处。
在狭义上分析：即使是杀人犯，现在，也有“20年追诉期”。国军抗战将士难道比他们还坏？战后66年，难道不能公开承认他们的光荣？还模棱两可？无的放矢？
难道，我们中国人之间的仇恨就这么长久、这么深刻？
有人说我故弄玄虚。有人说小题大做；有人说我无事生非。
那么，发给国民党抗战将士抗日战争胜利证章了吗？——没有！
那么，发给国民党抗战将士为国作战流血牺牲的参战补助了吗？——没有！
现在，还有很多人说：“应该镇压！他们应该承担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责！”
那么，一个远征军老兵施仲珍“是否受到善待”能影响多少人呢？她能影响自己的家族的数代人，她能影响一个村的人，她能影响一个县的人。
在观念上，为党作战，关乎荣誉；为国作战这个词汇似乎倒模糊了。
侵华日军又来了！外国侵略者又来了！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有多少人可以冲锋陷阵？有多少人可以为国捐躯？有多少人回头看看施仲珍？
有多少人回头看看正在吃喝玩乐、吃香喝辣、吃喝嫖赌的贪官污吏们？
日本国在甲午海战之前，日本天皇就节衣缩食、献出细软。购买坚船利炮，打败北洋水师。可是，我们大清帝国的慈禧太后还在歌舞升平、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
日本国直到今天还在执行从大正时期的国策：善待参战军人，一生领取“恩给”。
日本国年年有战没者纪念日。纪念为国家作战的阵亡者，天皇去参拜。
日本政要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为国作战光荣”这一概念、这一理念，始终贯彻在日本人的心头，是日本民族妄图霸占其他民族的信仰，是日本人安身立命的宗旨。
日本防卫厅研究本部沿袭日本陆军省新闻班的研究：“中国人的内斗，还要继续30年到50年。内斗的消耗，远远大于我们日本陆军正规师团的大规模攻击……”
这是我1996年在东京国家图书馆里看到的日本学者研究资料。
他们有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到1985年的全部研究数据。比方：
他们研究中国军队之间击溃韩德勤部万人，和后来的皖南事变有因果关系。
侵华日军没有出手，坐山观虎斗；中国军队互相打死20000人！
中国有至理名言：“落后就要挨打。”我看“不说实话”和“挨打”有因果关系。
“国家荣誉统一化”有利于：民族的昌盛和道德的传播、民风的认定、和精神支柱的稳固、再一次为国作战时士兵的勇敢精神、十里八乡、乡里乡亲、祖宗八代的光荣感、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的延续、执政党的豪爽大气、和上下5000年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传播。
侵华日军猖狂的样子是因为对手中国人之间已经打成一团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我国境内胡作非为，是因为中国人已经自伤无数
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下数百年，贯穿一条线：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虎视眈眈、对中华民族辽阔土地的垂涎三尺、对中华民族的占有欲望！
今天，从台湾往前迈两步，就是我们美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数千平方公里的海洋！可是，实际上谁在占有？谁在占领？谁在支配？我们的渔民兄弟能去捕鱼？
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下数百年，贯穿一条线：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个动力源自何方呢？爱我们的土地！爱我们的人民！爱我们的村庄！爱我们的文化！爱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爱我们土地上的阳光灿烂和物产资源！多少人，为此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多少人为此献出了青春和力量？
我们面前的93岁的远征军老兵应该为中华民国的腐败、独裁、专制、无能负责吗？她老人家就应该穿一身破衣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地向我们微笑吗？她应该承担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压制民主的罪恶，而得不到国家荣誉：抗日战争胜利证章吗？
抗日战争，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全体人民为之流血、牺牲所取得的胜利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奇观，就是中国战场没有给200万政府军官兵颁发、补发抗战胜利证章。
我问施仲珍：您一生光荣多？还是耻辱多？
施仲珍想了一想，回答：“还是耻辱多。我从1949年到1979年退休为止，30年，我一直是直不起腰的人。我一直是被审查的人，我是被批斗的人，我曾经是‘里通外国’的特务，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伪军官’，是被监督、改造的人。”
施仲珍孙子的女儿是我们的翻译
施仲珍歌颂共产党领导好的诗词
施仲珍的儿子站起来，回忆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的情景。他说：“革命群众当着我们子女的面，暴打母亲！给她挂上大牌子批斗！这样的情景，终生难忘。”
他背着我，双肩在颤抖，发出“嘤嘤”的声响，是抽泣！——他哭了。
我感到了局势的严重性！这是《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录播！这样的节目还要让千千万万的台湾同胞听的！这不是成了1968年的“忆苦思甜大会”了吗？
我急忙纠正：
“其实，施仲珍一家还是真心感谢党的领导的。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哪里有我们今天的幸福、安定的生活呢？施仲珍每个月不是挣3000多元退休金吗？这是应该感谢党的。”
施仲珍一家人都点头。我的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八）杨致道的反党罪行
“现行反革命份子”杨致道留下世间的最后形象
我认真看了1958年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对杨致道的判决。我发现，杨致道的罪行，法院没有弄清楚：杨致道参加的是国军第五军第200师，1939年，曾经在昆仑关战役大灭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1942年入缅作战时，这支部队改为远征军第五军200师。师长都是戴安澜，团长都是郑庭笈。
判决书上说：“1941年7月杨致道在远征军，”那时，还没有成立中国远征军。
1941年12月23日，中英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这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这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
普安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 <58>刑判字第102号
原告人：普安县人民检察员孙启
被告人：杨心源（又名杨致道），男，57岁，地主出身，汉族，教员职业，大学程度，四川省南充县人，现住普安中学，无前科。
案由：反革命
本院于1958年5月28日由审判员黎兴碧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李正才、王良芳组成审判庭。书记员王禹珍担任记录。在审判庭公开审理了被告杨心源为反革命一案。
本案业经本院审理完结，现查明：
1919年5月至1920年10月在四川南充中学读书任顺庆爱国会会长，工商联合会会长。1920年11月至1928年7月任大通伪小学校长、教育干事、南充伪县参议、南充民团参事、嘉渠公路局监工测量员。1929年2月至1932年6月在成都大学教书。1932年9月至1933年12月任大通、永兴两场团总和新兵大队长，南充中学教员，中国社社员南充日报副刊灯塔社主编。1934年至1936年7月任渠县中学校长。1936年9月至1941年6月任贵州省府视察员、参议员、保干讲习所受训。1941年7月至1943年5月为远征军200师政治部中校科长，政治部特党部干事。1943年6月至1945年5月在昆明任市府秘书，云南技术员工管制委员会任调查登记科长，云南大学、医科大学任文史教授。1945年6月至1949年1月在贵州省保井班、省训团任教官。1949年7月至1958年先后在子惠中学、程万中学、关领中学、兴义师范、普安中学等地任校长、教员等职务。
被告杨心源解放前，任反动职务中的罪恶事实于1933年任大通伪团总时，思想反动，与其胞弟杨昭（伪团练局长）向杨森密报我当时地下党负责人员季凡同志后，由杨森令其部逮捕杀害。1934年在四川南充以杨森为首成立反动中国社（又名灯塔社）参加组织骨干分子有伪20军司令部处长肖筹眉，秘书伍质斌、范延生、杨昭等人。发展成员，幌子是以爱国爱民、拥护杨森、团结爱国人士等，打着爱国主义招牌，其目的完成杨森残害爱国人士。被告担任该灯塔社副刊主编的职务。被告系该组织中主要骨干分子，1933年被告任大通团总时，因群众苏任氏与其夫为口角发生吵打，被告仗其反动势力，指示警卫用铁链将苏任氏捆绑吊打，事后又说苏的媳妇帮母打父，也捆去毒打一顿，打成重伤一月后伤势才好。同时被告在任伪团总期间，因群众何老五地里的瓜被该家族杨田昌之母偷去，被何姓发觉，要求处理，事后杨田昌与其母发生争吵，杨母面愧在家自吊而死。被告即仗其封建势力伙同杨田昌到伪县府捏造事实，诬告杨母之死是何姓所害，并敲诈何姓一百多元（伪币），故此何姓破产。解放后，一贯不满现实，散播坏古伤今的论调，说解放前教书每月拿大洋150元，现在人民政府大材小用，每月只拿三分之一的工资，在党的整风中，被告丧心病狂发起向党进攻，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并恶意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说解放后知识分子大减价，侮辱领袖，辱骂革命干部，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并污蔑我人大制度，说人大代表大会和过去参议会差不多等反动言论，因此在整风运动中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综上所述，查被告杨心源解放前历任大通团总、新兵大队长，贵州省伪省府视察员、参议员，远征军200师政治部中校科长、政治部特党部干事等伪职，在任团总时敲诈勒索农民何天义、苏任氏等人，有严重罪恶民愤，并陷害我地下党员负责人季凡同志，又与反动头子杨森等人组织中国社欺骗爱国人士，以完成杨森残害我爱国人士的目的。解放后参加工作以来，长期隐瞒主要历史罪恶，在我肃反运动中，尚不坦白交代，并在我党整风中故意发表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故本院根据以上犯罪事实，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三、四款之规定，判处被告杨心源有期徒刑壹拾伍年，刑期自1958年5月7日起算。
如不服本判决，应自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诉状和副本，上诉于安顺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普安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1958年5月31日 审 判 员 黎兴碧
人民陪审员 王良芳
人民陪审员 李正才
书 记 员 王禹珍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公章是普安县人民法院）
（九）施仲珍唯一的希望
施仲珍的儿子拿出哥哥从台湾的来信给我看
施仲珍的女儿叫“杨畹町”是原200师杨致道中校和少尉施仲珍为纪念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而给她起的名字。这位是施仲珍的二女儿。
杨大姐眼睛不好，看我的名片要这样看。
她亲口对我说：“1958年逮捕父亲的时候，搜走父亲所写《征缅记》。”
杨大姐说：“我亲眼见过父亲写的《征缅记》。那是用毛笔、小楷，一笔一划的记录。也有钢笔记录、铅笔记录。还有用木炭枝所写的战场记录。”
杨致道曾经亲口告诉女儿：
“木炭枝记录的，是同古一仗，数千200师将士拼死一战，不幸伤亡的记录。我们中国远征军的鲜血，流成了河！日寇的尸体，堆成了山！”
那本日记里面，有200师入缅作战每一天的作战记录。
如果，贵州公安局档案室里还保留逮捕杨致道的证据的话，还能找到这份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罪证。这本日记，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寇；远征军200师8000将士血洒疆场的文字记录。
施仲珍本人、施仲珍儿子、女儿向我介绍：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施仲珍夫妇一路死里逃生、风尘仆仆逃回贵阳。他们夫妇继续在国军任职。抗战结束后的1948年，施仲珍结束国军任职的生涯，又回到贵阳洪雅小学当教师。
1949年，解放军打进贵阳，杨致道也随所在部队在贵阳起义。那时，杨致道已经是上校军衔的军官了。
随后，杨致道在贵阳财经学院任教，还客串几个大学的教授。
1950年，贵州全部解放时，施仲珍还带领着学生们的秧歌队到大街上迎接解放军进城。施仲珍回忆：解放的前一天，贵州还是大雨倾盆，仿佛要冲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透顶、和贪官污吏。第二天，就是阳光明媚！人民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我问这一家人，既然起义了，应该是“解放干部”了，为什么又逮捕入狱呢？
施仲珍的儿子回忆，其父在1957年，1958年上书国家领导人。提出：
“麦克马洪线一带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不少地段也属中国，不可掉以轻心。”
上面把信件返回贵州，相关单位一查，原来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还是什么？上——校军官！怎么不下校呢？存心想让我们劳动人民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胆大妄为！你以为你给你们的国民政府？给你们的蒋介石委员长写信呢吗？不知天高地厚！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杨致道教授是在1958年被逮捕的。不久，通知家属：杨致道死去。
施仲珍说：不管我的先生杨致道是被毙了，还是被殴打致死，还是被饿死，还是病死了……。我唯一的希望，是相关方面能给我他的骨灰。我们有4个儿子，有两个女儿，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国泰民安！康乾盛世！我们一大家子已经是四代同堂了。我们想给他建个坟，修个碑。上面要雕凿上：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军将领
抗日战争时期向日寇冲锋陷阵的国军士兵
“日寇侵华，战火四起！民不聊生！数亿中国人背井离乡！中国数百县城沦为敌占区！一亿国民沦为亡国奴！——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难当头，杨致道中校、施仲珍少尉随中国远征军200师戴安澜将军部入缅作战。杨致道、施仲珍夫妇俩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时代，对得起列祖列宗，也对得起子孙。特此雕凿，以为纪念。”
笔者认为：中国与边疆接壤国家的纷争自古有之。非解放初期一个原国民党军队中校军官所能忧心忡忡、提心吊胆、惶惶不安的。即使是在今天，忧国忧民之人比比皆是，何人能有好的下场呢？
比方：面对腐败。老百姓只能“对酒当歌歌不成、叹息声声春已夏。”
比方边界问题，也非我们老百姓能忧国忧民起作用的。
自古以来，中国人忧国忧民的人最多，但是，也是世界各国中最无用的一群。
我去过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外国人不行！差远啦！连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都是政治家，但是，是被“拉出去毙”好呢？还是“光着大板儿脊梁，继续在街边下棋”安定呢？
我在日本国观察七年，日本人十有八九不关心政治，甚至，连首相是谁都不清楚。究其原因，是不需要关心政治。比方，唐山大地震前一天，逮捕田中角荣首相。是因为，田中角荣受贿，而一个小杂志率先刊登了消息。比方：小泉纯一郎前首相回家开私车，连司机都是自己掏钱雇佣的。他敢“三公消费？”给他两个胆子！日本前原诚司外相收了狗屁那么一点钱，媒体一报道，马上引咎辞职。
试问：这样的政治需要关心吗？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他伪军官的杨致道上书，就是多余的！
比方外蒙，从1636年清军入关前征服内蒙开始算起，到1911年清朝灭亡，有清一代对外蒙古统治将近300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自治，八世呼图克图出任皇帝。1919年，北洋政府派徐树铮将军入蒙，解散自治政府，外蒙古重归中国。“蒙古如此之少的人无法与中国人抗衡，先后向俄、日、英、法、美求救，但均遭拒绝。”
历史矛盾丛生，边界问题百变，恩恩怨怨非一届书生能文字化解的。
比方中印之争的麦克马洪线也是一样。
1914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构想了一条印藏分界线，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麦克马洪又利诱西藏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什么此事，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画的线不予承认
当20多年后，英国政府正式把麦克马洪线标入地图和政府文书后，也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了不承认麦线的态度。
1958年，枪决原国军戴安澜部200师中校军官杨致道已经过去了53春秋了。现在，这个国民党反动军官所上书、所担心的状况，现在是：
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公里，分东、中、西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领土。
1，东段：争议领土９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被印度占领。
中印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度地图已经将其作为它的正式、合法边界，并于1987年宣布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同时向该地区大量移民。目前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多两倍。
2，中段，争议领土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全部被印度占领。
3，在西段，争议领土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我国的阿克赛钦地区。其中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
以上三段合计，印度共占领我9.2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六个北京、一个浙江省、两个半台湾省，比英阿争夺的马岛大10倍，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我国总领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这样大面积的领土争端，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国家非法侵占别国领土的最大案例，同时也是200师原中校杨致道先生早年忧心忡忡的事情。
施仲珍的丈夫被捕，也赖施仲珍丈夫。如果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也许会看看一个前国军中校的忧心忡忡。改朝换代了！再上书，就是自投罗网了。
你如果蔫不唧的隐藏下来，傻不拉唧的没有思想，也许能活到今天呢。傻！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杨致道的骨灰怕是早已经化作我们祖国壮丽的河山了吧？我很想把这个道理讲给93岁的远征军老兵施仲珍，但是，看她非常坚定，非常认真地看着我，我没有敢说。（照片上，有施仲珍坚定的目光。请看。）
（十）和施仲珍一伙儿国军老兵无关的新政
中国远征军官兵在调整大炮的射击诸元
2011年10月1日起国家再次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助标准
来源：民政部门户网站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再次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从 10月1日起，残疾军人（含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烈属（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分别提高15%至20%，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720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
同时，此次国家还将享受待遇的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参试人员的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220元提高至250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承担经费。
调整后，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为每人每年32990元、31950元、30900元，分别比2010年提高了4300元、4170元、4030元。居住在城镇的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0480元；居住在农村的烈属提高到每人每年6030元。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及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22870元、22870元和10320元。
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第18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标准，第21次提高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和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也是近年来优抚对象提标幅度较大的一次。中央财政为此次提标新增投入经费8.7亿元,全年共安排抚恤补助经费230亿元，惠及596万优抚对象。
国民党抗战将士，与国家新政、优抚政策又是擦肩而过。
国民党抗战将士目前，在中国大陆不足一万人。平均年龄89岁。
战后66年，国军抗战将士品尝到人世间的一切艰难险阻、悲欢离合。
日本右翼们，放心吧！中国的国家荣誉、中国的参加抗战的抚恤金，直到最后一刻，也没给参加抗战的政府军官兵。就让他们就这样去吧……
（十一）最为愉快的一次采访
抗战时期施仲珍在国军，70年代我在解放军。中国军队都这样吃饭。
从贵州贵阳到普安230公里，是世界上最美的高速路。我去过法国、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我见过很多高速路，只有贵阳到普安的这230公里最美。
其一，是新。新，就战胜了一切。1949年中国成立了新政府，那时的廉洁！那时的朝气！那时中国的欣欣向荣！贵普高速也是如此。
其二，是这条道路两旁的植被。这是得天独厚的美。美国有很多高速路，但是，都在沙漠、戈壁里。看不见绿色，看不见勃勃生机。
第三，这条道路车很少。比起拥挤不堪的北京来，真是“天堂”和“地狱”。听说，这条高速路单边收费160元，所以，大家都不跑。我听了，扼腕叹息。
第四，听司机杨哥说，宣传的少，不少贵州人都不知道有这条路。杨哥在大学学习中文，他对都梁的作品，品头论足，条条是道。
据说，贵阳国企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多。
我们在贵州贵阳期间刚好遇上农民运动会
我1991年到1997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在日本国，或深或浅，采访了22名原侵华日军老兵。回国以后，我出版一本叫《我认识的鬼子兵》的图书。这本书，是1997年的十大畅销书，同时，获得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国家机关办法的《中国图书奖》和《优秀图书奖》。
我的书是张爱萍上将写的书名，是吕正操上将写的序，是迟浩田上将写的书评。荣幸啊！我一个解放军的退役士兵能获得如此殊荣，真是不敢想。
我1997年至今，在日本国、中国，采访，同时接待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12人。
我1997年开始，在国内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这其中，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东北抗联、慰安妇、劳工、美国援华空军、远征军、侵华日军等老兵。
1997年，我开始采访国民党抗战将士、并且，歌颂他们的人还是很少的。我的代表作有《世间已无杨云峰》、《台儿庄战役最后的指挥官》等作品。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歌颂国民党抗战的文艺作品已经如雨后春笋一样生机盎然。
毋庸置疑，是人民大众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人民渴望还原历史真相。
歌颂国军抗日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但是，我认为我的作品还是有生命力存在。天时、地利、人和，《我的抗战》只能写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之后的66年社会的动荡、坎坷的命运、悲欢离合的心酸、警世的恒言、悲伤的情怀、痛苦的回忆、值得后世借鉴的前车之覆，他们还是不能说。
苍天给我贫困，也给我机遇。——施仲珍就是个例子。
新中国刚刚成立，当过八路军，上过抗日军政大学的父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文革前，他们出版了革命丛书《红旗飘飘》，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系列革命丛书《星火燎原》。这些书，全部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游击队、武工队、白区地下党的回忆录。国民党抗战将士的回忆录，是空白。
我是2011年9月10号到15号，去贵州采访的。我认为，这是最愉快的一次旅行。同时，我隐隐地悲伤：这是最后一次采访国民党抗战将士了。战后66年，耄耋之人的国民党抗战将士群体正逐渐走进历史博物馆的大门。
这次贵州行，完全仰仗贵州某国企负责人刘春雷先生的邀请和关照。刘春雷先生的父亲在延安八年，是老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辽沈战役，之后，南下。
同去贵州的有著名作家都梁、王外马甲等人。
9月11日，我们一行人在贵州电视台参加电视剧研讨会。
9月12日是中秋节，在贵州国企刘春雷的单位，召开与读者的见面会。
都梁给他的数百本《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签字。
王外马甲给他的数百本《中国骑兵》、《战场上的蒲公英》、《我知道的老兵故事》、《另类民兵葛二代》等书签字。
我给我的作品，大约30本《我认识的鬼子兵》签字。
我们三人同时回答众人的各种提问，其中，不乏尖酸刻薄的。
中秋之夜，圆月高挂，我们和这个单位的全体员工观看文艺演出。
实际上，我9月10日，到了贵阳，心中还是七上八下的没有底。
是深圳的小田告诉我贵阳施仲珍的。因为，我和施仲珍的家人联系不上。我只是抱着侥幸的心情：“万一能采访上施仲珍的话，谢天谢地。”
到了贵阳，第一个遇见的是刘春雷的朋友，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编委办的主任张平原。他听到我的焦虑说：“这好办。”只见他坐在沙发上，不慌不忙打了一会儿电话。
一会儿告诉我：“联系好了。施仲珍老太太距离此处230公里。她等您去采访。”
这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高兴的跳了起来。
来贵州上一站，去的是山东日照，采访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老兵。
这位老兵生平传奇：卢沟桥事变在29军，腿部中弹。考上黄埔军校。再考上赴美航空学校。回国在飞虎队，打下5架侵华日军飞机。大风漫天黄沙，迫降刘伯承处。参加解放军，1949年10月1日，飞越天安门上空，参加检阅。抗美援朝打下两架美国飞机。之后，入狱20年。回家种地。抗战胜利60年，在人民大会堂，胡锦涛总书记和他握手。我采访他的时候，我也和《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景艳记者合作。此番采访，播出两集，台湾听众听得如进天方夜谭、如神如魅、如歌如诉、如醉如痴、感慨万千。
此次，为了省钱，我和同去的飞虎队老兵彭嘉衡的儿子住在澡堂子里。
我和日本朋友一起在日本国的北海道温泉里洗过混浴。我发现，日本人是“洗”的时候在一起，（其中不乏美貌的少女）；而中国人（穷人）是“卧”的时候在一起。我休息的洗浴中心里，男男女女的20几人，都穿一样的洗浴服装。男女青年，一人一张长沙发。倒也安静，恬适。
服务员悄悄介绍：“只要上楼，500、600、1200，应有尽有，人间天堂。”
我又对贪官污吏大加佩服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形容共产主义的两性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两性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是社会无需干涉的。”
重庆的司法局长文强号称：“天仙路过重庆，也要在我处下榻，共度良宵。”
看看，英特耐雄纳尔，少数人确实先实现了。
再有，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区别。我和彭嘉衡儿子在山东日照，为了省钱，我们在街边的鸡毛小店吃饭。那里的老板为了“干净”，在饭碗上套一个塑料布！
我发现：热汤一倒，热水马上溶解了塑料布上的化学分子结构，然后，穷人“以为干净”，把热汤统统喝进肚子里去。遇热溶解的聚氯乙烯、二氧杂芑都随之服下。
穷人和富人，原来是平等的：
“空气、阳光、水。碳水化合物、植物纤维、维生素、脂肪。”
就是说：“北京饭店3000元一道菜，和鸡毛小店两毛一碗汤，在分子结构上是一样的。所以，穷人活到93岁，富人活到63岁就在一片烦恼中纠结而亡。”
其实，穷人把碗洗干净，就和富人在分子结构上一样了。
可惜，往往事与愿违，他偏偏加上一层塑料布套在饭碗上！
我在贵州，再没有过“睡洗澡堂子；用塑料布套碗吃饭”的鸡毛小店的生活。
在追访亲历抗战老兵崎岖的山路上，我往往上午是“阳春白雪”下午就是“下里巴人”。倒霉嘛！日本右翼学者群体得到日本国三井、三菱等群体大公司的鼎力援助。中国的历史学者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皇帝的新衣上画画。一部分，是自贱而亡。
9月13日，从贵阳到普安230公里，刘春雷先生派车。我顺利地完成了对于国民党抗战将士们的最后一次采访。我说过，我有优势，中国历史、中国抗战史给我留有一席之地。我说过，我贫困、我无奈、我捉襟见肘。但是，我写下了施仲珍《最后的愿望》等篇章。这内容看似简单，看似平常。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却是对一代人的尊重，是对参加抗日战争国民党抗战将士悲欢离合的记录。
《我的抗战》记录了“国民党抗战”的部分，这在十年前都是不可能的。
2004年9月，云南保山纪念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胜利60年时，召开了“中缅印战区滇西战役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期间，演出话剧。可是，令人费解的是：话剧中表现远征军演员的帽子上居然没有国民党的帽徽！
——谁敢安装上这个国军帽徽？在当时？谁能承担这个责任？
才几年，多么大的进步！今天，《中国远征军》电视剧已经很完美地还原历史、揭示历史的篇章了。生活，正按照中国人民的愿望，大踏步地前进。
可是，才几年，我们再难寻觅国民党抗战将士苍老的身影和音容笑貌。
所以，我非常感谢老红军的儿子，贵州国企的领导刘春雷。没有他，我的采访会困难重重。刘春雷曾经对我说：“有困难，找我。我支持你尽可能多的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幸存者。”
我也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
1997年以来，我采访过中国远征军军官有：张家福少校，付心德少校，周郁谋少校，林裕琪少校，陈念良少校，吴昌跣中校，王楚英少校，李植少校，邹荣盛中尉，韩宝轩少校，刘桂英下士，施仲珍少尉，张良清上尉、颜真中尉，徐逸容少校、章正含上尉……
我采访过的远征军士兵就不胜枚举了。
可是，现在，还有谁？还能采访谁呢？
回想和远征军戴安澜200师老兵施仲珍分手的一瞬间，我至今刻骨铭心。
原少尉军衔施仲珍的手指都是曲折的，应该是有很重的风湿病。她紧紧握着我的手，摇了摇。她的双眸炯炯有神，注视着我。她微笑着说：
“哎呦——，哎呦——，谢谢你来看我。”
我想说：“我想把鲜血给你！我想把生命给你！我想把眼泪给你！”
我百感交集、如鲠在喉，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只说了一句常常对我妈说的北京土话：
“——老太太！——多活！”
93岁的戴安澜200师少尉施仲珍听了，又笑了。一脸的灿烂阳光。
2011-10-2
